开出了两条街区,我觉得有点不对:“好像有人跟着咱呢,后边那黑色轿车我看着眼熟,刚才起车时就见到过。”
田静不信:“说不定你错了,黑色车长得没什么区别。”
我说:“静姐,你还会吐槽呢,今天教你个小技巧,有没有被跟踪,一下就知道。”
开了一会儿后我忽然右转,田静:“你疯了,这是单行道,你逆行了!”
我说:“没事,这是周庸的车,只要不被交警现场抓住,到时都是罚他。但现在咱可以确定后边那车是跟踪咱的——他跟了咱一路,习惯性地跟咱右转了。”
田静:“这招确实挺好用,那要没开车怎么办啊?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被跟踪?”
我说有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找个公交车站。假装漫不经心地等车,趁公交车关门前一秒忽然蹿上车,再回头看看那个你怀疑跟踪你的人什么反应,就基本能确定他是不是在跟踪你了。
我和田静开车去了周庸家,看见我们进了地下停车场,那辆跟着我们的车调头就走了。
田静:“你说他跟着咱到底干吗?”
我说:“应该是看看咱有没有财力支付一百二十万元。”
田静:“咱都开这车了他还担心咱支付不起?”
我点点头:“一百来万的车在燕市不算什么。按照最近疯长的房价,这车钱在好地段也就能买个厕所。住什么样的房子才能证明你的身价,这回看见咱俩进了别墅小区的停车场,估计他们对咱的评判得上个档,会热情更多。”
果然,第二天下午,接待我们的那个小帅哥就打来电话,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说:“哥们儿,是这样,我和我老婆最近感情出了点危机,想试试一起养个孩子能不能把这危机解决了。也有可能过几天我们忽然就离婚了,到时候这孩子我们俩都不要,怎么办?谁养着?”
小帅哥笑了:“哥,这事您别担心,我们保证能办得妥妥的。”我说空口无凭啊。
他说:“这样吧,我给您发一个群,平时遇见有代孕中途出现问题的情况,我们公司都会在里面处理孩子。我把群号发给您,和管理员说一声,您加进去自己看吧。”
这是一个有偿的、网上收养孩子的交流群,群里的主力军是两种人:领妈和宝妈。领妈是群里对收养者的称呼,宝妈则是送养一方。渴望领养孩子的领妈会拿一笔可观的营养费给宝妈。卖准生证以及婴儿用品的贩子也在群里出没。按照群里讨论的平均价格,领养孩子的一方起码要给送养的一方十几万元作为营养费。
我把周庸叫过来,给他看这个。
周庸:“徐哥,这违法吗?”
我说:“当然违法,已经够判刑了。把孩子送给别人,并拿一大笔营养费,即使是亲生父母也得判拐卖儿童罪。”
周庸:“这不算收养?”
我说:“当然不算,中国的收养条件很严的,《收养法》规定了一大堆。通过正当方式领养孩子,需要无子女、没得啥大病、保守收养隐私,孩子未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不能打不能骂,不然就是违法。还要没犯罪记录,征信好看,收养人当地的居委会证明,派出所证明……所以,更多的人选择了得花钱但更快速高效的网络收养。但这里面有个问题,我十分怀疑这些送养的人里有一些是人贩子。他们通过这种群组将拐来的小孩卖掉。”
周庸:“所以你找我过来干吗?”
我说:“现在可以确信,通过这个群组,在他们可以出售小孩的这个平台上,每个孩子能卖八到十五万元。我对那家代孕公司进行检索,发现他们正在招人。你去应聘一下,看看那些负责事情的人提成是多少,能否通过卖孩子得到比提成更高的利润。”
周庸晚上给我打电话:“徐哥,我知道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快!我中午刚叫你去应聘,下午你就全搞清了?”
周庸:“是啊,我跟他们经理谈待遇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了。所以我干脆就没去上班,面试完就直接放他鸽子。”我问周庸提成是多少。
周庸:“就你说超哥那一百二十万元的大单,尾款到后,能和代孕的姑娘一样,拿百分之十五的提成,比卖孩子赚得多。”
第二天我又去中介公司见了小帅哥,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线索。然后他把我带到了给李超代孕的姑娘住的小区。
小帅哥介绍:“您要是办一百二十万元的套餐,代孕妈妈就住这儿。单独一间屋子,这儿最小的户型都是八十多平方米的,环境好,安保也好,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巡逻,在楼下有什么事一喊就到!”
我说:“等会儿,你确定这儿的治安这么好?”
他说:“当然,我们公司高级套餐的代孕妈妈全住这小区。”
和他分开后,我又观察了一会儿,给周庸打了个电话:“咱俩上当了。”
周庸问我怎么了。
我说:“那个代孕姑娘有问题,她说在楼下推孩子玩的时候,被人抢了,然后喊也没人帮。但是这小区是二十四小时巡逻制——我刚才站这儿看了一会儿,保安巡逻很严,不可能出现她说的那种喊了没人帮的情况。”
周庸点点头:“但她什么动机啊?她为什么要把替李超代孕的孩子卖了呢?不是说最后能拿十八万吗?也没差多少啊!”
周庸:“咱找到她就知道了。”
我说:“行,你来的时候去取十万元的现金,一张卡好像取不了那么多,卡够吗?”
周庸:“没事,我卡多着呢。”
周庸到了以后,我们俩上楼敲门,代孕姑娘打开门:“你俩啊。”
她把我们让到屋里坐下后,又要倒水。
我说:“你先不用倒水,说说孩子去哪儿了吧。我们了解了楼下的安保情况,感觉不太可能有孩子被抢,去看了监控也没看见抢孩子的记录。”
她说:“我就是被人抢了,别的我也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那孩子连存在的证据都没有,我们拿你没什么办法,但我带了十万元现金来,”我拍拍周庸提来的包,“你告诉我孩子去哪儿了,钱就给你,咱不谈其他的。我就想知道孩子在哪儿,成吗?”
她想了想,给了我一个电话号:“这人那天在‘代孕妈妈群’里联系我,说如果我有小孩想要送给别人,可以给我十二万元的营养费。”
我说:“你再帮我个忙,你给他打个电话,说你有一姐妹也想拿孩子换笔营养费。”
她看了看桌上的十万元,打了电话。
第二天下午,李超的老婆抱着一个我们用娃娃包的,看起来像是婴儿的包裹,站在指定的地点等着人贩子。
这里是两条路的交界点,一边是通往市中心的大马路,一边是高速大桥。我和周庸商量:“我估计他肯定怕我们跟踪,这些路路况不稳定,说堵就堵,这儿我们就不要管了。他急着离开时肯定会选不会出错的地方开快车走,不是大马路就是高速大桥。干脆咱俩直接去那俩地方等吧,还不容易被发现。”
3:30,一台慢悠悠开过的轿车忽然停住,下来一个戴着面具的人,一把抢走李超老婆手里的东西,扔下一袋钱,上车就走,顺着大马路向市中心狂奔而去。其间减了一下速,估计发现了假小孩,但怕有危险,没停车继续走了。
我和李超一直通着电话,知道车型后,我在它上环线的时候跟上了这辆车,一直到了一个别墅小区。车停了一会儿,一个中年男人下车进了屋。
我告诉周庸位置,让他过来和我会合,天黑时一起行动。
半夜1点多钟,天色黑得不能再黑,别墅的灯都关了。我打开手机的摄像头对着别墅扫了一圈,看看是否有红外摄像头。确定什么都没有后,我和周庸换上消音的软底布鞋,猫着身子走到一楼防盗门处。
听着里面没什么动静,我走到别墅后面对着厨房的小门,用铁丝轻轻地打开门锁,进了屋。我和周庸悄悄地四处找了一下,觉得最有可能关人的地方就是地下室。
周庸用手机打字给我:“徐哥,要不咱直接报警吧。”
我拿过他的手机:“警肯定得报,但咱得先把李超的孩子弄出来。他那孩子没出生证明,被警察带走后很麻烦。”
安眠药只能去医院药房凭处方单购买,不可以随便吃
我发消息给李超,问他认不认得出他儿子的长相。李超说认得出,到时候给他发视频或照片他就能认出来。
周庸在地下室门口帮我望风,我极其缓慢地打开了地下室的门,走了下去。地下室里有十几个孩子,大的也就五六岁,小的还是婴儿。他们每个人都睡得特别熟,桌上还摆着一盒史蒂诺斯,看来孩子睡之前都被喂了安眠药。婴儿总共有四个,我拿出手机分别照了一张,发给了李超。
李超很快回复:“第三张和第四张那个是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我说:“你先别感谢我,第三张和第四张是两个孩子,不是一个人,到底哪个是你儿子!”
李超:“我真分不出来了,要不你都抱回来吧!大不了我都养着。”
我抱起两个婴儿,缓步上了楼,和周庸一起离开了这栋房子,坐回车里报了警。半个小时后,看着两队警察冲进了别墅,我和周庸打着火,开向了李超家。
即使把两个孩子抱到面前,李超和他老婆也没认出哪个是自己儿子。
李超:“明天我去做个亲子鉴定吧。”
我说:“那玩意儿得一周才出结果呢,孩子的乳母肯定知道哪个是你儿子。”
我和周庸按照代孕姑娘的户口信息,找到了她老家。她开门看见我们俩有点儿吓坏了,让儿子回屋玩,转过身跟我们解释:“真不是我干的。”
我说:“知道不是你干的。”然后拿照片给她看:“这两个哪个是你代孕生的?”
姑娘沉默了一会儿:“两个都是。他们俩是双胞胎,我按照合同需要交出去一个,但另一个我可以自己留着。正好那人找上来,说要买小孩,我就答应了。没想到他来了以后,把俩孩子都强行抱走了。”
我和周庸坐在回燕市的高铁上,周庸说:“这回超哥双喜临门了啊!”
我说:“钱也不少花,黑市办个出生证得十万元,他这回还得乘以二。”
周庸点头:“徐哥,你说这事其实挺可笑的,孩子丢了警都不能报,因为没证据证明这孩子是存在的!”
我说:“是,现在这事虽然不违法,但由于没有规范,行业内还是很乱的。咱有四千多万不孕不育人口,再加上同性群体和失孤群体,需要的孩子太多了,代孕几乎变成一种刚需。我觉得政府应该参与进来,像美国一样规范这个行业。从精卵子公司到代孕母亲公司,再到专业的代孕医院,以及相关行业的律师,甚至心理咨询服务全都规范清楚。这样既不会再出现生了双胞胎都不知道,也不会出现孩子丢了没法报警的情况。最重要的是,那些渴求孩子而不得的人群,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周庸想了想:“有道理!”
17
有个小伙离奇死亡,死前办了假火化证
按照正常的想法,熟悉的人对自己是没有危害的。所以,遭遇了熟人犯罪后,当事人往往会特别想不开。但实际上,熟人犯罪和陌生人犯罪的比例相差得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其实,熟人犯罪是一种常见的犯罪行为。即使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不必因为对方是熟人而想不开——这和其他的犯罪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次要说的,就是一起发生在我身边的熟人犯罪。
2016年10月19日下午,我和周庸正在某健身俱乐部游泳。游的时候,周庸的苹果表一直响,他游到浅水区站住后,抬手点了几下,抬头看我。我说怎么了。周庸抹了把脸上的水:“徐哥,马北一死了,已经火化了!”
马北一死在这个时候,实在是太巧,也太奇怪了——他欠了许多钱,还是一起诈骗案的嫌疑人。而且他死不见尸,大家知道他死了的时候,就只剩下了骨灰。
他是周庸的大学同学,也是燕市人,很精明,大一时就在寝室楼里卖烟。晚上寝室楼锁门后,学生都得跟他高价买烟。据周庸说,他大学学费都是自己赚的。
9月28日,周庸的一个大学同学要结婚,马北一拉了个聊天群,说准新郎让他代收份子钱,让同学们发红包或转账给他。过了两天,有人和要结婚的同学聊起这事,对方很惊诧:“没有啊,我都半年没和马北一联系过了。”接着他们试图联系马北一,却根本联系不上。
马北一失联后,周庸的同学圈一下子炸了。因为许多人都想到,自己在当年6到8月份期间都借过钱给马北一——包括周庸,借得最多的就是他。
7月份时,马北一约周庸吃饭,谎称在南方包工程,还发了工地照片和工程合同给周庸,需要资金,向周庸借了十五万元。同学们互通有无后发现,他跟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
我问周庸要了更多的合同照片,并给当地建设局打了个电话咨询,发现合同上的工程编号根本不存在。
周庸借马北一钱时都没多想:“这人一直挺靠谱的,上学时虽然搞了许多歪门赚钱,但是借钱什么的都是很快就还。别的同学攒钱买手机时,他不仅赚钱买了个iPhone,还买了个尾号8888的手机号说等升值。”周庸通信录里的马北一,备注是“马精明”。
马北一在同学里人缘不错。他是单亲家庭,母亲去年得了尿毒症,家里没什么亲戚,全靠同学们捐款凑够了换肾手术费。周庸当时也捐了三万元,他妈最后还是没挺过去。
但这事后来被发现也是假的。马北一失踪后,几个人找大学时的导员,要了马北一家的地址。上门后,马北一“因为尿毒症去世”的母亲给他们开了门,说自己对马北一的所作所为全不知情。同学们发现一切都是诈骗后,马上报警立了案。
结果他们今天接到警方的通知:马北一自杀了——已经火化,只剩骨灰了。
周庸没心情游泳了,我们俩一起爬上岸,走回更衣室坐下。周庸擦了擦头,问我觉得马北一是真死还是假死。
我说:“我对这种事都有怀疑。前几天我看新闻,说有个学生借钱还不上后自杀了,也是直接就剩骨灰了,我也觉得真实性有待商榷。”
我向周庸要了他的手机,看他同学群里的信息。有人提议用骨灰验DNA,周庸问我能不能验出来。我说当然不能,高温会把骨灰烧得只剩下无机物,还会使DNA变性。
我想了想,问周庸能不能和同学们商量下,把这事统一交给我们代理。“马北一要是假死,咱可以帮他们把人找出来,但追回款的百分之十,要作为调查费。”
周庸发了一会儿消息:“他们都答应了。”
第二天中午,周庸向大学时的导员咨询到了马北一的地址。我们俩开着车到了地方,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买了两箱牛奶,进了小区。
上到四楼,敲了敲门,里面有人问我们是谁,周庸说是马北一的同学。一个戴眼镜微胖的中年妇女态度不是很好地打开门:“又是来要钱的?进来吧。”看来之前已经有人上门要过债了,我和周庸进了门,在沙发上坐下,将买的两箱牛奶递给马北一母亲后,她态度缓和了一些:“吃点橘子吗?”
我和周庸婉拒,直入正题:“阿姨,北一这事太突然了,欠这么多钱,人忽然就没了,说实话我们有点怀疑。”
马北一的母亲没和我们多解释,走进卧室拿出几张纸,放在茶几上,让我们自己看。我和周庸拿起来看,是三张证明。一张医学死亡证明,一张火化证明,以及一张派出所户口注销证明的存根。我趁着马北一母亲和周庸说话时,把三张纸都拍了下来。
和周庸出了马北一家后,周庸从车里拿了瓶水,喝了一口:“徐哥,他是不是真死了?不仅有死亡证明,连户口都注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