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窑洞魔影
一、女童被杀
3月25日，九案侦办组到达三晋省云成市祥县。
祥县历史悠久，据说是尧的故乡，“尧的传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祥县土地肥沃，特色突出的富硒土壤面积四万余亩，是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县。
然而，就是在这里，发生了一桩令全民愤慨、怒不可遏的特大杀人案件。
孩子们的春天永远充满欢快的笑声，就连明媚的阳光也会被感染得更加活力四射。2010年4月18日，星期日，居住在祥县古绛镇的十一岁的赵芳、十岁的杨晓春和九岁的贾明明午后结伴到小溪边捉蝌蚪。直到夜幕降临，三名小女孩仍未回家。三对父母提着煤油灯、打着手电筒四处寻找。
2010年4月19日11时45分，三名女孩的尸体在西沟一处废弃的窑洞中被找到，洞口堆积的带刺树枝仿佛一道生灵与死界的屏障。刹那间，父母失声——意外、恐惧、疼惜、绝望一齐涌上心头。
每个孩子都是可爱的，没有了呼吸的她们更加让人心生怜惜。她们衣衫不整，伤痕累累，特别是杨晓春的嗓子被一个饮料瓶盖紧紧卡住，人们似乎可以听到她痛苦的呻吟声。她们虽然已经死去，但是小小的身体似乎还是柔软的。她们的母亲很想抱一抱她们，帮她们把衣服穿好，但亲友们把她们拉住了，原地等待警察的到来。
祥县公安局民警第一时间封锁现场，展开细致的勘查工作。与此同时，云成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民警及法医火速赶往祥县案发地点。
在通往案发现场的道路上，有一个监控探头。4月18日12时44分，记录着三个小女孩最后的影像——她们手里拿着饮料瓶，朝下沟方向走去。
民警立即寻找视频中出现的相关人员，经反复印证，获取了三个小女孩下到沟底，在小溪边玩耍的信息。可是，孩子们的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几百米外山上的窑洞里呢？
祥县百姓急切地等待着答案。
在孩子出事时，女孩杨晓春的妈妈正在商场购物。遭受了所有家人的指责，她完全不能原谅自己。作为母亲、妻子，她既要承受丧女之痛，又要承受家人的冷漠。于是，争吵越来越多，误会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最后，夫妻双方都丧失了维持这段婚姻的耐心。她跑到孩子的坟前哭了好几天。孩子是维系家庭的纽带，孩子没了，家就散了。
女孩赵芳十分懂事听话，学习成绩十分优秀。赵芳出事后，她的妈妈整日以泪洗面，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在睡梦中惊醒，不知道有多少次忍不住翻看女儿的相册。2011年，她再也无法背负心灵的问责，决定与丈夫离婚，并放弃了小儿子的抚养权。
女孩贾明明的妈妈韩桂芝不知道怎样向家人交代。九年前，她的妹妹生下了一个女婴，却因精神失常而无法抚养。于是，任务落到了她的身上。她对这个女婴视如己出，并让她随自己丈夫姓贾。贾明明聪明伶俐，非常讨人喜欢。然而，孩子的横死打破了家庭的宁静，夫妻俩最后也只得离婚。
生活的不幸，使三位妈妈对抓住凶手的期待更加强烈了。她们隔三岔五地给祥县公安局打电话，害怕警察把这桩案子放下。
三个女孩如此惨死，祥县民警异常愤慨。就连已经退休的公安局原副局长王英卿、贾九源也返岗参战，发誓一定要擒拿到凶手。
法医从三个女孩的身体、衣服以及现场遗留物上提取了检材。云南省公安厅、辽阜省公安厅根据检材，确定了嫌疑人的血型为B型，并获取了嫌疑人的DNA数据。
起初，专案组认为在现场提取到了可以认定嫌疑人的生物检材，案件很快就能侦破。
祥县民警对当日下沟人员、沟内有地有窑有坟人员、污水处理厂工人、棉织厂工人、有下沟采摘野菜和野生菌习惯的人员等进行了重点走访，均未发现可疑人员。
人们对三个小女孩的不幸遇难感到震惊和同情，纷纷讲出了所见所闻。围绕现场提取的物证等，民警走访了五百多家店铺，获取了大量信息。为了查证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关联性和指向性，民警马不停蹄、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限于当时的人力物力条件，祥县公安局安排民警到重点排查区域采血，进行血型比对。如果是B型，再进行DNA检验。当时，天气热，血清容易变质，民警便先扎自己的手指一针，验一下血型，准确的话，再对可疑人员采血。那时候，他们一整天、一整天地在外面采血，十根手指头被扎得红肿发炎。可是，为了破案，他们没有一句怨言。
然而，案件侦破的进展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犯罪嫌疑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2012年3月，根据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法医利用新技术，获取了犯罪嫌疑人的DNA细分数据。
根据从河南、山东迁入祥县的居民较多的情况，三晋专案组主动与经验较丰富的河南警方进行了联系。
2015年4月至9月，专案组先后派出三个工作组赴河南省沁州县开展工作。在沁州县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下，比中了沁州县的一个程姓家族。
当时，专案组对基因科学的了解十分有限。于是，他们便拿着数据求助上海的基因研究所。
经过研究比对，基因研究所的专家说：“案犯就在程姓家族里。”
此言一出，祥县民警就像看到了划破黑暗的一颗流星。大家竭尽全力，通过走访群众、查阅户籍底册、查阅家谱、寻找祖坟等方式对程姓家族进行了全面排查。
专案组在沁州县找到了这一家族的坟地，推算出最长者程万国活到现在有一百九十岁。专案组根据调查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之后认为，清光绪十五年（即公元1889年）是沁州程姓祖坟的立碑年。在此之前二十年左右，即1869年前后，程万国因在原籍三晋洪洞“程家坡”与本村村民斗殴，将对方的辫子拽掉了，将要被发配到边疆。为逃避刑罚，他潜逃至河南省沁州县落户。几年后，洪洞的亲属找到河南，要其迁回洪洞，但因妻儿等阻拦，就没有再回三晋。墓碑的碑文显示，程家祖辈曾立有军功。据第九代传人程炳银回忆，为五品军功，家里有印章、书画楹联留世。民警在调查中发现，程万国有两个儿子。因此，这个家族分为两大支。经专家对生物检材进行检验，证实其中一支与程姓家族已没有血缘关系，另一支与犯罪嫌疑人的DNA细分数据一致。然而，通过常染色体检验，这个家族现有的男性成员全部被排除。
后来，专案组又查了《大清律例》，确实找到了相关法条。这是一条重罪，需充军发配。通过对程万国原籍的分析，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可能是洪洞县人，在一个叫“程家坡”的村庄。在洪洞县，专案组找到了一个叫“程家坡”的自然村，但与程氏家庭说的“程家坡”对不上。他们又从县志里查了所有带“程”字的村庄名，但都没有叫“程家坡”的。
依据专家的说法，理论上，犯罪嫌疑人就应该在程姓家族成员当中。然而，事实却是，这个家族所有男性成员的DNA全未比中。
专家说：“你们一定是排漏了！”
于是，祥县警方扩大了排查范围，对所有原籍为三晋的近五千名河南省沁州县人进行了排查，但均已排除。
案件陷入了僵局。
二、重勘窑洞
关鹤鸣和罗牧青一样，都是第一次到祥县。邱实在案发后来过这里，从那以后，这个案子一直悬在他心上。
从龙江到祥县，又坐飞机，又转火车。下午三点多，九案侦办组到达祥县。祥县公安局局长魏可光在车站接到了他们。
关鹤鸣说：“时间还早，到案发现场看看去。”
魏可光脸上流露出惊愕的表情。在去现场的路上，他告诉关鹤鸣：“被害的三个女孩的母亲隔三岔五就打电话来。我每年4月19号都会去看望她们，每次心里都很内疚。”
关鹤鸣虽然只是点了点头，没说话，但心里十分同情这三位母亲的遭遇。
案发地点位于西沟，在这里能非常明显地感受到黄土地的特征。站在沟顶往下看，差不多有二三十米深。沟底下相当宽阔，零零星星地有一小片一小片的树林。
魏可光指着沟底下说：“案发现场就在下面，咱们得从这里下去。”从所站的地方往下看，没有什么正经的路，除了土就是垃圾。目测一下，还有些陡。
魏可光走在前头，关鹤鸣跟在他身后。一行人浩浩荡荡，扬起了黄色的烟尘。
为了能跟上关鹤鸣的工作节奏，罗牧青一直穿着在开里买的黑色皮革运动鞋。这双鞋与她的职业装一点儿都不匹配，一层厚厚的黄土覆盖其上，让她整个人都显得脏兮兮的。
祥县公安局办公室的美女科员穿着一套奶白色西装，配了一双镶有圆形仿水晶扣子的白色半高跟皮鞋。原以为接上九案侦办组就回局里，没想到直奔案发现场。不过，人家可没有半点儿含糊，一声不吭地跟着队伍向前行进。
下到沟底，罗牧青看到美女科员迅速把皮鞋脱掉，把里面的土倒出来，然后穿上接着走。
沟底下人很少，一片安宁。大约十几分钟后，一行人来到了小河沟。河面大概有一米多宽、半米多深，可以看见河底的一块块磨圆棱角的石头。河水蜿蜒流淌，如一根绸带。
根据当年走访勘查的情况，三名遇害的小女孩就是从这里被犯罪嫌疑人带走的。
从小河沟往三个小女孩遇害的废弃窑洞走过去，有很长一段距离。他们上了一座小山坡，才远远地看到几座废弃的窑洞。
原来住在这些窑洞里的居民，已于案发之前两年全部搬迁到了楼房里面，所以这些窑洞全都空了出来。窑洞虽没人居住，但基本完好，常有一些流浪人员暂居于此。
这里平时少有人来，很安静。黄土坡上生长着很多被当地人称为“枣刺树”的荆条类植物。顾名思义，这种枣刺树的枝条上长着尖尖的刺。
虽然外面还有光亮，但是窑洞深处已是昏暗一片。这座窑洞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中窑、东窑、西窑和小窑。
最里面的小窑，就是藏尸的地方。
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智说：“从三具尸体的位置来看，从里到外依次是贾明明、赵芳、杨晓春，只有杨晓春手上有抵抗伤。三个女孩子玩耍的时间是中午，在水沟里抓蝌蚪，非常活泼可爱。这个细节可能激发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他找了一个相对隐蔽、条件较好的窑洞。我们倾向于是本地人或长期生活在此地的外地人，年龄较大。”
有人打开了警用手电筒，几道细长的影子映在了窑洞的黄土墙上。
罗牧青上下打量着窑洞。洞里阴森森的，窑洞的顶上和墙壁上都趴着很多瓶盖大的像蜘蛛一样有很多条腿的黑色虫子。她看着它们，身上痒痒的，生怕会掉下来一只砸中自己。
关鹤鸣提出疑问：“犯罪嫌疑人年龄偏大是怎么认定的？”
杨智答道：“我们认为这个人有过性经历，但此案仅仅是猥亵。虽然检出了精斑，但是没有检出精子。向医院的泌尿外科医生请教，医生说，这符合年龄大的人的心理和生理特征。”
云成市公安局副局长葛志飞说：“我坚持犯罪嫌疑人年龄大的观点。一开始，我们定的排查范围是十六岁至六十五岁。性犯罪也有十四岁和七十岁的，年龄跨度还是应该大一些。面对三名女童，这个人有较强的制服能力。从水沟到窑洞有一百米的平路、三百米的山路，从性侵到伤害过程较长。嫌疑人用枣刺掩盖洞口之后，又抽了两根烟。从法医的角度看，根据身体机能判断，他应该不是小孩。另外，我们在监控视频里看到一个男人，但一直没找到。他看上去大概四十多岁。这个人是朝着三个女孩走的方向走的，最有条件接触到三个女孩。然后，这个男的又折返回来，从另一个方向下了沟。”
六年来，葛志飞先后几次组织人员侦办此案，对案件的情况了如指掌。
杨智说：“当时还有个奇怪的现象，到现在我们也没搞清楚。三个女孩下沟时，一人拿着一个瓶子。杨晓春拿着一瓶饮料，另外两个孩子拿的是空饮料瓶。专案组在案发的窑洞里发现了四个瓶子，其中的三个瓶子是小女孩带去的，有两个里面有蝌蚪。另外一个瓶子并不是小女孩带来的，瓶子里的蝌蚪明显大于另两个瓶子里的蝌蚪。”
关鹤鸣认真地听着，并没有表态。
出了窑洞，罗牧青和邱实走在队伍的后面。她悄悄地问：“关局为什么对年龄范围不表态？确定了年龄，不就等于缩小了范围吗？”
邱实放慢了脚步，低声说：“在分析案件时，关局从不轻易表态。他表态的事情，一定是从各个方面反复论证过的。”
云成市公安局局长郭黎明的话很少，一是因为他到任的时间不长；二是因为他不是刑警出身，自认对案件的具体侦破没有发言权。但是，他一再向关鹤鸣表态，不惜一切代价侦破此案，坚决支持攻坚工作。
郭黎明是个非常富有同情心的人，他说：“发生了这种案件是悲剧，群众伤了心。如果案子再破不了，等于在群众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关鹤鸣点头赞同。凡是遇到有女性被侵害的案件，他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儿。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如果家里没有男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十分窘迫。关鹤鸣的父亲早逝，母亲虽然辛苦劳作，但家里的日子却一天不如一天。十四岁的关鹤鸣看着憔悴的母亲，看着比他小两岁的妹妹，决心放弃学业，拯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于是，他瞒着母亲逃学打工。当他把钱交到母亲手里时，母亲泣不成声：“儿啊，再苦也要上学呀，你还有妈管呢！”他在成长的历程中，目睹了母亲在生活中的挣扎与无助。因此，他对含辛茹苦的母亲有着特殊的感恩与敬重之情。或许正是这种年少时的感触，让他对遭遇不幸的女性总怀着更深的同情。
在黄土坡上行走了一会儿，有人提议往沟上走。
关鹤鸣说，他还要再转回去看看。
此时，太阳已经西斜。金黄色的余晖照在黄色的土坡上，每个人的眼里都是一片金色。
关鹤鸣回到孩子们捉蝌蚪的小水沟旁边，往远处的窑洞方向望去。站在这里，根本看不清案发的窑洞。
关鹤鸣沿着刚才走过的路，向黄土坡上窑洞的方向慢慢地走去。他的方向感很好，一路上表情严肃，也不怎么说话。
走完一遍，他又折返，往小河沟走。
罗牧青忍不住对邱实说：“邱处，这个案发现场，除了窑洞的格局没变，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这种重新踏勘，还能有什么新发现吗？”
邱实心想，这个记者的问题可真多，也真敢问。难道我们到这里来是走形式吗？
转念一想，既然她有此问，难保别人没有这方面的疑问。于是，邱实说道：“关局非常重视现场的重新踏勘，他总是把‘一定要研究现场、弄懂现场’这句话挂在嘴边。大多数情况下，在这种野外的现场，不会提取到更新的东西。但是，只有身临其境，置身其中，才能通过客观环境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还原当时的场景。”
晚上七点多，大家才到达住处。匆匆吃了一口饭，关鹤鸣就跟大家交流起案情来。
用“铁汉柔情”来形容关鹤鸣，最恰当不过了。
他把案卷翻开，指着三个小女孩的照片，表情凝重地说：“大家仔细看看这三张照片，三个多么可爱的孩子啊！再看看这三张，她们变成了三具尸体。可是，犯罪嫌疑人仍逍遥法外。我听说这三个孩子的母亲经常打电话来。这是在提醒我们，作为刑警，我们的肩上扛的是责任。六年过去了，我们有了新的理念、新的技术。大家必须坚定信心，继续发扬不屈不挠的精神，尽快扳倒这块大石头，给三个孩子一个交代。”
关鹤鸣的话字字铿锵。这个案子一定要破，他在心里暗暗下定了决心。
三、包围圈半径五公里
第二天，召开了案件分析会。
这起案件的档案里，仅保存有一段监控视频资料。对此，关鹤鸣感到十分不解。
他问云成市公安局副局长葛志飞：“案发在2012年，视频监控设备应该已经不少了，怎么就这么一段？”
葛志飞阴沉着脸说：“我们这是小地方，哪能跟大城市比。”
关鹤鸣没有作声，眼睛盯着屏幕。
2010年4月18日12点40分，记录着三个小女孩最后的影像。她们手里拿着饮料瓶，朝下沟方向走去。
12点50分，村民齐大年和父亲在沟里干活儿。民警走访时，他们说看到有几个小孩走过去，但没太留意。
12点56分，有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从沟底上来，又犹犹豫豫地沿着另一条路往下沟方向走。十九秒后折返，出现在画面中。之后，再没发现有人上来。三个小时后，15点46分，从沟底上来一个人。侧面，看不清相貌。
“我们认为上沟和下沟的是同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一直没找到。”葛志飞说。
技术人员宋小勇介绍了当时的勘查情况：“当时，包括民警和家属，总共进入现场十六个人。提取到十七种足迹，有五种足迹没找到相应的鞋，其中有四种是新形成的。只有一种足迹在两个过道中间，是塑料底布鞋。鞋印都是残缺的，大致推算下来是二十七厘米。装大蝌蚪的饮料瓶上的指纹，用502熏显过。有指纹，但因为没有从其他物品上提取到相一致的指纹，所以不确定是否为犯罪嫌疑人所留。在中窑过道处提取到两个烟头和一个打火机。打火机上没检出指纹和DNA，在两枚烟头上检出了同一个人的DNA。”
接着，魏可光介绍了“4?19”专案组推测的三个女孩被侵害的过程：“为防止孩子们逃离，嫌疑人先迫使她们脱掉了鞋子，因为窑洞内未发现女童鞋印。杨晓春性格暴烈，反抗激烈，受到了徒手殴打。嫌疑人将杨晓春带的饮料瓶强行插入其口中，造成一颗牙齿脱落，瓶盖卡在咽部，同时扼颈，致其死亡。嫌疑人用电线绑住赵芳的双手，推测是就地取材，因为电线表面有高温燃烧的痕迹，应为他人丢弃。赵芳头颈部受到徒手伤害，有面部朝下姿势，头面部受伤处沾有明显灰尘，属扼颈致死。贾明明口鼻捂堵损伤明显，有脱衣穿衣过程，结合现场尸体位置，应为最后遇害者。过道上有明显拖擦痕。犯罪嫌疑人将贾明明、赵芳、杨晓春依次移至窑内的小窑洞里，然后把鞋、瓶子等物品丢入。为延缓受害人尸体被发现的时间，嫌疑人用枣刺封洞后逃离。”
随着魏可光的讲述，罗牧青眼前浮现出犯罪嫌疑人拖拽尸体的画面，他们的推测仿佛无懈可击。
关鹤鸣又一次把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并拢，弯曲着轻轻地敲了两下桌子。
罗牧青发现，他每当做出这个手势，就表示要开口说话。
关鹤鸣的声音穿过层层烟雾，飘荡在会议室里：
“我给大家提几个问题，咱们一起把案子的细节理一理。现场有一个装大蝌蚪的瓶子，你们认为这是怎么回事？跟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