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应熊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远方的夜空，夜空的深处是闪烁的星光和无边的黑暗。

　　自从接到鳌拜派人送来的杨素蕴参劾父亲的手抄稿后，吴应熊便一直站在窗口。倒不是因为杨素蕴的参劾给他带来了不安，他也是经过风波的麻雀。同时父亲已不是当年的父亲，自己也不是当年的自己。吴家已是树大根深，平常之人休想撼动半分。

　　令他深思的是杨素蕴的参劾奏章怎么会落到鳌拜之手？而鳌拜为何又派人送给自己？

　　若是鳌拜在览阅奏章之时，发现了杨素蕴的奏章而特意抽出来的话，吴应熊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按照鳌拜目前在朝廷之上一手遮天的势力，鳌拜取杨素蕴之奏章如囊中探物。若真是如此，自己倒应庆幸。因为这说明鳌拜对于吴家没有坏心，只是想示恩于己。

　　若是杨素蕴直接将奏章交于鳌拜的，便说明杨素蕴与鳌拜暗中有勾结，鳌拜将此手稿送给自己看是想示威于己。若是这样，自己便得小心应付了。因为鳌拜之势力绝不可轻视。

　　根据自己与鳌拜的交往，前一种可能性要大些，后一种可能性少些。因为自己虽然没有与鳌拜有过深的交往，但对于井水不犯河水的想法与做法，彼此却是心照不宣的。更何况彼此对对方都有过暗中帮助。

　　如果自己的推测对，那么自己只要告诉家父，或许亲自设法为家父解脱即可！

　　但吴应熊想来想去，心里总觉得没有什么把握，他觉得还是去请问一下洪承畴才好！自从与洪承畴拉上关系后，吴应熊凡遇重大事情都愿与洪承畴商量。虽说自己并不一定完全采纳他的意见，但用他的意见来给自己作参考，那是再好不过。想到此处，吴应熊心里便踏实了，睡意也随之而来。

　　第二日傍晚，吴应熊驱车来到洪承畴府上。

　　洪承畴自然知道吴应熊必是有事相求。因为按照吴应熊的性格，绝不会轻易踏进别人家的门。等吴应熊坐定后，洪承畴轻言相询：“驸马爷有什么事？”

　　吴应熊也不回答，只是从怀里掏出杨素蕴参劾父亲的手抄稿递给洪承畴。

　　洪承畴接过，认真地览读一遍，然后说：“这并非杨御史手笔，而是别人之手抄稿。”

　　吴应熊闻之一惊，暗叫厉害，然后问：“大学士怎么知道？”

　　洪承畴说：“杨御史为人方正，不善周旋。其字也如其人，笔法刚劲而少变化。此稿看似刚劲有力，但其字端却透出股媚谀之气。”

　　吴应熊听了，更加叹服。人精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能逃过他的眼睛呢？不过对于他自己来说，是祸是福却难以逆料了！三国之杨修便是一例！

　　吴应熊小心地问：“大学士认为是鳌拜录自宫中，还是录自家中？”

　　洪承畴说：“自然是录自家中！按字迹判断，此字绝非出自鳌拜之手。而根据鳌拜之性格，是绝不会在宫中将此奏章轻易示人的。所以，我猜测他必是带入家中，令人手抄之后送给你的。”

　　吴应熊问：“依你看来，鳌拜有何用意？”

　　洪承畴说：“鳌拜是示恩于驸马爷。”

　　吴应熊问：“何以见得？”

　　洪承畴说：“依目前形势看来，鳌拜必不愿意吴家有什么灾祸！”

　　吴应熊说：“愿听其详。”

　　洪承畴沉思一会后说：“洪某观鳌拜之欲已极度膨胀，索尼等人均不是他的对手。他唯一有所顾忌的必是孝庄皇太后！若能让吴家势力壮大，必能分散朝廷的注意力，给他自己的发展创造条件！”

　　吴应熊赞叹道：“大学士分析得精辟。只是我有所不知，鳌拜为何要示恩于己？”

　　洪承畴说：“鳌拜虽然未必肯与吴家形成犄角之势，但据其所愿，必不想开罪于吴家。因为事情发展难以逆料，能留条后路方是善策。”

　　吴应熊问：“依大学士看来，此事该如何处置？”

　　洪承畴说：“此事无忧。”

　　吴应熊问：“何以见得？”

　　洪承畴说：“与鳌拜想法一样，朝廷之精力已经耗费在应付鳌拜之上，亦不愿再触及吴家，给自己与鳌拜的抗衡之中增加不利因素！”

　　吴应熊说：“事情只怕未必像大学士想象的这么简单！”

　　洪承畴说：“即使往最坏方向想，也不必忧虑。”

　　吴应熊问：“大学士为何说得这么肯定？”

　　洪承畴说：“洪某认为杨素蕴所奏不仅于吴家无害，反而有益！”

　　吴应熊觉得非常奇怪，急忙问：“哪里会有这等好事？”

　　洪承畴说：“杨素蕴所奏，驸马爷认为要害在何处？”

　　吴应熊说：“杨御史所奏之要害在于他指证家父欺压民众，愚弄百姓，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致使民众怨声载道等语。”

　　洪承畴摇摇头说：“非也！”

　　吴应熊觉得不解，疑惑地问：“杨御史这些言语之意分明在告诉皇上家父已经致使民众积怨，于朝廷之基业不利，怎么会不是要害之处呢？”

　　洪承畴说：“驸马爷分析的未错，但此处确实并非要害。”

　　吴应熊说：“古人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大学士若不认可在下之言，总得说出一番道理来吧！”

　　洪承畴笑笑，然后胸有成竹地说：“此话自然没错，但得分别待之。其实现实之中既有官重民轻之时，亦有官轻民重之时！”

　　吴应熊觉得此语新鲜，便问：“何时是官重民轻之时？何时又是官轻民重之时？”

　　洪承畴说：“官势盛，民势弱时，谓之官重民轻；官势弱，民势盛时，谓之官轻民重。”

　　吴应熊问：“官势弱，民势盛时怎样？”

　　洪承畴说：“那便是可用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语。这时的当权者必然对民众有所顾忌，唯恐民众积怨太深，对朝廷基业有所危及。所以，朝廷这时往往会比较注意民心之向背。”

　　吴应熊说：“那官势盛，民势弱时又怎样？”

　　洪承畴说：“此时朝廷必不会注重民心之向背。因为民心之向背已不是重要问题，不管民心如何怨怒，都不会危及政权的！”

　　吴应熊说：“朝廷怎敢不顾忌民心呢？”

　　洪承畴说：“民势弱，官势盛，民奈何不了官，又怎么能推翻朝廷？”

　　吴应熊顿时默然，然后说：“此时之朝廷不畏民众，难道会畏官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