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曜的内心而言，现在大唐皇室中，已经没有人能够力挽狂澜于即倒，再兴国朝，消弭五代乱世了，只有他这个穿越者自己在合适的时候站出来，才有这般可能。那么既然目标已定，按照他的习惯，各种预备手段也要提前布局，总参谋部的设立，不光关系到战争时期对各地军阀进行战争的胜率，而且关系到今后焕然一新的那个大唐帝国所将进行的权力分配与结构平衡。
李曜设想中的军事改革，其中最为关键的可能就是总参谋部改革，这里面寄托了他太多的希望，毕竟作为后世的军事爱好者，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军事史爱好者，李曜深知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制度的巨大威力。总参谋部的崛起和发展是德军与其对手相比最大的优势，是德军在那个历史中，长达两个多世纪来最令人生畏的部分，其存在也是当时近两个世纪以来军事史上最出色的参谋机构之一。
至于为何李曜如此有信心一开始就直接踏入“毛奇时代”的总参谋部，而不是古斯塔夫二世时的“军需总监部”或者再往后一些时期，那是因为这个时期所做的事情，李曜在自己出任河东军械监掌监之时，就已经基本完成。[注：附文说普鲁士-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毛奇时代”的总参谋部。]
作为一个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人，在李曜的观念中，制度改革的效果，比出现任何天才，对社会的作用更加巨大，纵然后世在改革开放中，也出现了许多阴暗面让人痛惜甚至痛恨，但却不能以偏概全地否认其取得的丰硕成果。
如果说《新儒论》、“各业并举”等改革，是李曜为改变国人思维所小心翼翼踏出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军事改革中的总参谋部制度，就是将改革暗中深化的第二步。
他在此前曾仔细思考了当初中日两国同时学习欧洲，却一个失败、一个成功的案例，试图为自己将要独揽大局进行的改革找到一些指引。
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家和倡导者福泽谕吉于1882年创办《时事新报》（现《产经新闻》的前身），代表作品有《西洋情况》、《世界国尽》、《劝学篇》、《文明论之概要》、《脱亚论》，是日本"脱亚入欧"论的始作俑者，自称是明治政府的"师傅"。而我们中国在近代的思想家中真还无出福泽谕吉之右者，这是我们的遗憾。19世纪中、日两国试图通过西学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但西学结果却截然不同。
洋务派的张之洞和福泽谕吉都写过《劝学篇》。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张之洞主张从技术层面西学，“洋为中学，西体中用”，而福泽谕吉主张从制度和文化层面西学。而两国政府根据这两种不同的西学之路施行政策，是两国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与“人人与国为体”，分别是福泽谕吉和张之洞国民观思想的要旨，差异可见一斑！
上个世纪对中国政府，中国文明和文化的批判，让当时的中国人感到巨大侮辱，当时中国轰轰烈烈的批判此书：《脱亚论》，但这本书使得日本天皇和当时日本政府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距，决心以西方现代国家为榜样，开始了明治维新。向世界各个强国如英国、普鲁士、法国、俄罗斯、奥地利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美国等都派遣了大量政府考察团和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制度，政府考察团的考察范围涵盖所有方面，从英国最后到俄罗斯，横框欧洲大陆长达数年。最后确定了以普鲁士为学习对象，国家体制也改成和普鲁士一样的君主立宪制！
如果认为福泽的文明论是一种全盘的世界主义的观念，也是一种误解。事实上，福泽本质上是一个深切关注日本民族独立和富强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的关注方式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关注有很大的不同。
福泽首先从理智上认为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这显然违背中国人通常的道德观）并且完全承认日本自身的相对落后性。这样，他对于日本被西方控制的事实并没有太强烈的屈辱情绪，也不认为排外是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方式。福泽关注的是，如何调动日本国内的积极然而非暴力的力量来争取独立，例如，宗教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励工商业发展，国内就可以实现富强。福泽高度评价商业和贸易的价值，指出商贸是与人类智慧相联系的，贸易是一种公平的交换关系，而战争是延伸一个独立政府权力的手段。在这一点上，福泽不再仅仅抽象谈论文明发展规律，而是深入具体地探讨了日本在现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位置问题。他指出，西方国家的财富来源于大规模机器生产和商品出口，殖民活动和海外投资，而日本必须面对现实，加入到与西方国家争夺利润的角逐中。福泽对国家间的竞争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在国际关系中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私利是无法消除的，日本也必须在国际交往中坚持自己的利益。福泽坚决反对不负责任的排外思潮和行为。他认为，日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独立，但实现国家独立的唯一途径就是全民族达到现代文明。由此，福泽喻吉将日本的民族独立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普世价值结合在一起，指明了日本既要独立又要走向现代的方向，并且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体。福泽喻吉没有象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把启蒙（追求文明）和救亡（民族战争）人为地分割开来，并最终以“救亡”为名牺牲了对民主人权和文明的追求。
福泽对中日两国文化形态的区别的分析或许可以解释他的思想与中国思想界的差异。他指出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之前思维活跃，充满自由精神和多元表达。但是，大一统之后中国的专制制度使得政权与意识形态的阐释权集中于一体，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单一的神权统治，而在日本，政治权力和神权并没有结合在一起，掌握政权的幕府将军并不象中国皇帝一样代表道德的最高典范，不需要人们在精神上顶礼膜拜。在分离的军政权力和神学权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发出第三种力量，即独立的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领域原本比中国人来的丰富活泼，因而也比中国人更易于接受西方文明。从这一点，也可以理解福泽的文明论的提出，在日本的环境下，的确比在中国要容易。正因为日本政府和天皇并不执掌意识形态的大权，所以并不会在意一个学者把日本说成是不开化国家，而中国的皇权和官僚又负有捍卫意识形态的重任，不会容许辱没天朝大国的体面。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五四的文化干将也绝不可能大肆攻击孔家店。
李曜想到此处的时候也不禁慨叹，日本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现代化转化已经结束，步入了世界最先进国家的行列。而直到他穿越前的中国，却仍然处在现代化转型的漫长过程中，对西方文明仍然欲迎还拒。通过对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喻吉人格和思想的分析，他仿佛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排除中日两国历史文化背景社会条件的不同，代表思想前沿的两国思想精英的思考角度与深度，思维方式乃至人格个性的确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在对文化冲突的实质，儒家文化的价值，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根本问题的看法上，福泽喻吉都大致领先当时的中国思想家四、五十年，而后者受到的传统思维束缚和自身人格缺陷的制约要严重的多。
李曜记得他穿越前的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积极向西方学习，而当时的满清政府顽固守旧，不肯向西方学习，这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结症。这件事如果认真谈起来，其观点似乎只说对了一半。当年满清政府向西方学习，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洋务运动就是明显的例子。
当初中国人认为中国败给西方列强，只是因为兵器不够精良，中国的国家体制并没有问题，这就是“军事救国论”，也称洋务运动。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李鸿章总理衙门函，同治三年）。
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洋务运动是在“军事救国论”的基础上，试图学习西洋的军事技术实现自强的尝试。中国搞洋务运动开始比日本早，规模比日本大。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购建了三所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购买了两家英美的机器厂，成立江南机器厂。清廷指定用上海关税的二成（约白银60多万两）作为其常年经费。这个厂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兼修船舰，并附有翻译馆。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建福州船政局和马尾船厂，由福建海关税收的四成结款内拨付。1869年1月10日，马尾船厂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下水。北洋、南洋、广东、福建水师的88艘军舰中，有30艘出自马尾船厂。马尾船厂造的排水量1560吨“扬武”号战舰，还参加了后来的甲午海战。
考虑到日本1868年才开始搞明治维新，中国洋务派学习西洋军事技术的自强运动是先于日本的。当时中国办现代化海军也是竭尽全力，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海军有军舰数量24艘，其中3000吨级战舰3艘，2000吨级战舰3艘，总吨位3万多吨。相比之下，当时中国北洋海军有军舰数量18艘，7000吨级2艘，2000吨级5艘，总吨位3万多吨。从军舰的质量水平来看，中国超过日本一筹。特别是2艘7000吨级定远舰、镇远舰居当时亚洲第一。
然而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军事强国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人们认为日本打败中国就是因为采用了西洋式的国家体制，于是“体制救国论”，即改革国家体制来实现富国强兵的论调高涨，终于发生了戊戌变法。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清廷1901年以后实行的“新政”，基本上采用了戊戌变法的思路，对国家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可问题是：中国还是没有像日本那样实现富国强兵。李曜近来时刻反问自己：为什么呢？
应该说在中日甲午战争前的30年间，中国和日本都在积极向西方学习，都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是两国学习西方的动机却完全不同。
日本学习西方是放弃以前日本的旧文明，全面引进西方的新文明，也就是所谓的全盘西化。中国学习西方的目的，却是为了保存中国的中华文明，中国富国强兵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抵抗西洋文明的堡垒。中国一方面要引进和学习西洋文明，一方面又要坚持中国以前的旧的中华文明，这件事本身就是矛盾的。就像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所说：“西人立国，育才于学堂，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以足恃欤？”
读福泽谕吉《脱亚论》，让李曜感到震动的，就是当时日本对西洋文明的接纳，而不是抵制。福泽谕吉《脱亚论》的中心思想也是让大家接纳西洋的先进文明。可是直到李曜穿越前，他觉得中国对西洋文明还是抱着抵制的态度。中国的自强思路，也还是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思路，坚持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学习西洋文明。
日本学习西洋文明，这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中国学习西洋文明，却是一种权宜之策，或者是一个手段，其目的仍然是保持和坚持中华文明。但文化和政治制度是配套的，西洋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西洋文化或西洋文明的土壤中，把西洋政治制度从西洋文化中割裂开来，只学西洋的政治制度，不要西洋文明的文化土壤，即所谓“中体西用”，用中华思想来运作西洋的政治体制，必然很难搞好。
正是有鉴于此，李曜才觉得自己穿越唐末，是极佳的时机，因为可以提早改变国人的思维方式。他那《新儒论》所强调的、“各业并举”所要表达的、乃至总参谋部制度所欲培养的，都何尝不是为此？
统一天下，以他目前拥有的实力而言，未见得太难，至少他自己觉得，在他有生之年重新为大唐统一天下绝不是奢望，可如果仅仅如此，仅仅是做一个中兴名臣，了不起又一个郭子仪而已，于万世何益！
唯有改变国人思想，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更加先进的制度，那才是处处领先世界的要义所在！
若不是要建立总参谋部，他当初又何必将军械监扩大化，又何必建立河中军事学院？
其实他也曾思考，军事学应该算一门科学还是一种艺术？他觉得兼而有之：科学，是因为军事学是一门包罗很广的学问，有些分支，象军事地理学、军事经济学、运筹学是从相当成型的学科化出来的。即便是战场指挥，无论战略还是战术层次，都有很多具体的规律可循，战争可以假设，可以推演。在现代，严格的训练，可以成批地造就优秀的军官。但人们一直说“军事指挥艺术”，那是因为军事学艺术的成份更重：岳飞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你可以培养优秀军官，可是真正的名将，需要性格上智力上一些特殊的东西，真正的名将是天生的，是艺术家，他可以违反一切成形的规律，可以冒常人无法想象的风险，可以承受常人无法承受的压力，可以凭一己之力改变历史的走向。名将，是不可以在实验室批量制造的。
从军事学这个科学和艺术的“二相性”出发，似乎可以比较公正地评价毛奇在军事史上的地位：在毛奇之前，军事学基本上是一门纯艺术，优秀的将领通过经验学习战争，依靠自身的聪明颖悟总结战争，因为一己的坚强和智慧在战争的硝烟里脱颖而出。而毛奇所建立的总参谋部制度，大大增加了军事学的科学性，使战争指挥这门艺术，对新手来说更有可操作性。
所以李曜理想中的总参谋部，作为一个训练和研究机构，不是培养天才名将的地方，那种人是天生的，譬如霍去病一般，不可能人工培养出来。但它却可以训练出成批量的优秀军官，而且不一定要求实战经验，可以集中个人的智慧成为军队的大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不可以寄托在诞生一位天才身上，因为命运不可预期，也不可以寄托在靠实践经验培养军事人才身上，否则万一几十年不打仗呢？李曜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只能寄托在一个理性的制度，其军事上来说，就是培养一个高水平的军官团。
从这个角度来说，毛奇实在是军事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可惜现代英美军事历史学家对毛奇的评价大多不够公正，这也难怪，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评家，不可能不受一战二战的影响，对普鲁士和德国早期的历史多少会带着有色眼镜去评论。即便象富勒的“西方世界军事史”这样的经典名著中，对毛奇的评价，也有可以商榷之处。
例如富勒说“毛奇的战争体系是直接而硬性的”，“战争的艺术变得机械化和教条化”。这个评价显然受到后世德意志军事机器高效而没有人性的刻板印象的影响。其实在那个时代，毛奇是相当新潮的人物，他的理性主义方法是那个时代的潮流。而且在当时的军事领域来说，战争指挥中的个人性和艺术性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作为科学和“教条”的东西恰恰还没有发明出来。毛奇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另外，富勒承认，毛奇是用指导性的“训令”而不是用“命令”来指挥，这给下级留下充份的个人发挥空间。毛奇用一个体系训练将军们，所以他可以信任，将军们的临机处置，是合乎总的指导思想的。至于具体怎么做，不用过多干涉。这样就在个性和共性、失去控制和统得过死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另外，富勒认为毛奇对战争进程不加控制，一切听任下属，这也不是事实。在毛奇亲自负责总指挥的三场战争过程中，有不少毛奇亲自干涉的例子，象柯尼格拉茨战役中的调度，梅斯合围前甚至亲自上阵指挥冲锋等等。
富勒认为“他的计算是非常优异的，可是他的冒险若遇到了一个能干的对手，则可能会一败涂地”。李曜觉得，未必尽然。实战中，法军的表现的确糟糕得令人吃惊，跟淮海战役中蒋军的指挥水平有得一拼，所谓“五心不定，输个干干净净”。但是看过毛奇战前的计划就知道，毛奇的计算，并不以敌人的无能为前提。他战前所假设的情形，比实战中发生的要严峻得多，比如他设想了奥军抢先分割攻击普军并直指柏林的情况，实际上没有发生。战争中意外情况永远会发生，但是在毛奇的体系下，大多数这些意外，是比设想的好而不是坏，况且他的“训令”领导方式还给当地指挥官的临场发挥留下了空间。
不过富勒毕竟是军事理论大家，他的“西洋世界军事史”仍然是不朽的经典巨著。在后来评价德军总参谋部的另一杰作“施利芬计划”的时候，一方面他和其他很多评论家一样，认为若非小毛奇的失误，施利芬计划有成功的把握，另一方面，富勒又有如下中肯的论述：“施利芬计划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错误……它假设战争只限於法俄两国，那么……德军是可能把法国击碎……可是不管施利芬计划是如何的成功，……英国人仍然会继续打下去”。所以跟拿破仑时代一样，大陆上的德国人不可能战胜英国的海洋战略。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德国战略的根本弱点。应该说，这属於大战略，或说国家政治战略的范畴，单单德军总参谋部是无法控制的。
所以李曜一直认为，90年代之后的评论家，比二战以后不久的评家可能更加客观。毛奇与在他之前一些欧洲名将的风格大有不同，自毛奇之后，将领的培养和战争的进行方式，进入了真正的现代。
记得毛太祖说过，我们是通过战争学习战争，恰好毛奇半个多世纪之前也说过这么一句话“只有傻瓜才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习，我们要通过别人的经验学习战争。”
共和国的那批开国元勋，每一位都具有极为丰富的战争经验，这是现代欧美将领无法比拟的，但是那是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环境逼出来的，他们大多数当年根本没有接受完整军事教育的条件，除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之外别无他法。
平心而论，从别人的经验学习，要比从自己的经验学习，代价低得多，尤其在战争这个特殊的领域，有时候学费是负担不起的。实战经验当然宝贵，但是经过几十年和平岁月之后呢？当那一代人老去之后呢？个人经验毕竟不可峙，重要的是，把这些前辈个人的战争经验汇总起来，加以总结提高，还要吸取其他国家其他时代的更广泛的经验。
广义的总参谋部体制，包括知识的搜集和运用两个方面，而现代军队中，知识的搜集分给了军事学院和科学院，狭义的参谋部更多侧重知识的运用。
如今，军械监已成功扩大化，军事学院也已经成功培养出了第一批参谋(之前的领兵将领培训不是系统性的)，此时此刻，还不建立总参谋部，那还是李曜“一环扣一环”的风格么？
而他此刻也看出张训的疑惑，只见他略微思索，便即释然，平静而饱含热情地道：“孤欲在此战之后上奏陛下，成立总参谋部，与凤阁鸾台并列。届时，孤将亲任我大唐……首任总参谋长！”
张训闻言，愕然呆立。
------------------------------
为理解李曜心中的“毛奇时代”，附文一篇，主要说毛奇的三场战争：
中国人概括历史，总说“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规律看来并不适合于欧洲。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从来都没有统一过。仅就德意志诸邦而言，他们在痛苦的内乱和纷争中度过了一千年。因此当19世纪德意志终于圆了统一的千年之梦的时候，成就这个千年伟业的英雄，当然也就在欧洲史上占据一个极为荣耀的地位。奇怪的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象史诗中的传奇英雄。
德国的毛奇元帅，比本系列所介绍前几位欧洲名将的传奇色彩要淡薄许多。他不属于那种在战场上间不容发的关键时刻做出决定，以一己之力，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毛奇的成就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他在6年之内，无可争议地打赢了三场战争。由于他在军事上的成功，配合俾斯麦的政治谋略，分裂了一千年之久的德意志统一了，并且成为欧洲最大的强权。仅仅在普法战争的十年之前，这对于整个欧洲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毛奇取得这些成就的方法，不是依靠一个亚历山大或凯撒式的伟大人物。他亲手打造了一个军事体系，就象一台精密而高效率的机器，然后依靠这台机器去赢得战争。这台机器，就是普鲁士的总参谋部。我在这篇文章里不打算全面介绍整个德意志统一的过程，而是集中叙述它的军事方面，追踪毛奇的三场战争。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毛奇和他的父亲，原本是丹麦陆军的军官。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VonMoltke,1800―1891)，按照中文标准译名的规则，可能应该译成莫尔特克，但是毛奇这个非常中文化的译法已经深入人心了。他在军事史上常常被称作老毛奇，因为熟悉军史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同名的侄子称为小毛奇，也很有名，在一次大战开始的时候，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第四任陆军总参谋长(前三任是老毛奇、瓦德西、施利芬)，因为马恩河战役失利被解职。
跟许多普鲁士的名门一样，毛奇这个家族，也是军人世家，只是在老毛奇之前，不象冯。克莱斯特那么著名罢了。毛奇的高祖父(爷爷的爷爷)，曾经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部下任上校团长，参加过著名的吕岑会战。毛奇的父亲，曾经在腓特烈大帝军中当中尉，爱上一位汉堡银行家的女儿，因为未来的岳父不希望自己的女婿是军队的低级军官，所以1796年从军中退役，在德意志北部海港城市吕卑克定居下来。后来因为经商务农均失败，不得不再次从军，加入丹麦军队当少校。1800年，毛奇出生于吕卑克，当时正值拿破仑战争期间，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奥尔施泰特双重会战中大败普鲁士军队，把普军将领布吕歇尔(后来滑铁卢战役跟惠灵顿合作最终击败拿破仑的那个)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在吕卑克投降。毛奇当时6岁，还住在吕卑克。后来全家移居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因为母亲家族的关系，与丹麦上流社会交往密切。11岁毛奇入读哥本哈根军校，毕业以后加入丹麦陆军。毛奇有语言天赋，他懂7国语言，其中德文和丹麦文算是母语，法文和英文也都精通，后来还因为工作需要陆续学会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文。
1821年，为了将来晋升的前途，毛奇从丹麦陆军辞职，转入规模更大也更精锐的普鲁士陆军。毛奇曾经在普鲁士战争学院深造，当时的院长，就是克劳塞维茨少将。1828年，毛奇进入普鲁士总参谋部作见习军官，在地图测绘部呆了4年之后，于1832年正式成为总参谋部军官。当时的总参谋部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总参谋部来自军需部，但是军需部只是现代总参谋部的雏形而已，职能和地位根本不同。当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瑞典陆军体制，在很多方面都是欧洲近代化军队的鼻祖，在瑞典陆军中有专设的军需部，后来欧洲列强纷纷效仿。法国名将杜伦尼，当年刚出道的时候，就作过瓦勒泰公爵元帅的军需总监。在勃兰登堡，1640年即位的“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也设立了军需部的机构。直到一次和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军总参谋部里实际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都叫军需总监，鲁登道夫、曼施泰因、还有保卢斯，都做过这个职位。
现代的总参谋部体制，最初的创意，是拿破仑战争之前和之中的普鲁士上校马森巴赫(Massenbach)，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研究战争计划的机构，并作了一些最初的工作。但参谋部最初的实践，是拿破仑的参谋长贝尔蒂埃元帅，那时，参谋长主要负责战时军需供应和为司令官起草命令丅、计划行军道路等辅助工作。普鲁士的现代意义参谋部，是拿破仑战争后期，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效仿法军参谋部的形式建立起来的。
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基本和平岁月(只有几次不大的战争)，唯有善于思考的普鲁士人把总参谋部这个机制继承下来，并加以不断完善。在30岁的毛奇加入的时代，普鲁士总参谋部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权力和地位，它的性质，也就是一个研究机构，相当于我们现在大公司和事业单位的“调研室”，作为“调研室主任”的总参谋长，仅相当于师长阶级。不算各军各师的参谋军官，柏林的参谋本部，在总参谋长米夫林以下，仅有30人(Mufflin中将，1821年接任，后来成为元帅，1829年以后由克劳泽内克Krausenek中将接任)。
那时普鲁士总参谋部干些什么呢？参谋部基本按照战区分组，但是按照职能来说，最重要的是测绘组。所有的参谋军官都要在测绘组干几年。在那个时代，三角测绘法刚刚应用于地图测绘，精确的地图还是很稀罕的东西。在毛奇的时代之前，地图上两点的距离，只是凭人们旅行时间来大致估算，有时候与实际地形的差别大得离奇：在当时的地图上，俄国南部高加索山脉的主峰，标高是80公里，就是有8万米高！当时普鲁士总参谋部的重要职责，就是把德意志各地做出一套精确完整的地图。
第二个最重要的职能是研究军史，参谋部专门负责研究当代和以往战争中的经验教训，总结战争的规律。德意志是一个产生思想家的民族，当时总参谋部的研究风气很盛，青年军官都有很多论文和专著出版，优秀的参谋军官，同时也是军事历史学者。毛奇在作低级军官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很多著述，包括后来很有名的土耳其战争史，并且翻阅了历史名著“罗马帝国的衰亡”。因为研究的水平高，几乎所有的参谋本部军官，都在战争学院兼职教课。
但是普鲁士总参谋部不是培养学究的地方。参谋军官每年进行至少两次野外长途旅行，测绘地形和进行假想的战斗，有时是访问古战场，探讨过去战例的各种不同可能性((尤其是腓特烈大帝的战役)。另外，每年普鲁士秋操大演习，在国王面前，出动两个军，各自扮演一方进行演习，演习的预想和裁判，都由参谋部来做。
另外，总参谋部虽然也负责军需安排，但不是它最重要的职责。比军需更重要的，是收集各国情报，加以分析，然后想定各种情况，制定针对各国的战争计划。现代各国军队广泛运用的兵棋推演(图上作业、沙盘演习)，就是普鲁士发明的。兵棋推演英文叫做“WarGame”，最初它的的确确就是两名普鲁士参谋军官闲遐之余发明的战争游戏。总参谋长米夫林看到以后非常赞赏，正式向全军大加推广。对战争中各种可能性加以详细分析和预测，然后制定各种应对措施，这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对现代军事最大的贡献。但是当时，战争计划功能还没有制图和军史研究那么高的地位，真正强调计划功能，是毛奇当上总参谋长以后的事情。因为总参谋部是收集知识(地形测绘、军史研究、情报搜集)、运用知识(战争计划)的中心，换句话说，是知识的垄断者，“知识就是力量”，这就为毛奇时代，总参谋部成为普鲁士军队的指挥核心打下了基础。但是当时，总参谋部也就是一个调研机构，没有军令权，对普鲁士战争部长负责，也没有出席内阁会议，晋见国王的权力。
从1832年到1857年，毛奇当了25年参谋军官，唯一的指挥职务，是1835年夏季当过几个月的驻柏林“亚历山大皇帝近卫掷弹兵团”连长。连长，这是毛奇指挥普鲁士全军之前，所担任的最高也是唯一的指挥职务。1835年到1839年，毛奇去土耳其担任军事顾问，参与了土耳其跟埃及的统治者阿里的战争，见证土军Nazib战役大败。回国以后，被普鲁士国王授予荣誉勋章PourleMerite。1842年，42岁的毛奇与17岁的Marie结婚，Marie其实是他姐姐的继女。在1840到1857年的17年时间里，毛奇担任过普鲁士陆军第4军和第8军的参谋和参谋长，中间还为王室的几位亲王当过副官。1850年代的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没有儿子，於是指定弟弟威廉作为王储，这就是后来统一德意志的德皇威廉一世。威廉指定毛奇作他的儿子腓特烈亲王的副官和军事教师，大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太子少保之类的角色。185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病重，威廉亲王出任摄政王，正式处理国家事务，同时普鲁士总参谋长Reyher将军病逝，威廉任命57岁的毛奇少将出任总参谋长一职。
在1857年毛奇担任总参谋长的时候，这是一个师级职务，不参与中央决策，直接上司是战争部长，而不是国王本人。毛奇前面两任总参谋长Krauseneck和Reyher都是步兵将军军衔(三星)，而毛奇是少将，没有担任过高级指挥职务，普鲁士陆军中不仅8位军长，而且连所有18位师长的薪俸都比他要高。但是毛奇却是当时普鲁士军队中最有头脑的人，他与那些老派的贵族精英军官不同，他受过完整的专业技术知识训练，而那个时代欧洲的风气，也是理性主义的：十九世纪的人们相信，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就连纯艺术领域的绘画，也出现过以光学原理解构光与影的“点彩画派”。那个大时代，也的确是新科学技术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时代。毛奇在那个时代，是个相当新派的人物。他敏锐地追踪后膛步枪和后膛装药的线膛炮这些新式武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思考电报、铁路这些新生事物在军事上的应用。毛奇明白，过去依靠统帅在战场上即兴作出性命攸关的决策，这种战争方式已经落伍了，在一个工业时代，指挥官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社会因素来打一场仗，也要受这些因素的制约。所以战争不能是即兴的，必须是理性的。战争可以事先规划，而且必须事先规划。作为总参谋长的毛奇，把巨大的精力，花在计划战争上面。他的部下针对各个假想敌，设想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力量对比和战场形势，针对每一种形势，都制定出制胜的计划。这是现代参谋部工作的样板。
毛奇所想要的，是一架真正高效率的军事机器，而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任期当中，普军统一了命令文书的用语和格式，要求简短、明确，每一段落写什么都有明确要求。在军事学院和演习场所，毛奇把总参所制定的战役计划和指导思想，反复灌输给普鲁士全军军官。这样，在战场上，普军军官和将领所遵循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共通的，对战役目标也有清晰的认识，所以在战场上，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意外情况，战场指挥官可以发挥主动性临机处置，而他们所受训练的一致性，保证指挥官之间能够相互沟通相互配合。这不仅是一架高效的机器，而且是一架自动化程度很高，容错性极强的机器。
在人事上，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军官优先获得提升的传统，也是毛奇最初向国王争取来的，为的是吸引最优秀的军官加入总参谋部。毕竟作为职业军人，大家都渴望荣誉，谁都愿意当骑兵、炮兵，当军事主官，没有优惠条件吸引，谁愿意当参谋呢？
毛奇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之前的7年总参谋长任期中，倾注最多心血的，是战争动员计划。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普丹战争，普鲁士50年没有打大仗，在这段时间里，普遍兵役制在各国普及，一旦发生全面战争，要把几十万兵力征召入伍，要给他们提供各种军需给养，还要把集结起来的部队投入前线，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而且这个动员过程不仅不能出错，还要尽快。能在最短时间里完成动员，就意味着在战争初期享有绝对的兵力优势。普鲁士其实在1850年进行过一次总动员，那次动员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军官找不到士兵，士兵找不到集丅合地点，部队找不到给养。毛奇任内，参谋本部专门建立了一个铁路协调组，负责制定铁路输送计划。要知道，针对不同假想敌，各个部队动员集结的地点、行进路线，方案都是不同的。要把每一个方案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到，这是多大的工作量。计划完成以后，每年普鲁士的秋操大演习，都要试验计划中的几个部分，甚至整军整师地用铁路运兵，检验系统的能力，发现问题再作调整。
1859年，毛奇密切监视法国和奥地利之间在意大利战场的作战。那次战争奥地利战败，意大利终於统一。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毛奇一样密切追踪战争的进程，开始研究这场战争。有的书说毛奇对由业余军人打的这场美国内战大为轻蔑，曾经评论说“那是两帮武装的匪徒在大陆上互相追逐。”其实这是一个传说而已，没有任何权威的历史著作指证毛奇说过这句话。职业军人对业余军人的轻蔑，这可以理解，但是，美国内战是历史上第一次由武装了弹仓式步枪和后装线膛炮的大众军队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已经50年没有打仗的普鲁士，正在渴望了解这些新式武器会如何影响战争模式，怎么会放弃研究这场战争呢？事实上，毛奇很快派遣参谋军官到双方军队中搜集资料，情报搜集大纲是他亲自起草的，毛奇最感兴趣的重点，是“新式火炮炮弹的杀伤力数据，尤其是对泥土、生铁、铸铁不同界面的影响”。除了这些纯技术情报，美国内战给毛奇最大的启示是两点：第一是北军从北弗吉尼亚正面战场快速用火车运送兵员增援密西西比河战场，从而能够发起查塔努加战役。这一实践，证实了毛奇自己一直在计划的，利用火车机动大规模部队的可行性。第二是昌斯勒维尔、葛底斯堡几大战役证明，由於武器的发展，正面强攻敌军设防阵地会遭到不可忍受的损失。这些事丄件都发生在1966年对奥地利战争之前，毛奇很好地吸收了经验。他总结并灌输给整个普军的原则“分散前进，集中作战”，“战略上采取攻势，逼使敌人在战术上不得不对你的防御体系进攻”，都被普鲁士和美国内战的经验所证实。所以迟至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军还在203高地对坚固设防的俄军阵地发动代价高昂的自杀冲锋，你不能不震惊于俄日两军战争理论和实践的落后。
1861年，腓特烈-威廉四世驾崩，摄政王威廉正式登基，1962年9月，国王陛下任命俾斯麦出任首相。10天之后，俾斯麦正式要求毛奇的参谋本部着手研究对丹麦战争的可能性。
年已64岁接近退休年龄的毛奇，终於等来了自己的第一场战争，而他的第一个对手，竟是自己的第二祖国丹麦。毛奇本人曾经是丹麦军官，他的父亲当年以丹麦陆军中将身份退役。
战争的直接起因是这样的：1848年之后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无子(Frederick，其实跟腓特烈是同一个词，遵从习惯各普鲁士国王用腓特烈，其他场合都用标准译名)。丹麦王位可以传给女儿，但是丹麦国王还兼任德意志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andHolstein)两邦元首。按照法律这两个邦不能由女性继承。丹麦曾想干脆吞并两州，遭到德意志诸邦反对，几乎引起战争。1863年，弗雷德里克病死，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合向丹麦开战，争夺两邦。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以及丹麦本土的大部份，都在日德兰半岛(Jutland)上，这是一个南北向的半岛，南边跟大陆相连，由南向北，依次是荷尔斯泰因、石勒苏益格，然后是丹麦本土。在石勒苏益格南方靠近荷尔斯泰因边界的地方，半岛中部构筑了一条“丹麦防线”(Danewerk)，正面向南，但是防线东西两端没有达到半岛的两个海岸。从丹麦防线再向北，东海岸有杜普尔(Duppel)要塞，在杜普尔外海隔着一道海峡，有阿尔森岛(Alsen)，驻扎大量丹麦军坚固设防。丹麦总司令麦扎将军(ChristianJuliusdeMetz)的基本打算是，凭借防线和要塞节节抵抗，缓慢向半岛纵深的丹麦本土撤退，同时以舰队炮击和阿尔森等岛屿驻军威胁敌人后方侧翼，直到英法俄等各国列强出面干涉。
与之相对，毛奇经过研究，向国王提出的作战方案要点在于：一是快速通过最南边的荷尔斯泰因进入石勒苏益格，从两翼绕过丹麦防线，包抄丹麦两翼，将丹麦军主力歼灭在石勒苏益格境内，不让它北撤到日德兰半岛纵深。二是建议在冬季发起作战，因为普鲁士没有舰队，冬季封冻的海水可以抵消丹麦的海军优势。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军投入战争的兵力约有两个军，普鲁士王侄腓特烈-威廉亲王的第3军在右，奥地利加布伦茨将军(Gablenz)的第10军在左，因为奥地利提出要求联军总司令人选必须要有实战经验，而普鲁士已经50年没有打仗了，高级将领中唯一有实战经验的，就是80岁的老元帅弗兰格尔(Wrangel)，于是弗兰格尔被任命为总司令。弗兰格尔是一位老派将军，对毛奇那一套战争计划和进度不屑一顾，甚至拒绝阅读任何关于作战计划的文件，他说“我用长剑打仗，不用文件打仗。”老元帅在开战那天给部下下达的唯一作战进度目标是“下个星期，我要在丹麦领土上睡觉。”所幸，毛奇与各军各师参谋长保持密切联系，通过他们掌握战争动态。但是总参谋长毛奇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下达军令的权力，只有建议权，而且因为不能参加御前会议，他还不能直接向国王建议。
作战行动于1864年2月1日展开。整个丹麦战争没有大的战役，双方的几次交战，称为战斗更合适一些。从北进一开始，普鲁士将军们渴望荣誉和战功的秉性，就偏离了毛奇“高速前进，两翼包抄”的设想。2月1日至3日，在丹麦防线以东海边，发生米松德(Missunde)战斗，普军两个旅6千人64门大炮，正面攻打丹麦军2千人据守的米松德村周围的5座堡垒。所幸普军面对的，不是撞针式步丅枪。丹麦军队的步丄枪仍然是前膛装弹，射程1200英尺，必须站直身体装药，大炮也是旧式的，射程1千英尺。而普鲁士的大炮射程3千英尺，新式撞针击发的后膛枪，虽然射程只有700英尺，但射速是丹麦步丄枪的5倍，而且不用直立装弹。普军占有武器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但是盲目地发动正面攻击，仍然蒙受严重损失，两天的战斗，双方各自损失5百人，丹麦军北撤。2月6日，奥地利军又在Sankelmarkt正面进攻丹麦军，一小时之内奥军死伤4百人，丹麦损失1千人并撤退。总的来说，战事在依照预想的轨道发展，但是以上这些战斗和伤亡，都是毛奇认为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丹麦军队争取到时间，主动撤出“丹麦防线”，没有让联军包围。
下一步，普军北进到杜普尔要塞当面。本来毛奇不主张进攻要塞，但是丹麦方面未经一败，普鲁士方面也迫切需要一个无可争议的胜利，来向国内交代，出于政治考虑，普王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麦要打这一仗。前线的弗兰格尔元帅指挥两次强攻均受挫，毛奇劝阻国王和前线将领继续发动攻击的要求，这次他向国王自告奋勇，从后台走到前台，亲自指挥杜普尔要塞攻坚战。毛奇的思想，就是以火力代替人力，他命令从战线各个部份和后方，调运攻城重炮，平均每一米半就有一门大炮，火力密度为一次大战之前军事史之最。普军集中炮火猛轰一个月，守军从没有见过这么猛烈这么持续的火力，不但伤亡惨重，而且士气很快崩溃，一个月之后的4月18日，普军发动冲锋，20分钟之内拿下要塞。杜普尔要塞攻坚战丹麦损失5千人，普鲁士损失1千人，绝大部份是在最初两次不成功的突击中损失的。
从5月12日到6月20日，英国出面调停，双方休战，调停失败以后，战争继续。在普丹战争第二阶段，腓特烈-威廉亲王代替弗兰格尔老元帅出任总司令，毛奇则亲自担任威廉亲王的参谋长。同时，毛奇的军事能力获得国王信任，获准出席御前战争会议，进入核心决策圈。为了解除侧翼和后方的威胁，毛奇策划登陆占领阿尔森岛。这个岛上四围全都构筑胸墙工事，丹麦驻军1万8千人，坚固设防，而且普鲁士没有海军。丹麦人以为普鲁士不可能对这个岛发动攻击，所以没有任何防范，甚至夜间连岗哨都没有。6月29日夜，毛奇抓住这个心理组织夜间偷渡奇袭，一举拿下阿尔森岛。7月20日，战争结束，奥地利占领荷尔斯泰因，普鲁士获得石勒苏益格。
战后，毛奇因功晋升中将军衔，而且进入了最高决策圈，跟战争部长冯。隆(Roon)平起平坐。但是他没有军令权。这时毛奇年纪已经65岁，而总参谋长这个位子，当时地位仍然不高，要想继续晋升，正常途径是去担任陆军的军长(当时普鲁士的军是平时最高编制)，但按照他这个年纪和过去的指挥职务经历来看，不太可能。因此毛奇提出退休的要求。国王在战争中看到毛奇的能力和对军队建设的贡献，坚决驳回退休请求，普鲁士潜在的敌人还很多，丹麦只不过是一道开胃菜而已，大餐还没有上桌呢。
普丹战争以后，威廉-俾斯麦-毛奇这个决策铁三角正式成型，如果以三驾马车来比喻的话，这可是三匹老马了：到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德意志第二帝国正式建立的那一年，威廉一世74岁，毛奇71岁，俾斯麦最年轻，也已经56岁。那个时代人们的平均寿命没有现代那么长，可是这三位都出奇地长寿：威廉活了91岁，毛奇享年88岁，俾斯麦享年83岁。这三匹识途老马，一点也没有老年人的暮气，是他们把普鲁士王国这架新车，拖入帝国时代。
在这三驾马车之中，最具有统一的决心和意志的，是俾斯麦。对德意志统一的目标和手段，他有清晰的认识。对于奥地利，俾斯麦要将它排除出统一的德意志之外，威廉国王本身对统一倒没有那么坚决，尤其在对奥地利问题上，国王本人直到战前都是反对开战的，这也难怪：第一帝国分裂了1千年，而在最近三四百年中，皇帝一直都由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担任，传统上，奥地利可以说是德意志兄弟的大家长。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至于毛奇，他是职业军人，仅是从专业的角度提供意见，对政治不过多参与。当然，现代很多著作把毛奇和俾斯麦的几次争吵，作为军事和政治相关和对立的经典案例，实际上毛奇和俾斯麦争吵的时候有限，而且多是在普法战争和第二帝国建立以后(普奥战争结束的时候也算一次)。一般来讲，毛奇在德意志统一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工具性的，他所提供的意见，主要是从军事角度某一个政策可行或者不可行，如果可行，需要多长时间。其它的，由俾斯麦决定。普鲁士真正全面滑向军国主义，那是1890年俾斯麦被罢免以后的事情。
1866年之前，毛奇的对奥地利作战计划业经数年的反复推演，在正式开战前75天的文件中，毛奇已经预见了这个战争的全过程。他的计划，建立在“分散行军，集中作战”这个基本原则上。普军有意分散兵力，以波希米亚(今捷克)境内的奥军主力为目标，一半普军从普鲁士出发，入侵萨克森，再从正西方向接近奥军主力。这部份普军分两个军团：腓特烈-威廉亲王的第1集团军以第3第4两个军为主力，共9万3千人在北，Bittenfeld将军(后来是元帅)的易北集团军4万6千人在南，负责掩护第1集团军侧翼和防守萨克森。两个集团军向东齐头并进，从正面抓住奥军主力。主要打击力量，是从北面西里西亚出发的第2集团军3个军11万5千人(近卫军、第1和第5军)，由普鲁士王太子指挥，希望由北向南，侧击奥军主力。这个分进合击的计划，风险在于兵力分散，正面普军两个集团军加起来没有奥军的力量强，奥军占有内线作战的优势，有可能向西首先击破正面普军，直接攻击柏林。毛奇经过计算认为，这是个可以接受的风险，他赌的是1，奥地利军队动员和集结速度慢；2，正面普军两个集团军有能力在北面第2集团军赶到之前顶住奥军主力攻击。
宣战之前的6月2日，对普鲁士总参谋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一天，国王命令，毛奇有权向各集团军下达作战命令，也就是说，从这一天起，总参谋长成了实际上的军队总司令。6月8日，毛奇晋升步兵将军(二级上将)。按照后来普鲁士德意志军队传统，各级参谋长可以代替军事主官下达作战命令，无论由主官或参谋长下达的命令，效力相等，所引起的后果，由主官和参谋长共同分担。而参谋长的军衔比各级主官低得多，如果军长是中将，军参谋长可能仅仅是上校军衔。这跟中国军队不同，在解丅放军，参谋长是副职，军参谋长的军衔和地位是副军级，本身资历就高于各师长。为什么德军总参谋部会形成这个传统？笔者觉得是两个原因。其一，德国的各级组织当中(不仅军队，政丄府和公司也一样)权力的主要来源不在个人的声望和资历，而在于他所在位置的权责契约。换句话说，只要你坐在这个位子上，别人服从的是这个位子，而不是你个人。在东方文化中，权力更多来源于个人，无论你坐在什么位子上，个人资望不够，那叫做“沐猴而冠”，你指挥不动任何部下。这是文化的不同，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它的引申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选拔人才不仅要看个人才干，也要注意兼顾资历，否则脱离社会文化实际，会有后患无穷。其二，德国文化尊重专业技术知识，这跟中国和美国都不同：现代美国的政丄府和大公司是律师企业家这些文科精英掌握，而德国更注重工程技术专业知识。在19世纪普鲁士的历史背景下，参谋军官受过全面完整的技术知识培训，是军队里的专业人才，而当时军队指挥官的选拔，还要看家庭背景，越高级的将领，往往越缺乏完整的专业技术知识，比如几个集团军司令官，大多是亲王公爵。他们必须依靠专业参谋长的辅佐。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二次大战。在德军传统下，指挥官如果是天才固然最好，如果指挥官能力不足也没有关系，只要他有一个能干的参谋长。
普奥战争的全过程几乎完全按照事先的预想发展，唯一在战略上出乎毛奇意料的，是奥军比他想象的还要消极，奥军总司令贝纳德克元帅(Benedek)从来没有以主力直接突击柏林的打算。富勒在经典巨著“西洋世界军事史”里，认为毛奇完全不知道奥军主力的位置，放任三个集团军各行其是不加指挥，当时普军确实不知道奥军主力的具体位置，但是对富勒这一评价，我有不同的看法，在文章末尾会详细解释。
先说次要战场。6月16日普鲁士对黑森-卡塞尔(HesseCassel)、汉诺威(Hanover)、萨克森宣战，这几个德意志小邦不是主战场，但都是支持奥地利的。汉诺威军队总共两个师1万9千人向南撤退，普鲁士的法尔肯斯坦(Falkensten)将军没有执行毛奇事先快速解决战斗的指示，追击缓慢，让汉诺威军站稳了防御阵地。毛奇连下4道命令让法尔肯斯坦火速进军，法尔肯斯坦根本蔑视毛奇的权威置若罔闻，第5道命令毛奇动用国王的名义下达，仍然不管用。毛奇干脆越过他，直接指挥他属下的各个师长。但是Flies将军的师又求战心切，不按毛奇指令会合其它两个师，独自向汉诺威军既设阵地发动冲锋，结果被完全击溃。但是汉诺威毕竟兵少，没有几天功夫，汉诺威、黑森被普鲁士占领，巴伐利亚军队只顾专心守土自保，无法干涉主战场作战。另外，在北方，普鲁士向奥地利驻守的荷尔斯泰因进军，加布伦茨将军率奥地利第10军经汉堡和其它德意志中立地带向奥地利撤退，普军未发一枪，在荷尔斯泰因以军乐队欢送。
主战场上的决定性战役是柯尼格拉茨会战(Koniggratz)，亦称萨多瓦会战。在战役之前，普鲁士并不知道奥军主力的确切位置，但是毛奇对此有一个基本估计，命令西、北两路普军向心进攻，预定在Gitschin会师捕捉奥军主力决战。从正西方向开进波希米亚的普鲁士威廉亲王第1集团军为了等待易北集团军赶上，进军速度一度缓慢下来，毛奇马上催促继续进军寻找奥地利主力。从正北向南进军担任侧击任务的王太子第2集团军，行丄动坚决迅速得多。边界附近几场交战的主角，都是第2集团军。
6月27日，第2集团军的近卫军、第1军、第5军南下，第5军军长斯坦梅茨(Steinmetz)部下的1万普军，在纳奇德(Nachod)遭遇拉明将军(Ramming)奥地利第6军2万1千人。奥军经过一夜23公里急行军刚刚赶到这里，第1旅6千奥军马上投入进攻，仰攻普军已经占领的山头，普军以6个“半营”1千人顶住奥地利的冲锋，奥地利接着投入第2旅再攻也拿不下来，到中午奥地利士兵已经24小时没有吃东西了，疲惫不堪，锐气再衰三竭，下午1点拉明将军全军到达战场再次发动进攻，但是普军第5军主力已经赶到，正好迎头逆袭，奥军大乱，损失7372人。普军损失1120人。这一仗已经证实了，新式步枪使得进攻敌人预设阵地成为一种代价高昂的行丄动。
普奥战后毛奇声望日隆。1868年，毛奇在西里西亚的Kreisau买了一栋房子安家。这个地区二战以后属於波兰，庄园今天还在，但是很荒芜没有任何纪念性的东西，波兰人当然是痛恨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么。1867年毛奇的妻子玛丽患肺炎死去，他们结婚26年但是没有子女。毛奇埋葬了小自己25岁的妻子，此后24年的生命中从未再婚。
普法战争和普奥战争之间的4年，毛奇领导他的总参谋部一直在不停地研究对奥战争中积累的经验教训，而且从未停止过对法国战争计划的修订。普鲁士常备军从8个军扩展至12个军，共27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当时能够阻止德意志统一的也只有法国了，法国当年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代一次次不断地跨越莱茵河入侵德意志，至今对南德莱茵诸邦还保持着极大影响力。1870年普法战争之前法国皇帝是拿破仑三世，他是伟大的拿破仑皇帝的侄子。当时的情形，跟二战1940年西线战局之前非常相似：一边是用现代军事理论和方法武装起来的精良军队，一边是号称欧洲最强却老大自居效率低下的傲慢大国。就武器装备而言，在普丹战争中，丹麦仍然用的是老式步丅枪，而普奥战争中，原本奥地利其实是欧洲陆军最早装备新式后装步丄枪的军队。1859年奥地利跟法国在北意大利作战，不能熟练使用新式装备的奥军，败给了沿用先步丄枪齐射再刺刀冲锋的旧式战术的法国军队。奥地利错误吸取了教训，又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所以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装备和战术上反而不如普鲁士。而1870年法国与普鲁士的对比，没有1940年那么分明。法军装备的新式步丄枪比普军的射程更远更精良，而且法国有秘密武器：机丄枪。当时枪的射程比炮远，而机丄枪更是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普鲁士只是在大炮方面比法军要强。但是跟1940年一样，双方真正的差距，在於军事思想和组织。法国没有普鲁士参谋军官优先提升的规定，她的总参谋部里，尽是些无能怠惰的混事之徒，不要说象普鲁士那样精心计划组织未来战争，就连平时军需供给这些基本事务也做不好。
1868年西班牙兵变推翻女王依莎贝拉二世，西班牙人在选择国王的时候，1870年考虑霍亨索伦家族在士瓦本的远亲利奥波德亲王，法国自然担心350年前哈布斯堡家族拥有德意志和西班牙王位包围法兰西的形势重演，提出强烈抗丄议。普王本人对自己亲戚继承西班牙王位倒并不热衷，宣称不予支持。法国不依不饶非要威廉国王明确提出保证，这在当时看来，是对贵族荣誉的侮辱，普王一口回绝。首相俾斯麦和毛奇早就想与法国开战，俾斯麦稍稍改动语气的一封拒绝电报“埃姆斯电报”，轻易地激起高卢雄鸡万丈怒火，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的法国民众要求皇帝惩罚普鲁士人。普法战争正式开始。
毛奇四年来等的就是这一天。普鲁士总动员计划经过多少年研究和数次实施，已经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20天之内38万5千普军全部完成动员集结，象钟表一样准确无误，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普军野战兵团分为三个集团军，从北到南依次是：斯坦梅茨(就是普奥战争中第5军军长)第1集团军6万人，下辖7、8两个军和1个骑兵师；王侄腓特烈-威廉亲王的第2集团军13万人，下辖3、4、10三个军，近卫师和两个骑兵师，王太子第3集团军13万人，下辖普鲁士5、11军和巴伐利亚第1、第2军，符腾堡师、巴登师。国王和毛奇指挥的总部驻扎在美因茨(Mainz)，直接控制普鲁士9军和萨克森12军组成的6万人的预备队。
毛奇预料，法军会首先发起进攻，而且进攻方向一定选择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尤其在斯特拉斯堡(Strasburg)附近渡莱茵河，因为这里是法国东南的一个突出部，直接面对莱茵河东岸德意志土地，两百年前就是杜伦尼元帅与帝国军队交战的地方。同时根据法国铁路的情况，毛奇轻易就可以计算出，斯特拉斯堡铁路没有能力集结全部法军主力，有一多半法军(15万)应该在斯特拉斯堡以西靠北一点，法国腹地的梅斯下车集结。这样，法军梅斯集团和斯特拉斯堡集团势必被孚日山脉(Vosges)分开。毛奇把他的三个集团军集中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当面的莱茵河背后，并不主动进攻，因为他要孚日山脉隔开法军，不想让山脉分隔自己的进攻部队。而一旦判明法军进攻方向和兵力，普军可以集中兵力击败分开的法军，而后向巴黎总方向进攻。毛奇总的原则是：在哪里发现法军主力，就在哪里集中力量击败它。至於具体怎么做，毛奇不管，因为多少年来，他已经灌输给普军相同的战役原则：先接敌的部队努力钉住对手，其他部队只要听到炮声就会主动靠拢，然后从侧翼后方包抄敌人。战场上，每一个普鲁士军官都会这么做。
当时的法军，战争经验比普军丰富，普鲁士在丹麦战争之前50年没有打仗，而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战胜俄国，在远东与中国清朝交战，在意大利击败奥地利，还有北非的殖民战争，可谓打遍天下。象巴赞(Bazaine)、麦克马洪(MacMahon)这些元帅，一个个都是经过战火考验，功勋卓著的人物。但是战争经验，如果没有头脑进行总结提高，是没有用的，这个头脑，可以是个别统帅的天才头脑，而在现代，则是总参谋部这个“军队的大脑”。法军缺乏的，恰恰是这个头脑。
从总动员开始，法军上下就经历无休无止的噩梦：一名典型的法国士兵，可能住在里昂，他要去北非阿尔及利亚领取装备被服，然后抱着这些东西，去法国西南布列塔尼半岛报到，再集丅合开向法国东北部的夏龙。结果是，将军找不到部队，士兵找不著枪支，要塞找不著弹药，兵团找不著食物。法军的战争计划，和毛奇的预料如出一辙：麦克马洪元帅的集团军集中在斯特拉斯堡突出部，巴赞元帅的莱茵集团军13万5千人集中在梅斯，不久由拿破仑三世亲自指挥。另外，在梅斯以西再向法国腹地90英里的夏龙(Chalon)，还集结了预备军团。
不知为什么，法军士兵居然认为普鲁士不堪一击，在集结尚未完成的时候，就雄赳赳、气昂昂、乱哄哄，跨过莱茵河。先说南路麦克马洪元帅的斯特拉斯堡军团，8月4日仅以一个师抢占威森堡(Weissemburg)，普鲁士王太子第3集团军的第5军当即反击，另两个军助攻，以5万人对付法军6千人，法军受到奇袭，师长被杀，几乎全师覆灭。翌日，向西南15英里，继续挺进的普军第5军撞进法国第6军阵地，这里集结了法军5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共4万2千步兵和6千骑兵。交战前法军自己就乱作一团：他们既没有侦察，也没有岗哨，5万大军仅有6千份口粮，关心自己公民权利和福利的法军士兵们怨声载道，好不容易在那天上午运到大批粮食，正在做饭，普军就到了。普鲁士第5军先头部队毫不停顿地投入战斗，不久第3集团军各军赶到，陆续投入交战，麦克马洪的斯特拉斯堡集团军各部也前来增援，这样，一场遭遇战演变成两军南部主力集团军的大战，这就是伍尔斯战役(Woerth)。这场战役法军士兵表现还是很勇敢的，而普鲁士各军也是逐次投入兵力。但是普鲁士第11军按照既定的原则透入法军后方，麦克马洪怕被包围，下令后撤。担任掩护的法军两个骑兵旅向普军密集队形发动冲锋，伤亡四分之三。这两天的战役，法军共损失2万5千人。普鲁士损失也不小，但是战略上他们获得了胜利：麦克马洪被迫从斯特拉斯堡后撤，顾不上北边隔着孚日山脉的巴赞集团军，竟然向西撤过梅斯，一直向大后方夏龙退却。
再说西面靠北集结在梅斯的北路法军。8月2日法军莱茵军团主力进攻莱茵河东岸的萨尔布吕肯(Saarbrucken)，连战前侦察都没有，普鲁士守军3个连抵挡一阵之后撤退，法国报纸吹嘘成“英勇的法国战士粉碎普军3个师”！原本普鲁士的计划，是第1和第2集团军抵挡法军主力，让第3集团军从南方包抄法军后路。听到萨尔布吕肯发生战斗，第1集团军司令斯坦梅茨上将按捺不住，立即挥军迎击，于是普军第2集团军亦从凯撒斯劳滕(Kaiserslautern)出动策应。8月4日，第1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Spicheren遭遇从萨尔布吕肯撤退下来的法军，Kaneke将军的第14师不等上级命令率先投入战斗，仰攻法军既设阵地，伤亡很大，但是普军附近部队按照传统听到炮声立即来援，而法军虽然处于兵力优势，但是出其不意，又没有友邻援助，3军军长弗罗萨德将军(Frossard)担心己方地位过於突出，决定于夜间撤退。这次交战普军损失4500人，法军2千人。但是在战略上，由于这次交战和南面的伍尔斯战役，法国莱茵军团主力处以孤立突出地位，军心动摇了。
Spicheren和Woerth两次战役，普军没有追击，他们已经摸清了法军态势，准备按照既定方案寻找法国梅斯的莱茵军团决战：正面1、2集团军逐退当面法军，使法国人缩回梅斯基地。南方第3集团军击败法国斯特拉斯堡军团后，正****军右翼包抄，大军云集。莱茵军团18万大军是法国野战军的主力，现在龟缩在梅斯不知何去何从：拿破仑三世命令巴赞元帅向东出击，巴赞认为自己的地位过于突出，应该撤退。直到8月14日，普军已经在梅斯两侧渡过了摩泽尔河(Moselle)，法军两翼被迂回，法国统帅部还蒙在鼓里，只是知道梅斯的粮食缺乏，才定下西撤的决心，意图是先向40英里以西的凡尔登(Verdun)撤退，然后再向西撤50英里，跟夏龙的麦克马洪军团靠拢。
法军想撤退，执行起来却拖拖拉拉，在梅斯以西一片混乱中耽误了12个小时，又被洪水冲垮了摩泽尔河上的桥梁。而普军起先没有发现法军行动，只是计划渡过摩泽尔河后继续向西进作深远的大包围。但是普鲁士第7军戈尔茨少将(Goltz)的旅发现法军有撤退意图，主动开火，接着，曼陀菲尔将军(Manteuffel，后来晋升元帅)的第1军也投入战斗，一场遭遇战下来，普鲁士损失5千人，法军损失3500人，但是法军撤退的进程被遏制住了。
第二天，几乎丧胆的法皇拿破仑三世已经把总司令职务(不但指挥莱茵军团，而且可以指挥夏龙军团)交给巴赞元帅，现在自己带随从脱离部队，奔向夏龙，指令巴赞带大部队按原计划缓缓向凡尔登和夏龙撤退。同一天，刚刚截住撤退法军的普鲁士军队，也不知道这是莱茵军团18万大军的总退却，还以为法军人少，继续向停在梅斯以东的法军大部队发动进攻。勃莱道将军(Bredow)的骑兵旅冲向法军密集队形，这次冲锋，后来以“勃莱道死亡冲锋”闻名(vonBredow’sDeathRide)，普军硬是突破法军两道密集火网，但是又被法军骑兵包围，最后仅一半兵力突围杀回。稍后在Yron山谷，又发生普法两军5千骑兵迎面冲锋的大战。第2天，普鲁士第3军又向法军发动猛攻。这三天的交战，就是命运攸关的费尔维尔战役(Vionville)，双方现在都是面对自己的基地：法军是要向西夺路逃命，而普军是要向东把法军顶回梅斯要塞，谁失败，谁就退无死所，这是一场孤注一掷，谁也输不起的战役。普军损失1万6千人，法军损失1万4千人，法国突围的打算，彻底破灭。
法军突围失败，暂时收缩兵力，坚守梅斯以西的圣普里瓦特(St.Privat)阵地，8月17日，普军再接再励向法军发动全力进攻，双方全军投入激战，普军损失两万人，法军12273人，另有5千人被俘。结果，巴赞不得不放弃阵地，向东回到梅斯。这就是圣普里瓦特战役，经此一战，巴赞的法国莱茵军团被完全包围在梅斯要塞，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成了瓮中之鳖。在这一天的战役中，普王、俾斯麦、毛奇都在观战。俾斯麦接到一个消息，以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已经阵亡，亲自骑马上前线打听，才知道是虚惊一场，他的儿子仅仅受了轻伤。普鲁士第1集团军在进攻中一度因为损失严重而乱了阵脚，毛奇亲自率领波美拉尼亚军进攻才稳定了局面。
巴赞的莱茵军团主力被围困在梅斯，但是这里有著名的强固要塞体系，易守难攻，不要说当时，就连二次大战中1944年巴顿的美军攻到这里，也是几经挫折付出重大代价以后才占领的。毛奇当然没有胃口去强攻，只要封锁住法军，他们没有给养就会不战自溃，但是必须保证不能让法军突围。因此毛奇下令变更指挥系统：第1集团军配属给第2集团军，由腓特烈-威廉亲王统一指挥，围困梅斯。从第2集团军内分出普鲁士近卫军、第4军，和萨克森第12军，组成马斯河集团军，司令官是萨克森王储阿尔伯特亲王。马斯集团军和王太子的第3集团军组成打击部队，向西继续追击麦克马洪的法军。不久，第1集团军司令斯坦梅茨将军辞职，被任命为波森(Posen)总督。
法军方面，麦克马洪元帅撤到夏龙，连同原来这里的预备兵团，共同组成了法国夏龙军团。8月16日，拿破仑三世从梅斯逃出来抵达夏龙。夏龙军团的总兵力几乎和梅斯的莱茵军团相若，共13万人，但是杂凑而成，而且指挥系统不明确，政出多门：法军总司令是在梅斯的巴赞元帅，麦克马洪却接不到巴赞关于下一步行丅动的任何指示。麦克马洪已经丧胆，而且补给不足，主张向西往巴黎退却，皇帝更加六神无主，先是要麦克马洪东进去解梅斯之围，后来又同意向西撤退，他本人更是准备先逃回巴黎再说。此时，在巴黎的皇后通知皇帝，如果他只身逃回的话，巴黎会立即爆发革命，于是法国的“革命群众”在大战略上也有了一席发言权。8月22日最终决定，皇帝留在军中，而军队则向西撤退。
“兵贵神速”，而法军却总是犹犹豫豫的，先是向西行军一小段到达兰斯(Rheims)，停顿下来想要装运走囤积在这里的粮草辎重，于是耽误了两天，这时又接到巴黎陆军部指示，严令麦克马洪元帅掉头向东迎击普鲁士军队，为梅斯解围。于是法军又改变主意向东北方向机动，向北是为了避开普军正面锋芒，向东是为了向梅斯的巴赞靠拢。
毛奇对战争下一阶段的设想，是追击夏龙军团，以南面的王太子第3集团军为主力，迅猛突进，再向北旋转，迂回法军右翼歼灭之。法军向东北方向机动，正好自投罗网，几乎象是在主动配合毛奇的计划似的。8月29日，普鲁士军队夜间与法军遭遇，法军正在睡觉，连岗哨都没有，损失7500人。最重要的是，这一来毛奇完全摸清了法军的位置：原来法军在东西方向上已经落在普军的东面，看来是想绕过普军右翼去援救梅斯。毛奇几乎难以相信法国统帅部的愚蠢，因为麦克马洪自动钻进普军和比利时边境之间的缝隙，西方南方是普鲁士军队，北方则背靠中立国比利时。于是普鲁士全军向右大转弯，驱赶着法军主力向东北退过缪斯河。法国皇帝和麦克马洪元帅领军退入比利时边境的色当要塞。色当是法国前代名将杜伦尼元帅的家乡，如果杜伦尼知道后来的法国将军们把仗打成这个样子，恐怕会给气得再死一次。
8月30日，色当合围。9月1日，Tann将军的巴伐利亚第1军开始进攻色当南缘的工事，麦克马洪大腿被炮弹弹片打伤，将夏龙军团指挥权交给手下1军军长杜克罗特(Ducrot)将军。杜克罗特马上命令法军向西突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两天前从巴黎派来一位温普芬将军(Wimpffen)，刚刚接替了夏龙军团第5军军长职务。从巴黎出发时，温普芬口袋里装了一封巴黎陆军部授权他在必要的时候接替夏龙军团指挥权的信。两天前他对谁也没有提这码事，现在突然亮出尚方宝剑，宣布自己才是军团司令。而他上个星期还是驻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奥兰城的，对整个战场形势完全不了解，却撤销了向西突围命令，改令全军就地抵抗，向普军发动进攻，结果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