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仁宗亲政，有希合上意，言其阙失者。

　　仁宗降诏，应明肃垂帘时事，更不得辄有上言。

　　圣德广大，度越古今，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韩忠彦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群臣亦多言章献之非，仁宗恶其持情甚薄，下诏戒饬。

　　陛下能法仁祖，则善矣。”

　　还收集了仁宗禁言章献垂帘时事诏书，交给赵煦御览，更曰：“望陛下稽仿而行，以戒薄俗。”

　　吕希哲上奏：“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有昔时自以过恶招致公论，坐法沈废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国家变故、朝廷未宁之时，进为险语以动上心。

　　其说大约不过有三：

　　一谓神宗所立法度，陛下必宜修复；

　　二谓陛下当独揽乾纲，不可委信臣下；

　　三谓向来迁谪者，当复收用。

　　三者之言，行将至矣，陛下不可以不察。”

　　这是朝臣们对政治反复开始有所担忧。

　　癸丑，漏勺代赵煦执笔制词，颁布了赵煦亲政之后的第一道诏书：

　　“圣人之兴，默契天运。逮我圣考，蚤厌万国。惟末小子，未堪多难，则亦圣祖母躬受其艰。

　　始终九年，臣民以宁，社稷以固。

　　欲报之德，未获其所。惟周人以讳事神，以谥易名。明诏圣德，以示后嗣。

　　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实天生德，作合皇祖，无私如天，博爱如地。

　　政无旧新以便民为先，人无戚疏以守正为用。

　　故士耻奇衺，民知向方，行规守业，遂底于今。

　　雨旸小愆，责躬菲食。饥馑时告，振廪辍漕。

　　忧世之心，常若不及。饥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处。

　　虽燕处于中壶，实大赉于万邦。

　　自二王一主，洎于外家，均遇以法，无侥幸之求，处躬以俭。

　　肇自治平，格于元祐，历年踰世，家无一人翱翔任事乎显要之路。咸以抑畏退藏，承教自励，罔或一毫之私。

　　是以贵戚近习，相视而愧；元臣耋老，闻风而叹。

　　体坤用乾，妙乎其不为首。未尝出聪明，见适莫，专智擅事，或罹偏吝之累。

　　每有升降，必下两府；进退以正，劳谦有终；

　　唯誉唯功，不由好恶；研极论相，以统百官。

　　代天器工，分乂庶务。故当国大臣，敬委任责，咸得程申故实，曲列详说，周旋事端，不留下情。

　　畅乎上闻，以疏壅塞之弊。

　　不言而化成，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汉唐，一人而已。

　　哀恫邦国，临朝悯然，未知攸济。

　　惟绍神考之遗志，述宣仁之厚风。将率德以自广，必致公以尽诚。

　　以闻。”

　　这道诏书，是赵煦正式向天下公布自己的政治纲领，他将要继承神宗的遗志，昭述太皇太后的仁德，领导这个国家。

　　诏书给与了高滔滔极高的评价，并且将的“元祐之治”，定性为了对神宗“元丰之政”的良好过度与继承，而他也将继续继承父亲和祖母的政治理念，和他们保持一致。

　　是为“绍述之政”！

　　诏书下达之后，“群情于是获安，神器以之增重”。

　　保守派们对于新朝政治反复的担忧，终于免去了几分，朝廷一边商议高滔滔的死后哀荣，一边将重心调整到政务上来。

　　今年秋收，大部分地方还是丰熟的，还有江南淮南的抢种，不能因太皇太后的逝世而停止。

　　苏油接到诏书不由得叹息，国丧当前，对辽的攻略，怕是又得调整节奏了。

　　不过他早已在准备，这个也不是大问题。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宋辽两国国力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在这个趋势和前提下，机会有的是。

　　内政不清，而谋外国，这是因小失大，取死之道。

　　于是行文四路，自说今明两年是四路恢复之年，务求安静。

　　宋国力求安静，辽国却又开始热闹了。

第一千七百二十七章 亲政

　　秋高草长，塞马肥捷，正是攻战的好时候。

　　元佑八年十月，壬子，辽遣使籍诸路，命乌库节度使耶律慎嘉率兵援倒塌岭。

　　甲寅，辽主驻藕丝淀，乙卯，命以马三千给乌库部。

　　辽国的秋粮下来之后，耶律洪基总算是缓过来了一口气，大军开始在金山北路集结，准备与阻卜进行决战。

　　不过王经上奏，因为秋收耗用了大量人力，导致铁厂备料再次严重不足，恳请将铁厂落地时间展延半年。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按照辽国现在这般尿性，大铁厂真要建好，只怕烧不了两个月就得停炉。

　　不过苏油却不答应，拿出宋辽协议，要求辽国依照合同执行。

　　延期可以，请辽国支付大宋每日百分之一的“违约金”。

　　这尼玛简直是个巨坑，王经拿到苏油发来的信件不禁如遭雷击——协议里边，啥时候有对我大辽如此不利的内容了？！

　　让手下取出两国协议原本检查，果然，上边写得明明白白——如果双方中的某一方，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导致拖延，使工厂不能按时建成开工的话，那么过错的一方将支付给另一方每日百分之一的“违约金”。

　　一天就是三万五千贯，真要拖上半年，大宋不但啥都不用给辽国，辽国还反过来倒欠大宋二百八十万贯！

　　王经不禁勃然大怒，将负责具体谈判事宜的官员抓起来拷打——老实交代，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条款？为什么要卖国？！

　　官员们哭喊着叫屈，说这都是秉承着丞相和陛下的旨意办的啊！

　　当时丞相和陛下说过，要让宋人无可抵赖，投产的日期只能提前不能拖后，因此才制定下此条款啊！

　　宋国司徒当时还表示抗议，说这一条过度苛刻，要求将违约金从百分之一调整为千分之一。

　　我们上奏过丞相，是丞相亲自批示，说这一条断不可改。

　　这些都是有当时档案文书可查的啊！

　　这下王经总算是想起来了，好像当时的确有这事儿，不过在自己的理解里，这一条，明明是为了约束大宋，使其不得借故拖延工期而特意制定的。

　　鬼……鬼他么的知道，在合同签订小两年后的今天，辽国竟然成了不愿铁厂早日开工的一方！

　　这事儿没法理论了，王经只好给耶律洪基写信，一边哭诉请罪一边求援——陛下，这事情讲理咱实在讲不过，只得由你老人家出面了……

　　耶律洪基只得赶紧往大宋派遣吊哀使，然后利用面见赵煦的机会，请求延期。

　　这是赵煦亲政之后辽人的第一个请求，而且辽人这一次是头回主动认错，承认问题出在自己那方面，但是也声明这是因为春天的水灾和后来的民乱导致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请宋朝看在两国兄弟之邦和睦友好的份上，原谅他们的这次失误。

　　还是赵煦好心地提醒他们，在法律上，灾害和民乱这些，应该叫做“不可抗力”。

　　还有，虽然协议当中写明了“不论什么情况”，但是很明显，贵朝当时的主观意愿，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条将来会约束到自己，而只是想以之约束大宋。

　　在毕爱卿的法律解释中，这也应该叫做“重大误解”。

　　司徒当时没有明确解释这一条对辽国也同样有效，且没有告知贵朝并核实你们已经主观上意识到，如果遇到今天这样的情况，贵朝也是要赔偿违约金的，这就是当时协议制定时工作没有做细。

　　当然话要分两头说，这么明确的条款都没有意识到对双方的约束力，这件事情辽国还是要负主要责任，太不应该了。

　　不过鉴于朕刚亲政，贵国陛下与燕王就提出这样的请求，这第一次，朕也不好拒绝。

　　而且听说燕王元妃也生了儿子？那我朝同意延期半年，让司徒不再追究违约金的事情，算作是我这当叔叔的，给小侄子的贺礼了，好不好？

　　辽使的眼泪都下来了，对赵煦真是感激无比，宋朝陛下实在是太体贴人了，那我们顺便再告司徒一黑状。

　　于是说苏油那里油盐不进，声称什么许诺、信任和义务，乃是契约的基本特征，还说如果这都得不到保证，那么他就会对宋辽贸易契约的约束力产生怀疑，会让獐子岛海关下调辽国的信用等级，会有无数的反制措施针对辽国——比如提高契约保证金，提高辽国商贾拆借利息，缩减贸易规模，不再为辽人办理托运之类……

　　可吓死个人了。

　　赵煦不禁摇头苦笑，告诉辽使，司徒那样做的确是大宋如今海关贸易的常态，也是正确的做法，他说的那些措施，的确存在。

　　不过这一次情有可原，也就算了，今后可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否则法度俱在，朕也帮不了你们。

　　一场“贸易危机”，在赵煦的干预下，总算是化解了过去。

　　己未，范祖禹上奏，以辽人无礼，名为吊哀，实为求利，宋朝不可长辽人骄肆之风，请陛下留意。

　　赵煦板着扑克脸，解释说这摆明了就是司徒给辽人挖的坑，大宋没必要利用人家在商贸合同方面的经验不足，为对方设计这样那样的陷阱。

　　这样会让宋朝失去大国风范，也会降低大宋在周边外国那里的信誉。

　　不过范爱卿说得对，辽人在此事上的确失了礼数，对太皇太后不够尊敬，当命鸿胪寺予以申诫，一事归一事。

　　群臣皆拜服。

　　是月，礼部侍郎杨畏上书：“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

　　且密奏万言，具陈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与王安石学术之美，乞召章惇为相。

　　杨畏是“徐邸官”，徐王赵颢死后，杨畏担惊受怕，于是投靠吕大防。

　　吕大防素称畏敢言，便事先密约杨畏助己，然后推荐给赵煦。

　　赵煦在赵颢活着的时候，对“徐邸官”防范极深，但是这些阴暗层面的东西，是拿不到朝堂上明白说的，且当时高滔滔对赵颢推荐的官员全部进用，而赵煦为了体现“两宫一体”，也没有表示任何的异议。

　　之后杨畏嚣张到弹劾苏轼苏辙，赵煦依旧没有动他，倒是高滔滔醒悟过来，将之调整到了国子监。

　　现在又被吕大防超迁到礼部侍郎。

　　高滔滔将用范纯仁复相，杨畏尝言不妥，而范纯仁并不知晓。

　　吕大防提拔杨畏之前，范纯仁曾劝他：“上新听政，当求正人；杨畏倾邪，不可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