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动手杀人的两个徒弟，只是执行团伙老大的命令，应属从犯。

　　另外他们被捕后，三人“至狱先引服”，这就属于自首。

　　因此依照熙宁新法，使用新法的减刑条款。

　　而相州当地的地方法院，却判他们死刑，之后刑部也没有驳正，是存在瑕疵的，这属于“皆为失入死罪之错判。”

　　失入死罪，就是官府错判，杀了不该杀的人，这属于重大失职！

　　周清之所以这么上心，是因为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搞了一个激励措施。

　　“若刑房能较审刑院、大理寺、刑部断狱违法得当者，一事迁一官。”

　　周清原为江宁府的司法官，很有才干。

　　王安石一直很欣赏他，做了宰相之后，便提拔他拔进了中书刑房。专门负责抽查往年的刑事判决档案，检查是否有错判、误判或者疑点，提出反驳。

　　在一事迁一官的激励下，周清“吹毛以求其失”，四年内升迁至供备库使、行中书刑房堂后官事。

　　这不是什么毛病，因为从律法上来说，只要周清的质疑是站得住脚的，那就会起到纠正枉法的良好作用。

　　所以赵顼便将案子交给大理寺复核。

　　负责复核的大理评事窦平、周孝恭认为，盗魁固然交待过徒弟“有救者先杀之”，但这里的“救者”，显然是指“执兵仗来斗者也”。

　　而本案中，被杀死的邻人只是“以好言劝之”，因此并不能算作盗魁前提中的“救者”。

　　也就是说，盗魁教唆这个前提，在此案中并不成立。

　　因此盗徒出手将他杀死，是此案的主犯，不可认定为从犯，依律当然应该判处死刑。相州的判决没什么差错。

　　两人商议之后，又去请示周清的上司、中书刑房检正公事刘奉世。

　　刘奉世听取了两人的解释，问道：“你二人是法官，自己拿好主意，回复陛下就可以了，何必来告诉我？”

　　窦周二人又说：“然则此案，实不可认定为‘失入死罪’。”

　　刘奉世说：“那你们就当坚持判断，从来没有人指示过，此案必须裁定为‘失入死罪’。”

　　于是大理寺作出对相州案的复核裁决——相州案不存在“失入死罪”的错判，周清的请求予以驳回。

　　周清不服，坚持相州案判决不当，要求再议。

　　于是赵顼又将案子交刑部审议。

　　刑部的法官最后却认为，周清的质疑有道理，相州案的判决有失误。

　　大理寺对此裁定当然不服，就在大理寺，刑部，中书刑房对此案展开大辩论之时，皇城司一封报告，让事件彻底改变了走向——“相州法司潘开，赍货诣大理行财枉法”，“赍三千余缗，赂大理寺”！

　　贿赂法司，妨碍司法公正，败坏大宋法度。赵顼当然不能容忍，勃然大怒，立即指示开封府，详查潘开行贿一事。

　　案情重大，事关朝廷司法，开封府领命之后立即审讯了相州现任法官潘开及相关证人。

　　到此，相州劫盗案，性质发生了彻底改变。

第八百八十四章 议定

　　原来的判决是否存在误判的问题，已经让位为相州法官是否妨碍司法公正的问题。

　　其次大理寺驳回周清的翻案，到底是严格按照法条得出的判决，还是确实收受了好处？

　　除了贿赂，大理寺是否还有来自其它瓜葛的“更高指示”？是否有更强大的力量，企图干预大宋司法？

　　如果有，那可是“塌方性腐败”的大问题！

　　权知开封府，正是苏油的族兄苏颂。

　　苏颂一行从辽国回到东京，赵顼在垂拱殿赐宴，奖赏出使有功之臣。

　　在宴席上，赵顼对苏颂不畏辛劳，跋山涉水，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提出表彰。宰相吴充也嘉许苏颂学识广博，处事机敏，在辽人关于冬至先后的刁难上，回答十分得体。

　　众人散去后，赵顼留下吴充：“古人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子容之为人，我知矣。”

　　“李定之事，抗颜不让，不避斧钺之诛，足见他耿介忠直；贬处浙江，赈济灾伤，不贪一钱一米，可知他廉洁爱民；任使赴辽，灵机通变，不畏千辛万苦，说明他恪尽职守。”

　　“爱卿觉得，他此次回来，以何职委任，比较恰当呢？”

　　吴充回答：“陛下，苏子容学贯五车，通今博古。经史百家，无所不晓，星官算法，亦精于心。修史良才，不可不用。我欲请他再回史局。”

　　赵顼见吴充不晓其意，就直截了当地说：“现开封府尹告缺，朕想命苏子容任此要职，以安京师。”

　　吴充这才恍然大悟，忙说：“臣失虑了，臣这就布置舍人院拟旨。”

　　苏颂执法严明，听决精敏。上任仅仅半年，开封就秩序井然，四民乐业，各安其居，京师称治。

　　这案子落到开封府，很快便调查清楚了来龙去脉。

　　当年在相州负责审判此案的主审法官陈安民，如今已另迁他官，听说周清正在驳正这个案子，心里很是慌张，担心会被问责，赶紧“诣京师，历抵亲识求救”。

　　又给已经升任相州判官的潘开写了一封信：“大事不妙。尔宜自来照管法司。”

　　潘开立刻荡尽家产，带来开封，疏通关系。

　　恰好有一个叫高在等的相州人，在司农寺当差，潘开便托老乡替他找寻门路。

　　高在等看中了潘开带来的财货，拍胸脯说他认识大理寺的法官，这事包在他身上。

　　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就走漏了风声，被皇城司打听到了，立即报告给了皇帝。

　　然而审查中，开封府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搞笑的情况：这个负责疏通关节的高在等，就是个骗子，根本没有把钱送进大理寺，而是自己给私吞了。

　　大理寺的官员们，也都说从来没有见过潘开这个人，所谓“赍三千余缗赂大理”，只是谣传。

　　这么说来，大理寺的重审，没有受到外界收买，确实是客观的裁决。要说大理寺收钱枉法，证据链是不完整的。

　　开封府掘地三尺都没有发现更多的行贿受贿证据，只找到了一封陈安民交代潘开打点上下的书信，说明其有干预司法的企图，但是犯罪行为，被黑吃黑了。

　　大理寺的判决是有它道理的，并不存在司法腐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蔡确跳了出来，上章陈述，声明此案涉及诸多官员，甚至事关大臣，因此此案应当移交御史台审理！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原审法官陈安民的背景，可不简单！

　　陈安民的外甥，是大理寺法官文及甫。

　　文及甫，是三朝元老文彦博之子。

　　而且，他还是当朝宰相，吴充的女婿！

　　所以呢，这个事情事连大臣，开封府的层次肯定不够，必须将案子移交御史台审讯。

　　赵顼下诏：“近降相州吏人，于法寺请求失入死罪刑名事，缘开封府刑狱，与法寺日有相干，深恐上下忌疑，不尽情推劾，致奸贼之吏得以幸免。宜移送御史台。”

　　于是这个案子再次升级，这次从一个关于司法公正的案子，升级成了“诏案”。

　　御史台狱，是重大案件的审讯机构，也是宋代诏狱的常设机构。

　　宋代设立诏狱或案件移送诏狱审讯，通常都是大案要案，或者事涉官员。都会由皇帝批复颁诏，最终结果，皇帝直接负责。

　　案件至此，成了皇帝挂号，亲自督办的天字大案。

　　然而御史台审讯了十多天，案犯供状与开封府狱审讯的结果相同。于是次相王珪奏请神宗，令蔡确参与，共同审讯。

　　如果当时吴充在场，这个提议必然会被否掉，好巧不巧，那天吴充“正好”身体不适，没来上班。

　　于是这个提议在中书通过，赵顼也同意，蔡确成了这个案子的主审官员。

　　赵顼诏，“与御史同鞫”。

　　蔡确于是派大理寺丞刘仲弓把前面判案的法官窦平、周孝恭等一干人等统统抓了起来。

　　宋朝是对文官相当客气的朝代，刑不上士大夫。文官只要不是谋反弃城，基本上没有被杀头的。

　　犯事了抓起来也是以礼相待，也不轻易上刑，所以这些人在开封府和御史台，还是有几分体面的。

　　御史台审了十多天，还是拿不到想要的口供。

　　直到改由蔡确主审此事之后，事情才发生了重大变化。

　　蔡确可根本不管这些，有的是办法整死你们。

　　……

　　赵顼也没有想到，吴充会挑在这时，对御史台表达不满。

　　参知政事元绛赶紧出列：“陛下，台谏者，天子耳目之臣，有风闻奏事之权，规主上之过失，举朝政之疵谬，指群臣之奸党，陈下民之疾苦。言有可用，不以人微而废言；令或未便，不为已行而惮改。”

　　“即便所闻不实，每每尚优容之，此祖宗凯广言路之虑也。”

　　“然台谏之臣，当秉节持中，公心直意，不能预设局面而构求之。”

　　“以往台谏之臣，要之骨鲠，弹劾不必权贵。今日台谏之横，则以弹劾要员为荣，以掰倒重臣为功。”

　　“不是应该但问有没有合纠之偏，而不问其位之高下；但问有没有失当之举，而不问其倾向立场吗？否则，台谏岂不是成了党争倾轧的工具了？”

　　“台谏之重，须端正之臣禀掌，惟请陛下熟思之。”

　　赵顼大约是明白朝臣们的怨气了，赶紧将话题掰回来：“元爱卿持重之语，我知道了。不过今日但议交趾事务。那我们先定个调，就是交趾路众臣此举，乃是护航途中突遇敌情，众将激节抗虏，克竟全功，理当论次封赏。然诸路边臣，不可举效，且以安静为务？”

　　群臣拱手：“陛下圣明。”

　　赵顼点头：“如此诸人功绩封赏，中书下去拟定，不过苏油之前在两浙路组织海贸，直到年前方才见功，一直未赏，其后抚访真腊，拓域湄州，包括发现南宋洲，诸般功劳，久未犒酬，此非朝廷慰恤功臣之意。”

　　“如今与王韶同为观文殿学士，据李舜举奏报，军政之间，或有抵牾争吵，就给他加一大字，擢保和殿大学士，节制王韶，以示祖宗以文御武之道！”

　　大宋的大学士，只有观文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和保和殿大学士，观文殿大学士，那是从二品，首相退休才能用。

　　而保和殿大学士，如今是正三品。

　　之前苏油的观文殿学士则是从三品，一个大字，升了一阶。

　　其实苏油的太子少保职官，早都是从二品了，开国郡公，更是正二品，不过殿学士这条路子，比前两者尤加清贵，这个可是朝野声望的标志。

第八百八十五章 聚会

　　尤其是苏油才刚过而立，没有做过参政，副相之职，就能得到这个职衔，也是大宋有史以来第一份。

　　主要还是因为有王韶这个被特殊提拔过的人在交趾，这才让赵顼有了提拔苏油的理由，朝中也不以为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