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田中内阁，就令人联想到著名的侵华指导纲要——田中奏折，日后日本侵华行动，都是按照这个奏折进行的。田中奏折内容，是根据16年6月日本外务省次官在大连召集“东方会议”，协商对华侵略政策后，于7月25日田中致函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代奏明积极政策之密奏。其主要内容为：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两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领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仅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无其匹敌。我国因欲开拓其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借日支共存共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路、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等业，达四万四千余万元，此诚我国企业中最雄大之组织也。且名虽半官半民，其实权无不操之政府。若夫付满铁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政权，使其发挥帝国主义，形成特殊社会，无异朝鲜统监之第二；即可知我对满之权利及特益巨且大矣。故历代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

　　欧战以后，外交内政多有变化，东三省当局亦日渐觉醒。……益以华盛顿会议成立公约，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概被限制不能自由行动，我国之成立随亦感受动摇。此种难关如非极力打开，则我国之成立即不能坚固。……大正先帝陛下密召山县有朋及其他重要陆海军等，妥议对于九国公约之打开策，当时命臣前往欧美密探欧美重要政治家之意见；佥谓九国条约原系美国主动，其附和各国之内意，则多赞成我国之势力增加于满蒙，以便保护国际之贸易及投资之利益，此乃义一亲自与英、法、意等国首领面商，颇可信彼等对我之诚意也。

　　独惜我国乘彼等各国之内诺，正欲发展其计划，而欲破除华盛顿九国条约时，政友会内阁突然倒坏，致有心无力，不克实现我国之计划。言念及此，颇为痛叹。

　　向之日俄战争，实际即日支之战。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中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服于我。……

　　若夫华盛顿九国条约，纯为贸易商战之精神，及英美富国欲以其富力，征服我日本在支之势力。即军备缩小案，亦不外英美等国欲限制我国军力之胜大，使无征服广大支那领土之军备能力，而置支那富源于美英富力支配之下，无一非英美打倒日本之策略也。

　　我国商品专望支那人为顾客，将来支那统一，工业必随之发达，欧美商品必然竞卖于支那市场，于是我国对支那贸易必大受打击。民政党所主张之顺应九国条约，以贸易主义向满直进云云者，不啻自杀政策也。故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地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美势力东潜。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富源作征服印度南洋各岛，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

　　施为之中心点必须集中于东京，第一可以保守秘密，第二可杜绝支那政府采探我国之进行，第三可避事前被各国疑视，第四可以收束满蒙四头政治为统一，第五可保内阁与满蒙关系官厅之接近，及可熔冶为一炉，以使全力对付支那。为应付此种利害起见，仍依伊藤及桂太郎合并朝鲜之主旨，而设立拓殖省，以专管满蒙进取之事务：特以台湾及朝鲜桦太等殖民地，付之掌管为题，其实务仍以满蒙进出为目的以期混淆世界耳目。……满蒙新大陆之造成，为日本立国上最重大之问题，故必须设立拓殖省以专管其事，使满铁政治中心点集中于东京，在满蒙之官宪，只命其依令活动使伊等不能在满蒙随地干涉施政之计划，自然可以保守秘密。……

　　这次日本出兵山东，停留时间并不久，16年8月中旬起即陆续集中青岛，准备撤退。8月21日先有日军300名搭台中丸回国，根据9月3日张宗昌的山东督办公署给外交部的咨文，叙述日军撤退经过文如下：

　　山东督办、省长公署咨行事，据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呈称，窃据警察厅长王庆堂呈称：本年九月七日奉钧局第一零四零号训令内开，顷奉保安总司令张、代理省长林微电内开，东电悉，日军撤退，此间亦据日本方面通告，当即转电国务院外交部查照在案。嗣后青岛各国侨商，应即饬属随时加意保护，所有日军撤退情形，仰仍具报察核，特复等因。奉此，合亟令仰该厅转饬所属，嗣后青岛各侨商，务须随时加意保护。并将日军撤退情形详细具报，以凭核转，切切此令等因，奉此，遵查胶济路沿线所驻日军，于八月中旬，即节节移动，集中青岛，以备撤退，均经随时报告在案。

　　八月二十一日，先有日军第十师团及第十四师团三十三旅团各部兵士三百余名，搭台中丸回国。

　　八月二十七日，又有三十三旅团第十联队兵士七十三名搭台中丸回国。九月六日，第十师团兵士五百余名全副武装，携大炮八尊，子弹二千箱，大米二百包，马一百四十余匹，马车一百四十件，搭龙凤丸回国。

　　九月七日，又有日军第十师团司令部长谷川中将，带随员八十七名，第八旅团司令部中岛少将，带随员十名，率领步兵全部计一千零九名，马五十一匹，由二号码头登台中丸。

　　又有日本输送指挥官天野大佐，带第十联队全部官兵计一千零八十七员名，随带机关枪五架，高射炮一架，无线电机车三辆，马三十二匹，亦由二号码头登春华丸。所有给养物品，均系于本月六日经该军运输部用载重汽车由大港路山东仓库起运，分装该台中、春华二轮，计子弹各军用品、大米、马草等物约三千余件，于六日先期登轮。

　　九月八日，又有日军三十三旅团六十三联队乡田少将，带随员步兵及铁道队、电信队、兵士共计一千五百一十名，马三十八匹，给养马草、子弹共约一千余件，由二号码头登原田丸回国。

　　同日，又有三十三旅团六十九联队指挥官伊木少佐，带步兵八百七十五名，马三十一匹，并给养马草、大米、子弹共约一千余件，由二号码头搭神瑞丸回国。当各军登轮时，本埠军政各机关及日本商学各界约一千五百余人在码头欢送，并经厅长带同长警多名，在码头照料，均属表示亲善。现已撤退完竣，除通令各署对于各国侨商，随时认真保护，免贻外人口实外，所有日本陆军撤退情形，理合具文呈报。仰祈鉴核转报，实为公便等情，并据港政局报同前情，除分呈外，理合备文呈报，仰祈鉴核等情，到署。据此，除指令并饬特派交涉员查照外，相应咨请贵部查照为荷。

　　督办山东军务善后事宜 张宗昌

　　代理山东省长 林宪祖

　　日本政府的撤兵声明如下：

　　帝国政府鉴于山东地方不靖之情形，为保护本国侨民起见，先行暂派军队，前往青岛。果然该地方将为南北交战之区，胶济铁路沿线地方扰乱之危险，日见切迫，故不得不令派遣军移驻济南。惟虽有此扰乱，所幸迄今能保护日侨，而不至于发生何项不祥之事案，是则为本国出兵之效果，山东地方之事态，略为安定，暂时无若日侨受战祸之处。为此帝国政府，应照当初声明，兹定即行撤兵回国，将来在中国各地方，不但山东地方，而日侨众多之处，若有治安不靖，战祸再波及日侨之虞时，帝国政府又不得不讲机宜自卫之措置，特此慎重声明。

　　北京政府外交部山东特派员陈家麟呈外交部文如下：

　　为呈报事，窃查前因鲁省时局不靖，日本政府竟借口保护侨民，特遣派日军分驻青岛、济南以及沿路各县，迭经交涉禁阻，迄未中止进行，一切详细情形，前已备文呈报在案。兹因日前虽有战事，但经我方当局竭力保护，所有日侨均获安全，并未受有若何之损失。刻下鲁省时局已日趋缓和，实更无驻兵保护之必要，经即迭向日领提出抗议，敦促退兵。九月一日始准该领正式函复，已允即日撤退。计自本月三日起至六日止，所有前派驻扎济南各日军，均已陆续退出。嗣复经详确调查，日前分驻青岛以及沿路各县各日军，亦均一律撤尽，除已分别呈报外，理合备文呈报钧座俯赐鉴察。实为公便。再前因分途调查，致稽时日，是以呈报稍迟，合并陈明。谨呈外交总长王。

　　特派山东交涉员 陈家麟

　　当孙传芳率兵南攻时，日本以为革命军势不能再北攻，所以宣布撤兵，不料孙传芳惨败，蒋中正复职北伐，前后不过一年，革命军再度逼近济南。日本乃又借口护侨，先以驻华北的三个中队，占领胶济路，然后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派遣第六师团进兵山东。第六师团长福田，是个骄横的军人，他率领5000名士兵乘船由青岛登陆，于5月1日开进山东，山东重要城市青岛、济南、龙口、烟台均为日兵进驻。

　　日军开入济南是5月2日，而革命军攻克济南却是先一天，于是迫使日军和革命军正面冲突，发生了最丑恶的“五三事件”，显露出日本军阀无耻万恶的罪行。

　　五三惨案中，以日军残杀中国驻济南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最为可恨，蔡公时殉难经过，有他的勤务兵张汉儒从受害的行列中逃出后，所叙情形如：

　　五月三日晨，日兵在领事馆一带布置防线，交通即为断绝，九时许，有国军一队，进驻交涉署对面之基督医院内，为日军瞥见，即开枪射击，毙我兵士、伙夫各一名，该队为避开凶焰，乃停止搬运，纷纷藏匿医院之楼上。此时适有一日兵于涉署门首，向医院上射击，同时又四面发现枪声，而该日兵忽为流弹击毙，旋另一日兵赶来，意在救护该已死之日兵，亦被击毙，而各处枪声复大作，弹下如雨，全署员役均慑伏楼上不动，延至下午三、四时顷，枪声稍止。街衢发现类似各领馆之汽车，车前皆竖旗帜，驰驱往来，形似劝止日军停战，时枪声亦告沉寂，但见日兵满布街头，交涉署门前亦有日兵往来梭巡，我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因事出意外，命人出外探听，竟为日军所阻，当派员与之交涉，迄无效果，乃蛰居楼上，静候时机。延至天晚，日兵仍防止交署如故，全署人员，纷纷计议，始终不得要领。时届夜分，正各自就寝，忽捣门之声大作，势极凶猛，传令奔告日兵撞门，请示办法。蔡主任谕令开门延入，讵日兵不俟开门，已破门而进，计约二十余人，内有一佩指挥刀、一擎盒子炮之两军官，更有一着西服者，进门后，即指挥剪电灯、电话，全署顿成黑暗，而彼则携有手电筒探照，此时着西服者操中国语，大意谓予等为搜查械弹而来，实因日间被枪毙死两日兵，必系尔署内所为，故来与尔主管官理论。

　　蔡主任闻言，即出为解释，大意为日间所毙日兵，确系为流弹误伤，我等外交人员，从不携带枪弹来办外交，贵部队似可不必搜查，免滋纷扰。讵彼一味蛮横不可理喻，坚持非检查不可，此时蔡主任既穷于抗辩，姑允所请。奈彼寻衅心切，又作进一步之强迫，谓必须将全署员役捆缚搜检。蔡主任以国体攸关，不予承允，乃彼竟恃强横，谓若不承允，将行强迫捆搜。蔡主任见其无理可喻，勉为应允，旋即郑重声明，谓如搜查后不获证物，仍应速请解缚，恢复自由，彼伪为许可。由是除蔡主任外，全署员役，均被捆缚，旋复翻箱倒笼，到处搜寻，但迄未获一枪弹，乃攫取署中公牍五大包，势将携出。蔡主任乃请彼如约释放所缚员役，讵彼反大肆咆哮，谓我等奉命而来，非奉命不能释放，言毕相率携公文而出，但不半时许，彼复来署，仍执前说，谓日兵确系署中枪杀，非交出枪弹不能了结。

　　蔡主任对之复解释如前，且云署中已经搜查，绝无凶器可以证实，我国决无枪杀贵国士兵之嫌疑，贵部队应考查其真相。言毕仍请如前约释放员役，以敦睦谊。讵彼全不理会，并令将蔡主任一并捆缚。

　　至此蔡主任忍无可忍，乃操日语谓：“汝等不明外交手续，一味蛮横，此次贵国出兵济南，原系保护侨民，何得借隙寻衅，肆行狂妄，作种种无理之举动，实非文明国所宜出此。至如已死之日兵若果系敝署所为，亦应由贵国领事提出质问，则敝国自有相当之答复，何用汝等哓哓不休耶？若汝等果系奉贵国领事之命令而来，则本人即至领事馆交涉，亦无不可。”语毕，日兵即大哗，旋复将捆缚之员役，排列为一半圆形，而惨无人道之日军官，即今日兵以刺刀对所缚诸人之头部肆行砍剥，须臾，诸人断鼻缺耳，血肉模糊，其状惨不忍言。蔡主任目击之下，大声呼号：“日人枪杀我们了，此种国耻何时可雪？”言罢泪涔涔下，同人闻言，均放声大哭，群相痛骂，日兵益怒，更刀枪拳足，交相并下，尽力侮辱后，复将诸人分三四组拽出屋外，执行枪决。

　　以上是张汉儒所目见。当时蔡公时与张麟书及周某、姚某等为第一组，首先殉难。而缚于第二组的勤务兵张汉儒，在忙乱中由案上跌地，拾得剪刀，乘黑暗剪断束缚，乘机逸出，奋勇登高，连越四墙，才落在一个空地上。该地有一空水桶，张于惊惧之下，即伏桶内。不久天明，张正无计逃出防线，遥闻小车声远远而至，伸领探视，系一推水之苦力，乃待其近前，张即对之略述昨夜之经过，求为援救，苦力亦泪盈盈允为设法。张探手衣袋内，尚有五角，以授苦力，易其短衫一件，更换血衣，始出桶外，冒充推水的人与苦力拉车，绕道混出防线，即奔往各官署，报告蔡公时被难情形。总司令部闻讯后，即为张摄制受伤照片，以作日后交涉的证据。

　　日军惨杀中国外交特派员及其随员后，又转向中国外交部办公处行凶，勒令中国军队缴械。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亦在济南，蒋中正即嘱黄就近交涉，毫无结果，黄郛随从护兵所携带的步枪26支亦被缴去。黄郛乃急电日本外务大臣田中，请立即制止日军暴行，并撤退驻兵。5月4日上午英、美驻济南领事出面调停，形势略转缓和，可是到了晚上，日军复行射击，福田师团并由青岛增防济南，更不断以飞机大炮轰击济南驻军和无辜人民，革命军驻扎五大马路纬一路广东会馆之第四十军第三师之第七团，及驻小纬路四路之第三十七军第一团，与纬一路北首王店、津浦路第一区警察全被日军缴械，被俘徒手官兵1000余，拘禁正金银行，断绝饮食，不准坐卧。至5月7日，福田更向革命军提出如下之条件：

　　一、国民革命军须离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20华里以外。

　　二、中国军队治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及其他之排日运动。

　　三、与骚扰及其暴虐行为有关之高级军官，加以严重处罚。

　　四、在日本军前面与日本军抗争之军队，解除其武装。

　　五、为监视实行上列各条件起见，将辛庄、张庄两兵营开放。

　　上述条件，日方限当晚12时前答复，否则即行攻城。蒋中正以条件太苛，遂于5月8日晨，交由战地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派员向其交涉，申明所提离开铁路沿线一条，影响北伐军之行动，难以接受外，余可考虑协商。交涉卒无效果，复于当日上午派熊式辉、罗家伦遄往日军司令部谈判，亦无结果。福田旋即开始攻击济南，枪杀普利门外南济医院疗养之第二十六军及江家池之前方医院与其他各处疗养之伤病官兵，抢劫公司商店，破坏黄河铁桥及新城兵工厂，并向革命军泰安总司令部轰炸。5月9日蒋再派何成浚全权代表赴济谈判，几经波折，始抵达济南，福田仍坚持前提五条，且扩大对中国军民之屠杀与轰击。因此留济南警备的革命军，乃于5月10日夜11时半，在被迫状况下，暂时退出济南。在这次惨案中中国伤亡军民约110 062名，新城兵工厂之损失，在600万元以上，其他更无法统计。（此案一直延至民国18年元月23日，日使芳泽来华，经过五次之谈判，始正式签订协定撤退日兵。）

第256章 光复北京祭告孙中山

　　当国民革命军攻占济南后，张宗昌在山东的根据地遂告丧失，张作霖乃下令北洋军全线退却，重新调整防线，以德州、顺德为第一道防线，以沧州、石家庄为第二道防线，以马厂、保定为第三道防线。至于在直隶省境津浦线的正面则以孙传芳军位置于大城及其以西地区，张宗昌军及王琦部据守沧州附近。

　　济南惨案发生后，国民革命军为了避免和日军冲突，乃于17年5月4日将革命军主力撤至莱芜、中宫、齐河。5月6日革命军第九十五师渡河进占晏城镇，9日占禹城，11日占恩县，13日占德州。

　　德州被革命军占领后，北洋军分三路向沧州溃退，革命军全线追击。张宗昌的骑兵和白俄兵千余名以及钢甲车五列在沧州集结，企图死守沧州、保定一线，孙传芳军一部守庆云、盐山，褚玉璞部守沧州西区，于学忠、袁振青、窦联芳各部守杜生镇和沙河桥，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守高阳、保定，张作相在天津、马厂间，汲金纯在高碑店附近。

　　5月31日北洋军沿津浦铁路分三路反攻，左翼由褚玉璞指挥徐源泉及张骏部，中央由张敬尧指挥陆殿臣及毛思义部，右翼寇英杰部分别反攻。

　　革命军力却强敌，转守为攻，6月1日革命军第四军团方振武部攻击前进，占领张庄、李福台等地。第二军团陈调元部占领南皮、燕台、大安庄等地。6月2日晨北洋军分向望海寺、雷庄、马厂附近溃窜。革命军遂攻克沧州。

　　平汉线方面张作霖集中戢翼翘、高双英、万福麟、窦联芳等部于磁州一带，准备反攻彰德，并在保定、石家庄一带配置重兵。早在17年3月7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 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由兰封移驻新乡就近指挥彰德军事，令鹿钟麟兼任北路军总司令，孙连仲率第十四军、二十三军、骑兵第一军增防彰德。4月5日彰德之战开始，反复鏖战，战况惨烈，相持20余日，4月29日革命军开始反攻，全线出击，北洋军张学良亲率其卫队前来督战，这时济南已被革命军占领，北洋军乃破坏漳河铁桥及铁道电线向顺德溃退。5月8日韩复榘军占领顺德，5月11日进抵石家庄。

　　国民革命军第三集 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亦于苦战雁门、五台、繁峙、井陉后由平山出击，发动全线猛追，直出石家庄、方顺桥、保定，震撼了北京城。5月15日阎军抵方顺桥，方顺桥在保定西南，望都东北，为京师门户，阎军在方顺桥集中待命。

　　17年5月15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 团军阎锡山部先后抵达方顺桥附近，分为左右两路部署：以商震为前敌总指挥兼左路军总指挥，辖第一路丰玉玺，第二路张荫梧，共八个师；以徐永昌为右路军总指挥，杨爱源为副总指挥辖十四个师。

　　5月25日右翼方面受到北洋军由高阳、河间调集大军向定州、清风店一带猛攻，使杨爱源之第二军遭受极大伤亡，不得已退据东亭和安国。27日北洋军向永丰镇及王家庄猛攻，前线陷于危险境地，阎锡山一面令前线部队坚守待援，一面飞调定县、石家庄之预备部队绕出敌后，28日遂解永丰镇及王家庄之围，并向阳城、天台寺、郑家庄、张登镇追击，31日北洋军全线总退却。

　　左翼方面5月17日冯玉祥所部的郑大章骑兵军突然全部撤退，阎锡山即电询冯玉祥，冯复电云：“据京津特别侦探报告，京汉线上敌力尚厚，我军此时似宜合京汉、津浦、京绥三路统筹进兵计划，各路同时并进，以策万全。现因津浦各路军渡河以后遇日人扰乱，后方连络尚未能确实；且各军部署须加整理，其津浦、京汉间残敌极多，京汉方面前进不无顾虑。”等语。由于冯军忽然撤退，北洋军乃利用此良机移动其中路兵力向阎军左右两翼包围，在满城、一亩泉、康关苦战，屡进屡退，至31日左翼方面亦传捷报。

　　方顺桥会战的重要性因为这等于是北京、天津的大门前一战，而奉军兵力达30万之众，以第三四方面军团为主体，其指挥系统为：

　　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总参议杨宇霆，军事部长何丰林，第三方面军团长张学良，辖第八军万福麟，第十军王树常，第十五军汲金纯。第四方面军团长杨宇霆，辖第十六、十七联合军胡毓坤、荣臻，第二十九军戢翼翘，第三十军于芷山，卫队旅旅长张学成。

　　张作霖在济南易手时，本拟倡息争和议，愿将所有军队开出关外，不问关内政治，这是奉张一贯手段，他不能忘情于关内，可是形势不利时即率军出关，等待机会，这也是奉系得天独厚的地方，不像皖系直系一旦战败即穷无所归。可是奉张退出关外的拟议忽然变卦，因为有人向奉张建议，革命军战线拉长了，除了冯、阎两军尚习惯于北方气候外，余均不服水土，而冯玉祥善变，和阎锡山之间尚有矛盾，不如坚守京津，以待变局。因此奉张遂欲行又止。

　　5月19日蒋中正由徐州赴郑州与冯玉祥、白崇禧会商一切，28日复转赴道口及柳卫晤冯玉祥，30日赴石家庄与阎锡山会商。

　　国民革命军早在17年4月下旬进军鲁南时，即决定会师平津计划，后因济南五三惨案，使第一集 团军的进展稍为延迟，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又不肯孤军深入，停留于石家庄—武强—阜城一带，致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在定县、望都、方顺桥、完县之线独当强敌，死伤万余，阎当时屡电蒋中正和冯玉祥乞援，蒋深知会师之举不容稍缓，乃将南京方面党务料理就绪，即赶赴前方视察，委朱培德为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又电冯玉祥令第一二集团军各军团，于5月25日以前，集结于庆云—南皮—交河—武强—晋县—正定之线为进攻之准备。

　　张作霖的奉军据守北京、天津及方顺桥附近一带，与津浦路的直、鲁军及孙传芳军连成一气，兵力约40万，其部署情形为：

　　津浦路方面：褚玉璞部分驻于津浦路之捷地—张高屯一带；其第一线在砖河镇至东西泊头一带，由褚部第六军军长徐源泉指挥，并筑有坚固工事。孙传芳之李宝章、郑俊彦两部驻守庆云—盐山—马厂。

　　河间方面：袁振青、窦联芳、孙殿英等部在杜生镇—交河；于学忠及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在任丘—河间一带。

　　高阳方面：奉军第三四方面军、戢翼翘主力及骑兵第二军之大部，在高阳之南滹沱河北岸一带，筑有坚固之防御阵地，其第一线在蠡县、博野附近。

　　平汉路方面：汲金纯军防守高碑店至易州一带。

　　平绥路方面：奉军高维岳之第九军、汤玉麟之第十二军、郑泽生之第三十一军于5月11日以后由朔县、马邑开始撤退至柴沟堡、大同，继向东北方退却。

　　5月19日，蒋中正抵郑州，与冯玉祥会商。

　　革命军沿平、汉，津、浦两路进展之部队，虽已逼近沧州、保定，而两路中间隔离约200余公里；北洋军在高阳、河间，均配置重兵，饶阳、武强之北洋军亦尚未肃清，平、汉路以东，饶阳以西地区，革命军尚无部队驻守，如北洋军乘隙进袭，深为可虑；蒋中正遂决定俟第四集 团军先遣军到达石家庄、定县之线时，即将鹿钟麟之北路军全部（韩复榘部在内）移至平、汉线以东地区，与刘镇华所部衔接，然后全线同时进攻。

　　国民革命军自5月28日开始总攻，至6月2日，先后占领保定—高阳—肃宁—河间—沧州之线；北洋军退据琉璃河、固安、永清、胜芳、马厂一带，革命军乃分路追击，第一集 团军由津、浦路两旁地区前进；第二集团军由任丘、文安、雄县、灞县前进；第三集团军由平、汉路前进。当5月29日，蒋中正到柳卫（在道清路）时，为军事进展及避免外交上纠纷起见，曾与冯玉祥会商妥善办法，至是，遂令前方各军于破敌之后，即进至静海—胜芳—永清—固安—长辛店之线，停止待命。

　　5月30日，蒋中正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商京、津善后，并视察战况，停留石家庄，31日午后10时左右，颁发各军追击令。

　　17年6月6日张宗昌、孙传芳所部纷向天津东北退却，张作霖已于6月3日离开北京，北京城治安由北洋元老王士珍等维持，革命军第四军团第四十一军九十一师进驻大邵庄及张庄；第九十二师驻二蔡庄、盖宿铺一带；军部进驻大邵庄；第三十四军第八十八师驻大小流标、小庄；九十五师驻西空城一带；九十师及胡正卫团进驻马厂；第三军团第二十七军驻惠丰村、五面城子、赵济庄等处；第四十军到达清水泊、萧吉沽、东槐庄一带；第三独立师在大李庄、李官庄、十槐村等处；总指挥进驻李云龙屯，第一方面军第三军第十九师吉鸿昌部，于是日早到达静海；第五十六旅进至良王庄；五十五旅进至静海北十里堡待命；第二师于夜12时出发，进驻王口镇、陈土桥、中滩里、前万头一带地区，集结待命，并派一小部到黄岔、台头，对天津方面警戒。

　　6月7日革命军第四军团方振武进抵独流，其第三十四军军部进抵马厂，该军奉令开驻良王庄、独流镇、杨柳青、胡村一带整顿待命；总指挥部进驻沧州县城。孙良诚接到消息革命军韩复榘已进占南苑，张宗昌、褚玉璞部之徐源泉、孙殿英等所率残军约3万人，麇集天津老站，并各有一旅，被法、日各国使馆驻军监视，不令下车进街，天津市区内甚为安静。张宗昌、褚玉璞已逃向秦皇岛；郑大章骑兵军已占领武靖、三河；刘镇华部已到达通州。

　　6月12日，孙良诚命骑兵在胜芳附近对天津警戒；第二十一军主力驻灞县，一部驻新镇县；第十九师移驻文安；第二师进驻任丘；第四军仍驻大城；第十八师移驻河间待命。

　　当革命军第一集 团军第二、第三、第四各军团占领沧州后，逐日向北追击前进，迄6月3日，第二军团第二十六军，由沧州、张官屯沿铁路前进；第三十七军沿铁路以东地区前进；第三军团（欠第四十军）在第二军团右翼之地区前进；第四军团在第二军团之左翼，沿运河以西地区前进，这时北洋军右翼占据大流标、王镇店，依托子牙河正面，左翼占据西魏村—马厂至铁路之线。朱培德探悉敌情后，遂令各军团追击前进。

　　各军团奉令后，随即开始运动，6月5日到达前线，占领指定阵地，正拟攻击，北洋军忽自动撤退；这是因为北洋军后方被席液池骑兵军威胁，恐后路被截，即纷向天津一带退却。革命军沿津、浦两旁地区跟踪追击，至静海以南地区停止待命。

　　6月5日晨，革命军骑兵第二军到达静海南面的孙家庄东南柳木杓附近集结，第二十一军的张兴科师，亦由后跟到，即协同攻击占据孙家庄东南柳木杓一带之北洋军。骑兵第二军，除派一团进占独流镇外，余部均渡过运河，向静海车站攻击。当时马厂的北洋军自动退却，官兵均无斗志，革命军遂将防守车站的北洋军钢甲车击退，于正午占领静海，北洋军向王庆陀、杨柳青、北仓等处溃退，一部分打算通过天津租界。

　　6月6日晨，骑兵第二军仍向小站追击前进；第二十一军由台头、胜芳向信安镇、狸狼城方面前进；第四军在黄口镇；第十九师在静海停止待命。

　　革命军第二集 团军自相继占领河间、肃宁、高阳后，北洋军于学忠、孙传芳、窦联芳、戢翼翘、万福麟等军，均纷向灞县、宝坻、固安、永清、胜芳一带退却；北路军跟踪追击。6月6日午奉军马占山部千余名被歼，韩复榘于占领固安后，即向廊房前进，以截断京津路交通，并向北京前进，下午4时前锋李汉章旅到达南苑，北京民众均到南苑欢迎。

　　革命军第三集 团军自占领保定后，总指挥商震即决定沿京汉线追击前进。奉军自保定、沧州等地败退后，主力集结于琉璃河—固安—唐官屯之线；孙传芳、于学忠之强大部队控制于灞县；张宗昌、褚玉璞之直、鲁军，据守大流标—马厂—惠丰桥之线，仍图保全北京、天津地盘，做最后的挣扎。灞县孙传芳忽然撤退，张作霖见势孤力蹙，无可挽救，故不得不实行全线总退却。

　　民国17年6月2日，张作霖下令总退却后，即偕同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及参谋杨毓珠等，携带重要文件，乘专车回奉。6月4日晨，火车到达沈阳城外日本租界地之沟帮子铁桥时，为日人阴谋所埋置之地雷突然爆炸，张作霖受重伤，吴俊升炸死，重要文件亦被毁灭，张作霖因受伤过重，延至6月4日上午10时亦告毙命。

　　张学良在北京闻乃父噩耗，即急电回奉各将领，约束士兵，维持治安，并饬顾全外交，勿令外人借口干涉；一面促使北京各界出面，接洽和平让渡北京办法，磋商结果，留鲍毓麟旅在京维持，待革命军进城交代，然后退出。

　　天津方面的直、鲁军，闻张作霖被炸死，甚为恐慌；张宗昌、褚玉璞急电阎锡山乞降，阎主张容褚拒张。当时败退天津附近之北洋军为数甚众，计于学忠部在杨村，孙奎元部在韩家墅，袁振青部在北仓，徐源泉部在芦兴河，王炼部在杨柳青，许琨部在军粮城，孙传芳的残部数万，亦退集天津附近。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在天津召集会议，和战主张未能一致，潘鸿钧最激烈，仍主相搏，欲造成第二次济南惨案之重演，在天津、河北一带，挖壕筑垒，配置队伍，借此向商家勒索饷糈；张宗昌亦致函各国领事，谓大军绝食，要求设法，一时形势极为紧张，人心惶惶，各国侨民更无安全保障。

　　6月4日，奉军既陆续退出北京，国民政府即行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并促早日莅任，维持治安，北京治安维持会及中外人民，均盼阎锡山即日赴京，信使不绝于途。

　　6月6日上午9时，鲍毓麟旅退出，革命军孙楚部于10时许在民众欢呼声中入城，商震率部随后继至，阎锡山亦于6月8日在保定就职后，于6月11日偕同第四集 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入北京，主持善后事宜，军阀盘踞之北京，这时才完全入于革命军之手。北京之旧称，亦遵政府明令正名北平，直隶省改称河北省。

　　北平方面虽幸告息兵，天津则尚多顾虑；阎锡山乃呈请政府任命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接洽收编徐源泉、郑俊彦、李宝章等部。天津于北京和平收复时，尚在张宗昌手中，张部与孙传芳、褚玉璞各军，由于沧州以北各地为革命军第一、第二集 团军压迫，节节后退，集中天津及津东各地，兵力颇众，张欲以此作最后之挣扎，但已是强弩之末，无能为力了；而齐燮元及安福系吴光新等，又欲乘机以款收买这些残军，别图活动。所以天津形势，颇为纷乱，幸军阀败军中有觉悟者如徐源泉等均弃暗投明，张宗昌闻各部队投诚革命军，极形愤怒，欲有所对付，当时革命军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与南桂馨出面活动，迫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等离开天津，实行收编各部为暂编军，孙传芳乃只身逃奔关外，张宗昌、褚玉璞则率领一部分残军退守津东。

　　蒋中正对北方大局的收拾，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北平、天津交阎锡山负责，二是听任奉军和平出关。冯玉祥对这两点不赞同，曾向蒋中正提出相反的意见。冯部韩复榘军则不受最高统帅的约束，于6月6日擅自开入南苑，并将维持北平治安最后退出之奉军鲍毓麟旅强迫缴械，因此引起外交团多数人士的不满。这是蒋中正北上前的事，所以蒋中正宣布实践其1月间复职时的宣言，北伐完成即引退，于6月11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准备告退，各方闻讯均极震动，冯玉祥亦来电痛切陈词。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均纷电促请以大局为重，继续领导全国，并恳从速北上。

　　17年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推蒋中正赴北平祭告孙中山，并视察一切，借便恭移孙中山遗榇来南京安葬。蒋中正以北方问题甚多不便坚拒，遂打消辞意。国民党中央又推阎锡山、李宗仁，参与祭告典礼。蒋中正遂于6月26日偕吴敬恒等由南京绕道河口邀李宗仁同车北上，过郑州时冯玉祥由新乡来迎，车抵长辛店，阎锡山已先在，乃于7月3日偕阎锡山赴北平。北平以盛大的场面欢迎蒋中正莅平。

　　17年7月6日上午8时，蒋中正在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之祭告典礼，冯玉祥亦赶到参加，阎锡山、李宗仁、蒋作宾、何成浚、朱培德、白崇禧、陈调元、方鼎英、方振武、魏益三均参与典礼。北伐是孙中山最后的愿望，可是北伐完成了，孙中山却不能亲见。蒋中正伏读祭文，回溯往事，极感哀痛。

　　蒋中正祭告孙中山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西山碧云寺，致祭于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迄于今日，始得克复旧都，谒展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之纷集也，方总理哀耗抵粤之时，正中正铲除陈逆驻军兴宁之日，追忆总理“政纲精神不在领袖”之遗言，不啻对我同志永诀之暗示。中正服务在军，病不能亲药饵，殁不及亲殡殓。惟我父师，不可得复，戎衣雪涕，疚憾何尽？自兹以还，唯以继志述事，痛自策勉，恪遵全部之遗教，益为革命而戮力，三年之间，本党基础濒于危亡者，先后五次，革命势力几于覆败者，凡十五次，而军事危机尚不与焉。每当艰危困厄之来，中正唯一秉遗教、追随先进，勉图靖献，盘根错节，更历已多，洎乎本年中央第四次全会，方克安渡艰难，重现团结。回忆曩时同志在纷歧离析之中，与主义之遭晦冥否塞之会，若非总理有灼然昭垂之遗教，将不知何术以复归于共同？至若横逆之纷然而来，毁谤之无端而集，若非总理有存败不计，与各用所长之宝训，亦几不能力排艰难，奋斗以迄于今日。兹当肃祭灵前，怀过去则抚创而思痛，念未来则临冰而知危。所欲复告于总理者，万绪千端，更仆难尽，已往不追，固不欲琐琐陈述以渎灵听，而来日大难，辄敢以微愿所寄，奉祈昭鉴，谨籀其概，为我总理陈之。（中略）

　　中正海隅下士，未尝学问，得闻大义，追随革命，胥出我总理教诲裁成之所赐。窃见总理遗教，崇高博大，论其精义，实古昔圣贤所未发，中外宏哲所未窥，语其平易，实天理人心所结晶，野老村妇所共解，奚止兴顽振懦之功，实亦为生命建树之本。今当建国伊始，而总理已长辞人世，不复躬亲指导，千钧之责，寄于后死之同志，唯有戮力同心，勉为祖继，以总理之精神，团结本党之精神，以总理之思想，统一全国之思想，国民之基本既立，人民之解放可期，中正自许身党国，久已矢之死靡他之决心，初不意百战余生，尚能留此微躯，诣总理之灵堂，而致其瞻礼。今后有生之日，即为奋斗之年，竭其全力，济以忠贞，成败利钝，未遑计也。灵爽匪遥，唯昭鉴愚诚而默相之。

　　蒋中正祭告孙中山后，即留北平处理要公，于7月11日邀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白崇禧、鹿钟麟、商震、吴敬恒、陈绍宽、朱培德、张群等会于汤山，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事意见书，以为各集团军一致遵行的准绳。

　　事实上，北伐虽已完成，可是残局尚待整理，东北问题张学良虽有心易帜，但日本军阀正极力破坏；平津虽告收复，而张宗昌、褚玉璞等残部退扼滦河，负隅顽抗；革命军内部人事亦纠纷迭起。因此各方所最盼祷的，是蒋中正必须继续领导，才能完成国民革命大业，达成统一中国的愿望。

　　当奉军总退却后，在北平以东地区分布三道防线，以滦河为第一防线，奉军第十军王树常、第十五军汲金纯、第二十九军戢翼翘及于学忠之一部分担任防守；以昌黎、抚宁为第二道防线，由奉军胡毓坤、高双英两军担任防守；以北戴河、榆关为第三道防线，由邹作华的炮兵及于学忠的二十军担任防守。奉军主力在榆关附近，与热河方面的第九、第十二、第三十一各军形成掎角之势。

　　奉军在张学良领导下决心投效中央，服从国民政府后，虽因日方压力，未能正式易帜，但已决心不与政府军作战，陆续出关。只有孙传芳仍盘踞迁安，张宗昌部在滦河沿岸占领阵地，右翼在丰润北方之狼山、菠罗山、庙山、牙窟山一带，企图利用山地负隅顽抗，另于丰润之西卢各庄、安乐庄、王各庄及丰润以南之马各庄、老庄子、韩庄子一带利用村堡，编成据点式阵地；左翼在唐山之西南方，由韩城镇至胥各庄、河头以迄铁路以南地区，构筑坚固之防御阵地，其第一线在丰台、芦台一带。

　　蒋中正于17年7月15日下令讨伐滦河方面之直鲁军残部，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右路军总指挥，下辖徐永昌、范绩熙、李品仙等部队，任命方振武为左路军总指挥，辖徐源泉等军，任命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指挥，辖刘镇华、丰玉玺等军。

　　7月29日白崇禧因天津附近积潦，有碍行军，致各军未能依限集中，乃召集会议，决议将集中完毕之日期，展至8月5日，接着奉蒋中正命令：饬左右两路在集中地停止待命，以俟张学良派员与张宗昌、褚玉璞接洽改编。直、鲁军因为有日本暗助，日且派林权助以参与张作霖葬仪之名赴奉天，向张学良提出二次警告，尽极威胁利诱之能事，故直鲁军毫无悔过自新诚意，并向宁河、丰台、芦台增兵，有袭取天津模样，奉军不得已，乃暂取中立态度，为易帜之准备。

　　蒋中正为彻底肃清直鲁残军，决俟各部到达集中地后，即令沿平、榆大道两侧，向滦河扫荡前进。至8月18日，总预备队第三十七军及独立第三师，开赴宁河、丰台镇集中，归右路军总指挥白崇禧指挥，刘镇华之一部，亦已开赴宝坻地填防；第二集 团军骑兵第一军郑大章部，改向宁河东北之王大庄前进，与鸦鸿桥集中之第三集团军孙长胜骑兵师联络。

　　直鲁残军第七军军长许琨，在宁河、丰台、芦台一带指挥拒阻政府军前进。8月25日，政府军右翼军徐永昌部，占领北塘至河北之线，一部在淮满淘一带与中央军范绩熙部联系，同时占领马庄—黄庄镇—北强庄—葫芦沽—东园之线，与直鲁军对峙；总预备队第二集 团军刘镇华之一部，进至宝坻，主力在杨村，第三集团军谢濂所部在顺义、西苑一带待命。9月4日丰台、宁河、芦台之直鲁军已有退却模样。9月6日直鲁军忽撤退至老庄子、韩城镇、胥各庄一带之预备阵地；丰润北方之山岭，直鲁军陆续增加，似有于该处决战企图。9月7日，中央军主力进至宁河、丰台，一部进占塔慈庄、崔成庄—大韩庄—西棘坨之线；右翼军进占芦台、杨家泊一带，准备于9月8日拂晓沿平、奉路攻击前进，与左翼军联系。白崇禧因左翼军与中央军之间，兵力甚形薄弱，即令总预备队第十二军、第三十六军，迅速开赴前线，归左翼军李品仙指挥，担任进攻韩城镇、老庄子之敌，与左翼军及孙长胜骑兵师联络，向唐山、开平迅速推进，以截断胥各庄、河头之直鲁残军，使中央军右翼军进展容易。

　　9月8日，政府军第十二军到达韩城镇附近，第三十六军到达老庄子镇附近村落，占领攻击准备位置。9日，中央军占领曹庄子—李堡寨—保全庄之线，右翼军进占于家泊—铁匠庄之线，第十二军于拂晓击溃韩镇之敌，正午追至马驹桥—曹家之线，同时，第三十六军击溃老庄子镇之敌，正午追至小马各庄—桃李营—陈庄子—韩庄子之线，直鲁军向龙王庙、开平方向逃窜；其左翼部队在河头、胥各庄一带，本筑有坚固工事，因政府军左翼军已克丰润，沿平榆大道前进扫荡，先头部队已在牛郎山与直鲁军接触。直鲁军侧背感受威胁，故河头、胥各庄等处亦受牵动，纷向乐亭撤退；唐山方面亦因无险可守，乃纷向开平、古冶一带撤退，十二军于午后4时进占唐山；第三十六军向开平攻击前进；白崇禧进抵芦台。

　　至于政府军左翼军第三十军军长魏益三，自7月15日奉命参加平东战役，即率所部集中平安城镇，先解决盘踞遵化之直鲁军，并以约一师兵力，逐渐向前推进；9月上旬，先后奉到白崇禧、李品仙命令，即以所部第一师为右翼队，袭取丰润迤北牙窟山、庙山之敌，以第二、三教导师及骑兵团为左翼队，袭取丰润东北方狼山、白蛇岭、菠罗山之敌；魏益三亲率暂编第四师为总预备队，位于大王庄，策应各方。9月8日午前3时，全线向直鲁军猛烈总攻，因其地山岭高耸入云，绵延不绝，形似长蛇，坚如铁壁，直鲁残军复筑有坚固工事，仰攻不易，魏益三以非克复丰润，各友军难以进展，乃督饬各师奋勇进攻，激战数小时，直鲁残军不支，纷纷溃退，遂将各该山岭次第占领；右翼队占领牙窟山、庙山后，俯视丰润城内，了如指掌，即以火力重施压力，左翼队占领狼山、白蛇岭、菠罗山后，并以强大兵力向东南扫荡前进，以收包围之效。

　　同时，独立第八师刘春荣所部，向高各庄、小王各庄、安乐庄、西魏庄、芦各庄、高力铺、七里屯等村落攻击，直鲁残军利用坚固阵地，节节顽抗，刘春荣督众奋勇猛扑，直鲁残军不支，相率退据丰润城内，闭门死守，刘师即分路进攻西南两城门；第三十军各翼队，亦由庙山等处抄攻东北两门，将丰润城包围，直鲁残军负隅顽抗，经刘春荣挑选壮卒，冒死爬城。直鲁残军旅长于铭钟见大势已去，率队由东门冲出，向榛子镇方向逃窜，政府军遂完全占领丰润城。

　　政府军第五十军魏益三部及独立第八师自9月8日正午占领丰润后，即分路由平、榆大道，向榛子镇进发。9月9日，第三十军各师，到达牛郎山、板桥、国特营一带，遭遇褚玉璞残部占领牛郎山、椅子山等险要阵地，与政府军相持；政府军刘春荣师在该军右翼扫荡前进，骑兵第一军郑大章所部，在该军左翼前进。政府军第十二军自占领唐山后，即由平绥铁道两旁，追击前进，与第三十六军衔接，向开平前进。9月10日拂晓，第三十军各师在牛郎山与敌激战极烈，亘一昼夜，第三十六军进攻开平，激战数小时，直鲁残军向滦河方面溃退，政府军遂占领开平。第三十军闻第一师进占板桥、国特营，第三师进占牛郎山，向榛子镇追击，新收编之敌军骑兵团，已到黑山沟之线。魏益三以直鲁残军业已溃退，即令第一师向椅子山一带之敌攻击，奏功后，径向沙河驿方向追击；魏并亲率第二、第四各教导师续进。是日拂晓，政府军独立第八师由原地向双桥、栗园、后屯之直鲁残军攻击。郑大章率所部原拟向左翼迂回，绕攻榛子镇直鲁残军之后。李品仙以牛郎山既下，直鲁残军主力集中椅子山一带，即急令郑军由庠子地区向南转至平、榆大道，迅速进至野鸡岗附近，协同第三十军攻击，郑军随移转方向，追击至妙灵山—洼里山之线，协同第三十军攻击椅子山及榛子镇之敌。9月12日下午2时，第十二军会同中央军占领洼里山—吕家坨—周家桥之线，直鲁残军向古冶退却，椅子山、榛子镇、双桥一带直鲁残军亦纷向滦河溃退，政府军左右翼预备队及中央各军，全线追击前进。刘镇华部之预备队一部推进至宁河待命。9月13日，政府军全线向滦河追击前进，右翼军之骑兵，于午刻占领滦县，第十二军亦随即到达，中央军占领张家庄—陈家庄—邵家庄之线并派一部向滦县推进，下午5时左右，到达河西岸史家坎—夏庄子—王家马堡之线，直鲁残军于9月13日完全渡过滦河东岸，占据武山、石门镇一带。9月14日，政府军全线到达滦河西岸待命，准备渡河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