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韩王在清营中，袁世凯遂代主持内政、外交、军事，后来韩王回宫，亦邀请袁入宫护卫，居住偏殿，和国王仅隔一墙，朝夕晤对。这时袁只是一个26岁的青年。韩大臣每日必会袁议事，听其指挥。不久传说日军大集仁川，袁乃和吴兆有、张光前商议，分兵扼守汉江和护卫王宫。
在这个回合中，清朝和日本在朝鲜的竞争，由于袁世凯的果决，而占了上风。
日本对朝鲜是处心积虑已久，而清朝对朝鲜的政策则是摇摆不定，所以袁世凯虽在甲申事变中占了上风，但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国际问题要讲力量，当日本在朝鲜屈居下风以后，它便积极布置，陆续增兵，同时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议，指责袁世凯妄启衅端，应负甲申事件的责任。在这时候，清廷因中法争端尚未解决，不拟和日本再生麻烦，且以袁世凯官卑职小，此次在朝鲜闹出的事情，事先并未禀报朝廷，所以对袁并不太谅解。日本政府向清廷提出抗议后，清廷乃派吴大澂、续昌为特使到朝鲜来调查。吴大澂认为袁轻启衅端，所以还没有启程就打算把责任完全诿诸袁世凯，并向日本谢罪。
光绪十年（1884年）十一月三日吴、续两大臣抵朝鲜。十七日晋谒朝鲜王，转达清廷意旨，由于中法失和，清廷不拟和日本紧张，所以劝朝鲜忍耐。同时吴、续两大臣并命令袁世凯把驻守王宫的军队悉数调回本营。日本见清廷软化，态度更趋强硬，得寸进尺。日本公使井上馨率日兵千余进驻西门外京畿道，另带卫队200人入宫。日韩洽商议和，日方提出五条苛刻条件，但朝鲜对外事务属于清朝政府，所以日韩的谈判转变成中日谈判，谈判地点亦转至中国天津。
中日谈判朝鲜事件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十八日举行，清朝首席代表是李鸿章，代表是吴大澂和续昌，日本全权代表是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大臣西御从道。谈判从二月十七日开始，至三月四日结束，议定条款三项：（一）四个月内中日尽撤驻韩军队；（二）中日两国均无庸派员教练韩兵；（三）遇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派兵赴韩，应先互相照会。
从这次条约中可以看出日本已取得和清朝在朝鲜的同等地位。
《江华条约》使朝鲜自认非中国属国；《天津条约》则使清廷自认朝鲜不是中国的属国，同时日本因此取得和中国同等地位，当时官吏的愚蠢，真是痛心之至。
袁世凯变成了这次事件的罪魁，大家都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他看到朝鲜局势的任人宰割，非常痛心。原来他在朝鲜期间，曾多次上书给北洋大臣（朝鲜事务属清北洋大臣管辖），他认为朝鲜终必有大乱，韩王庸懦无能，所以建议朝廷选派一个监国代朝鲜王执掌政柄。这时的北洋大臣是李鸿章，他虽然同意袁的意见，可是他正苦恼于中法和议未定，怕在朝鲜出乱子，所以把袁的建议搁置。袁世凯继续上书痛切陈言，但仍未见采纳。
这时刚巧遇到袁的嗣母牛氏生病，袁乃要求请假回籍，所以他便和来韩查案的吴、续两大臣一同返国。这是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的事。他在天津谒见李鸿章，再把他的建议上达，李仍不接受，他只好要求请假两个月，返回陈州府了。
清廷既然把自己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分了一半给日本，这与袁世凯企图更深一步控制朝鲜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其实朝鲜仍然把中国当作宗主国。当时朝鲜想增兵三营，要求北洋大臣仍派袁世凯前往练兵，可是清廷既已与日本签了条约，所以自然不会同意，而袁世凯这时则已回家乡休假了。
最可笑的，是清廷对朝鲜的统驭既没有原则，又没有目标。举例来说，在朝鲜壬午年以前，亲华派是大院君李昰应，而亲日派是闵妃和她的家族，可是吴长庆率兵到朝鲜来时，竟助闵妃平乱，诱缚大院君至保定拘押。甲申年中日在朝鲜互争雄长，这时闵氏一家都是亲华派了，照理清廷就该全力支持闵氏，可是清廷的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却又主张释放大院君回韩。大院君被清廷押禁了许多年，内心当然仇恨清室，闵妃和大院君是仇人，这时见清廷又要送大院君回韩，自然也对清廷失望。
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天，清军由朝鲜撤退回国后驻戍旅顺，这时北洋大臣正计划护送大院君回韩的方法，因怕闵妃一系的韩人抗拒，当时定计遣水军提督丁汝昌和总兵黄金志、王永胜、张绍华、黄建筦等率领水陆两军押送。但是外间流言甚多，认为清军变相返韩，日本也以此质询清廷。李鸿章深感焦灼，乃决心召袁世凯至津，准备令袁负责押送。袁至天津，李鸿章口授方略，指派为护送专使。八月十二日清政府正式宣布释放大院君李昰应，并遣送回国。十九日袁世凯和大院君由大沽上船，分乘兵船两艘，鼓轮东驶，过烟台、旅顺，二十五日抵达朝鲜的仁川。
在朝鲜方面，闵妃这一派对于清廷送大院君返韩一事极为不满，闵妃竟逼使韩王拒派官吏前往迎接。袁世凯上岸后下榻中国行馆，同时分别照会各国兵船和领事，往复酬应，一面指责朝鲜政府无礼，竟不前来欢迎。第二天，朝鲜才派官吏和内侍来侍候。二十七日，袁世凯和大院君抵达韩京，韩王设幕南门，亲自迎接，于是大院君回韩的任务袁世凯总算完成了。
这时，在朝鲜又有新的酝酿，那不是日本而是俄国。俄驻韩公使威巴在袁世凯抵韩的先一日前往韩京，商谈条约要求陆路通商，同时以俄人来训练韩兵，保护韩国。替俄韩牵线的是总税务司穆麟德。穆麟德是德国人，但系清朝北洋大臣派遣来韩的，因其善弄权术，所以李鸿章撤去其职务，改以美国人墨贤理继任。穆挟恨投效闵妃，自称有拒大院君之策，并拉拢帝俄介入韩事。闵妃派穆在典圜局工作，月薪300元，可以自由出入宫廷。袁抵韩后洞悉其情，立即压迫韩王遣走穆麟德，俄韩的勾结遂告中断。袁世凯后来回天津复命时，李鸿章对于袁的应变之才大为赏识，袁之获李特别提拔，便是由此开始的。袁无形中也变成李对朝鲜问题的王牌了。这时北洋大臣奉到上谕：“庆军驻韩四载，前年乱党滋事，镇抚一切，因应机宜，尚称妥善，着择优保奖。”恰清廷驻韩商务委员陈树棠，称病请假，李鸿章乃奏请袁世凯以道员升用，赏加三品衔，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加委袁世凯为驻朝鲜交涉通商事宜。袁奉委后，乃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初七启程再度赴韩就任新职。
袁世凯这次来韩，是第三次，又是这一年中的第二次，可是他这次所扮演的角色却是与以前相反，他前两次都是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强权，现在则是纯粹外交人员，虽然也需用武力作后盾，但是主要是樽俎折冲。
在这时候，清朝在朝鲜遭遇到的对手，不只是日本，还有俄国，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也想插手，因此袁世凯便展开一幕激烈的外交斗争。朝鲜内部的亲俄派以金嘉镇、郑秉夏为主，韩王也被说动。金、郑等私通俄国，愿受俄国保护，愿签约使俄国在朝鲜和中国地位一样。清廷获悉，令北洋大臣饬袁调查。袁已知韩国有秘密文件送至俄国，求俄保护，乃召韩国诸大臣至袁办公处询问。韩臣驰告韩王及王妃，王及王妃甚恐惧，乃派议政大臣沈舜泽、金宏集等先后诣袁谢罪，解释投俄事王廷俱不知，乃小人伪造，于是捕金嘉镇、赵存斗、金鹤羽等治罪，而俄国公使亦不承认有密约事。
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美国人福久和韩臣洪英植、金玉均、金良默、郑秉夏等勾结，酝酿使朝鲜自主。袁世凯获悉，乃托病赴仁川，表示沉默抗议。韩王对袁的抗议深感不安，派近臣驰往慰问，并由朝鲜外务部照会美国公使，饬福久回美。这时福久和美籍总税务司墨贤理共商促使朝鲜借款开矿，而闵妃族兄闵咏翊，则向韩王建议认为中国最怕欧西各国，倘朝鲜能直接与欧西各国通往来，则中国必不敢强迫朝鲜。于是决定派朴定阳为赴美全权大使，派赵廷熙为赴英德俄意法各国特使。袁世凯获知闵咏翊的阴谋，即拟拘捕押赴天津，同时以朝鲜外交无自主权，不应直接派使出国事诘责朝鲜，朝鲜则以“使者已启程”来应付。袁这时乃要求朝鲜尽速召回特使，并派大员至中国谢罪，朝鲜政府公然不理。清廷退而求其次，要求朝鲜的特使到达出使国时，先赴中国公使馆报到，由中国公使偕同访谒，朝鲜方面依然置之不理，而对袁世凯则虚与委蛇。
这段期间可说是袁世凯办理对韩外交最艰苦的一个时期。
第4章 列强逐鹿朝鲜
朝鲜受中国文化熏陶最久。举例来说，清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多年，在中国全部采用清历，但在朝鲜，除了官书用清历外，普遍的民间记载却以崇祯甲申后第若干年为纪，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不幸的是，清朝政府饱受列强的欺侮，已是焦头烂额，所以在对朝鲜问题的处理上，举棋不定，因此朝鲜内部便产生了很多主张脱离清朝自寻出路的主张。在这期间列强也在朝鲜勾心斗角，袁世凯担任对朝鲜外交和商务的重责，实在是很艰苦的。
这时他再度上书给北洋大臣李鸿章，献议对朝鲜问题处理的策略，上策是：“乘朝鲜内敝，而日本尚不敢鲸吞朝鲜，列强亦尚未深入，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下策是：“门户开放，免得与日本或帝俄正面冲突，索性约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国，共同保护朝鲜。”他的建议应该说是针对朝鲜的困难所作的良策，可惜那时清朝政府除了李鸿章外，大都是庸懦愚昧，对于他的建议便搁置不问。
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朝鲜便开始蜕变，除了前述的派遣全权大使赴美国和欧洲外，还准备以关税作押向列强借款，朝鲜的外交和关税原来归中国管理，因此朝鲜这样做法，等于是对中国宗主权挑战。当时天主教势力深入朝鲜，守旧派对天主教反对得很厉害，煽动人民说天主教徒烹食小儿，由此遂激起民变，攻击教堂，殴杀教徒。俄法美日各国均调兵自卫，袁世凯亦调水师入京城。韩王忽然宣布邀请俄法美日四国的军队入宫保护，这一举措简直是给清朝政府严重的打击。袁世凯一方面请北洋大臣郑重诘责韩王，一方面促请韩王左右的亲华派劝阻韩王，这时美俄两国驻韩公使都把袁世凯看作是一个严重的阻碍。第二年朝鲜派赴美国的全权大使朴定阳返韩，韩王拟派朴定阳为外务大臣，这等于宣布外交的亲美路线，袁世凯倾全力反对，可是闵妃则一心一意要实现朴任外相的计划。袁世凯曾请韩臣郑秉夏去报告韩王说：朴定阳是清廷所绝不同意和容忍他出任外务大臣的，请韩王悬崖勒马，不可听小人之言，影响大局。袁知道闵妃在这件事情上最坚持，他无法劝她，乃找到一位闵妃的救命恩人洪在义，请洪去劝阻闵妃，总算达到了目的。至于朝鲜政府企图收回关税的打算，是受到列强的鼓励，以为可以用关税作抵去借外债，因此自行撤换总税务司。这种种迹象显示朝鲜在蜕变，而列强则利用这些情势得寸进尺。
光绪十六年（1890年）朝鲜的赵太妃去世。赵太妃是前王昭宗的皇妃，死时已80岁，她经历了朝鲜四个朝代，代表朝鲜的旧传统，倾心归向中国，很得韩人的爱戴。闵妃虽擅权，但碍于老太妃，还不敢放肆，赵太妃一死，闵妃遂更为猖狂了。她感到自己的丈夫没有定见，时常在和大臣讨论国事时，听从大臣的意见而和她的决定相违背。因此她认为最好能使国王不听政，由她一人擅权，才可为所欲为，因为她最怕的是国王和他父亲大院君重新合作，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和谁接近就听谁的话，所以她尽一切努力阻止大院君父子接近。她对国王说：“赵太妃等于是你的母亲，你应该守孝，不宜亲政，也不必接近大臣。”国王是怎么说怎么好，便乖乖地接受闵妃意见，真的足不出户在宫中守孝。自此朝鲜国事，无论大小全由闵妃做主。闵妃一方面主持政务，一方面把重要的职务完全交给亲信的人接任，倚赖亲信闵周镐，起用已罢黜的朴定阳。原来朴定阳，是袁世凯最坚持要罢黜他的，袁的本意不只罢黜他，还要求朝鲜当局重惩他，由于闵妃维护，乃以永不委任朴定阳担任外交职务为折中条件。这一宣布才几个月，闵妃又起用朴担任政务。国王也许是在深宫闷得太慌，因此大病一场，闵妃并不为自己丈夫生病而忧愁，反而感到自己可以独断独行而高兴。
清廷接受了袁世凯的要求，对于赵太妃的丧事，给以隆重的祭奠，派遣特使前往唁问，袁世凯抓住了这个机会要求韩王一定要亲自郊迎，以消除外边的谣言。袁这一举措的目的是在重振中国的宗主地位，这时美、俄、日等国公使透过韩臣劝国王只应在宫内接见清使，国王这次倒是有了主见，亲自前往郊迎，礼仪非常隆备，使列强各国为之侧目。
光绪十七年（1891年）袁世凯的嗣母牛氏病危，袁得急电乃请假回籍，李鸿章命袁举荐代理人，袁推荐唐绍仪。唐这时担任龙山理事官，袁给李鸿章的电报说：唐绍仪忠直明敏，胆识兼优，通晓韩情，可当大任。李鸿章批准了袁的要求，于是袁世凯乃兼程返里。他回到乡间不久，牛氏逝世，乃请假100天在原籍服丧。
袁世凯销假赴韩已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月，这时俄人计划从俄境海参崴铺设铁道到韩境元山，日人拟包办由釜山至京城的电线，并建议中国主办义州至京城的电线。唐绍仪反对得很激烈，袁世凯返韩后也完全支持唐的主张，坚持朝鲜的电政是中国主权，不允分割，终使俄、日打算落空。这时朝鲜国库空虚亟需贷款，袁乃命旅韩的粤商同泰顺承办借款20余万给朝鲜，由朝鲜关税中分年偿还本利，禁止朝鲜再以关税去抵押其他债款。
这一时期的朝鲜，国王昏聩，闵妃弄权，官吏贪污，盗匪猖獗，民穷财尽，路无行人，灭亡的命运已至不可避免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朝鲜又出了东学党起义。
东学党起义给日本造成一个夺取朝鲜的机会，也促成中日的甲午战争，对于东方近代史，是很重要的。
东学党是一种半宗教性的会党组织。什么叫作东学党呢？它是合儒释道为一体的东西，它是朝鲜保守旧势力对抗西方势力的一种民间组织。它的立意既然是对抗西教，所以自号东学。它的酝酿经过了若干年，其情形极似后来在中国发生的义和团。开始并不叫作东学党，直到一个叫崔时亨的人出来替天行道，东学党才盛行朝鲜。崔时亨是朝鲜全罗道东阜县人，自号“纬大夫”，摘选佛老断章片句，自成一家，辗转传授，信徒日多，饥民揭竿相从，公然要攻城略地。朝鲜政治腐乱，财政困难，军队粮饷不发，当然无心替王室作战。崔时亨率领东学党乘机起义，占领了全罗道，转攻忠清道，所向无敌，气势很盛，在全罗道有兵团千余名悉数被歼，韩廷派遣洪启薰率兵进讨，兵将都不用命，韩廷中有大半数主张请袁世凯代为征讨。袁认为必须依条约邀日本共同出兵，所以一面电北洋大臣陈述意见，一面为韩廷划策，建议用兵方略。怎知这时朝鲜民心士气都已失尽，兵不听命，将皆丧胆。北洋方面获知朝鲜东学党起义，乃派兵船一只，载精兵二三百人登陆仁川，另派提督叶志超率一千多人为后援，可是日本兵舰已载日兵七千余人分向仁川、釜山登陆，在所有战略要地布防。东学党见中日均有大军到临，遂纷纷作鸟兽散，中日远征军均未发一枪一弹而东学党即已溃散。乱平后日军仍驻扎各重要地带，袁世凯看出日本别有用心，因此亲往访晤日本公使大岛，对大岛说：贵国大兵已至，中国先头部队虽少，继续还有大军增援，现在乱党已平定，中日两军如留驻朝鲜，可能因细故而生隙嫌。万一发生事端，必导引欧美各国派兵来韩，这样一来不止是朝鲜的灾难，亦对中日两国均不利，为今之计不如贵我两国同时撤兵。大岛则对袁答复说要把袁的这番话报告日本政府，其实这不过是拖延策略。
清廷运兵至朝鲜的军舰名济远舰，管带（即舰长）方伯谦率舰泊仁川港口，见日本军驻仁川的一天比一天多，深恐万一发生纠纷众寡不敌，为日军所乘，因此通知袁世凯后径行移船先去。清军一退，朝鲜京城和仁川到处都是日兵，中国旅韩商民纷纷迁避。日军咄咄逼人，袁世凯坐困朝鲜。他奉李鸿章的命令是继续敦促日方撤兵，可是在那种情形下，日兵如何会撤呢？袁因此密电北洋，请急调南北洋水师来援，同时集中陆军驻防东北，以应缓急，并且请欧美驻华使节出面调解。可是一切都太迟了，日本抓住了这个机会，决心吞吃朝鲜，即使与清朝一战也在所不惜。
日本在朝鲜既不理会清廷要求同时撤军，相反的还陆续增兵挑衅，而在国际上则由外相陆奥宗光提出一个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建议。日本这个企图是看准了中方不会接受日本在朝鲜和中方站在同等地位共管朝鲜，只要中方不接受日本提议，日本便找到了翻脸的机会，借此独断独行。
果然，清廷的答复依然还是要日军先撤出朝鲜才有谈商的余地，而日本则厚着脸皮，横蛮地坚持先要讨论改革朝鲜内政问题，待这个问题有了具体结果，才能撤兵。
清政府中有头脑应付中日问题的，只有李鸿章一人，李鸿章当时应付国际局势的策略是“以夷制夷”。这个策略不一定是最好的策略，但在当时的情势，也只有这一着棋。所以日本在朝鲜问题上向清廷摊牌，李鸿章知道无法与日本诉诸战争，乃转而希望用俄国对付日本。因为俄国对朝鲜也有兴趣，也已插手，自然不愿见日本占有特殊利益，因此李鸿章便透过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希望帝俄出面干涉，或由帝俄联合英美法意各国，制止日本的野心。可是这时日本也向帝俄及欧美各国积极活动，解释日本的目的是在改变朝鲜的现状，清除朝鲜的反动势力。各国鉴于朝鲜排外分子的过分顽固，对于日本的话也能接受，同时日本并向帝俄保证它对朝鲜没有领土野心，决不侵占朝鲜领土。这样一来，李鸿章所凭借的一张王牌便打不出来了。当中日面临决裂，李鸿章一再催促帝俄出面干涉时，帝俄的回答是：“俄国只能以友谊劝日本撤兵，不能相强。”于是李鸿章想透过国际干涉以阻止日本在朝鲜的野心这一计划便落空了。
对于在朝鲜所发生的中日纠纷，清廷上下都很激动，愚昧的清廷朝野面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进步竟是茫无所知。大家觉得若干年来受够了英法等国的欺凌，一股怨气无处发泄，如今还要受东洋小鬼的气，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当时主张对日强硬，对日宣战的呼声高达沸点了。
了解当时清军无法和日军一战的，只有李鸿章。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袭台湾起，就主张以日本为假想敌扩充海军。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海军经费就被挪用来修建颐和园，以作西太后晚年休憩游乐之地，海军从此即未添置新舰。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前六个月（1894年2月），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请求改装铁甲船镇远与定远上的大炮，需银61.3万两，可是海军衙门一文不名。这年四月李鸿章主持海军大校阅，发现中国的海军全无新舰，既无法和英美法俄的海军比，也无法和蕞尔小邦的日本比。对日作战需要海军，海军既然如此，怎能宣战呢？
当清廷对日本和战的争论还未一致，日军已大举进驻朝鲜了，袁世凯一再向李鸿章请示方策，李鸿章所能指示的也只是命袁谨守岗位，引据条约促日本撤兵。除了这样指示而外，毫无实际支援。可是弥漫整个中国的，是一片战争的呼声，因此袁世凯致电北洋大臣，他坦直地说：“倘若朝廷决定对日作战，则请先撤回在韩的使署人员，世凯以一身报国，无所恇畏，但恐有辱使命，有损国威。”
袁世凯这时的处境的确很艰难，因为东学党人对袁不好，认为袁帮助韩政府对东学党强施压力，主张用兵，所以在东学党高涨的时候，一部分党人竟想暗杀袁世凯，使得袁在这一期间不敢出使馆大门一步，使馆等于被禁困，柴米油盐都很缺乏，许多职员看见情势不佳，都托故潜遁。等到日兵大举入韩，东学党虽已敛迹，可是朝鲜的亲日派拥大院君出场，朝鲜的亲日派当然是反袁的。大院君不忘旧仇——当年壬午之乱，袁助吴长庆捕捉大院君送至保定一段往事，因之恨袁入骨。而日本巴不得利用朝鲜人把袁除掉。迨日兵进占朝鲜京城后，遂公然派兵架大炮于袁世凯的使署前，炮口指着使署，于是朝鲜京城内外谣言纷起，人心惶惶。
袁被困在朝鲜使署，幸得他在朝鲜所娶的第三姨太闵氏力予照应。袁在家乡已娶元配于氏，其后又在陈州讨过一位二姨太，在朝鲜时期，由唐绍仪的介绍，娶了这位朝鲜佳丽闵氏。这位闵氏夫人得侍清朝的钦差大臣，自也满心乐意。当东学党起义，袁处境危难，心情也十分恶劣；由于袁少年得志，在朝鲜一帆风顺，一旦遇到逆境，实在很烦恼。闵氏夫人侍袁体贴照料，尤其因她是朝鲜女子，出入使署不受人注意，所以袁对外的联络便多借助这位如夫人了。
袁的处境不知是李鸿章不知道，抑或李鸿章不关心，当中日两国已面临最严重的关头，加上朝鲜亲日派和大院君宣称要砍袁的脑袋的时候，李鸿章仍旧对袁的进退不做决定，袁虽多次电请北洋指示进退，亦没有结果。这时袁乃求助于张佩纶，张正在天津，乃把袁的处境详详细细地报告李鸿章，李这才决定电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召袁世凯下旗归国。
清廷根据一项事实召袁返国——那是由于日军进占朝鲜京城后，亲日派在日军支持下进据王宫，胁迫朝鲜国王发表一项声明：不承认朝鲜是大清的属国，宣布朝鲜已独立自主，废除中朝之间的一切条约。
袁世凯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十五日下旗归国，离开曾得意了12年的朝鲜。他的职务由唐绍仪代理。
第5章 张謇和袁的恩怨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清咸丰三年（1853年）出生，幼聪颖异常，四岁读《千字文》能全本背诵一字不错。11岁读《诗经·国风》，塾师以“月沉水底”命对，张不假思索即以“日悬天上”，于是大家称之为神童。16岁时应南通州试，排名在100名以外，大受业师宋某呵责，指着张的鼻子说：“如果有1000人考试，只录取999名，有一名不取的就是你。”张被责至为沉痛，乃于卧房窗上和蚊帐顶上大书“九九九”三字以自警惕。从此起早睡晚，努力奋进。中秀才后冒入如皋籍，改名张育才，参加县州院试，次第考中。冒籍有如今天的伪造文书，因此涉讼，前后五年，到了21岁讼案平反，归籍事始告段落，已负债千金，家况益苦。得到南通知州孙云锦赏识，介绍吴长庆，吴颇重张人品文章，乃邀张入幕府专治机要文书。
张謇和袁世凯首次见面是在山东登州吴长庆军中，张自订年谱中曾记事：
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项城慰亭世凯至登州，吴公命在营读书，嘱余为其正制艺。公（指吴长庆）语余曰：“昔赠公（吴父）以团练光复庐江（吴之家乡），为贼所困，命赴袁端敏公（袁甲三）军求救。端敏以询之子侄，子文诚公（袁保恒）以地当强敌，兵不能分；侄笃臣（袁保庆）以绅士力薄，孤城垂危，主救。迁延时日，而庐江陷，赠公殉，嗣与文诚绝不过问，而与笃臣订兄弟之好。端敏后命随营读书以示恤，义不应命。今留慰亭读书，所以报答臣也。”慰亭为笃臣嗣子，先是积忤族众，众欲苦之，故絜其旧部数十人赴吴公，以吴公督办海防，用人必多也。而防务实无布展，故公有是命。
据说吴长庆对袁世凯携数十人冒昧从军，颇不谓然，除留袁在营中读书外，其余皆给赀遣散。每月则给袁薪饷，亦无名义，袁大感失望。张謇奉命教袁八股，袁不能成篇，张亦无从删改。但袁处理事务则井井有条。有一天晚上张和袁促膝深谈，张问起袁的打算，袁说：“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无缺，此来非为糊口。我以为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扰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战争迟早必起，如对法战败，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中国。我当初因吴公膺海防重镇，需才孔亟，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的气概，所以我也没有久居此地之意。”张闻袁这番话颇动容，乃向吴长庆郑重推荐，吴才重视袁。
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庐江人，为淮军名将。但与李鸿章不睦，朝鲜平东学党后调防金州，不久病殁，谥武壮。十年后甲午战败，张謇以翰林院修撰有弹劾大学士李鸿章疏，震骇一时，其中有关吴长庆一段特节抄如下：
……盟血未干，日乘韩乱，故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以六营东援，乱定后，再三以朝鲜政敝民穷，兵单地要，函请李鸿章及早为之修政练兵，兴利备患。李鸿章怪其多事，痛斥其非。既而吴长庆疏请入朝自陈，卒亦不果。及十年春，吴长庆以三营移防金州，遂因与李鸿章积忤之故，愤恚致死。而朝鲜又有日人之衅，若非吴长庆尚有三营驻守其间，则今日之事，早见于十年以前。而李鸿章则又于十一年将驻韩三营全数撤回，并罢吴长庆所定教练韩兵之事。日之所欲，鸿章与之；日之所忌，鸿章去之。如纵骄子，不至于败不已，如饲饿狼，至于饱而犹不已。……
袁在吴长庆军中时，吴命袁对张执弟子之礼，所以在那期间袁对张一直尊敬如师，每次写信给张都尊称“夫子大人”。不过后来袁做到北洋大臣后，给张写信便改称“仁兄”，于是张给袁的回信调侃地说：“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
袁世凯在朝鲜时期年少气盛，虽然出类拔萃但和同僚不太能相处，甚至和张謇也不甚愉快。从张謇执笔联合朱铭盘（字曼君，江苏泰兴人，孝廉出身，袁之得会办营务处，即朱向吴推荐）和张詧（字叔俨，张謇之兄）署名给袁的信上可以看出，这封信文句尖刻，颇有点过火。袁接信后隐忍没有作答，张袁之间为此不通音问凡十年。张等给袁的信全文如下：
别后仅奉一书，因知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筱公内调金州，以东事付司马，并举副营而与之，窃想司马读书虽浅，更事虽少，而筱公以三代世交，肫然相信，由食客而委员，由委员而营务处，由营务处而管带副营，首尾不过三载。今筱公处万不得已之境，仅挈千五百人退守辽海，而以中东全局，为司马立功名富贵之基，溯往念来，当必有感知遇之恩，深临事之惧者。及先后见诸行事，及所行函牍，不禁惊疑骇笑，而为司马悲恨于无穷也。司马初来，能为激昂慷慨之谈，且谦仰自下，颇知向学，以为是有造之士。此仆等贸然相交之始。迨司马因铭盘一言之微，而得会办营务处之号，委扎裁下，衔灯煌然，迎谒东抚，言行不掩，心已稍稍异之，然犹少年气盛，不耐职事，需以岁月，或有进境也。东事扰起，适际无人，謇遂与司马偕行，彼时司马意气益张，然遇事尚能奋厉，不顾情面，节而取之，兹犹足多，曾不意一旦反复，夸诞谬戾，至如今月所闻见者也。凡诸无据如自上申报以弋虚名，诡设同文馆以秽物听等事，尚不足以折司马之心，姑不说。请即仆等所躬被者论之：一营务处常事耳，南北两洋沣河，沿海道府州县，往往有营务处之名也。仆等与司马虽非旧识，要是贫贱之交，而往春初见，虽诩诩作公孙子阳见马文渊之状，一再规讽，不少愧悔。此一可笑。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此二可笑也。詧司筱公支应所，司马既有领款，应具领结，詧因司马问领结格式，遵即开写，辄斥为何物支应所，敢尔诞妄，不知所谓诞妄者何在，勿论公事矣。詧于司马平昔交情何如，而出此面孔。此三可笑。顾此犹寻常世态也，司马今贵人，不足以为轻重，更即有关于司马品行心术论之。司马所谓营务处，分统三营之营务处也；会办朝鲜防务，孝亭会办也。公牍具在，文理昭然，而司马札封称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将不屑于此间欤？则不应受事；将以此愚瞽东人欤？则东人不尽无知；将窃借北洋以欺人欤？则人不可欺。言官劾左宝贵者，列其妄称钦差命字样，不知司马此举与左宝贵何异，此其一。营务处是差事，而官则同知五品耳，于镇将用札，于州县用札，等而上之，将道员兼营务处者，于实缺提镇亦当用札耶？在司马之意，岂不谓关防颁自北洋，便用北洋体制，彼州县检簿之印，无不颁自礼部，将亦与礼部一体耶？事例乖谬，此其一。既为孝亭会办，同见国王便当孝亭居左，一应公事，便当会孝亭前衔。而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陵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怨沸，司马将谓势力可以摄人，权诈可以处事耶？不学无术，此其一。内地职官，惟实缺出则张盖，若营务处营官从未见有用之者。乾嘉间册使东临，国王迓以肩舆，曾被诏旨申饬，事载朝鲜大事考例，而司马居然乘舆张盖，制五色马旗，呵殿出入，平时建兵船黄龙大旗，不知自处何地？置孝亭何地？置国家体制于何地也？此其一。副营是筱公三十载坐营，方檄司马接管之日，欷歔嗟叹，偏谓宾僚：慰亭是三世交情，吾所识拔，必不负吾，必不改吾章程。而司马接管后，初次来函，便较论海防教练各费，吞吐其辞，意谓筱公曾借以冒领浮支，使人警觉恐惧乎？不知海防费二千两，金州、朝鲜各得其半，系有明文，教练费早于去冬十月截止，鼎铛有耳，岂不闻之？且筱公故人旧部，从者实多，用度日绌，而其津贴司马动二三百四五百不等，即司马到营之始，仆役口粮，亦照差官发给，今恩谊所在略不顾，义利之办略不省，此其一。筱公以副营畀司马，有举贤自代衣钵相传之意。受人知者，虽其人之一事一物，亦须顾惜，而司马自矜家世，辄哗然谓是区区何足奇，便统此六营，亦玷先人。夫子孙当思祖父所以荣当时，而福后人者，兢业以绍其休，不应蹈君家公路、本初四世三公之陋说。且由司马之说，则令叔祖端敏公、令堂叔文诚公进士也，尊公及令堂叔子九观察举人也，司马何以并不能博一秀才，玷有先于此大于此者，何不此之耻，而漫为夸说，使人转笑筱公付托之非，易一人而如此焉，司马谓其尚有良心乎？此其一。贩烟有诛，宿娼有禁，司马所律以杀人刑人者，而烟膏鬻自三军，府则容之，官妓三名，聚宿三军，府则躬与之，不知何以对所杀所刑之人而无愧，此其一。教练新建营会办朝鲜防务，司马所得预者，军事耳，此外朝鲜一切政事，岂应越俎。而尹泰骏之被褫归第，李祖渊之解去兵符，司马公然为关说；张敬夫所购湖桑，必不值一万四千金，此中弊窦，人人所晓，司马公然为之主持。司马今日方谓凭我一言，何事不办，以此自鸣得意，雅不顾有识之嗤于其后，此其一。筱公于北洋三十余年之旧部也，孝亭亦三十余年之旧部。司马于北洋辗转因缘而窃承其呼吸者，裁年余耳。司马尝为仆等说李某忌文诚公先公事，愤恨不已，今何以裁得其一札，公牍私函便一则曰禀北洋，再则曰禀北洋，岂昔所谓怨者，今已修好耶？抑挟北洋之虚声以笼罩一切耶？抑前所云者，不过因李某方冒天下之不韪，而姑假此说以附清议之末焉？是皆不可，况北洋未必尽吞噬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亦未必尽如司马之皈心委命于北洋，不然，愚人而徒自露其先后不侔之迹，此其一。茅少笙、纪雨农，此二人者，司马曾亲为仆等言其轻躁贪鄙、贩货挟妓之状，且述二人酗酒辱骂筱公语，斥其病狂丧心。当时意司马诚知人，诚然于筱公有昔贤待府主之义，今何以此而昵之。所闻司马之议论，且如出茅纪二人之口，此其一。仆等与司马相识，今三年矣，以司马往日之为人，疑其不应如此，以司马今日之行事，恐其不止如此。试为溯其源：则司马胸中既恃家世，又谓二十许人作营务处营官，姓名见知于一新办洋务之宰相，是旷古未有之事，又有虚憍者浮检者圆熟者庸恶陋劣者左之右之，颂功述德，务求合乎司马之所乐，而司马亦遂志得意满，趾高气扬，而不顾蹈于不义。试为穷其流：则司马既与尹泰骏等换帖矣，必益联络朝鲜之中使外务衙门，张皇体面，高掌远跖，使孝亭不安而退；必用兼并之术，扬此抑彼，轻此重彼，使筱公旧人互相不安而退；必借北洋以干预朝鲜一切用人行政之权；必交欢闵氏，俾国王专奏力荐，希揽防务商务之柄；必以取重于国王者，因取重于北洋，希作海关道。凡此之说，未免近于逆臆，然欲檄总兵刘朝贵为提调，分明是闹标，分明是制郭春华，是何体制，而饬其词曰以符体制。此次国王来函，无一不称曰袁会办，而孝亭转似在牵连得书之例，此得谓非司马之心思力量手眼之所构耶？今仆等于司马隔若秦越，亦何乐哓哓，窃念当时交谊，实不忍徒引闇于知之咎，而坐视其沉迷，故痛切言之，冀大声疾呼以寤司马。或者谓司马见此讯必大怒大骂，必有人助司马大怒大骂，必来见筱公辞差，必以讯并入浮言之例，告禀北洋，以钳将来之口，而益坚北洋之信；或谓司马虽大怒大骂，然必故事含宏，谦词谢过，指天誓日以明无他。是二者意司马必不出此，亦不必出此，司马诚试思所说有虚者否？有不是者否？愿司马息心静气，一月不出门，将前劝读之呻吟语、近思录、格言联璧诸书，字字细看，事事引镜，勿谓天下人皆愚，勿谓天下皆弱，脚踏实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筱公之知遇，则一切吉祥善事随其后矣！此讯不照平日称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
第6章 甲午战争与马关和约
甲午中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占极重要的一页，经过这场战争，日本才成为亚洲的强国。
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初三日，李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共率芦榆防兵四营援朝。聂士成率前锋800人先发，初六抵朝鲜，两天后叶志超亦赶到，合屯牙山。牙山在仁川之南，成欢之西，去汉城150里。
清廷当时判断日本因明治维新后，议会可能阻碍政府，所以日本不会出兵朝鲜，因此在清兵出动后，根据《天津条约》照会日本，说明中国出兵系应朝鲜之请。这时日本首相是伊藤博文，外务大臣是陆奥宗光，他们采取了断然处置，一面奏请日皇裁可出兵，一面把议会解散，并派日本公使大岛圭介乘坐军舰八重山号驰抵仁川，并率400人前往汉城，另派六艘兵舰停泊汉江口。清朝出兵是以朝鲜忠清道的牙山为目的地，目的在替朝鲜平乱；日本则是以汉城为目的地，目的在控制朝鲜全局和挟持朝鲜政府。东学党起义平定后，日本陆军源源而入，迄五月中旬，日军已达8000人，均驰屯汉城周围要害，为陆军少将大岛义昌旅长所率领的第九旅团。中国驰屯牙山的总数只有3000人。
此后有将近两个月时间，在清廷方面只是希望中日同时撤兵，而日本则要求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目的是求得一个开战口实。
袁世凯回国是六月十五日，六天后（二十一日）大岛即率兵包围王宫，掳去国王，拥大院君主政。二十三日朝鲜的新政府宣布“朝鲜自主，不再进贡”，第二天又矫诏请日本驱逐中国驻牙山的军队。
袁世凯回天津向李鸿章报告日方在朝鲜情况，李乃知中日两国非战不可，六月二十二日一面电令牙山速备战守，另派马玉崑的毅军、左宝贵的奉军、卫汝贵的淮军和盛军、丰伸阿的盛军，合共29营、1.4万人由陆路渡鸭绿江入朝鲜。
六月二十三日发生了丰岛海战，济远、广乙两舰掩护高升（英轮）和操江两船载防兵两营增援牙山，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来袭。广乙、济远均受重伤，操江被胁悬白旗，为日舰秋津洲掠去，高升船拒绝投降，被日方鱼雷击沉。
牙山外援断绝，日军遂大举进攻，聂、叶两军苦斗，且战且退，七月二十一日绕过汉城退抵平壤。叶志超竟向清廷谎报战功，宣称毙敌无算。捷报传到北京，清廷大加奖赏，命叶统率各军驻节平壤。各军咸知叶战败谎报战胜，对清廷命叶指挥调度极不满意，叶也内愧，不敢指挥，于是平壤的清军便各不相属。
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日宣战，第二天李鸿章所派四路大军始抵平壤。
平壤之战正式爆发于八月十六日，战斗只一天平壤即告陷落。清军最勇者为马玉崑部，死难最烈者为左宝贵部。清军阵亡2000余人，被俘数百人，城内所有兵械、饷粮以及公文密电均为日军所有。败军直奔500里，退过鸭绿江，朝鲜全境遂落入日军手中。
平壤陆战结束后，八月十八日爆发了黄海海战，这场海上主力战仅历时半天。
清朝北洋海军由提督丁汝昌指挥。丁汝昌是淮军老人，甲午春间，海军刚好大检阅，阅兵后不久战争爆发。照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怎知清朝海军除了船多吨位多外，一无所长；战舰既陈旧，防炮钢板又薄弱，速度也慢，所有官兵都携家带眷住在陆上，把兵舰当作一个衙门，点卯应粮，而海军经费则全部移去修建颐和园，这样的海军，怎能一战呢！
中日海军在黄海上相遇，清朝海军排成人字形，张开两翼以待敌舰；日本海军则排成一字形，相机变化以争取有利形势。丁汝昌乘坐旗舰定远号督战，他用望远镜一看，见日本舰队如一字长蛇，遂下令开炮，冀图把对方的阵形打散，可是两军之间的间隔还有九海里，因此清军的炮弹大多数落在海面，激起了无数浪花，打死了无数鱼虾。日本舰队这时并不还击，只是开足马力前进，去抄袭清军的背面。日本海军统帅是伊东祐亨，他命令日舰驶入大炮射程以内，才下令开炮。日炮都是大口径，日舰速度又快过清舰，于是在日炮集中轰击下，清军超勇舰首被击沉。清军这时慌了手脚，阵势也乱了，一场激战，前后仅只四小时，清舰队惨败，超勇、扬威、致远、广甲四舰被击沉；经远、广丙被俘；剩下定远旗舰和镇远、来远、济远、平远等舰狼狈逃回旅顺港，不敢出战，黄海的制海权遂全部由日本海军所掌握。
日军在陆上和海上都已获大胜，但是它并不满足，在朝鲜的日军攻占平壤后，继续向鸭绿江南岸推进，而清朝的大军则猬集九连城，清廷下旨逮问叶志超，另派宋庆总统各军。宋庆是湘军系统，但资望甚浅，各军不愿受其约束。这时清军合起来不下70余营，但宋庆无法指挥，又非善战骁将，胸中毫无韬略。大敌当前，他竟不以重兵扼守鸭绿江沿岸，阻截日兵渡江，仅以少数哨兵据守江边。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1894年10月24日），日军强渡鸭绿江，宋庆只得放弃九连城，仓皇退却，日军乘胜急追，又占凤凰城和摩天岭；另一支日军则由新义州渡江北上，攻陷安东、岫岩州、析木城，直逼海城，截断了清军退路。
日本海军由大山岩率师进窥大连、旅顺，原在旅顺的北洋舰队已闻风先逃，而陆军驰守旅顺的部队则已开至九连城增援，接防旅顺的是提督姜桂题、程永和所募的新兵。十月九日，日军攻陷金州，分三路进逼旅顺、大连，不到一个月工夫，旅顺、大连相继被日军占领。
清朝陆军已然溃不成军，不过残余的海军尚逃匿威海卫，日本军方毫不留情，要彻底消灭清朝海军，因此向威海卫发动攻势。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自荣成登陆，向西攻击，以拊威海卫之背。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95年1月30日）攻陷威海卫炮台，同日，日舰25艘包围威海卫港口，海陆两军夹攻停泊在刘公岛的清朝北洋舰队，海战爆发，定远和来远两舰中鱼雷沉没，靖远则被大炮击沉。丁汝昌眼见清朝海军败得如此凄惨，自己身为海军统帅，有何面目上岸，因此放声痛哭，仰药自尽。丁汝昌一死，北洋舰队大小军舰30余艘，高竖降旗，悉为日本俘获。
当时清朝的海军可分为北洋、南洋、闽洋、粤洋四支，北洋舰队最强最大，四支海军互不相属。甲午年春间李鸿章主持海军大会操，粤洋舰队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被檄调参加会操，操毕恰遇战争，遂并入北洋舰队以壮声势。六月二十三日，广乙护送高升轮载兵往牙山，遇敌火攻，两船被毁。八月十八日鸭绿江之战，广甲逃回大连，中途搁于沙碛，亦告沉没。广丙则为日军所俘。接洽投降的道员牛道竟致书日本受降的海军提督伊东祐亨说：
广甲、广乙、广丙三舰向隶广东，冠以广字可为证明；查广东一省，本与军事不相干涉，今甲乙之劫，仅存一丙，北洋已无以对广东，望贵提督念广东为局外之义，并思该舰管带张副将（实系程璧光）日来有往返传语之劳，可否提出该舰，即交与该副将带回广东，俾得于总督前略存体面，不胜感激。
中日两国在朝鲜开战后，李鸿章委直隶臬司周馥办理东征转运事宜。周馥邀袁世凯襄助，袁乃赴凤凰城设局，这时候日兵已将渡鸭绿江而西。扼江的清军各路统帅如宋庆、刘盛休、马金叙等兵杂将嚣，毫无纪律，索械索饷，随给随弃。
袁世凯就清军的后勤补给作了一个全盘的建议，他说：
新民厅在榆关至凤凰城中间，东扼辽河，水陆通衢，奉北杂粮，辐辏于此，宜设粮台，厚储粮饷，按前后要站，分设官车，随时协雇民车，分段转运。盛京以东亦有数处当可采买，拟于驻兵处就近买存。总以新民厅为根据地。
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月，日军渡辽河，马玉崑、宋得胜力战败北。宋庆拟退扼摩天岭，袁认为日兵必分三路进，徒守一路，无济于事，这时他害肺炎，力疾赴辽设饷局所。而日军在岫岩州花园口下游登陆，分两路进军，一支向大东沟，一支向皮子窝进发，防守的清军疲于奔命。十月袁至望宝台，溃兵抢掠运局车马，袁搜截数百人，杀戮数人，才阻遏了抢掠。
清军无论训练和作战，都是旧法，日军已完全西法，两相对比，不堪一击，袁据此给了盛宣怀一个电报云：
西人用兵大概分为四排队，前一排散打，败则退至第三排后整队，以第二排接应，轮流不断，后排队伍严整，亦以防包抄傍击。又队后数里驻兵设炮，遏止追兵，掩护残卒，虽败不溃。今前敌各军平时操练亦有此法，乃临阵多用非所学，每照击土匪法，挑奋勇为一簇，飞奔直前，宛同孤注，喘息未定，已逼敌军，后队不敢放枪，恐误击前队。只恃簇前数十人，拥挤一处，易中敌弹，故难取胜。后队又不驻兵收束，一败即溃。请告统帅，饬各军照西法认真练习。
又说：
刘盛休军事以溃掠为事，毫无战志。聂士成军兵不过千余，又精壮俱殁，吕道生军亦伤亡大半，实难再战。莫若调回整顿。……宋庆南援，似知岭不可守，退难过沈，故请作游击之师。事势至此，惟有停战议和，较为合算。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二月，清廷派两江总督刘坤一督办关外军事，驻节榆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牛庄、营口相继失陷，李鸿章奉命赴日本议和。袁向刘坤一陈说战略：
管见用兵必须赏罚公平始足以资鼓励，我公驻关督师，应请随时分别贤否，立予抑扬，庶诸将咸知惩劝，冀可挽救。查马玉崑胆识兼优，宋得胜忠勇成性，均叠经苦战，始终如一。似宜请旨嘉奖，俾益加奋勉。吴凤柱、徐邦道兵多骚扰，不知自爱，似宜申斥，俾知警惕。营口防营蒋希夷委弃重地，肆行克扣，似宜俟兵队解散后，从严参办。此五人只举其尤，时艰至此，惟望淑慝先分，庶中材皆知激劝。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袁复赶返前所（地名），与聂士成会晤。二月返石山站，牛庄和营口相继陷落，于是清廷下诏派李鸿章赴日本议和。这时，由于清军海陆均惨败，举国震动，朝野哗然，众谤集于李鸿章，有谓李鸿章私通日本，“用一卫汝贵而百战之淮军化为叛卒，用一丁汝昌而大桅之铁甲尽属漏舟”，有人竟参奏李鸿章的亲信运军火接济日军。大家不相信中国会败于日本，遂将战败责任诿诸李鸿章。李奉命接洽议和，不敢成行，因西太后正在生病，而光绪不允割地。在这和战未决的当口，日军扬言将北取辽阳，西攻山海关，清将长顺、依克唐阿匆遽告急，而关外各军亦争弃防地，纷纷后退，自相惊扰，不久辽南和牛庄亦告陷落。
清朝的海陆大军都已彻底溃败，局势演变到了非和不可，清廷这才再下谕旨，责成李鸿章前往马关与日本订城下之盟。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清廷正式向日本求和，并派遣日方所指定的李鸿章为谈判代表。这时日军已陷威海卫和辽东半岛，北京危如累卵。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于三月二十日在马关举行首次会议。李鸿章和伊藤本系旧识，两人见面甚为亲切，一谈就谈了三个多小时，在这次会议上，李代表战败国，一切都立于不利地位。日本因为是战胜一方，所以条件极为苛刻。
当马关和会开始后的第三天，就是三月二十四日，李鸿章竟在会后返回旅邸途中，被日人狙击，子弹轰入面颊，登时晕厥。当他苏醒后，拒绝停止会谈转而就医，他说：“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岂能延宕误国，宁死不愿就医。”他的衫履满布鲜血，李鸿章慨然说：“此血所以报国也。”他有马关纪事诗一首，诗曰：“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寰海尘氛纷未已，诸君莫作等闲看。”
日本自信可以战胜中国，不过未料到胜得如此迅速和容易，迨一经开战后，清朝竟如此的不堪一击。日本食髓知味，因此野心大增，得寸进尺，在和谈时并不停止军事行动，俾求议和条件可以更有利于日本。马关和谈开始时，日本的种种留难，借故拖延，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过当李鸿章被刺后，情势遂为之一变，一个战败国家的议和首席代表，竟被日人狙击，给国际间的印象是太恶劣了；李鸿章因被刺而换到和平，但《马关条约》仍是很苛刻的。
《马关条约》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十七日签署，内容是：
（一）朝鲜独立；
（二）割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让给日本；
（三）中国赔偿给日本军费二万万两；
（四）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从事商业工艺制造；
（五）凡西洋各国在中国所获的特权，日本均得享受。
这个条约签署后，西方国家为之大哗，认为日本已侵犯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尤其是俄国，俄国一直把辽东半岛当作势力范围，如今竟被日人夺取，怎肯甘休，于是便联合德、法等国出面共同干涉；而日本则表示英国可以占舟山，俄国可以占北满，德国亦可取沿海一岛。日本这个主意是瓜分中国的办法，但俄国不愿接受。俄国野心不止是北满，而是包括朝鲜和东北，双方利益上既有这么大的冲突，当然很难谈得拢，幸而日本这时还不敢公然和列强决裂，因此勉强地把辽东半岛退还中国，由清朝出银3000万两为交换条件。
和议后，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万谤交集。他这年73岁，担承衰老的清廷内外大政，内心确是非常痛苦。他曾写了一封信给新疆巡抚陶模，可见其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