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袁解散国民党

　　民国2年11月4日，袁遂借二次革命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将国民党议员资格剥夺，追缴证书、会章，被追缴者共438人。

　　为解散国民党，前后共发了三道命令。

　　当袁下令解散国民党之前，进步党首领梁启超听到袁已决心这么做了，乃匆匆忙忙地跑到总统府，希望袁顾全大局，勿走向不可收拾的路上。他到总统府门口，侍卫阻挡他入内，告诉他说：“总统正在讨论要紧的公事，请总长（梁是司法部总长）明天来吧！”梁发急说：“我正是有要紧的公事要和总统商量，我在这里等一会吧！”梁等了好大半天，侍卫才向他说：“总统有请。”梁见到袁后，说了一大篇道理，劝袁勿下命令解散国民党，袁微笑而有耐心地听他陈说，最后，袁淡淡地说：“晚了！命令已经发出了！”

　　就在命令发布的同时，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出动了300多人包围外彰仪门大街的国民党北京支部，第二天又包围了参众两院，甚至半夜跑到国民党议员的家里，缴获了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共300多件。

　　国民党遭遇到严重而非法的迫害，进步党虽然反对国民党，可是，兔死狐悲，也很寒心。梁启超既然向袁当面要求没有结果，他乃做第二步努力，就是在国务院秘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表示激烈的反对。他认为袁的解散国民党命令未经国务会议通过，主张内阁全体辞职，以表示对袁的抗议。他的这个提议，大家都默不作声，面面相觑，坐在主席位子上的熊希龄也是面部毫无表情，不置可否，因此这个提议只好不了了之。

　　进步党的另一个领袖，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对解散国民党也表示极大的愤慨，尤其对于取消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认为更是罪大恶极。他表示：议员资格应由国会本身来解决，总统出动军警来干涉是不合法的，如果政府认为某些议员有附乱嫌疑，则应提出确实证据，请国会依法处理。因此，他对议院秘书处下达指示，以后议会开会的通知书，仍照以前一样投送，不管他是任何党派的议员。同时，他还跑到总统府向袁直接交涉，请发还“未附乱”议员的证书和徽章，以免国会流会。据说袁总统对这位汤议长很不客气，只是冷冷地向他瞟了一眼，一句话也不说，汤化龙只落得个下不了台。进步党最后做更大的努力，他们请名义上是进步党领袖的黎元洪打电报给袁，希求挽救这个破裂的局势，可是袁也一样不理不睬。

　　11月14日袁的第三道解散国民党命令中，勒令所有已追缴证书和徽章的议员们，如果要离开北京，需要觅五人以上的连环保，担保离京后不做任何反对袁政府的言论和行动。

　　参议院继众议院之后，于12月3日，质问政府以命令取消议员资格，致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兹节抄如下：

　　……前月初四日政府忽有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之命令，并以暴力禁阻议员到院，其数多至四百余人。令下之日，举国惶骇，人心骚动。两院因不足法定人数，至今一月，不得开会，此事于民国国体、政体有重大关系。大总统令出府中，用意或别有在，而法有明文，国务员辅弼总统，列名副署，其于此令不能不负责任。兹仅依约法第十九条第九款、议院法第四十条，提出质问书于国务员，并依议院法第四十条，限政府三日内答复！……

　　下面是“众议院质问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影响及于国会书”：

　　民国不能一日无国会，国会议员不能由政府取消，此世界共和国之通义，立宪政治之大经也。近阅报载，大总统十一月四日命令解散国民党，并追缴隶籍该党国会议员证书徽章；夫该党本部与南方乱党勾结，政府依法律委任，以行政命令解散不法之结社，凡我国民，无不认为正当，独是国民党与隶籍国民党之议员，在法律本属两事，其处分自不能从同。假令议员而与乱党通谋，确有证据，勿论隶何党籍，均得按法惩治，否则确与乱事无涉，即隶国民党籍，亦不能牵连取消。盖党自党而议员自议员，二者性质不侔，即不能并为一谈。查《议院法》第八条，议员于开会后发现不合资格之疑义时，各院议员得陈请本院审查，由院议决，选举十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审查之。据此，议员资格之疑议，其审查权属之两院，院法规定，彰彰可证。今政府以隶籍国民党之议员早不以法律上合格之议员，自居为理由，岂非以政府而审查议员资格，侵害国会法定之权限乎？至于追缴证书徽章，直以命令取消议员资格，细按《约法》，大总统无此特权，不识政府毅然出此，根据何种法律？此不能不怀疑者一也。十一月四日命令之结果，国民党议员被取消者三百余人，次日又追加百余人，遂过议员总额之半，两院均不能开会。查议员中有早已脱该党党籍，改入他党，或素称稳健，曾通电反对赣乱者，亦一同取消。政府确为惩治内乱嫌疑耶？则应检查证据，分别提交法院审判，不得以概括办法，良莠不分，致令国会人数不足，使不蒙解散之名，而受解散之实也！近复报纸纷传政府将组织行政委员会修改《国会组织法》，改组国会。此种传说是否属实，姑不具论，究竟政府方针，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对于国会是否以法律为正当之解决？此不能不怀疑者二也。议员等对于国民党，素深恶绝，当南方无事，政府敷衍伟人之时，于彼破坏主张，无不严厉攻击。及湖口乱起，天下震动，亦曾连名通电，声罪致讨。今政府去害群扶正气为前提，实与议员等素志符合，唯去之之方，是否适法？扶之之道，是否诚心？群怀疑虑，势难缄默。兹依《议院法》第四十条质问，应请政府于三日内明白答复。民国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北京国务院在民国2年12月23日向参议院提出答复书如下：

　　……依《约法》第十九条暨《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质问权为议院职权之一，非议员职权之一，其义甚明，故质问之行使，无论《议院法》有如何连署之规定，虽不必由院议公决，要不能不经由议院提出，是以议员迭次依《议院法》而提出质问书，均于议院有《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所定总议员过半数之出席，得以开议时，由议长以开议日期报告文件之际提出报告，此执行《国会组织法》暨《议院法》之通例，实为两院所现行，断未有不经此项手续，而可以滥行质问者也。兹来咨既称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前议院所有之质问权，当然因不能开会之结果，而不能提出。……查两院议长，业于十一月十三日，以两院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四日起，停发议事日程等语，通告有案。此次质问书之提出，在议院议长通告停发议事日程之后，既已停发议事日程，何能提出质问书？且查当日提出质问书之情形，系发生于两院现有议员之谈话会，以法律规定所无之谈话会，而提出属于法律上议院职权之质问书，实为《约法》、《国会组织法》、《议院法》规定所未特许。政府为尊重国会起见，对于不足法定人数之议员，非法所提出之质问书，应不负法律上答复之义务。惟查各该质问书，于追缴隶籍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及令内务总长分别查取本届合法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各节，不无所疑，不能不略为说明，以免误会。查十一月四日大总统命令，曾声明此举系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起见，并将详细情形布告国民；盖以议员多数而为构成内乱之举，系属变出非常，不特《议院法》未规定处理明文，即各国亦无此先例，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是非心迹，昭然天壤，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所以令下之日，据东南各省都督、民政长来电，均谓市民欢呼，额手相庆。议员张其密等所称举国惶骇，人心骚动，系属危言耸听，殊乖实情。且现已由内务总长核定调查候补当选人划一办法，令行各省依法办理；议员郑毓怡等所称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尤属因误滋疑。总之，前奉大总统命令，业已郑重声明，务使我庄严神圣之国会，不再为助长内乱者所挟持，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等因。各议员果能深体此意，怀疑之点，当然释然。除函答参议院议长外，相应函请贵议长转达贵院现有各议员查照可也。

第58章 黎元洪北上入瓮

　　黎元洪自张振武案后，已经身不由己，非跟袁走不可了。二次革命时，黎更是一面倒向袁，袁知道黎爱戴高帽子，曾亲笔写“民国柱石”四个大字制匾送黎。袁和国民党决裂后，又亲书“中华民国副总统府”八个字，制成宽五寸、长四尺八寸的长匾，派专使送到武昌来，挂在都督府门外，黎乃对袁由怀疑心理而变为心悦诚服的心理。迭次通电，如：“先选举总统”电，“解散国会”电，还有最肉麻的是：“请叙袁克定赞助共和功”一电，这是一通拍马屁的电报，想不到竟碰了一鼻子灰。袁复以：“酬庸之典，以待有功。儿辈何人，乃蒙齿及！鄙人勉服国务，乃为救民，岂有荣施，及于家属。若援奚午举子之例，并无谢玄破秦之功，损智益愚，大人所戒，庸材薄殖，何德何能？俟其阅历稍深，或堪造就，为公奔走，待诸将来，幸勿复言，以重吾过。”

　　黎虽然对袁死心塌地归顺，可是袁却不放心把这位“民国柱石”摆在湖北都督的位子上，早在袁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就发表过以黎为参谋总长的命令，其用意是想以这个位高而无实权的位子来交换湖北都督职位。二次革命时，袁在对南方用兵过程中，一忽儿要黎兼领江西都督，一忽儿要黎兼领湖南都督，其目的都是在绕着圈子要把黎调出湖北来。

　　袁为什么对于像黎这样一面倒的人还要下毒手呢？理由很简单，黎不是北洋嫡系，又是一个已有群众基础和人望的社会偶像。他是湖北人，又在湖北带兵，武昌首义又是他为领导人，在湖北已有相当雄厚的力量，像这样的人，无论如何奴颜婢膝，袁也不会对之信任的，所以他千方百计要把黎从湖北都督的位子赶下来。而黎元洪呢？他虽是一个出名的好好先生，可是在生存的基本问题上却非常精明，他也用千方百计来应付袁，总之是死皮赖脸，决不肯离开湖北。

　　在对南方用兵时，袁本有一个企图，是借军事理由，派段芝贵率兵入鄂，这是“假途灭虢”的故技。可是黎这时一面倒向袁，袁无法借口，因此在国民党兵败后，袁便不止一次用“久仰、渴慕”等甜言蜜语引诱黎北上和他见面，黎则推三阻四，想尽理由来婉拒北上。黎知道袁决不敢对湖北用兵，因为这样做会使天下人为之寒心，所以他敢向袁打太极拳。

　　袁终于忍耐不了黎的推拖，他认为事机已经成熟，非解决湖北问题不可，于是在民国2年12月8日，借词要公待商，密电召黎入京，同时特派段祺瑞到汉口劝驾，段祺瑞也是8日这天到达汉口。黎当然知道段是袁的第一号心腹大将，派这样一位角色来请驾，是绝对不简单的。段催促得很急迫，要求黎立即动身。黎知道问题很严重，如果不北上是不可能了，乃邀集左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派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理都督，自己抱着入虎穴的心情决定入京。

　　段祺瑞在湖北只和黎元洪匆匆一面，就替黎预备好到北京去的专车，12月9日当面催促黎动身，黎只得仓促就道。当他一上了火车，袁葫芦里卖的药就弄明白了，原来他派第一号大将段祺瑞出马，是负有押解黎即日北上，和阻止黎重返湖北的双重任务。因为黎在湖北已有基础，是以副总统的崇高地位兼任湖北都督，要调动他，显然不是儿戏。段祺瑞在清末地位比黎高，又是袁系中第一号人物，用段接替黎显得既郑重又严重，自国民党失败后，袁对黎已经不计较投鼠忌器，也不怕把黎逼上梁山，因为黎已经无山可上了。

　　12月10日，黎正在北上途中，北京发布了总统命令：派段祺瑞权代湖北都督，派周自齐代理陆军总长。

　　黎的专车到了北京，袁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马车到车站迎接，这辆马车在14个月前曾用以迎接革命领袖、民国伟人孙中山先生。黎所受到的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也不下于欢迎孙中山。

　　袁同时手令规定黎副总统月俸1万元，办公费2万元。这和前一年袁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时的月俸3万元，是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

　　这儿抄录几则有关的电报——

　　2年12月9日黎元洪上袁世凯电二则：

　　黎上袁并致各机关电：

　　元洪忝厕戎行，材薄任重，属沧海横流之会，当中原板荡之秋。溯自阳夏媾和，及平赣宁肇变，荆山欲崩，汉水几沸。幸赖我大总统当机斡运，先事绸缪，奠民国于无疆，投元凶于有昊。元洪得依余荫，幸保虚声，未尝不啜茗怀波，茹禾念露，燕云楚树，道阻且长，虽颜色未亲，而神魂久向。只以周旋鞭弭，鞅掌军书，亲从汜水之师，致后涂山之会，盲骑莫适，瞽笑为劳，天命更新，楚氛幸靖。风前退鹢，弥坚向路之心；浪后颓鱼，愈切登门之念。谨于本月九号亲戒行装，面聆迪诲，本府一切事宜，应恳大总统派员代理，俾专责成。专此缕陈，并行通告。

　　元洪业经起行，本府一切事宜除先行呈请大总统派员代理外，应暂交参谋长金永炎代拆代行。谨俟后命。

　　黎致段祺瑞电：

　　元洪自鄂频行，过劳远送，至感厚意。兹于本日早七点钟到京，即入觐大总统。面谕代理一节，已有命令暂兼等因。自维治鄂两年，深愧无状，得公替我，知免愆尤，闻命之余，敢为全鄂军民额手称庆！特电驰贺，兼致谢忱，即维垂察。元洪现住小蓬莱，并以奉闻。

　　段复黎电：

　　在鄂奉教，优礼逾恒，极感盛意。接读真电，敬谂旌旆莅都，至为庆慰。过承奖借，愧弗克当。瑞以菲材，随公之后，虽暂承乏，敢不兢兢勉守成规，冀免陨越，尚乞随时箴诫，是所盼祷。

　　黎致鄂省各机关人员电：

　　本副总统因公入京，于本月初九日自鄂起程，十一日早抵京。追维在鄂两年，同舟共济，诸赖匡襄。此次行期匆促，不及言辞，深怀歉仄。现在鄂都督事已奉大总统令任命段总长兼领。段总长威信素著，忧国为怀，必能造福地方，维持秩序。尚赖诸君子各尽职务，相与有成，本副总统有厚望焉。贱躯安好，知念并闻。

　　黎上袁书：

　　窃元洪屡觐钧颜，仰承优遇，恩逾于骨肉，礼渥于上宾，推心则山雪皆融，握手则池冰为泮。驰惶靡措，诚服无涯，伏念元洪忝列戎行，欣逢鼎运，属官吏推选之众，承军民拥戴之殷。王陵之率义兵，坚辞未获，刘表之居重镇，勉力难胜。洎乎宣布共和，混一区夏，蒙大总统俯仍旧贯，悉予真除。良以成规久圮，新制未颁，不得不沿袭名称，维持现状。元洪亦以神州多难，乱党环生，念瓜代之未来，顾豆分而不忍。思欲以一拳之石，暂砥狂澜。方寸之才，权撑圮厦。所幸仰承伟略，乞助雄师，风浪不惊，星河底定。获托威灵之庇，免贻陨越之羞。盖非常之变，非大力不能戡平；无妄之荣，实初心所不及料也。夫列侯据地，周室所以陵迟；诸镇拥兵，唐宗于焉弛废。六朝玉步，蜕于功人；五代干戈，胎自骄将。偶昧保身之哲，遂丛误国之愆。灾黎填于壑而罔闻，敌国入于宫而不恤。远稽往乘，近览横海，国体虽更，乱源则一，未尝不哀其顽梗，憯莫惩嗟。前者赣水弄兵，钟山窃位，三边酬诸异族，六省订为同盟。元洪当对垒之冲，亦尚尽同舟之谊。乃罪言勿纳，忠告罔闻，哀此苦心，竟逢战祸，久欲奉还职权，借资表率。只以兵端甫启，选典未行，暂忍负乘致寇之嫌，勉图抛杖观成之计。孤怀耿耿，不敢告人，前路茫茫，但蕲救国。今者列强承认，庶政更新，洗武库而偃兵，敞文园而弼教，际四海困穷之会，急起犹迟；念两年患难之场，回思尚悸，论全局则须筹一统，论个人则愿乞余年。倘仍恃宠长留，更或陈情不获，中流重任，岂忍施于久乏之身，当日苦衷，亦难曝诸无稽之口，此尤元洪所冰渊自惧，寝馈难安者也。伏乞大总统矜其愚悃，假以闲时，将所领湖北都督一职明令免去。元洪追随钧座，长听教言，汲湖水以澡心，撷山云而炼性。幸得此身健在，皆属解衣推食之恩；倘遇边事偶生，敢忘擐甲执兵之报。伏居待命，无任屏营。谨呈等因。

　　袁复黎书：

　　来牍阅悉，成功不居，上德若谷，事符往籍，益叹渊衷。溯自清德既衰，皇纲解纽，武昌首义，薄海风从。国体既更，嘉言益著。调停之术力竭再三，危苦之词书陈累万。痛洪水猛兽之祸，为千钧一发之防。国纪民彝，赖以不坠。赣宁之乱，坐镇上游，匕鬯不惊，指挥若定。吕梁既济，重思作楫之勋。虞渊弗沈，追论戈之照。凡所规划，动系安危，伟业丰功，彪炳寰宇。时局粗定，得至京师，昕夕握谭，快倾心膈。褒鄂英姿，获瞻便坐，逖琨同志，永矢毕生。每念在莒之艰，辄有微管之叹。楚国宝善，遂见斯人。迭据面请免去湖北都督一职，情词恳挚，出于至诚，未允施行，复有此牍，语重心长，虑远思深，志不可移，重违其意，虽元老壮猷，未尽南服经营之用，而贤者久役，亦非国民酬报之心。勉遂谦怀，姑如所请。国基初定，经纬万端，相与有成，期我益友。嗣后凡大计所关，务望遇事指陈，以匡不尽。昔张江陵恒言吾神游九塞，一日二三。每思兹语，辄为敬服。前型具在，愿共勉之！此复。

　　这两封信，全是言不由衷，假得可笑。辞卸湖北都督的黎被安置在瀛台下榻，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这个地方正是慈禧幽禁光绪的地方。

　　黎到北京后，立刻便有袁、黎联姻的传说，事实上这不是传说而是真的，袁不待婚礼举行就赶着喊黎亲家。据说两家讨论婚嫁时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因为双方都想做男家。害得奉命做媒人的汤化龙忙得两头吃夹棍，最后让步的是黎，袁把第七和第十子的生辰八字（均九岁），和两人在校中的成绩单给黎看，要黎挑一个，黎征求太太意见。黎太太问：“这两个孩子哪个是大太太生的？哪个是姨太太生的？”黎告以都是姨太太生的，黎太太立即变色说：“那不成，我家女儿都是我所生的，不能嫁给姨太太生的儿子。”黎这时已是身在秦庭，事事不能不迁就，因此又苦苦哀求太太，才算把这亲事搞定。袁的九子克玖和黎的次女绍芳说好婚姻，订婚时，黎赠女婿礼帽一顶，大礼服一袭；袁赠儿媳金首饰数件。这幕婚姻是十足的政治联姻。后来黎家女儿做了袁家媳妇后备受虐待，气成了神经病，终身不愈。是个悲剧下场。

　　黎初抵北京时，袁每次吃饭总尽可能要请“亲家”来共食。有一个寒冷的大雪天，袁身上披着浙江都督朱瑞花了7500元的代价买来“进贡”的皮大氅，黎偶然说了一句：“这件东西真名贵。”袁立刻解了下来赠送亲家，黎虽推谢，袁却坚持要送。

　　袁对黎似已做到彻底地“解衣推食”了！

　　不久袁正式下令，准兼领湖北都督黎元洪辞免都督本官。而段祺瑞在权理湖北都督两个月后，因为他是袁身边重要的帮手，所以不能长期放在外面，袁对湖北人事安排，本预定给他的干殿下段芝贵的，因为调黎入京很难，才让段祺瑞出马，现在黎已入京，又已辞职。所以3年2月1日仍调段祺瑞回北京复任陆军总长，派段芝贵为湖北都督。段祺瑞在湖北虽只两个多月，他的任务是清除黎在湖北的势力，因此他大刀阔斧地把湖北军遣散，把北洋军调入湖北，从此湖北便完全成为北洋军的统治地区。

　　当段返回北京和黎相见时，他不像袁对黎那么虚伪，他脸孔上流露出一种倨傲之色。段的等级观念很深，他觉得自己在清末曾做到护理湖广总督。当时黎不过是湖北一个协统，至于辛亥革命，黎只是从床下面拉出来顶名字的，谈革命功勋也是假得很；如今则已是袁的政治俘虏。因此他根本不把黎放在眼里。黎段之间这段关系注定了日后的许多纠纷。

　　黎在北京，实在不愿意以安乐公自居，很想借一个题目离开北京，以便恢复自由生活，曾经一再表示，愿以“答谢各国承认民国专使”名义周游列国，袁怕他一去不复返，就用拖延手段来搪塞，不做肯定的答复。黎既然行不得，也只好在北京瀛台做他的副总统兼参谋总长，实际上参谋总长工作则是由次长陈宧代行拆。

　　黎在北京初期的生活，简直就是幽居，外间鲜有知者。民国3年1月，北京一位名记者黄远庸曾写过一篇访问记，对黎当时的生活有细致的描绘。特抄录如下：

　　黎副总统到京时，适记者南行，今记者既到京，则吾曹新闻记者对此德望并隆中外钦仰之伟人，不能不表示一番敬意。因以国会议员湖北某君之介绍，偕某某两君约见，黎公快然允许，约以初十日午前十一时许往谒，并约予以赐食之光荣。以吾曹藐然与公无素，而阔达优礼如此，足见公之平民主义也。

　　是早某君约予等同往新华门，入总统府，以先有约，故司阍处（即由大总统之司阍处传达）即命余乘冰船赴副总统所居之瀛台，不须更入门外之招待室候命矣。

　　海子中之积冰，已层叠深固，故向日之以舟行者，今以冰船行矣。船形如轿，最多可容六人，船夫着毛革之鞋行于冰上，从后推转，故极迅疾，瞬息已抵瀛台矣。

　　入门则兵卫三五而立，稍进即有与此介绍某君操鄂音道寒暄者。余前此闻黎公在鄂时，守卫已尽易北方军官，足知不尽确。余等所入之客房，榜曰副总统办公处，即前之景星殿。此处一为秘书室，一为副官处，其对过即庆云殿，则饰以洋式陈设，右为应接之洋室，左为大餐间，即副总统赐余等以午餐之处也。

　　秘书室伏几而办事者有二三人，皆朴素无华。副官长为少将唐君在寅，则竹布之衣，谦光可挹。唐君盖始终随侍副总统，在鄂时固不常出门，到京后绝对未出大门一步者也。

　　副总统之眷属及厨役乃至马车御者，皆已偕来，惟其左右之领有徽志得以随时出入总统府者只六人。余辈出入，皆须随时传达或许可，足见黎公约束之严矣。

　　庆云殿中陈设稍新，景星殿则普通木器数事，足供起坐而已。其中间为副总统每日会客之厅，余所见二殿中前清南书房供奉之墨迹依然陈列，皆光绪时全忠恒勋徐会沣所书，长额大字皆录《诗经》、《书经》中成语之关系为君之要道者，字尤板滞无味。某君谓做皇帝最苦，连行书都看不见，可谓确切。余意今日何复更须此等物事，宜并置之高阁而稍易以美术的陈设也。

　　殿外置有轿子一顶，盖即清制所谓二人肩舆者，凡副总统往谒大总统或大总统来访副总统，均坐此等制度之轿。实则二公所居相距至多不过二百步矣。

　　余等在殿中候命，而是日适值段芝贵自南返京，即日来谒总统及副总统，坐谈极久，候段氏出，则更会客二班，毕后已十二时，故副总统不于常座见余等，即命余等在庆云殿中之应接室接见。入殿后副总统即入，余等行严肃之一鞠躬礼后，依次入座，副总统略询数语，即命入对过之大餐间会食矣。副总统之丰采，读吾通信者，想已面接或已见其写实，固不烦余之叙述。余一言足慰读者，则公之丰采健硕，绝无风尘之色，而一种严肃和蔼之气，自是令余等生畏悦之容者也。

　　餐座中并副总统共五人，二客系鄂人，中有一客乃从湖北新来者，余与某君则非鄂人。余首问副总统前此何时曾来京？公答尚系光绪三十四年。余问亦常住过北京否？公答首尾不到一个月。故公之语言，乃纯然湖北口音也。

　　座中所谈，以湖北事为多，公询自湖北新来之某君以都督府近状，以军队近情，而尤以个人消息为多。凡称其人，必称其号，不称其名，并荷关念其人有无饭吃。余以知公之深于情也。

　　公语及裁兵退伍事，云我们总要给人家一条路走，故我前此于所裁之人予以退伍金，自二千元不等，以其有此款，或耕田，或做小买卖，不致他变也。

　　公又语及某事，有一名言，谓总不可以激烈对待暴乱。他们本来暴乱，若以激烈（意同操切）待之，则必闹出事来。余证之公起义后在湖北之行事，此寥寥数语，盖足以尽其精神也。至其所语何事，则吾辈秉新闻记者之德义，当然不能泄露也。座客询及章太炎近状，请公设法保全者，公答必可无事，因大总统亦雅意保全之也。惟彼前日来府，穿大毛衣，执一羽扇，挂起勋章，见人就丢茶碗打人，如此难怕不闹出事来。送往各处，各处皆不肯收，故暂送拱卫军之教练处招待。刚才我（黎公自谓）与×××商量，叫他们务必请他夫人来京伴住，令有一种慰藉，或不至生他变，那怕盘费都由我出亦可。某君答其夫人甚有学问，前此有家信来，太炎不忍阅看，谓看后恐消磨其与人家拼命之心。黎公答所以我们必须请夫人来伴居。总统是必给他日用的，若到他处去，这一宗常年的款何处去出云云。足见公之笃于待士也。

　　余于此一席中，更得悉公之不吸烟，不饮酒，座客皆饮白水一杯而已。鄂中某君语我曰：公自奉既薄，固以推爱及客，在鄂时开茶会，常以中国自制八角一瓶之勃兰地酒供客，客有不堪引满而罢去者。座上水果，往往窳苦不可食。余等是日虽饱德无穷，然公之俭薄，固有可以证明之资料也。

　　会食既毕，承启官报陈次长来谒，即参谋次长陈宧是也。余等乃谨兴辞而出。闻之人云：公到京后，亦已不甚闻问参谋部事。惟陈次长常往禀承而已。

　　余归后，有某君问余以谒见黎公后之所感，余方嗫嚅无以形容，某君即谓其天真照人处最为可慕。余不觉点首。呜呼，神圣哉，优美哉，此天真也。

第59章 章炳麟龙泉寺“读书”

　　黎元洪对黄远庸所提到的章炳麟（太炎）是个古怪人物，他的疯癫行动，和他国学一样著名。他是浙江余杭人。1866年出世，曾在台湾、日本和上海担任报纸主笔。民国前10年（1902年）他在上海和蔡元培（孑民）、吴敬恒（稚晖）等组织中国教育会，并创办《苏报》，鼓吹革命。第二年发生了《苏报》案，在上海英租界会审公廨的额外公堂以“苏报大逆不道，污蔑今上”的罪名被控，被判监禁三年，罚做苦工。他是为鼓吹革命入狱，因此大名不胫而走。出狱后又赴日本主持《民报》的笔政，成为初期革命最重要的一支笔。据说他一心想做刘伯温，可惜当世没有朱元璋，所以国师的美梦始终没能完成。他的脾气实在太坏，见人就骂，自称有精神病，三个月不洗澡。

　　章炳麟在政治上的成就是个悲剧，他的政治主张非常浅薄，且毕生作为他人的政治工具，和他的学术成就完全不能相比。

　　袁世凯初任总统时，要笼络革命党和社会知名之士，便东也送一个屯垦使，西也送一个经略使，都是些没有衙门的大官儿，按其内容，和顾问差不了多少。袁的用意不过是利用爵位以羁縻“天下英雄”。章也获得一个筹边使的头衔，打马进京，在挎篮上贴着“筹边使章”的封条，向袁要1万元的开办费，走马到吉林去上任。他真的兴高采烈，想一显身手，大展其筹边伟略。到达目的地，却没有人欢迎他，他只好下榻旅馆，以上司身份传见吉林西南道孟宪彝和长春知府德养源。两个人都不理他，把他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乃暴跳如雷地去见吉林都督陈昭常说：“本使是国家堂堂官吏，他们被传不到，就是目无本使，就是目无共和国家！”陈昭常请他吃了一顿饭，送了一笔盘费，恭敬如仪地送他离开吉林，他这时才知道所谓的筹边使，不过是挂名差事。

　　后来章由北方到湖北来，湖北人予以空前盛大的欢迎，章觉得这种味道实在太好，湖北人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极端可爱，于是他便在湖北提出征婚条件。他的条件是：（一）以湖北籍女子为限；（二）文理清顺；（三）大家闺秀；（四）不染学堂中平等自由之恶习；（五）有从夫之美德。据说他看上一位女子学校毕业的大家闺秀吴淑卿女士，他曾请黎元洪替他做媒。他向黎说：“武汉首义之区，即女子亦殊不凡。”黎又表现了老油条的作风，心想这位三月不洗澡的大国师，替他做媒一定不好做，乃答说：“这件事兄弟办不了，因为完全不认识女方，恐怕要劳动时老先生。”黎所说的时老先生名樾阶，是湖北议员时功玖的老太爷。

　　中国人只有称赞苏州女子好，湖北虽人才济济，但女子并不特别有名，也许章的话是一时冲动，因为他后来要娶的太太却是浙江人而不是湖北人。

　　章在湖北时，黎对章礼敬有加，使章大为感动，敲着黎肥硕而厚重的肩膀说：“民国总统一席，非公莫属。”这句话辗转传入王揖唐（当时名王赓）耳中，便和孙毓筠向袁献策说：“这个疯子的谈吐和一支笔都有号召力，不能不加以笼络。”袁知道章有好名的脾气，马上给他“勋二位”，礼聘他到北京。民国2年5月，当袁对南方要用兵时，章到北京，向王揖唐借了一套大礼服，跑到勤政殿“受勋”，对袁大骂国民党：“那些暴徒就像一群恶狗，投下骨头，即知摇尾，骨头尽了，就要咬人。”袁拊掌大笑。

　　章炳麟对于袁世凯颁给他勋二位并不满意，当他还未北上接受勋位时，曾写了一封信给王揖唐，这是民国元年冬天的事。章炳麟给王揖唐的信是一篇绝妙好文：

　　揖唐中将左右：行期已迫，不及待民国第二年也。元日恐有一番发表，稚晖辈决意辞勋，彼自无政府党，亦未尝艰难困苦；弟则不为此矫情干誉之事。盖赏功论罪，政理所先，图一己之名，使他人亦不得不相牵而去，此乃于德道强人，失政治之理，负志士之心，必不为也。但二等勋位弟必不受。中山但有鼓吹而授大勋，吾虽庸懦，鼓吹之功必贤于中山远矣。当庚辛扰攘以来，言革命者有二途：软弱者与君主立宪相混，激烈者流入自由平等之谬谈。弟驳康有为书一出，始归纯粹，因是入狱。出后至东京，欢迎者六千人，后作民报，天下闻风，而良吏宿儒亦骎骎趋向矣。此岂少年浮躁者所能冀，亦岂依违法政者所敢为耶？又中山本无人提絜，介绍中山，令与学人相合者，实自弟始。去岁统一告成，南都之说，不可抵御，弟始大声疾呼，奠都燕蓟。纵不敢自比子房，而庶几等夷娄敬。当时若缄默不言，则今之外患，岂独库伦，虽东三省、内蒙古，亦已为他人所有。如上数端，自谓于民国无负，二等勋必不愿受，孙黄之间，犹自谓未满也。然同功者亦非一人，其间或有性情暴乱，举措不当者，要之，功烈必不可没，由我而推，有五人焉：弟则首正大义，截断众流；黄克强百战疮痍，艰难缔造；孙尧卿振威江汉，天下向风；段芝泉首请共和，威加万乘；汪精卫和会南北，转危为安。如是五人，虽不敢上儗黎公，而必高于孙前总统也。其蔡孑民首倡光复会，宋钝初运动湖南北，功亦不细，其余乃可二等耳。与弟同事死者，有邹容、陶成章。与汪精卫、黄克强同事死者，有俞培伦。与段芝泉同功死者，有彭家珍。建祠旌表，亦当在诸烈之上。盖闻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者，祁奚所以为直；小曲辞让，非大人所为，故为君道其梗概如此。弟章炳麟白十二月廿三日

　　这封信出于有学问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之手，实在令人万分叹息，在这信上的丑表功，已至厚颜之极，他虽然对于勋位不满，可是却又汲汲入京，接受勋位，真想不出这位读书人为何如此热衷名利！

　　章于2年5月在北京勤政殿得了袁所特授的勋二位后，便兴冲冲地回到江浙。他本来在湖北时曾扬言非湖北女子不娶，可是这句话不知他是忘了还是有了修改，因为他突然于6月15日在上海爱俪园（即哈同公园）与吴兴汤国黎女士结婚。

　　章汤联姻，成为上海一段著名佳话。这时章45岁，汤年28岁。婚礼的介绍人是蔡元培。章戴了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婚礼完毕后，在一品香宴客时，这位国学大师的新郎即席赋绝句一首：“吾生虽绨米，亦知天地宽，振衣陟高冈，招君云之端。”又有谢媒一首：“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新娘也有七律一首：“生来淡泊习蓬门，书剑携将隐小村，留有形骸随遇适，更无怀抱向人喧，消磨壮志余肝胆，谢绝尘缘慰梦魂，回首旧游烦恼地，可怜几辈尚生存。”

　　这一天，观礼的宾客甚众，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著名的革命领袖及上海名流，颇极一时之盛。

　　章自北京来，曾在北京大骂国民党，为什么这些领袖们都不念旧恶和他往还呢？这是因为他在革命过程中仍为一个偶像，加上“苏报案”他坐过监，孙中山不愿他为袁所利用，想用至诚来感化他，使他重回革命阵营。他这时好像真有了转变，果然辞去了筹边使，在西湖度蜜月。蜜月期间外间盛传汤国黎要求离婚，据说因为章的内衣两月不洗，汗臭不可闻，而汤女士则有洁癖。

　　南北战争后，北京共和党人邀请章来北京。在此前后他批评袁很激烈，以为声名高、学问好，袁奈何他不得，所以泰然自若地来到北京。怎知袁这时已对南方用兵，一切都无所顾忌，对章炳麟也不需要敷衍，因此当章到北京后，即由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派兵监视。章被软禁后，当然有许多人出面为其转圜。2年10月，距他来京已经100天了，北京地方检察厅才汇集他在南方的言论对他起诉。曾被传讯一次，章称病抗传不到，并以日本军医所出的诊断书为证，诊断书中注明章为神经衰弱症。

　　袁仍打算给章一个安插，准备命章负责考文苑，章开出条件要聘请海内外名宿担任教授，所以要开办费20余万，于是又谈不成，因袁不愿给章这么多钱。共和党人劝章仿照过去东京留学生会馆时办法，开会讲学，章欣然接受，开了一个国学会，会址设在化石桥国民党本部。到会听讲人甚众，每会都满座，讲学而外，专以骂康有为和陈焕章等为事，如有月余，章又大不耐烦，汲汲求去。

　　2年11月，章给负责监视他的陆建章一封信：

　　朗斋足下：入都三月，劳君护视。余本光复前驱，中华民国由我创造，不忍其覆亡，故入都相视耳！迩来观察所及，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余亦倦于从事，又迫岁寒，闲居读书，宜就温暖，数日内当往青岛，与都人士断绝往来，望传语卫兵，劳苦相谢。

　　陆建章置之不理，章无奈又给袁一信：

　　大总统执事：幽居京都，宪兵相守者三月矣！欲出居青岛，以反初服，而养疴疾，抵书警备副司令陆君，以此喻意，七日以来终无报命，如何隐忍，以导出疆，虽在异国，不敢谋燕。

　　袁也同样予以不理。黎元洪入京后，他又给黎一信，表明要冒死而行，黎接信后，怕章闹得太厉害，袁下毒手，乃夜叩袁的卧室求见，值袁已入睡，不获接见。第二天袁、黎见面，谈到此事，黎意请袁仍予位置，使其安心在京，袁说：“考文苑现在不拟办，如果仅拿这个名义是没有问题的，每月可给月薪500元。”黎以此复章，章表示必须办考文苑，否则就要离京。

　　3年1月3日章决定起程赴津，先约共和党本部干事张伯烈、张大昕、吴宗慈送行，张、吴等不好劝阻，乃为章饯行，饭酒抡拳，故意挨磨时间，尽欢而散，再去车站，车已开行。其实如果车未开，章也上不了车，因宪兵已奉了袁的命令，阻章登车也。章赶不上车，大为生气，乃由车站径赴东单牌楼之华东饭店下榻，以示决心。四天后——1月7日上午11时，章突然雇了马车至总统府招待室，持名片找大总统。招待员一看来人，服装怪异，行动傲慢，再看名片，赫然为“章炳麟”，于是推说总统正在会客，都是事先排定，所以不能接见。章问：总统在会何人？答：正接见熊总理。章说：我等好了。等了一大半天，再问总统会何人？答：接见向瑞琨。章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向瑞琨是一个小孩子尚可以接见，何以不会我？于是指名说：我要见张一麐（袁的秘书）。因章前此在京一切多由张一麐接洽。接待员说：张秘书已赴政治会议。章说：那么随便找一位秘书来见我好了。接待员往告秘书们，一个也不愿出来见章，最后由值日官出见。这时，章已气呼呼的，大跳大闹，值日官一见章，劝他走他不走，请他坐他不坐，只好报告袁。袁乃命派卫兵备一马车，将章强拉上车，送至总统府附近的教练处“招待”。

　　据说章炳麟在教练处住了几天，就被送到龙泉寺“读书”。外间盛传章下落不明。

　　3年6月，章的夫人汤女士致电给袁，原电如下：

　　顷接外子电称：汇款适足偿债，我仍忍饥，六日二粥而已，君来好收吾骨。……病中译阅，恸绝。外子生性孤傲，久蒙总统海涵，留京全属保全盛意。惟旧仆被摈，通信又难，深居龙泉，殊乏生趣。伏乞曲赐慰谕，量予自由，俾勉加餐，幸保生命。黎结缡一年，信誓百岁，衔环结草，图报有日。……

　　这时，有一位黄节想看章，托李经羲疏通袁，要求准许其往访，李经羲和章无一面之缘，但为义所动，乃函恳袁请准黄赴龙泉寺收拾章的稿件。黄到了龙泉寺，见到章一切均好，和章大谈本国史，足足谈了三个钟头，越谈越有劲。

　　袁也不知该如何处置章，最后想把章递解回籍，发交地方官看管，可是又怕他回家乡后乱跑乱骂。到了徐世昌做国务卿时，汤国黎又有陈情表给徐世昌：

　　外子好谈得失，罔知忌讳，语或轻发，心实无他。自古文人积习，好与势逆，处境愈困，发言愈狂，屈子忧愤，乃作离骚，贾生痛哭，卒以夭折，是可哀也。外子若不幸而遽殒，生命诚若鸿毛，特恐道路传闻，人人短气，转为大总统盛德之累耳！氏欲晋京侍疾，顾氏母年七十，夙婴瘫痪之疾，动止需人，若弃母北上，何以为子？不行则外子屡病濒殆，殊难为怀，弃母则不孝，远夫则不义，氏之进退，实为狼狈。用敢迫切陈词，惟相国哀而悯之，乞赐外子早日回籍，俾得伏处田间，读书养气，以终余年，则不独氏骨肉生聚，感激大德，即大总统优容狂瞽，抑亦千秋盛事也。氏侍母得间，益当劝令杜门，无轻交接。万一外子不知戒悔，复及于戾，刀锯斧钺，氏甘共之。

　　袁仍置之不理。章在龙泉寺，认为自己无生还故乡之望，3年年底，他给夫人汤女士一电：

　　义不受辱，决志趋死。不必衔悲，亦无须设法。为告蛰仙，于青田刘文成墓旁求一圹地足矣。

　　这位“民国祢衡”，因为袁不是刘表而是曹操，所以没有杀他。

　　章的遭遇实在难说是福是祸，他一生颠颠倒倒，可是一次坐监（苏报案被囚在上海），一次受厄（在北京龙泉寺），使他却更享大名，使他不仅在革命事业上有贡献，在反袁运动中也有了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