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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_分节阅读_第59节
小说作者:丁中江   小说类别:历史军事   内容大小:1.64 MB   上传时间:2024-05-22 16:03:36

  段组阁后,一直没有到总统府去看过冯国璋,有人告诉段,冯目前仍然还是总统,总理应该去见总统谈谈。5月31日段破例地到总统府见冯,报告中日交涉已告一段落,并且说今后仍当随时报告。

  6月7日,一直住在天津的徐世昌突然到北京来,他抵京后,倡议冯段合作,同时主张在北洋派内取消内争,直系皖系的界限应该同时消除。过去人们都说徐世昌是活曹操,冯段交恶时,大家认为徐世昌应该站出来调和,而徐却躲在天津不肯见人,梁士诒由北京到天津时,亦促徐命驾入京为鲁仲连,徐向梁士诒说:“过去黎时代,府院是明争,我尚能调解,如今是暗斗,我无能为力,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当徐到北京大倡调和冯段之争时,大家知道北京政局在酝酿新的变化,否则徐不会贸然到北京来的。

  徐世昌当然不会毫无目的就到北京来。

  这时,皖系又筹划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主题倒不仅讨论军事,还有选举总统的问题。曹锟主张这个会议仍在天津召开。至于总统问题,段祺瑞采取了摊牌的意见,建议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他自己则表示不做副总统,倘若冯国璋愿意退为副总统,他也可以同意,否则他愿意和冯国璋同时下野。段出此途,表面上说,是为了团结北洋派,因为徐世昌是北洋的元老,且和直系有很深渊源,徐出山,直系不会反对,段和冯同时下台,直系也可心平。

  督军团们在天津公推张怀芝为代表,于6月15日到北京,面谒冯国璋,请问冯能不能退而为副总统,冯表示“不为”,于是冯段两人都让出了副总统的位子,这一来,曹锟就有希望出任副总统职位了。

  6月19日天津会议正式举行,除督军团各督军和督军代表外,还加了龙济光。会议一致决定通过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通过继续对南方进行军事行动。曹锟是因为副总统已是指日可得,所以由主和转而主战,至于张怀芝厌战是因为想回山东老巢,不料他回到山东后,代理山东督军张树元一定要真除,不肯交还督军位子,他只好揖让,这一来他便落空了,于是只好向南方找地盘,因此他便也由主和转为主战。

  张怀芝愿意赴南指挥军事,正好符合当时的需要,因为曹锟既然要当副总统,自然不愿赴南方,其他的主战的大将如张作霖、倪嗣冲等都不愿离开他的地盘,张怀芝在北洋派中资格颇老,而他已无庙可依,正好成为段对南第五期作战统帅的主要人选。虽然张不是能征惯战的良将,但总比派不知名或资格浅的人来得妥当,于是张怀芝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南征主将。

  张怀芝虽然余勇可贾,愿意担任征南统帅,可是他还是色厉内荏,他必须找一个打手。这时候,当之无愧的是吴佩孚。6月20日他又由天津到北京来报告天津会议的决定,于是他向段祺瑞悄悄地提出这个要求,段祺瑞正欣幸他愿意披战袍,亲上前线,自然立刻答应,就是这天,北京政府发表了下列几道命令:

  特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

  特派张怀芝为援粤军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

  22日特派李厚基为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童葆暄为副司令。

  24日令魏宗瀚为陆军第九师师长。

  28日令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兼省长。

  曹锟由“两湖宣抚使”一跃而为“四省经略使”,在民国政府中这还是最大的地方官。印铸局特地替这个新官铸了两斤多重的银质狮纽大印,比特任官的印还要大。这一来便显示曹锟的地位是在各省督军之上,也就是副总统的候补人。表面上看起来段祺瑞很捧曹锟,其实是非常勉强的,段生平最重资格,以前看不起黎元洪,是因为他在清朝只做到协统,曹锟以布贩出身,段怎会看得起他。曹锟在北洋派中本以“老实人”出名,可是这次反反复复,证明老实人也会玩花样,段在瞧不起曹的出身而外还加上对他的不信任。

  段的私心想选一个文人出任总统,所以找到了徐世昌,既然不欢喜武人为总统,则又怎会欢迎武人为副总统?因此答应曹锟为副总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

  曹锟既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后,竟留在天津私邸花园内饮酒看花,绝无南下之意。段想加重他对川、粤两省军事责任,而他却好整以暇,避重就轻。北京一再电促南下,他回电请先发欠饷,请划定经略使权限,绝口不提南下就职,请他到北京,他也不答允。

  这位民国最大的地方官,四省经略使曹锟静静地在天津做寓公,既不南下,也不在北京,他向北京要求由他派人管理德州、汉阳、上海三个兵工厂。北京答复他说:“军火将充分供给,不必管理兵工厂。”张怀芝本想和他一同南下,见他毫无启程的意思,实在心焦,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弟,我去山东一趟,你哪天南下?约个日期咱们一道儿走。”

  6月下旬北京府学胡同段宅破获了一件行刺案,皖系的人以为冯国璋所主使,后来查明是辫子兵的余孽想替张勋报仇,在北京组织一个秘密机关,主持人名叫陈炎,他收买了两个日本人,想在段宅投炸弹,结果被守卫的警察发现,予以逮捕。并将日本人送交日本公使馆。

第139章 吴秀才脱颖而出

  民国7年的湖南战争,使吴佩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也是他一生事业的开始。

  吴佩孚字子玉,是山东蓬莱人。幼年父亲去世,依随母亲长成。曾应登州府试,得中第27名秀才。他如何由秀才投军的呢?据说当了秀才的吴佩孚在登州染上了鸦片烟瘾,常到烟馆中抽上两口,当时登州有一个大土豪名叫翁钦生,有一天翁独个儿在烟馆“雅座”中抽烟打磕铳,恰遇吴上烟馆,普通座上客满,无法插足,可是烟瘾大发,乃悄悄跨入“雅座”,正遇翁钦生在休息,惊扰了翁的好梦,翁用鄙夷的眼光呸了一声,伸起了腿对吴就是一脚,大叫说:“滚!”吴一言不发,红着脸退了出来,心里越想越气,把这遭遇偷偷告诉了登州的几个流氓,大家同意要找翁的麻烦,在翁老太太做寿的一天,流氓们假拜寿为名,大闹寿堂,把翁家搞得天翻地覆,事后翁告到州府去,吴佩孚便和那群流氓逃出了登州。

  吴在故乡不能立足,便逃往北京,在北京崇文门外巾帽胡同隆庆栈投宿,这家隆庆栈是山东蓬莱人开的,店主姓孙,看见这个穷秀才甚是可怜,但念在老乡分上,让他住下,并且要帮他的忙,问他会做些什么,吴说:“我什么也不会,只会写春联。”孙老板说:“写春联没有用,一年到头能写几多,还是算命的好。”

  于是吴秀才便在崇文门外搭起课棚来,以六爻卦糊口,饭虽有得吃,可是吃得并不饱。有一天,来了一位操蓬莱口音的人来问卜,吴佩孚拱手说:“老乡,你问的啥事?”来人笑着说:“老弟啊,怎么你连你堂哥哥都不认识了?”吴仔细一看,果然是多年不见的堂兄吴亮孚,他乡遇骨肉,不由自主地流下了辛酸泪,吴亮孚说:“我昨天打这里路过,见你端坐课棚,真没想到你中了秀才却落到这等模样,好吧,咱们喝两杯去吧。”于是吴收起了课棚,随着堂兄到一家杏花村小馆子,两兄弟一边喝酒,一边细诉衷肠,吴亮孚说:“兄弟,你怎么落到这般模样?”吴佩孚乃把自己在登州的事,以及到北京后人地生疏,谋生困难,不得已才摆摊课命种种,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堂兄。吴亮孚一边劝酒,一边叹息,最后用十分诚挚的语气说:“兄弟,算命既不能糊口,更没有前途,听我说,人要往高处爬,你念过书,中过秀才,可是做官大概没有你的命,依我看不如去投军,你如果投笔从戎,不是我当面奉承你,八年十载你不出人头地才怪呢,我们吴家像你这样人还没有第二个,赶快收拾起课棚,要零钱花用我这儿拿。”说着便从身上掏出几锭银子拿给吴佩孚,吴接了银子感动得哭了起来。

  就这样,蓬莱秀才遂投笔从戎,烧了课棚去参军了。

  吴秀才在堂兄鼓励下,于光绪二十四年投入天津武卫前军(统领是聂士成)帐下,因体弱只补了一个戈什哈,庚子年武卫前军溃败,吴佩孚遂流浪到保定,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再回天津,投巡警营,仍任戈什哈。巡警营文案师爷郭绪栋有一天无意之间发现这个戈什哈很有学问,极为赏识,就向他的上司段芝贵吹嘘,保送吴入开平武备学校,入校后吴因太过文弱,常被德籍教官责其姿势不合,罚令躺在地上,用枪压在身上以示儆。

  这一时期,最赏识吴的是郭师爷,郭常对人言:“子玉前程无量,将来出将入相,我们都得仰仗他。”他和吴磕头拜把子,每逢周末便在二太太戈氏家中请吴大吃一顿。戈氏曾向吴取笑说:“你大哥老说你能做大事,我看你和咱们娘儿们一样,怎能上战场呢?”后来吴佩孚虎踞洛阳,戈氏随丈夫在洛阳吴的帐下,常对她手帕交说:“我想起当年对大帅取笑的那些话,今天真不好意思见他。”

  吴在开平武备学校因体力关系改入测量科,光绪二十九年四月,日俄战争之役,中国人多帮助日本与帝俄作战,袁世凯也在军官学校中挑选了一批年轻优秀学生,随同袁的日籍顾问守田赴满洲担任谍报工作,日俄战后,吴佩孚调派第三镇上尉见习员。光绪三十二年升任第十标第一营督队官(当时营长呼为管带,营副即为督队官)。这年冬天升为管带。光绪三十三年吴率全营驻军关外。

  有一天,吴赴北京领饷折回长春,刚下火车,迎面来了一个熟人,正是冤家路窄,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曾经欺负过他的翁钦生,翁在长春开了一家旅店,前来料理店务完毕,准备南归。吴一手把翁拉住,翁颇觉惊讶,不知这位军官是谁,定睛一看,吓了一跳,眼前这位军官竟是多年前被自己赶出登州的吴秀才,他舌头和嘴唇都大了起来,话也说不出口,嗫嚅地说:“吴秀才,你。”吴哈哈大笑,一边抓住翁不放,一边说:“真巧,他乡遇故知,住几天再走。”翁听了更吓死了,赶快说:“有事要上大连非走不可,下次来长春再来拜望。”怎知吴执意不放,扬头叫了一声卫兵来,把翁老板行李送到营盘,然后便不由分说地拉了翁就走。翁面色苍白,拖着千斤重的脚步跟了吴管带走出火车站,一边走一边想:“当年一页旧怨,今天狭路相逢,吴秀才变了吴管带,不挨揍五十大板才怪呢!”

  那一边吴拉着翁走时,心中也在沉思,吴的想法正和翁相反,他想如果不是眼前这个人逼我离开山东家乡,我至今最多不过还是个穷秀才,与春花同落,与秋草同腐,幸而被他一迫,我才投军,才有今天,应该好好招待他。于是他把翁拉到营盘殷勤话旧,盛筵招待,并且请他带信回家。吴自离别山东,他的家乡还是第一次知道了他的消息,是他的仇人翁钦生回家时逢人宣扬:“吴秀才做了管带了,在长春,还请我吃饭,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吴驻军长春期间,由于翁钦生回到蓬莱,吴的家中才知道这位落拓秀才已经得意关外了。不久吴便派人回家,把老太太、太太李氏和兄弟文孚都接到长春,寄寓张家火店,这屋子是吴的督队官(营副)张福来替他物色的。吴和李氏住耳房,老太太和文孚住正房。店主人张家有位大姑娘,名叫张佩兰,长得肥头大脸,不美不丑,因两家往来较熟,所以张家姑娘便拜吴老太太为干妈,从此便认吴管带为干哥,干哥干妹问暖嘘寒,较之亲兄妹尤有过之。日子一久,男女之间便情不自禁地坠入爱河了。

  吴手下有一位队官(连长)牛起顺是天津人,早已窥破吴的隐情,有一天便直截了当地对吴说破他和张家姑娘的好事,并愿自告奋勇去向张家说媒,把张家姑娘嫁给吴管带做二房,张家满口答应,于是在外边另租小公馆,准备先瞒着吴家这边的婆媳二人。怎知就在管带结亲这天,突然老太太和儿媳还有吴的兄弟文孚一起来了,这三人都是怒气冲天,吴管带赔了许多小心,道了许多不是。牛起顺和吴文孚不只是恶言相向,而且拳脚交加。虽然喜筵变作战场,可是生米已成熟饭,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在宣统年间吴所隶属的第六镇改为第三镇,第三镇可算袁世凯北洋军的基本队伍,统制(师长)先后曾由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凤山、曹锟等担任。民国成立后第三镇改为第三师,仍由曹锟任师长,调驻南苑,为了袁世凯不肯南下就大总统而受制于革命党,因此曹锟乃发动“兵变”,使老袁有借口而婉拒南下。北京兵变时,吴佩孚已升任炮兵团长,由娘子关移驻长辛店古庙中。民国2年二次革命后,袁以汤芗铭督湘,令曹锟以长江上游总司令名义率第三师驻岳州为之声援。吴以团长左迁为师部副官长。副官长一席虽然重要,可是吴是个有大志的人,对于副官长一职颇为鄙弃,认为这是一个马弁头,任职者以巧言令色为必要条件,呼之为牛不敢为马,吴既不屑为,而他的长官也觉得他颇不称职。

  有一天,长沙有一个团体开会,汤督军率各军将领出席,吴代表第三师师长致词,汤督大为动容,对吴非常赏识。后来曹锟到长沙拜会汤芗铭,汤向曹说:“三哥,你手下有一个了不起的人才,请你借给我好不好?”曹问:“是谁?”汤说:“就是你的副官长吴子玉。”曹唯唯而退,他平日佩服汤会识拔人才,见汤赏识吴,回到岳州就把吴提升为第六旅旅长。曹锟为人不求甚解,但他能接受别人的好意见,其妩媚可爱处在此,他破格提升吴为旅长后,事无巨细都加以咨询,吴由此得意于第三师。

  吴佩孚驻军岳州时期,颇能谦和容士,常和湖南士绅过从,他能作诗,又能文,又是秀才出身,治军又严,部下军风纪甚好,这许多条件使他受到地方人士的爱戴,有一位饱学乡绅王某对他尤好,因此有一天王某曾向他进言说:“外人常说湘人排外,其实这是不知湘人的皮毛之见,湘人重气节而轻死生,北军如果以征服者姿态高压湘人,则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倘以合作手段厚结三湘豪杰,约束士兵不许妄取民间一草一木,则湘人必翕然心服。”吴佩孚听了颇为动容,日后他在湖南便以此为政治信条。

  民国4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唐继尧举义云南,袁调曹锟率部援川,暗中派他监视陈宧。迨帝制失败后,5年7月第三师班师保定,曹锟调升直隶督军,吴亦随军北归。6年解散国会及张勋复辟,曹与段芝贵、李长泰等随段祺瑞平乱,不久段对湖南用兵,曹遂与张怀芝分任两路军司令,吴遂代理第三师长,兼任直军的统帅。

  吴虽文弱,但会用兵,且不怕死,早年临阵往往头裹青布,骑一骏马,身先士卒。湖南之战他即表现出勇猛本领,马不停蹄地冲入岳州,再下长沙,直趋衡阳,前后为期不过三月,一路势如破竹。

  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张学颜在师部中资格颇老,当吴升任第六旅旅长时,张学颜颇为不悦,对人云:“子玉区区马弁头耳!今竟和我分庭抗礼,将来难保不爬在我的头上。”他说这话不到一年半,吴果然代理第三师师长,成为张学颜的顶头上司,张更为不满。第五旅入驻湘潭时,张学颜以旅长名义出示安民,吴闻张擅发布告,大为光火,乃召张听训,张推说抱病,吴遂自往第五旅旅部访张,责张不应以旅长名义出示安民,张学颜愤然说:“你是代理师长,你不出面,我是正式旅长为什么不能出示安民呢?”吴一怒而去。回到师部即打电报给曹锟说张学颜不听调遣。曹锟接到吴佩孚的电报后,知道两人不能相处,在此用兵期间,唯有舍张而留吴,于是乃下令调张学颜赴汉口另有任用,遗缺以团长董政国升任第五旅旅长,吴的爱将张福来为第六旅旅长,第三师所辖三个混成旅,第一旅旅长王承斌,第二旅旅长阎相文,第三旅旅长萧耀南。吴佩孚则由代理师长改为署理师长。

  如果论功行赏,湖南督军应该给予吴佩孚,怎知段祺瑞却把这一席畀予未建寸功的皖人张敬尧,这一着之差,与当年把湘督给傅良佐,把川督内定吴光新一样,时人论段祺瑞缺乏政治手腕,从这些地方都可以证明。对吴佩孚个人来说,这时候不做湖南督军并不是损失。

  北京政府发表吴佩孚为援粤军副司令,担任了张怀芝的副帅,事先未曾征求吴的同意,段祺瑞认为曹锟态度已转变积极,吴没有理由会变的,所以不必一定先要征求吴的同意。怎知命令发表后,吴却置之不理,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吴只是在衡阳饮酒赋诗。衡阳是彭玉麟的故居,吴颇慕彭的高风,仿彭画梅,对彭的后人爱护有加。端午节前夕,段祺瑞自北京急电,饬吴部进攻两广,且以广东督军为酬,吴在段的电报上批一个“阅”字。第二天端节,吴邀全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和湘军将领派至衡阳的代表一块饮酒。这表示吴已正式和南军通款曲了。

第140章 徐树铮杀陆建章

  7年6月14日,徐树铮忽然在天津枪毙了陆建章。

  陆建章于6月13日由上海到了天津,他是个主和派的幕后活动者,和各省北洋军阀都有一些直接间接关系,冯玉祥的主和,就和他有关,皖系早已把他当作一个危险人物。这次督军团又在天津开会,这个会议有不利于主战派的一种趋势,因此冯国璋暗中授意陆建章的长子陆承武把他的父亲叫到天津来,其目的是要利用陆建章说服曹锟重新回到直系来,与李纯合作,把督军团会议转变为有利于冯而不利于段的一种局面。

  陆建章到天津后,徐树铮写信请他到驻津奉军司令部一谈。陆建章自恃为现任将军又是北洋派的老前辈,绝不怀疑会有人下他的毒手。他如约而往,徐树铮殷勤地请他到花园密室中谈话,当他走进花园的时候,就有卫士从后面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

  关于杀陆的原因,据徐树铮向政府报告说:

  迭据本军各将领先后面陈:屡有自称陆将军名建章者,诡秘勾结,出言煽惑等情。历经树铮剀切指示,勿为所动。昨前两日,该员又复面访本军驻津司令部各处人员,肆意簧鼓,摇惑军心。经各员即向树铮陈明一切,树铮犹以为或系不肖党徒,蓄意勾煽之所为,陆将军未必谬妄至此。讵该员又函致树铮,谓树铮曾有电话约到彼寓握谈。查其函中所指时限,树铮尚未出京,深堪诧异。今午姑复函请其来晤。坐甫定,满口大骂,皆破坏大局之言。树铮婉转劝告,并晓以国家危难,务敦同袍气谊,不可自操同室之戈。彼则云我已抱定宗旨,国家存亡,在所不顾,非联合军队,推倒现在内阁,不足消胸中之气。树铮即又厉声正告,以彼在军资格,正应为国出力,何故倒行逆施如此?纵不为国家计,宁不为自身子孙计乎?彼见树铮变颜相戒,又言:“若然,即请台端听信鄙计,联合军队,拥段推冯,鄙人当为力效奔走。鄙人不敏,现在鲁皖陕豫境内,尚有部众两万余人,即令受公节制如何?”云云。树铮窃念该员勾煽军队,联结土匪,扰害鲁皖陕豫诸省秩序,久有所闻,今竟公然大言,颠倒播弄,宁倾覆国家而不悟,殊属军中蟊贼,不早清除,必贻后戚。当令就地枪决,冀为国家去一害群之马,免滋隐患。除将该员尸身验明棺殓,妥予掩埋,听候该家属领葬外,谨此陈报,请予褫夺该员军职,用昭法典。伏候鉴核施行。

  杀陆之后,徐树铮从长途电话中,嘱咐院秘书长方枢拟就一道命令,请冯国璋盖印发表,命令全文如下:

  前据张怀芝、倪嗣冲、陈树藩、卢永祥等,先后报称陆建章迭在安徽陕西等处,勾结土匪,煽惑军队,希图倡乱,近复在沪勾结乱党,当由国务院电饬拿办。兹据国务总理转呈,据奉军副司令徐树铮电称:陆建章由沪到津,复来营煽惑,当经拿获枪决等语。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按照惩治盗匪条例,均应立即正法。现既拿获枪决,着即褫夺军职勋位勋章,以昭法典。

  冯国璋吓得心惊胆战,当天还拒绝盖印,却又感觉到自身也有危险,16日终于盖印发表。

  一个自封为副司令的退职军官,“先斩后奏”地杀了一个现任将军,这在当时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显而易见,陆建章断然不会以奉军为煽惑的对象,尤其不会以徐树铮为煽惑对象。事件发生后,李纯、陈光远都有电报质问北京政府:陆建章未经审判而被杀,死后又夺去官勋,此后军官人人自危,从何取得保障?

  段赠给陆建章家属5000元,以表示北洋袍泽之旧情。徐树铮补发了一个通电,捏造陆建章在谈话中破口大骂总统和曹督军,表示陆死有应得,并非主战主和两派的斗争。皖系还顾虑到冯玉祥是陆的外甥,因此以冯旅于14日攻占常德为理由,任为湘西镇守使,17日开复他的原官,22日又授以勋四位,以安其心。冯玉祥不仅绝口不提这件事,并且自告奋勇,愿意调往福建以打广东。

  从19日起,冯国璋托病不见客,他怀着一种心病,害怕皖系还要进一步追究责任,因为陆承武发出一个电报,埋怨他对这个凶杀案完全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

  皖系对曹锟也不能无所顾虑。事实上曹锟也感觉到徐树铮的手段过于毒辣,而且自己也不能不怀有戒心。但是皖系很快地治好了他这个心病,徐树铮信誓旦旦地保证副总统问题一定照原约办理,决无变更。徐树铮又说:今后并不要求他再到汉口主持军事,只要不反对第五期作战计划,让别人去打,副总统就可稳稳到手。曹锟吃了这道“迷魂汤”,又摇摆不定了。

  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县人,武备学堂毕业生,参加小站练兵,民国2年,任军政执法处处长,杀人如麻,因此有“陆屠夫”之称。又常请人吃饭,送客时把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人们称他的请客红柬为“阎王票子”。3年3月任第七师师长,3年6月任陕西都督,5年5月被陈树藩驱走。当陆建章被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段祺瑞生怕他被杀害,立刻叫曾毓隽坐汽车赶到天津来阻止,可是等他到达已经执行。曾第二天回到北京,带了一包文件给段看,段看过以后连说:“该死,该死!”

  陆建章被杀,使两个人同时给人可怕的印象,第一个当然是徐树铮。他这年才39岁,且和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是士官的同学,而陆承武的太太和徐树铮的太太也是同学,两家有密切的关系,徐树铮竟出此毒手,令人心寒。另一个是冯玉祥,他在他舅父陆建章被杀后,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和复职的旅长,又被授以勋四位,因此他绝口不提陆案,装得就像没有这件事一样。

  这一个时期,冯国璋已无力和段祺瑞明争或暗斗。但段祺瑞的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是全国性的反日,反对向日本借款;一方面是皖系军阀的各存私心。段深深感到旧的北洋派已经四分五裂,不能成为一个局面,因此决定加速建立自己的直接武力,命徐树铮在小站先成立参战军三个混成旅,希望借此达到重编新军的目的。

  7月28日张作霖到了天津。30日张怀芝也到了天津。31日督军团又在天津举行会议。

  这次天津会议有一个特色,是张作霖亲自参加了督军团会议,其他参加的是:曹锟、张怀芝、徐树铮、倪嗣冲、田中玉、龙济光等。长江三督仍未派代表出席。倪嗣冲是接到徐树铮密电于当天赶到的。

  这次天津会议仍是讨论总统问题和南征问题。张作霖赞成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且建议推段祺瑞为副总统。张作霖这时已不愿甘居人下,自己也有问鼎副总统的野心。倪嗣冲怕会议造成僵局,所以建议副总统人选暂时不做决定,留待给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这个建议是徐树铮借倪嗣冲口提出来的,因为徐树铮原已答应过曹锟,自不便食言,可是如今张作霖亲身入关,又想把这位子笼络张作霖,借以鼓励张作霖把奉军全部调赴南方作战,另一方面却又以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和他的直军继续对南作战,以挽回南方的僵局。

  曹锟本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副总统候选人,而且当时徐树铮的表示是只要他不反对对南作战就够了,并不需要他积极南征,怎知湖南前线发生了变化,自己的大将吴佩孚却拒绝作战,且和南军成立了停战协定,而这次的天津会议却把副总统留给征南有功者,张作霖在旁虎视眈眈。天津会议一致决议劝告曹锟南下立功。曹锟一方面舍不得放弃副总统位子,另一方面又接到吴佩孚密电,阻止他南下,使他真是进退两难。

  这个布贩出身的老实人也有他一手,他在进退两难中想出了应付的办法,他一方面答应南下,一方面又提出三个条件:(一)中央预筹军费;(二)规定四省经略使职权;(三)军火暂由奉天借拨,并须取得德州、上海、汉阳三个兵工厂的管理权。曹锟料到北京政府对这三个条件难于接受,这样他便可借词推延南下的日期。他深深觉得自己是被骗了,因为他如果真的南下,则张作霖一定乘机深入北京政权,张作霖是他最大的威胁,有取副总统的野心,同时也是除他以外唯一的人选。

  段祺瑞派花车接曹锟赴京详谈,曹竟予以拒绝。

  在这次天津会议中讨论对南作战时,谁在先谁在后也各有歧见,张作霖既然以“打手”姿态出现,各省军阀就主张以奉军为前方主力,以代替在前线按兵不动的直军。但是张作霖当然不肯这么做,他建议把奉军当作各路战线的总预备队,随时应援前方,这当然遭到其他军阀的反对,这等于消耗了别系的力量,再由奉军前往接收,大家都不是傻子,谁肯这样干?因此这个问题大家便牵延不决,你推我赖。

  天津会议中,大家一致要求北洋派大团结,首先要求没有参加会议的各省代表列席。这是指直系的长江三省,他们没有参加天津会议,也没有派代表列席。于是天津会议以全体成员名义去电征求他们对“南征问题”有何意见?请他们迅速答复,他们回答说:毫无意见,只愿意保境安民。

  于是,这次的天津会议虽有张作霖亲自参加,却仍无结果。各省军阀在此期间,唯一一致的是向北京政府索取军饷,他们开出来的数目是1500万元。

  没有钱当然不能打仗,于是段内阁便忙于在“钱”上面动脑筋。财政总长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2.4亿万元,向朝鲜银行借款8000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金币券代表的货币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段采纳了这个建议,拟就发行金币券条例,请冯公布施行。而冯又一次拒绝盖印。

  但冯终在8月9日召集各部总长和中交两行负责人在公府举行会议,讨论发行金币券问题。曹汝霖在会议上报告,他说发行金币券是改革币制,是采行金本位的准备步骤。8月10日冯以总统名义公布制定金币券条例,及币制局官例。

  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这项措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该先向五国银行团商量,不应该单独行事,这是违反西方共同利益的,所以联合对中国抗议,这时由于欧战已接近尾声,列强开始又对中国注意,不像欧战紧急期间那么放松,因此他们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段祺瑞政府的各种勾结,仍想透过五国银行团对中国加以控制,这样也阻止了日本对华借款的垄断权。

  日本政府鉴于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所以也不愿过分招致西方国家的恶感,因此召回了留在中国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同时对于金币借款一事也暂不考虑。

  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的勾结,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军火的供应只便宜了奉军,两次日本军火都被奉军劫取,借款虽多,却是远水不能救近火。

  天津会议是7月31日开始的,8月9日在无结果中结束。张怀芝和倪嗣冲都离津返防。只有张作霖仍留在天津,他这时对于北京的政坛已发生了兴趣。

  张作霖在天津时爆发了一件大事,他发现从3月25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50万元,但奉军只实收到180余万元。他再进一步查问,发现徐树铮把其他的钱用在编练参战军和组织新国会的选举上,原来徐竟玩弄“假报销”。

  张作霖自入关后,与各方接触中,听到的尽是徐树铮如何跋扈,如何猖狂,挟段祺瑞以凌欺北洋各军。因此心中对小徐已怀不满,现在发现他竟擅把奉军军费移作别用,欺人欺到自己头上,怎不光火,因此他不待和北京政府磋商,立即下令解除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且要找小徐算账。

  段祺瑞听说张作霖翻脸,生怕闹出别的麻烦,赶快叫徐树铮去见张谢罪,并且承认在短期内归还这笔款子。

  8月24日北京发表张景惠为奉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第141章 安福国会

  民国7年修正国会组织法早于2月17日由王士珍内阁公布后,北京政府遂令内政部筹备国会事务局,依修正法筹备国会选举。段系为了要巩固国会的力量,遂由徐树铮幕后支持,组织安福俱乐部以谋操纵选举。安福俱乐部是由中和俱乐部蜕变的,中和俱乐部也是段系的国会组织。安福俱乐部于7年3月7日成立。其领袖人物为王揖唐、王印川、光云锦、刘恩格、黄云鹏、田应璜、克希克图等。

  新国会选举在南北战争期间,粤、桂、滇、黔、川五省均反对,而湘、鄂、陕三省也因战乱之故,选举不能正常,实际得以选举的,仅十四行省。选举结果:安福系大获全胜,获330席次,旧交通系获120席次,研究系只获20余席次。旧交通系仍以梁士诒为领袖,朱启钤、周自齐、叶恭绰为巨头,龙建章、沈云沛、梁鸿志等俱是著名人物,尤其龙建章和叶恭绰称为交通系的龙虎二将。还有新交通系是在段祺瑞讨张勋时为段卖力的,其领袖曹汝霖、陆宗舆、丁士源等,中有很多系著名的亲日派。至于研究系在张勋失败后,联段以获政权,段组阁时阁员多为研究系,段的召集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都是研究系的主张,可是自6年11月段阁垮后即一蹶不振,所以新国会中只占20余席。

  新议员选出后依召集令于7年8月1日以前到北京报到,8月12日参议院解散,新国会成立,新国会因为是安福系所包办,故又称为“安福国会”。8月20日众议院选举安福系领袖王揖唐为议长,刘恩格为副议长,22日参议院选举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为议长,朱启钤为副议长。

  这个国会的产生多是用不正当的手法,段内阁支出了1000万元的选举费,议员名单事前早经圈定。如山东划分为四个选区,每区发给选举费10.5万元,山东督军责成四个道尹按照圈定名单全部选出。又如王揖唐派他的侄儿王丙坤为湘江道尹,到湖南包办新国会的选举,指定周渤、罗正纬、王毅等十余人应当当选,由于投票结果,并未全部当选,张敬尧就用伪票纳入票柜,使原来圈定的人一榜及第。在江苏,5月20日江宁县进行众议员选举,全城公立学校停课一日,第一、第二两区投票所,有一群小学生奉命排队前往投票,从前门走进去,从后门走出来,再折回前门进去投票,如此反复循环多次。此外还有浮报选民,如扬属七县先一届选民为29.8万人,本届光是江都一县就有29.9万人;淮属八县先一届选民是18万人,本届仅阜宁一县就有25.28万人;仪征一县人口为10.8万人,但列入选民名册的就有10.04万人。

  安福系的议员开会前每人先预支出席费300元。

  众议院副议长刘恩格无籍名,原来他是奉天籍的议员,张作霖支持他,所以他非当选副议长不可。

  8月12日“安福”国会开幕前,代总统冯国璋通电宣布不竞选总统。电云:

  国璋服务民国,于兹七年,变故迭更,饱尝艰苦,去岁邦基摇动,幸赖总理与各督军,群策群力,恢复共和,其时黎大总统辞让再三,元首职权,无所寄托,各方面以《约法》有代行职权之规定,《大总统选举法》有代理之明文,责备敦促,无可逃避。国璋明知凉德,不足以辱大位,但以尊重法律之故,不得不忝颜庖代。顾念《约法》精神所在,一曰中华民国之统一,一曰中华民国之平和,国璋挟此两大希望而来,以求与根本大法之精神相贯彻,非有一毫利己之私,惟期不背于法律,以自免于罪戾耳。今距就职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谓统一平和,乃如梦幻泡影之杳无把握。推原其故,则国璋一人,实尸其咎。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国璋虽自认《约法》精神,无有错误,而诚不足以动人,信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驭世,惠不足以及民,致将士暴露于外,闾阎愁苦于下,举耳目所接触者,无往而可具乐观,虽有贤能之阁僚,忠勇之同袍,而以国璋一人不足表率之故,无由发展其利国福民之愿力,所足以自白于天下者,惟是自知之明,自责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今者摄职之期,业将届满,国会开议,即在目前,所冀国会议员,各本一良心上之主张,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和平者,以副《约法》精神之所在,则国本以固,隐患以消。国璋方日夜为国祈福,为民请命,以自忏一年来之罪戾。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若谓国璋有意恋栈,且以竞争选举相疑,此乃局外之流言,岂知局中之负疚?盖国璋渴望国会之速成,以求时局之大定,则有之,其他丝毫权利之心,固已洗涤净尽矣。至若国之存亡,匹夫有责,国璋虽在田野,苟有可以达统一平和之目的,而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者,惟力是视,不敢辞也。敢布腹心,以谂贤哲。

  冯国璋这通电报极得中外的好感,因为他强调全国统一与和平,并且放弃竞选总统,这些都能博得人的同情。尤其对于南方军政府,当冯电发表后,广东军政府立刻拍发一电呼应。

  溯自西南兴师,以至本军政府成立以来,于护法屡经表示,除认副总统代理大总统执行职务外,其余北京非法政府一切行为,军政府万无容认之余地。乃者大总统法定任期无几,大选在即,北京自构机关,号称国会,竟将从事于选举。夫军政府所重者法耳,于人无容心焉,故其候补为何人,无所用其赞否,赞否之所得施,亦视其人之所从举为合法与否而已。苟北京非法国会,竟尔窃用大权,贸然投匦,无论所选为谁,决不承认,谨此布告,咸使闻知。

  8月7日在湖南的吴佩孚竟致电李纯,痛斥武力统一的亡国政策,反对包办民意的选举,和以外力为背景的内战。这是一篇动人肺腑的通电:

  兵连祸结,大战经年,耗款数千万,糜烂十数省,有用之军队破碎无余,精良之器械损失殆尽。至若同种残杀,尤足痛心。……此次奉命南来,明知阋墙之争非国之福,然为维持中央威信起见,势不得不借武力促进和平。……讵中央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国亡于外敌,固军人之罪,国亡于内乱,亦军人之羞。此次中央平川援粤,实亡国之政策也,军人虽以服从为天职,然对内亦应权其轻重利害而适从之,非抗命也,为延国脉耳!……一、此次国会新选举,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除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此等国会不但难望良好结果,且必以司法机关受行政指挥而等赘疣,极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约束,伪造民意,实等专制,酿成全国叛乱,若再以武力平内乱,是惟恐亡之不速也。二、我国对德奥宣战,若以兵力从事内争,重轻倒置,贻笑外人,日本乘我多难要求出兵,而丧权协定以成,内争不息,外患将不可图。三、内争年余,军费全由抵借,以借款杀同胞,何异饮鸩止渴……用人取德与才,不论党派,乃与此层相反,如傅以操切而祸湘,徐以违法而杀陆,政府赏罚倒置,而犹以叛逆责人,大张挞伐,岂得谓平!以上各理由,我军师旅团长俱表同意。近测南军心理,均不愿战。用特电达,请会同鄂赣两督通电南北提倡和平,使双方前敌各将士同声相应,大局转圜,当易生效力。曹经略使夙主和平,必赞成斯议也。

  这个电报对段的威信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以前长江三督虽然通电主和,却从没有这么毫不留情地骂段,甚至西南各省也没有骂过这么激烈。

  8月21日吴佩孚又领衔发表请冯国璋下令主和的马电。

  大总统媾和宣战之权为《约法》所允许,对外尚然,而对内主和尤不得谓为非法。恳请我大总统仍根据《约法》之精神,颁布全国一致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军队留有余力一致对外。慎勿以摄职期满,轻思息肩。尤望我经略使与长江三督帅仰体元首苦衷,俯念生灵涂炭,群出赞助,协谋宁息。至选举问题,虽非师长等所敢问,然新旧国会分立,南北既无统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若当此兵戈未息之时,骤行选举,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国分裂……

  马电没有得到冯的答复,不过长江三督有先解决时局后选总统的提议。段认为这一套都是冯的政治阴谋想拖延总统的选举,他嗾使张作霖发表敬电(24日)、倪嗣冲发表有电(25日),主张继续对南用兵,他自己也有敬电斥吴“师长职卑对大局无发言之权”。

  段说吴职卑位低是不错的,他不过是个师长,可是由于驻防最前线,军风纪又好,现在一鸣惊人,自此开始,中外开始对这位蓬莱秀才、师长吴佩孚刮目相看了。

  吴佩孚以一个师长竟发出狮子吼,使北方政局颇为震动,甚至使冯国璋和他的老长官曹锟都为之不安,曹锟有养电(22日)轻轻地斥吴:“吴师长通电,殊属不明事理。”后来曹听说段为此很生气,于是再有宥电(26日)训吴:“勿得轻信谣言,并饬遵照中央计划一致进行。本人定于二十四日由天津赴保定,即日南行。”曹发此电有他苦衷,因为他在天津,张作霖也在天津,这时天津的力量已落入奉军手中,奉军且在杨村增加兵力,而徐树铮则是个翻脸不认人的狠角色。所以吴佩孚接二连三通电,使他大受威胁,因为吴佩孚的账一定都记在他身上,他乃一面通电斥吴,一面借口南行,离开虎口天津,而赴保定,保定是他的大本营,曹在保定比天津安全多了。冯国璋也发表宥电:“吴师长激于意气……宜先互商妥洽,不可即行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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