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幡这番威胁口吻的谈话被美国人所办的《华北明星报》揭露，接着英国人所办的《英文导报》也著论要求日本政府撤换这个没有礼貌的驻华公使。美国驻华公使并且正式发表一个声明：遵守威尔逊总统十四项原则，决定支持中国，鼓励中国政府切勿气馁。中国朝野并表示日本竟在巴黎和会举行之际，干涉中国代表发言，中国人民对此不能容忍。

　　在四面楚歌声中，小幡不免情虚胆怯，吞吞吐吐地发表谈话说：他并未奉到日本政府的训令，压迫中国，他对陈箓的谈话，应由他个人负责。另方面他却埋怨陈箓，不该把他们俩人的谈话内容泄露，因为那天的谈话只有他们俩人相对，并无第三人，岂是隔墙有耳，如果不是陈箓有意泄露，这番谈话外间人是无法知道的。

　　北京政府在四面八方压力下，公布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可是公布内容掩盖了事实的真相，否认日本曾做恫吓。

　　全国朝野对日本的蛮横一致愤慨，美、英、法三国也谴责北京政府对日本外交的庸懦无能。

　　北京外交部在小幡提出抗议后，曾电令中国代表不可发表中日密约，后来受到国内外压力后，又补发一个电令，指示中国代表，对于密约发表与否？何时发表？可以斟酌客观情势就近决定。

　　8年2月12日，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公布了中日密约。

　　巴黎和会转入低潮，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返美，而法国的老虎总理克里孟梭又遇刺，所以最高会议暂告停顿。

　　不过中国代表仍做各种努力，2月15日提出废止民国4年中日密约的说帖和关于山东问题说帖。3月上旬继续提出关于对德和约的说帖。4月中旬又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特权的说帖，包括放弃各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撤外国邮电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和租借地，修正关税协定等。

　　巨头突然缺了两位，各国又忙于起草对德和约，因此中国代表的努力，毫无结果。

第149章 山东问题失败

　　8年4月中旬，欧洲和约大致上已讨论得差不多了，于是，和会重心才回到讨论山东问题上。

　　16日最高会议讨论山东问题，威尔逊建议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先交和会接收，俟中国将山东重要地区辟为商埠后交还中国。牧野表示反对，英、法、意三国代表也不支持美国的建议。21日，牧野单独谒见威尔逊，仍然坚持日本应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威尔逊提出折中建议，拟将德国在太平洋区域的利益交与协约国及参战国“公平分配”，同时各国放弃在华的势力范围。牧野认为，如果各国愿意放弃在华的势力范围，日本亦可放弃，但山东问题必须按照日本的意图处理。

　　威尔逊接见牧野后，即约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国首相奥兰多举行四巨头会议，威尔逊把和日本代表接触的经过向其他三巨头报告，劳合·乔治建议把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让与国联，由国联以委任统治地的方式接收管理。

　　22日上午，美、英、法、意四巨头开会，意国代表因为争夺阜姆问题未达目的，愤而退出会议，于是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巴黎和会因意国代表的退出而发生了裂痕。因此，日本代表乘机强硬起来，坚决反对国联代管，宣称已奉到本国政府的训令，如果山东问题不能满意解决，日本即不签字对德和约，必要时日本代表可以退出会议。同时，日本代表将把1917年日本与英、法、意等国所订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公布出来。在这密约上英、法、意都默认日本有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意国首相奥兰多退出最高会议，使巴黎和会遭遇困难，因此日本的乘机敲诈竟然生效，因为大家怕日本代表也步意国后尘退出和会，则和会等于瓦解，对战后国际合作损害极大，这种情势下，中国便吃了很大的亏。

　　22日下午，美、英、法三巨头继续最高会议，会议主题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陆徵祥、顾维钧被邀列席，由于大的形势不佳，山东问题是凶多吉少，中国代表怀着极端沉重的心情列席会议。美国总统威尔逊首先致词，他就中国的要求以及和日本的争执做了一个结论，他说：

　　我们参加世界战争，主要目的就要维持条约的神圣，中日两国既有一九一五年五月廿五日的中日协定于前，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廿四日换文于后，英法等国与日本所订的条约又有维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义务。在这种情形下，山东问题似无法变更！

　　威尔逊的话只是顾及了一方面，就是尊重条约的神圣，可是很多条约都不神圣，不平等的条约是应该予以修改的！

　　威尔逊总统以条约神圣为理由，不肯面对现实，主持正义，这也难怪，因为条约究竟是比较可以信守的文件，可怜的是中国自清末以来，在国际事务上吃够了条约的苦头。不平等条约对中国来说，全是血腥的烙印。

　　当威尔逊在最高会议席上宣布维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是根据中日所签条约时，顾维钧代表起立发言说：

　　本席对总统阁下的意见表示反对，因为一九一五年的中日条约，中国政府是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被迫接受的；至于一九一八年的续约换文，是以一九一五年的条约为根据。中国政府在被迫的情形下所接受的条约，是不是应该视作神圣的条约呢？

　　顾维钧年纪轻，英文好，并且仪表和谈吐都很高雅，他的话竟把威尔逊的意见驳倒，然而威尔逊立刻反驳说：

　　顾代表的话并不全符事实，一九一五年中日之间的问题，中国可以说是受压迫，但是一九一八年九月间协约国已经处于绝对的优势，日本当时决不能再以武力恫吓中国，为什么中国在换文上却有“欣然同意”的字样？

　　顾维钧答复说：

　　当时的情形也很特殊，因为日本在山东不肯撤兵，地方备受骚扰，民情异常愤激。中国政府当时为了避免激起事变，所以才承认签订这个续约。请问英法两大国和日本签署这个条约时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颇有歉意地说：

　　英国和日本签订密约时，地中海以东地区的局势异常紧张，英国这时不能不依靠日本的协助，所以才签了这个密约。现在想来，当时付给日本的代价似乎高昂，不过条约已经签署，也非信守不可！

　　劳合·乔治的话有两点意思，其一和中国一样，英国和日本签署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是被迫的；其二英国认为纵然是被迫，为了条约是神圣的，也只有信守。

　　威尔逊解释说：

　　美国和欧洲国家并非不愿意主持公道，无奈受了以前各项条约的拘束，因此对中国的处境帮不上忙。好在国际联盟就要成立，将来如再有强加于中国的，国联会员自有援助中国的义务。

　　劳合·乔治也说：

　　我可以明告中国，世界各国对于中国都抱有好感，目前因受到条约的拘束，无能为力。如果日本对中国的目的范围超过了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英国即无支持日本的义务。如果日本今后再欺侮中国，我愿向阁下保证，英国一定给中国以支持！

　　三巨头会议的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也表示态度，大致和劳合·乔治的一样。中国代表虽经苦斗，却在“条约神圣”的题目下黯然失败，退出会场。

　　8年4月22日顾维钧舌战美、英、法三巨头一幕，我国首席代表陆徵祥亦有电报报告外交部：

　　本日下午大会，以四领袖名义来邀出席。祥偕顾使前往。美总统、英总理、法总理均到，意总理缺席。美总统先称：“日本代表欲将胶州问题于草约内专列一条，昨特来谒，今日上午又在四国会议中争持甚坚。现查该问题实为复杂。中国日本既有一九一五年五月之条约换文于前，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之续约于后，而英法等国亦与日本协定条件，有维持继续德国在山东权利之义务。此次战争本为维持条约之神圣。”等语。祥即请顾使以英文答复，大致谓：“一九一五年之约，为日本哀的美敦书所迫而成，当时为保全东亚和平，不能不隐忍。一九一八年者，亦即根据前约而来。”等语。美总统称：“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指山东问题换文）”顾使答以：“当时日本在山东之军队，既不撤退，又设民政署，置警察课税，则地方不胜其扰，非常愤闷。政府深恐激生事端，故又致有此约。该约亦只有临时之性质。以我所见，英日等各项协件，均因战事发生，当然于本会可有变更之法。”英总理称：“英与日本协定条件之时，全国海军萃于西方，地中海东部空虚，德人复行潜艇战略，不能不仗日本援助。吾辈亦明知当时所允让日本之价，未免稍昂，然既有约在先，究不能作为废纸。此次战胜，不能谓为日本加入之力，但日本曾以实力援助战事，事实亦不可借辞没却。拟将胶州问题分两层办法：一、添中日协定凭据。一、使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中国于两法之中。何者为愿？”顾使详陈一切弊害。英总理又请将所询两层答复。顾使告以：“答复以前，应先声明者，就比较而论，德国从前所得，尚无铁路上军警等权，然即使日本仅仅继承德国权利，则危险实已难名。吾为此言，慎勿误以中国尚有同情于德国是幸。”法总理称：“此层固可虑。”顾使续称：“中国多数人民，以为应与欧、美、日本共相提携，但未尝无一部意见，以为此项问题当由亚洲自理，应单独与日提携。若此次在会中未见有公道之主张，实为失望。”美总统称：“欧美并非不欲主持公道，无如为先时种种条件所束缚。现幸国际联盟会成立，该会宗旨，专为维持各国独立及领土完全。中国已为会员之一，将来如再有强力欺凌中国者，在会各国，自有援助之义务。”顾使又称：“与其医治于发病之后，何如防范于未病之先？”英总理又称：“顷吾屡询两层办法，比较之中，孰为有利，原非数分钟内可以解决。吾当再与专家接洽。”美总统又称：“当再令专家研究。”英总理并称：“今日吾可以明告中国，世界各国多与中国较有感情，现为条件所拘束，殊无可如何。但使日本对于中国所求有逾于德国所得权利以外者，英国即无维持日本之义务，以后日本再有欺侮中国之举，英必愿为中国助力。”法总理称：“英总理所言，亦即完全为我之意。”云云。遂散。查英总理所拟两法于我均为失望。美总统一方面似颇表示踌躇，苦无善法周旋。现拟一方面竭力再与英、美、法各专家接洽，一方面再竭力托美坚持。必不得已，则以全力设法使草约内不至将胶州问题专列一条，而仍浑含于德国在本境以外所有一切权利，应交由五国公同暂管之一条，惟均苦毫无把握，合先密达，乞训示。

　　中国代表团于接到美、英、法三巨头对山东问题的决议案后，即提出了正式的抗议，抗议文如下：

　　按德人之占据山东权利，始于一八九七年，当时普鲁士武人，借口小故，强迫中国让与，显系一种侵犯手段，华人至今不忘此耻。今三大国若以此项权利，移让于日，是承认侵犯手段为正当矣。况日本在南满与蒙古东部，业已十分猖獗，今若加以山东为日所有，则日本可在北京出口之水道，即直隶海湾之两岸，巩固其地位。且得霸据直达北京之三大路线，从此北京将为日本势力所环绕，不亦大可惧乎？中国于一九一七年，向德奥宣战，加入协约，所有中国与德奥前订各约，一律取消，然则德国权利，当然归还中国。且中国之宣战，曾经协约及公同作战各国政府正式承认，及今三大国会议，解决胶州与山东问题，反将前属于德人之权利，让给日本，由此可见大会议所让给与日本之权利，在今日已非德人所有，乃纯粹之中国权利。且中国亦协约之一，并非一敌国，中国在协约中，固较懦弱，但总不能以敌国待之。抑有进者，山东为中国之圣地，孔孟之教，深入人心，我中国人视山东为文化之发祥地，焉肯轻让于外人？至于三大国会议，既有归还中国之意，何以第一步，必将该地移让与一外国，然后由该国自愿，再将该地归还原主？此种重叠手续，不知何所根据？代表等早知日本之要求，系根据一九一五年之中日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交换文件。但一九一五年时，中国所以签约者，实为强权所迫，世人当忆日本提出哀的美敦书，强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要求，否则大战立见于东亚。再一九一八年之交换文件，乃因日本允许撤退山东内地之日兵，并取消各民政署，代表等亦知三大国所以议定如此解决者，实以英法曾于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日，允许日本在和会席上，助其夺得德人在山东之权利。然当时此等密约，双方订结，中国并未加入。其后协约国劝中国参战，亦未曾将密约内容，预先通告。及中国于加入协约之后，直至今日战争了结，和约告成，中国反为各大国之商议品与抵偿品，其何以堪？或曰大会议之认可日本要求，乃所以保全国际同盟也，中国岂不知为此而有牺牲？但中有不能已于言者，大会何以不令一强固之日本，放弃其要求（其要求之起点，乃为侵犯土地），而反令一软弱之中国牺牲其主权？代表等敢言曰：此种解决方法，不论何方面提出，中国人民闻之，必大失望，大愤怒。当意大利为阜姆决裂，大会议且为之坚持到底，然则中国之提出山东问题，各大国反不表同情乎？要知山东问题，关于四万万人民未来之幸福，而远东之和平与利益，皆系于是也。

　　民国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参加了巴黎和会后返国，他是充满理想而来，却带着无限失望而返，当时美国国内也是一片反对巴黎和会的声浪，果然，后来美国国会否决批准巴黎和约，同时也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因此美国便退出了国际事务的过问。当时的国际情势显示：

　　（一）巴黎和会失败了，如果没有再一次国际会议，国际间便形成了僵局，势必使很多问题无法解决。

　　（二）美国在国际间陷于孤立，尤其是因为美国反对日本在中国的独占性和优先性。因此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主要敌人。美日不免一战的呼声忽然盛炽。

　　（三）日本在东南亚崛起，是有赖于英日同盟之赐，英日第三次同盟应于民国九年（一九二○年）期满，日本派皇太子裕仁到英国访问，主要就是为了活动日英继续同盟，当时英国为了要保全其在中国和印度既得利益，所以乐于接受。可是美国却强烈反对，而英国各殖民地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和日本对立，所以反对继续这个联盟。

　　（四）日本在欧战期间，乘列强无力东顾，所以一心想吞吃中国大陆，同时破坏中国独立与机会均等，战后利用巴黎和会，取得山东半岛的优惠，导致了国际紧张和不安，如果不能妥善调整，势必会导致新的战争。

　　（五）由于互不信任，美、英、日三国便开始了海军竞赛。

　　（六）美国跃登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改善了世界情势和旧的国际关系，美国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负债国（欠欧洲国家三十六亿美元），变成了战后的债权国（欧洲国家欠美国一百六十八亿二千万美元）。

第150章 “五四”爱国运动

　　民国8年4月11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携眷陈氏，在东京中央新桥车站登车，留日学生数十人手持“卖国贼”旗帜前往送行，把章公使包围，学生们气愤填膺，质问章氏，订立多少卖国密约？经手若干借款？情势严重，不久日警闻讯赶至，护送章宗祥夫妇上车。人丛中有人大呼：“章公使，章宗祥，你既然卖国，何不先卖妻！”

　　留日学生因身在日本，更体味到日本欺侮中国种种，所以反日的情绪尤为高涨，巴黎和会中国失败消息传来后，留日学生是首先发难的，他们发出一通声讨卖国贼电，全文如下：

　　欧洲议和大会，为我国生死存亡所关，凡我国人，应如何同心协力，共挽国权，乃专使方争胜于域外，而权奸作祟于国中，旬日以来，卖国之谋，进行益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徐树铮、靳云鹏等，狼狈为奸，甘心媚日，迹其迩来所为罪状，足以制国家之死命，约有二端，而已往之借款借械，卖路卖矿不计焉。略陈如下，冀共声讨。一曰掣专使之肘以媚日也。此次我国所派专使，尚能不辱国命力争，日本因之大怀疑忌，始则用威吓手段，冀制顾、王之发言，继则行利诱主义，贿通曹、陆之内应。且使章宗祥回国运动，入长外交，以掣专使之肘。并预先商议，改窜已订之中日秘约，以掩中外耳目，而彼诸贼，甘为虎伥。章氏既奉命西归，曹、陆更效忠维谨，日前竟请当局，电饬专使，对日让步。夫中日之利害，极端相反，世所共知。吾国往日所被夺于日本之权利，方期挽救于坛坫。而乃遇事退让，自甘屈服，岂非承认日本之霸权，而欲自侪于朝鲜乎？卖国之罪，夫岂容诛？此其罪状一。二曰借边防之名以亲日也。年来北方军阀之跋扈横行，皆由徐树铮、靳云鹏等，亲日政策之所致，举国权以易外款，杀同胞几如草芥。全国父老，疾首痛心，而若辈迄无悔祸之意。近且大肆阴谋，借边防为名，欲将参战军扩为九师十六混成旅，而与日人实行军械同盟，将各省铁路及兵工厂，抵借日款，并聘日人为教练官及技师。种种企图，无非欲达其武力统一之目的。无论世界潮流，趋向和平，此等背逆时势之举，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果如诸贼计划，有万一之效，而军队训练之权，已操诸日人，兵器制造之厂，已属于敌国，我国家尚能保其独立耶？恐德人利用土耳其之故事，将复见于远东。二次大战，此其导火。既恣恶于现在，复贻祸于将来。诸贼之肉，其足食乎？此其罪状二。凡兹二事，仅举大端，其他违法不轨之行，谅为国人所共睹。同人等游学以来，鲜问内政，惟事涉对外，有损国权，则笔伐口诛，不遗余力。矧诸贼近日卖国之罪，彰明较著，良心所逼，安敢缄默。用特举其事实，诉诸国人，所望全国父老昆季，速筹对待国贼之法，安内攘外，咸系乎此。盖共和国家，民为主体，朝有奸人，而野无志士，将见国家遂即沦亡，而国民无力之讥，永蒙羞于历史矣。

　　4月下旬，北京和天津的街头出现了欧美归国留学生所组织的“社会服务团”，公开要求“废除军阀”、“打破列强势力范围”、“实行言论自由”。

　　北京的大学生们纷纷集议，发动救国运动，反对卖国贼，保全青岛领土。由北京大学为主体。原来自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以后，每年5月7日各界都举行国耻纪念，这一年也预定在天安门大示威。迨获知巴黎和会失败消息后，乃迫不及待，北京大学学生遂于5月3日下午7时假北大法科礼堂召集全校学生开会，会中群情激动，当场决议办法四项：

　　（一）联合全国各界力争拒斥巴黎和会的决定；

　　（二）致电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

　　（三）通电全国各界，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大示威；

　　（四）决定在第二天（星期日，即五月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会场中发言的学生，有的痛哭失声，有的慷慨激昂，最高潮是法科学生谢绍敏在讲台上咬破手指，扯碎衣襟，用手指上的鲜血写成“还我青岛”四个大血字，鲜血映在白色的衣襟上，赫然夺目。台上台下的与会同学一片掌声，并高呼万岁，悲壮激昂，令人感愤。

　　会后，学生主持人连夜印制传单，并通知北京的其他学校，约定于4日上午邀各校代表借法政专门学校为会场，共商游行示威细节。

　　5月4日清晨，北京大学、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学校、警官学校、农业学校、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大学、医学专门学校、税务学校、民国大学等校代表齐集法政专门学校的大礼堂。当场议定集会办法，如何演说，如何散布旗帜，如何向外国使馆请愿，如何在曹汝霖官邸示威，并赶制数十面的小白旗，上书：“取消廿一条”、“誓死力争”、“保卫主权”、“勿作五分钟爱国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标语。谢绍敏的血书“还我青岛”也悬挂出来。

　　5月4日下午2时，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从四面八方奔赴天安门，天安门桥南已竖起了一面大白旗，上书联语是：

　　卖国求荣，本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末行写“北京学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千古”。

　　北京政府派出步军统领李长泰赶到天安门劝学生们解散，学生置之不理。2时30分在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中，由天安门出发游行示威。

　　从天安门出发的学生，散发两种文件，第一种是宣言，全文如下：

　　呜呼国民！我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挤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廿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存之！

　　第二种是传单，用油印的，由游行学生的干事们沿途散发，传单全文是：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但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们出发时，教育部派出干事人员赶来劝阻，劝学生们把要求提出，由教育部代向政府请求，可是学生们当场拒绝，整队前往东交民巷，要向各国驻华公使请愿，教育部代表劝阻无效，警察总监吴炳湘坐了一部摩托车亲来拦阻，亦无效果。

　　游行的队伍按照计划，浩浩荡荡地径往东交民巷前进。

　　5月4日是星期天，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都休假，当学生们拥入东交民巷后，等于是扑一个空。游行队伍首先到了美国公使馆，推出罗家伦等四位代表进谒美国公使，美国使馆没有办事的人，代表们只得将抗议书留下，其他各国亦均无人，也只好留下抗议书。游行队伍本想通过东交民巷，但被拦阻，乃改由东向北，穿过长安街及崇文门大街，径赴东城赵家楼，直奔曹汝霖官邸。

　　曹家这时大门紧闭，门外有警察环守，于是激怒了学生们，大家鼓噪起来，不分皂白，冲到门口，有的大叫“打倒卖国贼”，有的则和警察斗殴，有的则绕屋环行，见屋后有窗数扇，即用石块击碎，穿窗而入，打开大门，学生群遂蜂拥而入，进至大厅。这时曹宅内除曹汝霖本人外，尚有章宗祥和丁士源，丁是参战督办处的军法处长。

　　章宗祥夫妇由日本返国述职，其妻陈氏因离日时受了学生们侮辱，故抵天津后不肯赴北京，章遂一人入京，寄寓总布胡同魏家，5月4日这天应故人董康之约作赏花会，乃赴法源寺董宅午餐。下午因日本记者中江丑吉访问曹汝霖，中江丑吉和丁士源、章宗祥都很熟，故约丁、章一块在曹家晤谈。他们晤谈时，学生已集合在天安门，却未料到学生们打到曹宅来。当学生们在曹宅大门外叫嚷时，章宗祥以为学生们的目标是曹，与自己无关，所以很镇静，且劝曹暂避，由他们客人来应付，不料学生们找不到曹，却拿章来做出气包。

　　学生们本是找曹汝霖的，找不到，却见到了章宗祥，顿时满腔怒气集中到章的身上，大喊：“这个就是章宗祥”，“卖国贼章宗祥在此！”“不要让他跑了！”打！打！打！顿时不由分说就把章围在核心，拳足交加，打得章宗祥头破血流。丁士源看情形不对，就溜之大吉。恰巧这时中江丑吉抵达，中江丑吉却用自己做盾牌，拼力救护章宗祥，学生们只打卖国贼，对日本人，或者不是亲日派都一概不问，同时并没有意思要把章打死，所以中江丑吉遂救出了章宗祥。其他入屋的学生则在偌大一座美轮美奂的曹公馆搜索曹汝霖，可是曹已乘乱越墙逃脱，只留下曹氏小妾一人及内眷数人战栗在内房。学生们找不到曹，遂把曹家的家具随手捣毁。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已获知学生们冲破曹宅，乃率领警官赶到，把曹家内眷接出，送至东交民巷的陆宗舆家。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本是三大亲日祸首，这时陆宗舆虽被任命为币制局总裁，但他原任汇业银行经理，汇业银行是中日合股，借外人保护，陆宗舆幸逃过这一关。

　　章宗祥由中江丑吉掩护，踉踉跄跄地逃出曹家后门，找到一辆骡车前往日华医院。曹汝霖则已逃往六国饭店。因跳墙腿受伤，遂移居日本同仁医院。

　　学生们退出曹宅时，曹宅已经起火，由于曹宅起火，曹宅外面的军警便一方面向天空发枪，一面扑救火焰。这时步军统领李长泰率领大批军队赶到，警察总监吴炳湘也招来大批警察，驱散了学生，同时逮捕了易克嶷、曹允、许德珩等32位学生。学生中多数是北京大学的。被捕的学生全数拘禁在警察厅。

　　学生示威运动震撼了北京政府。5月5日教育部下令各大专学校校长，责成他们严厉约束学生行动，并查明为首滋事的学生予以开除。

　　可是学生则在5月4日晚上在法科大礼堂开会，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并且在同学未释放前，所有参加示威的各大专学校以罢课等待答复，不达目的即不复课。5月5日14个大专学校校长在北京开会商讨应付步骤，决议推派代表到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分途请愿，要求释放学生。因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如果爱国有罪，14校全体职员情愿全体罢职以明责任。可是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都避不见面。

　　5月4日和5日，钱能训总理都在官邸召集紧急会议。有人建议解散北大，教育总长傅增湘表示拒绝副署这个命令，于是有人主张撤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傅增湘也予以拒绝。

　　北京政府对于这个空前未有的学潮，其处理意见并不一致，徐世昌一派主张采取缓和手段，段祺瑞一派则主张采取严厉手段。6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这道命令正可以代表徐世昌的光猾作风，令云：

　　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事，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取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倘若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弛！此令。

　　这命令，既不为曹、章伸冤，又不加责学生，只训斥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且要惩戒警察人员。可是吴炳湘不肯任咎，把学生如何滋扰，不服警察拦阻，咎在学生，不在警察，申请内务部转达总统请严办学生云云。而曹、章等一派也替曹、章历陈冤情，请政府依法惩办学生，逼得徐世昌只好再下一令：

　　据内务总长钱能训，转据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呈称：“本月四日，有北京大学等十三校学生，约三千余名，手持白旗，陆续到天安门前齐集，议定列队游行。先至东交民巷西口，经使馆巡捕拦阻，遂至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持砖掷瓦，执木殴人。兵警拦阻，均置不理。嗣将临街后窗击破，蜂拥而入，砸毁什物，燃烧房屋，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其攒殴，伤势甚重；并殴击保安队兵，亦受有重伤。经当场拿获滋事学生多名，由厅预审，送交法庭讯办”等语。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材，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质性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所有当场逮捕滋事之学生，即由该厅送交法庭，依法办理。至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着该部查明此次滋事确情，呈候核办。并随时认真督察，切实诱导，务使各率训诫，勉为成材，毋负国家作育英髦之意！此令。

　　章宗祥被学生痛打了一顿，头青面肿，腰酸背痛，住进医院擦伤消毒，一肚子委屈。这时已有许多朋友前来慰问，他觉得既无颜又无趣，一方面托朋友将他被殴情形呈报中央，然后半发牢骚，半是解嘲地说：“中国从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债，借外债既不自我开始，更不是我一人经手，何况今日借债，自有总统总理负责，我不过奉命行事，首当其冲，现在竟因此指我卖国，真是太冤枉了。我出力借债是为了拥护段合肥的武力统一政策，怎知带兵的将军领了军饷归入私囊，今日要开拔费，明日要特别费，外债借了就光，国家依旧分裂。如果要追究责任，真正祸国的是这些武人。可是这班年青学生却根本不能深入看问题，徒凭血气之勇，加罪于我，我姓章的无兵无勇，太好欺负了，实在令人痛心！”

　　曹、章受辱的正式报告恰和吴炳湘的报告一同送到政府，因此才有大总统下令将逮捕的学生送交法庭惩办。这一来学生自不肯甘休，北大校长蔡元培宣告辞职。

　　全国各地泛起了支援北京学生的呼声，北京商会、农会、国民外交协会、山东旅京同乡会、上海和平团体、商业团体以及全国各地支援学生的函电如雪片一样飞来。

　　尤其是在上海的南北双方议和代表均有电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电云：

　　北京徐菊人先生鉴：顷得京耗，学生为山东问题，对于曹、陆、章诸人示威运动，章仲和受伤特重，政府将拟学生死刑，解散大学。果尔，恐中国大乱从此始矣。窃意学生纯本爱国热诚，胸无党见，手无寸铁，即有过举亦可原情。况今兹所争问题，当局能否严惩学生，了无愧怍？年来国事败坏，无论对内对外，纯为三五人之所把持，此天下所积怨蕴怒，譬之堤水，必有大决之一日。自古刑赏失当，则游侠之风起。故欲罪人民之以武犯禁，必惩官吏之以文卖国。执事若不能以天下之心为心，分别泾渭，严行黜陟，更于学生示威之举，措置有所失当，星星之火，必且燎原，窃为此惧，不敢不告，幸熟裁之！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有一电拍给国务院钱能训总理：

　　钱总理鉴：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闻因青岛问题，致有意外举动，为维持地方秩序计，自无可代为解说。惟青岛问题，现已动全国公愤，昨接山东省议会代表王者塾等来函请愿，今日和平会议开正式会，已由双方总代表联合致电巴黎陆专使及各专使，代陈国民公意，请向和会力争，非达目的不可签字，已将原电奉达。各校学生本系青年，忽为爱国思潮所鼓荡，致有逾越常轨之行为，血气戾事，其情可悯。公本雅尚和平，还请将被捕之人迅速分别从宽办理，以保持其爱国之精神，而告诫其过分之行动。为国家计，为该生计，实为两得之策。迫切陈词，伏惟采纳，不胜企祷之至！

　　这就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附录 曹汝霖的自白

　　曹汝霖以亲日起家，亦以亲日贾祸。民国7、8年时，提起“曹陆章”三人，莫不目之为卖国贼。而五四运动，万人所指即以曹、陆为对象。五四运动为近代史之重要一节，曹汝霖身当其冲，其晚年曾撰回忆录，其中记叙五四一幕颇详。对自己颇多回护，但大部分尚近事实，且有外间所不知之秘闻掌故，故仍不失其史料之价值也。特抄如下：

　　自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后，议员纷纷南下，以护法为名，在广东军政府开临时国会，留北者寥寥无几。北京不得不另组政团，选举大总统。于是在东城安福胡同设俱乐部，到处征集会员，预备成立国会，主其事者为王揖唐、曾云霈。徐又铮因现役军人，不便出面，在幕后主持，世称为安福系。当时揖唐曾劝我加入，且说将来可推为议长，我无此野心，且对党的问题，向无兴趣，手下又无喽啰，遂婉谢之。后又劝梁燕孙（士诒）加入，许以参议院议长。时燕孙正在奔走南北和平，若能成功，其声望岂非可驾合肥（段祺瑞）河间（冯国璋）而上之。有此野心，正合孤意，遂欣然加入。安福系既无纲要，又无组织，后成立国会，王揖唐自任众议院议长，以梁燕孙为参议院议长，安福系分子庞杂，各谋私利，议长名为公举，早已自己派定，不但说不上政党之雏形，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团糟，我深幸始终未尝沾染。

　　安福系虽无党魁，皆唯合肥之命是听，惟梁燕孙异军突起，另树一派。一个政团，而有两派，何能合作。然选举大总统，河间又想一登宝座。大家一致推重合肥，合肥辞而主张举北洋元老徐东海（世昌），众无异议，即梁燕孙亦赞成。河间自知声望不能与东海争，遂未竞选，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东海当选后，一日约余及闰生（陆宗舆）吃午饭，劝我继长交通，余仍坚辞，他问为何坚辞的理由？余谓武人反复无常，绝无主义可言，亦不知国家与团体为何事。余这几年，费尽心力，借成巨款，结果一事无成，贻笑邻邦，心灰意懒，无意再问政治。东海则曰，彼一时，此一时也。我此次上台，亦是勉强，但既被举，只得将就。闻财部国库，还是只有你留下的三百万元，且将尽矣。闻你与日本尚有二千万借款之议，因合肥下野中止，我要借重你续商此款，以尔我交谊，尔能帮合肥，何能置我于不顾？此事非尔莫办。今日约闰生同来，以后凡事我们三人先交换意见。我拟任闰生以币制总裁，交通财政两部均未定人，任尔自择。我还密告尔等，我将一反合肥之所为，拟与南方谈和，以谋统一。我与云阶（岑春煊）本是同僚，且已有联系，和谈或可有望，但不可外泄云云。我本重于情感之人，听了东海恳谈，论私谊，我与东海相识远先于合肥。其时中外舆论均反对武力统一政策，且闻南方中山大元帅制，已改为七总裁制，岑春煊为七总裁之一，且为有力之总裁。东海既变更武力政策，余心中不免动摇，遂允仍就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