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

　　（四）解释欧战终止日期的补充文件，这一个文件是参战处参谋长徐树铮和日本代表乙东彦签订的。根据这个文件，中日两国的军事协定，要到中日两国批准对德和约时，战争状态才算终止。

　　段和小徐想用战争终止日期的拖后来拒绝南方提出废止中日协定。日本人当然愿意继续中日军事协定以达到侵占中国利益的目的。

　　2月28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在和谈的谈话会上向北方摊牌，他提出了三点质问：

　　（一）为什么陕西战争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北军还大举向靖国军进攻？

　　（二）为什么参战军不取消，反而大加扩充？

　　（三）中日军事协定尚有附件没有看到，北京政府不但无意废止这个协定，竟反而延长了这个协定的有效期？

　　唐绍仪很严肃地对北方代表表示，这三项问题请北方代表在48小时以内答复，不得拖延。同日，南方代表把一个节略送给外交团。

　　3月2日北方代表团因为北京没有回电，无法向南方代表团答复，只好向北京政府提出总辞职，因此上海和会遂正式宣告停会。

　　上海和会从2月20日到3月2日进行了11天，其中正式会议只开过五天，双方所谈问题可以用毫无进展四个字形容。

　　南方代表在停会后通电全国，有云：“陕西停战与参战军停募两事，证明北京政府一面言和，一面主战，此非谋和无诚意，即其威信不行，有一于此，和必无幸。”又说：“北京政府拟发行八年公债五千六百万，向银行抵借，以二千万为各省军费，一千万归参战军。此案未经国会通过，不能承认。”

　　北京政府接到北方代表总辞职电，乃复电慰留。3月3日徐世昌重下陕西停战命令：

　　陕西兵燹频年，疮痍满目，眷言民瘼，轸念殊深。亟应促进和平，早谋安集。前由国务院依照协定办法，通饬停战划防。已派张瑞玑驰往，监视区分，务在一律实行，克期竣事。各该将领，自应共体斯意，恪遵办理，倘或奉行不力，职责所在，不得辞其咎也。此令。

　　陈树藩并不遵令，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且得于右任亲笔书函谓：

　　陈树藩密奉参陆处电文，促令进攻，故北京运陕军械，或由参陆处或由汉阳兵工厂，次第出发，络绎不绝。

　　全国对和会停止都很关心，抢救和会之声四起，有些团体提出要派代表监督和会进行。

　　可是南北双方都指责对方应负和会停开的责任。南方指责北方无和平诚意，北方则指责南方别有用心，并举出在和会召开前南军将领林葆怿、熊克武、于右任等分别就任闽、川、陕三省督军的事实作为南方无意谋和的证据。钱能训在通电中指责南方代表不应以对待敌国的最后通牒手段来对待本国政府，并说陕西战争已停，南方代表不应该偏听于右任的一面之词。

　　3月12日，陕西划界监视员张瑞玑由北京启程，前赴西安。14日北京政府和日本政府同时公布了中日军事协定全文。北京政府认为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已经有了交代，希望南方代表恢复和会。但是14日南方代表发表第二次宣言，认为陕西战争并未停止，参战借款仍在支取，参战军仍在迅速扩充，中日军事协定时效延长，这都是对和谈无诚意的证据，因此和会重开无从谈起。

　　上海和会期间，各国驻华公使都密切予以注意，保持审慎的关怀。当和会中断时，西方国家极为不满。3月4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赴公府谒徐世昌，劝告恢复和谈，徐很诚挚地答复朱尔典说：“我们都是二十年的老朋友，彼此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贵公使一定相信本人盼和的心理最切。”5日法国驻华公使柏蒲谒徐时表示两点愿望，他希望第一中国政府勿因陕西局部问题而阻碍全局，第二希望中国国内和平和世界和平同时实现。尤盼能先在欧洲和约签订前实现。

　　西方外交团本打算联合五国提出第二次强硬劝告，可是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借口未奉到本国政府训令，不肯参加。因此3月6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法国驻华公使柏蒲、意国驻华公使华雷联袂赴中国外交部谒见外交次长代理部务的陈箓，申述西方各国对中国和平的迫切愿望，劝告中国政府早日恢复上海和会，不要提出参战借款，不要将参战军投入内战。同时抗议北京政府，不应以盐税余款抵押八年公债。

　　这时候，段祺瑞的内外环境都很不利，他曾向徐请辞参战督办，徐又不敢贸然答应。3月6日时局的关键人物吴佩孚致电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他指出和会破裂是由于某派（指安福系）作梗，东海（徐世昌）受困，威信不行，切望共谋良策，破除障碍，以维和局。

　　江苏督军李纯拟定了五项具体办法立即施行，俾早日恢复和谈，李纯且据此于4月1日通电全国，电云：

　　万急。北京国务院、各部院、广州军府各总裁、保定曹经略使、各省巡阅使、督军、省长、都统、护军使、海陆军各司令、南京朱总代表暨代表诸公、上海唐总代表暨代表诸公、永州谭组庵两先生、衡州吴将军钧鉴：近月以来，和平空气，布满全国，因善后之解决，有会议之盛举。既经中央复准，各方赞同，双方各推总代表，亦均先后分莅宁沪。惟以中央颁布停战罢兵令，广东军府亦通令停战罢兵，各省虽皆奉行，而陕、闽、鄂西等处，尚有纠葛。经多次之协商，定简捷之办法：（一）陕、闽、鄂西双方，一律严令实行停战。（二）援闽援陕军队，即停止前进，担任后方剿匪任务，嗣后不再增援。（三）闽省、鄂西、陕南，由双方将领，直接商定停战区域办法，签字后各呈报备案。（四）陕西省内部由双方总代表公推德望夙著人员，前往监视区分。（五）划定区域，各担任剿匪卫民，毋相侵越，反是者国人共弃之。以上五条，均陈奉中央允准，电得广州军政府同意，即日双方通令，按照实行。所有陕闽等问题，指日解决，会议即可进行，知关廛念，特此布闻！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以私函给在陕闽的陈树藩和于右任，劝两边停战，以促成和谈重开。

　　北京政府既不能战，又不能和，3月30日下令劝告和会重开，措词虽极审慎，南方代表为之大哗：“议和岂能以命令行之？”北京政府又想与西南实力派的陆荣廷、唐继尧单独媾和，当然也不能成为事实。外交团频频向徐催促续开和会，徐痛苦地说：“我一个人想和，和得了吗？”

　　4月1日，上海和会派赴西安监督停战的张瑞玑，由西安来电，报告陕西停战划界业已实现。张瑞玑是山西人，在陕西住过很久，是旧国会议员。此次出任陕西停战监督专员，是由南方代表所建议，他于3月12日从上海动身，22日抵达西安。抵西安后被陈树藩所收买，竭力为陈辩护，说陈未进攻陕西的靖国军，因此引起了南方代表的严重不满。

　　由于李纯的敦促恢复和谈，张瑞玑的陕西已经停战的电报同日到达上海，遂使和谈谈话会于4月7日恢复，从停开到恢复已过了37天。4月9日恢复正式会议。

　　和谈正式恢复后，南北双方代表都同意一项意见，为了避免来自各省人民团体的干预，南北双方代表相约不公布会议的内容。于是上海和谈变成了“扃门会议”。

　　南北双方代表同时决定把双方所要提出的问题，完全提出来，逐一谋求解决途径。

　　南方的条件是：取消中日军事协定，裁撤参战机构及其所属部队，停止继续支用参战借款，国会自由行使职权，善后借款南北分用，军政府所颁法令均应认为有效，湖南、陕西两省的善后问题。

　　北方的条件是：全国裁军方案“全国兵额规定为50师”，军民分治，地方自治，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善后借款。

　　国会问题是双方争论的焦点，南方标榜护法，广州军政府的政务会议确定“坚持维持法治”的最高原则，如果不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南方的护法岂不变成空谈，如何能向国人交代，所以解散安福国会是在法统上必争的问题。可是安福国会已经不是段祺瑞一系的工具，也是徐世昌取得总统的法律根据，如果取消了安福国会也就取消了徐世昌的总统地位，所以尽管徐段之间对和谈有距离，有矛盾，可是在维持安福国会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当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启程南下时，曾谒徐请示哪些条件可以接受和让步。徐答：“除了国会问题外，一切问题都可让步。”所以从表面上看，法统和法治问题是和谈的焦点。

　　不过，当时的南北双方都不重视“法”，南北军人所真正争的，还是权利、地盘、财富。所以国会问题并不真是和谈致命的焦点。因此李纯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把民国6年国会被解散以前的宪法会议恢复，由旧国会议员在南京召开宪法会议的三读会，完成制宪过程，并且通过追认徐世昌为总统，然后公布宪法，解散南北两国会，根据宪法规定的国会组织法与国会议员选举法，进行选举，召集新国会。李纯的方案获得徐世昌的同意。这方案情理法都能顾到，既符合南方“维持法治”的要求，又保全徐世昌的总统地位，南北两国会则同归于尽，是个各进五步、各退五步的两全其美方案。

　　李纯这方案安福系是无法接受的，在北方代表团中，有安福系分子参加，他们就把李纯方案电告北京的安福国会。段和安福国会获知这个方案，为之大哗。4月12日，北京安福系总部根据北方代表方枢发来的密报，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到会者一致痛斥徐世昌和钱能训出卖北方的行为。于是与会人士中有人主张撤换北方总代表朱启钤，有人则主张先推翻钱内阁。段祺瑞的重要策士曾毓隽则大骂徐世昌忘恩负义，主张对总统提弹劾案。最后有人提议先礼后兵，推参议院议长李盛铎（这时梁士诒已辞去参议院议长，议长一职由李盛铎继任）去见徐，质问徐为何同意出卖北方的方案。同时安福国会参众两院同时邀请全体国务员出席答复质问。另一方面段计划召张作霖、倪嗣冲等到天津再举行一次督军团会议，准备向徐正式开火，但是曹锟反对，曹锟借口说在天津会议，将引起外交团出面干涉，才把这个会议孕死腹中。

　　徐世昌、钱能训在安福系愤怒地攻讦下，极口否认有取消安福国会的意图。

　　北京方面的激荡，使北方代表在上海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知道从何谈起，向北京请示则得不到答复，在这种情形下，“扃门会议”也无可讨论。因此，从4月29日起，北方代表们只好全体称病，不出席会议，于是上海和会再度进入一个停顿时期。

　　在4月9日，以林葆怿、莫荣新领衔的西南全体将领曾经发出一个军人不干政的联名电报。北京参谋总长张怀芝、陆军总长靳云鹏首先通电赞成，接着曹锟、张作霖、倪嗣冲、王占元、张敬尧、田中玉等都一致响应。张作霖通电中说他拜读了这个佳电，不禁拍案叫绝。这是自有南北战争以来，南北军人从来未有的一次合唱。以前他们是“电战”，现在则是“电和”。军人造成民国的混乱就是干政，现在他们竟发誓赌咒说不过问政治了。这是因为北洋军阀想在上海和会形成僵局后，企图放弃公开议和，而想暗中和西南军阀秘密议和或局部议和的花招。

　　5月6日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失败，以及五四的大风暴，使南北代表有一致对外的需要，所以恢复了正式会议，可是会议仍毫无进展。5月13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个条件：（一）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决议；（二）取消中日一切密约，并严惩缔约有关人员；（三）取消参战军或国防军；（四）撤换声名狼藉的督军；（五）和会宣告民国6年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六）和会选出全国知名人士组织政务会议，监督执行和会决议，至国会完全行使职权之日止；（七）和会已决未决之案，分别整理决定；（八）以上七项如得北方同意，则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总统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大总统之日为止。北方总代表朱启钤要求南方代表先撤回第五条，其余的从长计议，可是南方代表认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和会再度破裂，南北代表都宣布总辞职，于是上海和会终告结束。

第157章 王揖唐上海碰壁

　　8年6月11日徐世昌总统咨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12日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13日准钱能训辞职，特任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22日国务院通电全国，总统打消辞意。

　　龚心湛以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是在夹缝中产生的。龚一向唯徐树铮马首是瞻，代理总理后，即请小徐每日到国务院处理公务，小徐又引进丁士源、梁鸿志等安福分子助龚。

　　龚心湛在财政总长任内曾和陆军总长靳云鹏为军饷问题吵过架，那是7年农历除夕，靳向龚索军饷300万，龚答没有，靳就拍案骂了起来，龚负气去天津，段祺瑞特别赶到天津，亲自出面劝龚回来。

　　段手下，徐树铮和靳云鹏都名列四大金刚。小徐结交各省军阀，手握实际军事大权，是安福系后台老板，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局面，无论在军事、政治方面，都有他的势力；可是靳云鹏也非弱者，他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因此小徐也不得不让他三分。

　　徐世昌是个老狐狸，他知道徐树铮难于驾驭，因此极力拉拢靳云鹏来对付安福系。

　　南北和谈破裂后，西方列强压迫北京政府早日恢复和谈，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已经辞职，恢复和谈的先决条件就是派出和谈代表，徐世昌想派钱能训为北方总代表，安福系极力反对。这时，两广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派政学系议员李日垓到北京秘密接洽和议，岑春煊仍主张恢复宪法会议，解散南北两国会为解决法律问题的主要关键，徐世昌无法接受。

　　8月12日，北京政府派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其余北方代表原封不动，这是安福系公开戏弄和会。西南非常国会立予反对，通电说：

　　王揖唐为非法国会之议长，在法律上为应受制裁之人，与卖国者言救国，与毁法者言护法，如惩办祸首，取消非法国会，裁撤参战军，取消中日密约，皆王等自作之孽，如何与彼谈判？

　　徐世昌是在安福系压力下同意派王揖唐为北方总代表，因为安福系威胁说，如不派王为总代表，就通电承认北京国会是非法国会，并且宣布取消由这个非法国会选出的非法总统。

　　8月23日吴佩孚发表漾电，反对王揖唐为总代表，电云：

　　身列国会，安知国会之纠纷，身为党魁，安得不受党派之牵掣？在天下本未有斯人不出之希望，而足下竟有舍我其谁之仔肩，足下自命不凡，不计个人安福，欲谋天下安福，其如天下之不谅何！……筹安会之覆辙不远，曹章陆之公愤犹存，勿谓赵家楼之恶剧（指学生殴打曹章陆事），不再见于安福俱乐部也！

　　吴的漾电引起段系的震动，龚心湛答吴电说：

　　王公才识过人，为元首所识拔，于法律事实确能负责……业经派定，指日成行，势难挽回。若因对人问题使会议延滞，和平中梗，启衅二字别有所归。

　　这个电报把王任总代表的责任推在徐世昌身上。

　　8月31日吴佩孚又电龚代阁：

　　自王充任议和总代表，而全国哗然，公独好人之所恶。……安福系危国祸民，腥闻于天。……公谓王公才识过人，他人未瞻丰采，或尚未知底蕴，师长等驻防沈吉，知之最审：戊申露头角于辽沈，辛亥被驱逐于吉林，乙卯则贻祸项城，丙辰则夤缘东海，丁巳则以战误合肥，戊午则以党派挟元首。数年之间，而参议而旅长而巡按使而内务总长而安福党魁而国会议长，其运动钻营之才识过人矣。……天下耳目非一手所能掩，全国心理非一人所能惑，双方和议非一偏所能夺。……

　　9月4日吴曾发电为山东代表请命：

　　鲁督无故而戒严，马良一日而杀三士。……山东代表赴京请愿，奈九重万里，不得申诉，露宿餐风，不遽肯去，以致触安福之怒。……伏思君主时代，人民尚有叩阍之举，而共和黑暗，竟使下情不能上达。

　　同日吴又有支电复龚心湛：

　　自安福系发起以来，胎胚于借款告成，而卵育于公长财政。今日拨党费数十万，明日拨旅费数万元，何莫非民脂民膏！……军饷之积欠累累，党费之接济源源。

　　吴佩孚的文章大为爱国人士所称道，逼得龚代总理愤而辞职，害得他的上司虎威将军曹锟像《黄鹤楼》一剧中的刘玄德因赵子龙闯祸而向人作揖打拱的一样，一面电斥吴不得阻挠和议，并邀王揖唐到保定一叙，一面电国务院：“他们恨政府都是穷逼出来的，快发欠饷吧，否则空言无补。”

　　王揖唐本人的心理则偏重事实而不顾法理，他是段祺瑞的红人，又与徐世昌有师生关系，他说他能够完全代表北方，不负北方总代表之名，他想与西南的实力派进行直接交涉，准备以副总统的预约券再予陆荣廷，所以他不顾全国唾骂和军政府的反对，仍然准备南下包办和平。他聘前任总代表朱启钤为和议顾问，朱拒而不受，这些都是北方政界的旧作风。

　　王向徐世昌请示南下方针，徐说了一个“让”字。9月10日他在外交大楼邀宴政界即席发表演说：“以互让精神谋根本融解。”又通电全国：“以诚之一字与国人周旋。”王揖唐受命为南北和会的北方总代表后，虽在各方反对声中，可是笑骂由人，他却决心奔走和谈，他有真电（11日）给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电云：

　　和会中辍，四月于兹，我酷爱和平之元首择之既慎且久，乃以揖唐承乏总代表一席，并畀以全权；我国务总理亲赍全权证书临揖唐之私第而手授之，凡此盖将所以保真正永久之和平也。揖唐以良心上之责备，敢正告于我全国父老昆季之前曰：揖唐何人？盖国民中爱国家，爱法律，爱真正永久和平之一人也。……夫揖唐之才之智之勇之辩，举无一堪以自信者，所恃以与全国人士相周旋者，惟一诚字耳，谨掬诚自誓，有渝此者，上帝临之！

　　他在发表真电这天，前往奉天访问张作霖，在此以前，曾于9月8日到保定访问曹锟。他从奉天回到北京时，收到了南北军人联合会反对他的电报，署名的有：吴佩孚、谭浩明、谭延闿、莫荣新等。可是他毫不在意。

　　他通知上海方面，准于19日到上海，不料他却提前一日，18日就到了，不在北站下车，而在龙华车站下车，其实他也很矛盾，一方面认为自己在扮演和平老人，自然要很光彩，但又怕遇刺，所以鬼鬼祟祟。他在龙华车站下车时，车站戒备极严。他自己率领了国会卫队40名，卫队长宣禺阶和长卢缉私统领季雨农随身不离。他下榻哈同花园的爱俪园，但又行踪诡秘，并无一定的食宿之所。

　　不仅此也，他携带大批随员和50万现金，他的随员还分别替他拉拢了流氓，运动报馆，每天制造些新闻，登载些假消息。譬如说：“唐绍仪派人来商可否与之一见，被揖唐拒绝。”唐绍仪看了报大为光火，于是也还敬了一则新闻：“王揖唐派一个代表来请见，我已严词拒绝。”

　　除了发消息，王还捏造了许多情况向北京政府报告，如：“上海形势转佳，与各方接洽颇有进步。”又报告他在上海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又伪造许多上海团体，印发了许多传单，也是吹嘘他在上海受欢迎。

　　此公真不愧是买空卖空的专家，他并且公然在报上登载巨幅广告，吹嘘他的随员品行端正，又说如有人在外招摇撞骗，请各界注意。

　　这一切他无非是向北京政府骗钱。这时候靳云鹏已经上台，靳想寄钱给他，向财政部商量汇款，财政部以军政费不敷甚钜，无法筹措拒之。

　　可是王揖唐脸皮很厚，抱着不辞不走、我行我素的态度。哈同花园一度发生炸弹爆炸，也骇不倒他。

　　王揖唐在上海奔走和谈，实在非常艰苦，全国无分南北，除了安福系都反对他。不过也有一位卓越的政治人物采取独立的态度，那就是寄寓上海的孙中山先生。孙发表公开谈话，主张可以和谈，不必反对某一个人，因为南北正处在战争状态中，只有对敌人才有进行和谈的必要，如果对方是一个朋友，就用不着开谈判了。因此，对于敌人所派的代表，用不着研究他是什么样的人。孙同时认为，谈判不必在中日军事协定等问题上斤斤计较，以致本末倒置，把国会列为次要问题。其实恢复国会是关键性的问题，如果恢复国会，则一切未经正式国会通过的卖国条约和亡国借款，都会宣布无效。孙中山检讨民国成立八年来国家弄得一团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民国初期大家都说革命只有破坏性而无建设性，并且产生了一种非袁世凯不能收拾当时局势的空气，这种空气对革命事业十分不利，遂使袁世凯坐收渔人之利。袁世凯死后，火烧汉口攻击革命军的冯国璋，以及逊清太傅徐世昌却爬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国家交到这些人手里，自然搞不出好名堂来。

　　南方代表在上海拒绝会见王揖唐，因此9月21日王揖唐就去谒见孙中山，请孙提示恢复和平的主要条件。孙答复王说：“首先应恢复国会。”王大为失望，他说：“如果恢复国会，岂不是等于投降。”孙朗声大笑说：“那有什么关系，武昌起义时，带兵来打革命军的，是段祺瑞，后来通电赞成共和的，也是段祺瑞。这不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吗？”王又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孙乃引述他在四个月前一则故事：当时和谈正陷危机中，北方代表之一吴鼎昌，曾奉段祺瑞密令谒见孙，请教对当前时局的意见。孙提出恢复国会为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吴鼎昌也认为这个条件难得办到，其他一切都好商量。孙乃用幽默的口吻说：“那还有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民国成立，是国民党多年来流血牺牲的结果，现在应将国家的统治权交还国民党。”吴鼎昌请问第二个办法？孙说：“如果不愿交还国民党，就不妨再来一次复辟，将统治权交还清朝皇帝。”吴说：“这也办不到，第三个办法呢？”孙笑着说：“既不愿交还国民党，又不愿交还逊清皇帝，剩下来一个办法是北洋派曾经做过的，再制造一个新皇帝统治中国。”孙最后用严肃的语气说：“上海和会是南北军阀的分赃会议，我是坚决反对的，这种分赃即使成功，我一个人也不肯和。”

　　王揖唐当然认为这些办法都行不通，希望能有新的办法。孙中山说：“你们既然不要国会，我就给你们一个不要国会的办法。恢复国会只是维持现状的消极办法。为了根本解决，必须打破现状，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再来一次革命，建设一个新中国，实行三民主义。这个新中国抛弃一切武人政客和新旧国会。”王揖唐表示这个办法倒是可以商量，于是王告辞出来。

　　王揖唐的奔走和谈很有耐性，他似乎努力想打开和谈的僵局，无奈南方代表不承认他的代表地位，也不把他当作对手，因此尽管他用尽心机去奔走，南方代表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他。

　　9月22日，王揖唐秘密地乘车到杭州，拜访浙江督军卢永祥，当晚即赶回上海，10月2日上海交涉署出面邀请南北代表在署内举行茶话会，并邀各国驻沪领事参加。这也是王揖唐的一种手法，因为找不到机会和南方代表见面，便想借这种外交茶会中见面，以给国际间一种印象，南北又恢复了和谈，同时制造一种和谈乐观的空气。

　　唐绍仪风闻交涉署的茶会隐含了另一种作用，即采取杯葛手段对付。也在这天的同一时间，假老靶子路自己住宅召开一个茶话会，把全体南方代表都邀请参加，以免南方代表中步调不一致。王揖唐扑了一个空，还是见不到南方代表。

　　10月18日，王揖唐派北方代表王克敏、李国珍备了正式函件，要求与唐绍仪面对面地接洽和谈。唐绍仪简单明了地答复说：“和谈尚未恢复，无事可商，所请会面一节，未便接纳。”

　　王揖唐这一来陷入了进退维谷，他所有的奔走都落空，有人把哈同花园的炸弹案，形容为他自己布置的，借以下台。由于他自10月19日起便拒见宾客。

　　北京政府正式发表一道通令，欲以促成和谈：

　　近迭据各方来电，促进和平，具见爱国之诚。一年以来，中央以时局危迫，谋和至切，开诚振导，几于喑口哓音，乃于西南意见殊歧，致未克及时解决，不幸而彼方变乱相寻，且有同室操戈之举。缺斨破斧，适促沦胥，蒿目艰虞，能无心痛！中央对于西南，则以其同隶中华，谊关袍泽，深冀启其觉悟，共进祥和。但本素诚，绝无成见，而对于各方，尤愿鉴彼纠纷之失，力促统一之成，戮力同心，共图匡济。诚以国家利害之切，人民休戚所关，苟一旦未底和平，则一日处于艰险。而以目前国势而论，外交艰难，计政匮虚，民困既甚，危机四伏，尤在迅图解决，不容稍事迂回。中央惓怀大局，但可以利国家福人民者，无不黾勉图之。而所以积极擘划，共策进行，仍惟群力之是赖。各军民长官，匡时斡国，夙深倚任，所冀共体斯情，以时匡翼，庶几平成早睹，国难以纾，功在邦家，实无涯矣！奉谕特达。

第158章 张作霖统一东北

　　徐树铮得意西北后，被称为西北王，使得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心中很不痛快。徐树铮在段系中立了不少的大功，可是他的缺点是树大招风，时时刻刻会替段系带来许多纷扰。外蒙古撤治后，他的西北筹边使做得有声有色，北京政府内不喜欢小徐的人，都乐得让他去西北发展，可是奉系领袖张作霖却老大不高兴。

　　张作霖早就做到东三省巡阅使，可是事实上他并未统一东三省。6年10月他曾进兵吉林，想赶走吉林督军孟恩远，孟恩远年纪比他长，资格比他老，不肯买他的账，在他向吉林动脑筋的时候，孟即联合直系对抗他，他被迫悄然收兵；如今看到徐树铮在西北为所欲为，心中当然极不舒服。于是他电请北京政府在他的部下吴俊升或孙烈臣两人中选择一人任命为东北筹边使，以表示他的地位在筹边使之上。

　　在对付吉林督军孟恩远这方面，他和小徐利害却是一致的。孟恩远的女婿是陆承武，陆承武的父亲便是徐树铮以莫须有罪名杀害的陆建章，小徐时时刻刻防备陆承武替父报仇，当然也愿意看到孟恩远垮台，既为自己除害，也可以讨好张作霖。早在他未去外蒙古以前，他就曾暗中怂恿孙烈臣率领第二十七师移驻长春，在长春设立东三省巡阅分署。下一步骤就是逐走孟恩远，取而代之。张作霖当然赞成这个计划，他嗾使吉林士绅何守仁等分别向北京政府及东三省巡阅使控告孟恩远纵兵殃民等八大罪状。张自己也向北京政府控告孟恩远招兵买马，使得吉林纸币低落，民不聊生，请求撤换孟恩远，由孙烈臣取代。另一方面暗示孟恩远，叫他自己辞职，张愿意保举孟为东北边防总司令。

　　这时还是钱能训当国务总理，徐树铮指使龚心湛在国务会议上提出撤换吉林督军问题，钱能训认为应该从长计划，随便更换督军，如果令出不行，岂不大大损害中央威信。

　　孟恩远当然不肯示弱，他下令把中东路驻军调回长春、哈尔滨一带设防，并调吉军第一师师长高士傧率兵回长春设防，指使吉林各团体通电反对更动督军，又指使吉林全体军官联名质问北京政府：有没有更动督军情事？

　　8年6月18日，直系的陈光远发动，由曹锟领衔，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联名通电政府，说是吉林督军问题关系外交、国防，请勿草率更调。国务院复电同意。

　　不过段系要拉拢张作霖，当然不便拒绝张的请求。

　　因此，北京政府又请出东北两位元老——赵尔巽、张锡銮，都是张作霖的恩师，请他们到关外进行调解，张作霖表示很轻松，他说：“我对孟恩远毫无私怨，不过是把吉林公民的意见转达中央而已。”

　　8年7月6日，北京国务会议由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提议，通过了调孟恩远为恩威将军，以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继任吉林督军，以孙烈臣继任黑龙江督军。这样的人事调动也是北京政府的一番苦心，原来鲍贵卿为人比较和平，又没有兵权，把他调到吉林，可以减少刺激，可以和缓吉林军人的反抗。同时派出总统府侍从武官薛松年到长春，劝孟恩远不要反抗，承认保障他的地位和财产。张作霖也派人向高士傧示意，愿意收高为门生，以示不见外。然而高是孟恩远的外甥，舅甥关系总是亲的。

　　吉林方面似乎表现得很强硬，以高士傧为首，吉林的全体军官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更调吉林督军的命令，并限北京政府48小时内答复。

　　7月11日，龚心湛以国务院名义答复高士傧等一电：

　　奉大总统谕，迩以外交迫切，孟督久任边关，阅历甚富，调京另有借重，非出左迁，孟督为关系国家之大员，本大总统知之有素。国家设官，本无内外轻重之殊，出掌封圻，内参机要，为国尽瘁则一。望勿以孟督迁调致生误会。

　　龚心湛同时有一封电报给孟恩远说：“元首眷顾，始终如一，到京后当有借重。”这些都是官话，因此，孟恩远也用官话答复，他给北京政府的电报说：“各团体聚集车站，阻远启行。欲去不得，欲行不能，请示办法。”他公开发表调职谈话说：“我若离开吉林，吉林六十营军队都不答应，我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我若有半句假话，他日必死炮火之下！”

　　北京政府当然不愿意让吉林问题惹起兵戎，为了和缓局势，命令鲍贵卿暂缓到任，另派吉林省长郭宗熙兼摄督军，郭宗熙也不敢接受这个任务，孟恩远因此得意地说：“遵令移交，送印予郭省长不受，何时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