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期前三天起，督署卫队一色都上刺刀，东西辕门分置机关枪及水龙以资警戒，旅客无正当职业的一概被军警驱逐出境。21日这一天，送旗伞的队伍绵延二里之长，交通为之断绝，只看见“中流砥柱”、“南国干城”、“功高五岳”、“德被三湘”等字样。此外献金山、金佛的也不少。

　　张敬尧治湘的最大特色是贪污，只要可以赚钱，不管是什么违法的事他都敢做，别人不敢为、不忍为的他都一无忌惮而为之，诸如种鸦片、抽收烟税、公然运毒。8年12月25日他派兵运鸦片五大袋，每袋重200斤，在武昌鲇鱼套车站被站长查出来，虽经放行，可是丑事已暴露出来。他盗卖湖南第一纱厂，又收了500万元的运动费盗卖湘矿，又以采办军米为名，运米出口征收护照费。

　　张敬尧在长沙的血腥统治，引起了湘人的愤恨，因此，学生和各界人士都开会演说，要求和平。张敬尧认为这些活动都是暴徒行为。长沙各学校和公众场所以及祠堂庙宇，全驻满了军队，整个长沙城就像一座杀气腾腾的兵营，使学校不能开课，商业及其他正常活动都受到了限制。同样在北军占领下，长沙的情势和衡阳、常德就不同。衡阳和常德的自由幅度就大得多。

　　当安福国会选举后，有人向张敬尧献计改选湖南省议会，使它变成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机构。张正苦于被各方责骂，当然立即采纳。可是长沙的商会、教育会、农会、学生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均以湖南尚未统一为由，拒绝改选省议会，并且组成“各界联合会”，张敬尧对于各方的反对大为震怒，下令解散“各界联合会”，并且逮捕主事人。有人劝张另组一个“湖南公民会”来和“各界联合会”对抗。这两个社团于是展开激烈的竞争，都说自己是代表民意的人民团体，指斥对方伪托民意。

　　为了争取人民同情，双方决定在教育会举行一次公开辩论会。张敬尧令第五团兵士在会场周围布置了武装哨岗，可是“各界联合会”的群众特别多，不受威胁。开会时，张继忠全副武装，腰佩长柄东洋指挥刀，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讲台。这位少帅对于群众欢迎“各界联合会”十分光火，要逮捕人，结果把会场搞得乌烟瘴气。而改选省议会终告流产。

　　正在五国劝告南北和平时，云南督军唐继尧电责湖南督军张敬尧进攻湘西，破坏和平，张敬尧遂发出俭电（12月28日）电云：

　　阋墙之争，实多隐痛。敬尧尊重和平，实为国人所共谅。敬尧一介武夫，深明时事，岂忍以同室操戈之嫌，甘蹈覆亡之祸。……上年于徐州出发之先，曾电达中央力主和平，嗣至汉上，复以和平之旨婉转陈说，双方均未采纳，事与愿违。……而希望和平有如望岁，若函若电，累牍连篇，斑斑可考。

　　张敬尧说自己是深明时事，实在令人哭笑不得，那时候，一向主战的人物，再也没有杀气腾腾的通电，可是大家对主和，却不好意思有所表示，只有张敬尧一人自拉自唱，自称是倡导和平的先知先觉。大家在读他这封俭电时，想起他在徐州出发之前曾痛斥秀帅夫子（李纯是张敬尧的长官，所以称为秀帅夫子）是北洋派的内奸，痛斥王占元、陈光远因主和而贻误戎机，并且捏造冯国璋密电主和的消息，引起了直皖两系之间的严重误会。到汉口后，又发出“杀敌致果，甘之如饴”的通电，并且谎报占领蒲圻的战功。曾几何时，他而今竟言自称是和平之神了。徐世昌后来有裁兵废督的主张，他立即发表佳电（8年1月9日）来迎合徐，倡裁兵筑路之议。湖南人民反对改选省议会，他居然懂得民意可畏而停止改选。

　　然而这位“张毒”治湘政绩如何呢？自他督湘后，省城每天都有劫案，奸淫焚杀已成司空见惯，他所驻防的长岳区被湘人称为九幽十八狱，稍有身家的人，无不迁地为良，避秦远徙。湖南人组织驱张请愿团分道出发，有的赴北京哭诉，有的到广州求援，也有赴湘南向吴佩孚痛哭乞师。旅京的湖南名流都展开了救省运动以达到驱张的目的。可以说这时每一个湖南人都是张敬尧的敌人。张自己对于这种情势也感到严重，因此他授意商会会长张先赞，发表通电劝在外的湖南人返乡，可是没有一个湖南人愿意回到这座地狱来。

　　张敬尧的搜刮，使得湖南士民莫不咬牙切齿。曾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本是一位温和派人物，向来不肯得罪人，可是对桑梓却有不能已于言者。张曾电保熊希龄为湘灾督办，他不肯接受，反劝张爱护湖南，勿为己甚。张质问熊有什么贪赃枉法的证据，熊也火了，回张一电云：

　　以仆所闻，执事一年在湘所收入者，计扣留中央盐税二百数十万，附加盐税廿余万，盐票私加保护照费一百五十余万，钱粮一百余万，铜元余利一百廿余万，厘金数十万，拍卖公产百余万，合计八百余万。加以中央筹济军饷将及千万。其以勒价收入定为每元四十余串之钱票，而发出定为每元十五串之钱票，利尤倍蓰。执事之军不过四万余，以收入二千余万元支出，可抵一半，何至尚欠三个月军需？……残暴之人及身而亡，富豪之家不世而斩，钱多为害，非为福也。……军人言行以信为本，执事自问所办事实，与电纸上之打官话是否相符？即以目前全省矿利卖与英商之合同，证据确凿，而执事电部尚不承认。……

　　张敬尧曾把湖南教育经费削减了大半，后来还规定发经费时，要搭发贬了值的裕湘银行纸币，可是各校都必须以十足收据来领款。裕湘银行是张敬尧和有关人设立的一家官僚资本银行，滥发纸币，吸收现金。湖南教育事业在这种情势下当然艰难万分。到了最后，张敬尧索性把教育经费提充军饷，兼饱私囊。湖南各校校长被迫借债度日，教员也枵腹从公。长沙市学校，普遍驻兵，兵士喧宾夺主，教职员和学生一出一入都要受到检查，学校退缩在校内的一块小地方上课，课堂又兼宿舍又是饭堂；学校校具和仪器图书都受到严重破坏，门窗地板也被拆下来作柴薪燃烧。甲种工业学校原有机械实习场一所供学生实习之用，张敬尧下令将工场机器并入陆军工场，用锅炉煎熬鸦片。

　　8年4月间上海和会讨论撤换湖南督军问题时，张敬尧命令长沙县知事稽炳元邀请各校校长到督军署举行联席会议，要挟他们签名通电挽留督军为发放教育经费的交换条件。各校校长不愿出卖人格，拒绝签名，有的逃往省外以避其锋。张敬尧为之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他诬指明德学校校长胡元倓为谭延闿党，园南女校校长朱剑帆为社会党。楚怡学校校长陈润霖兼任教育会会长，不肯受军阀的利用，张敬尧就派他的第五团团长张继忠带兵包围楚怡学校将陈迫走。

　　8年11月10日长沙全城的教职员因无法维持生活，提出总辞职。这一期间，全国各省市罢课运动都是因外交问题而起，同时由学生发动，可是长沙罢课则因积欠教育经费而起，由教职员发动，是罢课运动中的一个特色。湖南学联两度被解散，可是暗中仍有活动。停课时期，学生从事抵制日货运动。12月2日为了声援闽案，长沙学生在教育会焚毁多日以来所查获的日货，不料张敬尧乃弟四帅张敬汤带兵前来干涉，指挥兵士痛殴学生，学生身受重伤者达数十人。徐庆誉等五人被兵士用麻绳缚起来，并拍摄照片，扬言即予枪毙。张敬汤大骂学生受了熊希龄等人指使，竟敢干涉商人营业，破坏中日邦交，今后如敢再犯，当以土匪论罪。同时张敬尧更加变本加厉，指使兵士当街殴打学生，使得长沙的学生们不敢上街，不敢上学。12月6日，长沙初等以上学校宣布全体散学，包括教会所办的雅礼大学。只有两个教会女学艺芳和福湘两校继续上学。

　　湖南人民饱受张的部下奸淫、抢劫、杀人、放火，认为他们和活强盗没有什么两样，但在张的淫威下，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民国5年张敬尧率第七师驻扎洛阳，凡有控告军人抢掠的，无不被乱棍打死，所以苦主都不敢出面控告。湘南民风倔强，可是在张敬尧的强盗军高压之下，都无可奈何。

　　早在吴佩孚师未撤防前，湖南便有“驱张请愿团”，分向南北政府、上海和会及吴佩孚驻军的衡阳分别请愿。驱张请愿团先是由学生发起，各界代表率先参加，不久省议会及各团体秘密加入了，湘省旅京、旅沪同乡及省外湘籍学生也加入了，湘绅熊希龄、范源濂、郭宗熙等一群温和分子也加入了。最后，“全国和平联合会”也全力赞助湘人的驱张运动。

　　8年10月22日为湖南光复纪念，湘人抱亡省之痛，学生举行罢课及游行大会，各界在烈士祠举行默哀，追念先烈缔造民国之艰难，如今则在军匪蹂躏之下，与会人士无不潸然泪下。

　　9年1月20日，谭延闿发出号电，喻湘人为“鹿豕”，比非洲的黑奴还不如。

　　到北京的湘人请愿团分为二组，一为学生请愿团，控诉北兵侵占学校，停发教育经费，驱逐教育界名人等罪行；一为各界请愿团，陈述张敬尧纵兵殃民及贪污搜刮种种事实。

　　北京当局答复请愿团说：“易督事的困难关键在于湖南是军事前方，恐怕牵一发而动全局，政府不是不了解湖南人民心意，现在政府打算先选派一个省长分他的权，可是这一点也难于办到，政府觉得愧对湖南。”前吉林省长郭宗熙反驳说：“现在是责任内阁，责任内阁就谈不到惭愧二字。”这时国务总理还是靳云鹏，靳虽想换张，却有心无力，所以面对湘人的责难，只好作揖打拱。

　　范源濂领衔控张敬尧祸湘五大罪，末了几句话说：“如以湘省为中华民国之土地，湘人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则请先去祸湘之人，更施福湘之政。”他自己拿呈文递到徐世昌手里，声明所控如有一件不实，愿受反坐处分。

　　北京政府既然不肯撤换张敬尧，请愿驱张也毫无结果。吴佩孚虽然赢得湘人的好感，可是他却撤防北归。湘人呼天无路，请愿无效，最后只好诉诸于湘军一拼了。这时的湘军实在可怜，饷械两缺，番号也只是正规军一师，和一些杂牌军，能用的枪支，合起来也只有3000左右，子弹更为缺乏。湖南老百姓自我解嘲地叫他们为“叫花军”。湘军一直都和桂军并肩作战，而桂军在装备和训练上都比湘军好，人数也比湘军多，不过桂军并不一定是湘军的同盟军，而桂系领袖陆荣廷一向就惯于投机取巧，打起仗来把别的部队摆在前面，自己的部队留在后面，胜则居功，败则先退。7年春天桂军在湖南战场不战而退，便是一个极好历史教训，现在要靠桂军尤其是不可能，因为桂系军阀正在广东为了统治权和国民党及滇系在斗争，自顾不暇，更不会分散力量来帮助湘军了。

　　吴佩孚撤防的时候，私下一再表示“湘事湘人自决”。他自己有志中原，无意留湘，湘军驱张的战争，他就无法顾及。不过他认为湘军会胜利的，因为赵恒惕是员骁将，占天时地利人和。而张敬尧所部个个都打劫致富，军队一有了钱，自然不肯打硬仗。湘军和湘人救乡，必然不惜一切拼命，所以他预测枪声一响，张军必然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夺路饱载而遁的。

　　吴师撤防之日，湘军即下总攻击令，全军士兵欢声雷动，摩拳擦掌，为了节约械弹，赵恒惕下令非待敌人逼近，不许乱放一枪。9年5月26日湘军开始总攻击。5月27、28两日，湘军占领祁阳、耒阳两县，前锋进展到距离衡阳20余里的东阳铺。湘军兼程疾进，北军却撤退得快。

　　湖南枪声一响，段祺瑞马上振振有词地怒斥南军背弃信义，甘为戎首，破坏和平，建议北京政府明令讨伐。徐世昌认为湖南问题是局部问题，与南北问题无关，拒绝发布讨伐令。因为徐世昌了解湖南所发生的问题是湖南人民反对张敬尧的高压残暴统治，几年来呼号奔走驱张没有结果所致，因此今天被迫喊出“湘事湘人自决”的口号，一定要达到驱张的目的。因此这只是一个地方反对一个首长的局部问题，与南北战争无关。可是段系认为这个问题严重，他还指使陕西、甘肃、山东、安徽、浙江五省督军发出联名电，不但催促明令讨伐湘军，而且提出：“吴军甫撤，南军即进，恐有勾敌情事。”请求北京政府派员查办吴佩孚。

　　张敬尧听说湘军总攻击，有如大祸临头，立刻采取紧急措施，一面把军眷撤走，一面电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他的求救电报，由十万火急而百万火急而千万火急，请款请械的电报如雪片飞向北京。

　　湖南人民展开了漫山遍野的游击战，过去受张敬尧欺压的善良百姓，如今都变成了包抄北兵后路的战士。以前湖南人蔡锷以三千羸卒打倒了洪宪皇帝，如今三千支破枪也杀得张敬尧胆战心惊。张在催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的电报中冒签了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人的名字，然后在6月3日的江电向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解释说：“请下讨伐令已列尊衔。知斯举诸君必表同意，故事前未将电稿送核。”本来张敬尧号称北洋骁将，可是在湖南战场上他却完全不经打，他对于他的部下不战而溃，解释为：“为保全和平起见，我军节节让防。……”

　　5月29日，衡阳落入湘军之手。张敬尧的大将一个个不战而溃，他只好派遣乃弟“卧龙先生”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许以自让第七师师长为酬。张四帅慷慨誓师，乘八人绿呢大轿，威威武武地出发，轿后悬了两个斗大灯笼，朱书“总司令张”四个大字，武装卫队前呼后拥，达数百人。那种气吞斗牛的局面，使长沙人望之，都替人饥马瘦的湘军提心吊胆。

　　6月3日，张总司令跑到湘潭，即不前进。这时是湘军气吞斗牛了，乘取得衡阳的优势，再战而得宝庆，张宗昌也落荒而逃。6月5日，援衡军总司令张四爷听说湘军已杀了过来，便不顾一切，抱头鼠窜地逃回长沙，浑身沾的泥土，像个泥菩萨。其实他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

　　张敬尧大为恐慌，手忙脚乱地应付紧急情况。长沙县知事奉命招募运输队，可是没有一个应募，北军就在大街小巷到处拉夫，同时勒令催运局、总商会代筹军饷，总商会会长张先赞被扣作为人质，限于日内筹足80万，总商会只得派人在城内外鸣锣宣示每户抽取一个月房租，逐日解送督署。张敬尧宣称将死守长沙，这一来可把长沙人骇死了，人民纷纷弃家逃走，张敬尧限制出境者每人携带川资不得超过50元。这时他已不派兵到前线，每天只尽最大努力在长沙勒索。长沙人怕他真的毁灭了长沙城，所以只好一切隐忍。

　　湘军势如破竹，北军困守株州、湘潭，长沙形势日益严重。6月7日张敬尧用另外一种口吻电达北京政府，说他的军队“并非用以对内，将士均不愿与南军作战，以此节节退守。……当此外侮日亟，国家养兵不易，留此军队为堂堂正正之用，何忍牺牲于内战之中。”同时他又很矛盾地把战败的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愤愤不平地说：“南军专与第七师为难，客军均作壁上观，不发一弹，遇敌即退。”张敬尧这个通电的前半段，话是很对，不过从他口中说出，就觉得很不顺耳。

第166章 湖南重见天日

　　9年6月12日北京政府有电报切责张敬尧说：“该督统率七八万之众，以当乌合之敌，有何待援之必要！若谓未奉讨伐令，该督封守之内，纵无命令，岂能听人侵越！”这个电报可惜迟了一步，张敬尧并未收到，因为先一天——11日下午，湘军已向湘潭、宁乡两路推进，长沙各国领事，相约往见张敬尧，请将长沙划出战区30里之外，以免人民涂炭。但张敬尧还做出“战长沙”的模样，当晚10时，第十一师长李奎元跑到督署打听军情，张敬尧还神气十足地说：“我决定死守长沙，与长沙共存亡！”李奎元退出后，这位宣誓要与长沙共存亡的北洋骁将，就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把新建的“镇湘楼”和军火库焚毁。提起镇湘楼来颇为可笑，原来是他听信术士“化三千”劝他镇压邪气而修建的。这一来，使长沙城腾起了一片火光，隆隆的爆炸声，使长沙老百姓有如亲历罗马焚城。大火烧了几天几夜，这位北洋骁将张督军就在火光和爆炸声中逃之夭夭。

　　湖南人民在张敬尧统治下，挨了两年零三个月。以前请愿驱张达一年之久，而张敬尧的地位却屹立不动，怎知吴佩孚一撤防，湘军一发动攻势，不到半个月，张敬尧的七八万众竟不堪一击，望风披靡而溃。

　　张敬尧之败是意中事，这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是：

　　第一，张部官兵都发了财，谁也不愿打仗，兵士普遍厌战。

　　第二，张敬尧自己不到前方布置军事，却在后方忙于搜刮，忙于搬走家眷和财富，这就大大影响了前方士气。

　　第三，段祺瑞的注意力集中在直皖两系的主力战，无心照顾到张敬尧，也没有军队来增援湖南。

　　第四，在湖南战场上属于直系的范国璋、李奎元、冯玉祥等军，都不想为张敬尧卖力。

　　第五，湖南人民同仇敌忾，纷纷自动组军参加驱张战争，用扁担、锄头做武器，到处切断交通，夺取北军的武器辎重，使北军腹背受敌。

　　张敬尧逃走后，李奎元率领第十一师经过平江向通城退走，张宗昌率领暂编第一师由攸县、醴陵向萍乡退走。张敬尧直属第七师和湖南暂编一、二两师除向岳州退走外，大部分都被湘军和沿途埋伏的游击消灭。在长沙到岳州的大道上，北军沿途大烧大杀，十室九空，这与两年前张敬尧率领第七师由通城到平江的情形一样。这时张敬尧才知道他遇到的敌人不是三千支破枪的饥饿队伍，而是三千万湖南人。

　　6月12日下午4时，湘军先头部队湖南警备司令李韫珩率领所部由湘潭赶到长沙，湘军总指挥赵恒惕于14日到省，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督军谭延闿于17日到省。这时的长沙还是一片烽火，长沙街道本来很窄，破衣烂衫的湘军开进来后，无一家不放爆竹欢迎，市民摩肩接踵欢迎拯救自己的军队：“老总呵，辛苦你们了，谢谢你们。”老百姓和军队有的拉手，有的拥抱，妇女则流着欢喜的眼泪，泪海中浮动着一片欢声。很多平日足不出户的老太婆，也扶着孙子或是拄着手杖挤上街头，有的则把家中最好的食品搬出来劳军。湘军真是叫花军，衣不蔽体，满面风尘，臂章上有16个字：“救国救乡，在此一战；勇往直前，拼命杀贼。”

　　长沙的督军署也被烧毁，谭延闿进入长沙时，督署余烬未熄，乃改以又一村讲武堂为临时总部。

　　欢欣鼓舞的长沙城，为了庆祝重见天日，乃在又一村讲武堂的广场举行“欢迎驱张将士大会”，谭赵两位凯旋英雄被与会人士热烈招待，谭即席讲演，他说：“你们今天来欢迎我，我哪里敢当，我今天是来向三千万父老兄弟请罪的。我们过去不能保卫乡土，让北洋兽军蹂躏你们，你们陷入水深火热日子中，我们实在太对不起你们了。”他一边说一边激动得流下眼泪，热泪从他黝黑的脸上淌下，引起了无数人的眼泪也流了下来，这是真情的共鸣，人性的解放。谭最后说：“我们之所以能以这么少的军队打败敌人，应该归功于赵总司令，他是劳苦功高的。”于是台下都是一片掌声，全场的眼睛都望着赵恒惕，这位百战骁将虽然在战场上生龙活虎，可是在这种场面中却红着脸，流着汗，不肯站起来讲话。

　　湖南省议会于6月13日发表元电指出湘军驱张是由于张敬尧作恶多端，是对张个人，电云：

　　……湘民悲号呼诉，卒无一效，欲死不能，求生不得，遂至起而自决。此举出于自卫，纯系对人问题，并无南北之见。……

　　这个电报颇有政治作用，把湖南问题和南北问题分开，把湘军驱张说成是湖南人民自救自卫的行动，与湘军所揭橥的“湘事湘人自决”，及徐世昌的看法“湖南问题是局部问题，是对人的问题”一致。

　　谭延闿也分别电请岳州的范国璋、常德的冯玉祥，请他们自动撤出湘境。同时通电南北，郑重声明：“湘人以驱张为目的，与南北之战无关，湘军仅以收复湘境为止，绝无侵犯邻省之意。”这表示湘省当局希望实现救省愿望而无害于大局。当时南北虽然对垒，实际上南北双方内部都已分裂，自顾不暇，湖南人的驱张目的遂能达到。

　　6月13日，北京政府下令张敬尧着褫职留任。同时任命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吴光新为湖南检阅使。王占元和吴光新都复电拒绝接受这道命令。王的复电有“一国三公”之语；吴的复电说：“言和则无须检阅，言战则有督军，和战两无裨益，请收回成命。”他在电末竟推荐吴佩孚继任湖南督军。

　　北京政府升任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的目的，是鼓励他协助湖南境内北军固守岳州，并且准备进兵收复长沙。王占元是直系三督之一，当然不会接受此一任务。吴光新一直是候补督军，他不肯接受这个变相督军名义的检阅使，因为只要北军夺回长沙，他就坐实是督军，何必要这个空名，还要费力气去打仗呢。虽然如此，吴光新在他被发表湖南检阅使的前一天，就由北京绕道津浦路前往岳州，他绕道的原因是直军在京汉线上，吴佩孚在郑州设立司令部。

　　张敬尧从长沙逃到岳州后，依然故态不改，他手下的残兵败将霸占民房，奸淫抢劫，杀人放火，无法无天。不过张敬尧知道自己没有可能再回攻长沙了，而岳州也非久居之地，躲在洞庭湖上的江犀舰上，也学了吴佩孚自请撤防那一套，请求撤防北归。他的打算是想回徐州仍任苏、鲁、皖、豫四省边防督办。他的请求电报简直有点哀告：“……如不获请，兵士不服约束，惟有孑身隐遁。”北京政府对这个弃职逃走的败军之将，不像以前那么温厚可亲了。19日北京政府派张文生为四省剿匪督办，以阻止张敬尧企图回任，同时以严厉的口吻告诫张：“该革督不得擅离岳州，否则执法以绳！”

　　北京政府责成张敬尧查明战败责任，张敬尧立刻就检举自己的四弟张敬汤临阵退缩，其义子张继忠轻弃衡山，请予以褫夺官勋处分。6月24日北京政府下令：张敬汤、张继忠临阵退缩，均即革职，着该督派员押解来京惩办。并称：“该督业经革职，此次检举，尚能不循亲私，应从宽免议。”

　　6月23日湘军开始向岳州前进，25日占领新墙，张敬尧不待湘军到来，就从岳州逃走，临走前发出宥电，解释为什么放弃岳州，他说：“彼众我寡，非战之罪也。”同时把战败责任推到范国璋和张宗昌身上，怪他们坐视不救，不战先逃。他的电报说：“前清中东之役，西人咸谓非中国与日本战，乃直隶一省与日本战耳。质言之，即文忠（李鸿章）一人与日本战。以今视昔，何以异哉！”徐世昌看到这通电报，拍案大骂：“张勋臣比拟不伦，真是该死东西！”

　　6月30日张敬尧逃到了汉口，北洋政府已发表了要他毋庸留任的命令，他听说继任人吴光新已到汉口，就把湖南督军和省长两颗大印带在身上来见吴，要挟吴索200万元为交印代价。吴光新一口气回绝他说：“你就是不要一个钱，这两件东西我也不要，你还是留着待价而沽吧。”7月1日张敬尧过武昌拜会王占元，自称所部尚有一师一旅约2万人，要求接济军饷，说着竟放声大哭起来，同时双手把督军省长两颗大印也交了出来。北京政府发表吴新田代理第七师师长，收容了张部七八千人。7月6日冯玉祥旅由常德退往鄂西，因此湖南境内便没有北军了。

第167章 张作霖扮演和平先生

　　靳云鹏在直皖局势日趋紧张时便上辞呈，第一次徐世昌批给假十天，第二次又批给假十天，第三次则增加十天，准假20天，20天后又延长十天，可是靳本人辞意甚坚，不待假满即第四次上辞呈。徐世昌则仍以“拖”字来处理内阁问题。

　　直皖的问题已至非经一战不能解决的严重地步，这当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具体地分析当时局势，段祺瑞无徐树铮，就没有那几年的烜赫声势，可是也正因为有一徐树铮而使众矢集于一身，到了直皖决裂的时候，形势已经造成，想摆脱是绝不可能的事，因此唯有一战才能解决。

　　当然，在最后五分钟，各方都尽量寻求一个能避免战争则避免的方案。所以直皖之战前夕，徐世昌还想尽力挽救危局。由参陆办公处于6月7日、14日、18日发电三次，电召曹锟、张作霖、李纯三位巨头到北京来会商。可是李纯首先复电，称病婉辞。曹锟则借口直军吴师回防，须加布置，所以无法分身。18日晚接奉天电报，张作霖已应召入关。19日张作霖抵京，这是北京城的一件大事，所有的要人都到车站迎接，其威风不减三年前他的亲家张勋带兵入京的盛况。安福系为了讨好这位关外王，由曾毓隽负责在奉天会馆大兴土木，粉饰一新，以备作为这位贵宾的行馆。

　　张作霖下车后，表示此次入京有三项目的：（一）为助靳云鹏重任阁揆。（二）为征询和局现况若何。（三）为将来裁兵与废督问题。不过这当然是表面文章。他先谒徐世昌，次访靳云鹏，然后去见段祺瑞。段祺瑞一向态度倨傲，可是这回对待以“和事佬”姿态出现的张作霖，也很和蔼可亲。张对段则十分恭顺。

　　张作霖并未在奉天会馆下榻，而径赴北京的奉军司令部休息，并以司令部为行馆。

　　这一天，徐树铮和安福系的主要人物在曾毓隽私邸举行会议，研究当前局势，大家一致认为张作霖肯到北京来，至少表示奉军不会附从直系，因此直系似乎有所顾忌而不致走向兵戎相见之途，如果能促成张作霖守中立，就不怕和直系一战。所以决定要争取张作霖，当然争取张是需要代价的，于是决定以副总统一席来交换张作霖在直皖冲突中中立。

　　可是张作霖真的心意是什么，他们无法了解，从张不接受曾毓隽的邀请，到奉天会馆下榻，便可以看出他对安福系很冷淡。20日徐树铮去见张，张竟飨以闭门羹。

　　不只此也，张作霖向徐世昌提出解决危局的先决条件是靳云鹏复职和撤换安福系三总长。

　　徐世昌对张作霖说：“仲珊（曹锟号）来了总好谈，请兄赴保定去劝劝他。”张作霖欣然答允。

　　9年6月22日，张作霖偕同李纯的代表江苏督署参谋长何恩溥、陈光远的代表江西督署参谋长李竟成和北方各督代表多人前赴保定，于是时局的重心顿然由北京移到保定。

　　22日保定举行会议，吴佩孚发言最为激烈，经过反复讨论，提出了解决局势的六项条件：（一）解散安福系；（二）撤换安福系的三总长；（三）靳云鹏回任国务总理；（四）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五）撤销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接管辖；（六）徐树铮免职。

　　曹锟和张作霖都觉得条件似乎过于苛刻，因此把第六项徐树铮免职取消，六款改为五款，请张作霖带至北京，与当局磋商。

　　张作霖23日由保定返抵北京，段祺瑞当晚在团河的行馆设晚宴款待，段向张表示：自己并没有政治野心，并不想当副总统，且愿意支持一位可以合作的北京以外的人士担任副总统，这等于暗示可以支持张作霖当副总统。张作霖则表示自己一向服从“督办”的态度。

　　这顿晚餐，开始时的气氛很和谐，于是谈话渐渐引入张作霖保定之行，张便把保定会议的五项条件提了出来，段对于解除徐树铮的兵权，就是撤销边防军一条认为有困难。对于撤换安福系三总长，却可以商量，不过要求保证不要追查交通部和财政部的账目。原来这两部因为支持安福系，所以挪用了许多公款，如果追查起来，麻烦可就大了，所以段表示如果保证继任者不追查这些账目，便可以叫他们辞职下台。这晚上就谈到此为止。

　　此后一连三天，大家在幕后磋商，段很坚持，不肯让步，只是要张去疏通和劝导曹锟让步。

　　26日张作霖忍耐不住了，乃吩咐路局替他预备专车，以便离京，他这一姿态果然把段祺瑞吓住了。27日段亲自到奉军司令部来见张，挽留他不要离京，段表示靳云鹏坚决不肯复任总理，这一来内阁势必改组，全班人马都需要调动，所以安福系三总长自然随之下台，不过新内阁中，至少交通总长要保留，这是讨价还价的意见。

　　张作霖曾和靳云鹏密谈，靳表示自身属于段派，而政局的微妙，使自己置身于极困难地位，因此若再留任国务总理，必无良好结果，因此拜托张作霖不要再挽留他。张了解靳的处境，决心放弃挽留靳任阁揆的努力，因靳的去职，三总长自然也跟靳去职，则这一问题便可解决了。

　　于是内阁问题又集中到新阁揆人选，一致认为周树模组阁的可能性最大。

　　29日，徐世昌邀请段祺瑞和张作霖两人到公府举行会议。就保定会议所提出的五项条件提出折中意见，如安福系三总长退出内阁，徐树铮解除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所部改归陆军部直辖，新内阁由周树模出组，靳云鹏仍担任陆军总长。这一天段说的话很少，也没有对这些问题表示意见。

　　第二天段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先一天在公府会议的情形，徐树铮等这时为了自身生存问题，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不应过分示弱，三总长亦不应退出内阁，最大让步只能接受把西北边防军改归边防督办直辖，徐树铮仍留任西北筹边使。小徐用挑拨的口吻说：“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就是不替督办留余地，而我辈今后也抬不起头来了。”

　　段静听他左右的意见，有时闭目凝思，他是个意气用事的人，听了小徐这番话，立刻把桌子一拍，气鼓鼓地说：“对，我们不能再退一步了。他们欺人太甚。”

　　张作霖听说段态度转趋强硬，便又跑到团河来向段告辞。可是这次段却变了脸，不待张开口便咆哮地说：“吴佩孚区区一师长，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政府威信何在？徐树铮不费一枪一弹收复外蒙，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国家，一定要他去职，分明是给我难堪，太欺负人了。你们一定要他去职，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

　　保定方面听说西北边防军准备改归边防督办直接统辖，认为是换汤不换药，皖系毫无诚意，不止是敷衍，简直是玩弄直系，所以非常愤慨。

　　张作霖本是一个老粗，虽然他粗中有细，智慧特高，可是由他扮演“和事佬”，究竟是用非所长，何况直皖两系的成见已深，双方距离根本无从拉近，他已尽了全力，而且能抓住问题的重心，他了解问题的症结在于“解除徐树铮的兵权”，这不只是直系的愿望，也是奉系的愿望，如果小徐兵权解除，其他条件便容易谈了。可是这却是最难让段祺瑞接受的，当年为了小徐，段不惜和他受恩深重的老长官袁世凯反目，今天自然不会为了对直系让步而牺牲小徐。段的为人刚愎自用，自信自专，这些都是张作霖所了解的。他自己感到调和已不可能，段态度又转强硬，更无法谈得出结果，所以30日他又备车要离北京。

　　这次不是段留他，而是徐世昌留他，徐世昌认为张作霖一走，战争便无可避免，所以再三再四挽留，请张再做最后的努力。不过明眼人已经看出，小徐并没有牺牲自己挽救大局的胸襟，反而从中作梗，安福系更是变本加厉，这样情势，张作霖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挽救了。

　　7月1日保定发表了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如下：

　　直军全体将士致书于边防军、西北军全体将士曰：我辈谊切袍泽，情属手足，谨抒亲爱恳挚之宣言，敬告于明顺逆知大义者，夫同类不相残，同国无义战，千古之铁案也。我祖轩辕氏制兵之始，原为对外之用，北逐荤粥，南驱苗蛮，中原始有此一片干净土。洎乎北伐猃狁，西御氐羌，与匈奴、突厥、金、元、满、蒙角逐中土，无非借我国军，固吾圉也。充国屯田，德裕筹边，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我国边防军、西北军之设制，为对外御侮之嚆矢，凡属袍泽，畴不以手加额，踊跃三百，边防有托，西北无忧矣。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凭借西北，讨伐西南，直视我堂堂国军，桓桓武士为一家之鹰犬。在昔专制时代，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西南各省同隶版图，既无卖国媚外之罪，又焉有侵凌讨伐之理。矧共和国军，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并非欲萁豆之煎，军阀偏欲表鹬蚌之持，剥我人民脂膏，以重苦吾民，耗我国家饷糈，以疲困吾民。我国民何负于军人，我军人更何仇于国家。天良未泯，浩气犹存，既非至愚，终当觉悟。孰甘为少数私人作牛马哉？亚圣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凡我军人动作，均应以对外为主旨，以民意为依归。是在我军人有觉悟心，尤贵我军人有辨识力。彼野心私利之徒，动辄曰服从命令，拥护中央。试问此项征讨命令，是否出于元首本心？即令出自元首，是否本于真正民意。为治命耶？为乱命耶？稍有常识者类能辨之。挟天子以令诸侯，久为权奸之惯技。安福系跳梁跋扈，而指挥安福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人。我昂藏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使耶？彼安福系以路矿抵押外人，屈膝借债，豢养国军以残害同胞。我国军不乏忠义之士，明达之人，孰肯为一党一系效死命哉。上年鲁案发生，我国军有协力对外之热忱。借债发饷，我国军有不受外饷之义愤。全国军人，闻风兴起。……全国本属一家，焉有南北之界？北洋原系一体，何有皖直之分？国军同仇对外，又安有芥蒂之嫌？边防军创边防之基础，西北军开西北之宏图。我同胞方且崇拜之，敬仰之不暇，更焉有水火虞邪？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祸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挟带恶感，及并峙对敌行为。乃彼少数奸人，自知无立足之地，故为捏造流言，怂恿当道，不曰与合肥督办为难，即曰与边防军西北军构怨，是等无意识之谰言，希图妄施离间。我亲爱友军必不为其稍动。此后凡我军人，遐迩一体，披肝沥胆，敌忾同仇，耿耿此心，可对天日。外御其侮，内息阋墙，堂堂男儿，绝不坠其收买离间术中。……我边防军暨西北同袍果有能先我着鞭，驱除徐树铮，解散安福系，以顺人心，而慰民望者，则既可建拥护元首之大勋，更可全维持合肥之令名。非但所以爱元首爱合肥，亦即所以爱国家爱人民也。直军愿执鞭弭以从其后。他日历史增荣，俾直军得附边防军与西北军之骥尾，则荣幸多矣。袍泽志士，盍兴乎来！直军全体将士敬告。

第168章 直皖两系正式翻脸

　　9年7月2日徐世昌正式下令批准靳云鹏辞职，靳在请假期间，国务总理是由萨镇冰代理。靳辞职后，亦竭力推荐周树模组阁，自己愿意担任陆军总长。靳的坚决求去，是因为安福系三总长遇事和他作对，而在直皖两系摩拳擦掌，跃跃欲战的局势中，他感到左右做人难，更怕皖系以叛徒名之，所以他急于求去。他之所以愿意退居陆军总长地位，是怕他不做，小徐便乘机攫去，他和徐树铮同名列段手下的四大金刚，可是两人却势同水火。

　　北京虽忙于新阁问题，而保定关心的却是小徐解职的问题，张作霖与曹锟里应外合地催促罢免徐树铮。吴佩孚宣称非取消筹边使不可，如有反对，决先解散国会，盛传吴军已开抵长辛店。

　　7月4日，徐世昌在总统府举行特别会议，参陆处员均到，会议结果，对西北军决用部令改归部辖。西北军司令部即撤销。徐树铮开去筹边使，改任将军，遗缺由李垣署理。散会后即由总统府拟定命令共有三项：

　　（一）特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

　　（二）徐树铮应即开去西北筹边使，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着李垣暂行署理。

　　（三）西北边防总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部由陆军部接收。

　　这些命令，徐世昌认为是根据29日徐段张三巨头会谈时所决定的，当时段在会谈时并未表示反对，可是段祺瑞则认为他在会谈中没有同意这个决定，段认为徐世昌是自己扶起来的傀儡，现在竟依靠“地方藩镇”势力而自专自行。对于徐树铮的处置不经辞职而予免职是不给面子，也不顾及段的颜面，所以命令发表时，段在团河大怒大骂。

　　靳云鹏辞职获准后，依法阁员应随总理同进退，所以代理总理萨镇冰主张连带辞职，可是安福系的三位总长都出而反对，相约不提辞呈。当总统准靳氏辞职时，即打算提名周树模为国务总理，咨请同意案送至国会，而安福系的国会议员则相约以不开会抵制，以阻止周树模的提名。

　　迨徐世昌不待徐树铮自请辞职而予以更调，段为之震怒，安福系议员更形愤激。

　　7月5日段祺瑞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边防军下级军官联名上书请求说明开拔地点和作战任务。段向他们做了一次简短训话，鼓励他们奋勇作战，如果这一战不能打胜，不但他个人失败，边防军也一定不能存在，全体官兵的命运均将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