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内,参谋、陆军、海军等都组织了“索薪团”,他们曾发表通电,请求救助饥寒。将军府的将军们也请求给资遣散。其他公务员更是一片哀泣,一时北京各部有“灾官”之称。北京的教职员也组成了“同盟罢工”,大专八校学生则掀起了“读书运动”。
屋漏更遭连夜雨,10年2月4日,外蒙第二次宣布独立。在外蒙驻军的褚其祥旅、高在田团突围退出库伦。北京政府希望张作霖派兵“援库”,张作霖表示因为积欠军饷而不肯出兵。后来北京方面拼凑了一笔军饷拨给张,张还是按兵不动。
直奉两系合作并不坚固,皖系倒了以后,直奉两系便貌合神离,尤其是争夺地盘问题上。开始是抢江苏,李纯死后,张作霖竭力保荐他的儿女亲家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长江本属直系势力范围,当然不肯让出,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地方人士也不喜欢这辫子将军。张作霖又改推张勋为察、热、绥巡阅使,并保荐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想把西北地区并入“东北王国”。热河都统姜桂题是淮军老将,他和徐世昌是老朋友,徐当然要替老朋友保留面子。10年1月26日北京政府任命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以敷衍张作霖,张勋听了大发脾气,跳起脚来骂北京政府开他的玩笑。
直奉两系最短兵相接的是特赦安福系政治犯问题。张作霖竭力拉拢皖系和安福系的残余势力,首先保释了段芝贵,直系大为不满。
在这个时候,直奉两系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调整,可能就会兵戎相见了。
造成“穷”的原因很多,最明显而直接的,是军费开支浩大。因此自袁世凯去世后的北京政府,每一个当政者都强调“裁兵”,可是没有一个办得到的。但靳云鹏却大为吹嘘,说是在他的任内做到了“裁兵”,他举出实际数目,如边防军、西北边防军、第十一、十五两师以及张敬尧、吴光新、张宗昌等军队,合计达20万人。事实是不是如此呢?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原来这些军队都是在战场上战败而被裁的军队,并不是靳在计划中的裁减。
相反的,战胜一方所扩充的军队,大大地超过了战败被裁的军队,所以实际上全国军队的数量,较之战前更有增无减。
靳的裁兵计划是:各省按现有兵额一律裁减二成。全国兵额规定为39个师、10个旅。靳写信给曹张二人说:截至10年2月止,到期应还外债达1.5亿元,各省军队纷纷索饷,实在无力应付。在这封信上也谈到援库问题,靳认为:“苟有一旅节制之师,便可扫荡,不能据为不宜裁兵之理由。”他最后还郑重地表示自己的去留决定在这件裁兵工作上,如果裁兵不能成功,自己便将挂冠。
直系的曹锟、奉系的张作霖两位巨头对裁兵问题都表示了意见,曹锟方面说:如果东三省办得到,直隶也可以办到。张作霖前说:如果先发清欠饷,东三省当然办得到。
张的条件,正是北京政府无法做到的。
为了限制各省浮报兵额,参陆办公处颁布了一条新军律,凡克扣军饷,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处死刑。凡采办军火而从中渔利者,也一律处以死刑。其实凡是军阀,谁不克扣军饷,谁不在采办军火项内渔利,这两条法律也是形同虚设。
10年初,湘军尚未援鄂驱王,王占元竟成为南北之间一个红人,由于江苏督军李纯突然死去,而湖北地当南北的要冲,他和湖南的赵恒惕、四川的刘湘都很融洽,川湘都有依赖湖北的地方,因此他不时向北京政府报告他的善邻政策有了成就,拉拢某人已获成功,某省不久即可取消自治,与四川湖南互不侵犯等等。北京政府正在殷切地盼望全国统一,以便早日向外国借款,所以王占元这些消息是最受欢迎的。北京希望透过湖北拆散西南,孤立孙中山,所以发表王占元为“壮威上将军”和“两湖巡阅使”,使他继李纯之后而成为长江三督之领袖,俨然成为一个大军阀了。
靳云鹏邀请曹锟、张作霖到天津开会,王占元变成了第三名被邀请的巨头。
靳云鹏殷切要求曹张能到北京来共同商量许多实际问题,可是曹张知道到北京去也逼不出军饷,同时又怕面对面地讨论裁兵问题,以及援库问题。因此他们不敢到北京来。可是经不起靳云鹏的再三邀请,由京汉、京奉两路局挂出专车分赴保定迎曹,沈阳迎张。
4月15日张作霖到了天津,16日曹锟也赶到,靳云鹏遂于18日赶到天津,王占元则因河南发生战事,京汉路中阻,没有及时赶到。张作霖这次入关,随员中有袁金恺、金梁、商衍瀛、谈国桓一批复辟派,到了天津又去张园晋见废帝溥仪,加上他正竭力推荐张勋东山再起,还有逊清端王载漪也在北京出现,这些事连贯起来,北京城内外都说胡帅(指张作霖)将继辫帅(指张勋)复辟。张作霖听到这个谣言正式通电予以否认。
曹、张两巨头会晤时,张拉着曹的手,亲切地叫“三哥”,又诉说吴佩孚的不是,认为吴有野心。当吴建议第三师退驻洛阳,奉军退回关外,均不过问政治时,张向曹说:“三哥,子玉今天一个建议,明天一个主张,太出风头了。”又说:“三哥,你是顾亲戚呢?还是顾部下呢?”又说:“我是拥护你的,只要你不偏心。”
4月25日王占元到天津,北洋巨头会议就在4月25日开始,这次会议被称四巨头会议。这次会议和以前的督军团会议不同,督军团会议是军阀们向北京政府示威或是唱对台戏,现在的会议主角曹锟和张作霖事实上就是北京政府的主人,所以这次会议主要在曹张协调到什么程度,靳云鹏是等待他们的结果,以加强内阁力量,而王占元不过是忝邀列席,无足轻重。
会议地点在天津曹家花园。发言最多的是张作霖,他主张帮助桂系对付孙中山(当时桂系尚未垮),又建议任命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因为他的旧部安武军尚有2万人在江苏、安徽两省,正可用这支武力去“讨伐”南方,即由张勋统率。曹锟不便正面反对,于是提出“援库”问题,认为外蒙古问题应先解决,建议派张勋为“援库总司令”。张表示反对,实际上,张作霖希望奉派的势力伸展到长江,而曹锟认为长江是直系势力范围,所以竭力防御。
正式会谈是4月27日和28日两天。27日决定由北方军人联名发出通电谴责孙中山,列名的是: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陆荣廷、谭浩明、陈光远、卢永祥、齐燮元、田中玉、赵倜、张文生、李厚基、阎锡山、孙烈臣、吴俊升、蔡成勋、杨增新、陈树藩、姜桂题、张景惠、马福祥、吴佩孚、何丰林,各省省长也被拉入,这个电报斥责广东选举总统,破坏统一。文中没有提到“讨伐”,而事后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都宣称事前不知,亦未同意列名,大为不满。
巨头会议在讨论到钱的问题上,就不愉快了,中国俗话说“谈钱伤感情”,正是这个道理。
28日的会议中讨论财政问题,列席会议的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四弟)埋怨内阁在分配军费上不够公平,因为直军欠饷已逾半年,而奉军欠饷不过两个月,却借口“援库”领到了200万元和开拔费100万元,直军在这一期间只领到50万元。曹锐的话还没说完,靳云鹏就插嘴说:“四哥,你真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现在各省的国税都被扣留,还伸出手来向中央索饷,你来当当这个家试试,真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呵!”曹锐一听,大为光火,叫着说:“你当不了家就不当。”靳也站起身来说:“我根本不要干,可是你没有资格说这句话。”曹锐抓了会议桌上的茶杯往靳身上一扔,恶声说:“你滚蛋好了。”这一来靳也跳着脚大声嚷着说:“我不干,我不干,我若再干这倒霉总理,就是王八蛋。”张作霖看见这个乱糟糟的局面,连连跺脚摇头说:“糟了,糟了,赶快给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王占元急得团团转,这边作个揖,那边打个拱,苦苦劝大家冷静,不要伤了和气。
然而,靳云鹏怎下得了台,他挂长途电话到北京,叫内阁替他预备辞呈,同时把内务总长张志潭、农商总长王乃斌叫到天津来,准备办理移交,并把家眷接到天津来以示决心。
天津巨头会议爆出了大新闻,全国为之哗然,外间以讹传讹,竟说靳、曹两人大打出手,曹且拔出手枪来威胁靳。谣言是不胫而走,于是曹、张两人联名打电报到北京,请求查禁谣言,指责谣言在挑拨离间。徐世昌复电照办。
29日张作霖、王占元摆下“和事酒”,请靳和曹家兄弟,靳云鹏、曹锟都到了,曹锐仍负气不参加。当天曹锟、张作霖、王占元三个联名发出了一个拥护内阁的电报,一场暴风雨才算过去,而靳云鹏的颜面也算争了回来,便不再提辞职了。
巨头会议改变方式,从会议桌上下来,改为叉麻将、叫堂差、听京戏,饮酒作乐,征歌选色,这样才恢复了一片“祥和”之气。
他们的麻将打得很大,输赢动辄数十万,大输家总是靳云鹏,他打的是“政治麻将”,逢迎两位“婆婆”,好在这笔钱不会是他自己掏腰包,只是在总理交际费项下开支。同时还由财政部拨出30万元为大随员“吃喝嫖赌”。
这一着满生效,大帅们不好意思再谈索饷了。
巨头们从轻松气氛中谈问题,比第一二天好谈多了。
(一)关于国会问题,曹、张、王三人联名通电北方各省提前办理国会议员选举,并且疏通卢永祥,请他们不要反对。
(二)关于“援库”问题,奉系担任前方,直军担任策应。
(三)关于“裁兵”问题,暂时搁下不提。
(四)关于“欠饷”问题,也暂时搁置。
(五)关于和平统一问题,由王占元负主要责任,曹锟从旁协助。
最妙的是在谈援库问题时,曹、张两人都不大则声,王占元却自告奋勇,表示湖北愿出兵两师。原来他想把在湖北反对他的第七、第八两师调走,以除心腹之患。在谈“裁兵”问题时,他吹嘘自己消灭了吴光新、张敬尧的军队,还有鄂西民兵约六七万人,他认为这是他的成绩。
徐世昌一人在北京,不胜寂寞,他以总统之尊,不便到天津来移樽就教,但又怕巨头们把他冷落,所以一再电邀曹、张、王三位到北京聚晤。
5月5日,四位巨头分别乘专车到了北京。当天晚上徐世昌在居仁堂设有盛宴欢迎。吴佩孚斯人寂寞,飘然乘车到郑州,下榻华商旅馆,向记者表示:“这次战争是一件痛心的事。”
10年5月14日第三任靳阁组成,内阁名单如下:
内阁总理靳云鹏(蝉联)
外交总长颜惠庆(蝉联)
内务总长齐耀珊(新任)
财政总长李士伟(新任)
陆军总长蔡成勋(新任)
海军总长李鼎新(新任)
农商总长王乃斌(蝉联)
司法总长董康(蝉联)
教育总长范源濂(蝉联)
交通总长张志潭(原任内务总长)
财长李士伟迄未到职,由次长潘复代理。教长范源濂也因教育经费无着而未到任,由次长马邻翼代理。
第三任靳内阁便是根据天津会议改组成立的。靳云鹏召集天津会议的目的就是这一点,现在总算完成了。
可是巨头会议最具体的问题,是直奉两系势力分配的问题。直系提出以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为河南督军,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奉系当然反对,因为奉系一直要把西北划入东北势力范围,所以张作霖提出以奉军司令许兰洲为陕西督军。曹锟没有正面反对,却推出王占元来反对,王占元因为和陈树藩具有陕鄂联防关系,所以反对陕西易督。后来曹、张两巨头私下妥协,调陈树藩为祥威将军,以阎相文继任陕督,这项任命于5月25日发表。5月30日发表张作霖任蒙疆经略使,辖区包括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区。王占元只得到勋一位。不过驻扎湖北的第七师和第二十师都被阎相文带走了。
王占元是和张作霖同受勋一位,张学良得了勋五位,徐世昌于5月10日在怀仁堂举行授勋仪式。
5月下旬,曹、张、王三人先后离开北京,巨头会议曲终人散。在这次会议中,王占元虽是直系,却暗中向奉系靠拢,河南督军赵倜也因利害关系和奉系接近。王占元靠向奉系,使他回到湖北后,发生了湘军援鄂,因而造成吴佩孚乘机取鄂的导火线。
靳云鹏第三任内阁财政总长李士伟被遴选为财政总长是与借款问题有关联。
原来日本在寺内内阁所经手的对华借款,抵押品都很不可靠,由于国际局势的演变,日本已经不能单独控制中国,因此日本政府便派遣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莫次郎到北京来整理中国债务。
小野到了中国之后,俨然一个债主身份,研究如何保全债权,他认为北京政府在目前是没有能力来偿付到期的外债,这当然是事实,因为当时北京政府还想再举外债,岂有还债能力。于是小野便提出一个“用新债还旧债”的办法。
怎样用新债还旧债呢?就是把本年度到期的日本借款,连本带利算下来一共合多少,作为新的借款,借期一年,利息按月一分,签订新约,并以盐税、烟酒税、关税为抵押品。
北京政府当然不肯,小野于是用诈骗的手段表示:如果这个问题取得协议,日本对北京政府就还可以继续提供借款,日本停止付出的参战借款,早已提存于中华汇业银行,日方将这笔款项提出,并凑足二三千万元作为对华新借款。
小野为日本打算是对的,把一笔没有可靠担保品的债款,变成了有确实可靠的担保、有期限可以偿还的债款,让中国以新债偿旧债,以债养债。
这时候,奔走这件事的,还是新交通系的曹汝霖和陆宗舆,不过他们不敢出面,就找到和奉系有关的另一位新交通系人物张弧为替身,捧他出来担任财政总长,以便进行这笔借款,不料事机不密,消息走漏,中外为之哗然,旧交通系所控制的中国银行团也大为反对,因此张弧也裹足不前了。
李士伟就是张弧找出来的,他和奉系及新交通系小有渊源,担任中日实业公司的理事长,提起中日实业公司,也是很有来头的,它是日本财阀涩泽、三井、大仓合伙开设的。由于李士伟有日本财阀集团为背景使他出任财长,便受各方的反对,因此他也不敢就职。财政部的事务便一直由次长潘复代理。
潘复也是北洋时代一个长袖善舞的人物,他周旋于各大军阀之间,没有鲜明的代表性,成为北京政坛一个不倒翁,而且颇受军阀们喜爱。据说他最擅长的是打麻将和逛八大胡同,他的麻将对大军阀能屈能伸,要谁赢就可以使谁赢。
以债养债,用新债还旧债就是当时北京政府财政的特色。
第173章 唐继尧出亡广州
云南省是护国讨袁的首义地区,护国军的主力几乎全是滇军。当时护国军分为三路:一军由蔡锷率领出四川;一军由李烈钧率领经贵州向湖南和两广发展;一军由唐继尧领导,在云南坐镇。
护国讨袁战争期间的军费全部出在云南。云南本是一个协饷省份,不用兵时还要靠中央协饷,护国期间为了大敌当前,军事第一,全省出兵出饷,悉索敝赋。但是讨袁战争结束后,军饷问题并没有解决,加以蔡锷去世,少了一个强有力的发言人,于是省外的滇军变成了孤军。蔡锷留在四川的军队起先由罗佩金统率,后来便由顾品珍统率。四川的将领都反对滇军在四川驻防,因此护国之后五年间,川军一直对留川的滇军采取敌对态度和不断的攻击。滇军在川日久,也有回乡之心,于是发生了民国10年顾品珍率军由四川回云南夺取唐继尧帅印的一幕。
在四川的滇军由顾品珍率领从四川退出,其情形虽然不像粤军回粤,可是他们自然是要找出路。老实说,云南在护国倒袁时期,扩充军队太快。袁死后,这些部队没有妥善地安置,一支留在四川,一支留在广东。人们或许以为唐继尧有野心,想霸占四川,其实这些军队在外,唐也不一定能够控制,不过唐总希望他们在省外发展,不要回云南,因为回云南,云南在财力上养不起这么多的兵,同时有兵在手的将领们,说翻脸就很危险。顾品珍的滇军撤出四川后回到云南就是一个例子。
滇军退出四川时,有900万元军饷未发,这是滇督唐继尧的责任,唐曾请求广州政府接济,但孙中山在穗一样是很拮据,所以无力为助。唐于是和美国商人代表安迪生接洽,准许美商组织明兴公司,在云南采矿,交换条件是美商先垫借200万元,并赠唐本人干股200万元。这个消息传出后,云南省内外的人士一致反对,美商为此不敢投资,唐继尧筹款发饷的计划便无法实现。
当时云南内外对唐继尧有一种潜伏性的反感,因为唐宠信他的堂弟继虞,唐继虞原名继禹,绰号唐三瞎子,曾私运烟土到上海被通缉而改名。云南人叫他唐三,唐继尧对他言听计从,曾拟让予省长一职,因部下反对才改派秘书长周钟岳为省长,但唐三仍任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昆明卫戍司令等职,权倾一时,使滇军颇为不满。
从四川退下来的滇军军长顾品珍取道毕节进抵宣威,外间便传出顾要取昆明,夺帅印。唐也风闻军心不稳,乃派省长周钟岳到宣威,拟请顾品珍担任东防督办,划出云南迤东为顾的防地,并且答应迅速发饷以安军心。当周传达这个意见给顾后,顾立刻表示接受,同时发出通电声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所谓进军昆明完全是谣言。
唐的安抚政策并没有收效,因为欠饷没有发下,军心仍然摇动,因此谣言还是沸腾起来。
10年1月29日,叶荃(原护国第五军军长)所属靖国联军第八军之一部在云南寻甸、宜良发生闹饷风潮,准备进攻昆明,唐继尧派兵前往镇压。2月5日省军战胜了叶部,把被俘的叛军官就地枪决。然而因为唐的军队调出了昆明,城防空虚,使在宣威的顾军得以乘虚而入。2月7日顾率军向昆明疾进,抵达距昆明只有一百里的杨林,唐不觉手忙脚乱,已无可靠的部队拒顾,只好再派周钟岳前往杨林欢迎顾军入城。
7日这天,唐宣布裁撤靖国联军总司令部,在富滇银行提出现款50万元,连同私人细软移往车站,准备出走。
2月8日,是旧历元旦,唐继尧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昆明,由他的佽飞军大队长龙云的护送下,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前往迤南。龙云后来成为唐继尧的继承人,统治云南达18年,他也是昭通县人,字紫丞,后来号志舟,出身彝族。他们的彝寨名叫金河,少年时他在彝寨中就学习枪棒和拳术,精通内功,辛亥革命后他和卢汉得谢汝翼的介绍,进入了云南讲武堂,由于学科术科都名列前茅,所以被唐继尧所赏识,把他分派在唐的卫队“佽飞军”中担任小队长。佽飞军是个特别名称,出典于汉代,汉代以佽飞为武官的官名,据说佽飞是古时候最有名的勇士,汉代便以此为武官官名,唐继尧把他特别挑选的卫队编为佽飞军。龙云当了佽飞军小队长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可是有一天机会来了,昆明忽然出现了一个法国籍的江湖奇士,自称力大无比,在昆明摆了擂台,一连几天,击败了上台挑战的好手,得意洋洋地用洋泾浜国语说他是天下无敌。恰巧这天是假期,龙云和卢汉都放假下了五华山,听说法国大力士摆擂台,便相率前往观看。看到法国大力士那副目空一切的样子,大为不满,龙云是个血性男儿,于是一扬声,愿向大力士挑战,从容地迈步登台。大力士一看,来的人个子不高,身子不壮,言不出众,貌不惊人,便存七分轻视。可是龙云却一脸严肃之态,一拱手说声请,要对方出拳,大力士不忍心先动手,可是洋人多不懂礼貌,待了一会不见龙云出拳,便对准他的鼻梁一拳,怎知龙云在让拳时已运足了内功,见对方一拳打出,就用右臂轻轻一抬把大力士的来拳挡开,说时迟那时快,龙云的右腿已是一个扫堂腿就把大力士扫出了擂台。两人交手还不到一分钟,大力士便被击倒了。台上台下一片喝彩,观战的人觉得龙云替中国人出了一口气,都热烈鼓掌欢呼,从此龙云便成了昆明家喻户晓的英雄。他虽然出身彝族,可是对唐继尧非常忠心,而且肯读中国古书,悟性很高,慢慢地自以为是中国正统儒家传统的保卫者。
唐继尧获知龙云打擂台一事,知道他武功绝伦,于是提升他为佽飞军大队长,大队长的地位相当于今日的团长级。
唐继尧离开昆明后,顾品珍于9日率军进入昆明接任云南总司令。以前滇军将领邓泰中等通电讨唐,顾品珍未曾参加,他对唐仍有礼貌,所以发出通电说:“唐公暨葵赓(唐继虞)司令联翩高蹈,挽留不及,甚为歉然。并派专员驰赴河口祖饯欢送,以表寸心。”
顾品珍进入昆明后,尽量让昆明的一切和唐在时一样,因此除了唐继尧、唐继虞、张维翰、龙云等出走外,其他均没有更动,省长还是周钟岳。周字惺甫,是云南鹤庆人,最早时候是蔡锷的秘书,此人是云南的不倒翁,蔡死后,唐重用他,唐去顾来,也要挽留他,后来唐回滇,他一样受唐眷顾,唐死后龙云主滇,他仍是云南的元老。抗战时代表云南到中央任内政部长,又升任考试院副院长,他为人和蔼可亲,在政治上没有成见,没有敌人,因此各方都尊重他。
和周性格极端相反的,也是蔡锷的好友,护国时担任蔡的秘书,是革命元老丁石生。他自蔡去世后,即不愿任公职,一直住在昆明,代表孙中山联络唐继尧,并担任云南青年会会长,从事宗教运动。他和唐继尧也是老友,同在日本缔交,但他不满意唐的割据自雄作风,劝唐拥护孙中山献身革命工作。唐不重视丁的意见,唐时常说:“丁石生不是我的朋友,他是孙中山的信徒,蔡松坡的生死之交。”顾品珍进军昆明,他和丁在护国时于役四川,同隶蔡下,因此一入昆明就命他的亲密战友金汉鼎去找丁,敦促丁出任昆明市政督办(就等于今天的昆明市长)。可是丁毅然拒绝,他反对以兵力夺取地盘的作风,他率直地对顾说:“这就是军阀行为,将来历史上会不原谅你们的。”他又说:“松坡从没有想当督军的意思,他薄湘督而不为,弃川督如敝屣,你们是松坡的袍泽,应该光大松坡的遗志。”顾品珍和金汉鼎都知道丁的脾气,因为他们知道丁这指责不是政治上的偏袒,唐继尧在滇时,他一样指责唐。
顾品珍逐走唐继尧后,北京政府大为兴奋,认为顾一向和政学系有联系,政学系已投靠北方,顾自然也会“内附”。然而顾在这方面却接受了丁石生的建议,拥护在广州的孙中山。
顾品珍未进昆明前,昆明发生了一段插曲,那是在叶荃起兵倒唐时,唐一方面派兵讨叶,一方面命令副官长李玉昆派遣四名低级军官四出从事谍察工作,四名之中有一位是后来继龙云而担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卢汉被派侦察由四川撤回的滇军动向,怎知他竟没有前往,他说:“妈特皮(这是卢汉的口头语),有什么可以侦察的,我还不如在家抽大烟。”那时他住在五华山后面,其他三位都完成了谍察任务,回报李玉昆,就是少了卢汉。有人告诉李玉昆说,卢汉躺在家中烧烟,李亲自去看,果然不差,大为光火,立即报告唐继尧。唐赫然震怒,手令交军法处严办。当时任军法处长的是张维翰,接到唐手令时,卢刚押到,张不敢怠慢,立即侦讯,卢表示是自己疏懒,贻误军机,罪该万死,请求宽贷。张维翰平素和龙云、卢汉都很熟,同在唐下面供职,如今卢为阶下囚,不免同情,因此代向联帅(当时大家都称唐继尧为联帅,因他是靖国联军总司令)说情。唐还在震怒中,下令非关卢汉一个时期不可,于是卢就被送往看守所拘禁。
这事才过了几天,顾品珍的军队已到了杨林,唐继尧因为自己的军队调去讨伐叶荃,一时抽不回来,所以只好派省长周钟岳去和顾品珍接触,唐要周对顾说,自己愿意高蹈,把昆明交给顾品珍。周抵板桥,顾品珍已率军开至,就在板桥停了下来。周顾倾谈了昆明情形,以及唐的态度,顾决定农历正月初一开入昆明。周钟岳乃把和顾所谈种种,用电话报告唐继尧,这是除夕下午的事。唐接到周的电话后,立刻召集亲信幕僚,秘书长由夔举(由云龙)、秘书白之瀚、军法处长张维翰和唐继虞等,宣布当晚离开昆明,不愿见顾军进入昆明。与会人士俱愿追随联帅出走,唐当时的打算是经滇越路由海防去香港,广州方面如果表示欢迎就去广州一行,如不欢迎就去日本,然后赴欧洲访问,以培养国际声望。
当天午夜12时,唐率亲信和内眷挂了两节花车离昆,一节花车是唐的内眷乘坐,一节花车是唐和幕僚乘坐。张维翰在启程前先赴军法处做一个交代,命令留守的人代理处务,并命令军法官到看守所去开释卢汉。这时看守所已有风声,获知唐联帅下野出走,所以看守所门才打开,被关禁的人员便一拥而出,卢汉是第一个走出监门的。
唐的专车在初一到达蒙自,龙云率领他的佽飞军(已编为第十四团)在车站迎候,龙并向唐报告,部下闻悉唐公下野,全军悲愤,愿追随唐公反攻昆明。
唐继尧抵蒙自,即驻节师部,地方士绅因唐联帅莅蒙恰逢正月初一,于是送上一桌酒席,有著名的蒙自饵。其他随员则由当地士绅宴请共度农历新年,唐等在出亡的第一站得到无上的礼遇,心中颇多感触。晚间,唐特召集当地驻军全体官兵训话,官兵们表示愿随联帅赴天涯海角,唐极为感动,乃告以自己一行将经越南去香港,越南属法,香港属英,军队如果同行,则将缴械,自己半生戎马,今日出亡,雅不愿见自己军队为外国军人缴械,所以希望弟兄们能在龙团长领导下团结一致,听候命令,本人无论将来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忘记了弟兄们。
正月初二唐离蒙自继续旅途,当天抵达越南边境老街,法军驻军列队在车站以军礼欢迎,唐未下车,火车径开河内,越南的法国总督特派参谋长至车站迎迓。唐等一行下榻河内大酒店,法国总督拟挽留唐等在河内小作逗留,唐辞谢,第二天即去海防,刚好赶上法国轮船,即搭船去香港。
唐联帅出亡赴香港的消息,是当时的一个大新闻,所以引起多方的瞩目,广州方面也非常重视,至于唐本人的打算如何,更是他个人极大的考虑。唐自从辛亥革命起,就是西南的实力派,他的影响力及于云南、贵州、四川。5年护国讨袁成功后,使他的功业声名达于最高峰,他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使时局受其影响。可是6年起,他在四川和贵州都受到顿挫,四川军人一直集中力量要把滇军驱逐出川,而在川在粤的滇军事实上也不完全服从他的命令,他虽然担任西南军政府的三巨头之一(孙中山、岑春煊和唐继尧),事实上也不过挂名而已。从民国6年到9年,他只不过是云南王,割据一方的一个军阀。
到了四川的滇军撤回云南,唐继尧就为之手足无措,最后且被自己的部下赶走,实在太可笑了。这也看出唐继尧的局面有限,因为以他的威望和权力,护国以后他就应该在云南充裕财源,从事建设,并且把军队训练得更坚强,因为云南偏僻一方,没有卷入北方和南方的大混乱,正是闭关自守,生聚教训的大好时机,唐却轻轻易易地坐失这个好机会。最后则是因为军费无着,驱迫自己的部下倒戈,而使自己在除夕晚上狼狈出奔,真可说是太可惜了。
所以,唐这次出走,对他是一生中最惨重的打击,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教训,他在旅途中对他的未来自然做极慎重的选择。
他的初步目标是广州。
唐继尧有一个代表派在上海名叫李小川,和张维翰同乡也是云南大关人,曾在日本留学,和蒋方震、蔡锷、唐继尧都很莫逆,担任过云南讲武堂的总办,唐继虞便是他的学生,他也认识孙中山。蔡锷在四川病重时,他陪蒋方震去探视,然后随侍蔡锷到日本就医,蔡殁后他又和蒋方震扶蔡柩回国,以后便一直代表唐继尧驻在上海。
顾品珍回滇,唐下野出走,李小川刚好由上海去香港,搭乘太古公司的广东轮,与汪兆铭和张继同船。海洋上的夜晚,他们三人在甲板上谈天谈地,张继主张李小川劝唐继尧出国“养望”,不必去广州做军政府的“空头”总裁。他说:“现在的军政府只是广东省的军政府,迫切需要团结滇、川、黔、湘四省,才能发挥作用。不幸因颂云(程潜)的关系,我们已失去湖南,蓂赓(唐继尧)现在和川、滇、黔关系都搞坏了,如果到了广州,势必因蓂赓一人的关系而使川、滇、黔都离开了先生(指孙中山),这对大局无益,对蓂赓也不利。”
李小川不同意张继的意见,他说:“如果中山先生因为蓂赓垮台而拒绝与唐合作,就不是中山先生了,何况蓂赓今天并未倒下来,他仍然有潜势力,如果中山先生和国民党能在这个时候拉拢蓂赓,扶植他重整旗鼓,他今后必然会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共图革命大业。”
汪兆铭赞成李小川的意见,他们抵香港后,便同去广州谒见孙中山。孙中山见到他们三人只殷殷问及长江一带情况,忘了李小川是唐继尧的代表,李不得已,只好把话题往云南带,带到唐继尧下野,以及将到香港,请孙中山表示一点看法,孙中山只淡淡地说:“蓂赓从来就不服从我,他有权有势时总是和我相左,现在会服从我吗?”李小川乃解释唐的个性,认为唐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并非不服从孙中山,如今受了顿挫,对一个自视甚高且从来未受过挫折的人,是一个好教训……。他说到此,孙中山已不耐烦,就站了起来,大声地说:“革命工作不能靠自以为是的军人做基础,如果军人们不能先进行政治教育,就无法贯彻革命。这些年来我吃够了军人们的苦头,我告诉你们,我现在要北伐,要选举总统,我已命令陈炯明在一个月内筹足北伐的军费二百万元。如果他故意推延,我就拿对待莫荣新的方法对付他,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会用大炮来打倒这些不听命令的军人。”
孙中山很少有这种激动,这是因为过去一直是扶植陈炯明,而陈炯明又不听命令,所以气到了极点,现在借题发挥而已。同时孙中山痛感革命工作无法依赖军阀,过去吸收军阀参加革命,只是便宜了他们,用革命为名,吞吃革命的成果,不止无利于革命事业,而且还有极大的损害。孙中山不是对唐的穷无所归拒绝,而是从革命事业的观点来讨论革命伙伴需要哪一类人。
李小川看到孙中山很愤激,就待孙中山平静下来后才徐徐地发言,他说:“蓂赓年纪还轻,如果先生能爱护他,培植他,他是可以作为一个革命的好干部。他虽然下野,可是还有好几旅的兵力留在云南。”于是他把云南的局势做了一个分析。原来顾品珍这次率军回滇,主要是受了李根源的策动。李根源虽然也是云南人,而且曾在云南主持讲武堂,门生子弟遍布云南军队中,可是他一直在省外打天下,他做过陕西省长,办过韶关讲武堂。他当然也有野心夺取云南,他加入了政学系,在岑春煊之下已成政学系的巨头,可是为了争取在粤的滇军领导权而和唐继尧、李烈钧反目。李根源既然有野心回云南,就煽动驻川的滇军,不断派人游说顾品珍,信使往还络绎于途。顾品珍在四川虽然受到四川军人的联合攻击,可是在他的防区内,和川人相处却很融洽,川人且为顾修塑铜像。他本没有意思回云南夺帅印,经不起李根源的怂恿,才率军回滇。在李根源认为,顾品珍声望不够,他部下的旅长、团长如金汉鼎、杨希闵、朱德等都是云南讲武堂毕业,是李根源的学生,他们回到云南后,一定是敦请他回滇做督军兼省长。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一来是军人们已经得到天下,谁愿请一个大老板来。何况这时候,政学系已声望大降,它依附在桂系下面,桂系也一蹶不振,抱头鼠窜地退回广西,政治是现实的,顾品珍这时候自然不会投奔桂系,更不会随桂系之后投靠北京政府。顾品珍既然向广州靠拢,唐也在广州,西南局面更可以形成一个有力的连环,主要原因在于唐今天仍有力量可以运用。如果今天广州方面以隆重的礼遇接待唐,然后请唐把他留在云南的兵力调出来,顾品珍对广州也有了向心力,而唐的兵力由滇黔出来,就可以和广东方面的军队夹攻广西,肃清桂系最后的残余力量,把西南真正统一了,北伐就有了力量。
李小川的话,孙中山完全接纳,当即表示要热烈欢迎唐联帅到广州来。
3月4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总裁联名电请“唐蓂帅到广州共商大计”,军政府以十二分热诚欢迎“蓂帅”。
唐继尧一行由海防搭轮抵达香港,孙中山的代表汪兆铭及香港著名人士均在江干迎迓,唐登岸后即去跑马地凤辉台私邸休息,晚间出席汪兆铭等盛大的欢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