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候，广州发生了一件政治谋杀案，粤军参谋长邓铿被刺。

　　邓铿字仲元，广东惠阳人，追随孙中山很久，是孙身边一位得力的军事人才。民元广东光复，邓任都督府陆军司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参加中华革命党，由孙中山委为中华革命军广东总司令。孙中山在广州组府时，邓铿疏导陈炯明和国民党之间隔阂不遗余力。孙中山出师广西，粤军许崇智部随行，邓铿一面主持粤军军事，策划弹械饷糈之接济；同时以留穗监督陈炯明自任。陈炯明的亲信有犯法的，常受邓铿的呵斥，陈的左右对邓铿积怨甚深，认为邓铿是粤军中的孙中山亲信，视如眼中之钉。

　　孙中山出师时，邓铿特拨自辖之一团为孙的警卫团，以邓的副官长陈可钰统率，用以保护孙的安全。北伐军军饷，就是邓铿一力筹措的。

　　3月中旬，孙中山的代表伍朝枢和段祺瑞的密使周善培从北方到了香港，邓铿和谢持由广州专程赴香港迎迓。这次行踪除了粤军总司令部重要人物知道外，并无外人知悉。邓启程时，陈炯明曾亲自送到楼梯，表现得非常客气，其客气的程度，简直是以前所没有的。

　　3月21日邓由港返粤，在广九铁路大沙头车站下车，在车站外突遭暴徒狙击，连中数弹，弹贯胃部，流血倒地，随行人员急扶邓上车，径驰粤军总司令部。军医赶来施行急救，邓喘着气对其左右说：“我知道参谋长地位危险，可是我觉得自己人何必杀自己人？”有人问邓知不知道凶手为谁？邓叹气说：“我认得，可是真料不到他杀我。”于是大家追问凶手姓名，邓则摇头不答。由于伤势沉重，乃由总部转送至韬美医院诊治。邓铿自己感到伤重，不可能好转，不过他很泰然，对家人说：“我的才学不如朱执信，执信已先我而死。身为革命党人，为国家牺牲，也是值得的。天下不容好人，付之叹息而已。”

　　3月23日午前5时，这位孙中山倚重的革命军人终告不治逝世。死时才38岁，英年有为，不幸死于国事，令人万分哀痛。

　　邓案发生后，政务厅长古应芬怀疑凶徒匿居香港，派夏重民赴港密缉，获知主谋者为陈炯明族弟陈远生嗾使黄某收买凶手谋刺，曾密报香港政府。

　　邓铿殉难消息传至桂林，胡汉民、许崇智、蒋中正均伤悼恸哭，孙中山尤为悲怆，电陈炯明云：“仲元遽以创死，伤哉！平日忠于国事，勇于奋斗，前途之望，正复无量！壮年遽殒，不止粤中惜此人才也。”廖仲恺致蒋中正函云：“仲元遽遭惨害，吾党健者又弱一个，吾侪与仲元相处逾十年，道义之交海内有几？追怀良友，辄复怆然出涕。渠生前至爱赣园，临终亦以执信为念。赣园适与执信墓相对，故拟卜葬于此，已电园主协和（李烈钧）借地矣。”

　　邓铿被刺后五日，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的大本营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动向，咸认为后方没有可依靠的支援和接济，是无法向前推进作战的。因此是否北伐？必须先问明陈炯明的态度。正如诸葛武侯北伐之前，需先平定南蛮。于是在会议中决定，北伐军以一部潜师先到梧州，再由西江回到广州；另一部潜师先到韶关，再由北江压迫广州。

　　桂林的决定最重要是机密，可是这道密令发出后，北伐军先遣司令谢文炳（许崇智的旅长）已经进抵全州，接到这道密令后，即转报陈炯明，陈得到谢文炳的报告，立即采取行动，秘密调回驻扎浔州以上的叶举、杨坤如等所属粤军五十余营，扫数开回梧州。并令驻广州的粤军第一、第二两师加强戒备，准备用武力阻止北伐军回穗。同时电询胡汉民，问孙中山是否班师？胡答以当前情势欲进不能，只好作归计。

　　4月9日，孙中山偕同许崇智、朱培德等离开桂林，行抵濛江即遇到陈炯明的部队在该地布防。孙下令这些布防军队不得阻止北伐军，否则武力对待。

　　4月16日孙中山抵梧州，即召集军事会议，孙说：“在桂林时我们没有后方，现在到梧州来也没有后方。我们只有以广州为后方，从韶关出师。”与会人士一致赞成，孙乃决定先返广州解决陈炯明以安定后方。这时陈少白、曹亚伯均自广州来梧州，为陈缓颊。孙很生气说：“他总不能阻止我革命！”

　　孙中山在梧州和肇庆两次电召陈炯明来商讨一切，陈均不肯应召，乃决定免除陈的陆军部长、内政部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各职。胡汉民认为如果操之过急，恐生变动，不必太严厉处罚。黄大伟、魏邦平亦劝孙息怒，于是乃派汪兆铭见陈转达孙的意旨：（一）省长、总司令让出一职。（二）北伐军需换新枪。（三）北伐军军费须于六个月内筹齐。另一方面孙令蒋中正进兵肇庆。

　　这时陈炯明在广州的兵力单薄，所属叶举等部尚在南宁，所以不敢明白反对孙中山。乃电请辞去内务总长、陆军总长、广东总司令、广东省长各职。

　　4月21日孙中山下令免除陈炯明内务总长、广东总司令、广东省长各职，令其专任陆军总长，广东总司令一职即行裁撤，广东陆海军均改归大元帅直辖，并任命伍廷芳为广东省长，魏邦平为卫戍总司令。

　　魏邦平原是亲陈炯明的，现在则转变到孙中山一方。他的部队已有三师调回广州，因此孙任命魏为卫戍司令，他是有力量可以控制局势的。

　　陈炯明在广州接到孙中山调职命令后，乃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广西的陈炯明嫡系军队未能及时赶回，第二师师长洪兆麟请假在上海未归，而魏邦平的态度又已转变，同时拥护孙中山的广东军队李福林部福字军由韶关向南开进，许崇智部第二军由肇庆向东开进，广州无力可守，因此他宣布“遵令卸职”，4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故乡惠州。同时命令其嫡系部队退出广州，布防于石龙、虎门一带；一面电令叶举等放弃广西，率兵回粤，准备叛变。

　　21日许崇智的第二军由肇庆乘轮在广三路终点河口登陆，22日转乘火车赶到广州。孙中山也由三水抵达广州。

　　这时，陈系的军队一二两师还有留在广州未走，而在西江上游的陈军实力也很雄厚。当时第二军参谋长蒋中正主张北伐军宜缓出发，先清内患，再图中原，立即进攻石龙和惠州以消灭陈部，然后回师扫荡叶举所部。孙中山宽大为怀，以陈氏叛迹未彰，又追随多年，不欲绝其自新之路，乃派伍朝枢前往惠州迎接陈炯明回省，共商北伐大计，并亲自电陈，劝其以陆军总长名义率军北伐。陈炯明回电的语气很恭顺，但也显露不肯服从命令，有“放刀成佛，卖剑买牛”句。

　　4月28日，孙中山在广州命温树德、陈策等收编在粤北洋舰队全部，将其完全改组，另派专人主持。陈炯明部对海军重炮的火力有所顾忌，不敢抵抗。孙见陈炯明无叛乱事实，遂仍加以延用，令陈以陆军总长名义接收广东总司令职权，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及梧州等地为陈军防地，派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名义统率之。广州由第三师驻防。并派古应芬等到惠州迎接陈炯明回省接收总部职权。陈有电向孙请假，对陆军总长一职不再推辞。

　　在这种新形势下，孙中山令北伐军集中韶关、南雄、仁化，改道江西北伐。北伐诸军绕道不经广州，自三水转舟，直溯北江而上，经清远而至韶关。所有北伐大军自接到命令后，不及两个星期就全部在韶关集中。

　　4月28日北方直奉战争爆发。对南方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如果北伐就可以收渔人之利。

　　5月4日孙中山偕同胡汉民、许崇智等由广州前往韶关，并颁下北伐总攻击令。8日北伐军在南雄与赣南镇守使岳兆麟部开始接触，就在这时接到奉军战败的消息。

　　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后，北伐军的编组是：李烈钧负责中路，许崇智担任右翼，黄大伟担任左翼。从5月中旬到5月下旬，北伐军以破竹之势先后占领南安、新城、崇义、信丰、虔南、龙南等县。

　　5月7日孙中山任命于右任为讨贼军西北第一路总司令，陈树藩为第二路总司令。

　　就在孙中山专心北伐之时，陈炯明竟不顾大局，乘机叛变。

　　原来北伐军大有进展之时，广州却落入陈家军（当时孙中山如此称呼陈炯明嫡系军队）手中，陈的亲信叶举等不听命令，于5月8日率军回抵肇庆。10日孙电令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非有大本营命令各军不得开进广州，然而“陈家军”对孙这道命令却置之不理。5月18日“陈家军”涌入广州，提出了“清君侧”、“除宵小”等口号，其对象是指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20日叶举等公开联名致电孙中山，要求复任陈炯明为广东总司令，魏邦平也在电报中列名。当时叶举部有陈军50余营，魏邦平兵力不能相抗，又是陈的旧部，只好附名了。

　　叶举等通电发出后，当时留穗的国民党员汪兆铭、马君武等乃先行驰赴惠州征求陈炯明的意见。陈对汪、马两人表示：“我为了党谊和人格起见，绝对不会反对中山先生，对于部下行动亦必负完全责任，倘有不听命令而反对中山先生者，我只有自杀以谢国人。”

　　汪、马由惠州回到广州，陈部的杨坤如派兵企图占据兵工厂，马君武乃赴白云山叶举总部访叶，吁请叶派兵制止，叶允下令维持，并且对马说：“总统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做儿子的当然服从父亲，现在总统要我们率兵回防，我们两三日内一定遵令回防。”

　　孙中山在韶关闻知陈部种种极为愤慨。蒋中正这时在上海，5月25日曾电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愤陈党盘踞广州，逆命作乱，力主先定粤局，巩固后方后再图北伐。

　　陈部既屯集广州附近，因之人心惶惶，广州一夕数惊，叶举部按日向财政部滋闹索饷，财政部长廖仲恺因请孙中山暂时返穗镇慑，胡汉民则加劝阻，认为返穗有三害：一为回省定受包围；二如受包围消息必然中断；三如陈炯明抗命，前途不堪设想。

　　可是孙中山因收到汪兆铭、马君武的报告，不疑陈竟敢叛变，认为自己返穗既可镇慑，又可使北伐将士认为后方无变故，可以安心北伐。乃命胡汉民留守韶关大本营，遂于6月1日自率卫士返回广州。

　　在孙中山由韶关回广州之前，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陈炯明接到这道命令后不置可否，但有电报回答说：已饬叶举等回防，并以人格生命担保叶举必不发生轨外行动。

　　孙中山回到广州后，获悉“陈家军”在广州滋意胡为，派捐筹饷，明抢暗劫，极为震怒，打算召集叶举等当面谈话，解决军饷和移防问题。但是叶举不敢见孙，先一天离开广州到石龙去了，孙怒上加怒，曾密令海防司令陈策开炮轰击“陈家军”，又被左右劝阻作罢。

　　6月12日孙中山召集广州各报记者举行谈话会，表示对“陈家军”的态度，孙说：

　　我北伐的目的，在于打破北方武人的专制，不料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陈竞存（炯明）本人出身秀才，他反对北伐可能是由于政见不同，他的部下反对北伐，却是为了拥护武力。我出兵八月没有获得进展，问题在于武人专制，在后方掣我的肘。我改道江西北伐，是由于湘赵（指赵恒惕）表示服从，成为我们的友军，所以取道湖南，我们必须走到岳州才能遇见敌人；出兵江西，则走出广东一步就可以遇到敌人。不料陈竟疑心改道是为了要对付他们。我由广西回到广州后，北伐军乘车向北江出发，陈竞存才知道我并无不利于他的企图。但是陈家军由南宁开回，在浔州举行秘密会议，歃血为盟，他们一定要恢复陈总司令的职权，否则誓不罢休。他们经过肇庆、三水、河口开到广州，其兵力共有六十营，这时，北伐军义愤填膺地请求我回师平乱，我劝他们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伐，后方问题由我负责处理。我回到广州已有十多天，而陈竞存和他的部下没有一个人前来见我，却用兵力威胁，向我索讨军饷。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不应当罢免他们的总司令。各位都知道，废督裁兵是我回到广东定下的大政方针，总司令是变相的督军，陈竞存没有反对裁撤总司令的任何理由，何况总统有用人行政之权，任何人都不应反对。我今天委曲求全，派陈竞存以陆军总长兼办两广军务，算是仁至义尽。而陈系军人却继续张牙舞爪，我回广州如果自己没有把握，决不会投入陈系六十营军队的大包围中。我为了保全广州秩序，今天特请舆论界来讲讲道理，希望你们在十天内将陈系军人不法行为尽量揭露，告诫他们全部移驻广州城外三十里，听候宽大处置，否则我一定顺从民意，加以驱逐。有人叫我孙大炮，我以前用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将以同样的大炮去打这些不听命令、目无法纪的陈家将！

第184章 第三任靳阁垮台

　　民国10年秋冬之际，北京政府在大风暴中有如面临末日，主要是财政窘困，到处闹穷，各省军阀索饷，各部职员索薪，列强讨债，还有中交两行限制兑现，财政总长李士伟不能到任。

　　10年冬天，闹穷变成了一个大风潮，11月14日教育部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他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因之停顿。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教育次长代理部务马邻翼都因部员索薪而请求辞职。各省军阀一面截留税款，招兵买马，同时还以十万火急或百万火急的电报向北京讨饷，口气愈来愈凶恶。日本人则散布谣言，说是五国将共管中国财政。于是从11月16日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处中交两行发生了挤兑风潮。18日外交团议决，拨出关税余款600万元为两行兑现的准备金，可是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因为关税余款是公债的担保品，拒不拨付。

　　外债借不到手，外国债主又毫不留情地催讨到期的欠债，使到北京财政部走投无路。日本首先想出了“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于是各国纷纷效法。北京政府赖此饮鸩止渴。

　　当华盛顿会议开幕的前几天，美国烟酒借款已经到期，10年11月1日，经手借款的美国银行团代表阿卜脱向北京政府也提出了“借新还旧”的办法，建议成立1600万美元的新借款，用以偿还烟酒借款1100万美元及其利息66万美元，并须扣取赎回美国人所持有的湖广铁路债券130万美元及其利息108万，新借款指定以烟酒税为担保品，设立一个以美国为稽核员的烟酒税稽核所主持其事。

　　这时候，总统府和国务院竟为了烟酒问题而发生冲突。当时盐务署长潘复是国务总理靳云鹏的人，而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则是总统徐世昌的私党。阿卜脱提出“借新还旧”的办法后，如果1600万美元的新借款成立，虽然北京政府所得甚微，可是经办机关烟酒公署却可以取得100多万元的回扣，烟酒公署既然是徐世昌所控制，靳云鹏就分不到分文了。于是潘复便想出了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他向阿卜脱提供意见，指出烟酒税经常被各省军阀扣留，不是可靠的担保品，必须加入盐税余款为副担保品，才能保障借款的安全。这意见当然受阿卜脱的赞成。潘复的如意算盘以为如果这一来，盐务署就可以平分秋色，得到佣金80万美元，分享160万美元佣金的一半。

　　就由于争夺这笔佣金，使得府院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也因为府院不和，加上全国反对，遂使烟酒借款未克实现，不久阿卜脱启程回国，把这项交涉移交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史蒂芬继续谈商。

　　正当徐、靳之间关系恶化时，我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顾维钧送来一个报告，述及被英国代表侮辱，英国代表贝尔福曾质问：“中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

　　徐世昌看到这个报告时，便向交通总长张志潭、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表示：现在是责任内阁制，一切当然由内阁负责。靳云鹏听到这句话，也气冲冲地说：“哪儿有责任内阁，只是徒拥其名，我做这个国务总理，用人行政哪一样不受到总统的干涉。”接着他还冷言冷语地谈到当前时局的关键，认为外国人骂我们是怎样一个国家，其含意是指南北法律之争，是指总统的法律地位。言外之意就是指徐世昌是一个非法总统，因此南北统一不能进行，遂影响对外借款以及裁兵理财等问题。

　　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把靳这些话照转给徐。徐世昌本是一个喜怒不形于颜色的老狐狸，听了这些话也沉不住气，愤怒达于极点，认为所有外边推翻总统和改造政局的计划都是靳在暗中捣鬼。

　　巧不巧，就在这个时候，张作霖从关外打来了一个电报给徐，指责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才力不胜，以致烟酒税收入锐减，应当予以撤职，徐又疑心是出自靳的指使。

　　徐的疑心是有原因的，在此以前，盐务总署署长潘复已因吴佩孚的攻击而下台，靳云鹏则认为吴对潘的攻击是徐世昌的指使。因此他致电张作霖，力言张寿龄任烟酒督办以前，所有税收账目既不呈报国务院备案，又不送审计院审查，内阁无权过问。这就是张作霖电请罢斥张寿龄的由来。

　　徐世昌认为靳挟张作霖来威胁自己，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便亲自执笔写好一个辞职电报，表示本人决不贪恋权位，并将政治腐败和时局严重的一切责任完全归咎于内阁。从这个电报看来，完全是宣布靳的罪状。

　　10年12月1日，靳到总统府质问徐是否准备发出一个辞职电报，徐干脆地回答说，是的。于是靳竭力阻止发出这个电报，表示一切责任既然应由内阁负责，总统就没有辞职的理由，本人愿意下台。徐却执意要发，并且气愤地说：“我身为总统，难道没有发电报的自由？”靳碰了这么大的钉子，无话可说，只得悻悻地退了出去，当天就请假不到国务院办公。

　　由于张作霖的攻击，张寿龄只好下台。徐世昌想提拔袁乃宽继任烟酒督办，靳却要潘复继任，徐咬牙切齿地说：“宁可牺牲总统，决不让潘复上台。”后来折中协调的结果，改派接近直系的汪士元为烟酒督办，又派接近奉系的钟世铭为盐务署长。

　　12月3日徐世昌发表了他的辞职电，在这个电报中，他首先惋惜“和平统一”未能实现，而国会问题“九年十月明令宣布用旧法进行新选，乃选举迄今未竣，国会尚无成立之期”，对于联省自治，徐则大施攻击。他说：“近岁之乱，尝有以自治为名，卒之兵连祸结，土匪乘机骚动，全省糜烂，如是而言自治，是自乱而已矣。”徐通电的最后一段才谈到本人的去就问题：“以任期言，尚有年余，日月不居，避贤有待。”

　　徐世昌的辞职电中并没有表示愿意辞职下台，他只是向各省军阀诉苦，并且暗示任期未满，本人的地位不可动摇。在电文中没有伤害靳云鹏，因为张志潭和郭则沄苦苦相劝，所以把原稿中攻击靳的词句都删去了。

　　靳云鹏内阁是在直奉两系均势局面下存在的，不过靳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在财政方面以及分配两系的权力地位上颇有亲奉疏直的倾向，因此直系对这个内阁是不太支持。靳云鹏的幕后军师是交通总长张志潭，在靳第三次组阁前，张志潭曾出了一个主意，劝靳主动地邀请张作霖和曹锟到天津举行会议，于是把策动倒阁的旧交通系分子完全赶出了内阁，并且组成了第三任靳阁。

　　旧交通系过去用以倒阁的，是财政问题，现在靳阁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旧交通系倒阁的阴影仍在，问题是能不能说服靳的后台，使之不支持靳。由于张志潭是第三任靳阁的灵魂，而张志潭是接近直系的人物，奉系对此就颇为不满。特别是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更让奉张大为光火。迨徐靳之间发生冲突，徐世昌素来和旧交通系有渊源，因此旧交通系分子便利用这个机会，再来一次倒阁运动。旧交通系本来掌握了本国银行事业和交通事业，靳内阁自始就困于财政，国内银行团坐视不救，就是旧交通系用财政困难来迫垮靳阁的一个杀手锏。同时釜底抽薪，由旧交通系的要角叶恭绰秘密到沈阳拉拢张作霖。叶向张建议如果要控制中央的财政，可以收买交通银行股票为第一步。张作霖受到怂恿，便于12月12日到天津，当天靳云鹏也赶到天津来。他们两人联名邀请曹锟来津再举行一次“巨头会议”，以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

　　靳云鹏已知道目前的严重情势，徐世昌和旧交通系都以全力要逼垮他的内阁，他还想再借曹、张两巨头的联合力量使自己不垮。

　　吴佩孚力劝曹锟，多注意自己的实力，少过问北京政府的事情，曹锟听了吴的建议，因此当靳、张联名邀请他时，他借口有病，不肯来天津。

　　10年12月14日张作霖到了北京。

　　张抵京后，郑重宣称不干预政治，也不过问内阁问题，此次到北京来是专门为了讨论“征蒙”问题。

　　可是，当他去见徐世昌时，却大骂财政总长高凌霨，认为他不配做财长，高凌霨是直系所推荐的，当然不为奉张所喜，又骂交通总长张志潭对交通外行，不配当交通总长。奉张率直地对徐说，内阁必须改组才能有所作为。奉张这番话正好和徐世昌要改组内阁意见不谋而合，所以徐更增加了改组内阁的决心。

　　到了这时，靳才知道自己处境万分窘困，受到了徐世昌、奉系和旧交通系的三面围攻。他知道已经无法再恋栈了，因此12月17日靳云鹏的第三任内阁宣布总辞职，当天靳就离京赴津。12月18日徐批准靳内阁辞职，并派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内阁总理。

　　颜惠庆以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当然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内阁，颜表示正当华盛顿会议之际，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他只得出面来维持，不过他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他代理的期限至迟到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为止。

　　曹锟在徐世昌、张作霖两人竭诚邀请下，于12月19日到了北京。张向曹极力保持好感，而且热诚地向曹建议，他们两人应当合力筹款维持中央财政。其实，张已与旧交通系约好用投资方式控制交通银行，他提用东三省公款400万元借给交通银行，按日利息一分二厘，定期半年收回。他还打算把中国、交通两行合并，成立中央银行，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第185章 梁士诒短命阁揆

　　旧交通系倒阁是有一套计划的，目的是捧出他们的首领梁士诒来组阁。

　　梁士诒自民国5年以洪宪祸首受通缉后，一直在北京政坛上退居幕后，与他在民国初年红极一时相比，正是两个极端，自他不在台上后，北京政府的财政就一直没有办法，他也恃此重返政坛。

　　10年9月他从北方回到广东，寄居香港，由于他在外交和财政上都有潜势力，所以他和南北军政界人物都有往来。徐世昌目睹财政情形恶化至于极点，也把希望寄托在梁财神身上，认为梁或可起死回生，旧交通系分子当然不肯放弃这个千载良机，也力劝梁北上。

　　于是梁士诒乃于11月10日离港，12日到上海，顺道赴杭州游桐庐、七里泷等名胜，做出一副闲云野鹤，好整以暇的姿态。11月底循津浦路回到北京。

　　梁士诒到北京的时机最好，因为靳内阁已经摇摇欲坠，徐世昌便和他接洽组阁问题。

　　10年12月24日徐世昌命令特任梁士诒为国务总理，这当然是得到直曹和奉张同意的。梁阁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颜惠庆

　　内务总长高凌霨

　　财政总长张弧

　　陆军总长鲍贵卿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黄炎培

　　农商总长齐耀珊

　　交通总长叶恭绰

　　梁阁中鲍贵卿、齐耀珊是属于奉系，高凌霨属于直系，颜惠庆、王宠惠属于英美派而接近直系，张弧属于亲日派的新交通系，叶恭绰属于旧交通系，李鼎新和黄炎培则无所属。这是一个直奉两系和旧交通系的混合内阁，而交通系的新旧两派则由分而合。

　　梁内阁的出现，当时流传说是叶恭绰战胜了张志潭，梁士诒战胜了靳云鹏。

　　可是梁士诒的运气并不太好，因为直系的曹锟，尤其是吴佩孚是反对梁士诒组阁的。当张作霖推荐梁士诒组阁时，竭力把曹锟拉进来作为推荐人之一。可是吴佩孚则一再打电报给曹，劝他离开北京是非之地，不要碍于情面，甘受别人的利用。

　　吴佩孚早在梁北上时，就担心梁会上台，因此曾致电浙江督军卢永祥，略称：

　　前此梁士诒赴粤与陈炯明接洽，亦与孙文有所晤谈，此次拟出组阁，将合粤、皖、奉为一炉，垄断铁路，合并中央，危及国家，殊堪懔栗。第恐奉张不察，深受其愚，则梁阁实现之日，即大局翻腾之时。昨电曹使谓梁如组阁，长江各督均不赞成，并望聘老担任。如不就，则以颜久代为宜。特闻。

　　梁阁成立时，梁启超也在北方，曾函他的本家致贺，这两位广东才子私交甚笃。梁士诒收到梁启超贺函后，曾亲笔复了一函，函云：

　　近知台从在京，拟二三日后一领大教，奉书欣慰无量！此次自跳火坑，知者无不以为痛苦，况身受者欤？外忧内患相逼而前，事事皆时不我待，支此危局，贤智知其难，以诒之不才，更不足道矣。伏处多年，入门后颇形隔阂，昕夕尚在检卷时代，亟思得其真相，以就正于良朋，借以启导蒙昧，免蹈歧趋。我兄能于新历二日或三日入京一行，畅谈三小时，当可尽所欲言。晚间九钟后当有暇晷，能预先二三日示期，俾腾出时间，不至相阻，更善。人当危难时，辄呼旧侣，卅年旧交，当不吝援手也。

　　梁士诒的内阁以长于外交和财政自负，可是吴佩孚以外交（胶济路）问题攻击他，以财政（军饷）问题压迫他。当然实际的原因则由于梁阁是奉张所支持，和直系自有距离，尤其是和吴佩孚。所以吴抓到了外交为题目便大做文章。

　　11年1月5日吴佩孚发表歌电，电文曰：

　　自鲁案发生，展转数年，经过数阁，幸赖吾人民呼吁匡救，卒未断送外人。胶济铁路为鲁案最要关键，华府会议开幕经月，我代表坛坫力争。不获已而顺人民请求，筹款赎路，拟订发行债票，分十二年赎回，但三年后，得一赎清之办法。外部训条，债票准华人购买，避去借款形式，免得种种约束。果能由是赎回该路，即与外人断绝关系，亦未始非救急之策。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迳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吁，与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

　　梁士诒接到吴的歌电后，乃以国务院会同外交部名义于1月7日发出倒填日期之微电，宣布交涉现状并征全国同意，文曰：

　　内阁成立，对于华府会议，一守前此方针，业经通告代转知各国。目下急待解决者，为鲁案中之胶济铁路问题，前次迭经在美磋商，我均主筹款赎回自办。至筹款办法，或发债票，或发库券，不论向国内外筹款，均以截清先后界限，申明该路收回自办性质为要义，仍拟先尽向本国商民筹借，以期稍挽利权。嗣以关于款项用人办法，双方争议，迄未解决。上月二十七日，日使到外部称，日本让步已极，若中国坚持即刻赎回之议，惟有停止交涉等语。我仍主赎路自办，未变初旨。三十日我三代表来电称：“赎胶济路付款事，现拟两种办法：（一）中国人以现款存入第三国银行，协定成立后，第三个月底交五分二，第六个月底交五分一，第九个月底交五分二，照此办法，中国不必聘用日本技师。但日本代表坚持在会同派铁路人员估价后交还该路之前，须将款项全数交存第三国银行。（二）中国按照应付款数，发行国库券，分二十四期收赎，每六个月为一期，但三年后，中国得一次赎清，惟须六个月前通知。第一期于协定发生效力，九个月后交付现款，其余款项，以本路资产及赢利作抵，并酌给利息，中国政府于中国铁路内所用日本有经验技师中，选充本路工程师。照此办法，日本坚持须用日本为副车务长、副会计长。”查该路估价约三千万日金，采用何办法归还，政府并无成见，如能设法筹足交存，照第一款办法办理，则一切葛藤均可斩断，固为上策。然金融紧迫，款钜难筹，即三代表电称：“国民代表山东代表亦主张分年付款，用人一节，不妨让步”云云，果能现款收回，虽似直捷，而国民代表不敢应承，则筹款之难可知等语。是舍立付现款而外，无论库券债票，惟有仍抱定赎回自办宗旨，以冀取益防损。目下华府闭会在即，势难久延，除电知三代表坚持原案以保主权外，尚盼切实筹维，兼权利害，明示周行，借为后盾，大局干甚。并希立复。

　　1月7日梁再发表通电，辩白并没有和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谈判外交事务，文曰：

　　微日通电计达台鉴，诚以胶济路案关系重大，事机迫切，有稍纵即逝之虞，用将经过实况宣告国人，冀明内容，并求良果，事属未定之局，心无成见之存，区区微忱，谅蒙鉴亮。乃吴巡阅使暌隔传闻，致滋误会，竟有歌日之通电。士诒视事以来，对于此问题，商询同僚，迭次会议，多持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前此外交部训条所谓漠然借款形势者，持论具有深意。盖自办必先赎回，赎回必先筹款，若筹诸国内而立可得三千万日金之钜款，自一切无复问题，否则无论其为债票，为库券，期无论长短，还无论整零，其为债一也，其为分年偿还一也。盖既无现金，只言赎路，将以何物为赎？则不得不出库券与债票之一途，事理灼然，无可讳言，亦无庸再计。故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其上固望国人之自筹，否则国内外合筹债款，亦可两害取轻，要未尝言及限于日本，亦非但尽日本也。至于交涉方式，自有常轨，小幡公使前来贺任，原为礼节之常，并非交涉谈判。此次华府会议，既有端绪，当然仍由外部及三代表主政，亦无取特别训条。吴使歌电所指摘，均与事实相违。在吴使爱国心殷，热忱倍炽，偶为流言所惑，遽滋投杼之疑。士诒惭诚心之未孚，惧时机之易失，诚恐流言之不息，影响所及，将致尽弃前功，则数月来，我国民奔走呼号，各代表苦心因应，概付流水，其为不幸，岂止士诒一人而已！心所谓危，敢陈悃臆，惟我爱国同胞实图利之！

　　同日梁士诒发表对外宣言，声明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同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文曰：

　　我国与各邦交，近幸均极敦睦。自民国肇造，国体变更，国民之学问见识，亦随国体之转移，而与时增进。故对于新文化，则欲其灌输，以增益固有之智识，对于经济，则冀其流动，以开浚未辟之富源，此实东西洋接近之阶梯，而无形中足以联络交谊于无穷者也。至于此次华府开会，其主旨在维持太平洋及远东之永久和平。我中华民国位于太平洋之上，关系尤重。其对于该会议所愿望者，在恢复独立国家固有之主权，享有国际平等公正之地位，与列强友谊协作，解除国际间之歧向，及防止将来之纷争而已。中国希望与己有关系之各重要问题，皆应在华会解决。关于山东省问题之中国地位，新内阁完全赞成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至各种悬案，凡曾有不良之影响于邦交者，以公正的办法解决之。至于中国国内情形，现仍在过渡时代，务期从速整理，以期适合于新潮流。以中国人民之天才，益以四千年之阅历，证诸往事，足以制胜一切艰钜。中国政府及人民，倘非因顾虑外侮而减少其能力，并苟脱离现在主权之限制，则中国不难建设强有力之统一国家，造福本国及世界。新内阁知现境之维艰，但非无法以制胜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