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成为孙中山的行辕所在，海军势力完全归服，不过虎门要塞落入叛军手中，但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率海军陆战队与舰队成掎角，使叛军不能陈兵北江，阻碍北伐军之返旆。

　　陈炯明见海军完全拥护孙中山，于是便想收买海军，可是海军上下一心一德拥护孙中山，不为利诱。

　　6月19日孙中山以手书致北伐军李烈钧、许崇智、朱培德、彭程万、黄大伟、李福林、梁鸿楷等，令李等迅速率军回粤戡乱，中有：“坚守待援，以图海陆夹攻，歼此叛逆，以彰法典”等语。

　　23日孙中山由楚豫舰迁于永丰舰。外交部长兼广东省长伍廷芳以耄耋之年，痛恨陈炯明的叛变，使北伐事业功亏一篑，护法大计功败垂成，因之悲愤成疾。18日陈炯明曾有书致伍廷芳，转请孙中山下野，词极悖逆，有“非常国会擅选总统，恶例一开，乱且及于百世”。伍置之不理，病重时家人送至广州省立医院，乃以高龄劳瘁，回天无术，终于不治逝世，享年81岁，弥留时犹训其哲嗣朝枢以护法本末昭示国人，没有一字一句语及家事。这位广东新会老外交家，在清末就曾奉派出使美、日、秘鲁、墨西哥、古巴诸国。辛亥年伍在上海倡议清帝退位。护法政府成立后一直是孙中山左右最重要的一分子。

　　孙中山在永丰舰上闻知伍廷芳噩耗，悲悼万分，海军将士尤为哀恸，孙温语抚慰海军云：

　　今日伍总长之死，无异是代我先死，也是代诸君而死，为伍总长个人计，诚所谓死得其所；不过老成凋谢，此后共谋国事，同德一心，恐怕难再找伍总长这样人物了。我们全军唯有奋勇杀贼，继成其志，使老先生瞑目九泉之下，以尽后死者之责而已。

　　陈炯明收买海军不成，乃派钟惺可持书登永丰舰，请求讲和，函云：

　　大总统钧鉴：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十六日奉到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矣。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能遵行，庶北征部队，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国难方殷，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

　　孙中山蒙难后，即于18日密电宁波，敦促蒋中正来粤赴难，拍电用其次子纬国的名字以保密。20日，蒋中正贻书张人杰，托以后事，急速登程。25日离沪，29日抵穗，谒孙于永丰舰，谈各方情况至夜分始毕。陈炯明闻蒋中正南来，惊惶失措。汪兆铭7月1日致蒋中正书中曾云：“……陈闻兄来，面色发青，说：他在先生身边，必定出许多鬼主意。”

　　18日上海党员张继、杨庶堪、柏文蔚、黄复生、冯自由等160人联名通电，痛责陈炯明昧于恩义，甘为叛徒，促其幡然悔悟，讨贼自效。陈炯明置之不理。

　　在江西前线北伐的各军，从6月20日后，即不断接获孙中山蒙难消息。23日接南雄电，知叛将翁式亮、杨坤如部已经占领韶关，追击大本营的人员，迫近始兴。文官长胡汉民已离韶关，前线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会中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仍继续前进，先克南昌、九江，再行应付粤事；一派主张立即回粤，助孙中山平乱。27日胡汉民驰至赣州，报告广州变乱情形，军心为之激昂。当晚再开会议，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即决议旋师讨贼，议定以粤军第二军、滇军（朱培德部）、福军（李福林部）及粤军第一师（梁鸿楷）回粤，分由大庾、信丰向粤境南雄前进。其他各军则暂驻赣境，李烈钧留守赣南，以为后方屏蔽。回师行动开始，不料粤军第一师梁鸿楷抵达信丰，竟不依照原定计划，连夜向三南方面退入连平，潜归惠州，与陈炯明会合。第一师是邓铿所手创，北伐入赣后和许崇智等部共同作战，颇有战功，不料陈炯明叛变后，始而踌躇不决，继而甘心从逆，邓铿地下有知，真是死不瞑目。

　　梁鸿楷投逆后，胡汉民主张尾追，先肃清东江。许崇智则主张径向韶关回师，因已约定滇军为右翼，许军与福军担当正面合攻韶关，经东江至广州路远，孙中山困处兵舰上应急赴援为宜。如果径追梁军，福军独任回师之责恐力不能胜，而滇军因不知究竟，易启疑窦。

　　胡汉民同意许崇智主张，决定向韶关进兵。

　　7月2日北伐军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黄大伟诸部皆入粤境，自南雄、始兴直指韶州，决定攻韶计划：

　　（一）以滇军朱培德全部由江口渡河经仁化向韶州进攻。

　　（二）以李福林全部沿河左岸，经周田大桥、长坝、黄浪水向韶州进攻。

　　（三）以第二军之许济、孙本戎、谢宣威等由火山、大塘方面向韶州进攻。

　　其他部队为预备队，另以第九旅黄国华部由三南方面还攻翁源。并同立誓约，约词：“三军一致，誓同生死，拥护孙大总统，平定粤省之乱，如有异心，天诛地灭。”

　　许崇智自南雄驰电给孙中山：

　　陈逆叛变，围攻公府，令人切齿痛恨。北伐各军业已集中南雄，指日进攻韶关，誓必讨平叛逆。朱总司令所部滇军尤为奋勇，业已开拔前进，想叛军不足当其一击也。

　　许崇智电报到孙中山手中时，海军方面却又有不稳的消息。

　　由于陈炯明倾全力收买海军，海军司令温树德为何某所挟制，态度趋于暧昧。各舰长有移往西江之意。早在6月2日，孙曾召集海军各舰长训话，说明坚守黄埔，舰队不可移动的理由：西江水浅，如各舰移往，则三大舰仍需留黄埔，如此则海军分而力弱。何况黄埔地位重要，是广州的咽喉，又有长洲要塞，其价值较西江为重要。如果大本营一离黄埔，则长洲要塞就可能守不住，广州水陆形势全入叛军之手；海军一往西江，重来广州较难，如果北伐军回粤，就无法收水陆夹攻之效，因此以不动为宜，坚持以待北伐军来援。

　　7月5日陈炯明再遣钟惺可登永丰舰谒孙中山，孙对钟义正词严地说：“陈炯明对我只有悔过自首，才可以言求和，因为他是犯上作乱，对乱臣贼子怎有言和可言。”

　　陈炯明第一次派钟惺可来求和时，是7月1日，当时魏邦平也登舰谒见孙中山，请示可否让他调解，孙责魏以大义，勉其效陆秀夫而以文天祥自待。孙说：“宋亡还有文天祥、陆秀夫，明亡亦有史可法。我们今天遭遇叛乱，如果没有文天祥、史可法，则何以对民国已死无数之同志？”钟惺可第二次登舰时，魏邦平也派人随同前来，请示愿任调停之责，其办法为：（一）陈军退出广州城；（二）恢复政府；（三）北伐军停止南下。

　　其实魏邦平所提三点，陈炯明并未答应，陈的求和只是缓兵之计，一方面向孙中山求和，一方面全力收买海军，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均被收买，打算径自脱离孙指挥，驶离黄埔，任由鱼珠、牛山的叛军炮台轰击其余各舰。

　　7月8日三大舰叛离图遁的消息经已证实，孙中山乃决心将各舰移驻长洲要塞后方之新造村一带，免被叛军封锁。

　　当晚11时，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升火起锚，离黄埔外驶，孙中山乃下令其余各舰自黄埔上驶，经海心冈驶往新造村附近，掩护长洲要塞，以防鱼珠叛军袭击。

　　由于海军三舰退出，战斗实力减弱，孙中山乃决心守卫长洲要塞。9日下午1时，鱼珠炮台的叛军钟景棠部渡河袭击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部开枪应敌，叛军死伤甚众。可是海军陆战队孙祥夫部叛降陈军，反戈相向，引敌登陆，长洲要塞遂告失守。海上各舰在望远镜下看到，愤恨不已，即向鱼珠叛军轰击，只以距离太远不能收效。

　　马伯麟退出长洲要塞，即登永丰舰向孙中山请罪，孙颇予优礼，同时下令各舰集中新造西方，收容要塞溃兵。孙主张在长洲要塞失守后，唯有进攻车歪炮台，以为海军根据地。马伯麟及部分海军将领认为车歪炮台地形险隘，炮队密布，攻夺不易，就是想通过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仍主张把舰队移到西江去活动。可是孙中山坚持原意说：“我们如往西江，必须经过中山、鱼珠各炮台，何况三大叛舰驻守沙路港口，正监视我们各舰行动，就算我们能冲过中山、鱼珠，三大叛舰也会阻挡我们，到那时岂不是进退两难。所以我们唯有出击车歪炮台，驶入省河，别无他途。”各舰长在孙指示下乃鼓勇驶入省河。

　　10日上午2时，孙中山率领永丰、楚豫、豫章、广玉、宝璧等舰由海心冈驶至三江口，天色微明，各舰乃向车歪炮台叛军阵地试射，叛军还击，一时炮声隆隆。当时舰队炮少，叛军据有炮台形胜之地，布置既密，大炮又多，因此各舰只虽然发炮，却彷徨不敢驶进。孙慷慨对各舰下令说：“民国存亡，在此一举，今日之事，有进无退。”9时半孙先以座舰永丰舰率先前进，然后再命其他各舰随后前进，向车歪炮台猛轰。豫章舰长欧阳格最告奋勇，攻击甚为得力。不料舰队刚到炮台附近，叛军两营野炮队早已密布两冈，由四面八方发炮还击，永丰舰中了六弹，船身震荡甚剧，其余各舰亦均受伤。

　　孙中山在枪林弹雨中立于永丰舰的甲板上指挥若定。蒋中正、谢心准等随侍孙中山左右，侍卫副官黄惠龙、马湘则以手枪和步枪对两岸发射。谢心准请孙入舱，孙不理，亲自指挥舰上炮手开炮，舰上有多人受伤仆甲板上，血迹殷然，孙亲扶伤者下舱，态度镇定而从容。

　　7月10日孙中山率各舰冒枪林弹雨直入白鹅潭。永翔、同安二舰亦随从来归。当时广州税务司夏竹和英商惠尔来谒，夏竹先问：“总统是否来此避难？”孙说：“这是中国领土，我当然可以自由往来，你怎么可以说我是避难？”夏说：“只因白鹅潭是通商港口，接近沙面，万一战事发生，恐怕牵及外国兵舰。不如请总统离粤，以使广州商业不受影响。”孙听了大为生气，不过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庄严地说：“这话不是你所应该说的，我生平只知道公理和正义，不畏强权，不服暴力，决不怕无理的干涉。”夏竹为之悚然。英商惠尔在旁听了肃然起敬说：“总统真是中国的伟人，谁说中国没有人才，我今天亲见总统的大无畏精神，令人无限景仰。”两人乃告辞而去。

　　接着海军部长汤廷光来函，请求孙中山停战，自己愿负调停之责。孙乃立即复了一信云：“专制时代君主尚能死社稷，今日共和国家，总统死民国分所应尔。如叛徒果有悔过之心，则和平解决，吾亦所愿也。”第二天孙正在慰劳海军将士，忽接汤廷光送来议和条件，完全以敌体相待，并限于第二天12点为答复期限。孙看了勃然震怒，即令秘书起草答复，信内有云：“叶逆等如无悔过痛改之诚意，即如来函所云，准以明日十二时为限可也。”

　　19日孙中山再督军舰猛攻前山炮台，予叛军以打击。

　　这时，由于孙所率军舰驻节白鹅潭后，与外人之战舰鳞次栉比。陈炯明、叶举等有投鼠忌器，势难炮击，生怕发炮不慎波及外人，惹出交涉。可是谋害孙之心并没有稍戢，曾暗中和桂系周天禄商量，周天禄主张以水雷去袭击孙的座舰，叶举乃许周天禄，如果奇袭成功的话，即任命周为水警厅厅长。周于是赴广南船澳和他的同事徐直等制造水雷，并教授徐直以施放水雷之法。于是徐直率同事三人携同水雷，自驾小轮潜向白鹅潭进发，迨放置水雷后即遄返广南船澳向周天禄复命，大家以为计时可以成功，于是置酒猜拳，兴高采烈，以为永丰舰必被炸为齑粉。

　　19日10时，白鹅潭海面轰然一声，水花怒放，可惜这个水雷系用白铁火水罐，内贮炸药15磅，炸力微弱，又值潮水涨满，永丰舰移动，距爆炸处远，故未击中，徐直等复乘小轮往观动静，见永丰舰无恙，相顾失色，正拟转舵图脱，为乘电船来追之水兵捕获，查出真相。由于白鹅潭内有英、美、日军舰，叛军乱放水雷足以威胁外舰安全，故各国领事向叛军提出抗议，叛军这项行动乃告中止。

第198章 孙中山离粤去沪

　　陈炯明叛变后，北伐军回师，11年7月9日，先头部队与叛军开始接触，展开激战。10日三路北伐军均与叛军接触。叛军自占领韶关后，前进部队仅至大桥为止。以韶关及芙蓉山、帽子峰及河东莲花山一带高山之险要形势为防线，修筑坚固工事，布满铁丝网，以抗回师的北伐军。双方接触后，右翼滇军占领白虎坳、黄冈岭、鸡公岭等要地，迫近韶关外之帽子峰；中路李福林部迫近流塘、下长坝一带，向高地之陈军施行攻击；左翼许崇智部孙旅迫近东锡窟前背一带。

　　许崇智部第九旅黄国华及何梓林两部，连占鲁溪、坝子圩等处，19日占领狮子岭及翁源城。叛军方面急调援军支持，因有粤汉路运输之便，增援迅速，而北伐军则水陆交通均形不便，翁源失守。20日许军张民达苦战再度收复翁源，但又失守。24日黄大伟部集中始兴，到达翁源前线，三度攻克翁源。火山方面战事亦极激烈，北伐军久战疲劳，前线颇有动摇之势，许崇智亲自进驻火山。24日北伐军猛烈攻击，大破叛军，叛军全线向大塘韶关方面总退却。北伐军乘势追击。27日许部左翼进占莲花山阵地向韶关车站猛攻，陆旅向马坝方面进攻，另一支进占大塘、羌在街之线。湘军第七混成旅旅长陈嘉祐驰援，助攻叛军。

　　正当回师的北伐军节节胜利时，由赣返粤之第一师梁鸿楷部陈修爵团突投效叛军，由马坝向北伐军左翼陆旅进攻，陆旅久战兵疲，不能支持，首先退却，于是牵动全线。各部遂总退却。

　　29日韶关方面之北伐军失利，翁源方面亦被叛军击破，全线摇动。湘军陈嘉祐所部三旅，一旅在火山，其余两旅在周田、仁化尚未加入阵线，亦连带退却。30日各军退至始兴县属之江口，才收容部队，重加整顿。叛军追击至长冈、水南、水口等处。北伐军获知翁源方面亦告失败，于是自江口退却。8月3日退至赣边的南雄，第九旅黄部退至虔南，赣军赖世璜部退至信丰，李明扬部退大庾，李福林部一支退仁化，一支退南雄，滇军朱培德部、湘军陈嘉祐部因为河川阻隔退南雄不易，向湘桂边境退却。当时李烈钧在南雄，主张各军全部退桂林，许崇智则因为在福建有延平王永泉的关系，以及多年和福建的历史，主张退福建。结果分道扬镳，许崇智军、李福林军及黄大伟部偕同退福建，李烈钧之赣军、朱培德之滇军、陈嘉祐之湘军退往湘边，李烈钧则赴上海养病。

　　8月4日南雄为叛军所占，6日北伐军退至龙南、会昌、瑞金，转出福建。

　　回师讨逆的北伐军全盘失败后，对于在白鹅潭坚守待援的孙中山自然是一个严重的消息，因为这表示守株“无兔”了。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维系军心可资号召的希望断绝了。因此随侍孙左右的人都劝他速离广州，别谋发展，而最重要的事是如何安置那些前线军队。孙认为一定要得到前方准确的情报，内心始安。

　　8月9日得悉陈炯明又有攻袭孙中山座舰的计划，专攻永丰舰，并贿买海军将士保持中立，还有一个阴谋是收买某一舰长，伪为抵抗，向沙面的外人住宅区发炮，这一来当然引起了国际交涉，嫁祸于孙。由于这些情报，大家认为孙不能再居永丰舰，使自己目标如此暴露。孙说：“我们可以派人通知各国领事，促请他们自卫，并且注意这些阴谋。郑重告诉他们如果有这种行动，当由陈炯明负责。”

　　这时，南雄失守的消息传到座舰，孙中山乃召集各舰舰长及重要干部会议，大家认为：赣南失陷，南雄不保，前方腹背受敌，战局当然恶化。总统株守省河，有害无益，还是离开这个困窘之地，别图发展为上策。

　　孙接纳了大家的建议，决定离开广东去上海。派人通知各国领事。原定计划是乘搭商轮，但英国领事表示可派炮舰摩汉号护送去香港，乃改乘英舰。

　　8月9日下午3时45分，孙中山率蒋中正、陈策、黄惠龙等由永丰舰登英炮舰摩汉号，舰队善后事宜委托秘书林直勉、参军李章达代办，加发所有官兵一月薪饷。

　　孙中山在英炮舰上与幕僚人员讲述外交上应取的态度。当日下午4时摩汉号由广州起航，7时出虎门要塞。孙对左右感慨地说：“真没有想到我和各位能够脱险，还能到今天。今后只要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国责任仍在吾人身上，不可轻弃以负初心。”这天晚上孙意气自若，与幕僚纵谈时局至深夜2时才就寝。

　　8月10日上午6时抵香港，即转搭俄国皇后号邮船去上海，香港政府派员照料一切。留港的国民党员古应芬、谢持、汪兆铭、刘纪文等都登轮晋谒。正午12时邮船由香港启碇出口驶沪。在邮船上孙中山曾纠正外人对广州事变的影响，因外传陈炯明叛变为“革命”，孙说：“革命与叛逆之名相反，革命为一庄严宝贵之名词，革命有革命之主义，革命之精神与道德，法国革命之主义在自由，美国革命之主义在独立，中国之革命在求实行三民主义。陈炯明此次叛乱，纵兵扰民，为祸国家，恰与革命之精神与道德成一反比例，而其主义则在盘踞与割据以逞一己之私，这不是革命而是叛逆。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能任其鱼目混珠也。”

　　8月14日上午，俄国皇后号邮轮驶抵上海，孙中山在吴淞登陆，上海各团体代表鹄候岸边欢迎者约数千人，极为热烈。下午孙即召集同志讨论国会与时局各问题。

　　15日孙中山发表护法宣言，全文如下：

　　六年以来，国内战争，为护法与非法之争。文不忍艰难创造之民国，隳于非法者之手，倡率同志，奋斗不息。中间变故迭起，护法事业，蹉跎数载，未有成就，而民国政府，遂以虚悬。国会知非行权无以济变，故开非常会议，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属之于文。文为贯彻护法计，受而不辞。就职以来，激励将士，出师北向，以与非法者战。最近数月，赣中告捷，军势远振，而北军将士，复于此时为尊重护法之表示，文以为北军将士有此表示，则可使分崩离析之局，归于一统，故有六月六日之宣言，愿与北军将士提携，以谋统一之进行。不图六月十六日，护法首都，突遭兵变，政府毁于炮火，国会遂以流离，出征诸军，远在赣中，文仅率军舰，仓卒应变，而陆地为变兵所据，四面环攻，益以炮垒水雷，进袭不已。文受国会付托之重，护法责任，系于一身，决不屈暴力，以失所守。故冒险犯难，孤力坚持，至于两月之久，变兵卒不得逞。而军舰力竭，株守省河，于事无济，故以靖乱之任，付之各处援师，而自来上海，与国人共谋统一之进行。回念两月以来，文武将佐，相从患难，死伤枕藉。故外交总长伍廷芳，为国元老，忧劳之余，竟以身殉，尤深怆恻！文之不德，统驭无才，以至变生肘腋，咎无可辞。自兵变以来，已不能行使职权，当向国会辞职，而国会流离颠沛之余，未能集会，无从提出。至于此次兵变，文实不知其所由起。据兵变主谋陈炯明及诸从乱者所称说，其辞皆支离不可究诘。谓护法告成，文当下野耶？六月六日文对于统一计划，已有宣言，为天下所共见。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虽北军将士有尊重护法之表示，犹必当审察其是非与诚伪，为国家谋长治久安之道，岂有率尔弃职而去之理？陈炯明于政府中为内务总长、陆军总长，至兵变时，犹为陆军总长，果有请文下野之意，何妨建议，建议无效，与文脱离，犹将谅之。乃兵变以前，默无所言，事后始为此说，其为饰词，肺肝如见。按当日事实，陈炯明于六月十五日，已出次石龙，嗾使第二师于昏夜发难，枪击不已，继以发炮，继之纵火，务使政府成为煨烬，而置文于死地。盖第二师士兵，皆为湘籍，其所深疾，果使谋杀事成，即将归罪，以自掩其谋，而兼去其患。乃文能出险，不如所期。始造为请文下野之言。观其于文在军舰时，所上手书，称大总统如故，可证其欲盖弥彰。陈炯明以免职而修怨，叶举等以饬回防地而谋生变耶？无论以怨望而谋不轨，为法所不容，即以事实言之，文于昨年十月，率师次于桂林，属陈炯明以后方接济之任。陈炯明不惟断绝接济，且从而阻挠。文待至四月之杪，始不得已改道出师，于陈炯明呈请辞职之时，犹念其前劳，不忍暴其罪状，仍留陆军总长之任，慰勉有加，待之岂云过苛？叶举等所部，已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梧州、郁林一带为其防地，乃辄率所部，进驻省垣，骚扰万状。前敌军心，因以摇动，饬之回防，讵云激变？可知凡此种种，亦非本怀，徒以平日处心积虑，惟知割据以便私图，于国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挠出师，终而阴谋盘据，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诚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者。且即使陈炯明之对于文积不能平，至于倒戈，则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人之生命而已，而人民何与？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后，纵兵淫掠，使广州省会人民之生命财产，悉受蹂躏，至今不戢。且纵其凶锋，及于北江各处，近省各县，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言之痛心。向来不法军队，于攻城得地之后，为暴于一时，已犯天下之大不韪，今则肆虐至于两月。护法以来，各省虽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广东今日所处之酷者。北军之加兵于西南，军纪虽弛，有时犹识忌惮。龙济光、陆荣廷驻军广东，虽尝以骚扰失民心，犹未敢公然纵掠。而此次变兵，则悍然为之。闻其致此之由，以主谋者诱兵为变时，兵怵于乱贼之名，惮不敢应。主谋者窘迫无术，乃以事成纵掠为条件，兵始从之为乱。似此煽扬凶德，汩没人道，文偶闻野蛮部落为此等事，犹深恶而痛绝之；不图为此者，即出于同国之人，且出于统率之军队，可胜愤慨！文夙以陈炯明久附同志，愿为国事驰驱，故以军事全权付托。今者甘心作乱，纵兵殃民，一至于此。文之任用非人，诚不能辞国人之责备者也。此次兵变，主谋及诸从乱者所为，不惟自绝于民国，且自绝于人类，为国法计，固当诛此罪人；为人道计，亦当去此蟊贼。凡有血气，当群起以攻，绝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以上所述，为广州兵变始末。至于国事，则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继此以往，当为民国谋长治久安之道。文于六月六日宣言中所陈工兵计划，自信为救时良药，其他如国民经济问题，则当发展实业，以厚民生，务使家给户足，使得休养生息于竞争之世。如政治问题则当尊重自治，以发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国人民共有共治共享之谓，非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所得而借口。凡此荦荦诸端，皆建国之最大方略，文当悉其能力以求贯彻。自维奔走革命卅余年，创立民国，实所躬亲。今当本此资格，以为民国尽力。凡忠于民国者，则引为友，不忠于民国者，则引为敌。义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难非所顾，威力非所畏，务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俾国民皆蒙福利，责任始尽。耿耿此诚，惟国人共鉴。

第199章 福建的三角斗争

　　广州发生了陈炯明叛变后，福建也出了问题，福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一半是和部分的北伐军（许崇智等部）退到福建有关，另一半是徐树铮的介入。现在先把福建和这两方面的关系叙述一下：

　　许崇智和福建本有深厚渊源，早在民国2年，他就以第十四师师长在福建驻军，二次革命时曾担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被革职拿办。6年12月又随着陈炯明（援闽粤军总司令）驻扎漳州，直到9年8月，在这期间他和福建督军李厚基相处甚为融洽。

　　至于李厚基呢？他是不折不扣的皖系，2年11月他还是第四师（杨善德任师长）第七旅旅长，率部随刘冠雄到福州。3年7月任福建护军使，5年3月出任督理军务（就是督军）。6年5月督军团在北京开会，两次招待议员，都是由他代表致词。直皖战后，他和浙江的卢永祥算是皖系的两支残余力量。在南方他暗中和孙中山示好，与许崇智亦有关系。

　　李厚基下面有两股力量，一股是第二师师长、汀漳镇守使臧致平，另一股是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王是徐树铮的西北参战军所培植的。早在7年9月，王永泉以“奉军补充旅”名义，实际受小徐指挥由洛阳南下，经蚌埠、浦口，转乘建新、福州两轮开往福建。

　　臧致平和王永泉都不是李厚基的直接部属，对李态度一向傲慢，李当然视他们为眼中之钉。

　　直奉战后，奉系战败，而南方由于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亦离开了广东，于是本来是皖系的李厚基乃竭力献媚吴佩孚以求保全自己的位置。吴则因为福建濒海，鞭长莫及，正好利用李作为分化皖系和对付广东的爪牙。李得到了吴的支持，就先对臧致平下手。11年6月5日，他突然到漳州解除臧致平的第二师长兼职，改由自己兼任，令臧专任汀漳镇守使，臧因此愤而离漳去沪。接着他请北京政府调开王永泉，因此皖系的人骂李忘恩负义。

　　李背叛皖系不过是自求生路，但他似乎太过火。他和徐树铮是中表亲，又是同乡，早在10年春天，徐曾秘密到福州，劝李必须与卢永祥忠诚合作，又托李代致陈树藩一个密电，李收了电稿并未替他照发，对小徐的态度也很冷淡。

　　11年8月18日徐树铮在上海，曾有一函致吴佩孚，劝他拥戴孙、段二老共谋统一，吴当然听不进去。小徐又派人持函到福州去见李厚基有所接洽，李竟拒而不见。有人看不过去对李说：“你们是至亲，这样做不太过分吗？”李竟大声说：“有什么过分，他是一个惯于兴风作浪的人，我惹不起他，还是少接触以免是非。”

　　10月2日，徐树铮携带80万元的运动费，由浙江偷越仙霞岭潜抵延平王永泉军中，随小徐同行的有曾任旅长的尹同愈、曾任团长的齐暗农和孙象震，以及曾任营长的汪某。因为事先已洽好，所以小徐抵延平的当天，就通电设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称总领建国军政府制置事宜，并宣誓：“以至诚至敬，尊奉合肥段上将军祺瑞、中山孙先生文为领导国家根本人，何日见此二老共践尊位，发号施令，树铮即当束身司败，俾听质讯。”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组织，是根据徐树铮所著《建国诠真》一书设立的。

　　3日小徐电劝李厚基辞职离闽，限于5日以前答复。同日王永泉、许崇智两部决定联合进攻福州。许部担任左路由建瓯进攻古田，王部担任右路由樟湖坂进攻水口。

　　福州大为震动。李厚基勒令商会筹饷50万元，福州发生挤兑风潮，官吏眷属纷纷避难，离开福州。6日许崇智部占领古田，会合王永泉旅进攻水口，并派黄大伟、李福林两部由古田经大湖向福州推进。孙本戎旅由大湖向白沙推进，包抄水口后路，并截断水口、福州间的交通线。9日李派他的表弟警务处长史廷扬率领留省部队开赴水口增援。12日许、王两部占领水口，闽方唐国谟旅向福安、闽清方面退却。李福林、黄大伟两部遂乘虚由甘源里进至洪山桥，前锋由王懋功率领，轻骑进入福州，李厚基部来不及抵挡，李厚基首先跑到台湾银行，随后又逃上海军军舰。海军在萨镇冰指挥下，勒令李部缴械，并将李厚基软禁在马尾海容军舰上，逼迫李交出他在福州搜刮到的财富。

　　13日闽方史廷扬部从白沙败退下来，曾向福州城发动反攻，李、黄两部因人数不多，仓皇退走，幸好孙本戎部由白沙衔尾追击史廷扬，李、黄两部回师应战，史廷扬腹背遇敌，所部3000余人遂缴械投降。

　　李厚基垮台后，福州各团体遂提出“闽人治闽”的口号，推举萨镇冰为临时省长，并通电拒绝“客军入闽”，阻止南北两军在福建境内作战。

　　萨镇冰和海军本是站在北京政府一方，可是这次驱李战争中却帮助了南方的北伐军，不过他却不肯脱离北方，而直系也想利用海军来驱逐北伐军，授意北京政府于10月15日任命萨镇冰为福建省长。于是这个福建省长既是福州各团体所推选，又是北京政府所任命。

　　萨镇冰在给北京电报时，把扣留李厚基一事说成是“保护”，而吴佩孚则将计就计地请萨派遣军舰把李厚基护送到厦门登陆。

　　福州的易帜，是孙、段、张三角同盟在直系全盛时期打下的一个缺口，北伐军也算找到了一个立足点，因此张作霖派奉天兵工厂督办韩麟春到上海，劝孙中山出兵江西、湖南，并约卢永祥进攻江苏，而奉军即大举入关反攻。国民党人也纷纷电请孙中山到福州组织政府。由于徐树铮已经有了一个组织，孙不愿插足其间。孙的主要目的是要讨伐陈炯明，光复广东，清除后患，才能出兵北伐。卢永祥则颇不以小徐的政府为然，所以也不肯盲目相从。

　　10月17日，徐树铮、许崇智、王永泉进入福州，徐树铮便以“制置府”总领的名义，任命王永泉为“福建总抚”，统辖军民两政；并任命王永泉、许崇智、臧致平、李福林、黄大伟为建国军第一至第五军军长。在此以前，孙中山曾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下设三军，由黄、许、李三人分任军长，所以他们都不肯接受小徐的命令，他们便从10月28日起，改称“讨贼军”。

　　萨镇冰已于10月15日就任临时省长，照理说，所谓的福建总抚，应该是具有督军兼省长的性质，但是王永泉、许崇智等并不否认萨的省长地位，他们都参加萨欢迎他们的宴会，因此这个时期的福建便成为孙、皖和北京政府三种势力和平共处的地区。

　　10月24日，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徐树铮，任命李厚基、萨镇冰为讨逆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高全忠为闽军总指挥。这个命令是在吴佩孚的一再催促下才发表的。本来应该把北伐军一并列入讨伐之列，只因王宠惠内阁不愿与国民党为敌，所以把讨伐的对象只集中在徐树铮一人身上。

　　妙的是，北京所任命的讨逆军副总司令，这时却正在福州和被讨伐的人和平共处，而总司令却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俘虏。

　　更荒唐的是，北京参陆办公处已于10月18日电派常德盛为援闽军总司令，因此现在北京对福建就派出了两个总司令，一个是援闽总司令，一个是讨贼总司令，两者各不相属。李厚基虽然被俘，但他的直属部队王献臣旅在上杭、张清汝旅在泉州、高全忠师在厦门，所以吴佩孚依然重视他。此外吴还调动各路人马，包括驻武穴的鲁军张克瑶旅、驻崇阳、通城的鄂军第二混成旅寇英杰、北洋第二混成旅胡念先两部和杜锡珪所属海军舰队以及在江西的周荫人、常德盛两师。常师已于10月18日由南城开抵杉关。粤军尹骥旅开抵平和后拟向龙岩推进，尹于10月16日曾到上杭与王献臣会商作战计划，此时陈炯明希望取得指挥闽、粤、赣各军的军事全权，以便统一布置，吴佩孚不愿把北军的指挥权交给陈，因此陈的态度便趋于消极，不肯单独进攻。

　　徐树铮奇袭福建，震动全国，可是不知他是怎样想法，组织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政府，名既不正，言又不顺，引起了各方的反感。尤其是所谓的“总抚”，更是奇形怪状的名堂，颇似清朝的总督、巡抚，他所编拟的组织，是总抚之下设军政、民政、财政三署，这个制度也是根据《建国诠真》的官制篇所规定的。

　　10月30日，建国军、讨贼军举行联合会议，选举福建籍的国民党人、广州国会议长林森为福建省长，同日，王永泉取消“总抚”名义，改称福建总司令，并取消建国军名义，改称福建第一军军长。徐树铮表示“建国军政制置府”的职权，类似国务院，将随军事之进展而迁移他处，不会长期设在福建。这一表示仍然不能获得谅解，徐又打算取消制置府，改称建国军总司令。

　　11月1日，徐树铮通电主张迎接段祺瑞到上海和孙中山见面，并在上海召开联省会议，解决组织政府和各省共同出兵讨伐直系的问题。然而徐的电报却没有人响应。

　　就是这个时候，段祺瑞派王郅隆到福州来，劝小徐取消制置府，离开福州。而王永泉这时也不愿意有一个不伦不类的太上皇，自己已是福建的主人，所以便企图把小徐赶走。许崇智等认为这是皖系自己闹意见，不愿介入。徐树铮在这种情势下只好黯然离开福州，11月2日乘轮去上海，建国军政制置府就是昙花一现，突然结束了。

　　11月3日，福州各界举行大会，宣布“闽人自决闽事”，阻止各方军队入闽。林森宣布就任福建省长，萨镇冰取消了临时省长名义。

　　王永泉于11月6日向北京政府通电输诚，不过暗中仍和国民党敷衍。

　　李厚基的母亲曾自上海送来一笔“赎款”，因此李遂被海军释放，10月30日李乘靖安舰到南京和齐燮元、杜锡珪相见，共同讨论反攻福州的计划。11月5日李乘舰到了厦门，当他看到臧致平与高全忠同在码头上欢迎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臧已由上海先到厦门，高就推臧为闽军总司令。臧向李表示，此行是为安抚部属，保全地方而来，并不反对北京政府。

　　这时，曹、吴都有电到厦门，召臧北上，因此李厚基劝臧应召前往，臧也表示同意。不料11月7日臧鼓动第二师官兵向李讨军饷，吓得李、高两人逃往鼓浪屿会审公廨。8日臧有电给陈炯明云：

　　李督军五日莅厦，致平往谒，重卸仔肩，俟有替人，即当北上。七日闽有少数溃兵邀同驻厦军队向李督索饷，李督即偕同高师长他往。是时致平适在鼓浪屿候船，挽救无及，厦门绅商请致平维持地方治安，致平仍本在漳州宣布之宗旨，与贵军一致行动（意指维持闽粤两不侵犯条约）。

　　11日又致电北京政府，报告李、高离开厦门情形，并表示“服从中央”。

　　福建问题，北京政府也前后不一致，11月9日北京政府又加派前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叫他安抚驻闽海军。11日李厚基到汕头向陈炯明乞援。

　　国民党方面有人主张不要迫陈炯明完全倒向北方，同时阻止陈炯明帮助李厚基援闽，因此促成孙中山和陈炯明言归于好，倡议的是汪兆铭等。但孙坚持要陈炯明写悔过书才可以不咎既往，因此，徐绍桢奉派到广州劝陈炯明停止“援闽”军事，可是陈炯明拒绝写悔过书，调停遂告失败。

　　福建变成了群雄逐鹿的混乱局面，曹、吴调豫军常师于11月中旬先后占领光泽、邵武、建宁、将乐等县，粤军尹旅占领上杭、龙岩、永定等县，11月29日李厚基到上杭与尹骥等举行军事会议，即派张清汝、王献臣为第一、二两师师长，拟联合粤军大举反攻漳州。臧致平意欲独霸一方，本来拒绝“讨贼军”开入闽南，由于受到两面压力，乃又转而与讨贼军及民军合作，12月16日两路会师泉州，张清汝逃往南安，所部五营缴械投降；王永泉部开往闽北，抵御常师，12月中旬接连收复将乐、延宁、邵武，常师退往江西境内杉关、黎川一带。直到这时，福建的局势才稳定下来。

　　徐树铮“开府延平”一幕是失败的，他虽然出奇制胜，赶走了李厚基，可是王永泉并不听他的话，对皖系力量也丝毫没有补益。不过，福建的局势，对孙中山方面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北伐军”从翁源退到闽边，饷弹两缺，同时又面临粤（洪兆麟一师）、闽（王献臣一旅）、赣（周荫人一师）三面围攻的危险。如果不能在福建打出一个出路，就是困顿的局面，到了福建后，兵力扩充了一倍，士气也完全恢复。

　　皖系和奉系都主张孙、段、张的三角联盟，借福建的基地同时围攻直系，然而孙中山不同意，他说：“孔明欲图中原，先定南中，吾党欲出长江，非先灭陈逆不可，因为必须有广东，才有能力图长江，否则便腹背受敌了。”

　　孙中山早在10月18日就下命令把入闽的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中正为总部参谋长，准备回师广东。同时派邹鲁为驻港特派员，邓泽如为驻港理财员，在粤、桂两省发动讨逆军事，夹击陈逆。

　　10月31日，邹鲁偕李文范抵港，邀邓泽如、林直勉、林树巍、胡毅生等，会议进行事宜。滇、桂军将领杨希闵、刘震寰、蒋光亮等均派代表来港接洽。

　　11月8日孙中山函滇军将领张开儒、杨希闵等，把握时机，速图广东。

　　当时，在福建的粤军可算是孙中山的直系部队。尤其是许崇智这一军更是最忠于孙的军队。

　　在军事人才方面，孙中山最器重的是蒋中正，所以当许崇智等在福建打开局面，孙任命许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后，又任命蒋中正为参谋长，敦促他早日赴闽，策划规复广东事宜。10月22日蒋中正至福州，即至第二军部办公，并代表孙慰劳讨贼军各将领。当时粤军寄居福州，困难甚多，黄大伟又因改编事，与许崇智冲突，蒋中正乃函呈孙，有离福州之意，孙接函，急驰电阻止，电曰：

　　介石兄鉴：接函甚愕。我以回粤讨贼重任，托汝为与兄，无论如何困难，总须完成任务，方能释肩，万勿轻去，以致偾事。如有阻力，当随时为兄解除。仲恺即来相助。孙文。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