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在前线督战时，对于冯玉祥的行动颇为注意。冯本人在怀柔按兵不动，有坐观成败之势，吴命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急赴前线，张给冯玉祥一电，为了加强语气所以在电文后加了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这本来是普通的加强语气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时候，这句话就有了问题。冯玉祥虽然已和奉张暗通款曲，但他确有坐观成败之意，他要看直军有了败兆才敢动手。吴上前线后，冯是犹豫的，他怕吴在前线打了胜仗，他一发动，吴率师回京平乱，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机而动，所得情报来自直军总部的，是胜利在望；来自日方的，则谓直军不利，前线危急。当他收到吴的参谋长来电催促进兵时，他认为直军失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决心“倒戈”，移后方作前方向北京回师，在吴佩孚后方放了一把火。

　　13年10月23日的傍晚冯玉祥率军退出阵线，回师北京，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

　　24日晨，吴佩孚尚不知后方突变，他好整以暇地率僚属赴九门口督战，直军前线士气转旺，奉军攻势曾受阻遏，战局颇有转机。中午时分，吴佩孚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内容大同小异，均言“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等于二十三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酝酿巨变”。电报中所列参加政变人士均为直系巨头，包括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胡景翼、孙岳等。

　　冈野增次郎接到这些电报，立即往见吴的红人、总部政务处长白坚武，把电报给白看。当时情报非常混乱，谣言满天飞，所以白坚武见到这几份电报，颇为怀疑。他认为冯玉祥叛变是可能的，但是叛变的阵容如此大，而且这些人各有各的背景和打算，似乎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因此判断这些情报靠不住。白坚武的政治警觉性实在不够高，冈野见白坚持己见，所以也不和白争辩。

　　吴佩孚从战线上回到秦皇岛总部，冈野乃把这些电报呈请吴核阅，同时注明某电是日本公使馆所发，某电是北京日本守备队所发，某电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的公报，因此可靠性非常确实。

　　当时，北洋军阀多有日籍顾问，即以直奉二系而论，张作霖有日本顾问，吴佩孚也有日本顾问，直奉军虽然作战，顾问与顾问间有联系，顾问与日本公使馆和军方有联系，而日本公使馆又与各地的使馆有联系，这一来，日本人对中国各地以及大军阀动态均了若指掌。他们押注不在一方，敌对双方均有联络。其实张作霖也好，吴佩孚也好，民族观念均极强，不完全受日人挟持，可是日本人为了他的既得利益，必须和中国实力派有所勾结。

　　当吴佩孚看到冈野的电报，他立刻相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冯玉祥并不信任。据说，他当时对冈野和他的幕僚说：

　　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在我意料之中，因为这次出兵前老冯曾向我要求，待平定奉系后，派他为东三省巡阅使以继张作霖之缺，我告诉他：东北和日本有特殊关系，我们对日外交很微妙，所以东三省巡阅使的任命，不能漠视日本的动向。你一向被认为亲美派，最招日人之忌，因此去东北很不相宜，不过对酬答足下的战功，国家有的是名位，我一定会考虑其他职务的，而且必令你满意。我这番话也是腑肺之言，可能冯因未达目的，遂暗通敌人。其实他向我索军费，我已发十万，后来又增至十五万元，他才勉强奉命，率兵开赴古北口。很多人向我建议，免除冯的第三路军司令以除后患，总统居中替冯说情，免冯计划遂没有进行。当冯到古北口前线，又借口敌人优势，要求增拨步枪弹百万发，我对冯更不放心，所以不发给他。近数日我在总部中，晚晚不能入睡，辗转反侧，右转则思及处置张作霖之法，左转则念及冯玉祥之可能背叛，现在不幸而料中，想到当日拨冯战费十五万元，实在太划不来了。

　　吴感喟地把冈野的三通电报扔在公案上，他当时还很镇静，要求大家对这个事变保守秘密，以免前线军心摇动。

　　这时吴的处境是屋漏更遭连夜雨，先一天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吉冈显作曾发通告，不许直军总退却时使用秦皇岛码头，这个通告也在同时到达吴的手中，这是吴军退却唯一可用的码头，日本人则落井下石。

　　同一时间，奉军张宗昌的前锋是日人永骑兵少佐所率黑龙江骑兵大队已南下滦河流域，切断了直军后路。吴军腹背受敌，走海路又不能使用唯一的码头，情势真是危急万分。

　　25日晨，吴佩孚率领高级参谋人员赴九门口前线督战，过了中午回到总部，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于总司令室，各高级将领均出席，吴以沉痛的态度，宣布北京兵变及总部退却计划。

　　当天下午6时，先运兵3000南下，总司令部列车则于下午8时离秦皇岛。前线军事全部分为三大防御线，秦皇岛一线由张福来负责，昌黎一线由彭寿莘负责，滦州一线由靳云鹗负责。吴自己乘总部专车带了一团卫队，星夜疾驰南返，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体，一夜未眠。10月26日上午11时，列车到达天津。

　　直军在前线防御工事做得还不坏，有掩盖钢板为大炮不能攻毁之坚固战壕五道，可以坚守，至少可以挡住奉军一段时间。可是奉方把握机会发动心理战，派遣大批飞机在直军阵地空投传单，传单上是北京政变的消息，包括冯玉祥、孙岳、胡景翼的通电，要求停战和惩办战首。另一部分则是奉军劝降的消息，强调直军归路已断，主帅已逃，唯有投降才有生路。

　　直军战壕中遍处都是奉方的传单，直军半信半疑，军心为之摇动。

　　吴佩孚素所瞧不起的张宗昌，这时成为战场上的“骄儿”，他所率领的部队如果在今天，就很时髦了，可称之为“外籍兵团”，包括有已改入中国籍的白俄军，以及日本、朝鲜、法国军人，据说这些“洋兵”均曾参与欧战，精娴新式战术，善战而无军纪。张作霖把张宗昌放在最前线，本来是让他做炮灰，想不到却成全了他。他率领这支游杂军共16 000人突破直军防线，26日吴佩孚率军回师后，张宗昌即击破直军董政国所率的第九、第二十两师，攻入冷口，27日张军入建昌营，和倒戈的直军胡景翼部联络，追董政国于滦州。10月27日张宗昌、胡景翼部占领滦州，把直军截成两段，一面南下和榆关奉军围迫秦皇岛及山海关的直军，另分兵追击董政国溃部之后而攻唐山。切断榆、津间交通，张福来败退。

　　与此同时，奉军吴光新部据海阳，炮击秦皇岛，张学良又从长城低处冲入，加上张宗昌部由滦州南下，直军便在奉军四面炮火包围中。

　　10月30日奉军三路攻占秦皇岛、山海关。直军一部乘轮回塘沽，二万余军被缴械。关外直军纷纷逃离战线，麇集车站，这时火车已不能开动，散兵逃向秦皇岛，秦皇岛已失陷，军械粮食遍地堆集，奉军一方面收缴直军军械，一方面清点战利品，收获极为丰硕。

　　10月31日，自山海关至唐山一带的直军已全失抵抗能力，奉军各路连接，大队长驱入关，以吴光新的骑兵为先锋，自古冶而芦台，向塘沽疾进，和在北京方面的冯玉祥、胡景翼军相呼应，直军几乎全部陷于奉军和冯、胡两军的大包围中。

　　11月4日奉军占领塘沽，吴佩孚已于先一天率残部乘舰驶离塘沽，这时直军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张宗昌、吴光新两部先入天津，奉军大队亦纷纷抵达，在天津的直军残余部队全被缴械。第二次直奉战争遂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由酝酿到接战到结束，前后两个月，直军败得太惨，这是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彻底垮台，当然致命的因素是由于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倒戈回师，吴军在前线不及回师，腹背受敌。可是直军也有许多不及奉军的地方，据参观山海关战线的外国军官的综合意见，认为：

　　（一）奉张作战纯采新式，吴佩孚则仍用旧式战法。

　　（二）后勤方面，奉军早有准备，粮草无缺，装备齐全；直军则临时采购，军费又极费周章。

　　（三）奉军迫击炮极多，用高弧线的瞄准法，成三角形而直入直军战壕。

　　（四）奉军所用飞机翱翔空中，均为新式，机枪和大炮均系新从俄、德两国购买，直军的武器则多系中国汉阳兵工厂所制。

　　（五）当直军败退时，吴佩孚所招募之少年军，竟在阵后掘小战壕，用炮轰击退却之直军，故直军伤亡极大。

　　（六）奉军人人耐寒，棉衣被囊一应齐全，直军装备欠缺，且不能忍冻。

　　这些当然是从军事观点分析，不过吴佩孚本身也有招败之处：第一，吴虽然对政治有兴趣，但他并不懂政治，对外一味树敌，促成奉、皖、冯与西南的大联合。其实以他当时声望、名誉和力量，他可以和各方携手，同时也可以分化其他势力，为什么要驱迫这些力量集合在一块。在直系内部，他虽然代表正直的一面，可是太盛气凌人，促成高级干部离心离德。他常自比关羽，在缺乏政治手腕这方面他倒确是很像关羽。第二，这次对奉用兵，在战略上他也有错误。吴的特长是闪电战，后防空虚，胜则追奔逐北，败则退无所据。当曹打限时即刻到的电报命吴回师靖难时，吴因为前方战火正紧，胜败决于俄顷，不忍功亏一篑。他认为冯虽然倒戈，其他的人不致和冯一致，还想让孙岳等部先去挡一仗，同时急电鲁督郑士琦派兵应战，哪知郑早与皖系通款，山东方面只有混成旅长潘鸿钧自动赴援，潘是吴的同乡，所以义不容辞，可是这点力量毫无帮助，结果全都被冯部包围缴械。

　　当时有倒吴不倒曹的口号，吴也微有所闻，他想曹锟是个老好先生，大概别人不会向曹下毒手。所以当曹一日数电，声嘶力竭地召唤他时，他还以为曹可以下令制止冯军异动。但当他证实冯与胡景翼、孙岳、王承斌等已连为一气，才仓皇回军，火车一夜疾驰七百里，赶返天津。留下前方军事交给有勇无谋的张福来。然而，这一切既太迟，又无壮士断腕的决心。

　　直军崩溃的时候，京津方面许多军政元老均纷纷奔走和平，希望地方不至于糜烂。如前国务总理张绍曾就是一个，他于冯玉祥有恩，又是吴佩孚的亲家，他出面可以两全，可是他的奔走毫无结果。北洋派元老王士珍和直隶道尹吴履观主张外交调停，于10月31日往访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转请日本政府向奉天交涉停战。吉田认为：

　　目前战局甚紧，冯、胡军队南下在即，未知吴佩孚将军对此危机有无防御之策，这是本人所最关心的。至于调停两方战事，时间因素有问题，因为用电报联络，先要打电报到北京，由公使馆转东京，东京同意了再回电，往来费时不下三四日，缓不济急，恐无补大局。我昨天曾和安福系领袖王揖唐商量，王主张吴佩孚能拥戴段祺瑞出山，以实力支持，解救目前局势。

　　王士珍、吴履观对吉田的意见认为可以考虑，遂约第二天中午在天津日本租界敷岛亭再见，吉田表示分电北京、奉天及东京，进行调处停战，并约定11月2日下午5时拜访吴佩孚于天津站列车中之吴氏总部。吉、吴两人问答如下：

　　吉田说：“今日时局之重大迫切，有间不容发之势。调停直奉之道，莫便于请段祺瑞之援助。中国之事应由中国人自理，不可使外国势力参入。余基于此信念，今朝偕王揖唐亲访段氏，以段与君合作为今日收拾时局最稳当有利之方法说之。余想段氏与吴将军本有师生之谊，吴将军为国家前途计，应一扫从来隔阂之感情，投入段氏之怀抱，以发见彼此之妥协点，请将军慎思之。”

　　吴答：“贵总领事之言，真出拯救中国时艰之至情，余深为感激。惟各国之历史与国民性各异，故关于国家观念亦彼此不同。欧美各国之建设，大抵不逾二百年之岁月，其能达千年之久者殊鲜。独我中国有四千余年历史之旧邦，且有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是也。八德张则国宪立而国运盛，苟坏其一，则无收拾人心之准绳，犹如贵国以万世一系之天子为中心而团结国民者然。斯道不亡而国存，斯道丧则国亡，此不易之理也。余若从贵总领事之言，为一时之权宜计，结段以背曹，大义名分之谓何？且臣节由此而坏，何得任国家之重寄乎？世人往往见中国共和政体之成立而以为君臣之义已灭，然以余所见，则有异于是。如保此八德，犹可正彝伦而不误，用长幼之序以代君臣之义，有何不可？再进一步而言，若段氏今起而当收拾时局之任，在不知中国情形之外人，或不予责难，殊不知正污蔑段氏十年之苦节也。彼之为人也，品性高洁，思想正大，出入儒佛之学，又能体悟八德。若一朝受冯之推戴，投入政界之漩涡中，非所以忠于国家也。盖中国之兴微，系于大道之消长，我面临国家兴亡命运之边缘，独欲绍述斯道而无反顾。至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念中，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故宁为玉碎而不望瓦全也。”

第216章 吴佩孚浮海南下

　　吴佩孚在天津车站这几天，直军情况更陷悲惨境地，至11月2日止，胡景翼部的先头部队已进入杨村，直军不战而退，滦州方面直军在撤退中溃散，唐山一带更是悲惨，日本方面消息，张宗昌一心一意想活捉吴佩孚，取其头颅。吴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获得吉田茂的通知，日本政府愿协助援救吴的性命，所以吉田茂主张吴立即迁至日本租界，可是吴佩孚在这一点上非常坚持，决不在兵败后托庇租界。

　　11月2日杨村不守，冯军由北仓逼近天津，吴在列车上假寐片刻，吴的左右不由分说，把火车开回老站，吴醒后大怒，连声说：“谁要我上租界，我便要谁脑袋。”

　　吴同时向冈野增次郎说：“战败逃入租界苟全性命，是我所最不齿的，也是一个国家大员最丢国家颜面的行为，我决不做这种我生平最反对的事。设若不幸，我宁玉碎于此，也不愿托庇租界以谋瓦全。日本政府对我的好意和足下奔走的热忱，我是永矢不忘的。”

　　吴的左右见吴这么坚决，只好面面相对，偷偷耳语，大家都了解局势万分严重，不上租界就是死路一条，可是吴佩孚却处之泰然，大家不由疑窦丛生：“孔明先生兵败时还有一套空城计，咱们大帅是打的什么主意呢？”

　　吴好像看透了左右的心事，他慷慨悲壮地说：“我留在天津，看焕章（冯玉祥）把我怎样。”

　　冯玉祥会怎样？答案很简单，他既然敢倒戈，什么事情做不出呢！吴要留在天津就得做俘虏，不做俘虏只有自杀。吴的幕僚个个急得如热锅蚂蚁，又不忍心丢下吴自寻生路。

　　在吴身边，有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谦（字六阶），他鼓着勇气对吴说：“我替大帅已经准备了一条军舰，不如我们把车开到塘沽，弃车登船。”

　　这是死里逃生的唯一之路。原来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早与奉系勾结，把舰队带走，刘永谦则和华甲运输舰舰长为知己交，他在局势恶化时就安排了这条船，以待最后关头载吴脱险。他确知冯军和胡军都已距天津十里，千钧一发，所以硬着头皮劝吴“乘桴浮海”。

　　吴这时真是英雄落泊，穷途末路，不禁流下了眼泪，黯然说：“我今天是败军之将，虽属运穷命蹇，自念尚不是可死之时，只有收拾残兵，浮海南下，先至青岛体察形势，再定行止。”

　　13年11月2日晚，吴佩孚接受刘永谦的意见，决定由塘沽登舟，他命令在身边的参谋长张佐民，做各种撤走准备。

　　晚上10时许，接到胡景翼先锋已迫近天津的消息，事迫燃眉，因此火车头遂升火待发。这时候，停留天津总站的总司令部列车有头等车厢30余辆，和两周前讨逆军总部出发北京正阳门赴山海关时一样，可是吴总部已大半数溃散逃亡，仅少数忠义之士和若干卫兵随吴共患难。当晚11时左右，吴下令开车，火车驶出天津总站，向塘沽行进，3日晨5时，车抵塘沽，幸好塘沽尚无敌军踪迹，不过直军败兵却有不少麇集在塘沽车站和码头上。

　　华甲舰有5000余吨，原是德国军舰，因为太大，不能靠岸，所以要乘小轮转赴华甲。吴等一行到大沽港已是上午9时，登上华甲舰，在舰上已有败兵无数，聚集大厅中，吴和左右只好转入船尾餐厅。

　　吴在舰上立即召集文武幕僚20余人，商议今后步骤。兵败之余，穷无所归，与会人士面面相觑，真不知从何说起。座中有吴所器重的张其锽，执笔草拟了五条意见：

　　一、取消武力统一中国之政策。

　　二、改变御下态度，宽容政客要人，苟有主张之士，虽政敌亦应敬重之，尤不可加以斥骂。

　　三、放弃洛阳根据地，另行选择据点。

　　四、亲贤远佞，起用新人才。

　　五、筹款300万元为经费。

　　吴表示除第三条外，均可接受。这五点意见，作为吴的一个幕僚来说，是很突出而大胆的，但也是必须的。在吴幕僚中，吴对张其锽最刮目相看，张是广西桂林人，字子武，中年自号“无竟居士”，幼年家贫苦读，光绪三十年中进士，由县长转任湖南巡防队统领，民元谭延闿都督湖南，张与谭友善，所部改为南武军，张任统帅，后任湖南军事厅长。民国11年春，黎元洪总统任张为广西省长，加陆军上将衔。张和吴订交在吴首次南征时，张守永捍，以手书致吴陈利害，吴为之折服，遂结为异姓兄弟。吴对部下从不假辞色，独对张最亲敬，尊称省长而不名。

　　张博通经史，尤精于奇门遁甲，当时传说张能呼风唤雨，知过去未来，这当然过于夸大，可是张是一位传奇人物则是事实。他和吴佩孚相得益彰，水乳相融。

　　13年11月6日下午7时，吴佩孚率领败军乘华甲舰驶离大沽口，他在大沽口华甲舰上留了三天，想听听有没有意外的好消息，同时收拾残兵。

　　在这个时候当然不会有好消息，吴听到的都是一连串极坏的消息，才下决心浮海而南。可是时移势易，世态炎凉，这时山东的郑士琦已宣布中立，拆毁沧州、马厂间轨道以阻溃兵，同时严令山东沿海口岸，拒吴登陆。吴舰过青岛时，温树德只派人送了食物，却不欢迎靠岸。11月12日吴舰由吴淞入长江，14日过南京，齐燮元曾登舰与吴一晤。南通名士张謇则派专人送上一封慰问信：

　　子玉将军麾下：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主义而战，战不足为将军罪。将军之败，败于内奸与外谋，败不足为将军辱。下走平日雅重将军，今以将军之败，愈增敬爱。时难方殷，愿将军为国珍重，少饮酒勿任气，将军幸甚，国家幸甚。

　　信末还附一诗云：“壮语招时忌，斯人实可嗟，一舟成敌国，四海欲无家。治易刘中垒，能军李左车，盈谦有消息，尺蠖即龙蛇。”吴读了此函及诗，流下了英雄泪，低沉地说：“季老真是穷途知己。”

　　吴佩孚一行于13年11月17日抵达汉口，这时齐燮元等已宣布对北京独立，所以吴佩孚一抵汉口就发表筱电组织护宪军政府。湖北督军萧耀南是吴所提拔的，他以为萧当然完全听他的指挥，因此他想联合长江各省对抗北方。

　　护宪军政府所揭橥者为：“……合法之国会政府不能行使职权，宪法完全失效……亟应联合建设护宪军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机关……自冯军入京之日始，北京……之令，一概无效，所有征讨大计，惟护宪军政府是属。”至于所拟定之护宪军政府组织大纲十条，大要为：

　　一、护宪军政府因……合法之国会政府不能行使职权，宪法完全失效，联合同志各省组织之。

　　二、护宪军政府设于武昌。

　　三、护宪军政府代表中华民国，执行对内对外一切政务。

　　四、护宪军政府根据法律元首为海陆军大元帅之义，于大元帅之下设置元帅，凡各省区之巡阅使、督军、督理、督办、都统、海陆军总司令皆为元帅。

　　五、元帅采合议制设元帅会议行之，元帅会议设正副主席各一人，由各元帅互选之。

　　六、元帅不能出席会议时，得派代表一人代行其职权。

　　七、护宪军政府于元帅会议之下，设内务、外交、军政、财政、交通五部，每部设部长次长各一人，其组织及职务另定之。

　　八、护宪军政府至宪法效力回复、护宪目的完全达到之日，应即撤销。

　　九、本大纲有未尽事宜，由元帅会议随时改之。

　　十、本大纲自宣布之日施行。

　　列名“筱电”的是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刘镇华、吴佩孚、杜锡珪、马联甲、蔡成勋、周荫人、萨镇冰、张福来、李济臣、刘存厚、刘湘、杨森、邓锡侯、袁祖铭、黄毓成、金汉鼎、林虎、洪兆麟等21人，包括苏、浙、鄂、陕、皖、赣、闽、豫、川、粤十省和海军。可是代表粤军的林虎和洪兆麟立即由上海的粤军代表通电否认。齐燮元虽是领衔的，亦对护宪军政府不表同意。11月19日江苏省长韩国钧竟通电反对护宪。至于孙传芳、蔡成勋、萧耀南、刘镇华则在复韩国钧的电报中表示组织护宪军政府通电，事先并没有完全同意，此后当另图补救。而湖北的萧耀南也有暗示，不欢迎吴佩孚留在武汉。13年11月19日吴佩孚黯然离开了武汉，乘京汉火车经郑州径返洛阳。

　　洛阳是吴佩孚的根据地，吴既然回到洛阳，反吴的人认为这是纵虎入山，非常不安。吴在河南，召集他的旧部，积极布防，并在郑州设立护宪军前敌总司令部，11月23日河南绅民张钫等在郑州组织弭兵会，反对河南变成战场。这时候胡景翼南下的部队已在京汉线和吴军开火。

　　段祺瑞入京就任临时执政后，11月24日吴致电段，表示赞成其应付时局的方针，劝段不要受张作霖和冯玉祥的愚弄。段祺瑞也有意在吴患难时拉一把，用来对付张、冯，可是又怕吴真的借尸还魂后不听差遣。所以阳示对吴拉拢，电称可以阻止胡景翼军前进，却暗中电令西北方面的阎锡山、刘镇华、陆洪涛、吴新田全力围攻吴佩孚。

　　12月1日吴佩孚、胡景翼的代表正在开封召开和平会议，停战议和。突然陕军第二师师长张治公、第三十五师师长憨玉琨联合山西军队发动偷袭洛阳，向吴提出哀的美敦书，限其即日离境。吴素高傲，对憨部的变动本不重视，下令备战。不料吴的命令竟不能下达，部下亦不接受命令，这时憨的第二次哀的美敦书又来了，吴乃仓促离开洛阳，先到郑州，怎知在郑州还未落脚，又接确报，胡景翼部自北方开来，吴只好匆匆南下信阳，寄寓信阳的道尹衙门。2日晨吴偕数十人乘火车离开信阳。这时又收到萧耀南的通电，拒绝吴率部入鄂，并劝吴下野。吴只好在新店下车。吴部寇英杰守彰德，为了表示对胡景翼让步，曾后撤50里。

　　4日吴电段祺瑞，表示拟入鸡公山养病，不问世事。萧耀南电吴，愿意送路费，请吴出洋，吴阅电大怒，立予拒绝。

　　憨玉琨率军东追，豫督张福来被迫离豫，把河南督理印信交给省议会。李济臣退守许州，寇英杰奉萧耀南令退保武胜关，阻溃军入鄂，郑州情势混乱，第二十四师毁黄河铁桥阻胡景翼南下。

　　吴军南撤，憨玉琨率军尾追，12月5日憨军占开封、郑州，胡景翼部渡河南下，被憨军拒阻。

　　6日，吴佩孚上鸡公山。

　　鸡公山是很著名的，它位于河南湖北两省接壤之地，蜿蜒数十里，峰峦相接，形状奇特。山的顶端有如报晓的雄鸡，故名鸡公山。豫鄂人争传鸡公山可呼风唤雨，实则鸡公山屹立中原，介于南北之间，登山可穷千里之目。山上夏天很凉快，冬天很暖和，可以避暑，外国传教士在山上盖了教堂，而有些人则修筑别墅。有钱的人多来自武汉，山上还有一条小街，也有医院、学校、运动场、邮政局、警察局等等。

　　12月的天气，山上一片冬景，霜满山径，雪盖远峰。吴登山后借寓河南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的别墅。

　　吴佩孚上鸡公山后，鸡公山又变成全国注目的一个地方，而他不只是生了病，同时头发也白了。形势影响于人之大，于此可见。在吴佩孚来说，他过于自傲，对左右不假辞色，崖岸自高，不同流俗，这些都可以说是他的长处，但也是他的短处。无论如何，在当时北洋军人中，吴不愧是个奇男子，曹锟贿选他不赞成，曹家在北京胡作非为，他也不同意，然而直系悲剧的苦果，却是要他一个人吞下。

　　吴当时气不能平的，是他如果在战场上战败，还想得过，可是他这次失败，是因为冯玉祥倒戈，同时曹家兄弟不争气也是基本原因。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战败后还可以退到关外，闭关自守，发愤图强；这次直系失败，几乎和皖系一样，一败就不可收拾。而直系的大将都自顾自己，宁愿让人各个击破。吴佩孚在这样情况下怎不痛心疾首呢。

　　段祺瑞对吴佩孚也有深恶痛绝之感。因为段前此垮台，几乎完全垮在吴的手中，吴从驻防衡阳时代，以一个小小的师长，竟向段挑战，从此声望一天比一天高，力量一天比一天大，最后发动直皖战争，一举击溃皖系，段只好在天津息隐。如果不是这次直系垮台，段怎么能重上北京的政坛。

　　然而政治上没有绝对的恩怨，政治形势可以把昨天的敌人变为今天的友人。段这次是在奉系和新起的国民军两大势力支持下出山，自己无拳无勇，也就无足轻重，处于两大势力之间，段的临时执政日子并不安逸，段总想建立自己的力量，可是皖系军队已烟消云散，安福系又是臭名洋溢，既无可用之将，又无可用之兵。

　　有人向段建议重用吴佩孚，在吴穷无所归时，拉吴一把，使吴为段所用，只有吴还可以对付张作霖，尤其对冯玉祥有抵消作用。段也为之动心，不过对吴不敢相信。在吴佩孚来说，他自况关羽，义不帝曹，所以他可能演出过五关斩六将挂印封金，千里送嫂的故事，以标榜自己。在这种情形下，段、吴合作的可能性就太小了。

　　12月19日下午7时，湖北军第一师师长寇英杰上鸡公山谒见吴，吴本打算以寇英杰率军警备鸡公山四周，并以信阳为中立区，缓和胡景翼军南下，让自己能在鸡公山喘息。

　　然而胡景翼认为河南已是自己的辖区，怎肯在卧榻之旁容一只老虎，他于12月11日在郑州正式就豫督之职，逐走了憨玉琨，占领了信阳，把吴佩孚的残部4万多人缴械，同时通知吴佩孚请他离开鸡公山。

　　12月28日吴佩孚带病下鸡公山，向湖北进发，可是湖北人也拒吴入境，破坏了路轨，阻吴的火车，吴被迫在广水下车。

　　吴佩孚入洛阳，上鸡公山下鸡公山，走遍了半个中国，茫茫大地竟无容身之所，昔日他被人歌颂，被人拥护，如今则被人驱逐，被人挡驾。

　　在患难中才看得到知己。当他穷无所归时，湖南赵恒惕伸出了友谊之手，敦请他前往湖南。而四川的杨森也派人来迎迓他。

　　吴佩孚和赵恒惕，因对敌而惺惺相惜，由此订交。吴叱咤风云时代，赵在湖南和吴并不步调一致，吴一心要用武力统一中国，赵在湖南则主张联省自治，赵的联省自治是吴所反对的，然而吴、赵的交情却毫不受影响。现在赵邀请吴假道湖北前往湖南。

　　湖北的萧耀南是吴所提拔的，现在萧却有礼貌地拒吴，甚至吴想假道湖北去湖南都很困难。当吴在广水因铁轨遭破坏，被阻前进时，川督杨森的军务代表刘泗英来谒，自告奋勇愿意先到武汉去游说萧“缓段全吴”，吴欣然同意。刘泗英到了武昌，径赴督署，萧对来客表示自己不会做冯玉祥第二，不过为了保全武汉，请吴不要留在湖北。同时决定三个要点：一、请吴不要驻岳州，改驻黄州。二、吴的卫队以两营为限。三、所乘兵舰决川号和浚蜀号的武装解除，仅供作为交通工具和自卫。

　　14年1月1日，吴佩孚率领卫队抵达汉口大智门车站，宣言不入租界，留住火车中。这时候湖北公团向萧提出请愿，要萧劝吴离开湖北。2日萧耀南撤回驻防岳州的湖北第二十五师部队，以岳州还湖南，赵恒惕即派邹序彬为岳阳镇守使，率部前往接防。4日晨吴佩孚至湛家矶，改乘决川、浚蜀两舰，东下黄冈，泊赤壁下，不登岸。川、湘、黔各省代表均在船上，大家合拍了一张照片，密订川湘联防条约。5日，抵黄州，即在黄州住了下来。立春日吴偕僚属游灵泉寺、陶侃读书处及其他名胜，均有吟叶，好整以暇。现在抄吴当时的几首诗——

　　（初至黄州，走笔云史）为谋统一十余秋，叹息时人不转头；赢得扁舟堪泛宅，飘然击楫下黄州。

　　（赤壁春望书示云史）戎马生涯付水流，却将恩义反为仇；与君钓雪黄州岸，不管人间且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