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山区，直到五月份还被雪覆盖，而西洲阿尔卑斯山的冰川扩张也导致冰舌延伸到山下的草地附近。

　　根据朱翊釴的观测和研究，东北的水患和漠南漠北的雪灾会进入频繁活跃时期，而中原地区降雨量有可能陷入北旱南涝的局面。

　　面对这种局面，朱翊釴建议提前建设大量常平仓来应对可能遭遇的灾情。

　　不过面对这种话，庙堂上的官员，乃至于朱翊釴的父亲朱载坖都持有怀疑态度。

　　大明朝在扯皮中浪费了最宝贵的两年时间，而执政六十余年的朱载坖也在嘉靖六十七年结束了自己漫长的执政生涯。

　　嘉靖六十七年五月初七，朱载坖驾崩于乾清宫，停灵四十七日后下葬德陵，庙号仁宗，谥号法天钦文聪圣武德神明孝德贞皇帝，享年九十岁。

　　在朱载坖驾崩入葬期间，世界各国纷纷派出使团吊唁，许多国家使团恸哭数日而不肯离去。

　　在此过程中，各国使团也朝拜了新君朱翊釴。

　　彼时朱翊釴已经七十岁，且多年的科研导致他十分消瘦，众人都对这位学者成分大于储君身份的未来皇帝感到了忐忑。

　　朱翊釴并不在乎众人的看法，他此刻担心的，是那进入活跃期的小冰河期。

　　他多年的研究告诉他，这并非是自己一个人的假想，而是即将发生的事实。

　　在这样的忐忑中，朱翊釴宣布改明年元为隆庆，是为隆庆元年……

第594章 后记隆庆

　　“近来，关中地区干旱少雨，北方洪涝雪灾，粮食减产，这一切与今上所预料灾情一致，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小冰期的活跃并不会持续太久，朝廷有完备的平抑措施，不必担心粮价暴涨……”“不必担心粮价暴涨……”

　　一座集镇内，当收音机的声音在牌坊下回响，整个集镇人烟稀少，街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顶着烈日走动。

　　沿街铺子大多关闭，为数不多开着的一间铺子外则是插着一面旌旗。

　　【延安府鄜州县白水镇……隆庆三年四月初六】

　　“这地方，看来是真的待不下去了。”

　　唏嘘响起，一名身穿圆领衫的老年人走到了牌坊下，将收音机抱起来的同时，转身看向了镇外。

　　镇外，太阳像个泼了油的火球，火辣辣的悬在天空中，向外散发着灼灼火气，就连仅剩的一丝遮蔽的云彩，也在太阳的蒸腾中，飞灰烟灭。

　　地里早已没有了蒸汽，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一处绿意，有的只是因为多年酷热而干旱开裂的大地。

　　这样的气候环境，别说人，就连动物都得向南迁徙，而这就是隆庆时代的背景……

　　“自从去年入秋以来，陕西、河南、山西、北直隶、山东部分地区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干旱灾害，直到现在干旱情况仍未缓解，现已导致四千多万人饮水困难，五亿多亩耕地干旱，大量土地减收甚至绝收。”

　　“今年入夏以来，上述地区平均降水量累计75.2毫米，较常年285.1毫米，减少74%……”

　　“东北有洪涝，东南有水患，西南铁路修建缓慢，朝廷只能依靠从北洲和东洲、南洲、南洋运粮食来缓解中原问题。”

　　北京紫禁城奉天殿内，七十三岁的朱翊釴正在以皇帝身份，倾听着面前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奏报。

　　除了他以外，六部其余尚书、左右侍郎，殿阁、六军都督都在此陌声听从。

　　“北洲和东洲今年也出现了旱情，臣建议是不再从二洲调动粮食，而以南洲和南洋、山南为主。”

　　“另外对外粮食贸易这块……”

　　毕自严有些犹犹豫豫，毕竟昔年粮食贸易中断导致的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他一个人做不了这個主。

　　群臣也都知道，但没有一个人敢于开口。

　　见状，朱翊釴只能自己拍板：“禁酒令颁布，对外的粮食贸易，只对属国进行。”

　　“当下乃数百年未有之局面，朝廷首要保证的是先活下去！”

　　朱翊釴这话有些严重了，毕竟大明朝依旧是这个时代的霸主，并且还有三十八亿亩耕地作为支撑，不应该有那么夸张才对。

　　不过就眼下的情况来看，朱翊釴恐怕说的保守了。

　　隆庆三年四月初十，大明朝颁布“禁酒令”，并将对外粮食贸易限制到大明属国的单的范围。

　　这代表嘉靖年间刚刚形成的世界贸易联盟开始中断，西洲除早早朝贡的瑞典、波兰、匈牙利以外，便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大明朝的粮食。

　　这种情况，使得承平二十余年的世界陷入了一种乱象中。

　　隆庆三年七月十七日夜，湖广长沙、常德、宝庆、岳州、衡州等府发生地震，常德、澧州尤甚。

　　常德府武陵地区夜半地震有声，黑气障天，井泉泛滥，地裂孔穴，浆水涌出，倒塌荣府宫殿及城垣房屋无数，压死百姓数百人。

　　同夜，澧州震声如雷，地裂沙随水涌，房倒树拔，压死人畜无数。

　　荆州府在洪武年间营造的城垣被破坏五里余，民舍垮塌压死军民数百人。

　　此次地震波及湖广荆州府、夷陵州，承天府钟祥、景陵、潜江……等六十余府州县，死难者近万人，造成损失不低于七百万两。

　　隆庆四年二月，西洲爆发第二次西洲大战。

　　同年，暹罗、占城、甘孛智三个中南半岛国家粮食被大明朝派官员接管，一切可以用于贸易的粮食都被用于与大明的贸易。

　　七月，嘉靖三十八年督造的黄河孟津段决口十二里，造成三县四十余万百姓无家可归，军民商户死伤、失踪八千七百二十四人。

　　得知消息，朱翊釴命杨涟等人调查，处斩并抄家二百七十四户，查获钱粮八十五万四千余两，尽数用于赈灾。

　　此外，朝廷另外调拨六百万两赈灾，蠲免当地三年赋税。

　　隆庆五年四月，给事中吴甘来上疏言：

　　“山西、陕西自去年八月至今，数月不雨，赤地千里，田亩绝收，虽有朝廷平抑粮价，然当地粮价依旧每石钱八百，非寻常百姓可长期生活之价，故当地百姓皆南走，臣所居西安府，仅半年来，南走百姓恐不下百万……”

　　面对奏疏，朱翊釴令人清查受灾地区人口变化。

　　十月，干旱向江淮地区蔓延，四川东部地区也出现了旱情。

　　同年，河中、波斯等地多多少少都遭遇了旱情，而北洲和东洲更是因为干旱而出现盗寇抢劫的事情。

　　这个时期，朱翊釴唯一能庆幸的，就是南洋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南洋和南洲的六亿亩耕地，能在自给自足的同时，向中洲提供足够便宜的五亿石粮食。

　　朱翊釴虽然注重研究，帝王心术和政治手段却并不差。

　　对于这笔粮食，他以当地每石二百到三百文的价格收购，以五百文的价格贩卖灾区。

　　刨除运输费，朝廷每石粮食能赚钱十到二十文。

　　这并不算多，而之所以要赚这笔钱，也是为了更好的赈灾。

　　大明朝在嘉靖年间基本没有积攒余财，所以朱翊釴上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发行五十亿两的国债来渡过难关。

　　这笔国债至今没有发完，但每一笔钱都用向了灾区。

　　例如隆庆五年，大明朝全年采购九亿六千余万石粮食，另外还有大量的油盐、肉食运往灾区，用于平抑粮价。

　　这每年的花销在三亿两左右，比大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还要多。

　　如果不发行这五十亿两国债，那朱翊釴只能调动银行中的钱粮来赈灾。

　　这样的举动放在平时没什么，但放在大灾之年就不行了。

　　万一有人走漏消息，那百姓们人心浮动，难免发生挤兑事情。

　　发行国债，用富人的钱来赈灾，这就是朱翊釴能动用最好的办法。

　　他不是什么武皇帝，也没有那么高的威望来兴大案，所以他能做的只有在妥协中寻找办法。

　　面对自然，大明朝依旧那么弱小……

　　隆庆六年，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旱情依旧，并且部分地区爆发蝗灾。

　　同年，江南海水倒灌，但由于洪熙时期制定了完善的河堤制度和束水闸的设计，江南并没有遭受很大灾害。

　　六月，东北地区大雨不断，东北的河流引起洪涝，但并未造成太大损失。

　　十月，西洲爆发维也纳会战，神圣罗马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在此交战。

　　同月，肇州侯陈会上疏称东北气候不断降温，昔年每亩田地使用机器耕种并播洒肥料，到了十月都能收获三百斤水稻。

　　然而自隆庆二年开始，粮食产量每况日下，今岁每亩仅收获约二百五十斤左右。

　　根据吉林农学院统计，小冰期活跃以来，东北粮食总产从嘉靖十八年巅峰的七亿四千二百余万石，下降到了如今的五亿七千六百余万石，整体下降23%……

　　如果没有尿素、钾肥、磷肥，这个粮食产量还会下降约30%左右，每亩产量不会高于140斤。

　　这还是有了机械后深垦的产量，如果依旧使用畜力耕种，那估计连亩产120斤都达不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东北的粮食却还能每年向关内输送二亿石，也全赖大明自洪熙年间开始对东北的开发。

　　隆庆七年二月，毕懋康成为太学院长。

　　四月，户部奏报朱翊釴，陕西、河南、山西、山东及北直隶部分地区百姓在过去七年时间里，断断续续向南迁徙数量三千万人，大多数前往了江南，南洋、南洲甚至昆仑洲。

　　五月，户部奏报南直隶、浙江、江西三省人口分别为六千六百余万，四千四百余万，四千二百余万。

　　三地人口约占据大明朝总人口17.8%，三地贡献税收为27.6%……

　　八月，翰林学士温体仁弹劾燕党祸乱朝纲，浙党与燕党再度党争。

　　十月，西班牙吞并葡萄牙，大明依旧称其为弗朗机。

　　腊月，河南布政使阮大铖遭浙党温体仁弹劾贪腐赈灾钱粮，朱翊釴怒命温体仁查案。

　　温体仁借机打压燕党，阮大铖、王世贞、惠施扬等二百余名官员被查，查获钱粮宅邸折色为七百八十余万两。

　　朱翊釴将阮大铖等人处斩，钱粮充入赈灾款项。

　　隆庆八年三月，大食地区爆发蝗灾，常平仓粮遭到哄抢，大食布政使袁崇焕下令兵马司镇压饥民，引起民变。饥民乌代·默罕默德自称阿拉伯王室后裔，聚饥民三十余万发动叛乱。

　　大食地区是嘉靖十六年，武宗朱厚照率军平叛而设置的新行政区，然而在嘉靖六十七年的时间里，大明并未对这块地方进行太多基础建设，导致当地并没有铁路和公路，赈灾粮食无法运抵灾区。

　　乌代的叛乱范围不断扩大，很快就占据了大食地区的内陆地区。

　　四月二十四日，大食布政使袁崇焕上疏弹劾大食都指挥使毛文龙养寇自重，请求准许自己带兵平叛。

　　奏疏上疏过后，朱翊釴大为恼怒，下旨罢免袁崇焕，调陕西按察使卢象升任大食布政使。

　　五月初七，兵部尚书袁可立上疏称：“国朝危难间，当稳军队，稳军队则天下稳。国朝军队兵卒自永乐年间至今，军饷二百余年未增加，而物价上涨四成有余，当加军饷以定军心。”

　　朱翊釴闻言十分认可，遂将内地兵卒军饷由每年二十两调整为三十两，边疆由五十两调为六十两。

　　军饷调整后，八十五万明军欢欣鼓舞。

　　九月，袁可立又上疏请求改革并精简兵马司兵卒，并将兵马司兵卒军饷提高。

　　有了上次的效果，朱翊釴对袁可立的话十分信服，遂准许其改革兵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