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有美国的无良媒体做后盾，科兹洛夫不相信都不可能。
临走时，科兹洛夫激动地握着李谕的手：“真是大好人啊！这么多年，我作为探险家说实话一直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你帮了我的大忙！”
李谕嗤之以鼻，那是你自己找死。
割走我们150万平方公里，我对你个俄毛有毛线好意？
自己抱着镭水美去吧！
——
沙龙一个接一个，很快李谕又收到邀请，邀请函最后署名“世界社”。
虽然名字像是国际组织，实际上人员都是留欧学生，而且成立世界社的几个人不得了：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
没错，国党的四大元老在这儿聚齐了。
李谕和吕碧城坐上一辆雷诺汽车，前往张静江在巴黎开的古玩瓷器店。
张静江是个奇人，家财万贯，出身浙江湖州的大丝商家族。
中山先生筹款时，除了他哥，出资最多的就是张静江。
而且张静江很有意思，以他的资历，本来可以成为国党里位高权重的人，但他自始至终从不过问权利，只问义务。
所以中山先生都要尊称他一句“革命圣人”。
张静江的店不仅卖瓷器，也卖丝绸，中国的这些传统强项艺术成分很高，在欧美超级好卖，上流社会仍然趋之若鹜，所以张静江在巴黎的生意做得不小。
蔡元培和李谕见过多次面，他出来迎接李谕，高兴道：“疏才兄弟，别来无恙！你到柏林时，我刚好离开，来了巴黎，好在你也来了。”
李谕说：“看起来，鹤卿兄在欧洲还挺适应的。”
蔡元培苦笑道：“勉力为之罢了，可惜年轻时一直在学英文，现在全然用不上。最近几年重新学德文，真心难为死我！”
蔡元培从1903年开始学德语，他对德国的文化、教育很向往。在研究过日本教育后，发现日本就是学的德国，所以生出想法：不如绕过日本，直接向德国学习。
且德国还是最早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再加上现在德国在科学界、思想界的巨大地位，让蔡元培经常感慨：“世界学术德为尊”。
蔡元培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命名为“威廉”（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是个男性名字）；后来儿子出生，又给他取名“柏龄”，谐音“柏林”。
总之蔡元培对去德国求学一直很向往。
去年，孙宝琦作为驻德公使被派往柏林，蔡元培正好与孙宝琦的弟弟是故交，于是跟着来了德国。
李谕说：“欧洲的学习生活支出很高，鹤卿兄如果有困难，可以告诉我。”
“能有什么困难！”蔡元培笑道，“就算有困难，我也能应付。”
蔡元培没好意思说出自己的难处。
其实他可以称得上中国第一个半工半读的留学生，好在他人缘广，接到了很多活。比如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让他翻译德国著作，每月给100银元。
然后蔡元培又给唐绍仪在德国的侄子当家庭教师，也能赚一些钱。
蔡元培既然不说，李谕就不好意思再追问，于是说：“对了，鹤卿兄有没有申请大学，我在德国学界认识几位名宿，也能帮上忙。”
蔡元培说：“有劳疏才兄弟挂怀，我已经申请下了大学。本来想申请柏林大学，不过他们需要中学毕业证，我哪有这个。于是找到了莱比锡大学的孔好古先生，他曾在京师译学馆当教员，经由他的帮助，进入了莱比锡大学。”
“顺利进入大学就没问题。”李谕说，德国目前的教育不用担心，大学都可以。
蔡元培说：“听说莱比锡大学出过不少名人，虽然比不上柏林大学，但总比日本的学校好。”
“那是当然，”李谕说，“莱布尼茨、格里克等科学家，还有尼采、歌德等思想家都出自莱比锡大学。”
蔡元培说：“我也是来了德国才知道了莱布尼茨等人的名字，竟然在两百年前就研究出了高深的数学！将来回国后，一定要将科学教育根植到基础教育中。”
德国的四年留学生涯对蔡元培影响挺大，德国重视实业的风气也确实更适合民国。
进入屋中，蔡元培把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一一介绍给了李谕。
其实李谕基本都了解，不过还是先假装不认识。
大富翁张静江说：“帝师是名震四海的大学问家，垂临小店，不胜惶恐。”
李谕说：“哪里话！整个巴黎都没有多少中国人，在距离家乡万里之遥的地方遇到诸位，实在三生有幸。”
吴稚晖问道：“帝师，我们曾听孙先生提过您，不知道您为何不愿意加入同盟会？莫非支持康梁的改良立宪制？”
李谕说：“反正在巴黎，说出来不用害怕。我支持诸位的事业，力所能及的帮助可以提供，不过我并不愿加入其中。”
张静江本来也是类似想法，后来经不住胡汉民等人的软磨硬泡，才加入了同盟会。
李石曾问道：“帝师既然支持，为什么不加入？”
蔡元培替李谕解围道：“疏才兄弟心怀天下，有济世之能。试问诸位，谁可以在科学之道比得上他的能耐？报国有多重路线，疏才兄弟的路线是一条基本的道路，或许他才是真正对的。”
张静江佩服道：“我在欧洲已然生活数年，能够理解。”
吴稚晖又问蔡元培：“鹤卿，你在德国呆了一段时间，依你看，德国的政体是不是与日本国类似？”
蔡元培点点头：“颇有相似之处，但德国的宰相拥有极大的权利，而且德国南部的几个邦国有很强独立性。”
吴稚晖说：“无非还是集权制，有俾斯麦这种强人在还好，否则局面不好控制。”
几人的观点最终必然是要搞革命，然后走法国和美国的路线。
张静江又说：“东京的同盟会已经成立《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几番论战好不热闹，我们何不在巴黎也成立一家报社？”
李石曾说：“好想法，只可惜欧洲没有梁启超与我们论战，影响力恐怕不会多好。”
李谕插了一嘴：“康有为好像过不了多久又会来欧洲。”
吴稚晖说：“好，我就看他敢不敢接招！”
张静江说：“杂志的名字我想可以叫做《新世纪》，有革新之意。”
蔡元培多问了一句：“在法国开设报纸，会不会有阻碍？”
“以前或许有，但现在却是办报的好时机，”张静江说，“鹤卿兄没有听说德雷福斯一案吗？”
蔡元培摇摇头：“法国的事情我知道得不是特别清楚。”
张静江说：“这可是一件法国的大事，惊动了整个法国民众。”
蔡元培纳闷道：“德雷福斯是什么人，有这么大能耐，我竟没有听过。”
“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情报参谋，十年前法国发生了情报泄露，泄露对象是德国。你知道的，德国与法国有着血海深仇。”张静江说。
蔡元培道：“普法战争的历史我晓得，法国被迫割让了阿尔萨斯－洛林，失去了最重要的铁矿产地，不仅打断了工业发展进程，还失去了孚日山脉这道天然屏障，其大片肥沃的平原一马平川暴露在了德国面前。”
张静江说：“所以说整个法国一代人都活在战争阴影之下。给德国人泄露情报，在法国属于叛国罪，会被处以终身监禁。”
蔡元培说：“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妥。”
“可问题是，这个案子证据并不确凿，事实上，德雷福斯没有出卖情报，”张静江说，“调查人员也发现了这件事，可最终他还是被判了刑。”
蔡元培疑惑道：“那不就是诬告？”
张静江说：“没错，赤裸裸的诬告，之所以诬告也被做实，不过是因为德雷福斯是个犹太人。”
蔡元培没想到法国也有这么严重的反犹主义，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法国挺“文明”的。
张静江继续说：“事情在几年前被爆出，整个法国分裂成了支持德雷福斯者和支持军队者，双方吵得不可开交，甚至连当时刚刚上任的总统卢贝都被当街殴打。”
蔡元培一头冷汗：“明显是有人借机闹事。”
张静江说：“对的，德雷福斯只是由头，没有人在意真相。在案子的重审时期，法国诞生了大量右翼媒体。”
此时的法国，鹰派已经占据了绝对力量，与德国终有一战成了所有人的共识。
而张静江他们的目标也是在大清搞暴力革命，某种意义上不算冲突。
德雷福斯案在法国近代史上很重要，险些推翻共和政府。甚至直到21世纪，还有人相信德雷福斯有罪。
吴稚晖说：“来了欧洲才知道，原来犹太人是这种处境。他们为什么不去建国？”
张静江说：“已经有了复国思想，我们可以通过支持他们的想法，获得富有犹太人的资助。”
李谕听他说了大半天，终于明白他的企图是什么，不愧是后来中山先生想任命为财政总长的人，脑子挺灵活。
看似在聊法国的反犹，实际上是在给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找资金来源。
他也是被逼的，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太花钱了，张静江这么有钱也顶不住，只能想办法从其他地方帮着筹钱。
在此时的同盟会看来，如果犹太人真舍得给钱，拿出一块地给他们建国都未尝不可。
至少在他们看来，犹太人没什么大的危险性，无非就是爱财。
欧洲普通人讨厌他们，但在统治者眼中，只是爱财不是大事。
李石曾和吴稚晖都赞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静江好谋略。”
张静江说：“但这件事操作起来有点难度，需要通过媒体的方式获得犹太人关注；而在报纸上又不能写得太同情犹太人。”
李石曾他们都是文人出身：“笔法我们懂，就是翻译成法文后，不知道对方可不可以理解。”
张静江叹道：“所以我等要精研法文、英文、德文。”
蔡元培对李谕说：“听说疏才兄弟与德国的犹太高层接触过，你认为此事靠谱吗？”
李谕说：“都是利益而已，不要许诺什么，向他们借款便是。法国的金融发达，融资能力很强。”
张静江说：“可我们不太懂金融，帝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至少比我们要清楚。”
李谕说：“纽约上市是有华尔街的金融巨鳄参与，其实我真的不太懂金融。”
张静江只能说：“我们还是想办法从犹太人手里筹钱吧。”
李石曾说：“犹太人与我等都是苦命之人，想必他们会有共情之心。”
李谕说：“谈钱就行，最好不要和他们聊共情之类的话题。”
李石曾不太了解：“为什么？”
李谕是穿越者，太了解后来的历史了，复国后的犹太人，又把对犹太人的仇恨化成了对巴勒斯坦人的迫害。
冤冤相报的，根本没有头。
但这种事没法和他们说，李谕随口道：“因为他们看重的是钱，既然对他们有所求，就不要表现出任何对他们的怜悯之心。”
说话间，张静江的一名仆人走进来：“少爷，孙先生的电报。”
张静江打开电报，上面只有一个字母：“E”。
张静江看后不禁眉头紧皱，“怎么这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