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宣纯说:“我的身份不便再去北京,此后留在上海;麻烦头山先生去趟北京。”
头山满接受他的分工安排,然后说:“我也不能接触太多北洋政界人物,否则意图暴露过于明显。我会专门找民间有影响力的人,通过他们实现目标。”
青木宣纯立刻猜到:“包含李谕吗?”
头山满说:“是的,这个人虽然经常见诸报端,但总给人感觉神神秘秘,说话云山雾绕。他在科学界还有工业界的地位已然是中国最强之人,好在不知道为什么此人不像其他中国人一样热衷政治,只愿做个普通市民。”
青木宣纯搞特务工作这么多年,疑心很重:“莫非他想像头山先生一样,成为一个虽然没有一官半职,却能左右很多重要事务之人?”
头山满眯着眼说:“我阅人无数,也猜不透他的想法,只能说有理论上的可能。”
……
北京,居仁堂。
外交次长曹汝霖把日本人签好的正式条约拿给袁世凯,盖章后生效。
袁世凯看到日本人用兵舰和机关枪作为水印图纹的纸张心生恼火:“他们处心积虑在各种小细节侮辱我,若不是有求于日本人,怎么会咽得下这口气!”
曹汝霖说:“大总统,等欧战结束,我们还有回旋余地。”
袁世凯叹了口气,又问:“关于帝制一事,日本人说什么了?”
曹汝霖回复:“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告诉我说,‘贵国一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日本国必赞成’。”
袁世凯立刻问:“他真这么说?”
如今欧洲大战,除了英国有广大的殖民地并且在中国有巨额投资外,其他国家根本无暇东顾,而且欧洲除了法国都是君主立宪制,对袁世凯的行为不太关心。
所以现在袁世凯最在乎的只能是日本人的态度。
曹汝霖说:“都是日置益公使的原话,他还说,‘中国复辟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中日两国为一衣带水之近邻,若贵国君臣易位,我大日本天皇也受影响’。”
袁世凯心中的石头稍稍放下一些,曹汝霖继续给他吃下一颗定心丸:“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也在公开声明中认为,‘以今日中国民情以及国民知识发达程度的实际情况观之,均未达到共和程度。如果想做中国的皇帝,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愿意帮助一切’。”
袁世凯没想到日本人这么铁,首相亲自帮自己站台,继续确认道:“是公开声明?”
曹汝霖说:“千真万确。”
袁世凯又问:“英国公使朱尔典哪?”
曹汝霖说:“朱尔典公使说,‘若贵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
其实英国没心思研究远东事务,朱尔典这么说完全是因为受到日本表态的刺激。一开始英国担心实行帝制将影响中国政局稳定从而影响其在华利益,如今为了与日本争夺在华主导权,才对袁称帝的态度转趋积极。
“太好了!”袁世凯心中彻底大宽,只要有英日两国背书,就不用担心太多。
不过说到底他们两家全都属于口惠而实不至。
袁世凯如此关心洋人态度,完全是晚清民国时期的无奈之举:从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国难开始,晚清与民国的政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中国自己的政治;在很多实质问题上,已被西方强国以及东邻日本所左右,牵涉到很多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
比如一些国家对民国政治走向的掌控,以及对其他势力的暗中支持、操纵和阴谋,甚至牵涉到列强之间为民国政治格局的平衡所进行的交易。
非常像那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而与此同时,国内的各种派系出于壮大自身的考虑,一个个也会争先恐后寻找国际势力支持,有的甚至不惜丧权辱国,向外国做出承诺。
英日两国不太明确的话语让袁世凯以为自己扫清了最大障碍,于是问杨度:“筹安会推进到什么程度了?”
袁世凯称帝一事上,杨度是绝对的第一“功臣”,他回道:“大总统,我已在最关键的约法方面进行了修改,但通过还需要更多努力。我们可以先行礼仪准备。”
袁世凯两根手指搓了搓,“称帝事务繁多,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你多加小心。”
杨度说:“属下明白。”
貌似很多人在讨论袁世凯恢复帝制时,都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根本点:袁世凯究竟是搞君主立宪,还是为了恢复封建专制?
虽然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同为拥有君主,差别可大了去,本质上就不一样。
君主专制就是落后的封建方式,君主立宪则有民主意义。
按道理,关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应该先搞清楚这一点再说其他的。
不过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在调集军力对抗南方革命派,根本没搞多少事。
总体上看,洪宪帝制自始至终是在君主立宪的旗号下进行,但袁世凯所做的似乎又缺乏某种系统性。典型的就是恢复皇权的同时,袁世凯所进行的以“三权分立”为特征的立宪派工作一点都不充分,他似乎真的只是在恢复帝制,相关的立法机构和内阁并没有同时恢复。
这就是硬伤了。
但到底是想要帝制还是立宪,真实想法或许只有袁世凯清楚;也可能袁世凯自己也不清楚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整个称帝过程匪夷所思,就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动着,恍惚之中就像坐上过山车。
他取“洪宪”二字作为年号,取的是“弘扬宪法”之意,“洪”是帝德之大,“宪”是民主宪政。
不过他有自己的小算盘:袁世凯想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有很大成分的专制性,就如同日本的君主立宪,虽然日常事务由内阁处理,但在重大事情,如在军队的统治上,天皇还有重大的影响力和决断力,并且在全民范围和教育上竭力推行忠君爱国的儒家道德,这样就能把君主推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看起来似乎机关算尽,但聪明的他没想到的是,往往只要继续往前半步,真理就变成了谬误。
袁世凯嘱咐说:“劝进的民意必须调查清楚。”
杨度回道:“全国各地自发成立了许多民间劝进团,而且陆续有祥瑞报告。不管国民还是上天,对于大总统称帝一事都无比期待。”
“什么祥瑞?”袁世凯很关心这个问题。
杨度说:“不止一件,至少有十二桩祥瑞。一曰紫藤草,二曰龙入室,三曰龙出水,四曰月有晕,五曰蛙无声,六曰蝎当楼,七曰天雨血,八曰犬登殿,九曰大老妖,十曰蝗应瑞,十一风折旗,十二蛙南迁。”
都是些很扯淡的事情。
比如紫藤草就是有人说袁家祖坟上长了根紫藤,但谁知道是不是大半夜有人偷偷插的;
龙入室就是居仁堂突然出现一条大蛇,也没有照片佐证;
月有晕就是月亮出现了四个月晕,除了报纸上这么说,谁也没真的见到。
其他也大都是些莫须有说法,历朝历代这样的事儿不知道多少回。
但袁世凯一件件听完,却频频点头,感慨道:“真不是我想做皇帝,而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啊!”
促成袁世凯改变国体的动机中,还有一个埋在他心底的隐秘,不足为外人道。
袁世凯一直很迷信,他心中有个死结:袁家四代以来,先袁世凯死去的十四个人,有十三个死于虚龄五十八岁以前,只有袁世凯的四叔祖父死于六十岁。
此时袁世凯正是虚岁五十八。
古时候有几个人不迷信?袁世凯当然非常怕。
所以他才相信很多看起来非常扯的事,而且请了不少风水大师。
称帝行为或许也在用这种非凡的方式来冲冲煞……
杨度建议道:“大总统,您一定要关照好那些旧臣,即便是反对者,也给其封号,以显示宽宏大量。”
袁世凯很赞成:“让政事堂列出旧侣、故人名单,包括奕劻、载沣、那桐等逊清皇族,还有徐世昌、马相伯等故旧。另外,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奢四人,除了列入故人,受到不臣的优待,还应尊称为‘嵩山四友’,给予更优厚的待遇。”
杨度一一记下。
袁世凯又说:“再成立一所科学院,效仿英国,称之为洪宪皇家科学院,就让李谕出来当院长。”
杨度说:“除了他没人更合适。”
袁世凯说:“对了,你先把他找来,正好我有些关于祥瑞的问题要问问他,要是能从科学上找出解释最好不过。谁叫现在人都相信科学,但我认为科学不见得能解释所有问题。”
第六百零二章 劝不动
袁世凯不仅想搞科学院,自然还要搞个国学院,这才是重中之重。
毕竟老袁可是尊孔的典范,去年还亲自去曲阜祭孔,原因嘛,当然是想利用儒教中的忠君思想将来为自己的复辟做理论准备。
这件事的重要程度可是很高的。
与李谕一同被接到总统府的还有经学大师王闿运,他已经八十多岁,门生满天下。不过貌似这位老先生不太待见袁世凯的复辟。
两人在总统府的门口碰了面。
袁世凯的总统府所在地也是后世49年以后的绝对权力中枢,大门是赫赫有名的新华门。
以前这里叫做宝月楼,据说是乾隆给香妃修建的。
香妃随着《还珠格格》大火,许多人应该都对“宝月楼”这三个字有概念,也称为香妃楼。
民国后袁世凯把宝月楼改成新华门,作为总统府入口,49年以后也是如此。
所以实话说这地方对李谕来说,比故宫神秘太多太多。
王闿运被两个弟子从马车上扶下来,抬头看见“新华门”三个字,想到袁世凯的称帝梦,冷哼道:“我老眼昏花,望见匾额上居然写着‘新莽门’这样不吉祥的名称。”
“华”字的繁体“華”,有些像“莽”字。
“新莽”就是篡夺汉朝、自封为“新朝皇帝”的王莽。
王闿运不愧经学大师,一句话就骂得出门迎接的杨度十分尴尬,他连忙纠正说:“老先生,那是华字。”
王闿运当然认识:“看笔迹,应该是袁励准那个黄毛小儿写的。”
袁励准是光绪年间进士,不久前袁世凯掏500大洋请他写了这个匾额。
不过就算袁励准在场,被王闿运骂黄口小儿也不敢还口。
王闿运生前,骂过他的应该只有章太炎的大弟子,狂人黄侃。
黄侃少年时拜访王闿运,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忘年交。
王闿运比黄侃大了五十多岁,算是爷爷辈,他有一个幼子,与黄侃年纪相仿,感慨道:“我的小儿子与你同年,可惜一事无成,真是‘钝犬’啊。”
谁知黄侃毫不客气,笑道:“老先生您尚且不通,更何况是你的儿子呢!”
王闿运气量大,并未因此动怒,反而愈加喜欢这位狂傲少年。
袁励准能考上进士,水平不会差,后来还当了溥仪的最后一任帝师。
王闿运此时骂他两句,是在指桑骂槐。
袁世凯不敢对这些名士们过多动粗,把章太炎关起来完全是因为他嘴太狠,但也仅仅是软禁而已。
来到袁世凯的办公地点居仁堂,时隔多年,李谕再次见到了这位晚清民初的大枭雄。
他的变化很大,身体肉眼可见地虚弱了很多。曾经的袁世凯能吃能睡,精力超级旺盛,每天处理大量政务都不会疲倦。
此时的他身体越发臃肿,衰老的样貌在头发、皱纹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袁世凯坐在椅子上说:“李谕院士,好久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