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为了争取外交上的有利条件，袁世凯故意说：“但德国军力强盛，双线作战现在也没有落在下风。”

　　朱尔典说：“双线作战正是个错误举动，他们终究会在几年的持续作战后坚持不住。”

　　李谕挺希望北洋政府早点对德国宣战的，那样自己就可以提前接收德国人的工厂……

　　于是稍微加了把火：“根据供应商的消息，隐约猜测英国最少还有秘密武器，能够让陆军战斗力变得更加强大。”

　　不等袁世凯问，朱尔典就很好奇：“军部的消息封锁地非常严密，许多事连我都不知道，院士先生竟可以通过蛛丝马迹猜出来？”

　　李谕笑道：“都是基于已有公开资料的推测，我甚至加入了一些幻想。”

　　朱尔典说：“愿听其详。”

　　李谕说：“我在美国有全覆盖车身的专利，不久前美国公司的高管给我发电报，说有英国海军部的人来询问这项专利的一些细节。然后我突发奇想，如果造一种铁皮覆盖的装甲车、用挖掘设备的履带，再钻出几个射击孔，安装速射炮及马克沁机枪，肯定能够穿越欧洲战场上最让人头疼的铁丝网与壕沟。”

　　朱尔典张大嘴巴：“简直是天才一般的构想！今天回到使馆后我就会与国内联络，提交这个想法。”

　　李谕耸耸肩：“或许海军部早就在研究吧，我只是做了个科学幻想。”

　　这种军事机密只能作为猜测说出来，一直到坦克走上战场，还有大量前线高级将领并不知道这号东西的存在。

　　目前堂堂陆战之王坦克正在英国海军部中进行研究。

　　坦克之父欧内斯特·斯温顿上校很早就对日俄战争作过深入研究，透彻的了解了机枪威力，随后他又很巧得对美国人霍尔特发明的履带式农业牵引机非常感兴趣，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种设想：以履带式的拖拉机为底盘，架上小型的速射炮，再以钢板保护驾驶员和射手，近距离地摧毁敌人的机枪阵地。

　　只不过他的这个方案送到英国军部后，首相和陆军部都不感兴趣。不知道怎么回事海军大臣丘吉尔知道了，丘吉尔又亲自去找了陆军大臣和首相，结果他们还是驳回。没办法，丘吉尔就在自己的海军部开始研究这台陆战武器。

　　为了避免陆军部说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丘吉尔把项目命名为“陆船委员会”（还是把战车归为“船”的范畴），但是由于得不到陆军的配合，拿不到实战所需数据，研究进展得并不顺利。

　　朱尔典说：“大总统，李谕先生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日本国均获得过最高的院士头衔，以他的见识，做出的判断肯定非常准确。”

　　他趁机继续劝袁世凯站在他们这一边。

　　整个1915年的欧洲战场实际上非常僵持，大家都在积蓄力量，为下一年的大决战做准备。

　　英国管不了那么多，只希望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协约国阵营，打赢家门口的战争。

　　袁世凯与曹汝霖商量了一会儿，对朱尔典说：“我可以加入协约国阵营，但有三个条件。”

　　——此时不谈条件，以后就难了。

　　朱尔典果然回道：“如果不是特别过分，我将全权代表外交部同意。”

　　袁世凯说：“第一，协约国阵营要保证将来我国不受德国报复；第二，保证我们占领天津、汉口的德国和奥地利租界；第三，安排从上海引渡政治犯。”

　　袁世凯选的时间点不错，朱尔典听了这三个还算合理的条件，立马说：“没有问题！我会将这些条件呈送日本公使，你们双方均加入协约国阵营。”

　　朱尔典显然还是想给日本送个顺水人情，虽然英国现在有点恼火日本仗着英日同盟的关系在远东地区肆意扩大自己的势力，但他们一时之间并没有办法阻止。

　　日本已经不止一次强调，自己要做中国的“保护国”，中国的一切问题，包括与其他各国的交涉，须取得日本同意才行，否则就要强行干涉，也就是说中国的内政外交均无独立自主的权力。

　　当然日本的真实想法北洋政府的高层全都知晓，根本不可能让日本做什么所谓的“保护国”。

　　只是德国这个声明有点惹恼英法等国，英法更加由着日本人，靠日本人施压来让北洋政府对德宣战。

　　……

　　李谕走出总统府，不经意间遇到的这场非正式外交会晤让他切身感受到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颓势。

　　真为顾维钧等外交家感到苍白的无力感，没有硬实力谈判桌上真的很难争任何东西。

　　次日，李谕按照惯例来到北京大学做讲座，讲了讲基本的一些物理学，大体都是些高中电磁学内容。

　　讲完后，李谕在教职工办公楼撞见了辜鸿铭。

　　“李院士，听说你去了趟总统府？”辜鸿铭拦住李谕问道。

　　“辜先生消息好灵通。”李谕说。

　　辜鸿铭没好气地说：“他是不是真的胆大包天想要复辟？”

　　李谕反问：“您说哪？”

　　辜鸿铭敲了敲手杖：“他肯定有这种祸心！我早就看出他是个逆贼！”

　　从多年前起，辜鸿铭就与袁世凯非常不对付，他编过一个痛骂袁世凯的小故事：

　　有一次，一个西洋人对辜鸿铭说：“凡是到中国来的西方人，虽然住了很久，但体质没有什么变化，形体和外貌依然和以前一样，这样的人，是贵种。如果西方人一到中国，没有住多久，忽然体质就变了，大腹便便，肥头大耳，这种人，是贱种。”

　　辜鸿铭问：“为什么会这样？”

　　西洋人回答说：“在中国，各种食品的价格比我们西方的要低几倍。我们西方的那些贱种之人，看到你们的食品那么便宜，于是都放开肚子猛吃。因此他们到中国不久，形体就变了，大肚如坟堆，再也恢复不到以前的模样。”

　　辜鸿铭说：“我国的袁世凯，在甲午之前，本是乡里的一个穷无赖。不久他发了横财，成了暴发户，而且官越做越大，直到北洋大臣。后来他丢掉乌纱帽，回到老家。但他有钱财，又造房舍，买田地，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袁世凯同您所说的西方贱种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别人说袁世凯是豪杰，我看袁世凯是个贱种。”

　　骂得相当之露骨。

　　而且更麻烦的是辜鸿铭的英文非常好，他把骂袁世凯的话都翻译成了英文，向国际新闻界揭露袁世凯。

　　辜鸿铭曾经在英文报纸上发文说：“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必须有卓越的道德力，才能赢得民众的尊崇，可是袁世凯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先是屈从革命党，然后耍阴谋诡计，借军队的力量逼皇帝退位，最后变成共和国的总统。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表明他甚至连一般的道德品质，一般的廉耻和责任感也不具有，连小偷和赌徒也不如。”

　　作为在洋人圈里有不低知名度的人，袁世凯不方便动他，但非常头疼他的言论。

　　袁世凯也想过拉拢辜鸿铭，两年前，他还没有称帝想法时，就委托张謇、唐绍仪，想招辜鸿铭入伙。

　　他们设宴款待辜鸿铭，席间二人引用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话来劝说辜鸿铭。

　　辜鸿铭立刻反驳：“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

　　好嘛，连着张謇、唐绍仪也骂了。说完扔筷子，拂袖而去。

　　再之后袁世凯又锲而不舍地托人邀请辜鸿铭做他的家庭教师，开了每月500元的高薪，已经高于在大学的薪水。

　　以往辱骂他的事可以既往不咎，要求辜鸿铭缓和一下言辞。

　　没想到辜鸿铭仍然不屑于向袁世凯屈服，拒绝了这一要求。

　　总之这位老哥不仅在言论上属于袁世凯很伤脑筋的人，以汉语和英语公开和他斗，毫不隐讳留情；而且在实际生活中辜鸿铭也拒绝为袁世凯效劳。

　　两人之间的仇恨真的是相当深厚。

　　原因其实很好理解：因为辜鸿铭更加支持复辟。

　　只不过他忠于的是满清皇室，是紫禁城里的小皇帝宣统帝溥仪。

　　所以辜鸿铭反袁，不是反对帝制，而是因为要维护帝制。当时间推至1917年，一场复辟的闹剧就自然而然地把辜鸿铭卷了进去。

　　辜鸿铭心甘情愿地参与张勋复辟，“辫子军”一进京，复辟一成，辜鸿铭就固执地坚持要做外务部尚书，但张勋不答应，因为他觉得辜鸿铭似乎有点“太新”了。后来总算让他当了外务部侍郎。

　　只不过他没想到，张勋的复辟比袁世凯还要快，短短十来天就草草收场。

　　一年后，身患尿毒症、无药可治的袁世凯在举国的唾骂声中郁郁而终。

　　虽然他有点开历史倒车，但权力到了老部下段祺瑞手中，段祺瑞即便和袁世凯也闹翻，多少有点知遇之恩，这么多年的感情在那放着。

　　所以北洋政府还是下令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举哀三天。

　　但辜鸿铭却公然置禁令于不顾，在家中大宴宾客，表示庆贺，可见他对袁世凯仇恨之深。

　　或许这并非真的由于他与袁世凯有什么个人恩怨，仍旧是辜鸿铭心中的文明理想所使然。

　　林语堂对他的一个评价可谓恰当：“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世。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

第六百零四章 做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的科学家

　　受欧战打仗的影响，通信属实费劲了非常多，一般要等到挤压许多信件后才能统一中转出来。

　　李谕意外收到了一封齐奥尔科夫斯基从俄国发来的信：

　　“最近我读了院士先生新出版的《异形》一书，非常喜欢。其中提到的诸如星际飞船的概念我很向往，对比我过往的一些研究，重新点燃了对宇宙学的向往之情。

　　“另外，我也对瑞士学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做了部分研究，果然，在速度极高时，我的公式会出现不适配的情况。可惜我接触相对论的时间太短，并没能对这条公式进行修正。

　　“我不认识爱因斯坦先生，但李谕阁下同样是懂得相对论之人，所以希望您能够帮助我的公式适配相对论。”

　　广义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就是参考了相对论后的样子，适用的是高速下的星际旅行。

　　齐奥尔科夫斯基通过《异形》中描述的宇宙飞船以及其中提到的恐怖的外星人，很自然地想到了高速情形。

　　战争年代，一部科幻小说传到俄国很不容易，比正常年代慢了很多。

　　不过李谕的名头毕竟摆在那，有需求就有市场，虽然过程麻烦了点，俄国还是出版了《异形》系列。

　　齐奥尔科夫斯自己也写科幻小说，当然同时喜欢读大热的《异形》。

　　八成是出于俄国与德国宣战的缘故，齐奥尔科夫斯基称呼爱因斯坦为“瑞士学者”，——当然这样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爱因斯坦已经是瑞士国籍。

　　齐奥尔科夫斯的公式对常规火箭来说就够用，继续进行相对论扩展对李谕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他轻轻松松就完成了推导。

　　李谕给他回了一封信，将公式写了进去：

　　“以上便是相对论下的完备公式，而当速度较低时，便是阁下的公式。

　　另外，还想诚挚问候一下，先生最近的情况如何。战争状态下，整个欧洲均出现了或轻或重的供应问题，希望先生一切安好。”

　　虽说走西伯利亚铁路会很快，但俄国的情况属实不太乐观，这封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寄到他手中。

　　俄国的征兵范围蛮大，有那么一点混乱。

　　战争期间，俄国一共动员了上千万的军队，这是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但截至二月革命前，竟然已经损失过半！

　　——这是个更恐怖的数字，差不多占了整个协约国兵员损失的一半。

　　而且更更恐怖的是，俄国的军官官僚主义非常重，指挥能力参差不齐，导致大部分士兵并非死于宏大的战役，而是诸如饥饿、瘟疫、伤口感染等等，可以说死得相当之窝囊。

　　除了前线士兵很惨，后方的普通民众也好不到哪去。

　　俄国在列强中真的不算很强，即便一战前靠着法国人的贷款实现了一波工业高增长，但产业结构却相当不均衡。

　　大量的军需订单挤掉了民生产能，物价急剧上涨。

　　反正俄国的情况很差，站在宏观的马后炮角度，这场仗根本打不下去，越打问题越严重。

　　一战也不是二战，很难实现战场上的突破。

　　但俄国就是死撑着打，因为俄国发行了大量公债，企业主赚疯了，整个上流社会几乎陷入狂欢。

　　将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话说这种情况不仅俄国有，法国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