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他就是给人一种不像个传统艺术家，反而在玩艺术的人。

　　聊着聊着就到了中午，李谕与杜尚来到一家法餐馆吃饭，这间餐厅位置非常不错，位于塞纳河左岸，许多欧洲文艺人士喜欢来这里。

　　杜尚熟练地点了几道菜，看得出来他来过不止一次。

　　侍者刚上了两道菜，外面突然一阵骚动，有个人对着餐厅里大喊：“阿三，快来！他们说克里蒙梭的车队快到了，我们去打标语游行！快！”

　　给李谕及杜尚上菜的那名侍者慌忙把菜放下：“对不起了，两位先生！”

　　说完他就一溜烟跑出餐厅，甚至没来得及换掉身上的衣服。

　　李谕和杜尚见过好多次这种事，并没有表现得很奇怪。

　　看到他们的标语写的是“安南”后李谕才意识到，刚才的那个侍者竟然就是胡志明。

　　此时的巴黎果然是天上掉块砖头就能砸中某个名流要员。

　　参加巴黎和会的27个国家中并没有越南，于是胡志明自认“旅法安南爱国者小组”代表，向和会写信提出了关于越南独立的请求。

　　但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和会又根本没时间理睬殖民地的独立事情，所以忽视了他的要求。

　　在巴黎胡志明刷了一波声望积累了一些经验，独立这件事此后还真让他办成了。

　　——

　　告别杜尚后，李谕便搭乘火车前往哥廷根。

　　过程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这两个月中，被炸毁的铁路基本已经被修好。

　　就是经过法德边界时审查相对严格了一点，毕竟法国现在对德国气得牙痒痒，恨不得肢解了德国，然后自己做欧洲大陆的霸主。

　　在赔款问题上，法国狮子大开口，要像当年俾斯麦强加给法国的赔款一样，给德国设置一个让他们无法缓过劲来的数额。

　　英国自然不希望法国在欧洲大陆一家独大，所以表示了反对，要求降低赔款额。

　　英法美三国最终商定出了相当于110多亿英镑（接近400亿美元）的赔款额，这是个天文数字，超过《辛丑条约》不知多少倍。

　　最强工业国美国一年的GDP不过800多亿，德国要赔半个美国的产值，根本不可能。

　　就连刚刚崭露头角的经济学家凯恩斯都看不下去，发表评论反对。

　　福煦则说出了那句着名的：“这哪是什么和平？简直就是二十年的停战协定。”

　　德国自己看到合约后也蒙了：你们打死我吧，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前期德国基本赖着不还，法国还想借此占领德国最重要的鲁尔工业区，结果英美都出来斡旋，法军灰溜溜撤军，这件事丢了大面子。

　　后来美国又给德国提供了大量的贷款支持工业复苏。

　　然后小胡子上台，他怎么可能承认《凡尔赛合约》，干脆不还了！

　　反正这些赔款大都敷衍了事。

　　不过在此之前，德国人已经把所有的经济灾难都归咎于了战争赔款。

　　另外，更让德国无法接受的是赔款理由：德国应该为这场战争负责。

　　德国人可一直认为战争是敌人强加给他们的，他们过去四年的牺牲都是为了一项崇高的事业！

　　而且大部分德国人都不觉得德国被打败了，只是被剥夺了应该属于他们的胜利。

　　——相当的死鸭子嘴硬，就像你可以说一个男人没钱、不帅，但决不能说他不行。

　　德国人觉得自己被骗了，才在停战条款上签了字，欺骗他们的是敌人、是犹太人……

　　反正，这笔赔款真的成了“烂账”。

第六百四十三章 伤痛

　　哥廷根大学里，李谕碰到不少袖管空空的学生，整体情况比剑桥还要差一点。

　　希尔伯特看到李谕后说：“李谕院士，你能来真是好极了！我刚给新上任的科学、艺术与公共教育部长写了一封信，希望聘请客座教授来哥廷根讲学。我为此申请了5000马克的费用，后来追加到一万马克，不过现在好像马克都不够，通货膨胀太可怕了。”

　　李谕笑道：“我正好在巴黎，顺路过来，不需要什么经费。而且我没有那么擅长纯数学。”

　　“巴黎？那里现在是个政客集中的地方，讨论着如何瓜分整个欧洲，我可不感兴趣，”希尔伯特说，然后指着前面的一座讲堂，“今天有一场数学讲座，战争结束后，数学难得回归到校园中，我自己都很想知道四年过后，会不会有什么新进展。”

　　“非常乐意欣赏人类真正的智慧。”李谕说。

　　希尔伯特看了看怀表，“还有时间，我们再等五分钟，艾米·诺特要讲完课了。”

　　——就是那位提出大名鼎鼎诺特定理的女数学家。

　　李谕说：“哥廷根很开放嘛，已经允许女讲师的存在。”

　　“费了好大劲才争取来的，”希尔伯特感叹道，“三年前，诺特就受克莱因主任之邀来到了哥廷根。我当时很想给她安排一个教职，但被哲学教授会议上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驳回了。”

　　李谕纳闷道：“聘任数学讲师，和语言学家有什么关系？”

　　希尔伯特解释说：“哥廷根大学的数学系现在仍然划归在哲学系。语言学、历史学也同在哲学系。我们聘请教授，必须经过哲学教授会议的批准。不过他们对女人的偏见太大，多次要求全被驳回。我简直无法想象候选人的性别竟成了反对诺特升任讲师的理由。他们似乎忘了这里是大学而不是洗澡堂！”

　　欧洲大学对女性目前都有偏见，德国在其中最为保守。

　　李谕说：“我在巴黎看了几本科学期刊，好像诺特女士去年提出了极有创造性的诺特定理，写了一篇非常有价值的论文。”

　　“是的，她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希尔伯特说，“否则他们还是不能接受一个女讲师的存在。”

　　没多久，艾米·诺特从教室中走了出来，对希尔伯特说：“教授，您在等我？”

　　“走吧，一起去听听有什么新鲜东西。我希望四年后，哥廷根的数学依旧没有落后，”希尔伯特吸了一口烟斗，又说，“对了，这位就是李谕先生。”

　　艾米·诺特崇拜地说：“院士先生，见到您太荣幸了！”

　　李谕笑道：“我也很荣幸能见到一位如同玛丽·居里般优秀女数学家。”

　　“我怎么能与居里女士相提并论。”艾米·诺特谦虚道。

　　艾米·诺特话不多，性格有点内敛，在一个基本全是男性的校园里，她只能如此。

　　诺特的成就不低，不过二十世纪搞数学出名的没有搞物理出名的多，物理上的炸裂发现太多，数学则一直按照自己的节奏波澜不惊地前行，深藏功与名。

　　几人来到数学报告厅，外尔早就到了，但克莱因由于身体的缘故没有出席。

　　李谕问道：“今天的讲座是什么内容？”

　　希尔伯特看了看报告单：“一位来自挪威的数学家布朗准备讲一讲哥德巴赫猜想。真是令人激动，自从1900年我在23个问题中提出它后，一直毫无进展。”

　　——1900年真是有史以来最能立flag的一年。

　　艾米·诺特和外尔也表现得很期待。

　　唯独李谕感觉有点头大，这完全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

　　哥德巴赫猜想应该不用过多介绍，名气太大，就简要说几个关键点。

　　当年哥德巴赫给欧拉的信中最先提出了他的猜想：“任一大于5的整数都可写成三个质数之和。”

　　（注：这是现代说法，因为欧拉的时代，1还是素数。哥德巴赫的原初版本是：任一大于2的整数都可写成三个质数之和。不用在意这种细节。）

　　然后欧拉大神看了哥德巴赫的信后表示：我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质数之和。

　　欧拉大神的说法就是最广为流传的哥德巴赫猜想。严格点可以称作“强哥德巴赫猜想”，也叫关于偶数的哥德巴赫猜想。

　　有强自然有弱，“弱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任一大于5的奇数都可以写成三个素数之和。

　　“强哥德巴赫猜想”显然要难得多，它如果成立，“弱哥德巴赫猜想”自然也成立。

　　多提一句，2013年时，“弱哥德巴赫猜想”已经被秘鲁的数学家哈罗德证明了。过程挺有意思，他首先证明了大于10的30次方的奇数都可以写成三个素数之和；然后借用计算机，一个个验证了小于10的30次方的所有奇数。多亏了计算机算力够强。

　　李谕并不太了解布朗这位数学家，也听不懂极端深奥的数论，只是大体知道，布朗通过改进埃拉托斯特尼的筛法，得出一个结论：所有充分大的偶数都能表示成两个数之和，并且这两个数的素因数的个数都不超过9个。

　　（比如30=2×3×5，有三个质因数）

　　换句话说就是：所有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不超过9个素数的乘积+不超过9个素数的乘积。

　　简要表达就是：“9+9”。

　　这就是为什么听到哥德巴赫猜想就老有人提“1+1”的原因，这是最终目标。

　　（记得小时候上课时老师说证明1+1就是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就是最厉害的数学家。那时候老纳闷了，这有什么好证的？

　　——额，不过好像罗素为了证明1+1还是用了一套非常复杂的公理化语言，长达数百页，也不是寻常人能看懂的。）

　　反正布朗开辟了一条路，他本人也证明了9+9。

　　此后的数学家不断前进，1924年，德国的数学家证明了“7 + 7”；

　　1956年我国的王元证明了“3 + 4”；稍后证明了“3 + 3”和“2 + 3”。

　　在这条路上最成功的肯定就是陈景润的“1+2”。

　　据说这已是筛法的极限，想完全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必须找新的数学方法，不知要何年何月。

　　李谕早就跟不上布朗的演讲内容，等他讲完后，所有人激动鼓掌时，李谕才跟上了节奏。

　　希尔伯特上台，激动地说：“在国家生活中，每一个国家，只有当它同邻国协调一致、和睦相处，才能繁荣昌盛；国家的利益，不仅要求在每个国家内部，而且要求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建立普遍的秩序———在科学生活中亦是如此。”

　　“布朗先生的成果非常重要。时隔多年，我又看到了美妙的公理方法，而非弹道的计算图。我相信，凡服从于科学思维的一切知识，只要准备发展成一门理论，就必然要受公理方法的支配，受数学的支配。”

　　希尔伯特仍然沉醉于他的数学公理化事业之中。

　　不过就像晚年的爱因斯坦研究大一统理论，希尔伯特的公理化有那么一丝缥缈。

　　希尔伯特运气好一些，生前就看到有人打破了他的幻想，好歹有了交代。

　　——那位叫做哥德尔的数学天才此时还在读中学。

　　数学会议结束后，希尔伯特邀请李谕吃饭，他们的物资非常短缺，桌子上只有面包和香肠，以及少量蘸酱。

　　希尔伯特苦涩说：“要是马克继续贬值下去，我们连香肠都吃不上了。”

　　李谕说：“教授的预言说不定会成真。”

　　希尔伯特愣一愣，“我可不想做这样的预言。”

　　——

　　李谕没有在哥廷根停留过久，两天后继续前往了柏林。

　　爱因斯坦早就收到李谕的电报，骑着一辆自行车来火车站迎接他。

　　“你好，东方的李谕先生！”爱因斯坦扶着自行车说，“欢迎你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