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说法妙极！”辜鸿铭接上话，“前段时间胡适之还写了篇文章，说中国十人有九人不识字，正是我们应该感谢上帝的事。要是四万万人都能读书识字，那还了得？要是北京的苦力、马夫、车夫、剃头匠、小伙计都认得字，都要像北京大学学生那样去干预朝政，还成个什么世界？”

　　在连续几封电报催促后，蔡元培终究还是回来了。

　　蔡元培说：“我就是担心他们出事，才重新北上。”

　　胡适说：“他要去浙江做几场演讲。”

　　胡适说：“辜老又拿这事揶揄我。”

　　李谕说：“他是被陶行知邀请过去的，要讲几场关于平民教育的内容。”

　　“没错，”辜鸿铭说，“蔡校长，你先别说，我倒想问问胡适之教授能不能明白其中意思。”

　　李谕说：“总不能只有精英教育，那样永远也完成不了工业转变。”

　　“浙江？我刚去了趟杭州，那里的高等学府全都停办了。”蔡元培说。

　　辜鸿铭说：“这只是字面意思，还另有深意，你能否看出？”

　　蔡元培早就习惯他们两个的争吵，打断他们说：“我路过徐州时，听说辜教授给张勋送了一副寿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胡适说：“这几天学生因为您的出走，闹得更凶了。他们觉得是北洋政府逼走了您，差点去总统府示威。”

　　胡适说：““傲霜枝”自然是你们二位的辫子，“擎雨盖”我悟不出来。”

　　——

　　“平民教育嘛，这可比大学难做得多，还难有名声。”蔡元培感慨道。

　　蔡元培转而问道：“对了，杜威教授呢？”

　　“现在学校好不容易走上正轨，全靠着校长哪！”蒋梦麟说。

　　辜鸿铭得意道：“那是清朝的大帽子！”

　　这次辜鸿铭占了上风。

　　“佩服佩服！”胡适随便夸了两句，赶紧调转话题，对蔡元培说，“最近几位学生办的杂志《新潮》发行不错，我们还向上海大同大学的中国科学社约了稿。”

　　蔡元培支持说：“李谕先生领导的科学社非常有先进性，现在写科普文章最好的就是他们。”

　　胡适说：“我们也全部采用了白话文和新式标点……”

　　辜鸿铭又打断了胡适：“又是白话文、新式标点！按照白话文，你都不该叫胡适之，应该叫往哪走。还有，今天我当着你的面，必须为文言文说一句好话，如果家里来电报，说你父亲死了，叫你赶快回家奔丧，白话文多啰唆；如换成文言文，只需四个字，“父亡速归”。”

　　胡适立马反驳：“如今印刷技术兴盛，再惜墨如金已经没有必要，让更多人看懂才最急迫。”

　　辜鸿铭继续冷嘲热讽：“白话文艺术含量太低，你写的那首新诗叫什么来着，黄蝴蝶对吧？嘿嘿，写得真是好！以后干脆就尊称你为“黄蝴蝶”了。”

　　胡适新诗水平确实不咋地，被说得脸色有些发红。

　　蔡元培适时地制止两人的争吵：“行了行了！过不了几天，有两位英国的学者会抵达京城，一位是哲学家与数学家罗素先生，他是应当初与李谕的承诺而来。另一位是文学家毛姆先生。”

　　辜鸿铭说：“正好一文一理。”

　　这两位知名度都不低，算是比历史上早来一年。罗素介绍好几次了，毛姆就是写了《月亮与六便士》的作家。

　　蔡元培说：“他们会访问北大，诸位到时一起迎接。”

　　胡适答应说：“没有问题。”

　　辜鸿铭却突然问道：“他们会说中文吗？”

　　李谕说：“肯定不会，罗素先生倒是想学中文。”

　　辜鸿铭说：“那么胡适之教授可以不去了。”

　　“为什么不让我去？”胡适问。

　　辜鸿铭笑道：“你的英文实在不地道，对方又正好是英国人。”

　　胡适说：“我留学七年，英文怎么就不地道了？”

　　辜鸿铭说：“留学七年？哈哈，那你学会的全是英国下等人的发音。”

　　李谕看着有点好笑，两人在新文化运动中这种争论还有很多，互不相让。

　　蔡元培起身说：“差不多了，咱们赶紧回学校，落下这么多课，大家要抓点紧。”

　　——

　　几天后，罗素和毛姆抵达京城，他们已经在上海、杭州、苏州、长沙转了一大圈。

　　罗素此前因为反战被关了半年，出狱后精气神还不错。

　　简短寒暄过后，罗素环顾四周说：“非常漂亮的校园，我喜欢这样的传统建筑。”

　　蔡元培说：“这里曾经是一座公主府。”

　　“原来是这样，美极了！”罗素说，“最近在中国的路程，让我更加深入了解了这个古老的国度，中国人的性格与精神也让我十分喜欢，记得游览西湖时，几名轿夫抬着我在崎岖的山路中穿行，虽然辛苦，他们却有说有笑似乎没有忧愁。”

　　李谕说：“那不见得是好事，如今中国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要去除的就是这种习惯于人吃人的性格。”

　　罗素吸了口烟斗：“你说的有点哲理。”

　　后来迅哥也对这件事深深不以为然：“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有别的意思罢。”

　　随后，罗素就在北大做了名为“哲学问题”的讲座。

　　他一共讲了五场，包括“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数理逻辑”“社会结构学”等。

　　但可能是因为演讲内容太专业化和技术化，罗素的演讲并没有像杜威一样引起太大反响。以致许多学术界人士都觉得，罗素的思想并未被中国新知识分子所接受，也未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甚至还因为他的一些观点引起了一些争议。比如罗素对中国未来的一些建议，他觉得有两件事必须挑明：第一，将西方文化全盘照搬到中国并不合适；第二，中国以往的文化也不适合于当时的需要，应当进行彻底改造。

　　罗素希望中国人既不要盲从西方文明，也不要原封不动地沿袭中国固有传统。他相信将来中国一定能像过去一样，对世界文明作出特殊的贡献。

　　这些观点其实挺中肯客观的，也比较符合中庸的思想。

　　不过《申报》刊载罗素的演讲时，用的副标题是“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

　　报道后不久，此文便招致一些知识分子的诘难。比如周作人在《晨报》上发表了《罗素与国粹》一文，直接点名批评罗素的观点，他认为罗素劝中国人要保存国粹，这是很要不得的，因为中国传统的坏处远比好处多，中国人又特别容易自大。

　　当然了，支持罗素的也不在少数，很多人都发文说保存国粹与改造社会并不矛盾，中国人不仅应该保存本国国粹，还应保存他国国粹，这一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的国家。

　　也算罗素间接参与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争论之中。

　　可惜罗素没能在中国待很久，他去河北育德中学演讲时，为了保持绅士风度，没穿外套，意外染上了风寒。更倒霉的是风寒转成肺炎，被折磨了三个多月才好。

　　期间他拒绝任何报人的采访，一家对此很不满意的日本报刊谎登罗素已去世的消息。后来经过交涉，他们仍不愿收回此消息。

　　病情好后，随罗素而来的情人布莱克又怀了身孕，两人只能返回英国。

　　在回国路上，罗素取道日本，那家日本报社又设法采访他。

　　作为报复，罗素让秘书给记者分发印好的字条，纸上写着：“由于罗素先生已死，他无法接受采访。”

　　老哥挺会整活的。

　　另一位毛姆先生，则主要是和辜鸿铭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毛姆由于没去北大参加演讲，便下榻在了北京饭店。他刚在英国读了《中国人的精神》，对辜鸿铭这个人很感兴趣，于是派了一个随从拿着请帖到辜鸿铭家，说希望请辜鸿铭去聊聊。

　　结果连续好几天，毛姆都没有收到消息。

　　意识到自己怠慢辜鸿铭了，毛姆立马亲自登门造访。

　　辜鸿铭虽然和新文化运动者比较不对付，但他是真的热爱中国文化，也很自负，对毛姆说：“先生想来见我，真是荣幸之至。因为贵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所以你们以为只需招招手，我们就得过来。”

　　毛姆只得向他道了歉。

　　而在提到西方文化时，毛姆认为西方的文化影响了全世界，欧洲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至今还在指导着世界。

　　辜鸿铭却不赞成毛姆的说法：“西方的休谟和柏克莱，根本无法与我们的孔子相提并论。当西方穴居毛饮的时候，我们已是进化的人类了。”

　　毛姆显然也不赞同辜鸿铭的见解，于是问：“为什么上百年来，是你们黄种人遭到白种人的轻蔑？”

　　辜鸿铭立马来气：“因为你们白种人发明了大炮和机关枪！这不叫以德服人、以文化服人，而是恃强凌弱，与野人没什么不同。”

　　毛姆接着说：“如今身在贵国的杜威哪，他坚持的实用主义不就受到了你们的欢迎。”

　　辜鸿铭却说：“杜威的实用主义，是那些相信不可信的东西者的最后避难所。”

　　毛姆又问了个比较犀利的问题：“我听说现在贵国正在进行一场新文化运动，最鲜明的口号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总归是西方的文化吧？”

　　辜鸿铭立刻回道：“新文化运动是那些新从外国大学回来的人，用亵渎的手，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破坏无遗的运动。”

　　他顿了顿，接着说：“还有一同来的罗素，他就是用世界上最庄严的词句把青年教唆成流氓的家伙。至于那个新出来的苏俄的主义么，我还没研究过。记得马克思说过它是个幽灵，让整个世界都不得安宁的幽灵。”

　　“精辟，实在精辟！”毛姆已经意识到自己辩论不过辜鸿铭，就算理有点弯，但他脑子转得太快，于是毛姆转到最后一个他比较感兴趣的地方，“来到中国，让我最惊讶的是原来中国人并不留辫子了，与以前在报纸上看到的截然不同。但现在辜先生却留着一头银色的辫子。”

　　辜鸿铭略显骄傲地抓过自己的辫子，说道：“这是一个标记，证明我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也是个一直整活不断的老哥。

第六百五十二章 新厂

　　胡适对罗素来中国兴趣不大，但钱玄同可兴奋坏了。

　　主要罗素提出了一个让钱玄同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一个关于中国汉字的问题。

　　在罗素看来，汉字有三个缺点：

　　首先，就是难写难学。笔画太多，写起来繁琐、学起来困难。

　　其次，汉字数量太多，不像英文那么简单，只有26个字母，可以随意组合；

　　最后，就是中文太抽象，容易产生误解。

　　钱玄同本来就是个废除汉字运动的激进派，主张彻底废掉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甚至喊出口号：“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

　　他认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

　　这些观点受到了诸如鲁迅、刘半农等文化界名流的支持。

　　不过要是仔细想想罗素说的三点，除了第一个算是缺点，后面两个显然是他还不够了解中国汉字所产生的误解。

　　第一点，繁体字确实麻烦了点，这个承认。

　　梁鼎芬对西学同样有点研究，毕竟做过张之洞的幕僚，不过他却固执地认为西方那一套不能救中国，中国只能自救，也只有大清才能救自己。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经常说：“今年烧了许多（诗稿），有烧不尽的，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也。”

　　傅增湘笑了笑：“我已经不做教育总长了，现在是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