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自己理发，就属于给自己理发的人，违背了“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这一原则；

　　“如果不给自己理发，自己又成了“不给自己理发”的人，应该给自己理发。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悖论闭环。”

　　“这个悖论就属于无法证伪的范畴。而按照科学的要求，存在不完备性以及不可证伪的内容，就是不够纯粹的。”

　　现场所有人被说得目瞪口呆。

　　这是目前轰轰烈烈震动整个数学界的第三次数学危机，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数学危机，到李谕穿越前，都余波未平。

　　余云岫品味了大半天才回过神，说道：“数学高高在上。即便如此，中医也不应该称为科学。”

　　李谕知道他们很难理解第三次数学危机，于是又说：“科学是通过各种定理来构建的，而定理又是从公理导出的。整本《几何原本》都由几条非常基本的公设和公理搭建而来。”

　　“所以公理是科学的基础，而公理又是不证自明的。”

　　“但我想告诉诸位，公理，不仅仅是自然规律，也可以人为构造。”

　　“中医就是通过人为构造了阴阳五行以及脉络、穴位等公理，继而搭建了整个体系。”

　　“这套公理虽然不能被证伪，但中医搭建理论的方式，却称得上是科学的。”

　　“我强调一次，是不是科学，与它所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二者为两个概念，并不冲突。”

　　施今墨听后，信心大增，李谕相当于给了他一套如何宣扬中医的理论武器，“院士先生说得太好了！”

　　李谕晓得余云岫不可能彻底信服，接着说：“美国有位名医，叫做特鲁多，几年前他刚刚过世，他的墓志铭据说被奉为西医真谛，是这样说的：医学就是偶尔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

　　“以此逐条对照，中医就算不是科学，又怎么能说不是医学哪？”

　　就连鲁迅这种学过西医并赞同废除中医的，听了李谕的话也不禁鼓掌道：“精彩！精彩！即便西医，也有诸多解决不了的病症，人们有时只能寻求其他的慰藉，比如宗教，比如玄学。”

　　李谕点头说：“至少中医比宗教靠谱得多，是经验总结而来。如果想废除中医，最少也该先废除宗教，但这想想就不可能。所以诸位为什么又要执着于废除中医哪？”

　　邵飘萍大笑道：“这是我今年听得最有深度的一段话，明日我就要整理后发表在《申报》之上。”

　　李谕笑道：“你是要把我推到风口浪尖呀。”

　　邵飘萍说：“院士先生一直在风口浪尖上，不是吗？”

第六百六十一章 气象

　　蔡元培晓得废除中医和废除汉字一样，都是很过激的行为，正好李谕把问题巧妙引到了宗教上，于是说：“我认可李谕先生所说，甚至宗教问题是个比中医更要关注的问题。

　　比如既然提倡信教自由，那么不信教也是自由。要是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妨碍了“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就不妨碍“信仰自由”了吗？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世界，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宁可国人相信经验总结后的医学，也不想让他们相信洋人的宗教，那样对我们宣传科学与民主更加不利。”

　　鲁迅手痒点燃一根烟，然后说：“想提升国人之科学素养不是件容易事。连愚昧这一关都过不去，难啊！”

　　直到2019年的一项统计数据，中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只有8.47%！

　　这是个很让人吃惊的数字，任重而道远啊。

　　胡适说：“提升国民之科学素养以及民主素养、公民素养，应该继续增加报刊，不如我再办一份报纸？”

　　李谕说：“新闻界的人士已经在努力，我觉得对于我们学界的人来说，专心做学问才是上策，同时教授知识，办报就是下策了。”

　　胡适摇头说：“我做了几年学问，感觉只躲在象牙塔里声音太小。”

　　他不想做学问，而是去办报，后来北大许多大教授都估计是因为他做不下去学问了，也搞不出什么文学名堂。

　　胡适的着作比较出名的不是有一本《中国哲学史》嘛，结果只有上卷，（严格讲还有个中卷，但只有五万多字）。胡适的这本着作确实很有开创性，一直被当做民国初年许多学校的必读书目。

　　不过问题就是只写到了先秦诸子，与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确实太短了点。对读者来说，始终有种不完整、难窥全豹的遗憾，称不上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所以民国的那个大狂人，章太炎的大徒弟黄侃，就曾经在大学课堂上调侃：“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着作监矣。”

　　谢灵运是晋朝大文人，出自煊赫的谢家，做过秘书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就是他说的。

　　初听以为黄侃在夸奖胡适，将其比作大文人谢灵运，没想到他接着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

　　十几年后，冯友兰写了《中国哲学史》，陈寅恪和金岳霖借着审稿的机会，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金岳霖直接说——“西洋哲学并非胡先生之所长。”

　　这是关于哲学的。北大教授、号称“现代庄子”的刘文典则评价道：“胡适什么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

　　再就是有人概括：“胡先生所治，通学也。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又岂止不懂哲学、文学。”

　　客观点讲，胡适的成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他的眼光可以，总能在一些前人还没开创的领域做点初期的工作，也就引领了潮流。

　　而单论任何一个方面，不管旧学、新学，胡适都只能算浅尝辄止。他对西学的态度，差不多属于“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邵飘萍也不想让胡适办报，劝道：“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头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走一走这条路？”

　　蔡元培知道胡适办报想写什么，于是说：“为了社会，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的风气，而不宜只有批评的风气。适之想必忍不住要写点政论文章，参与当今糊涂的政治吧？”

　　“是的，”胡适摊摊手，“我以前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本以为改良政治应该从改良思想文艺做起，但我错了，良好的政治才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李谕知道胡适以后肯定要从政，于是说：“胡博士就算办报走仕途，也不要忘了新文化运动。”

　　“那当然！这是一把很好的武器，我会继续坚持下去，”胡适说，“对了，最近刚刚写了一首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四名烈士的诗歌，给大家看看。”

　　几个人凑过来，胡适的本子上写着：“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李谕笑道：“胡博士真率性。”

　　鲁迅吐了口烟卷，淡淡道：“有点意思，押上了韵。”

　　邵飘萍咳嗽了一下，问：“胡博士要发表在哪份报纸上？”

　　胡适说：“发在我自己创建的报纸上。”

　　邵飘萍和史量才如释重负：“要得！要得！”

　　——

　　暂时不用管中医还有文界的争论，反正越是这种事，一时半会越不能争出个短长。

　　几天后，高鲁去日本参加观象台长会议，载誉而归，光靠李谕给他的那篇论文就让大半个日本科学界为之震动。

　　从日本返回时，他坐船抵达上海，继而与竺可桢一道北上。

　　高鲁见到李谕，拿出一封日本天文界联名写的信：“日本的天文学界以及物理学界诸位学者教授让我亲手交给你，恳请院士先生抽时间去趟日本讲讲天文学中的物理学。”

　　李谕随口说：“抽空路过日本时再说。”

　　竺可桢则说：“院士先生，我们准备成立中国气象学会。”

　　他们的动作比历史上早了几年。

　　李谕肯定支持：“非常好！我有一艘船，每年可以赞助你们进行几次海上观测。”

　　“感谢院士先生，”竺可桢说，“我们认为气象学会应隶属于您的中国科学社之下，就如同欧美日等国一样，所以向您报个备。”

　　高鲁笑道：“这样还能有科研资金的支持。”

　　“当然没问题，”李谕说，“你们选址在北京，还是上海？”

　　竺可桢说：“我们最看中的是青岛，但现在青岛问题尚且没有与日本交涉结束，所以暂定上海吧。”

　　“可以，”李谕说，“过不了几年，青岛肯定就会回归，再去不迟。”

　　青岛1922年才完全收回。小鬼子在巴黎和会嚣张跋扈，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占据青岛乃至整个山东的目的。

　　小鬼子外交阳谋方面非常稚嫩，远不如欧美列强，只会原始的恃强凌弱这一招，殊不知国际外交中这是最低端的招数。

　　要真是这样，以百年后中国的国力，能让东京、大阪、名古屋等所有日本大城市全变成焦土。而且世界上除了五常以外的国家也就不用存在了。

　　所以恃强凌弱在国际外交中可以适当用，但不能那么无下限地用。

　　此后的侵华以及太平洋战争都是下下之策，完全被军国主义蒙蔽了那双小眼睛。

　　——提起小鬼子就恼火。

　　高鲁说：“过段时间，我们还要去冯如先生的飞机厂，学习一下驾驶高空观测气球的技术。”

　　李谕说：“高空观测对气象研究确实有必要，气球操作难度也不算大。”

　　竺可桢说：“我们成立气象学会，首先的任务是为了减灾，一路过来，看到很多难民，要是以后再有天灾，总归能尽一份力。就比如可以开展一个人工降雨的研究项目，大旱时，不至于束手无策。”

　　李谕穿越前，对人工降雨几乎已经无动于衷，毕竟稀松平常，不过这时候是人工降雨刚开始研究的阶段，难度确实很大，理论上都没有完全过去。

　　但李谕还是表示了支持：“要是能使用干冰以及碘化银，干预云层的形成以及降雨，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会让冯如飞机厂专门再造一架气象用的飞机，供气象学会使用。”

　　高鲁兴奋道：“若真能办成这件事，还去龙王庙求什么雨！来求气象学会就是！”

　　李谕笑道：“按说就应该求助于科学。”

　　当然了，真要实现人工降雨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先研究着呗。

　　民国时期，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遭遇过多次大旱，甚至引发过惨绝人寰的大饥荒。1927年，军阀里最喜欢写诗的张宗昌把持山东，为了求雨，写过一首打油诗：“玉皇爷爷也姓张，为啥难为俺张宗昌？”

　　三天之内不下雨，先扒龙王庙，再用大炮轰。”

　　结果这个奇葩真的在济南千佛山用大炮猛轰。

　　还真下了点雨，“大诗人”张宗昌兴奋了，又赋诗一首：“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高鲁说：“气象学会不仅关注北方的旱情和水灾，我们还要学欧洲，在东南沿海建立观测站以及无线电设施，及时播报台风信息，减少灾害。”

　　无线电设施他们就不用愁了，李谕最不缺这个。

　　竺可桢说：“幸亏在哈佛留学时，我研究过台风，写了一些关于台风的论文。”

　　李谕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我听说澳洲的气象员喜欢用一些不太受欢迎的政治人物给台风命名？”

　　竺可桢说：“好像是，但也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大都是些过了气的人物。”

　　台风的命名规则改了好多次，后来美国气象学会用女性的名字给台风命名，初衷是希望台风温柔点，不要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不过后来受到女权主义者的反对，又改成了一半的台风用女性名字、一半用男性名字。

　　“研究台风的话，我还能赞助你们一些《分形与混沌》书籍。”李谕说。

　　竺可桢说：“我在哈佛读书时仔细研究过，对于气象学研究很有帮助。尤其是新版的《分形与混沌》，加上了俄国数学家马尔科夫的理论后，对台风的研究更加有意义。”

　　按照气象学的研究，台风这玩意从诞生开始，就充满了混沌。台风的形成就是海面蒸发，热量在一定区域聚集，然后出现哪怕一丁点的扰动，比如一只海鸟飞过，就可能造成台风。也可以姑且称为“海鸟效应”。

　　由于地球自转产生的科氏力，台风有个大致行进方向，但要想精确计算，就不可能了。

　　因为台风哪怕只是下一秒的行进路线，也只是个概率问题，或者说随机过程。更准确地说是个马尔科夫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