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则参加了几场皇家学会的报告,像李谕这种神出鬼没,一年参加不了一两场皇家学会物理大会的外籍院士也是罕见。
不过皇家学会非常给李谕面子,能留住就行,寻常会议参不参加的,人家压根不在乎,甚至已经习以为常。
李谕顺便又在剑桥的一座花园开了一场讲座,讲完后,发现到场的还有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以及徐志摩。
林长民现在是国联的中国代表,笑道:“我们特地来给院士先生捧场。”
“多谢林代表,”李谕说,然后问徐志摩,“你不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哪?”
徐志摩说:“我讨厌美国社会那种资本强烈主导的疯狂和贪婪性,在我看来,英国的现代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这么说,你转到政治系了?”李谕问。
“是的,我就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徐志摩说,“虽然我出国的初衷是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手段,走实业救国路子,但两年过去,我发现自己看见烟囱就感到厌恶,同情那些在大工业机器轰鸣声中辗转挣扎着求生活的劳工。所以我改变了看法,如今信奉新文艺,对政治有兴趣。”
李谕淡淡一笑,以徐志摩的性格,可不适合当个政治家,但不能直接说出来打击人,于是说:“英国号称雾都,和你在美国看到的样子没有差多少,甚至德国、法国也都差不多。”
“我认为不一样,”徐志摩说,“德国人太机械,法国人太任性,美国人太浅陋,只有英国人堪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
诗人的感触,真心有点主观。
好在徐志摩也就这时候发表发表看法,并没有真正从政,他还是适合进入文艺领域。
林长民委婉道:“人都是复杂的,做国联代表后,我更能体会顾维钧当时的处境。”
不知道徐志摩有没有听出林长民话中的意思,他此刻似乎没有继续聊政治的心情,对林长民身后一直默不作声的林徽因说:“徽因,康桥风景很好,我带你去那条河看看。”
林徽因轻轻说:“徐大哥,你的夫人也来到英国了,甚至怀了身孕,你带她看过了吗?”
“带她来干什么,都是一些过往的负担。”徐志摩说。
林徽因摇了摇头:“我要和父亲在一起。”
徐志摩说:“那我也不去了,和你一起在这里。”
徐志摩已经开始疯狂追求林徽因了,这段感情来的有点突然而且强烈。
用徐志摩自己的话说,这种爱是他性灵觉醒的结果,他对林徽因的追求是对爱与美及自由追求的最高体现;他大胆地表达这种情感是出于道德的勇敢,合乎人道的精神、新时代的精神。所以,他要结束与张幼仪无爱的婚姻,以获得自己的真爱。
林徽因应该有所动,但先入为主的观念让她觉得大自己七八岁并且已经结婚生子的徐志摩只是一个大哥。
此后她更是表示:“徐志摩有一种孩子似的天真。”
貌似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徐志摩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
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是个非常出色的女子,不过徐志摩的性格有些执拗,由他去吧。
第六百七十章 名声的麻烦
一周后,李谕再次和卢瑟福来到卡文迪许实验室。
“螺线管容易烧毁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卡皮察洋洋得意道。
卢瑟福惊讶道:“真的?”
“今天已经开机做过好几次测试。”卡皮察说。
“有点厉害!”卢瑟福端详了一会儿,不禁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卡皮察说:“很简单,既然无法快速对螺线管降温,那就想办法快速断电呗,在螺线管未被烧毁时断电不就行了?”
“果然是个实验天才!”卢瑟福彻底折服,这种变通的脑子最适合做实验,于是果断道,“我正式通知你,你被卡文迪许实验室录取了!”
卡皮察两眼放光,兴奋道:“谢谢主任!谢谢院士先生!”
卡文迪许实验室是卡皮察人生的转折点,卢瑟福绝对是他的贵人。
短短两三年中,卡皮察就表现出非常强的物理天赋,卢瑟福申请资金专门给他建了一座“蒙德实验室”搞低温研究,卡皮察本人是实验室的主任。
网上一直流传一个段子,也源自卡皮察:卡皮察对机械方面很有见解,一个厂长请他去检修一台贵重的机器,报酬是1000英镑。卡皮察看了看,随手捡起一个榔头,在主轴上敲了一下,结果机器就好了。
厂长立马后悔,一榔头怎么值1000英镑?
卡皮察说:“敲一下付1英镑就够,但知道敲在哪,价值999英镑。”
他当上实验室主任后,在剑桥越发春风得意,甚至结识了一位美女老乡,还是他在苏联时期一位同事的闺女,两人立刻坠入情网,很快结了婚。
剑桥也聘请他成为讲师,不过卡皮察讲课挺奇怪,动不动前后矛盾,学生要是问他为什么,卡皮察就说:“我是故意的,否则你们拿什么思考?”
而且他讲课过程中有时艰深晦涩,有时又像大白话。
对此他有一句非常经典且有内涵的解释:“我一直试图让95%的人听懂5%的内容,让5%的人听懂95%的内容。”
不过这老哥在1934年返回苏联看望母亲时,突然被斯大林扣下,不准再前往英国。
卢瑟福通过私人关系向苏联驻英国大使求援,结果对方的回答是:“你们英国希望有个卡皮察,我们苏联也希望有个卢瑟福。”
人肯定回不来了,为了他的科学前程,卢瑟福果断把蒙德实验室的设备全部寄往莫斯科,而且此后一直保持通信,直到临终前十天,卢瑟福还给卡皮察寄去了最后一封信。
万幸的是,卡皮察没有辜负“幼儿园园长”的期望,在莫斯科成功搞出了液氮的超流动现象,也是他今后获得诺奖的成就。
苏联方面当然也很重视卡皮察,给他的地位很高,在苏联科学界是领头的几个人之一。
大清洗时期,另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朗道被抓,还是卡皮察托人保举出来的。
到了二战后期,慈父斯大林同志要求卡皮察造原子弹,卡皮察拒绝了,他不愿意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被撤了职。直到斯大林过世,才恢复原职。
不过总体看,卡皮察的人生轨迹还是很不错的。
——
在科学界同样打响名声的爱因斯坦,也受邀来到英国,他在剑桥大学见到了李谕、卢瑟福、汤姆逊几人。
卢瑟福问道:“爱因斯坦教授,你不是昨天就到了,先四处欣赏了欣赏英国美景吗?”
“我是有这个想法,”爱因斯坦说,“不过刚到码头,魏茨曼就拦下我。我已经够低调了,坐的是二等舱,他竟然还能在人群中一眼找到我。”
李谕说:“可能是你的发型太特殊。”
“我应该戴上帽子的!”爱因斯坦惋惜道。
汤姆逊问:“魏茨曼?那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是的,”爱因斯坦说,“自从欧洲大战结束后,德国的反犹形势非常严峻,应该说整个欧洲都是如此,我在其中甚至发现了相对性原理的另一个应用———在德国我被说成“德国科学家”,但在英国我又被说成“瑞士的犹太人”。倘若我命中注定就该扮演一个惹人嫌的角色,我就该被德国人称为“瑞士的犹太人”,而在英国人看来,我又成了“德国科学家”!”
汤姆逊扶了扶眼镜:“这并不能代表科学界的看法。”
“我知道,”爱因斯坦说,“但令人感到不祥的是,在德国也有一小群人,而且力量正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有意无意中把我说成是犹太人,而不是德国人。”
这是一个不太友好的信号。
汤姆逊说:“包括莱纳德先生?”
爱因斯坦叹了口气:“还有维恩教授、斯塔克教授。”
这几个都是院士级别,而且很多还有诺奖在身,势力很大。
爱因斯坦继续说:“我又不像哈伯那样,试图竭力抹去自己犹太人的身份,甚至皈依基督教,以求彻彻底底同化成一个德国人。他曾劝我这么做,但我做不到。”
李谕问道:“那么你准备加入魏茨曼的复国组织?”
爱因斯坦说:“暂时勉强答应吧,但从做人的角度上讲,我反对民族主义。”
他和吕碧城一样,是个世界主义者。
二十世纪初各种思潮太多,站在哪个角度的都有。
汤姆逊绕开这个有些涉嫌政治的话题,对他说:“还是讲讲相对论吧,现在全英国都在讨论相对论,反对的人也有很多,提出了很多问题想让你回答。”
他拿出一份小报,上面写着一个问题:“既然光速不变,那么如果他前后相隔几秒钟,朝对面的墙射出两道光,前部分光相对于后半部分光的光速仍为C,那么前部分光岂不是越跑越远?”
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的人明显不懂数学,应该……”
李谕打断他:“你真想回复?”
“不应该回复吗?”爱因斯坦问。
李谕说:“这种问题回答了也没有用,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就不要指望他能看懂解释了。”
爱因斯坦说:“那不就任由他们诋毁我的理论了?”
李谕笑道:“你正眼看他们一眼,你就输了。”
这句话还是李谕当年听德云社相声时,郭德纲说的:“比如我和火箭专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得烧柴,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烧煤,煤还得是精选煤,水洗煤不行。如果那科学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
爱因斯坦也琢磨过来味儿了:“说得没错,我哪有这种精力!以后还要和德国科学院的几个反对相对论的大院士辩论。”
汤姆逊说:“这些胡言乱语的人你可以不管,但听说你来后,坎特伯雷大主教希望当面问问你关于相对论的一个问题。”
坎特伯雷大主教就是全英国教会的主教长。
“大主教?”爱因斯坦讶道,“我能不能拒绝?”
“恐怕不行,”汤姆逊说,“大主教今天下午就会抵达剑桥。”
爱因斯坦无语道:“他懂不懂相对论?”
卢瑟福说:“好像恶补了几天,但总体看,大主教完全不懂,他抱怨说,那些简介和相关的报纸文章让他更加糊涂了。”
爱因斯坦脑壳疼,问李谕:“你曾见过教宗,与他们接触有没有什么诀窍?”
“没有。”李谕摊了摊手。
爱因斯坦无奈道:“只有随机应变了。”
几个小时后,大主教果然乘坐马车抵达剑桥,亲自来,也算相当给面子了。
礼堂中,汤姆逊特意安排大主教与爱因斯坦坐在一起,以便直接发问。
大主教先礼貌问询了爱因斯坦近况,然后郑重问出他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爱因斯坦先生,相对论对宗教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个问题有点棘手,爱因斯坦仔细想了想,突然发现几个小时前李谕说的最后两个字非常妙,于是说道:“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大主教似乎有点失望。
“是的,没有影响!”爱因斯坦强调了一遍。
他感觉这个回答妙极了。
大主教问:“为什么没有影响?”
爱因斯坦说:“很简单,因为相对论是纯科学的东西,它与宗教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