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尧测定了这种特殊辐射的强度，发现它大致是各向同性的，并且每个光子的能量与一个电子质量相当的能量很接近。

　　李谕说：“加上狄拉克先生的论文，这个结果看起来已经很明显，所谓的“反常吸收”，其实是由于部分γ射线在原子核周围转化为了正负电子对；而“特殊辐射”则是正电子和负电子重新结合并转化为两个光子的湮灭辐射。”

　　赵忠尧更加吃惊了：“我根本没有想到会这样。”

　　“所以说要多看看理论物理学的文章嘛！”李谕笑道，“当然了，具体的结果还需要精确地计算，但估计你已经算过了，只要能吻合上狄拉克的预言，就可以正式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粒子———正电子。用不了多久，你也可以登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

　　赵忠尧知道这个发现的含金量，激动道：“我马上再写一篇文章论述！”

　　历史上，发现正电子的先后有三个人：最早的是赵忠尧；然后是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布莱克特；另一个就是安德森。

　　布莱克特甚至在云室中拍到了几百张正电子的照片，但他一直没有往正电子方面想。

　　有意思的是，狄拉克的办公楼就在布莱克特对面，但两人始终没聊过这个问题。

　　主要狄拉克这人确实沉默寡言，研究的还是剑桥大学里比较小众的理论物理学，和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不太一样。

　　至于安德森，就是历史上因为发现正电子拿到诺奖的那个。安德森此时也在加州理工学院，他师从密立根，是赵忠尧的同学。

　　安德森与他们两人一样，没有看过狄拉克的论文。安德森是在研究宇宙射线时，无意中发现了正电子。

　　也就是说，他同样没有很直接的要发现正电子的目的性，完全是一个偶然。

　　纵观三人的成果，每个人都是偶然中的发现，但反过来想，其实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另外，历史上布莱克特晚些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用了赵忠尧的论文，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把赵忠尧的论文日期写错了，而且声称赵忠尧发现的0.5M电子伏特能量的额外散射，已经有很多人算出来了。实际上只有赵忠尧自己得到了这个结果。

　　由于布莱克特论文引用的错误，让诺奖委员会以为赵忠尧的贡献没有那么大，便没有重视。

　　而且当时国内已经发生九一八事变，赵忠尧是个非常有爱国心的人，毅然回了国，对欧美的情况不太知悉。

　　现在有了李谕的干预，赵忠尧的新论文再次一发，与狄拉克的预言相互印证后，立马坐实了正电子被发现的事实，这块诺奖就板上钉钉属于赵忠尧了！

　　这个结果同时让狄拉克的方程更加被学界重视，他的诺奖自然也更稳了。

　　加州理工学院的密立根惊叹之余，对李谕说：“你当时提到赵忠尧很可能会像吴有训一样得到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我还以为开玩笑，没想到是真的！”

　　李谕乐道：“我什么时候说过不靠谱的话？”

　　密立根感慨道：“如今贵国已经有四人获得诺贝尔奖，与美国的数量一样。但如果算获奖次数，由于院士先生拿了两次物理奖，所以在次数上竟然超越了美国，实在难以置信！”

　　老美目前是一块化学奖加三块物理奖。

　　“还没有结束呢。”李谕淡定地说。

第七百一十章 尾声之三·大小中子

李谕马不停蹄，来到了柏林。

关于中子的那个预言，科学界已经有了最初的成果。

首先获得突破的是柏林大学的博特团队（博特1954年获得了诺奖，但不是因为中子）。

从1928年到1930年的几年之间，博特和他的学生用放射性针放出的α粒子轰击铍核，发现有很强的贯穿辐射，这种辐射的贯穿能力比已知γ射线大好多倍，穿过两厘米厚的铅板，速度才减弱一半。

1930年，两人公开了这个结果。

恰好王淦昌今年考取了官费留学，来到柏林大学，师从迈特纳。迈特纳与博特并不属于同一个实验室。

而王淦昌的物理直觉相当强，他看到博特的结果后，立马就觉得铍射线肯定不是射线，因为γ射线穿透力再强，也不可能穿透几厘米厚的铅板。最主要是他发现了博特实验的漏洞：博特团队使用的检测器是盖革计数器。

王淦昌估计，如果使用云室来检测，就可以更好地分析这个射线的性质——这是完全正确的方向。

可惜历史上，在王淦昌向导师迈特纳提出想用云室作为检测器研究铍射线时，迈特纳拒绝了，而且是两次申请都被拒绝了。

此后的两年，法国的小居里夫妇也很接近中子的发现，不过他们同样认为这种射线是电磁波。

就在小居里夫妇公布研究成果的一个月后，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查德威克用云室重复了当年博特的实验，从而发现了中子。

在知道这件事后，迈特纳很遗憾地对王淦昌说：“看来是我们运气不好。”

王淦昌为此抱憾终身。

李谕当然不会让这件事重演，这不仅仅是王淦昌的个人荣誉，对于中国科学事业的激励作用也极大。

——

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

李谕见到了王淦昌，闲聊几句，提到博特的实验后，王淦昌果然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只需要稍作改进，用不了几个月，就会有大发现。可惜实验室我用不了，没有导师给予的权限。

李谕试探道：“你很有把握？”

“不敢说，”王淦昌说，“但大差不差，起码能据此写一篇博士毕业的论文。”

李谕笑道：“你才刚博士第一年。”

“我来了这里才知道，年纪轻轻就拿到博士学位的不在少数。”王淦昌谦虚了一下。也确实，“00后”那三位现在都成大佬了：海森堡、狄拉克、泡利。

李谕摸了摸下巴：“不如申请回国半年，我可以提供全套的实验器材，说不定能够得到成果。

“回国？”王淦昌讶道。

李谕说：“如果你有成熟的想法就没问题，大同大学的实验室条件一点都不差。”

王淦昌说：“不知道导师会不会同意。”

“无妨，”李谕帮他打消疑虑，“只是半年，而且博士阶段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到时候载誉而归，不仅博士能毕业，还能继续做做研究和学习。

但柏林大学这边……“王淦昌毕竟年轻，不敢得罪那些大佬。

李谕笑道：“有我哪，他们不敢不卖我面子。”

这句话太霸气了，王淦昌自然知道李谕在科学领域什么地位，有他撑腰，柏林大学绝对不敢说啥。

王淦昌说：“那么我去给导师请个假，把这周的几个任务做完，就可以动身。”

“不着急。”李谕说。

现在他们不缺时间。

——

王淦昌处理自己的琐事时，李谕在柏林大学又见到了爱因斯坦。他刚刚参加完一场和平主义者聚会，与罗曼·罗兰一起回到了柏林。

“爱因斯坦先生，罗曼·罗兰先生。”李谕打了声招呼。

爱因斯坦放下手中的烟斗：“可惜这场和平聚会没有院士先生。”

“什么议题？”李谕随口问。

别提了，”爱因斯坦无语道，“我就不该对他们抱有什么希望。”

罗曼·罗兰接了一句：“是一场关于限制战争中毒气使用的和平会议。”

“你不觉得很荒唐吗？”爱因斯坦说，“在我看来，为战争行为制定规则和限度是完全徒劳的。战争不是游戏，因此人们不可能像在做游戏时那样根据规则来进行战争。我们的斗争必须指向反对战争本身。”

罗曼·罗兰也是个反战者，问道：“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做？”

爱因斯坦想了想说：“可以建立一个完全拒绝服兵役的组织，来最有效地与战争体制作斗争。因为军事训练是在杀人技巧方面进行精神和身体的教育，它阻挠了人争取和平的意志的成长。”

罗曼·罗兰又问：“如果再次爆发欧洲战争，而且一方显然为侵略者，你怎么办？”

爱因斯坦说：“我将无条件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战争服务，并会力图劝说我的朋友采取同一立场，不论我对特定战争的起因有何感受。”

罗曼·罗兰笑道：“果然，爱因斯坦先生一旦出了科学领域，就有不切实际的倾向。在目前的德国，裁军简直是痴心妄想，或许在某些政客眼中，会认为你的说法非常幼稚。”

爱因斯坦说：“暴力只会催生暴力。”

罗曼·罗兰问李谕：“院士先生，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和平组织吗？”

“抱歉，”李谕说，“我无法加入。”

“为什么？”罗曼·罗兰问。

李谕说：“因为这个世界有疯子。”

爱因斯坦说：“疯子不可能在大国成为领导者。”

李谕摊摊手：“那可说不准。

爱因斯坦对和平的坚持一以贯之，虽然除了罗曼·罗兰外，还有其他学界大佬如密立根批评过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有些“幼稚”，但爱因斯坦的很多话还是挺有预见性的。

比如1929年，他曾给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魏茨曼说过：“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一种方法与阿拉伯人真诚合作、签订公平合约，那么经过了2000年的苦难，我们实际上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这话放到一百年后都相当令人深思。

爱因斯坦这么热衷和平事业，自然和目前德国的局势有关。

小胡子蠢蠢欲动，经济危机让他的势力不断壮大，而且宣扬要为德国报一战的大仇。早在他上台之前，德国社会就知道此人将来一定会扩军备战，不过这些就不是李谕所能左右的了。

——

告别他们两人，李谕出席了一场小范围的量子讲座，组织者是泡利，这次的内容李谕非常熟：赵忠尧的正电子论文。正电子的发现在科学界影响很大，各地的大学、研究所都在对其进行研究，毕竟是一个新粒子。

泡利讲完后，单独和李谕聊了聊。

“院士先生，其实我也做了一件理论物理学家不应该做的事情。”泡利有些无奈地说。

“什么事情？”李谕问。

泡利说：“我提出了一个人类在实验上永远也检测不到的东西。”

“你说的是中……哦，布莱克特实验中丢失的那部分能量？”李谕问。

“是的，我一开始的确想叫做中子，”泡利说，“但这个词语被您占用了。”

两人说的是1914年时查德威克发现的一个奇怪实验现象：一个元素的原子核发生衰变的时候，它可能变成一个新元素的原子核然后加上β粒子（其实就是β射线)但是查德威克测量发现，前后的能量不守恒了。

也就是说，原本的原子核A，在衰变成原子核B+β粒子后，前后的能量不相等。再简单点说，他觉得β粒子的能量少了一点。即所谓的“能量失窃案”。

泡利继续说：“今年年初，我去哥本哈根，玻尔教授对此提出了一种假设，认为微观粒子只有统计上的能量守恒，单个的粒子或许可以不守恒。但这个说法太荒谬了。”

李谕笑道：“你绝对当面就反驳了。”

“这是肯定的！”泡利说，“总不能为了一个实验现象，就抛弃能量守恒！所以，我个人猜测，在β辐射中，还有一种人类探测不到的中性粒子，它非常微小，刚好弥补这部分缺失的能量。”

“确实够小，”李谕说，“按照质能方程，这个粒子的质量比电子还要小上百万倍。

泡利说：“所以这个粒子或许永远都无法检测到，而一个永远无法检测到的东西，从一个科学家口中说出来就显得太不专业了。”

李谕认同泡利的观点：“不带电，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又这么小，探测起来确实有点难度。不过现在没办法，不见得以后也没办法。”

其实第一个提出可靠办法探测中微子的，就是马上要同李谕回国的王淦昌，他在1941年给出了办法，但那时候他身在战乱的国内，无法亲自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