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王拱辰，杜中宵斟酌措辞，过了好一会才道：“内翰，朝中大臣认为军队是干什么的？”

　　王拱辰道：“天子之鹰犬，朝廷之爪牙。聚天下之财而养之，以备有事。”

　　杜中宵道：“以备有事，是备什么事？”

　　“外忧内乱而已。有外敌不臣，则兴兵讨伐。有内贼叛乱，则出兵平之。”

　　杜中宵笑着摇了摇头：“那么，河曲路军中的册子是怎么说的？与此有什么不同。”

　　王拱辰道：“河曲路册子上，写的是军队保家卫国，上卫天子朝廷之威严，下安黎庶。赫赫军威以临四夷，有不臣则兴兵讨之，以天威临四方。”

　　说到这里，王拱辰也摇头：“节帅，话虽不同，其实军队，不就是那么回事吗——”

　　杜中宵道：“内翰，可真不是那么回事。如果视军队为鹰犬爪牙，那么就越听话越好，能不能打反而在其次了。参军的人不必良家子，什么良家子愿做鹰犬？既是鹰犬，自然要求穷凶极恶，也就难免对外凶狠，对内同样凶狠。对外打不过的时候，那就只剩下，对内凶狠了，对天下没了用处。”

　　说到这里，杜中宵又摇了摇头：“好像这只是两句话不一样，其实不是。河曲路的册子、条例诸般种种，在禁军中有的被删改，有的被选择执行。两军看起来一样，其实根本完全不同。话说明白了，为什么上次京城演武会败得如此难看？就是因为军中制度、条例、组织、指挥等等，河曲路为了改变军队鹰犬的性质，有许多内容特意设置。偏偏禁军把这些河曲路军中有意防止的错误，禁军改回去了。内翰能理解当时演武时河曲路兵将的心情吗？对方的布置，全是平时军校和将领们天天念叨的。你不能这样做，不然就会犯什么错误，对方怎样就能抓住你这个错误。从头到尾，京城军校的兵员和军官们，就在向河曲路的兵将演示，什么是错的。以前在军校中，教头、将领们念叨不能这样做，大家还理解不了为什么。结果京城禁军向他们认真演示一遍，这还打不赢，那就活见个鬼！”

　　王拱辰听了，不由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才道：“竟然会是如此？！”

　　“不然呢？”杜中宵摇头，有些无奈。“这样的战果，在战场是打不出来的。哪怕对方临时胡乱凑一千人起来，能够战胜，能够包围，很难做到这样。这叫作什么？一场教科书式的演习。全靠着京城军校的人天衣无缝的配合，才能得到这个结果。我估计演习完，张岊以下，全军都要乐疯。他们连脑子都不需要用，照着平时学的打就是。——内翰，演武完了，京城军校有没有找河曲路去的旧人复盘？”

　　王拱辰摇摇脑袋：“节帅，什么是复盘？”

　　杜中宵道：“就是找人过来，照着双方的指挥，在沙盘上复演一遍。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做得不对，哪些地方虽然不错但还可以改进一番。——这是军中演练，事后必须做的事情，京城没做？”

　　王拱辰道：“没听说做过。只知演武之后，圣上和大臣极是愤怒，诸将尽皆震恐。”

　　“所以我说，事后你们来问我，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京城军中改了这些，必然是认为比我原先做的高明，是也不是？我不好说，在京城的河曲路旧人又哪里好意意说？他们也不敢说！河曲路旧人，除了炮兵诸将不懂，其他人入京，多受排挤。军校的还好一些，了不起不管庶务，去做教头。分到各军去的，大多都做不下去，宁可除役回乡。为什么这样？我不信是大臣将领们心胸狭隘容不下他们，而是因为军中容不下他们，他们确确实实做不下去。他们面临的局面就是如此，看在眼里，也不敢说出来啊。”

　　王拱辰看着杜中宵，过了好一会，才道：“事后，朝适确实没有问河曲路旧将，对此事如何看。不过，有一个王德兴在圣上身边——”

　　杜中宵一摆手：“王德兴是干什么的？他只是帅帐中的一个普通参谋，做得再好，也只是一个普通参谋。怎么，内翰莫非以为，是我杜某有眼无珠，不提拔他？”

　　王拱辰忙道：“节帅误会！是王德兴既在帅帐，眼光自非常人可比，这些难道看不出来？”

　　杜中宵道：“他为什么要能看出来？他是一个参谋，又不是战场指挥官，这些事情本来就不必要知道。等到有一天他想去带兵，军校中出来，自然就会明白了，但不是现在。”

　　王拱辰有些蒙，这几天他本以为自己已看出了门道，跟杜中宵谈了这一会，突然发现自己实际什么都没有明白。以在在军校中看到的那些就是原因，最后却发现，原因根本不在军校里教了什么。

　　看王拱辰的样子，杜中宵道：“内翰，军队本来就是有两副面孔的。这两副面孔，我把一面叫作义军，另一面叫作官军。什么是义军？吊民伐罪，拯民于水火，是为义军。什么是官军，就是刚才说的，天子之鹰犬，朝廷之爪牙。河曲路军中一切，都是照着义军的性质来的，跟官军，本来就对不上。为什么河曲路的条例朝中改了那么多？因为他们认为官军，是要那个样子的。”

　　王拱辰不语，陷入沉思之中。不必杜中宵跟他讲，历史上哪些军队的性质是义军，哪些军队的性质是官员，历史王拱辰比杜中宵熟悉得多。

　　武装力量是政权统治的工具，统治本来就有两面性，不是只有镇压一面性。一面是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用古人的话说，就是吊民伐罪，拯民于水火。另一面，是对政权面对的威胁进行镇压。缺了前一面，就会失去人心，得不到人民支持。缺了后一面，就会让敌对势力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王朝新立，往往是吊民伐罪的一面为主流，万民拥护。王朝腐朽，后一面占上风，成为统治的鹰犬爪牙，成为人民的敌人。失去了人心，武装力量也就失去了根基，最后以各种姿势进入历史的垃圾堆。

　　宋朝很特殊，军队从来没有表现出吊民伐罪、万民拥护的义军一面。惟一的机会，是北复幽燕，用民族大义为自己建立根基。可惜，几次机会，都被宋太宗挥霍掉了。北伐失败，彻底转型为官军，政权的帮凶打手。也就是现在朝中大臣对禁军的定性，鹰犬、爪牙。

　　宋朝的义军是民间的，两宋之交，北方数百万百姓揭竿而起。但凡宋高宗有一点担当，就可以借着义军大潮北上，光复两京，甚至完成宋朝军队的转型。历史是宋高宗沉迷于认为军队只有官兵的性质，而认识不到义军保家卫国，是国家真正的基本盘。用种种手段，与入侵者配合，把义军废掉了。

　　两宋之交，有两支军队是由义军滋养起来的，一支是岳家军，另一支是刘锜所部的以八字军为主力的军队。这两支部队，与宋朝的主力部队，其实格格不入。绍兴和议杀不掉韩世忠，却可以杀岳飞。要杀韩世忠的消息一传出来，不只有岳飞去保他，还有其他将领保他。杀岳飞的时候，除了岳飞的家人和朋友及一些文臣，全军几乎鸦雀无声。岳飞被杀，八字军领袖王彦由武转文，再不掌兵，刘锜闲置，大宋官军在南宋借尸还魂。宋军对金军的战斗力优势昙花一现，等到孝宗北伐，刘锜已老，义军不在，缺的不只是北伐之将，更缺北伐之兵。有兵就有将，没有兵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名将也只能无可奈何。

　　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军队对外的战斗力上下限。对官军性质的军队来说，攻伐富庶地方，有财帛女子可抢，个个奋勇争先。攻伐贫瘠之地，风险更大，几无收获，军心低落。打弱旅，有军功刺激，军队越打越是兴奋。一遇到强军，保命第一，各种乌七八糟的事情都出来了。

　　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军队的政治原则，政治原则决定了军队的组织原则、训练原则、指挥原则和作风。政治原则不一样，照猫画虎，新式军队是出不来的，还是一支拿着新武器的旧军队。

　　新中国军队的政治原则，是保家卫国、为人民服务，战斗力和作风都是由此而来。对外英勇作战是保家卫国，对内抢险救灾，是为人民服务。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政治原则决定了组织原则。下级服从上级，是军队的组织原则，服从于保家卫国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原则。杜中宵前世，经常听到一句话，“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这句话好像很装逼，其实不符合新中国军队的政治原则，命令是错误的，危害国家、反人民怎么办？当然是不执行。所以在军队的正式文件和条例中，这句话是找不到的，对应的是组织原则“下级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

　　杜中宵建立的军队，当然不是他前世的人民军队，所以政治原则不同，其他一切都不同。这支军队更多的是义军性质，只有前一半，保家卫国。对内几乎不参与，体现的是威慑政权威胁。

　　京城禁军是这支军队的对立面，全套制度拿过去，人才调过去，练不出另一支相似的军队来。军队的性质不变，政治原则不变，京城禁军就只能是河曲路的手下败将，做教科书式的演武。

第109章 请派监军

　　看着王拱辰一副茫然的样子，杜中宵道：“内翰，此次京城演武，河曲路大胜，其实我比朝中大臣更尴尬。统大军在外，本就惹人猜忌，朝廷在京城设军校，练出来另一支强军也就罢了，慢慢把河曲旧军中的将领和兵员全部换。我成一个孤臣，朝中放心，我也安心。”

　　王拱辰听了，急忙道：“节帅忠心耿耿，自入仕以来行事自有分寸。河曲路军功无人可比，并不居功自傲，对朝命从无二言。节帅之忠，圣上从无怀疑，朝中大臣也决无人猜忌！”

　　杜中宵道：“虽是如此，又能如何？不能由别人练出强军来，我再是忠于朝廷，心也不安哪。越是别人练不出来，越是会有人起别的心思，圣上的这份信任，早晚会消失的。对于我来说，现在最好的应该是离开军中，做一文官，不掌兵权。强留在这里，一是震慑周边。前边几场大战，有我在这里，契丹和党项不敢起战心。再一个，不就是等着有另一位大帅，能够带出强军，能够震慑外敌吗？现在最怕的，一是朝中猜忌，害的不过是我的前程。还怕，我一离开军中，这支军队昙花一现，除了会用枪用炮，还是跟以前一样。等到周边强敌也学会了用枪用炮，依然打不过他们，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王拱辰点了点头：“明白，节帅所说，在下明白。此次回京，必回复圣上。”

　　杜中宵叹了一口气：“现在能让朝廷放心，能让我安心，有一件事勉强可以做。进河曲路时，王全彬为副，实际上是在我身边为监军。战后，王全彬高升，换了张昇过来。虽然同不经略副使，张昇却是真的为我副手，不再是监军了。内翰回京，千万禀明圣上，再派一个监军过来。现在内侍不合适了，不然两府必然有话说。还是派一位大臣，可仿地方通判例，依以前王全彬在军中时的做法。”

　　王拱辰想了想，道：“我可以回禀圣上，不过成与不过，决在圣意。——节帅，此时与刚进河曲路时不同了，这个监军可不容易选。地位太低，没有用处，地位太高，也难愿位节帅之下。”

　　杜中宵道：“朝中大臣总有人来。去年契丹要夺唐龙镇，朝旨一下，我带三万大军，不就一话不说赶来了？有用心于国事，忠贞可靠之人，来做这件事，就容易多了。”

　　王拱辰默默点头。现在的局势都清楚，很多布置，就是防杜中宵兵权太重。什么忠心耿耿，太祖皇袍加身之前，也是忠心耿耿。没有针对限制杜中宵兵权的布置，必然相互猜忌。朝廷怕杜中宵造反，杜中宵怕朝廷算计自己，平衡非常脆弱。其实杜中宵哪里有造反的心思，也没有造反的条件。

　　现在天下太平，河曲路的后勤全部在中原，造反不是自己找死吗。中唐时安禄山叛乱，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但凡有一点苗头，都容易被攻击猜忌。其实安史之乱，夹杂着各种矛盾。既有朝廷和地方的矛盾，也有安禄山和宰相的矛盾，还有民族矛盾。三者缺一，都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后世种种原因，不提民族矛盾，甚至强辨微不足道，是不符合事实的。安史之乱后，唐朝即开始排胡，唐朝皇帝放弃了天可汗的尊号。唐朝人自己都明白的事情，后人硬说没有，是说当时的人傻了？

　　安史之乱点燃了唐朝的民族矛盾，留下的恶果，宋朝还在受着。一边是契丹，另一边是党项。党项真正成为大患，可不是赵继捧的个人野心，也不是纸面上看起来势力不强的几个州的问题，而是党项人庞大的数量，和占据的广阔地域。杜中宵入河曲路，名义上是从契丹手中接收的，实际这里可是党项人的地盘，党项人占多数。契丹和党项开战，便就是因为这里的人是党项族。而这些党项人，全是唐朝是从更西边的河曲之地迁过来的。唐朝在河曲的屯田成果，全部被自己祸祸完了，主动送给了党项人。

　　耶律仁先在杜中宵的压力下，主动撤出了这几州，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并不是契丹地盘。

　　给王拱辰倒上茶，杜中宵道：“内翰，现在最麻烦的事情，就是京城军校，到底行不行。最要害的地方，我说清楚了，那就是要练出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是得天下人心的义军，还是鹰犬爪牙。如果朝中的大臣们，认定了要鹰犬爪牙，恕我直言，就不要照着河曲路的做法，南辕北辙。”

　　王拱辰道：“此事依我看来，朝中大臣之所以认识不清，是不知道此事的厉害。节帅既然已经请清楚了，后边的事情就好办了。大军吊民伐罪，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不正是朝廷要的？反对这样做的，圣上必然不允许，大臣们必会明辨事非。我回京之后，必会禀明圣上，重新安排京城的军校。”

　　杜中宵道：“其实军中的将领，有许多明白是非。便如先前南征侬智高，归仁铺一战，大将孙节战死阵前，贾逵不待命而举，最后大获全胜。狄太尉命其接管侬智高所遗宝物，贾逵却分毫不取。如果只是作为鹰犬爪牙，贾逵何其痴。财宝放在面前不要，是因其心存家国。心厚家国，就是义军的根基。”

　　王拱辰道：“南征一战，圣上甚是欣赏贾逵，正要大用。我来之前，圣上有意以贾逵为管勾麟府路兵马事，由河东路转隶河曲路节帅之下。”

　　杜中宵一愣，他还真不知道有这个安排。麟府路河外三州，跟河东路联系不深，党项势大，是作为河东路的掩护。现在党项缩回去了，转隶河曲路，倒也正常。当然到底是怎么回事，杜中宵就不知道了。

　　家国连称，是因为国有家的性质，与其他的群体是不同的。这就是大一统的传统。在中间，宗族和民族都有封建性质，对下面的家庭体现的是压迫性，对上面的国体现对抗性。

　　想了想，杜中宵道：“既然说到了这里，有一件事，那便一起向内翰说明白了。禁军将领，统军靠的是阶级法，所谓的将要专权。河曲路的军队与此不同，讲的是专业性，指挥官就是指挥官，管理庶务的与此相差甚远。指挥官对庶务过问指导，却不能专权。”

　　王拱辰道：“此事人人皆知，京城中官员有过许多议论。虽然各有说法，大多还是以为节帅说的有道理。此事急不得，一步一步总要改过来。”

　　杜中宵道：“说到此事，就不难免说到副职。河曲路军中的副职，战时下去监军，平时与主将通治庶务。我听京中有人议论，好几位副职，何不兼管下面衙门，可以省却许多军官。这一点要讲清楚，军中的庶务各有自己衙门，衙门有自己的主官，副职分治，岂不相当于衙门上再设衙门？凡是副职，皆不能分治，不然就直接再立衙门。主将把握大局，平时的庶务，由副职轮值，状后联署，主将押准。如此主官不夺各衙门之权，各衙门不自行其事，才不出乱子。”

　　王拱辰点了点头。这就是现在政事堂的制度，宰相参政，是轮流当值，所进的熟状，要所有的宰相参政联署。不过河曲路军中制度，要求联署，却可以在上面署不同意，由主将裁决。这样的制度，就是通治，即凡是主官，不管正副，都没有具体负责的事项，下属的全在其管下。反之则是分治，几个主职和副职各管一摊，是庆历时范仲淹提出来的，试行很短时间，就被废除了。分治容易形成权力分封，宰相和参政各自把持几个领域。相当于是衙门上再设衙门，而上面管理衙门的政事堂不存在了。事实上一个方面废了宰相，另一个方面扩大了衙门的权力。

第110章 笨蛋，是人民！

　　两人默默喝了一会茶，杜中宵道：“除了河曲路军中将领，内翰是第一位愿意听我讲这些废话的。”

　　王拱辰道：“节帅谦虚。这些话真的是废话？无人听，还是因为节帅不讲。此次我到胜州，临行时圣上交待，前次演武京城禁军大败，一定要找出原因来。特别要听节帅讲一讲，到底怎么回事。节帅有话尽管讲给我听，越细越好，我回京禀明圣上。”

　　杜中宵点了点头，喝了口茶，想了一会道：“既是如此，那我便讲得细一些。话语粗疏，讲个意思内翰明白就好。如何禀报圣上，内翰斟酌。”

　　王拱辰道：“节帅尽管请讲。回京禀报，我自会谨慎。”

　　杜中宵以前不讲这些，在军中布置，也很少讲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他自己水平有限。满脑子的后世的名词概念，偶尔蹦出来两个没有什么，成系体列讲出来，别人就一头雾水。今天好不容易有个愿意听自己讲，水平还足够的，杜中宵愿意讲得多一些。

　　喝了一会茶，理了思路，杜中宵道：“人生于天地之间，常说是乱世还是治世。所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若不是没有办法，谁不愿意天下太平呢？什么是治世？五谷丰登，家有余粮，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都算是一些表现。最根本来讲，就是天下归心，远人来投。内翰以为，是也不是？”

　　王拱辰默默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这是个大题目，杜中宵能提起来就不错，王拱辰也不指望他能够讲清楚。只要没有大错，那便讲下去，没必要在这个时候争论。

　　大宋立国，是太祖陈桥驿黄袍加身，代周而立。不管怎么美化，实际上就是大将篡国，此时的人不提不代表不这样认为。所以宋朝先天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宋朝很多政策，如把禁军视为天子爪牙，把作战单位定在仅有数百人的营一级，实际废掉了军队的将帅一级，都与此有关。包括枢密院和帅臣用兵却不管军，军政和军令分离，都受到这一点影响。

　　到了这个时代，面临诸多危机，改革已经成了共识和迫在眉睫的事情。而要进行大规模改革，重新确立政权合法性，是不能回避的。不然很多事情朝臣不敢下手，皇帝不敢放心，互相牵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欧阳修为旗手和核心，开始建立新理论，为宋朝补足缺少的合法性。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是以这个时候的思想变革为基础的。六经注我，祖宗之法不可守，都由新的思想提供根基。

　　欧阳修首倡的，是继韩愈和柳宗元之后，从理论上刨了天命论的根。皇帝为什么是皇帝？不是因为命中为天子，而是因为能治理好天下。什么代表天命所归？天下大治。以天下的治乱，代替了神密的天命论，作为天命的依据。如果天下大乱，则意味着天命不在，皇帝不配为天子。

　　以治乱作为政权合法性，回避了太祖篡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大将篡权又怎么样？只要能治理好天下就是天命所归。同时，治乱理论给皇帝套上了一个紧箍咒。一旦发生动乱，合法性就受到质疑，不改朝换代，换个皇帝总是可以的，老赵家人丁兴旺，又不是只有皇帝一个姓赵。极端的表现，就是宋室南渡之后，宋高宗选太子，选了太祖之后。因为靖康惨剧，太宗一系的合法已经没有了，不选太祖之后，局面更加无法收拾。这一点不但是文臣共识，皇室同样认可，南宋换皇帝没什么心理压力。

　　杜中宵从治乱讲起，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欧阳修的思想开始成熟，在文人中产生影响。杜中宵为什么不抛开欧阳修，提出自己的理论？因为没那个本事。做了十几年官，杜中宵有自知之明，不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情，跳到舞台上让大家看自己的笑话。

　　至于前世受的教育，学到的理论，别逗，杜中宵能够还有中学水平就不错了。以为凭着中学知识就可以开宗立派，在这些以千年为尺度都是顶尖的人才面前做大师，想得太多。如果这个时代是个舞台，那样做就不是舞台上的正角，而只是小丑。

　　特别是，杜中宵的时代，文化领域的成绩，与这个时代完全无法相比。用那个时代的理论，来教育这个时代的人们，就跟这个时代的禁军，对着千年之后的人民军队喊他们是铁血强宋一样。

　　如果把军队和文官群体分开，看作两个体系，他们的功绩，分成文治和武功，那就看得清楚。宋朝的军队先天不足，从立国起，一直到灭亡，除了岳飞等少数几个对外功勋赫赫的将领，这支军队从来没有得到过人民的认可。在民间语境里，军人就是下等人，是被瞧不起的。他们的表现也恰如其分，对外连战连败，把从五代十国手中统一来的土地，用数百年的时间，全部交给了异族。这支军队先天不足，后天又不奋起，所谓武功这个朝代是历史中的笑话，亡国之恨，绝大部分要由他们来承担。

　　文官群体，是从初立国时的旧官僚和各大将的幕僚发展而来的。太宗朝扩大科举，文人用几十年的时间，彻底淘汰了旧的文官群体，展现了出了新的面貌。与军队对外一无是处相反，宋朝的文官群体对内对外的影响巨大，后人的文化根基，很大一部分由他们奠定。在两宋文人之后，再没有一个文化群体，达到他们的高度。唐宋八大家说的是文章，其实表现的是他们的思想地位。以治乱改掉天命根基，并由此生出一整套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思想理论，这种浩大工程后人再没有做出来。

　　新中国建立，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军队吊民伐罪，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救民于水火，诞生的新政权。政权的根基是人民军队，文人的贡献，基本可以忽略不提。面对着一千年前，人民军队可以尽情嘲笑这个时代的军队，他们有资格。而一千年后的文人，嘲笑这个时代的文人，那就反过来了。

　　宋朝的大臣，许多在对面的契丹，有自己的粉丝。宋朝出使契丹，一般会以文坛久负盛名的大臣为使，他们称得上不辱使命，有时候还会遇到自己特别崇拜自己的，比如后来的苏辙。遇到刁难，大多也能够妥善化解，不会辱了国家脸面。比如连中三元的白面书生王曾出使契丹，契丹突然提出比赛射箭，要让这个书生当众出丑。王曾一箭中的，所有人都无话可说。后来的文人，有几个人做到了？出使他国被奉为坐上宾，受到崇高礼遇的，大多是军队出身。

　　杜中宵前世，文人没有这个自觉。说起文人的地位，就是中国古时候如何如何，说起文人对国家的民族的贡献，就尽情丑化。中国古人的思想，哪怕有那么一两点赞成的，也要加上几个定语，比如这表现了朴素的什么什么，那表现了原始的什么什么，好像自己多么高级。

　　为什么会这样？那个时代的文人们，扫荡了晚清文人，自诩为新文人。新在哪里？抛弃中国的文化传统，引入洋人的文化。他们特别善于砸碎一个旧世界，却没有表现出建设新世界文化的能力。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引入洋人知识，而不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新文化。新文化运动，是以建砸碎旧文化和引入洋文化开始的，一直如此，始终如此，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新文化。

　　宋朝文官出使，会遇到自己的粉丝，新时代的文人出使，以能见到偶像为荣。甚至即使见不到自己的偶像，能够踏上偶像居住的土地，那也极其的荣耀。新时代的文人们，把中国古代的文化成果，几乎全部加是朴素的、原始的、简陋的之类定语，不是因为他们高级，也不是因为他们厉害，是因为他们学到了洋人知识。洋人的文化自然是高级的、先进的、键全的，他们眼里中国文化，自然就只配那些定语。

　　文人们的眼里，为什么中国会落后于洋人？一切都是祖宗不积德。宋朝开始崇文抑武，汉朝开始独尊儒术，要是不这样做，早去学洋人，这些文人出身生活的年代，怎么会被洋人欺负呢，总也会是洋人中的一员哪。大汉威加天下时，四海之内，皆为臣妾。宋朝文化鼎盛时，万里之内，尽皆宋风。对这些人来说都不重要，他们眼里最重要的，是怎么不早去学洋人。

　　杜中宵初登第的时候，还想着用后世知识，做出政绩入庙堂，为这个世界带来开明的思想和先进的文化。官做得久了，书读得多了，才知道，自己幸亏没那个机会，不然好尴尬。多尴尬？就跟这个时候的宋军对千年后的人民军队说，你们不行，让我铁血强宋的军队教教你。

　　文化对内表现出来的是凝聚人心，让百姓感到幸福，让政权有坚定的民心支持。对外表现的，则是外族心慕华风，主动取汉名，用汉字，说汉语，读汉人写的书。这可不是靠诗词歌赋来的，那只是文化的小节，是业余活动。真正吸引人的，是文化中的理论。

　　文化思想为政治提供坚定的理论支持，最强大的战斗力就表现在政治上。前次京城演武，让杜中宵觉得这个世界很荒诞。不是因为胜负，而是京城禁军，大部分的指挥和行动都是按着错误的程序运行，好像套招一样，被张岊捡了一场大胜。京城禁军荒诞，如果文化是战争，前世岂不同样荒诞？

　　前世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人民军队是人民政权的根基，政治原则很分明。最基本的要求，就有一条政治过硬。但就是有军人自豪地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这种思想哪里来的？文化人吹出来的。人民军队的口号就是“为人民服务”，根基当然是人民，扯东扯西想表现什么？

　　中国没那么落后了，也要向外边输出文化了，输出什么呢？只能说一言难尽。真正对国外产生影响的文化输出，杜中宵仔细想想，大概只有两项是实打实的了。一是电影上夸张表现出来的，一个外国小伙见到了中国人，啪两手一拍，摆个资势，然后来一句：“中国功夫——”一定要带着外国人口音。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军队的军队的军容、军礼、军制等等附属于军队的内容，是真地输出。

　　其他的文化输出，就透着荒诞的味道。前世最常被人津津乐道的饮食文化，烹饪技艺，活生生在中国本土变成了“料理”，自己人都觉得要用日本名字才显得上档次，有文化，你输出到哪里去？你说这道料理表现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输出中国饮食文化呢，还是向人展示日本人会起名字呢？一二十年的时间，学校外面用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变成了男生女生，谁都知道这是来自于港台，然而这样说好有气质哦。学校里面，好好的同学，变成了学长学弟，学姐学妹，学湾湾，湾湾则是学的日本。曾经很正常的人工智能，各种智能化，突然就成了各种智慧了，还是学的港台。这一切的发生，可是在经济已经赶了上来，中国人有自信，文化人有底气的时候。

　　这些表象，展现了一个社会的文化底蕴。文化底蕴怎么样？说复兴传统文化，推崇三字经。不谈思想内容，这是蒙学读物，就是说当时文化人的传统文化水平，还在蒙学阶段，是半文化盲呗。出来推行传统文化的文化人，自己都是半文盲，还说什么呢。除了推广三字经，推广传统礼仪，找什么人呢？说相声的，敲大鼓的，来给你讲讲老礼儿，一定要带个儿话音。不带儿话音，体现不出幼儿园水平。

　　传统礼仪，讲老礼儿？处处透着荒诞。这个年代有太常礼院，时常重定新礼，那些各种典籍，是让你参照着来定新礼的，讲老礼儿要他们干什么。

　　礼和乐是联起来的，礼乐。礼是用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体现时代风貌，自古以来都有。前世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就是那个时代的新礼。新社会，不用旧的典籍，脱离了古典时代了。乐，不是简单的指音乐，或者说主要内容不是音乐。乐是正音，正音之后，来统一度量衡。度量衡中有一个单位，钟，就是乐用来正音的。定了乐，就是定了度量衡。礼是确定人的正确行为的，与礼相对，乐是确认自然界的标尺的。什么叫作有文化？这样定度量衡才是有文化。手肘定一个单位，脚长定一个单位，一个两个马屁股一个单位，你敢说是有文化？杜中宵建铁监的时候，只是统一和标准化，没有重新定义度量衡，因为他真地不会。按照上面说的随便定单位，会让这个时代的文化人当猴子一样看的。以乐正音，来定度量衡，可以在文明不断绝的情况下，后代一步一步重新追溯回去，哪怕用的办法非常原始，却有效。

　　文化是一个体系，表现在方方面面。民间文化是皮毛，政治、经济、法律等等上层建筑，才是集大成者。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这样一句违反军队政治原则的话，能被文化人吹嘘，甚至能够反过来影响到军人，说明了时代文化的虚弱。人民政权的政治使命，写在大门边：“为人民服务”。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应该是从这一句话生发开去，形成完整体系的。“为纳税人服务”，“要对纳税人负责”，这是与政治原则严重不相符的，却被文化人当作口头禅，影响到官员，你敢说时代有文化？

　　文化展现为官员的政绩，就是文治，与武功相对。文治的极致，是天下归心，用后世的话说，就是政权民心所向。文化是文治的根基，整个社会处处透着一副没文化的样子，文治从哪里来。文治对内是天下归心，对外是远人慕化，异国异族向往学习你的文化。宋朝表现出的，是对面的契丹汉化，是旁边党项汉化，是后来的女真人汉化。军队打不过，谁有办法，摊上了这么一支先天不足、后天不努力的军队。

　　杜中宵前世，在有强大的军队保驾护航的情况下，不要说远人慕化，连收回和没收回的同族同文同种的人，都从底子里瞧不起你，不认同你，觉得他们该高高在上，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文化的虚弱，根基浅薄到了荒诞的程度。不要说敌人强大，不要说哪些人是畏威而不怀德，就是自己不行。文化人对着历史指点江山，不过欺负死人不会说话，会说话的，他们连最弱鸡的也打不过。

　　在军事上，杜中宵可以凭着自己记忆中的知识，打开一番局面。在文化上，凭着学来的那一点点皮毛，和浅薄文人灌输来的那一点点优越感，对这个年代有文人指点江山，会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小丑。具体措施可以，一旦上升到理论高度，就会发现人家比你懂。

　　欧阳修以治乱改革了天命论，为宋朝填充合法性根基，让后世的文人评点一番，一定会加上几个定语，简陋的，原始的，朴素的，等等，以显示他们文化层次的高级。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贫究不是社会主义等等，却并没有超出治乱理论的框架。所谓的高级文化，表现在哪里？

　　如果杜中宵用后世学到的理论，来教育这个时代的文人，就成了嘲笑人民军队的大宋禁军。因为教给他知识的人，理论和思想高度，还远没有达到能够评点这个时代文化的程度。

　　如果说有让杜中宵可以在思想和理论上俯视这个时代的，其实只有简单几个字。

　　那就是，笨蛋，是人民。不管什么，只要在人民的立场上，就真正立足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