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调走海瑞，岂不遂了那些贪官污吏，豪强权贵的心愿。”

　　“以后上任的巡抚都知道，干事实会被弹劾，弹劾就会被调去清闲的职务，迎合那些贪官和权贵，官才能做得长久。”

　　“倒是这些言官，是谁指使他们弹劾海瑞，应该好好查一查。”

　　太祖高皇帝设立科道官，本意是为了监督和纠察个官员在执政过程中有无失职之处，两百年过去了，科道官监察的作用逐渐淡化，反而沦为了党争工具。

　　朱翊钧又翻开一本奏折：“这篇弹章中提到，海瑞处理疑案，与其冤屈兄长，宁愿冤屈弟弟；与其冤屈叔伯，宁愿冤屈侄子；与其冤屈贫民，宁愿冤屈富民；与其冤屈愚直，宁愿冤屈刁顽；与其冤屈小民，宁愿冤屈乡宦。”

　　“海瑞爱护百姓，给了一些奸民浑水摸鱼，公报私仇，甚至从中牟利的机会。都察院应该及时提醒他，办案就要以事实为依据，查明真

　　相，什么冤屈这个冤屈那个，那不成了冤案了吗？朝廷的官吏处理案件，怎么能有冤案？”

　　“再说了，他一个巡抚，怎么还要自己断案？人手不足，就让吏部抓紧任命新的官吏。至于那些请辞的，他们若再想做官，那便不能够了。”

　　隆庆看着他，满眼的欢喜和宠溺：“钧儿越来越有君主的样子了。”

　　朱翊钧说：“父皇才是君主，我是你的太子呀。”

　　隆庆招招手，让他来到自己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等你再长大一些，你来做皇帝。”

　　“啊？”朱翊钧瞪圆了眼睛看着他，“我做皇帝，那父皇做什么呀？”

　　隆庆大笑：“父皇当然是去享清福呀。”

　　“我不要！”朱翊钧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他，而后，也不行礼，也不后退，转身就跑，一点规矩和礼数也不讲。临走之前，他还顺走了御案上的一封奏折。

　　他不拘礼节，也从未有人责备他，以前皇爷爷是这样，现在父皇也是这样。

　　隆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笑着摇了摇头：“这孩子，你慢点儿，留神脚下。”

　　哪知朱翊钧又折返回来，殿门外探进来个小脑袋：“父皇，这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他也不给隆庆机会，说完又跑了。

　　当皇帝有什么好，天天被大臣盯着，时不时还得被人写文章骂一顿。

　　当皇太子就不一样了，只要把书读好就没有人骂。朱翊钧读书一向很好，什么新书读十遍，温书读五遍，在他这里统统不存在，就算长一些的文章，他读个两三遍也能记得滚瓜烂熟。

　　他这个皇太子，从皇帝到大臣，只有夸奖他的，没有骂他的。

　　就是他太聪明了，皇帝和大臣三天两头为了他的肩教育权极限拉扯。皇太子都十一岁了，内阁希望他能赶紧出阁讲学，但皇帝只有两个字——不急。

　　隆庆觉得儿子现在的教育方式就很好，他暂时还不想改变。不过张居正身为内阁辅臣，每日政务日渐增加，有点忙不过来了，得给皇太子再安排个老师。

　　毕竟张居正教了朱翊钧这么多年，开年之后，隆庆便让他从翰林院推荐侍讲人选。

　　朱翊钧回到清宁宫，拿出那本奏章来，那是海瑞自己呈上来的，奏章内如主要是向皇帝和朝廷汇报他这半年多来的工作。

　　那些高拱和徐阶的党争、士大夫的诉苦、科道官的弹劾，朱翊钧其实没多少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这本奏章里提到的，关于推行新政的内容。

　　之所以没有拿出来和隆庆

　　讨论，是因为他对这个新政也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看隆庆那个样子，这也“不甚解”，那也“不清楚”，朱翊钧觉得，他父皇也未必能搞明白。

　　这篇奏疏很长，延续了各位大臣书写公文的一贯风格，洋洋洒洒几千字，有效内容需要阅读者自己提炼。

　　其中夹着内阁所拟的票签，但朱翊钧还是亲自将这篇工作汇报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的看完了。

　　奏章中，零零碎碎讲了许多海瑞这半年多来在应天十府的工作，除了巡视境内河流，兴修水利，通流入海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推行新政。

　　朱翊钧感兴趣的正是这个新政，他拿出一张纸，一边看，一边将不懂的地方记下来。

　　冯保走到他身旁，低头一看，只见纸上写着醒目的四个字——“一条鞭法”。

　　朱翊钧合上奏章，问冯保：“大伴，这是什么意思？”

　　冯保拿起那封奏疏随意翻了翻：“这上面没说吗？”

　　朱翊钧说道：“只说是一种新的赋役改革，没有展开具体说，我看得不是很明白，只知道触及了当地士绅权贵的利益，阻力很大。”

　　说到这里，朱翊钧忽的灵光一闪：“这……会不会才是这么多言官弹劾海瑞的真正原因。”

　　冯保看着他，十来岁的孩子，竟然能有如此深层次的思考，实在了不起。

　　他笑道：“我想，关于这个‘一条鞭法’，由张阁老来给殿下细讲，最合适不过。”

　　朱翊钧歪头：“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内阁给海瑞的任务呀。”

　　于是，第二日进讲结束，老师没有拖堂，学生倒是把老师留了下来。

　　朱翊钧拿出海瑞的奏章，对张居正说道：“我对这个‘一条鞭法’不是很了解，张先生可以给我细讲一下吗？”

　　他才十一岁，连大明帝国现行的赋税制度都还没有搞明白，竟然会对“一条鞭法”感兴趣，这让张居正十分意外。

　　意外过后，仔细一想，朱翊钧就是这么一个好奇心旺盛的孩子，只要他对一件事物感兴趣，就一定要刨根问底，弄明白为止。

　　他能对新政充满好奇心，这对于张居正来说，求之不得，他要听，张居正自然要细细的给他讲明白。

　　“殿下可还记得，上次，咱们在讲清丈土地的时候，提到了黄册和鱼鳞册。”

　　朱翊钧点点头：“记得，黄册以每户登记人丁，鱼鳞册则是绘制了各地的农田。”

　　“没错，所以大明的赋税及徭役制度主要就是以黄册和鱼鳞册为根据。

　　”

　　“首先是田赋，也就是按田亩产量的一定比例征收赋税，这叫税粮。”

　　朱翊钧问：“比例是多少？”

　　张居正看着他，笑得包容又宠溺。他只是个孩子，生长在深宫，锦衣玉食的皇太子。长这么大还未见过田地，更为见过农民耕种，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

　　“根据年景和地方不同，朝廷在全国征收的田赋也不同，每年都会对不同地方的土地进行评估，确定其应纳的田赋。田赋的征收主要是按照田地的面积收取，鱼鳞册上也分了土地等级，征收比例也不一样。”

　　“按照太祖高皇帝的祖制，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十之有一，而江南地区稍多一些，通常在十之二。”

　　朱翊钧又问：“是因为江南乃富庶之地吗？”

　　张居正摇摇头：“是因为一个人。”

　　“谁？”

　　“张士诚。”

　　冯保站在一旁，心道：“张阁老，你是真敢说。”

　　朱翊钧笑道：“我知道此人，当年太祖高皇帝打天下，此人盘踞江南，负隅顽抗。”

　　张居正就说道：“所以太祖高皇帝规定，此地赋税高于其他地区。”

　　这个因果关系，他没有明说，但朱翊钧也听明白了，这是一种惩罚性的赋税。

　　朱翊钧点点头，又问道：“那徭役呢？”

　　“徭役有里甲正役、均徭和杂泛差役。其中以里甲为主干，以黄册登记的每户为依据，户又按丁粮多寡分为三等九则，作为编征差徭的依据。”

　　“丁，指十六至六十岁的合龄男丁，粮指田赋。粮之多寡取决于地亩，因而徭役之中也包含有一部分地亩税。”

　　朱翊钧叹一口气：“听起来好复杂呀。”

　　“没错，颇为繁琐。”张居正与他解释，“明兴以来两百年，土地发生巨大变化，徭役制度破坏殆尽，推行新政，化繁为简，势在必行。”

第137章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张居正说得过于简略了，朱翊钧还有许多地方没听明白，“土地发生巨大变化，是什么变化呀，我怎么不知道？”

　　张居正下意识反问了一句：“殿下怎么会知道？”

　　“我我……”朱翊钧欲言又止，“我没有在《祖宗实录》和奏章上见过呀。”

　　张居正温柔的笑道：“你见过的。”

　　“嗯？”朱翊钧仔细想了想，“没见过。”

　　张居正说道：“我所说的土地变化，不是土地本身的变化，而是土地性质的变化。”

　　“难怪！”难怪，土地发生变化，他这个专门掌管土地的小神仙怎么会感觉不到呢。他又问道，“那什么叫土地性质的变化。”

　　张居正耐心的给他解释：“在明兴之初，全国以每户自耕农小土地为主，随着时间变迁，地主豪强，勾结官府，强占土地，使得田地兼并日趋严重，不择手段逃避赋税，动摇税基，导致国库赋税骤减。相比洪武、永乐时期，嘉靖朝的税银不足半数。”

　　“再加上贪官污吏横行，朝廷官员繁冗，庞大的宗室、巨额军费，国库每年都是入不敷出。”

　　“另一方面，各地在朝廷正税之外，又巧立名目增加各类苛捐杂税，使得百姓苦不堪言。近些年来，随着江南地区手工业和沿海地区商业发展，土地对百姓的束缚越来越弱。”

　　“以前，朝廷征税以实物为主，征收、运输、储存皆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损耗严重。”

　　通过张居正的详细讲解，朱翊钧明白了。这种田赋加上徭役的纳税方式，在两百年前以每户为单位，自耕农小土地的制度下是很合适的，每年增收两税，以实物为主，种麦子上缴麦子，种水稻上缴水稻，种苹果就上缴苹果。

　　但这样的模式极不稳定，因为随着时代发展，土地也在逐渐资本化，朝着地主豪强聚集。这些人通过各种手段偷税漏税，以至于普通农户被各种压榨，赋税连年增加，朝廷的税收却在逐渐减少，都被中间商赚了差价。

　　朱翊钧又想到：“这些，先生在《论时政疏》中也提到过，原来先生二十年前就想过推行新政。”

　　张居正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他的政治抱负，远不止于此。

　　朱翊钧又说道：“那一条鞭法是什么呢？”

　　“其一，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并一起征收，同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过去按户、丁出办徭役，改为据丁数和田粮摊派。”

　　“其二，赋役负担除朝廷需要征收米麦以外的，一律折收银两。农民及各种负担力役户可用银两代役，力役由官府雇人承应。”

　　“赋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废除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理征解赋役的‘民收民解’制，改为“官收官解”制。”

　　“……”

　　朱翊钧仰起头，冲着张居正笑了笑：“我好想听明白了，但是又好像没有。”

　　张居正包容的笑笑：“没关系，这对你来说，却有些陌生。”

　　“简而言之，除去一些特殊情况，将徭役合并到田赋中，由官吏直接收解，以银两代替实物。”

　　"农民摆脱各种繁复的苛捐杂税，朝廷不必经他人之手征收赋税，避免各级官吏动手脚，中饱私囊，免去运输、储存之不便，减少不必要的损耗。"

　　“如此化繁为简，既减少了百姓的负担，又增加了朝廷税收，于国于民，皆有裨益。”

　　朱翊钧说：“这很难吧。于国于民，皆有裨益。但那些从中牟利的贪官、积累了大量土地的地主，便不能作弊了。”

　　张居正又道：“嘉靖八年，时任内阁次辅桂萼提出编审徭役。”

　　朱翊钧笑道：“这个人我知道，他是我皇爷爷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