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雪闷闷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我还以为是你姐夫呢。”

　　万云没有忽略掉她姐姐语气中的失落和落寞，就问她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万雪就把自己最近和孙家宁分开了，不适应的话，挑挑拣拣说了两句，因为是在外头，也不好跟妹妹说太多私隐的心里话，现在还是很羞于表达自己感情的年代。

　　“不是说等姐夫站稳了脚跟，就把你和甜甜也带去市里吗？”万云不明白她姐是难受什么。

　　万雪苦笑：“哪有这么简单？单位系统又不是我们家的后花园，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她就把中间的难处简单说了一些。

　　其实刚开始万云以为姐夫调到市里去，过一阵子，她姐也会跟着调动，没想到中间竟还有这么多门道。首先市里要有合适的岗位，万雪至少得符合其中大部分的条件，她的初中学历就直接卡住了，这种岗位又不是没人要的，多的是人盯着，孙家宁得在中间跑门路，这对刚到市里还未站稳脚跟、背景普通的他来说，也是一件颇为有难度的事情。

　　而且市里不同县里，孙家宁能吃得开，到了市里，又是另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就算要发挥，他也得多认识几个人，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以图后续。

　　就是在那一刻，万云才想起，上回跟她姐讲电话，忘记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问姐夫调动完成后，她姐是什么打算，夫妻两个总不能长期异地分离。

　　“姐，其实，在我看来，县小学的这个岗位对你来说也是鸡肋，成天在那里呆坐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什么进步，还不知道外头发生了什么事，不如你干脆放掉县里这个岗位，跟姐夫到市里去团聚。刚开始肯定会难了点，可是后面可以慢慢想办法的呀。”万云还是第一回 对她姐有这种生存和工作上的劝说，平时她是很少给建议的，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建议对他人来讲是否合适。

　　但是万云的这个提议，遭到了万雪反对，其实不要说万雪，就是孙家宁在这一刻也是不同意的，对他们来讲，不论在县里还是市里，有一份国家兜底的工作，就是最体面最合适的工作。

　　县里和市里不像广州，广州商业气氛浓郁，似乎什么样的工种都能在广州找到，人们做什么工作都不出奇。可是平水县和定安市是小地方，这里的圈子很小，又是人情社会，一发生点儿什么事，很快大家都知道了，引起讨论，故而泯灭于众人，藏在集体背后，才是在这些地方的生存法则，孙家宁万雪夫妇不想和这种主流对着干，他们不愿意做出太过个色和突出的行为。

　　开店做生意，在定安市和平水县，在吃公家饭的人眼里，还是有些上不了台面的，两个圈子之间互相融入不进去。即使孙家宁和万雪知道万云在广州已经有一个稳固的摊位，也有不错的收入，可广州是广州，老家是老家，两地情况不同，思维要转变过来，非得要经过经年累月和环境的熏陶才会有成效，可目前来讲，县里和市里的人都没有这种自觉，“吃公家饭”仍是他们最优的选择。

　　听完了万雪的反驳，万云一下子无话可说，挂了电话后，她坐在房间的小沙发上，不知怎么突然想到自己和城哥第一回 来广州的那个新年，桂老师没空陪他们，他们两人自己拿着旅游手册出去漫无目的地瞎逛，因为第一次来大城市，走路太慢，东张西望的，总是被后面的人伸手推开：“唔该，借借，走快一点。”

　　那时候，周长城和万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慢”，这种慢，是从县里带出来的，不是从他们的身体里长出来的慢，但若是没有干扰的话，这种慢其实是慢慢会侵蚀、影响他们一生的思维的。

　　也就是在广州待了这么几年，万云直到最近，才慢慢明白，这种“慢”是脑筋上的“懒惰”，是转不过弯来的慢。

　　近来冯丹燕家里负了债，就想尽一切办法还债，维持家里的生计，绝不让自己往下坠落。

　　而像是江曼，她从老家来到广州，开局也并不有利，可到目前为止，万云已经听郑阿姨说了几回，江曼除了在布料厂有个稳定的会计工作，她私下还努力去接洽各种小公司，帮忙做外账，除了固定的月薪之外，每月总有一两百的外来水，奔忙是奔忙了点，收入也不是顶高，但在这个地方好好生活是没问题的。

　　至于那个当“大老板”的女婿葛宝生，郑阿姨是越来越少提及了。

　　像是冯丹燕和江曼这样，就是穷则思变，变则通。

　　万云来到广州之时，没有自己想办法去做事，而是想要依靠桂老师的人脉找清闲的工作，后来发现这种依靠很是虚幻，最后自己还是选择出去卖盒饭。

　　这些，都是从“慢”到“快”的转变过程，从被动生活到主动生活的进化过程。

　　可她姐和姐夫还没有变过来，如果要解决夫妻长期异地的问题，其中必须要有人做出妥协和改变，世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按着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运行的。

　　但是这些话，万云有些理不清楚，她不知道要怎么去跟她姐姐讲，也怕万雪又误会她一个当妹妹的，要给她当姐姐的“上政治课”，可是这种在生活和成长中积累所带来的思维影响，从慢到快，再从快到变，这样才能慢慢地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而不是单单在那里苦等、苦熬某个可能的机会。

　　当然，熬，无论什么事情都有得熬，即使立即去改变，也是有其他的煎熬，可若是不做出新的变动，只是被动得等待，万云觉得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也是到了这些时刻，万云才看到了姐姐姐夫的短板，他们在县里吃得开的那一套，曾让她和周长城十分羡慕，可换了个新环境，也要跟许多普通人一样去重新适应。

　　县里是小池塘，市里是大池塘，大家都是池塘里的青蛙，从小池塘跳到大池塘，他们从前在县里的那一套做人做事的标准，到了市里就要重新开始变通了。

　　后来万云陆续又和万雪说过两回，让她辞去现在这份工作，到市里去和姐夫团聚，哪怕是自己做一点小生意或者到某个单位去做个临时工也好。

　　万雪本是有主意的人，但遇上事情，也难免会有慌了手脚的时候，似乎怎么选择都不对。

　　刚开始她坚决不肯同意万云的说法，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也让万雪不得不松动了。

　　孙家宁到了市里，下半年的工作越来越忙碌，往日里有空他会回来看妻子孩子，可忙起来连休息日都没有的时候，那大家就只能这样僵持着分离的局面，最多就是下了班通个电话，两人诉说一下自己忙什么，三四个月见不上都是常事。这样的日子，给万雪敲了警钟，如果现状一直不打破，没有改变的话，那么后面夫妻感情会越来越冷淡，渐行渐远是可以预见的，她接受不了这种结果。

　　而且，让万雪觉得恐怖的，有两天夜里，她带着甜甜，锁上门，睡得好好的，整个物资局筒子楼都关了灯的时候，她的屋门口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万籁俱寂的深夜里，一声突兀的敲门声，在万雪的耳朵里不亚于惊雷闪电，吓得她一夜提着心，搂着甜甜，睁着眼睛到天亮。

　　其实就是有人看着万雪是个美貌少妇，平日里吃穿都大方，带着个女儿，丈夫长期不在家，一些动了下流心思的人就跑去敲门，想打她主意。

　　后面还再来了一回，万雪也没有应门，只是悄悄起床，手上拿了根结实的棍子，要是有人闯进来，她就动手，好在无人闯门，第二日她就把廖大姐叫上楼，和自己一起睡。

第三回 有人敲门的时候，廖大姐醒了，她让万雪捂住甜甜的耳朵，穿上鞋子走到门口去，隔着门，叉着腰开始骂：“哪个王八蛋杀千刀的半夜敲人家门啊？你是死了爹还是死了娘，半夜赶着跑来报丧啊？”

　　那打坏主意的人从那晚就知道里头睡了不止万雪一个，此后才没有这种吓人的敲门声，但万雪也没让廖大姐再下去过，她和甜甜两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总是弱势一些的，廖大姐来帮忙壮壮胆也好。

　　这件事，万雪本来还不打算告诉孙家宁，可廖大姐坚持主张必须要跟家里男人讲：“说呀，你必须得说！家宁都三个多月没回县里了，下回你们见面估计就得等到过年了，你一人带着孩子在县里多不容易啊，就是要让男人知道你的不容易！别当什么贤妻良母！趁着男人现在还有良心，就是要让他愧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说！你不说我替你去说！”

　　万雪这才把这事儿写信告诉了孙家宁。

　　孙家宁一读完信，满腹怒气，又惊又怕，立即打电话回县里，问万雪有没有被吓着，万雪捂着半边脸，带着点哽咽：“阿宁哥，我不想跟你分开。”

　　“阿雪，别怕，这一周我就回去。”孙家宁本来周六有个排班，他请了一日假，坚决回去看了妻儿。

　　脆弱的夫妻两个，在这一刻关系却变得更为坚定。

　　夫妻两个见了面，搂在一起，甜甜不知愁苦，见爸妈抱着，她也要凑上前来，嘻嘻哈哈的，一家三口抱住。

　　那一晚，等甜甜睡着了，孙家宁和万雪两人连夜把手上的钱盘算了一番，最终做出一个令人心痛的决定，让万雪辞去县小学那个铁饭碗，带着甜甜去市里和孙家宁团聚，孙家宁再以家庭实际情况，尽量申请一套一居室或二居室的分房。

　　至于万雪未来的工作，去了再说吧，一家人团聚了再说吧，顾不上那许多了。

第146章

　　本命年,犯太岁，流年不利。

　　这是周长城今年感受最深的事，他在昌江精密过得是一日不如一日,成日都想着干脆辞职换工作算了,可看着每月到手的四百八十块钱，又觉得自己有些不知好歹，如果离开昌江，他去哪里能找到这么高工资的岗位？

　　是的,他又涨了点钱，比于小山和郭泉几乎高出三分之一，大家同为助理，薪酬相差这么多,多少有点说不过去。涨薪了,周长城还不敢声张。

　　可这完全是劳心劳力赚来的钱,其中滋味,只有周长城自己知道。

　　今年前头的几个月，并不忙碌,大家过得也是较为闲散，不慌不忙地做事，一直到四月份的时候，新订单确定下来,是欧洲的新客户，订单一波接一波，整个厂子开始忙碌。

　　设计部门根据客户来图做出相关的图纸，梅长发、王忠良、周长城等人跟香港那头的连线会议开得更多了,因为梁志聪不是日日都在广州，所以一些细节对接的事情就交到周长城手上,比如生产进度和用料测试等，加上周长城写得一手好字，设计部门大部分的报表和图纸都是他手上出去的。

　　不论是王忠良还是梁志聪，都开始认可周长城的签字。

　　于小山和郭泉两人只顾着自己眼前的工作，对外沟通这些杂乱的事，全都推到周长城头上去了，这就有个问题，就是他两头不到岸，谁都不认他的身份。

　　香港那边的同事，认为周长城是广州厂的人，有什么事如果联系不到生产负责人，或者采购不力的话，直接就怪周长城工作不到位，跟梁志聪告状说这人能力不行。

　　而广州厂的人认为周长城是香港同事的“爪牙”，因为周长城时常代表梁志聪和销售那边过来传达客户的新要求，这些要求有时候奇怪苛刻，机器、人手和技术等因素跟不上，大家就有怨言，好似被人故意刁难，这种怨气发泄不到香港同事那头，就全都算在周长城头上，普通职工不敢对他如何，可是个“小官”，比如组长和有经验地位的大师傅，就态度嚣张恶劣，硬是拖着不做事，后面还要倒打一耙。

　　周长城在做生产工的时候，靠谱且勤奋，人缘很不错，可自从跟了梁志聪，整个人就散发着倒霉的黑气，他时常觉得自己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工资涨上去了，但基本的尊重得不到。这是钱解决不了的。

　　每一日起床，他都抱着很大的压力去上班，同个部门的于小山和郭泉两人对他不咸不淡的，周长城从刚开始的难受，到现在的适应，也习惯了，在办公室，除了工作事宜，没有必要就不开口说话。

　　除了管着自己手头设计上的事，他还得适当跟进项目进度的情况，但凡是在广州厂生产的项目，周长城手上都有登记，进度在哪里，卡在哪里，需要谁的协助，人手数量，排期如何等等内容，他的工作比于郭二人重得多。之所以让他注意这些项目进度，也是方便在开会的时候，跟姚生和梁志聪等人汇报。

　　他一个设计部门的人，还干了统筹的工作，香港总部和广州厂对他的权限极度不分明，不管他最初的定位是什么岗，只是需要一个可以做事的人，可大家竟也这么适应下来了，甚至某些审核流程，都绕不开周长城这个助理这一关。在这种情况下，周长城就逐渐养成了自己的工作习惯，做到了初步的项目协调。

　　抛开内心苦闷那些情绪，周长城的个人能力是得到了很大锻炼的，起码现在广州厂的设计部门隐隐以他为首，其他部门的同事尽管与他有为难，但遇到问题还是得跟周长城讲，他成了中间一条必不可少的沟通纽带。

　　周长城在跟多了十来个项目后，心中对各种可能会发生的困难和情况就有了较彻底的了解，上游的客户和下游的供应商，在他心里都慢慢构建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梁志聪这人烦人归烦人，可不阻碍下属的发展，有些跟大老板们开会的时候，他会给机会周长城说话，周长城刚开始汇报时，嘴里磕磕巴巴的，姚生好几次都很不悦打断批评他，销售的同事也多有不满，认为他能力不足，不足以担任这个协调的岗位，要求广州厂必须要派驻能干的自己人。

　　可谁去呢？首先梁志聪自己就不干，别说其他人。

　　八月份的时候倒是招了一个当地人，让其帮忙统筹整个厂里的项目，可人家也不愿意当夹心饼干，还未过中秋，这人就跑了，于是事情只能又落到了周长城身上。

　　姚生也头疼，重赏之下，竟招不到勇夫，这就是当时人才市场的情况，他无人可用。

　　被人当众嫌弃口齿不清，好丢人。

　　知耻而后勇，周长城自己没日没夜地窝在办公室，一点一点地对进度，有些汇报语言还要特意写下来，甚至一个人在家里练习汇报过程，同时揣摩跟各位同事领导如何汇报，各部门的人想听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提出，这样更容易解决问题，还有一个重点，汇报完这些，不要给自己和自己的部门埋下祸害，办公室斗争是时刻都存在的。就是梁志聪这么强硬的人，也会和周长城感叹香港办公室可不是什么清净之地，所有人都是削尖了脑袋往上冲的。

　　多开几个月的会，周长城再开口，已经是言之有物的人，并且能指出问题核心，提出解决方法，而不是坐在那里浪费大家时间，他也更明白了姚生作为老板、梁志聪作为设计经理、销售同事对接客户时呈现出的态度，以及大家对整体项目的考虑是怎么想的，打工仔的思维有了新的转变。

　　这些都是在生产岗没有办法接触到的工作内容。

　　周长城一边痛苦，一边成长，一边调整自己的心态，一边与自己的软弱拖拉抗争。从前他坚信沉默是金，现在转变为有嘴就要说话，尽量表达准确，错了也不要紧。

　　那时候的工程师是值钱的，只有真正的工程师，大家才会在姓的后面加一个“工”字，比如梁志聪，人家心服口服称一句梁工，而一年到底了，周长城偶尔也能听到别人称他为周工了。

　　总是有进步的，不是吗？做年终总结时，周长城自嘲地想。

　　其实在这一年里，还有一件大事对昌江精密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1990年，日经指数一直不停下降，日本银行出台政策刺破日本经济的泡沫，到了同年8月，为防止日圆外流，采取货币紧缩的政策，提高了银行贴现率，减少民间和企业贷款，号召大家把钱留在日本。

　　这个事情对于制造业的影响就是，从银行贷款出来变得困难，企业用工和材料成本高涨，裁员率升高，资金收回困难，国际进口比出口要贵，收支不平衡，原本的模式开始转不动了，外发订单减少，尽量把工作岗位留在本国，大家要想其他办法生存。

　　此前日本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高速的经济发展，大家习惯了高流动的行业模式，如今要变，必定会揭露出究竟是谁在中间“裸泳”。

　　姚劲成在八十年代时得益于日本的制造外包，赚了不少日本人的钱，他十分看好这个国家的科技和制造水平，陆续招了十五个日语销售，专攻日本市场，从汽车到家电再到玩具，都是姚劲成的目标，除了广州厂，如果日本持续跟八十年代那么发展下去的话，他还想在东莞和深圳两地建厂的。

　　其实经济周期有起伏是正常的，且看美国的经济史就知道，但当时日本股市下挫得太厉害，香港是个金融中心，姚劲成身边所有人都在讨论这次日经下跌，说自己在中间卖空买入赚了多少输了多少，指数波动过大，就引起了他的警惕，实业制造是需要稳定的一个行业，姚劲成放缓了开发日本市场的脚步，又尽快确立现在手头有的日本订单，能发货就赶紧发出去，不要拖拖拉拉的，同时催收客户的回款。

　　好在是私企，船小好调头，不必经历一系列的文山会海才能决定，姚劲成以一己之力的敏感，挽救了昌江精密可能会遇到的损失，跟日本一个家电公司的订单完成后，回款到位，一分不少，他松了一口气。

　　再过了两个月，有同行已经收不回款项了，国际官司都打不响，因为好多日企在那几年陆续宣布破产。1991年后，日本进入后人所说的“失去的三十年”的经济失落期。

　　同年十月，东德和西德合并，德国避开了这次的泡沫，东德的并入，给西德带来喘息机会，劳动力增加，蛋糕变大，泡沫分摊。精明的姚劲成看到了其中的机会，调转枪头，目标主要放在欧美市场上，日本客户被他放到了最后，原先庞大的日语销售团队，到了年底只剩两人。

　　自然，转型是困难的，姚劲成是个干事业的人，他对这种转变的阵痛接受度很高，只是从前规划的制造机动车配件的厂房和机器就得舍弃掉一些，因为西欧和北美对大陆制造商的认可度比日本人的更低。昌江精密的目标客户也跟着转变成技术相对较低的消费品公司。

　　消费品的利润额肯定没有大件品高，客户群体的变更，对昌江精密来说，是很可惜的事情，仿佛前面的工作都白做了，但，不得不转变，不然的话，就只能等死了。那些年，有不少特别倚赖日本客户的纯制造业工厂，几乎都消失了。

　　整个公司策略的调整，对于周长城这种螺丝钉来说，最直接的改变就是，他跟的每一个订单和项目中，英语的比重在升高，梁志聪不耐烦的程度随着项目复杂程度在增加，周长城那种用中文学英语的方法，已经跟不上公司发展的节奏了。

　　世界改变，也促成个人改变。

　　面对这些不停变化的事件，除了强迫自己适应，没有其他方法，周长城时常觉得苦闷，他只是想在这行稳定地待下去，当个小工程师而已，怎么事情一件接一件，挑战一个接一个，世界变化太快，他忙都忙不过来。这些事情，和小云说，她不懂。小云忙着自己卖盒饭的生意，又操心着县里的姐姐，且她没有在一个正规的公司和企业待过，许多烦恼说出来，是讲不到一起的，不如不讲。

　　周长城在这方面的朋友，就是葛宝生，幸好还有葛宝生。

　　可葛宝生更帮不上什么忙，他的生活比周长城的更混乱。

　　两人时不时买几瓶啤酒，夜里相约在珠贝村对面的电影广场的阶梯边上，哥俩儿一坐下就对饮，争前恐后诉说着自己对生活的牢骚。

　　彭鹏在上半年时，跟葛宝生说过，要给他介绍生意，葛宝生就屁颠颠儿地跑到白云去了几趟。

　　白云也有模具和注塑厂，又不是只有海珠才有，像彭鹏这种生意人为了成本和进度控制，当然愿意在自己厂附近找这种合作商，可既然是葛宝生找上门，他也给了八千个肥皂盒的订单，交到葛宝生手上。

　　跟着葛宝生一起去白云的还有江曼，江曼听说彭鹏的厂子还在不停地扩大，心思早就活络了，她走得是“夫人外交”路线，先去找的彭颖，想侧面打听彭鹏那儿要不要兼职会计管账。

　　可彭颖如今一门心思都放在女儿身上，只是偶尔去厂里看看，基本不管这件事，何况江曼打听得又不是那么高明，谁人不知她想在彭鹏身上赚钱呢，当晚就跟自己的丈夫说了。

　　彭鹏彭颖夫妇刚跟葛宝生江曼吃完饭回家，哄女儿睡觉，就说起江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