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朗干笑了一半突然顿住，纳闷地问，“刚刚不是还在的吗？”

“刚刚杜若视频的时候，她说她肚子痛，去上厕所了。”

黛文婷小声地说，“我们要等她吗？”

他们等了半小时，苏丽都没回来，坐在多媒体教室里又挺无聊，也就自然散了。

到了十一点，苏丽才出现，这一天秦朗有意无意问过几次视频的事，都被苏丽支吾了过去，他是个体贴的人，遂就不再提。

其余几人，江昭辉一颗心都在黛文婷身上，黛文婷是个不怎么主动的人，杜若更是完全不关心别人私事，于是苏丽和家人视频的事情就这么被忽略了过去。

到了第二天上课，几个老师拿着学校的花名册，一个个核对学生们家长的姓名，并登记起孩子们父母的名称，告诉他们以后就可以在多媒体教室和父母们通过手机、电脑和屏幕与父母们通话、见面了。

最重要的是，不要钱。

让几个老师心酸的是，百分之八十的孩子，都能一口背出父母中某一人的电话号码，有些父母两人的手机号都流利地背了出来，他们并没有多少打电话的机会，能这么快背出来，明显已经在心里记住了许多遍，已经深刻到不假思索的地步。

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有些是父母因为工作原因经常换手机，没办法确定现在号码有没有换，有的是年纪太小，完全不明白手机号码是什么，没办法，几个老师只好去找张校长，拼拼凑凑的，八十七个学生，要到了七十四个电话号码，也算是很大的成绩了。

然后，秦朗便请来了张校长，当着他的面，拿着捐款新买的手机，一点点教他怎么登陆学校的微信，怎么一个个申请添加好友，将这些学生家长的电话号码输了进去，发送了“我是红星小学老师”的申请。

在孩子们焦急的盼望下，一天一夜过去了，只有十几个学生家长通过了回复。

从这边农村里走出去的父母，文化程度都不高。因为地处西北，他们去打工的城市大多是成都、西安这样的城市，工作非常辛苦，工资却普遍只能温饱，买个手机就不容易，智能的更是难得，有智能手机又会用“微信”这种工具的家长，只有五分之一。

于是和父母成功联系上的孩子就能高高兴兴地和爸爸妈妈视频了，其他联系不上的孩子就只能扒在多媒体教室的窗子外，用充满渴望的眼神看着屋子里的孩子们用本地的方言和爸爸妈妈聊天，有些孩子看着看着，就开始抹眼泪。

有些事情，如果没有对比，就放在那里，是不会痛的，因为所有人的痛都一样。

然而，一旦你梦寐以求的事情就在眼前却求而不得，那痛就会一下子被勾了起来，就像是被压抑太久的洪水突然决堤，轰然而来。

思念、痛苦、委屈，如洪流一般排山倒海，哭也不是那种嚎啕大哭，只是面无表情地一边看着屋子里的孩子，一边无声地抹着眼泪，却更让人心疼。

站在走廊那头的杜若，眼眶也渐渐红了。

这一刻，她比任何人都能理解他们的悲伤和委屈。

“杜若，你去干吗？”

准备和她一起去多媒体教室看看的苏丽见杜若掉了头，追上几步，茫然地问。

“我去打电话。”

杜若头也不回地下了楼。

她从抽屉里翻出花名册，握着自己的手机，到了村门口，开始对画着X的电话号码，一个个的给学生的家长们打电话。

第二天，通过微信申请的家长涨到了二十多个。

但不够，还是远远不够。

就连最迟钝的苏丽，都感觉到了杜若的焦躁。

“杜若，不就是联系不上吗？这也是客观条件造成的，有些家长就是没有智能机或者不会用视频通话啊，孩子们不会怪我们的。”

苏丽挽着杜若的手臂，拉她去多媒体教室。

“你去看看，联系上的孩子们多开心！”

现在，多媒体教室是整个学校最受欢迎的地方，堪比几十年前的电话亭。

只要一到下课的时候，能和父母通话的孩子就会缠着张校长或者其他几位老师，请老师们帮他们拨通和父母的视频电话。

视频不是每次都能接到，但孩子们大多会和父母约定下次通话的时间，现在大部分父母已经习惯了每天和自己的孩子通通视频、问问生活的情况，有些在家里确实受了委屈的也敢和父母说了。

依旧联系不到父母的孩子们确实失望，但他们至少做到了开头，以后情况会越来越好的，苏丽这么坚信着。

杜若被苏丽连拉带拖的到了多媒体教室，窗外依然趴着许多孩子，年纪最小的马珍珍连窗台都够不着，只能踮着脚尖往里看。

她听张校长说过，马珍珍的妈妈因为被家暴，实在忍不住，偷偷跑了，马珍珍的爸爸对外说，是因为家里太穷，老婆才跑了。

马家一家都没走出过大山，也不敢出门，所以没人知道她跑到哪里去了，更不会有电话号码。

但马珍珍还是踮着脚尖，如饥似渴地看着别人和爸爸妈妈通话。

屋子里一共只有两部手机、一台电脑，即使不用投影布，同时也只能让三个孩子和父母通话，其他孩子就在旁边等着。

因为人数太多，午休时间又太短，每个孩子自己私下里做了约定，时间决不能超过十分钟，一旦超了，其他人就会提醒他到时间了。

好在黛文婷正在忙着架构“红星小学直播间”，等直播间架构好了，黛文婷教会了他们怎么进直播间，孩子们的父母就能在直播平台上看到自己的孩子每天上课的样子了。

多媒体教室里，一个孩子正在和他的爸爸聊着爷爷的老风湿犯了，原本在门外趴着看的一个孩子突然神色激动地冲进了屋，对着电脑屏幕那头的同学爸爸喊了起来。

“刘叔，我爸是和你一起出去打工的吧？你们是不是在一起？你能把手机借给我爸爸，也让我们说说话吗？”

他凑到屏幕前，眼里都是哀求。

“我听秦老师说过，打这种电话不要钱的，求求你了刘叔……”

“我都两年没见过我爸妈了！”

第49章 情怯VS情深

农村里出去打工，一般都会去“投奔”同乡，哪怕是在工地里搬砖，大多是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除了能互相照应以外，老板也喜欢用这样的工人，虽然是流动人口，但有知根知底的同乡在，用起来要比随便招来的人放心。

被喊做“刘叔”的人就是某个工地上的小队长，村子里有不少壮年劳力出去打工后都投奔了他。

他是小队长，收入高，手机好，因为经常和包工头、监理这样的人接触，也学会了用微信和不少手机软件，是最早通过申请的一批家长，只是因为工作忙，并不能经常和儿子视频。

窗外那孩子一嚎，被孩子们叫“刘叔”的男人就乐了，画面暂时空白了一阵子后，小工棚里被刘叔三三两两领进来几个茫然无措的男男女女。

这个工地上不但有男人，也有红星村出去的女人帮忙烧饭、做小工，于是几个老师就看见原本还在窗外扒着的孩子们里有好几个胡乱喊着爸爸妈妈冲了进来。

相比起手机这头孩子们的激动，这些大人就要木讷的多。

他们很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除了过年回家，就没和孩子接触过，对自己的孩子更不了解。

如果说孩子对父母的渴望是源自幼小的生物对庇护者的向往，那很多从没有担过一天父母职责的家长，更多的把孩子看成一种“成年阶段”完成的任务，以及……累赘。

至少在手机画面里，那些被叫进来的学生家长并没有多少喜色，更多的是茫然。

刘叔还算个热心人，拿着自己的手机跟他们说着什么，又推着一开始喊他“刘叔”的那个孩子的爸爸上前，然而那个局促的中年人对着手机酝酿了好半天，也只对着儿子问出一句“你好好读书没有？”

小孩子完全没感受到父亲的不知所措，又急又快地冒出一大堆话来。

这里的方言属于北方语系，和普通话的语调相似，但是吐字发音却是大相径庭，听起来经常跌宕起伏，仿佛鼻子和喉咙都要花好几倍的力气才能爆破出一个音，而且也没有什么鼻音，一旦他们将方言说快了或是太激动了，几个老师都听不懂，也不知道那孩子对着父亲说了什么。

孩子的父亲听完那一段话，露出一个为难的表情，磕磕巴巴地说：“你来不了，我，我这里没地方住，你上不了学……”

“那我就不上学了，我和你们一起打工！”

孩子急急地说。

“我有力气，我也可以搬砖！”

“瞎说什么咧！”

刘叔在那边一拍桌子，“我们在这里搬砖就是为了让你们读书，让你们出人头地！等你们考上大学，到了城里，就是城里人了！”

几个孩子爸妈也跟着点头，“你刘叔说的对，我们这么累死累活的就是不想让你们跟我们一样，娃儿，你也别看什么视频了，越看越胡思乱想，好好在家，听话啊！”

后面还没跟父母说上话的几个孩子惨叫着“不要不要”，挤过去想要和父母多说几句，然而屏幕已经不知道被哪个的父母点掉了。

谁也没想到，好不容易连上线的结果是这样，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中俱是沮丧和不敢置信。

大概是憋屈的劲头要个地方发泄，几个孩子对着一开始喊着“不上学”的孩子发起了火。

“你不想上学我们还要上，你吓我们爸妈做么事！”

在杜若他们猝不及防间，一个高年级的孩子已经对他踹了过去，那孩子一个踉跄直接跪趴到了地上。

眼见着要打起来，杜若和苏丽连忙去拦，但这个年纪的孩子和大人也差不了多少了，农村的孩子打架也粗野，苏丽好心去拉地上的孩子，还差点被扑倒。

最后是张校长拿着大棒子冷着脸进了屋，才中止了这场骚动。

原本应该温馨的画面，最终以一场闹剧结束，因为张校长拿大锁链锁了多媒体教室，这一天孩子连上课都一副忐忑不安的样子，完全静不下心来。

放了学，张校长把大门一锁，冷着脸将老师们喊到办公室。

“你们搞的这个什么不要钱的网络电话，我个人还是支持的，可是这几天试着搞这个搞的人心浮动，我觉得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子，最好都冷静几天。”

他皱着眉头说，“已经有家长和我反应，这几天孩子在家里哭着喊着不读书，要去外面找爸妈！”

老师们没想到只是视频而已，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面面相觑。

“像今天这个事，有不愿意和孩子们见面的家长，就不该勉强的！我们这里情况复杂，总有见不到父母面的，像马珍珍的妈妈，谁能联系的到？其他孩子都和爸妈打什么网络电话，就她没有，她回家要不要闹？”

有钱又有上进心的如“刘叔”这样的，早早就换了手机，学会了如何在大城市生存，早有了把孩子接出去的心思，当然会关心自己的孩子，其他几十个一开始就通过了微信申请请求的家长也多半是出去打工的人里“混”的好点的。

那些混的差的，根本不愿意和家里孩子联系，因为知道联系了也给不了孩子什么，只会让对方更失望。

张校长越想头越痛，开始后悔任由几个老师折腾，“说句不好听的话，孩子长这么大了，读几年级都不知道，能有几句话讲？翻过来覆过去就那么几句，‘吃饭了吗？’‘有没有好好读书’，我都会背了！”

其实留守儿童和父母一年都见不到一面，若论感情，能有多少？“父母”更多的像是一个可触却不可及的符号而已。

可没有人愿意自己的人生是缺失的，小孩子并不能理解什么是赚钱，什么是学区房，什么是九年义务制教育，他们只觉得爸妈是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要他们。

既然如此，那就不读书，不花钱，出去打工，一家子就能团聚。

但对于在外打工的父母来说，能负担他们自己的生活就已经很艰难了，再来个孩子根本没人能带，他们自己就住在流动工棚和临时宿舍里，孩子是住不了的，而孩子年纪太小即使打工也没人要，多个人还多张嘴，不如留在老家，还有地种，学校也包饭。

与其说他们是怕孩子看到父母越看越想，更不如说是在逃避一种责任，慌慌张张地拒绝了孩子沟通的要求。

孩子们不会懂这些，如果家长和老师不能正确的疏导，他们只会更加怨恨父母、怨恨家庭、怨恨学校，以致于怨恨整个社会。

被张校长这么一“剖析”，几个老师脸色也沉重起来。

“其实我也注意到了，有几个孩子最近上课根本没心思听，一直魂不守舍的。”秦朗难过地话都说不出来，“我问了其他人，他们都是联系不到父母的孩子。”

和每一任的支教老师一样，秦朗他们一直努力地试图让这些孩子能适应现代生活，能接受到外界的讯息，不至于和这个时代脱轨，但每每事情到了最后，总是会一波三折。

方老师和李老师得到捐赠的衣服和善款，反而被村民们误会；

秦朗努力接通了对外的网络，希望教会孩子们用网络和外界沟通，却引发了更多的不平……

就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反抗着这种变化，每当他们想要改变点什么，那股力量就凶猛地对他们叫嚣着：

——别费力了，就让他们这样子吧，对谁都好！

“是小孩子需要父母，但不是每个父母都需要小孩子。”

杜若的声音冷淡到几近冷漠，“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只要有这种父母存在，事情只会适得其反。从儿童心理学上说，不善于表达的孩子，常常会使用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愤怒，这不仅是情绪的宣泄，也是自我存在的一种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