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0章 郭松龄兵败被杀

　　郭松龄回师关外，开始时张作霖措手不及，因此败讯频传。可是郭部并未能制敌机先，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一举攻入沈阳，遂使张老将有从容部署的时间。

　　11月30日吴俊升由黑龙江调派步兵两旅、骑兵四团、炮兵一团驰援奉天，由于中东路当局拒绝运兵，因此吴部乃由洮齐铁路出四平街，开赴战线。阚朝玺奉张作霖令带兵退锦州，参加攻郭；同时邢士廉二万人由海口运抵营口，即由海道运赴连山湾，攻郭军的侧背。

　　12月3日郭军占兴城，分向连山、锦西进攻，郭军有一旅归降奉军。锦西守军汲金纯部抵抗郭军，战况激烈，张学良总司令部由连山移锦州，奉军一方面在连山、锦西前线冒雪作战，同时在后方锦州及大凌河间筑壕，作为第二线防御阵地。4日万福麟的骑兵旅由锦州胁迫郭军之背，因此进攻连山的郭军乃向后退。

　　奉军左翼，配置在连山附近者为汲金纯军，中央为张作相、万福麟军，右翼配置在锦西方面为张九卿之骑兵旅。5日未明时郭军做总攻击，逼近连山正面之精兵两大队，诈降奉军，乘奉军将其输送向后之际，突然包围汲金纯军之一团，将其缴械，且从背后扰乱奉军之左翼。张学良闻变，立推出总预备队，下令全线，转为逆袭。但因从中央亘左翼之奉军联络不充分，后又遭魏益三所率之郭军炮队之猛击，各军转成总崩溃之势，纷纷乘火车退却。至大凌河，将铁路桥梁毁坏。当天郭军进占锦州。继而奉军复退，沟帮子亦为郭军占领。郭于8日晚亲抵锦州，张作相以战事失败，6日回奉天，外间传说张作相劝老将洁身引退，于是张下野说，一时风传。且有奉天日本总领事内山代携和平条件赴新民屯议和之说，但未两日即烟消云散。因12月8日奉天军官会议，决定重整旗鼓，作最后之决战。前线军力集中运用仍可反败为胜，统计总兵力为张作相军二万八千、汲金纯军八千、汤玉麟军四千、总预备队张学良一万，总数共计五万，有野炮百尊。至作战方略，系固守辽河，以待李景林与国民军间胜负之分晓，并在辽河左岸，筑长约一英里之坚固垄壕，后方另筑一铁路，其后接连京奉铁路，而在该路上配置装甲火车及货车。这时辽河已经结冰，人马可以往来无碍。张学良置司令部于火车中。

　　15日郭军攻陷新民屯，张学良退守辽河。

　　郭松龄虽掌握了奉军的精锐部队，可是出关后并不如他预料那么顺利。

　　第一，李景林变了。冯玉祥和李景林的军队在直隶打得不可开交；郭无法依靠冯军的支援，更要分出一部分兵力（魏益三的部队编为第五军）留在后方，防阻李景林。第二，天气严寒，北国冰封，郭军仓促出关，冬天的装备不够，只能躲在火车中，顺着铁路向前推进。第三，照理乘火车向前推进一定很快，其实不然，因为奉张方面已把路轨破坏，幸而郭军中工兵团完整，所以路上边修边进。这还不打紧，张少帅接受他的英国顾问的建议，把铁路沿线的水漕破坏，火车头没有水等于没有煤，动弹不得，雇民夫挑水，费的时间就大了。第四，郭松龄抬着张学良的旗号反张作霖，可是正面阻挡郭军的，正是张学良，郭的部下知道少帅在前面，战意和士气大为减低，很多将领都暗中向少帅通款曲。第五，吉林和黑龙江的骑兵及时来援，是郭军致命的打击。

　　当12月下旬，郭军已经推进到辽河，双方就在辽河两岸对垒，郭军指挥部设在新民屯，张学良的指挥部则设在兴隆店，辽河距离沈阳只有十里，两军互轰的炮声，沈阳清晰可闻。

　　少帅的兵还是少得可怜，连官长都抬了机关枪上前线，但因为有辽河横亘，可以阻挡郭军。当时天寒地冻，辽河每夜结冰，军队可以履冰而过，所以少帅方面每天晚上都由士兵在岸边用铁铲穿冰，沈阳城内家家的铁铲都被征用，穿冰是为了使它不能凝结，郭军遂不能履冰而过辽河。

　　少帅在兴隆店经常和郭军的将领通电话，有的电话透过日本军用电话线，郭军中重要将领几乎个个都和少帅通过话。

　　奉军内变之初，日政府恐战事延及满蒙，影响日本利益，所以陆军当局派白川关东司令官急赴奉天，与张作霖协商，拟照去年奉直战争成例，满铁沿线及其他地区绝对不许作战。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共有八营，拟加派一团，警备长春以南。并派驱逐舰“相”号赴秦皇岛。11月26日，命驻铁岭之旅团，预备开拔赴奉，因此盛传日本拟向东北增兵。

　　不过日本舆论界则认为并无必要，因为现在东北的日军兵力已够保护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必要，再行增加。11月27日徐树铮在日本曾往访日本币原外长，交换意见，要求日方对于段执政做特别之援助。币原答复全是外交官腔，他说：“为增进中国民众幸福起见，自当援助，但以不干涉内政为前提。”第二天徐又访加藤首相，所答大致相同。28日，日本阁议决定奉天战争非至日侨生命财产有危机，决不增兵。12月1日又开阁议，讨论中国内乱政策，认为满蒙日侨生命财产之保护，可由驻满警备军一部分担任，无需再由日本派兵。

　　郭松龄方面最担心日方帮助张作霖，所以一再要求日方严守中立。并派殷汝耕赴大连，与日人接洽疏通。12月4日日本阁议对于郭、冯之要求中立，暂守静默。陆相宇垣对人发表意见，谓奉张之盛衰，不是重要问题，日本侨民之生命、财产既得权，不能不保护。

　　郭军在冰天雪地中陷于苦战，而李景林的拒郭，使得郭军走上孤军无退路的境地，因此从12月下旬起，郭军的战意为之瓦解，士气极为低落。

　　郭松龄感觉到将会面临失败的命运，他于12月22日在新民屯一个粮站召开军事会议，与会的高级将领都显露了疲困之色，郭向他们宣布，自己准备亲上前线督战，可是与会将领都低首不语，简直等于是拒绝郭的提议。郭见到这个情况，知道大势已去，长叹一声，宣布散会。这时已是午夜12时。

　　郭在散会后即布置自己逃走，23日晨2时郭夫妇乘车离开新民，他的运气不佳，走到辽中县老大房村（距离新民40余里），遇到奉军吴俊升部的骑兵突袭，郭的卫队都是些小孩，经不起骑兵的冲锋，和郭同行的林长民被流弹打死，郭夫妇下车步行，奉军搜查，发现郭身上有他自己的名片，于是郭夫妇双双被俘。

　　轰动一时的郭松龄倒戈事件遂告结束。

　　郭松龄夫妇被俘后，军中即向沈阳张作霖处请示如何处置，沈阳方面获得这项消息后，张作霖说：“把他押来，我倒要问问他为什么要造反？”据说杨宇霆主张就地枪决，免生后患。杨和郭是死对头，杨怕郭见到了老将说出许多不中听的话，所以极力主张就地枪决。

　　郭被俘后，还写了一封信给张学良，请张看顾他的老母。

　　张学良在23日即渡辽河，进入新民屯，召见郭军的各高级将领，抚慰伤亡，由于郭军全是张的部下，张到了郭军中，就像回到自己家中一样，郭军见到少帅，亦欢声雷动，欣见故主。

　　沈阳方面对于处置郭军，有人主张从严，为首的一律应予处决，张老将征求张作相的意见，张作相不以为然：他说：“郭鬼子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也是有原因的，我们不能不先自己反省一下，自己也有错处。现在郭鬼子已经处决了，其他的人就不必多所罗织，如果一开杀戒，都是东北子弟，我们要结多少冤家？善后工作交给小牛子，让他从宽办理吧！”张作霖对他的把兄弟意见全部接受，因此郭松龄倒戈事件，只死了他夫妇二人。

　　张学良这年只25岁，就经历了这样一次天翻地覆的事件。他有他过人的长处，但这些长处因后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而被遮盖了。

　　张学良知人善任，能放手交付给他所信赖的人，因此他能得军心，也受部下爱戴。据说他父亲在申斥部下时，他常躲在邻室偷听，然后亲切慰问那些被申斥的人。他延用的部下，对他们的生活都很照顾，给的生活费都很宽裕。他重用和信赖郭松龄，郭松龄可以用他的印章发号施令。郭心胸狭窄，常对部下苛责或不原谅，张对郭说：“我如此信赖你，为什么你不能像我信任你那样信任你的部下？”

　　正因为他太信任郭，才让郭闹出了这个大乱子，可是也正因为他在军中有良好的声望，使他得以戡平郭乱——因为郭的部下一听少帅来讨伐，谁也不肯认真打仗了。

　　可怜的饶汉祥，在郭松龄逃走后，即由齐世英派了一名勤务兵护送出逃，不料在路上被奉军捉到，查问饶是何人？他回答：“是写字的。”勤务代答说是师爷，由于饶骨瘦如柴，一身肮脏，毫无惊人之处，所以奉军也认为是一个普通师爷，就叫他俩随军做点抄写工作，这样过了半月，才逃回关内。

　　郭松龄兵变的直接后果，是使奉军元气大伤，也使张作霖对奉军内部的改革停顿。于是奉军的没落，便敲响了北洋时代的丧钟。

第231章 徐树铮廊房遇害

　　徐树铮（又铮）被杀是北洋军阀时期继郭松龄反奉事件之后的又一个轰动中外大事件。事情要从徐树铮被派出国考察说起。徐树铮是段祺瑞的灵魂，段对小徐信任之专（当时北洋习称徐世昌为大徐，徐树铮为小徐），以及小徐对段的忠实，可算是北洋佳话。

　　第二次奉直大战后，段祺瑞再起，担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许多人都奇怪为什么小徐没有到北京来参加段的密谋，其实段这次东山再起，已经没有当年气势，而段在冯玉祥卵翼之下，也感到小徐难于和冯相处，因此才有派小徐出国的安排。

　　早在14年1月4日，段就发表徐树铮为“考察日本各国政治专使”。这时候小徐已在欧洲，寄居巴黎的凯旋门附近，当时他是全家放洋，准备在欧洲长期居留，段本来派徐为“考察欧洲各国实业专使”，小徐对实业没有兴趣，要求把实业改为政治，并且增加日本。

　　3月中，小徐把他的家眷从巴黎送回上海，然后筹组他的考察团，团员有军事组：宋子扬、褚其祥、韩振先、刘卓彬、孙象震、李鼐、司可庄、褚哲文、韩辉荣。政治组：翁克鼓、林子峰、张文轩、董世五。秘书朱佛定、王治焘、薛学海、汪延熙、蔡增基。

　　4月上旬考察法国。法政府派白里索中将负责招待。

　　5月上旬考察英国。

　　5月26日考察瑞士。

　　6月3日考察意大利。意政府派巴白力区中将负责招待。曾与墨索里尼见面两次，第一次墨酋立于大客厅，右手插入胸前对襟中，如拿破仑状，与小徐握手，略事寒暄即结束。小徐大感不满，请巴白力区中将再约时间。第二天墨酋改在办公室接见，墨、徐相对坐谈，朱佛定任翻译，与巴中将对面立，无坐位，其谈国际问题，大为投机，竟倾谈两小时。

　　6月21日至德国，当时德国战败，尚未恢复，美金一元值42 000万马克，国社党已崛起。

　　7月18日至俄国，曾访晤斯大林及托洛斯基。

　　8月3日至比利时。

　　8月9日至荷兰。

　　10月中旬赴纽约，寓五月花饭店，并至华盛顿晋见柯立芝总统。

　　10月下旬赴东京，寓帝国饭店，曾晋见日皇夫妇，及日本首相、外相等。

　　11月中旬乘天津丸由日返国，在上海登陆，上海闻人黄金荣、杜月笙等均登天津丸迎迓。上岸后径返南洋路私邸。

　　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自南京赴上海专诚欢迎。上海各团体在商会隆重欢迎徐及孙。徐、孙曾做密谈，并联袂赴南通访张謇。

　　徐树铮从南通回上海，接到段祺瑞的来电，叫他暂时不要去北京。因为当时关外有张作霖和郭松龄的战争，天津有李景林和冯玉祥的战争，局面非常混沌。在北京是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冯的嫡系鹿钟麟掌管了京畿军警宪的指挥权。段的策士曾毓隽也被鹿派兵抓了。段本人随时准备下野。在这种情形下，徐树铮如果入京，以徐平素为人之骄狂，又是段的最重要左右手，必定增加局势的严重性。

　　小徐的毛病是胆大妄为，恃才傲物。他认为自己奉命考察，考察完毕理应回京复命。加以此次在欧美和日本普遍受各国领袖的重视，在北洋军人中，可算唯一有国际声望的人，谁敢对他如何？所以不顾大家的反对和段的电报，毅然决定入京。

　　14年12月19日，徐树铮偕随员乘顺天轮由上海赴天津，23日抵津，宋子扬以轿车来迎，这辆轿车是借自英国领事馆的，徐登车后直驰北京，其余随员则乘火车赴北京。当天抵达北京，徐下榻无量大人胡同王宅，随员则分寓旅馆。

　　小徐先单独晋谒段祺瑞，两人相对跪拜，抱头痛哭。这时是隆冬，天气严寒，段祺瑞病足，两腿要浸入冰桶中才能止痛。段、徐两人历经世变，重行聚首，相对不胜感慨。

　　北京是小徐腾达之地，可是自直皖一战，皖系溃败后，小徐就奔走四方，现在旧地重临，面目全非，段祺瑞虽然荣任执政，可是处处受制于人，有朝不保夕之势。小徐虽有勤王之心，也是无兵无勇。

　　这时候北方局势渐见端倪，郭松龄出关兵败，夫妇双双陈尸白旗。天津苦战之后，李景林已逃之夭夭，冯玉祥的国民军奄有北京和天津，可是冯的地位并不很稳固，在这一期间南方吴佩孚困居武汉，孙传芳虎踞南京，奉张则元气大伤，在关外需要喘息。

　　北京是个危城，尤其对徐树铮，因为大家都知道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是个光棍执政，可是如果小徐在段身边，就会兴风作浪，传说他和墨索里尼订有密约，接受意大利的军火援助。有此种种，小徐成为当时的一个目标，对段固然不利，对小徐尤为不利。

　　所以在小徐到北京后一个星期，大家都劝他赶快出京南返，如果留京，可能有不利的事件发生。

　　果然徐出京后，即在廊房遇害。噩耗传出，段为之痛哭，在北洋有大徐之称的徐世昌曾挽以联曰：

　　道路传闻遭兵劫；

　　每谓时艰惜将才！

　　此联大徐在小徐杀陆建章时亦以挽陆。

　　南通状元张謇挽联云：

　　语谶无端，听大江东去歌残，忽然感流不尽英雄血；

　　边才正亟，叹蒲海西顾事大，从何处更得此龙虎人。

　　有关徐树铮遇害经过，这里抄几段有关人士的记叙。

　　第一段是抄录徐的哲嗣徐道邻所撰遇难经过如下：

　　先生于十二月十九日离上海，二十三日到天津，当天到达北京。二十九日，忽然决定要出京南返。嘱咐路局准备专车。在当天的下午，段执政在他的书桌上，忽然发现一个字条，上有“又铮不可行，行必死”八个字。段很着急，赶快命人把字条给先生，但先生并不介意。晚上到车站时，褚哲文带了一连人来预备护送，先生坚决不要。

　　专车九时开动，因一路兵车甚多，到夜半一时左右，才到廊房。车才停，即有一自称张之江的参谋长王某者（贵州人？），持张的名片请他下车。说话之间，即有兵士十余人，蜂拥而上，挟持先生下车，走到离站约一里许的地方枪杀，那时是三十日上午一点半钟。先生的随员（有褚其祥、薛学海、徐赞化、孙象震、韩宾礼、刘卓彬等），全体被拘于设在英美烟公司的司令部之马棚。

　　黎明七时，先生的随员们被召集于会议厅。一会儿，破汽车四五辆，拖着一路灰尘，疾驰而至。那是陆承武奉冯玉祥之命，才从天津英租界赶来。他对他们演说，说先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他今天要刮肉剜心来报父仇。他还不知道先生已于六小时前被害。

　　随员们又被“军法官”等审问了八小时，于下午五时，张的副官长告诉他们“徐某系陆承武所杀，乃冤怨相报。君等获释，皆张督办（之江）力保之功”。并命令他们各具切结，打手印，宣誓不泄漏一字，否则各人全家性命难保。还全体照了一张相片，每人给了短程车票钱，才准他们只身空手离开廊房。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陆承武的通电，说他手刃徐某，为父报仇。又登出来冯玉祥打给段执政的电报，说徐上将有功国家，不幸在路面为匪人劫害，其死甚惨，请政府优予褒恤云云。可是政府并没有任何动作（我想，这是段执政的一种沉默的抗议）。但是在三十日那天，上海的《时报》就已经登出徐专使专车被炸的消息来。这是冯方预发的消息，而后来事情发展走了样，所以就格外露出马脚来。

　　原来张之江接到冯玉祥的命令，是叫工兵队埋地雷炸专车。张却没有这样作（我想是因为来往的兵车原因。也有人说张是基督徒，心地善良，不愿伤害太多的人）。自先生被害之后，冯命令把随员们全部杀害，据说也是张一再苦求，才把他们释放了的。

　　先生被害的第二天，张之江的卫生处长洪君——段宏纲说，他本来姓段，名字叫段大洪——自称是先生的学生，愿以一门老小作保，两次跪着哀求张之江，请求寻尸装殓（他只要求殓葬，不敢说要运走）。张教他负具切结，结上一定要有徐某被陆某复仇所杀的字样（他因此写过两次结帖），才勉强允其所请。洪君一整夜在雪地里苦寻了两遍，才找到先生的遗体。又好不容易买到了人家一口寿木，把他装殓起来。第三天，由先生的卫士张振声用骡车运到北京。洪君因此大受张之江抱怨，就脱离了他的部队，也就从此长斋念佛了（我到处访求洪君的下落，前后二十年，未获踪迹。等我告了冯玉祥，洪君忽然写信给我，并把他手里保存的当时所有书面材料相片等寄来一大包，并追述当时求情寻尸经过，五千多字，一字一泪。他说他等待这一天，也等了二十年了）。

　　先生入殓和被害的原因，我的推测，主要的是和墨索里尼的军火借款协约有关。因为这是先生当时的一笔大本钱。据说先生当时把这项秘密只透露给三个人：一是段执政，二是冯玉祥，三是孙传芳（这是我闻之于曾毓隽先生的，而曾则是闻之于孙的参谋长刘宗纪）。先生在这半年中，一直是联络冯玉祥的，他派在冯那里的，有他以前的旅长宋子扬。他在国外时，冯常常有电报，称他“钧座”，自称“职”，口口声声要他回来“主持”“领导”等等。在七八月中，杨宇霆督苏的时候，先生曾经发表一通长电反对他——当时有人说，这一个电报等于三个师的兵力——打击奉天，就是帮助冯玉祥的。当十一月中，冯、张交恶已深，亲奉的曾毓隽、姚震先后被冯军拘捕，段执政左右，很多人逃避到东交民巷里。当时大家认为北京危险，劝先生不要去，就是这个原因。但是他们不知道先生和冯有这样的密契。先生敢于轻身入险的，就是这个原因。段执政大概也认为这个密契可能有作用，所以在先生出京时，虽然得到那八个字的严重警告，并没有尽全力加以拦阻。先生之忽然决定离京，是十二月二十九日，那是郭松龄失败后的第四五天。郭的失败，就是张作霖的胜利。他的忽然要离京，我想也许是他怕和段执政同时被困在张作霖的手中。他既然怕张作霖，当然就不会怀疑到冯玉祥。

　　冯玉祥要害先生，我想有三个理由：

　　一、先生和墨索里尼的协议，使先生如虎生翼。现在和冯合作固然是好，但如一旦翻脸，必然后患无穷。不如趁他蛟龙尚未得水之时，予以除掉，以消灭未来的隐患。

　　二、先生当时反共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三、冯玉祥不但是陆建章的亲外甥，而且是受过他的厚恩和接受过他的领导的。元年滦州独立，冯被押解回籍，是陆把他保出来的。而后来也是靠着陆的力量，冯才再度挂名军籍。浦口逗留（七年一月），武穴通电（七年二月），也全都有陆在旁为之策划。所以在冯、陆之间所存在的，并不只是泛泛的甥舅之谊而已。冯玉祥之要加害先生，不会没有一点为舅舅报仇的成分在内。

　　十五年十一月里，旧历十月二十九日，先生安葬于萧县凤冢山之原，就是他少年游憩的地方。

　　先生安葬的棺木，是合肥购赠的。但是“抚恤”、“惩凶”的一类官样文章，始终缺如。我过去为这一点，一直对合肥不满。但是后来看到他《正道居集》内的几篇文章，才了解他真的是相信“轮回”、“因果”之说。后来又看到曾宗鉴先生在一段笔记里说：十五年四月，合肥下野出京，“专车开出后一小时，合肥步入车厅，问车过廊房停留多久？又问‘又铮遇难是否即在车站’？及车过廊房，合肥开窗西望，历十分钟，口唇微动，喃喃若有语，老泪盈眶，掩面入卧”（天文台，四十四年七月十日）。前几年又在台北看到合肥的孙子昌义，他说“爷爷嘱咐的，每年摆供，祖先牌位旁边，必须要摆徐爷爷的牌位，给徐爷爷磕头”。我于是格外明白老人家心里，自有他的分寸。

　　第二段是冯部张之江的参谋长张钺所口述徐树铮惨死经过：

　　张之江和鹿钟麟，都是冯玉祥的心腹干部，不过两人的性格大不相同，张是个忠实基督教徒，对事对人都极端诚恳。鹿则机警细密，处事谨慎，且善于体贴冯的心理，先意承旨，极为冯所信任。他此时正担任北京卫戍总司令职务，故冯玉祥特别指定他为杀徐第一号“刽子手”。……所以他受命之后，十分谨慎，不敢冒昧从事，怕万一杀徐之后，使冯落上“主谋杀人”的嫌疑，则不惟无功可言，甚至还要受到斥责。因此他曾在电话中与冯往返磋商，始终未获得个“不落痕迹”的绝妙办法。

　　就在这段时间里，风声已经传到又铮耳内。初时，又铮犹以为风闻之言未予深信。及至二十九日，消息愈来愈恶，乃不得不作离京打算。当天下午，就命人通知津浦路局代备专车，准备晚间九时离京赴津。当时有人认为这样走法不甚妥当，不如借乘英国使馆汽车悄悄出京为佳。又铮笑道：“北京四周，到处都是仇家爪牙，随时随地都可致我死命。我之所以犹能安然无恙者，徒以鬼蜮伎俩，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露其真面目耳。我若藏藏躲躲，岂非正中其计！”于是乃无异言。惟有宋子扬对于此行，仍觉不甚放心，乃背着又铮，私自向英国使馆，借来一班武装士兵，随车保护。他固知仅凭这十几名英兵，并不足却敌脱险，只为符合又铮的见解，故作炫耀，使又铮的行径，更为公开而已。晚间九时，又铮带着十余从人，登车东发，孰料“壮士一去不复还”矣。

　　北京到天津，仅有二百四十华里，以普通快车的速度，三小时即可到达。又铮乘的是特备专车，依常理推算，应该两小时即可到达。不料沿路被冯军西行兵车所阻，每到一站都要停留数十分钟，将近子夜时分，犹未抵达杨村。又铮一行，皆以事前听到很多坏消息，故人人心内焦急，于是不断有人下车向车站催促，因为大家心情烦躁，言词之间，难免微有过激之处。而此时因为军运关系，各车站均由冯军的运输司令部派一些联络参谋，专司车辆调度事宜。这些参谋们听说是徐专使的专车，既怕耽误专车的行程受到处分，实际上又无法让开路线，放专车速行，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只得在电话里向他们的司令请示如何应付？他们的运输司令许祥云，原是冯部下一个撤职师长，他对这位比冯玉祥还早七年的西北军总司令（又铮于民国八年以西北筹边使兼任西北军总司令）早就有所耳闻，故于接到部下电话时，也感到难于应付。情急之下，就想出个推卸责任的主意；急忙跑去见张之江，请求张给尚在途中的徐专使打一电话，说明沿路兵车拥挤的情形，请徐多加原谅。不料就由于这一报告，竟意外地毁了又铮一条性命。原来冯、鹿之间，因商量不出个杀人不着痕迹的妙法，乃有意暂从缓图。而张之江只知冯有杀徐之意，并已授意于鹿，在京图之。却不知道冯、鹿二人因种种顾虑而改变计划，于今突闻徐某出京的报告，当即一愣，接着对许说：“嗯，此事鹿总司令怎么未来电话通知我呢？待我问问看罢！”待他叫通电话，将又铮出京情形对鹿述说后，鹿钟麟并未感到惊奇，只徐徐的回道：“小徐出京，我已知道，只是还未向督办报告呢。请你先转饬各车站，尽量设法延迟小徐的专车，待我和督办通过电话，看他有什么指示，再向你转达。”张之江应了声“好吧！”就将电话挂断，吩咐许祥云照鹿的意思转令各站而去。

　　此后又铮的专车，当然的更缓慢了。夜里十二点过后，张之江才接到鹿钟麟从北京转来冯玉祥的命令说：“督办要我转告你，如果小徐的专车到达廊房，要你即刻把他枪毙。并请你连夜派人去天津把陆承武接到你的司令部。天亮以后，督办将会派专人到廊房和你商办一切善后的！”张之江听了，双眉紧蹙，一直摇头，嘴对话筒，嗫嚅了半天才说：“这样处置法，似乎不妥当吧？小徐现在还是国家的特任官哪！”鹿答说：“这是督办的意思，又有什么办法呢？”张又道：“既是督办的意思，我们当然服从。不过，督办既要派人前来，最好请他下一道手令交来人带来，就叫来人主持办理，我当尽力协助于他。”鹿钟麟知道这位张善人不肯担当这个杀人凶手，也就不再多说，只简单答道：“你就先把他扣住好了，以后的事情，再另说吧。”张答了声：“好吧！”就这样几次往来电话，决定了又铮的命运。

　　三十日凌晨一时左右，又铮的专车始蠕蠕开进廊房车站。斯时车站四周，早已布满岗哨，站外的路轨也被拆去数节。火车一停，即有张之江的参谋长张钺登上又铮的卧车，推开车门，向又铮恭恭敬敬行了个军礼，双手捧上张之江一张名片说：“我们都统现在很忙，未能来迎接专使，特命我来请专使下车，到司令部休息一下，待天亮再走。”又铮原是斜躺在卧铺之上，这时忙坐了起来，向张点头为礼，笑颜相答说：“天太晚了，我不下去打搅啦！请你替我谢谢你们都统吧！”张钺答了声是即鞠躬退出。张刚下车，跟着又上来一名少校军法官，推开车门毫无礼貌的向又铮说：“我们都统有事和你商谈，请你即刻随我下车，同到司令部走一趟！”又铮察言观色，料知事情有变，即傲然答道：“你先回去，告诉张都统，请他再仔细看一看冯先生的电报，是否尚有错误？”那军法官见事情真象，已被又铮说穿，乃不再分说回转身躯向车外招了招手，即时拥进十数名士兵，不由分说，将又铮拖下卧铺，架起就走。又铮要求加穿外衣，亦未被许可，身上只披一件睡衣，在雪地寒夜中，就被送上一辆卡车，疾驶而去。接着由另批士兵将又铮一班随员押上另一辆卡车驶离车站。车上的十七名英国士兵亦同被解除武装，暂时软禁于原车箱内，直到天亮，才挂在一列东行客车的尾端，带往天津。

　　这时又铮被单独幽禁在张之江司令部（英美烟公司）旁边一所仓库里面，其随员则幽禁于附近一处马厩之内。上午八时左右，陆承武自天津乘着张之江派去迎接他的卡车匆匆而来，跳下汽车后，由那个去天津接他的副官引导着进了张之江的司令部，刚进到院内，就涨红一副大麻子脸叫嚣着问：“小徐押在什么地方？”连嚷了两三声没人接腔。张之江已经听到，即刻掀帘而出，将他拉进屋去，一面安抚他坐下，一面说：“你先不必着急，这回朗公（陆建章字朗斋故张以此称之）的仇，一定可以报的。小徐已经押在我的司令部内，反正跑不了他。”陆承武仍吵着说：“我现在就去宰了这小子，请你派人领我去！”张之江又拦住说：“冯先生已答应要派人来解决此事，大约快要到了。现在跟小徐同行的几个人，正在会议室内，请你先去向他们说几句话，少时冯先生派的人来到，再去办小徐的问题。”于是陆承武就被引进会议室，对褚其祥等一班徐的随员，发了一顿牢骚。直至下午四点钟，冯玉祥所派的一个徐军法官（此人名字已不记得，只记得他是民十前后，一个颇有名气的左倾文人徐谦的侄子）才乘火车从张家口来到，他见到张之江后，先把冯玉祥的手令交张看过，然后由张把陆承武叫来，三个密谈片刻，张即吩咐一名副官带着四名枪兵，陪同陆、徐二人，去到又铮被囚之处，结果了又铮的性命。陆承武当晚即返回天津。翌日天津各报就刊出“陆承武替父报仇杀死徐树铮”的巨幅新闻。这段公案直压了近二十年的漫长时间，至三十四年八月，我对日抗战胜利后，经又铮的哲嗣道邻提出控告，此事真象，才得大白于世。

第232章 冯玉祥突变孤立

　　吴佩孚虽然东山再起，可是他已没有当年洛阳虎视的局面，他的讨贼军的贼字，这时是指的奉军，他在查家墩司令部出兵讨奉是分两路，一路以靳云鹗为主将，由陇海路东进。一路以寇英杰为主将，由平汉路北进，先削除奉张的两翼，一翼是山东督办张宗昌，一翼是直隶督办李景林。这时，郭松龄尚未回师关外。

　　吴的两路出兵，都要向河南假道，本来河南是吴的大本营，吴的旧部如陈久钊、王维蔚、王维城等，都还拥有兵权，吴派人去和河南督军岳维峻商量，要把吴的旧部扫数调拨出来，由陇海路入鲁，以靳云鹗为豫东讨贼军总司令，一面以寇英杰率部由平汉路过豫入直，希望豫岳能予谅解和同意。

　　在岳维峻来说，吴的旧部分散在河南是岳的心腹之患，因此如能将其悉数调走，自然是求之不得，何况吴调军的目的是为了讨奉，此时国民军也是以奉军为假想敌，吴加入讨奉，岳怎会反对。可是吴要寇英杰穿过河南心脏北上，用意莫测。冯玉祥密电岳，要他武装保境，所以岳维峻遂以重兵防守鄂豫边境，不许吴军出武胜关一步，吴天天派员疏通豫岳，岳则日日支吾其词；另一方面豫军协助靳云鹗军由归德入鲁，占领济宁、曹州等地。

　　张宗昌在山东公然唱出拥吴论，李景林也亦步亦趋。张宗昌是山东人，与吴同乡，他虽然曾遭吴的冷落，可是他内心却佩服吴。二次直奉之役，他打着山东人不打山东人的口号，收编了大批吴军残部。当吴佩孚在汉口再起时，正是奉系和国民军系发生暗潮的时候。张宗昌认为吴对冯玉祥是恨之入骨，如果拉拢吴佩孚和奉系重归于好，在此时此刻是有可能的。因此他密派代表樊潜和、童好古到汉口去见吴的智囊张其锽，进行“吴奉合作计划”。吴不是个翻云覆雨的人物，他刚宣布讨奉，自然转不过脸来联奉。

　　然而政治这玩意儿就是千变万化，吴在无意中获得国民军密约湘、黔两省夹击武汉的情报，这个情报不一定是真的，也许是奉方离间之计，可是吴大受刺激，愤然作色说：“冯焕章简直不是人，我还怎能和他们做朋友？”因此联奉讨冯的建议便被吴所考虑。

　　就吴当时的处境，是在四面受敌的情势下，如果能增加友人，减少敌人，自然是最好的办法。张宗昌知道吴已动摇，就天天打电报给吴，尊呼“大帅”，并请前山东省长熊炳琦（直系）到汉口向吴表示：张宗昌是山东人，吴大帅也是山东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张宗昌愿服从吴大帅，欢迎吴大帅回山东。

　　吴佩孚自二次奉直战争战败后，到处都遇到打死老虎的部下，现在张宗昌雄踞山东，却愿把山东奉献，部下虽亲不及敌人亲，吴佩孚大为感动不已。

　　奉张在杨宇霆被孙传芳所逐前，就暗中进行联吴，曾派员到岳州向吴祝寿，曾向段祺瑞要求释放曹锟，迨吴在查家墩自封联帅后，奉张亦派苏锡麟到汉口表示愿和吴取得谅解，提出三点：（一）释曹，（二）奉军出关，（三）拥王士珍为总统。奉张不是对吴有何特别好感，不过面对吴、孙、冯等联合围攻奉军的形势，竭力想冲破这个难关。至于吴佩孚呢？他虽不喜欢奉张，可是更憎恨冯玉祥，和奉张是旧恨，和冯却是新仇，旧恨还可搁置，新仇则非算不可。

　　吴本有一支奇兵，是派宋大明为吉林讨贼第一军总司令，刘希圣为副司令。他们在双城子设了司令部，双城子距绥芬河仅一小站，准备作为吴的内应。不料14年11月22日郭松龄倒戈，奉张情势危急，吴在查家墩司令部得到这个消息，为之震动，这和吴当年情况极为相近，吴情不自禁捻须微笑，信口成吟：“而今始知循环理，斜倚栏干乱点头。”他对张其锽说：“我不乘人之危。”于是吴下令把宋大明、刘希圣的内应撤销，又把进攻山东的靳云鹗兵团调回。

　　吴佩孚既然表示联奉，而郭松龄又兵败被杀，奉张的困难局势转瞬间竟能化险为夷，这真是张作霖始料所不及的。在14年秋冬之际，奉张最为艰苦，他三番两次要下野，又要自杀，主要原因自然是郭松龄联合冯玉祥向他倒戈，而冯玉祥又和孙传芳以及吴佩孚组织了讨奉的联合阵线，如果这个联合阵线真的很坚强，则奉张就会和曹锟、吴佩孚去年的命运一样。可是讨奉的联合阵线并不坚强，只是因利害而暂时结合，加上郭松龄的回师关外未能把握时机以收迅雷不及掩耳之效，冯玉祥的国民军又和李景林苦战于天津，李景林联合张宗昌组织了直鲁联军，而张宗昌又搭上了吴佩孚的线，这一来反奉联合阵营就四分五裂了。郭松龄失败，奉张站稳了脚步，张宗昌、吴佩孚结合，联合讨奉变成了联合讨冯，冯玉祥忽然变得四面楚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