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

　　实业部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

　　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

　　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

　　代表会对国务员名单亦小有修改，原来孙大总统是提名宋教仁长内政，章炳麟长教育，未获通过。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名单公布，各部总长中仅陆军、外交、教育三部是同盟会会员，其余各部总长都是立宪派人士中同情革命者。不过次长几乎全是同志。政府虽告成立，实业部总长张謇、交通部总长汤寿潜均住上海，内务部总长程德全则卧病租界，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则在上海洽商借款，司法部总长伍廷芳更因在上海主持和议，不克返宁，所以这时的南京政府，实际负责的总长也只是三位革命党人，就是陆军部总长黄兴、外交部总长王宠惠、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其余五部部务均由次长代理。

　　临时政府经参议院通过后，孙大总统于1月5日举行各部委任礼，各部成立的日期则有参差。特列如下：

　　机关名称

　　成立日期

　　地点

　　陆军部

　　1月9日

　　督练公所

　　海军部

　　1月17日

　　水师学堂

　　外交部

　　1月11日

　　原设总统府内，3月2日迁鼓楼前狮子桥

　　司法部

　　1月12日

　　甲家巷

　　财政部

　　1月17日

　　旧藩署

　　内务部

　　1月17日

　　江南政务厅

　　教育部

　　1月19日

　　交涉署（碑亭巷外务司）

　　实业部

　　1月23日

　　劝业道署

　　交通部

　　1月23日

　　粮道署

　　法制局

　　1月15日

　　中协署（今肥侯府）

　　南京卫戍总督府

　　1月14日

　　本来武昌方面和上海方面的革命同志意见就不太协和，事情肇因由于黄兴，黄兴自己已经竭力希望弥补这个裂痕，可是天下事往往是有了裂痕，只会扩大，很难弥缝。南京组府时，推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也是黄兴的建议，其目的即在调和武汉，不过武昌首义的志士甚多，仅让黎元洪一个人做副总统，在武昌方面看来是不公平的。当时黎元洪下面的革命同志中，最重要的有一位孙武，他对策划起义，贡献很大，起义前一天，孙武试验炸弹，不幸爆发被炸受伤，举义后孙武是军务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孙武由武昌到了上海，因为他和黎元洪接近，所以对黄兴很不好，由于和黄不睦，言谈之间，自然对上海方面的革命同志也不好。陈其美对孙武的印象便非常不佳。临时政府筹组时，孙武希望做陆军部次长，可是陆军部总长是黄兴，黄既然不欢喜孙武，自不会拉他做次长。于是孙武便被摈弃，就因此使得武汉和宁沪之间更形貌合神离。

　　当临时政府的人事尚在磋商时，有一天，于右任去找黄兴，恰巧这天胡汉民、宋教仁都在黄处，黄见到这位西北革命领袖、《民立报》的主持人，便笑着说：“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谈组织政府的人选，你有什么意见？我们大家不妨交换一下。”于表示有一件事必须注意，就是在政府人选中，应该多容纳武昌首义的革命同志。不幸于的意见并未被黄完全采纳。当时孙中山先生甫由国外返国，对于组府人事黄兴意见最被尊重，黄认为已经公举黎为副总统，武昌方面应该满意了，所以各部次长多由海外归国同志出任。至于章炳麟（太炎），原本是提名他为教育部长，未被各省代表会同意，遂告落空。章是个学问家，但个性很怪，他参加革命一心想做一个国师，想像戏台上的诸葛亮或是刘伯温，不料南京临时政府组成后竟没有他的份儿，遂使他也站到武昌方面。由于武昌不满南京组府的人事，而浙江的陶成章也与武昌接近，因此浙江一部分革命同志亦倾向武昌，使宁汉之间的裂痕更加扩大。

　　同盟会在革命时期一直是个秘密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才决定改为公开组织，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宋教仁、胡汉民、马君武、刘揆一、平刚、张继、李肇甫、汪兆铭、居正、田桐为干事。实际责任由宋教仁负责。

　　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的观念多是“排满”的狭义民族主义，所以革命成功后，部分革命党员以为目的已达，过去结合的因素消失，加上组府的人事问题，革命的其他意见，因此分化的作用便随之发生。章炳麟的光复会本是同盟会的一个支系，辛亥光复后，同盟会主急进，章派主缓进。南京政府成立后，章即脱离同盟会，民国元年1月3日先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来张謇一派的预备立宪公会因同以江浙人士为中心之故，遂与章之中华民国联合会合并，组成统一党，以注意民生采用社会政策、发展国民经济等十一项为政纲，由章炳麟、程德全、张謇、熊希龄为理事，汤寿潜、唐绍仪、汤化龙等为参事。另一方面孙武因不满黄兴，乃约湖北临时参议员刘成禺、张伯烈等组织民社，以拥黎为号召，主张“进步主义，以谋国利民”为宗旨，发起人有黎元洪、蓝天蔚、谭延闿、王正廷、王鸿猷、孙武、张振武、吴敬恒、刘成禺、宁调元、张伯烈、汪彭年等。这个民社可说是以湖北人为中心。

　　章炳麟有学问，古怪，是个大胆敢说的人，孙大总统对他很优容。在南京组府时，章有一信给孙大总统，请戒饬左右，孙中山先生以章素好诋诃，不以为意。章遂再上一书云：“……武昌倡义，曾不二月。南北肃清，首发难者不敢居功，而况吾侪鼓吹之士？……仆亦尝与人言，孙君今日莅中国而总群黎，非复曩日秘密结社时也，宜屏去幸人，委心耆秀，东西从者三数浮浪之人，一律资遣归国，无令杂处，然后搏精一志，劳来四民，南方虽弱，足勉自成就，尝传达其言于汪兆铭……箴规不听，不得不着之报章……仆虽浅拙，亦尝涉历世变，死生之分，一系于执事耳。”孙大总统对这位狂妄的国学大师不以为忤，还聘为总统府的枢密顾问，其聘函典雅可诵，有谓：“执事目空五蕴，心殚九流，撷百家之精英，为并世之仪表，敢奉国民景仰之诚，屈为枢密顾问。庶几顽懦闻风，英彦景附，昭大业于无穷，垂型范于九有。伫盼高风，无任向往，急惠轩车，以慰饥渴。”从这封聘函可以看出孙大总统的豁达大度，实在是一位伟大的开国领袖。

　　中华民国的临时参议院是在民国元年1月28日上午8时正式成立，议员到会的有17省38名议员。孙大总统致祝词，然后黄兴、蔡元培、居正、马君武相继演说。最后推选林森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先生和17省代表所组成的参议院之间，始终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古老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国旗，及至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后，清朝才制定国旗，当时决定以“黄龙旗”作为大清帝国的国旗。龙是个抽象的东西，封建时代它代表皇帝，而黄色则是清朝的代表色，“朕即国家”，所以黄龙为清国旗是很合理的。可是龙只在中国有象征意义，对西方各国则毫无意义，外国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动物，加上早期的黄龙旗是三角形，三角形的国旗在世界国旗史中还没有，三角形旗上的动物又是大家从来未见过的动物，洋人不知龙为何物，只好叫它是一个“有爪之蛇”！

　　武昌起义时，革命军所用的旗帜是代表十八行省的“铁血十八星旗”；后来又改为代表汉（红色）、满（黄色）、蒙（蓝色）、回（白色）、藏（黑色）的五色旗代表五个民族。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国旗。孙大总统却坚决主张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他提请参议院复议的咨文中曾列举如下的理由：

　　贵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本总统认为未可遽付颁行。清国旧制，海军以五色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礼。五色旗用意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且既云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天日之旗为汉族共和党（注：即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人用之于南方起义者十余年，乙未年陆皓东身殉此旗。……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国为远东大国，日出东方，为恒星之最大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

　　临时参议院认为青天白日旗仅是同盟会一个党派所制定，不能代表全国，而五色旗已经为武昌革命军所采用，就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因此该院仍然决定以五色旗为国旗，而将青天白日旗改为海军军旗，并将武昌革命军初期所用的十八星旗规定为陆军军旗。

　　兴中会早期曾用过红、蓝、白三色旗，红色象征“流血以求自由”，蓝色代表“公正平等的天空”，白色说明“人心皎洁而互爱”。三项意义表示“自由、平等、博爱”。这个三色旗不久即为青天白日旗所取代。

第30章 北方的革命活动

　　革命军中虽多数存在妥协意念，可是还有一部分是坚决主张把革命向北方推进。第一次是在辛亥年十月初九日（11月29日），北方革命同志准备在北京发动军事行动，由于杨度和汪兆铭的疏通，据说袁世凯已答应响应。其计划是于初九日晚由革命党在北京鸣炮，并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诸处发难，袁则命禁卫军第四标由西直门以南进攻西华门，并命其长子袁克定率三千兵攻东华门以响应革命党。到了九日晚革命党人依计划发动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各任一路以进攻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这时果然见到一支军马来迎，革命同志以为是袁克定来接应，不料竟是军警探谍，四面包围，捕去同志李汉杰等十余人，这第一次举义便失败了。

　　十月十一日，汪兆铭于天津意大利租界寓所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汪任支部长，并组织暗杀队，汪自为队长。汪和武昌首义的同志没有什么联系，武昌方面这时已派了胡鄂公为鄂军政府驻北方全权代表，主持北方革命。汪既以同盟会北方支部长为号召，而革命同志很多不满意汪和袁勾结，所以和胡鄂公商量，成立鄂军代表办事处于天津，分设北京、天津、保定、通州、石家庄总指挥处。十月二十四日又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楼组织北方革命协会，这时汪兆铭已去上海。十月二十八日革命同志在任丘、雄县揭竿而起，被当地驻军击溃，殉难志士有耿世昌、冯杰、戴国栋、李启明、郑玉成、罗子云、刘长雄、马荣华、赵世铎等百余人。这是第二次举义。

　　十一月十四日（即民国元年1月2日）滦州驻军三营宣布独立，举第二营营长王金铭为滦军都督，第三营营长张建功为副都督，第一营营长施从云为滦军总司令，白毓崑为参谋长，先后通电致袁世凯，表明共和主张。电文：

　　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势如奔涛，足见人心之所向，非兵力之所可阻也。全国人民望共和政体，甚于枯苗之望雨。诚以非共和难免人民之涂炭，非共和难免后日之革命。我公身为总理，系全国之总代表，决不能以一人之私见，负万民之苦心，况刻下停战期迫，议和将归无效，全国人民奔走呼号，惊惶之至，而以直省为尤甚，是以陆军混成四十协官兵等，驻扎直省，目睹实情，不能不冒死上陈，有渎尊听。查前奏之信条内，开有军人参政之权，刻下全体主张共和，望祈我公询及刍荛，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乱事而免惨祸，实为至祷。临发百拜，不胜惶悚之至。

　　袁世凯接获滦州独立的警报，乃派开平镇总兵王怀庆和曹锟率领大批人马进攻。至二十日张建功的第三营内变，滦州遂告陷落，王金铭、施从云、孙谏声、陈涛均奋战死难。这是一次最严重的损失，因为孙谏声、陈涛都是北方同志中的佼佼者。孙、陈在这次战斗失败后，单骑驰入敌阵，横枪四射，遇者披靡，及至弹尽力竭，遍体创伤，犹大呼革命万岁，清军嫉恨之甚，竟于死后剖破其腹，肢裂其体。这是第三次举义。

　　南京革命政府成立后，北方革命党人更趋积极，由钱铁如、蔡德辰、熊得山、罗明典等联络北京、通州一带毅军各营，拟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民元的1月9日）起事，不幸因接济未到而展期。通州方面系由蔡德辰主持，机关设在王丕丞家，不料有余临江向清军告密，招引毅军围搜王宅，王家父子三人王丕丞、王洛增、王斌及蔡德辰、杨兆麟、雷竹村、张雅堂等共七人被捕殉难。这第四次举义的计划亦告失败。

　　通州革命机关是在十一月十五日（民国元年1月3日）被破获的，北京同志正准备召开会议商讨补救办法，恰因同志罗明典、张先培得到一个消息说袁世凯将于第二天早上上朝，于是钱铁如、张先培、傅思训、罗明典、郑毓秀等十余人遂集议商量，决定先暗杀袁世凯，以除去革命的真正障碍。讨论结果，分四组进行：第一组张先培、傅思训、许同华、黄永清、陶鸿源等隐匿于三义茶叶店楼上；第二组黄之萌、李怀莲、李献文、萧声、薛荣在祥宜坊酒楼伪装饮酒；第三组钱铁如、曾正宇、杨禹昌、覃秉清、邱寿林等在东安市场前徘徊；第四组吴若龙、罗明典、郑毓秀则共乘马车一辆，游弋于东华门、王府井两大街之间。当时东华门、王府井军警夹道林立。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三刻，袁世凯乘双马车出东华门，过东华门大街，向外务部新衙门前进。张先培自三义茶叶店楼上看到袁的马车到了面前，乃扔下一个炸弹，怎知袁的马车走得快，炸弹落在马车后爆炸，这时袁的马车已到达了祥宜坊酒楼前，黄之萌、李献文乃各掷一弹，其中之一竟炸中了马车，弹发车覆，当场死马车夫一人、护卫管带袁金镖、护卫排长一、亲兵二、马巡二、路人二、骑马兵三。第三组在东安市场徘徊的钱铁如和第四组乘马车的吴若龙、罗明典、郑毓秀闻炸弹声，遂以手枪和炸弹威胁沿街夹立的军警。

　　一个人不能不说是有命运，袁世凯这一时期实在是黄金时代，遇事逢凶化吉。他的马车虽被击中，他却只是被扔出车外，未受丝毫伤害，卫兵们立刻扶袁改骑马逃出炸弹的浓烟，袁并于马上下令还击和搜捕。这时张先培见袁上马，乃冲向前，欲以手枪击袁，还没有发枪，袁的卫兵却已射中了张的前额。张于是跌倒地上，黄之萌赶来救援，两人在马路中间和袁的卫队互相枪战，而袁则在其他卫队的护卫下，安全逃走了。接着大批军警赶至出事地点，当场捕获了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萧声等十余人。当天晚上就由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营务处总理陆建章亲自审讯，其中有七个人由外国新闻记者出来保释，只有张先培、黄之萌和杨禹昌是在射击时被捕，罪证确实，立即执行枪决。被保释的七人据说是郑毓秀去找外国记者。

　　袁遇刺未中，想不到却帮了他的大忙。因为在此以前，由于革命军有愿推袁为大总统之议，满族亲贵都骂袁是个卖主求荣、私通革命党的奸贼。袁曾和清廷说革命党已大批潜入京师，亲贵们都说这是袁挟革命党以威胁，不予置信。有了这次谋刺案，隆裕太后于是才相信袁世凯是清朝的大大忠臣，同时也相信革命党人的确已大批潜入京师了。

　　袁被刺未死，另一个满族亲贵良弼却被刺而死。良弼是清朝末年亲贵中唯一有才识的军事人才，他是日本士官生，最后的职务是禁卫军第一协协统。禁卫军虽由光绪和载沣的兄弟载涛统率，可是载涛胆小如鼠，因此良弼便以第一协协统兼任禁卫军训练总办，实际是这支皇族卫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袁世凯再起组阁，入京后其第一个手法，就是要把清廷这支武装力量夺过来，如此才能迫使清皇室就范，自己才可为所欲为，所以他建议请皇族统军南征，吓得那位禁卫军统帅涛贝勒慌慌忙忙辞去了禁卫军军统。袁偷偷地好笑，于是从从容容地把心腹的大将冯国璋从汉口前线调回，让冯接替载涛的职位，统率禁卫军。冯虽然担任禁卫军军统，可是实权却仍抓在良弼手上，良弼在禁卫军的基础已很坚固，他不只不买冯的账，而且对袁世凯也不满意，他自认是清室的保护者，有监督袁阴谋叛逆的责任。

　　当袁在东华门被刺后，他就借此机会向清廷要挟，一方面请假不上朝，一方面逼清廷宣布退位，否则便要辞职。良弼这时便挺身出来，主张隆裕太后批准袁内阁辞职，另组皇族的战斗内阁，派铁良南下统率清军，以不受袁的北洋系牵制。袁世凯这时的实力比良弼当然大多了，他要对付良弼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他不愿蒙谋杀满人亲贵的罪名，于是乃采取借刀杀人、移花接木的妙计。这时恰巧汪兆铭由上海回到北京，他便对汪暗示：清廷退位已无问题，目前的阻力是来自良弼，只要除了良弼，一切便水到渠成。汪得到这个消息，便去天津，在天津遇见了旧友黄树中。黄自谋刺摄政王失败，坐监获释后，就改名黄复生。汪劝黄去杀良弼，给了黄一张奉天讲武堂总办崇恭的名片，要黄持崇恭名片去见良弼。黄复生自己不愿往，但答应物色一个“荆轲”。汪走后恰巧彭家珍访黄，彭是四川人，以前在东北军当过军需，辛亥革命后，他听到四川同乡程德全做了江苏都督，就专程南下访程。程都督知道彭对东北人地熟悉，就派彭为“东北招讨使”，叫他仍回东北策动当地军队起义。这时他正从南方回来，路过天津，便道访问也是同乡的黄复生。黄把汪来访的意思告诉了彭，彭很激动，自愿担任荆轲，他讨了崇恭的名片到了北京，找到了光明殿胡同良弼的住宅。民国元年1月26日，良弼退朝回家，彭家珍迎了上去，出其不意对良弼扔了一个炸弹，彭自己当场被炸死，良弼炸断了一条腿，当场重伤，第二天也死了。

　　开国时的革命志士多是血性男儿，只要有一个任务，牺牲自己的性命是毫无所惜的，彭家珍烈士和刺袁世凯殉难的三位烈士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三人，以后都卜葬于北京三贝子花园。

第31章 军心摇动

　　北方革命运动蓬勃后，对清廷来说，威胁已经很大了，可是更大的威胁则是来自军方，军心不稳，统军的将领也表示了主张君主立宪的意见，这真是严重的打击，加诸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朝廷。

　　1月22日湖广总督段祺瑞致电清内阁、军咨府、陆军部，报告所部多有与革命党勾通，共和思想已不可遏，无长久维持之信心。电云：

　　昨夜四镇参谋忽电传来谓施统带云：二营目兵鼓噪特甚，求立即调往后方，以免意外。一、三营亦有染等语。今晨陈统制来，求即调开，有刻不容缓之势。询其所以，吞吐不言。瑞见其情急，当准将该标调至李家寨，即派员密访情形。据称：该标目兵已与革命军勾通，约今夜叛去，四镇亦有云云。侧闻共和思想，近来将领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征之今日事，益信其然。但瑞职责所在，惟有旁引远喻，力为维持，未知能持久否？惟十九标又去，力益单弱，彼若环攻，惟有尽其力之所有，成败利钝未敢料也！祺瑞。歌。

　　1月23日段祺瑞再致电清内阁，以民心、军心趋向共和，已与各路将领熟商，拟即联衔，陈请代奏。文曰：

　　恭读上月初九日懿旨，政体付诸公决，以现在人民趋向，何待再卜，不禁涕泣久之。迩来各将领不时来言，人民进步非共和不可；且兵无饷补，饷械俱匮，战守无具，败亡不免，稍一迟回，东、皖、豫亦无完土，即皇室尊荣，势必因之而减，瓜分惨祸，将在意料之中。我辈死不足惜，将何以对皇室？何以对天下？已与各路将领熟商，始则责以大义，令其镇静，而竟刺刺不休，退有后言。昨闻恭王、泽公阻挠共和，多愤愤不平，要求代奏，各路将领亦来联衔，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十九标昨几叛去，业经电陈，是动机已兆，不敢再为迟延，拟即联衔，陈请代奏。

　　1月26日清内阁以徐世昌、袁世凯、冯国璋、王士珍四人名义电告段祺瑞等，请勿轻举妄动。文曰：

　　忠君爱国，天下大义；服从用命，军人大道；道义不存，秩序必乱，不为南军所俘，便为乱军所胁，利害昭著，万勿误歧。我辈同泽有年，敢不忠告。务望剀切劝解，切勿轻举妄动。联奏一层，尤不可发，亦不能代递，务望转请诸将领三思。涕泣奉复。昌、凯、璋、珍。

　　同一天，由段祺瑞领衔，清军将领联名致电清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并各王公大臣：请即代奏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电曰：

　　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敬请代奏事：窃维停战以来，议和两月，传闻宫廷俯鉴舆情，已定议改共和政体。其皇室尊荣、及满蒙生计、权限各条件：曰大清皇帝永传不废；曰优定大清皇帝岁俸，不得少于三百万；曰筹定八旗生计，蠲除满、蒙、回、藏一切限制；曰满、蒙、回、藏与汉人一律平等；曰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曰保护一切原有私产。民军代表伍廷芳承认，列于正式公文，交海牙万国平和会立案云云。海宇闻风，率土臣民，罔不额手称庆，以为事机至顺，皇位从此永保，结果之良，轶越古今，真国家无疆之庥也。想望懿旨，不遑朝旭。乃闻为辅国公载泽、恭亲王溥伟等一二亲贵所尼，事遂中沮，政体仍待国会公决。祺瑞等自应力修战备，静候新政之成。惟念事变以来，累次懿旨，莫不轸念民生，惟国家利福是求，惟涂炭生灵是惧，既颁十九信条宪法，誓之太庙，又允召集国会，政体付之公决，可见民为国本，宫廷洞鉴，具征民视民听之所在，决不难降心相从。兹既一再停战，民军仍坚持不下，恐决难待国会之集，姑无论迁延数月，有兵溃民乱、盗贼蜂起之忧，寰宇糜烂，必无定土，瓜分惨祸，迫在目前。即此停战两月之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彼则到处勾结土匪，勒捐助饷，四出煽扰，散布诱惑。且于山东之烟台，安徽之颍、寿境界，江北之徐州以南，河南之光州、商城、固始，湖北之宜城、襄樊、枣阳等处，均已分兵前逼，而我皆困守一隅，寸筹莫展，彼进一步，则我之鲁、皖、豫即不自保，虽祺瑞等公贞自励，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祺瑞等治军无状，一死何惜？特捐躯自效，徒殉愚忠，而君国永沦，追悔何及？！甚非所以报知遇之恩也。况召集国会之后，所公决者，尚不知为何项政体，而默察人心趋向，恐仍不免出于共和之一途，彼时万难反汗，是徒以数月水火之患，贻害民生，何如预行裁定，示天下以至公，使食毛践土之伦，歌舞圣明，零涕感激，咸谓唐虞至治，今古同揆，不亦伟哉？！祺瑞等受国厚恩，何敢不以大局为念？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渔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与维新，以期妥奠群生，速复地方秩序，然后振刷民气，力图自强，中国前途，实维幸甚！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

　　这封电报可以说是清廷让国的催命符，是徐树铮的手笔，由段祺瑞分别通知各将领同意后列名。最初42人，后来增至47人，为当时公开发表电文时之名单。至2月2日，伍廷芳得唐绍仪转告段祺瑞复电时，又增王怀庆，并附告张怀芝、徐邦杰亦复电同意，遂为50人。

　　主张共和之清军50将领名单，据伍廷芳2月2日之电报所载：

　　唐绍仪君电询段军统联名赞成共和诸将领姓名，兹得复电开列于左：署理湖广总督第一军总统：段祺瑞。古北口提督、毅军总统：姜桂题。署理两江总督、长江提督：张勋。察哈尔都督、陆军统制官：何宗莲。副都督：段芝贵。河南布政使、帮办军务：倪嗣冲。陆军统制官：王占元、陈光远、李纯、曹锟、吴鼎元、潘榘楹、孟恩远。总兵：高金叙、谢宝胜、王怀庆。参议官：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陶云鹤。参议官：徐树铮。炮队协领官：蒋廷干。陆军统领官：朱泮藻、王金镜、鲍贵卿、卢永祥、陈文运、李厚基、何丰林、张树元、马继曾、周符麟、萧广传、聂汝清、张锡元、施从滨、萧安国。营务处：张士钰、袁乃宽。巡防统领：王汝贤、洪自成、高文贵、刘金标、赵倜、仇俊图、周德启、刘洪顺、柴得贵。帮办天津防务：张怀芝、正定镇徐邦杰亦同意，复电迟，故未列云云。特为转致。

　　伍廷芳电告所列的将领名单计50人。除王怀庆、张怀芝、徐邦杰系增列，又王占元、何宗莲、张士钰、姜桂题、倪嗣冲五人复段祺瑞电较迟，除去此五人外，即为最早所列的42人。列名的著名将领中少了一个冯国璋，冯因为攻下汉阳后，清廷封他为二等男爵，同时他又刚出任禁卫军统领，所以没有参加这次列名通电。

　　良弼被刺和段祺瑞等著名将领联名通电同一天发生，这一来让清廷万分震动：一方面显示革命党人在北京皇城内外已满布党羽，可以为所欲为；一方面握有兵权的北洋军将领已向清廷敲了丧钟，奏了哀乐。因此可把清廷亲贵王公们吓得魂飞魄散，朝不保夕，简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于是纷纷席卷细软，携带妻妾避难到天津、青岛、大连租界，托庇于洋人。还有不能走的则纷纷请袁世凯派兵保护。

　　1月27日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时，王公亲贵到的寥寥可数，只有代表袁世凯的赵秉钧如时而至。隆裕向着赵哭说：“赵秉钧呵，你快点去对袁世凯说，一切事都好商量，保全我母子的性命要紧。”

　　原来袁世凯自从1月16日被刺后就称病不入朝，派民政部大臣赵秉钧代表他参加御前会议。19日，赵在御前会议时提出一个办法，要南北政府同时取消，另组临时政府以及优待清皇室。当时清王公都默默无语，少年亲贵则坚决反对，尤其是良弼。这天，赵秉钧竟然站起身来，大声地说：“今天开会，明天也开会，议来议去议不出个所以然来，既然御前会议都不能做决定，内阁也只好辞职了。”他说完便气冲冲、满面怒容地往外跑。外务部大臣胡惟德、邮传部大臣梁士诒也跟着退席，吓得隆裕脸都变色了。

　　赵秉钧是个来历不明的人，他是袁世凯手下一个怪角，他这时扮演的，是《三国演义》上的华歆，任务是逼宫。他姓赵，赵是百家姓中的第一姓，他名秉钧，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涵义，他的排行是老大，他的生辰则是甲子年正月初一子时，是岁首的第一时，一切都是第一。读者请想想，天下真有这么巧，样样都第一的吗？其实，他生于何方？父母姓甚名谁？何时呱呱坠地？他并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他知道自己的时候，是在河南临汝县的一家富户做书童。由于他为人伶俐，长于机谋，后来竟给他爬到典史，由典史而同知，由同知而道台，由道台而巡警道，由巡警道而民政部侍郎、尚书，一路扶摇直上，官运亨通，成了袁世凯的密探部主脑，当时的北洋军人都呼之为赵大哥而不名。他自号智庵，俨然认为自己是袁的大智囊。赵大哥的“逼宫”好戏一直唱了好多天，在良弼遇刺和北洋军通电后的第二天，赵在御前会议见到隆裕太后痛哭，赵大哥的眼泪也不禁夺眶而出。下朝后，京畿营务处的要员雷朝彦（震春）陆郎斋（建章）等都迎上去问消息，雷问：“大哥，今天的戏唱得如何？”赵连连摇头说：“难过，难过，这种戏不是人唱的！”

　　清廷眼见人心军心都已大变，而袁世凯又不露面，赵秉钧则不断逼宫，因此一再催促袁世凯销假视事，1月29日袁再托病不肯入朝，其奏文曰：

　　臣久患心跳作烧，及左腿疼痛等症，无暇静养，迄未就痊，因近日谣讹纷起，未敢再请续假，勉为支撑，稍安人心。日前闻军心渐多动摇，异常焦灼，连夜不寐，心跳益剧，头眩尤甚，而腿疼迁及腰间，步履尤为不便。奏传今日召见，仍难驱叩宫门，谨恳格外施恩，赏假二三日，以资调养。所有下情已嘱国务大臣胡惟德代奏一切。至军队赞成共和，实由于湖北党人多方煽惑，已由臣迭发电信，剀切解劝，当不至遽与革命军联合。近议国体一事，已由皇族王公讨论多日，当有决定办法，请旨定夺。臣职司行政，性遵朝旨。现遵旨与伍廷芳仍商国体公决变通办法，今日停战期满，昨电伍廷芳托词延宕，亦未显与决裂，而徐州、颖州均已开战。臣才力短浅，奉职无状，悚惶待罪。谨奏。

　　清廷在接到段祺瑞等前线将领所发的通电后，为了缓和及安抚，乃由内阁复电，一面深许各将领的“忠君爱国至诚”，一面仍觉得“改变国体，事关重大，非付之国民公决，不足以昭慎重”。其实这时隆裕太后已毅然决然付袁以决定大计之权，不过二三近支王公仍多方留难，所以段等的通电发出后一个星期，清帝退位之诏仍未颁布。

　　民国元年2月4日，段祺瑞、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王金铸、鲍贵卿、李厚基、马继增、周符麟九人发出逼退的第二电，专向少数王公说话，措词更为激烈，并以即将率全军北上相恫吓。电曰：

　　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钧鉴：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致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颖州则沦陷于革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请代奏。

　　2月6日当袁世凯召集各王公大臣，把这个电文交给他们传观时，各亲贵均相顾失色，他们手足无措，战战兢兢，明知这是袁世凯的威胁手段，可是良弼之死尸骨未寒，如果袁真翻脸，段兵真的北上，则优待条件都不可得了。于是就在这次会议上拟就赞成共和的长电一通。

　　在这期间，北方的革命志士仍坚决主张把革命行动在北方贯彻，也反对利用袁世凯推倒清廷。2月6日晚间，北京有同志打电话到天津，报告清政府已决定于2月10日退位。这个消息使天津方面的革命同志感到非常失望，他们认为用妥协换来的和平是虚伪的和平，袁世凯一日不除，民主共和制度便一日得不到保障。2月7日清晨就有北方革命协会会员易宣、阮琴风不肯接受同志们的劝阻，由天津到唐山，想赴锦州做最后的奋斗，不幸他们到了唐山，踪迹就被暴露，追踪的侦探向他们开枪，互相枪击中，这些志士都壮烈牺牲了。

　　袁为了压制北方的革命活动，在清室宣布退位后，乃给汪兆铭20万元，叫他到天津解散所有革命机构。汪在2月21日到天津，在北洋医学堂召集北方各党团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各小党一律解散。参加各党派的成员，除同盟会外，一律资遣回籍。这一措施激起了各党团的公愤，有人把滦州殉难七烈士的棺材抬出来陈列于天津车站，以反对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