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四个步骤，他一方面派代表继续向武昌革命政府进行和谈；一方面却令北洋军继续向武昌革命军施压力。至于在北方，则必须消灭吴禄贞，因为吴的纵横才略，以及在北洋军中的基础，如果让他继续留下，则北方的天下便不是袁世凯的了。袁的政治资本是北中国的实力派，如果革命力量在北方长大和发展，则威胁了袁的存在。因此他把消灭北方的革命力量看得比对抗南方革命军工作更为重要。所以他在洹上村时就和亲信秘密商量，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谋杀了吴禄贞。袁很明白，张绍曾是个有妥协性的人，不像吴那么英迈，所以只要解决了吴，北方的革命情绪便会受到极大的打击。果然，滦州兵谏和吴禄贞被刺，使北中国的革命活动缓和了，使得袁世凯有充分时间来达到他个人取天下的阴谋。

　　吴禄贞字绶卿，湖北云梦人，是同盟会会员，北方革命运动中的中流砥柱，他和清室亲贵良弼最友好。清陆军大臣荫昌奉诏督师南下时，吴时任第六镇统制，曾自告奋勇愿意随行。清廷早知他有大志，但投鼠忌器，不敢把他逼上梁山，乃用假言假语来嘉奖他，暗中令荫昌提防他。吴知自己被疑，乃称疾不行。

　　北洋军攻下汉口纵火焚烧，吴禄贞乃电劾冯国璋等，同时在石家庄截留清廷南下的辎重。滦州兵谏事起，清廷因为吴和张绍曾、蓝天蔚都是士官同学，第六镇又和二十镇有历史关系。二十镇原驻奉天，前任统制是陈宧，因秋操才调赴滦州，吴禄贞在东北办边务营务多年，二十镇官兵很多是吴的部下。当时吴禄贞、陈宧、蓝天蔚在东北带兵，同是湖北老乡，有关外的湖北三杰雅号。因为有这些历史关系，乃派吴至滦州宣慰，表面上是倚重吴，骨子里是调虎离山，把吴调离第六镇统制，使他不能掀风作浪。

　　吴禄贞到滦州，张绍曾正好借重他的威望来加强二十镇官兵内部的团结，请他向全体将士讲话，他于是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他分析革命大势，讲述古往今来成大功立大业的故事，然后宣布他的计划，他说：“荫昌已经领清兵南征武昌，北京城内空虚，各位如果愿意听从我的话，我们这时高举义旗，掩袭北京，必可兵不血刃，然后绥靖士兵，变易帝制，传檄东南，释甲寝兵，开天辟地的大事业由此而定，何必谈什么君主立宪。”

　　他的言论鼓励了整个二十镇，于是先电奏清廷，说是他的宣抚工作已收了效，使北京对滦州兵变松弛了戒备，同时滦州方面则积极部署，以滦州张绍曾的二十镇为第一军，奉天蓝天蔚的第二混成协为第二军，新屯卢永祥的第三镇为第三军；三军同时发动，会师丰台，以逼北京。这个计划本有成功的希望，不料二十镇中有人对革命无信心，驰往北京告变，清廷乃密调滦州火车来北京，以阻止二十镇运兵。同时因山西独立，于是派吴禄贞为山西巡抚，调第六镇的一部分军队由石家庄进攻娘子关。吴在滦州闻命，匆匆赶至石家庄，阻止他部下进攻娘子关，自己单骑进入娘子关和山西都督阎锡山会晤，共同商定革命行动。阎乃举吴为燕晋联军大都督，吴阎所商的计划是：（一）晋军、第六镇、第二十镇三路进攻北京；（二）第二十镇截断京奉、津浦铁路；（三）第六镇截断京汉铁路。吴商妥后仍折返石家庄，以山西巡抚名义回奏清廷，诡说晋军已受招抚。

　　吴做梦也想不到他的部下，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已被袁世凯收买，于九月十七日包围正太车站。周率部下谒吴禄贞于办公室，当吴送周出门时，一名叛将马惠田突以手枪轰击，吴遂死难，死时年仅三十有二。周把吴的首级割下，拟向袁讨赏，不料袁翻脸不认人，原答允周的第六镇统制不仅变了卦，还把周的十二协协统职位也取消。后来山西人感念吴，重金购回吴的头颅瘗于石家庄，至今墓地犹在。

　　辛亥年九月十二日清廷发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这天离开彰德前往孝感视师，到孝感后致电清廷，极力劝阻“北狩热河”的拟议。

　　袁的打算都顺利实现，而清廷也接受了他的六项条件，辛亥年九月十九日资政院通过了清摄政王提名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九月二十三日袁浩浩荡荡地率领大批卫队，威武而显赫地到了北京。九月二十六日组成了责任内阁。内阁名单是：

　　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

　　外务部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惟德。

　　民政部大臣赵秉钧，副大臣乌珍。

　　度支部大臣严修，副大臣陈锦涛（辞不就）。

　　陆军部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

　　海军部大臣萨镇冰，副大臣谭学衡。

　　学务部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杨度（辞不就）。

　　司法部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启超。

　　邮传部大臣杨士琦，副大臣梁如浩（梁士诒署理）。

　　农工商部大臣张謇，副大臣熙彦。

　　理藩部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

　　上面这个名单中，有许多君主立宪派的人物，如梁启超、张謇都名列榜上，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到北京来就职。袁世凯的用意是想吸收他们作为君主立宪和责任内阁的点缀品，借以表示他的内阁已不同于旧的清政府。

　　袁阁成立后，宣统的父亲载沣就解除摄政王地位，而恢复了他的醇亲王封号退归藩邸。

　　袁世凯责任内阁组成后，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清廷的军事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最切实的基本问题。袁最懂得权术，如果不能控制着军队，主持责任内阁也没有用，所以他在组阁的同时，就要把北方和北京的军事大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他已经取得了近畿北洋各镇和毅军姜桂题等的节制调遣全权，可是北京城内还有军咨府大臣载涛（宣统的叔父，载沣的兄弟）统率的禁卫军，这个禁卫军在北京就足以使袁不敢恣意作为。这支禁卫军是载沣做摄政王放黜袁世凯以后组成的，可以说组织这支军队的目的完全为了保护满族亲贵。禁卫军全是满人，他们待遇好，训练好，装备也好。袁世凯组阁后便向清廷建议，革命军大敌当前，为了振奋军心，为了鼓励士气，禁卫军应该起一种倡导和示范，皇族大臣也该为臣民表率，所以应由皇族大臣率领一部分禁卫军出征南方。他的这个题目很光明正大，可是这样一个提议，就足够把载涛吓得魂飞天外。载涛是出了名的胆小如鼠，他一听袁世凯要点他为帅，立刻找到庆亲王奕劻，求他向老袁说情，这一遭免了他的“军役”。在满洲皇族亲贵中，奕劻是最和袁世凯有交情。奕劻贪财，袁能投其所好，虽然隐居洹上，可是仍不时对奕劻有所报效，因此奕劻任内阁总理大臣时便曾对载沣兄弟宣称，这个总理大臣职务非交给老袁不可，以此奕劻和袁世凯是很亲近的。载涛的请求正合了袁的希望，他同意不调载涛上前线，同时也接受了载涛辞去军咨府大臣的职务，并立即推荐自己的老朋友徐世昌继任军咨府大臣，于是禁卫军的统率权也由皇族手中移转到袁系手中了。

　　除了安置徐世昌为军咨府大臣外，并且从汉口调回来冯国璋。当时冯国璋是荫昌下面的第一军总统，这个第一军是一个战斗编制，为了对南方革命军作战编组的，下辖第六镇（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的第八协（协统陈光远）。袁调冯国璋回北京，派冯为禁卫军军统，以切实掌握禁卫军军权。同时调第二军总统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兼统冯国璋的第一军，驻节孝感，全权主持前线和革命军作战任务。此外袁并把自己带进北京的卫队编为拱卫军，派段芝贵为拱卫军统领，负责北京城内的护卫责任，而把原来的禁卫军调到北京城外驻扎。

　　袁组成责任内阁，曾公开发表他的政见于《时报》，他说：

　　中国数百年来号称专制，其实即专制亦不完全，致民人不知尊敬政府，民人亦不明白政府应担责任。现在所以鼓动人民，而民人乐从者，无非曰不纳税、无政府耳。此亦由国无责任政府，数百年于兹之故。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张民主共和，一种主张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榜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

　　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各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矣。

　　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明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而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

　　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急进者，有过之无不及。故我所兢兢者在改革之实行。明知所担责任宏大，顾余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但欲为中国恢复秩序，意在有益于中国，使无波折耳。

　　故余仍望和议有成，凡民人意在保全中国者，务使其各党满意，恢复和平，建设一坚固之政府。余知国民意见明通，当不愿目睹其本国之破坏，故欲进共和党人与之筹议方略，使终战局，破除各种情意暌隔，而将从前种种不便于民者一概除去。

　　至各省纷纷独立，余视之与和议亦不甚暌隔，当时政府之权力，既不能行于各省省会，其省会中必有数人宣布近于独立之政体，其实非全然独立，有数省权尚在保守派之手，则迹近中立耳。其题目在推翻专制，其目的在保守治安、保护人民财产，愈言共和，愈见中立。故余拟召集各省之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此问题既如此重大，故凡事应心平气和论之，不可靠一时之热忱。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

　　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之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何等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

　　余之志愿既如是宏大，必有误解余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击，事非不知之，顾余不因稍受波折，遂变更余最高应当之职，盖余之作为，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也。

　　袁从归隐洹上到临危受命，再度出山，对他一生来说，是一个大转捩点。这一转捩对他亦好亦坏，他有过人的才智，一定可以使他把握这个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何况他在中外人士印象中，是一个亦新亦旧、半新半旧、可新可旧的人物，他掌握了北洋军系的实力。因此，对于清廷和革命党双方，他都是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人物。

　　人的际遇很微妙，袁在这以前只是一个没落王朝中的一个权臣，若清王朝继续存在，他的功业最多也不过可望曾、左、胡、李，虽然他有野心，他也无法篡位；如今他置身于清王朝危亡的大变局中，这便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可以无止境地发挥他的野心。天下事往往是这么微妙，一个人的际遇就是这么难以逆料。袁因为有太大的野心，因此使他一念之误而落得千古骂名。

第28章 和谈

　　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军事实上迫切地需要一个统一的临时中央政府，九月十九日黎元洪曾向独立各省提出建议，请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可是这个电报耽误了八天才到上海，而九月二十一日苏、浙、沪三地都督已邀请各省代表到上海开会，讨论组织统一机构的问题，同时建议在中央机构未组成以前，先行推定伍廷芳和温宗尧为革命军的临时外交代表。迨黎的电报到达上海后，各方面为了尊重黎的意见，决定以武昌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并推举鄂军都督代行中央职权。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于十月初四日开会，决定每省派代表一人到武昌参加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留代表一人在上海担任联络工作。

　　各省代表到武昌后，于十月初十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大会，公推谭人凤为议长。这一次会议有一个幕后的，但却是具有历史性的决定，就是在十月十日通过一项决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

　　原来十月初九日袁世凯派了朱其瑝到武昌，朱带了一封汪兆铭的亲笔函，这是汪写给武昌首义的革命同志函，希望南北达成和议，联合一致要求清帝逊位，并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汪这封信恰巧在各省代表大会期中到达，于是大家便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在讨论过程中，部分代表认为清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今后“和平与战争”问题，不在于革命军与清廷之间，而在于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倘如避免更多的流血，最好的方法是把袁拉到革命阵营来。袁的问题是要给他重大的酬报，他在清廷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要拉袁反清，则唯有许以比他在清廷更高的职位，因此如果袁真愿以举手之劳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民国，则革命军唯有享以民国临时大总统，才能引诱和打动得了袁。

　　袁世凯、汪兆铭的勾结，是民国成立前后，政海中一大公案。20个月以前汪谋刺摄政王事泄入狱，震动了海内外，辛亥年袁再起组阁时，汪已获释。袁入京后即曾多次单独和汪谈话，两人所谈何事则非外人所可获知，不过汪既是同盟会重要巨头之一，又坐过监，其革命功绩已世人皆知，无人会疑心汪对革命不忠，所以袁汪往还并不损于汪的盛名。袁汪勾结的高潮是汪兆铭和袁的长子克定结为异姓兄弟一事。这是在南北议和期间，时间是辛亥年十月初七日，这天下午五时袁在内阁总理官署见汪，密谈一小时，又于当天晚上7时，在私邸设宴款汪。汪和克定先向袁四叩首，二人又相对叩首，然后世凯南面坐，汪和克定北向立。袁徐徐而言：“你们两人今后是异姓兄弟，克定长，当以仲弟视兆铭；兆铭年幼，应以兄长待克定。我老了，望你们以异姓兄弟之亲逾于骨肉。”汪和克定以极诚敬的口语说：“谨如大人命。”于是再向袁四叩首，一幕“义”结金兰的礼仪告终。这父子三人由杨度等作陪，尽欢畅饮，汪雄于饮酒，袁父子也非弱者，这一晚真是杯盘狼藉，尽欢而散。

　　武昌和谈曾有过两次试探，都是由袁派蔡廷干（耀堂）、刘承恩（浩春）到武昌向黎接洽，这两次都得不到要领。在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才正式地接洽谈和，请北京英国公使朱尔典电令汉口的英国领事葛福出面，于十月初十日到武昌斡旋和平，先商双方停战。当时汉口方面清军还是冯国璋统率，他所开的短期停战条件，竟称革命党为“匪党”，并有“匪党”须退出武昌城十五里，“匪党”军舰之炮闩须卸下交与介绍人英领事收存等语，于是革命军方面也有：“满军须退出汉口十五里以外，满军所有军火应由介绍人英领事签字封闭之”相答。

　　英领事葛福所提的局部正式停战条件是：

　　一、范围：武昌（革命军）汉口（清军）两军所占地不得变换；

　　二、日期：自十月十二日上午8时起至十五日上午8时止，停战三日；

　　三、革命军应守条款：甲、革命军于停战范围日期内按兵不动；乙、革命军之兵舰于停战范围日期内，不得行驶，并将机器卸交驻英水师官收存，但须于十五日上午6时转交该舰收回。

　　四、清军应守条款：甲、清军须于停战范围日期内，一律按兵不动；乙、清军之火车，于停战范围日期内，不得往来作军事上之行动，由驻汉英水师兵监视。

　　在这三天的停战期内，葛福领事曾和在汉口英租界开会的各省代表大会接洽和平，和平方案有两个：一个是全国性的，由袁世凯内阁代表清廷统治下的各省区，希望和一个能代表全部革命省区的人进行和谈；另一个是局部性的停战，由北洋军在武汉的最高统帅冯国璋（这时冯还没有离开汉口）与“黎军门”进行以湖北地区为限的停战谈判。

　　十月十五日停战期满，双方同意继续停战至十一月十二日下午6时。在停战期内，十月十八日袁世凯派出了唐绍仪为总理内阁大臣的全权代表，前往武汉与“黎军门”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而革命军方面也派遣伍廷芳为全权代表。

　　当袁派唐为全权代表时，杨士琦向袁说：“少川（唐的号）是广东人，广东人最讲乡谊。革命领袖孙文也是广东人，伍廷芳也是广东人，广东人和广东人碰头，几句广东话一说，倒不可不提防一下呢！”袁笑着说：“杏丞（杨的号）你放心，我就请你和贵本家晳子（杨度）随着少川南下吧。晳子是湖南人，革命军方面不少湖南人，让湖南人和湖南人碰头，说几句湖南话吧。”杨度在东京时和孙中山先生很熟，又和黄兴、宋教仁过从甚密，孙黄的认识还是杨的介绍，因此杨对和谈是有影响力的。当时有一种理论，是说：革命事业非袁不易成功，袁不是曾国藩、胡林翼，革命党人不要把他迫着走曾、胡这条路。今日大势，不是革命党和清廷的问题，而是革命党和袁的问题，袁的问题一解决，革命就成功了，而袁的问题只是条件问题，不是原则问题。

　　袁世凯的亲信、清廷的和谈特使唐绍仪于辛亥年十月二十一日抵达汉口，在大智门火车站下车。这时清军的统帅还是冯国璋，冯虽然奉到命令调返北方，可是接替他的段祺瑞还未到达，冯国璋及英国领事、英国舰长、英国民团长等均在车站欢迎。唐绍仪和杨士琦即以英租界英国民团为宿舍，随同唐一块来的，还有随员数十人和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特派员莫里逊等。

　　唐绍仪到汉口后，原希望和黎元洪在英租界内会面，可是革命军方面不同意，于是按照中国习惯，行客拜坐客，于二十二日正午唐绍仪由英国代理总领事和英国舰长陪同，渡江前往武昌织布局和黎会晤。双方会谈约半小时。由于革命军方面的和谈代表伍廷芳尚在上海，于是双方同意和谈地点改在上海进行。

　　二十三日上午10时，唐绍仪等一行遂搭乘洞庭号轮船由汉口前往上海，武昌革命军方面也有和谈代表胡瑛、王正廷同乘洞庭号前往。

　　二十四日清廷署理湖广总督兼第一军总统段祺瑞率领革职留任的布政使连甲、按察使祝书元等抵达汉口。第二天遂自冯国璋手中接替了第一军的指挥权。

　　十月二十七日午后2时，南（革命军）北（清廷）代表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厅举行第一次会议。南方首席代表是伍廷芳，参赞是温宗尧、王宠惠、汪兆铭、钮永建；北方首席代表是唐绍仪，参赞是欧赓祥、许鼎霖、赵椿年、冯懿同。会议桌是一个长条案，伍、唐并位上座，双方参赞左右列，武昌军政府外交司长王正廷亦列席于伍、唐的对面，但均无发言权。双方坐定后，就互相查阅文件，同时宣布开会，首先由伍廷芳提议，自二十九日起停战，所有鄂、晋、陕、鲁、皖、苏、奉等省一律实行，待清内阁回电同意，然后和谈才能正式进行；在和议进行中，如有擅自调动军队的，彼此均当从严惩处。伍补充这一提议，认为和谈就是要和和气气地谈，不能打打谈谈，一边打一边谈，因为这样便不是真正的和谈。唐绍仪继伍起而发言，他表示立即把伍的建议电达袁内阁，同时请伍亦立即电告武昌黎都督转告各省查照。同时谈到一段故事，就是汪兆铭在北京时曾电黄兴谈到促袁参加革命，黄复汪电告以倘袁果能参加革命，即可举袁为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黄这封复电，汪曾交给杨度，杨度乃转陈袁。袁表示：“大统领我不能做，应由黄兴做。”因此可以证明袁内心倾向共和，不过身为清臣不能出口耳。于是唐作结论，认为当前和议所讨论的，不是反对共和宗旨，而是先求如何达到和平。这第一次的会谈就此结束。

　　和谈开始后，南方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就是北方代表（清廷方面）必须首先承认民主共和制的国体问题，这是革命的目的，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谈，则无和谈的必要。唐绍仪把南方的“和谈先决条件”打电报到北京，向袁内阁请示，并提出唐自己的看法。唐的看法是革命军方面对这个先决条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如果拒绝便无法谈下去，不如绕圈子谈，就是把这个“国体”问题交给一个“临时国会”去做表决，如此和谈还可以谈得下去。袁世凯接到唐的电报，乃向隆裕太后请示，隆裕则召集御前会议讨论，最后终于接受了唐的意见。有人说唐的意见根本就是袁的授意，因为袁的手法就是要假手于革命军来结束清朝的统治，同时为自己“取而代之”留下余地。

　　南方代表伍廷芳不满意唐的答复，唐再三解释说：“这不过是形式问题和程序问题，这样做法是蜕变，对于达到革命目的，并无冲突。”南方代表认为绕了一个弯路也勉强可以同意，因此乃进一步和北方代表讨论如何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体问题”。双方协议由革命军所占领的十四省和清政府统治的八省，每省各派代表三人，参加国民会议。国民会议的地点南方代表提议在上海，北方代表则表示必须向袁总理请示后才能决定。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6时段祺瑞正式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宣布自现在防区撤退一百里，以表示北洋军对谈和的诚意。撤军时军容整齐，秩序亦佳，所有撤退的队伍，均整装集合于所在地之原野，每一大队分若干排，成纵列形，伏地卧下。第一排开动，第二排起立前转，第三排收拾枪弹，最后一排伏地，持枪实弹掩护，逐次如式退尽。中外人士围观的有数千人，均啧啧称道。

　　清宣统三年（1912年）十一月十三日，就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这一天正值南北双方和谈代表在沪讨论国民会议的组织问题。这个议题有两点要讨论：一是出席代表的产生，由革命军所占领的十四省和清政府所统治的八省，各派代表三人组织之，这个问题北方代表唐绍仪已经接受；二是开会地点问题，南方代表伍廷芳提议在上海召开，北方代表唐绍仪表示要向袁内阁请示后才能答复。唐请示的电报和孙大总统就职的电报同时到达袁的手上。袁听说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很生气地说：“既然已经选了总统，那么我坐在什么位子上呢？算了吧！不必谈和了。”他在一种不愉快的心情下，给唐绍仪一个指令，认为唐未经他许可就同意国民会议的代表权分配办法，应视为无效。同时，这个办法南方占14省对北方的8省，不待开会，北方已经处于绝对的劣势了，因此他发电上海声明不同意，同时谴责唐的越权行动。唐绍仪在此情形下，只好引咎辞职。袁接受唐的辞职，同时电请伍廷芳北上直接谈判。伍廷芳则请袁南下，双方和谈变成了电报往还，不得要领。

　　袁世凯在这时候使出了好几种手法，他既向革命军威胁，又向清政府要挟，他的手法是：

　　（一）北洋军由姜桂题、冯国璋等发表联名通电：“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这是对付革命军的；

　　（二）清政府驻外使节，由出使俄国大臣陆徵祥领衔，电请清帝退位。这是对付清廷的；

　　（三）命令张勋的辫子军反攻南京，以试探革命的力量。可是辫子军太不中用，先被江浙联军和粤军在固镇击败，又被粤军和淮军在南宿州痛击，张辫帅结果连徐州也守不住，乃逃到山东；

　　（四）设法取得革命军方面保证，如果清帝退位即推袁继任总统。其实这一默契早已形成，不过袁还不太相信。在革命军这方面由于妥协分子太多，大家认为基于民族主义观念，只要清室让国就已经完成革命目的了，袁手上有北洋军，不该逼他走曾国藩的路，所以只要袁参加革命，无妨推袁为大总统。

　　南北和谈转入幕后，杨度和汪兆铭变成了主要人物。汪已被袁收买，又曾在北京和杨度组织了“国事共济会”，南方妥协分子又占多数，因此，促孙大总统让位于袁，由袁负责推翻清朝政府的交换条件便更加成熟了。

　　孙中山先生不是不知道袁的奸险，不过他是位“民主热”的政治家，处处尊重多数人意见，虚怀若谷。当时革命阵营里流行一种：“利用袁可以事半功倍”的浅薄意见，孙中山先生遂通电宣布：“袁若表示赞成共和，当以总统相让，但须南下就职。”

　　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看到一般革命同志只注意选总统、组内阁、制约法，和他所规定的革命方略：“三年军法之治，六年约法之治，然后进入宪法之治”，完全背道而驰。加上独立各省各自为政，散漫而无组织，革命军力亦不够强大，财政情况更无把握，要想在这种情况下组成一支强大有力的革命武力北伐，将袁世凯的北洋军摧毁，是很不可能的，于是他也转而求其次，便是“用袁以倒清”，使革命暂时告一段落。他看到自己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袁焦躁不安，逼唐绍仪辞去和议代表，因此他为了促使袁能坚定地参加革命阵营，乃在自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即主动地致袁世凯一电，电云：

　　北京袁总理鉴：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欠统一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袁这时对孙中山先生诚意还将信将疑，所以在孙中山先生就职的次日（1月2日）复电大打官腔，电曰：

　　孙逸仙君鉴：蒸电悉。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惟希谅鉴为幸。

　　孙中山先生担心袁仍摇摆不定，因再复一电，以释误会，电曰：

　　袁慰庭君鉴：盐电悉。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有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孙中山先生这个电报的诚恳，简直是对袁指天誓日，只要袁能把清室推翻，他即以总统一席相让。袁世凯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已得结果，所以剩下来便是对清皇室如何处置了。

　　本来，早在独立各省代表到汉口开会时，便已决定议和纲要四款：（一）废除清朝政府；（二）建立共和政体；（三）清帝优给岁费；（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所以对于清皇室的优待，是不成问题的。当袁对自己地位问题有了保障后，便就清皇帝和皇族优待条件寻求协议，有了这个优待条款，他便可以胁迫清室退位。

第29章 南京临时政府

　　辛亥年十一月初二日，孙中山先生由欧洲返国抵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由广州赶至香港迎候。胡对于当时的革命形势自有一套看法，因此主张孙中山先生不要北上，留粤主持一切。他的理由是：

　　当前的革命形势，满清垮台已无问题，可是袁世凯则是革命最大阻力。袁的问题不仅是他本人为一奸雄，加上他还有北洋系的四镇兵力，这四镇兵力无疑的乃是当前最富战斗力的部队，所以袁的势力至少可以达到武汉，甚至湖南，而广东对北洋军来说，因为距离较远，鞭长莫及，自可埋首建立一支反袁的革命部队。目前姚雨平已组成劲旅，不过人数不多，若有半年时间，简练民军，全力扩充，则五六万精兵不难组成，以此和袁一拼，才有必胜把握。所以先生目前以留粤为上策，因为现在赴上海，必被拥为总统，这个总统没有能战的兵卒，一定受制于袁，对革命事业是无补的。

　　胡的意见很正确，可是孙中山先生却更有卓见，孙先生说：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革命不是靠坚甲利兵，如果我们不能登高一呼，身入虎穴，那么人民所仰望于革命志士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能以和平收革命全功，则是开世界革命的先河，何必先在家乡练兵。目前的形势是急需要一个革命政府以资号召，如能建立一个政府，则满清必然倾覆，袁世凯也不可能抗拒。我们是革命同志，应该示人以诚，信任别人，不宜先预防他人不服，而一意谋以武力取天下。

　　胡汉民、廖仲恺都被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抱负和开诚胸襟所感动，胡表示愿随孙先生北上。这时追随孙先生同赴上海的还有吴敬恒、马君武、张继等。十一月初六日，孙中山先生一行抵达吴淞，上海方面革命党人陈其美、黄兴、汪兆铭等均在码头欢迎，大家相见狂喜，竟至拥抱跳跃。

　　孙中山先生抵沪后下榻爱俪园。初七日召集最高干部会议，出席的有：黄兴、胡汉民、汪兆铭、陈其美、宋教仁、张静江、居正、马君武等，会商组织临时政府方案，一致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孙先生认为责任内阁不是中国鼎革时所宜实行的制度，但宋坚持，孙中山先生终于勉强同意，并命宋和张继等磋商内阁总理人选。张继主张推宋教仁，宋坚决不肯接受，并提议推黄兴。黄初不肯接受，宋乃请居正、田桐、吕天民等再敦劝黄兴，黄最后才应允。但此拟案，必须交由南京的各省代表通过，因各省代表原已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总统制，而现在却要改为内阁总理制。

　　辛亥年十一月初八日黄兴、宋教仁专车赴南京，驻丁家花园，晚赴咨议局出席各省代表大会，讨论修改临时政府组织法。可是各省代表多不赞成内阁制，因此表决时还是通过总统制。

　　初十日17省革命代表开正式选举会，出席的17省代表名单为：奉天代表吴景濂，直隶代表谷钟秀，河南代表李搫，山东代表谢鸿焘，山西代表景耀月、李素、刘懋赏，陕西代表张蔚森、马步云，江苏代表袁希洛、陈陶怡，安徽代表许冠尧、王竹怀、赵斌，江西代表林子超、赵士北、王有兰、愈应麓、汤漪，浙江代表汤尔和、黄群、陈时夏、陈毅、屈映光，福建代表潘祖彝，广东代表王宠惠、惠宪甫，广西代表马君武、章勤士，湖南代表谭人凤、邹代蕃、廖名搢，湖北代表马伯援、王正廷、杨士杰、胡瑛、居正，四川代表萧湘、周代本，云南代表吕志伊、张一鹏、段宇清。由浙江代表汤尔和为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为副议长，江苏代表袁希洛为书记。首由议长汤尔和宣布开会，并报告我国数千年专制政体已告结束，共和政体已经实现，大家热烈鼓掌。随后即进行选举，每省为一票，共17票，开票结果，孙中山先生以16票当选，另一票为黄兴。议长遂隆重宣布孙中山先生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大会同时通过，推举汤尔和、王宠惠至上海恭迎孙中山先生至南京就职。十二日开会，黄兴临时提议以中华民国为纪元，改用阳历，大会亦一致通过。散会后黄兴乃发两则电报，一致陈其美：“陈都督鉴：今日参议会决议改用阳历，并以中华民国纪元。明日为中华民国元年正月一日，请公布。”一致《民立报》于右任：“《民立报》于君右任鉴：今日由参议会决议，以明日为中华民国元年正月一日，孙大总统来宁发表临时政府之组织。”

　　同时发出通电：“本日在宁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会者十七省。孙中山先生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特此通告。”孙中山先生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有电给武昌的黎元洪：“武昌举义，四海云从，列国舆论，歌诵民军，无微不至，而尤钦佩公之艰苦卓绝。文于中国革命，虽奔走有年，而此次实行，并无寸力，谬蒙各省代表举为总统，且感且愧，惟有勉为其难，以副诸公之盛意。武汉为全国之枢纽，公之责任维艰，伏维珍重。”黎亦有复电给孙中山先生：“顷接各省代表会蒸电称：临时大总统之任，先生当选，曷胜欣贺！先生识高千古，虑周全球，挽末世之颓风，复唐虞之盛治，使海内重睹汉官威仪，不独四万万同胞之福，即东西各国亦莫不景仰高风，为中华民国庆！专此电贺。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大总统万岁！”

　　接着各省代表团也联名致电黎元洪：“各省代表会于元月二日决议，选举临时副总统，即于三日上午十时开选举临时副总统大会。我公当选。除通告全国外，并由本会特派员赍各省代表签名书敬呈钧鉴！兼表欢迎。”南京临时政府也致电黎元洪：“今日参议院选举副总统，经全数投票，举我公充任，共庆得人，谨为中华民国前途贺。”

　　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于是成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就在这天率领汤、王两代表和美籍顾问荷马李于下午5时专车抵达南京，下榻于宝华盦。提起这个宝华盦倒是一个有名的地方，它是清朝两江总督招待外宾的宾馆，后来变成了西箭道参谋本部。

　　孙中山先生抵京后，有人问孙先生说：“您这次回国，带来了多少饷？多少枪炮？”孙先生笑着回答说：“我空着两手回来，可是我带回来国人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革命精神。”

　　民国元年元旦（以下本文全改用阳历）晚10时，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誓词曰：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临时大总统提出内阁名单，仿照美国政府制，不设总理，分作九部，由总统提出各部总长、次长名单如下：

　　陆军部总长兼参谋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

　　海军部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

　　司法部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

　　财政部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

　　外交部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

　　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