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谷钟秀
奉天：吴景濂
河南：李 搫 陈景南 丁廷謇 张启与 李载赓
山东：史泽咸 于洪起 陈命官 彭占元 刘星楠
山西：李 素 刘懋赏
陕西：赵世钰
湖南：彭允彝 刘 彦 欧阳振声 覃 振
湖北：田 桐 刘道仁 胡秉柯 欧阳启勋
安徽：胡绍斌 常恒芳 凌 毅
江苏：杨廷栋 陈陶怡 凌文渊
江西：文 群 汤 漪 王有兰
浙江：王正廷 殷汝骊 黄 群
福建：林 森 潘祖彝
广东：钱树芬 金 章 赵士北
广西：邓家彦 曾 彦 刘 崛
四川：黄树中 李肇甫 熊成章
云南：张耀曾 席聘臣 段宇清
贵州：文崇高 平 刚
议长：林森；副议长：王正廷。审议长：李肇甫。外交审查长暂未举，审查员刘彦、钱树芬、刘星楠、吴景濂。请愿审查长暂未举，审查员李搫、刘懋赏、邓家彦、曾彦、刘崛。法律审查长王正廷，审查员王有兰、彭允彝、谷钟秀、赵士北、平刚、汤漪、熊成章、张耀曾。财政审查长潘祖彝，审查员李肇甫、欧阳振声、文群、殷汝骊、席聘臣、黄树中。再参议院法已由本院议决咨送，其第四章 第二十六条载任委员分设法制、财政、庶政、请愿、惩罚五部。各担任审查本部事件云云。此次所开尚系院法未经议决以前暂时规定，应俟本院移至北京后再行查照院法分部另举，合并声明。元年四月初六日等语。仪。虞。印。
袁不肯把陆军总长一职给黄兴，可是却又不能不予黄兴有一安顿，因为当时黄兴的声望，仅次于孙中山。袁遂于3月30日发布命令：“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此令。”当时的参谋总长既无人事权，又无指挥权，纯粹一个幕僚长，因此黄坚决请辞。其辞职电云：“袁大总统命以兴继任参谋总长，已复电力辞。至两江一带军队，维持整理，刻不容缓，兴纵怀归隐之志，断不敢置经手未完事宜于不顾，以负我军界同胞。已商请唐总理妥定办法，务使南方各军队，布置得宜，各安其所。俟布置大定，始行告退，以遂初志。”南方民军麇集，如果不妥为安插，确实很难善后，黄兴统筹负责，是最理想的人选。不过这个工作吃力不讨好，黄兴薄参谋总长而选择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这也可见革命党人勇于任事，不求名利的伟大襟怀。
袁世凯于3月31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仍总辖南方各军。留守府成立后，其组织和人事情况如下：
总参谋长：李书城；秘书长：陈凤光；军务处长：张孝准；参谋处长：欧觐文；政务处长：马良；副官处长：徐少秋；总务处长：何成浚；军械处长：曾昭文；军需处长：徐桂亭。
留守府统辖的各单位及其主管是：
军官学校校长：金永炎；入伍生总队长：沈靖；四路要塞司令官：官成鲲；宪兵司令：茅迺封；军需学校校长：刘文藻；测量局局长：章焕祺；金陵机器局局长：宾步程；巡警总监：吴忠信；南京府知府：方潜。
4月14日袁世凯颁布《南京留守条例》，留守府直隶大总统，有维持南方各军和南京方面的责任。成立留守府的主要目的，在于整编和裁撤南方各军，同时又须顾及和保全革命实力。当时南京驻军的番号，共有7个军，26个师、51个旅，号称30万人，但编制不一，名号各异，情形非常复杂。一个师的兵力有1000人的，有几百人的，师长们均自认对革命有功，日日奔走留守府，索饷索械，甚至使用手段勾引他师营连长来归，下级干部遂致朝秦暮楚，以士兵为个人资本。
黄兴在留守任内编组了一支模范军“第八师”，欲以这支部队为革命基干。第八师由赵恒惕所部和广西巡防军合并改组而成，本拟派赵恒惕为师长，因为需要敷衍北方，所以改派冯国璋的女婿陈之骥为第八师师长。
参谋总长一职黄兴既坚决不就，袁又欲以之予南京卫戍司令徐绍桢。徐是个好好先生，也表示不就。袁乃请副总统黎元洪兼任，黎虽答应，却不肯离开武昌，于是黎便在武昌遥领副总统和参谋总长。陈宧则以参谋次长职代行参谋总长职务。
5月1日，参议院改选议长，选吴景濂为正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2日，唐绍仪总理率领内阁各部总长列席参议院，报告自己的政见。
唐绍仪以阁揆身份首先致词，他说：内阁将遵照袁大总统的施政原则——建议从稳健入手，措置以实事为归。今后施政将分别缓急先后，第一是军民分治；第二是裁兵，简练精兵；第三清朝与各国所签订的条约，均将切实遵守；第四改良法律，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第五普及教育；第六统一币制，整顿金融；第七振兴实业，发展交通。
海军总长刘冠雄第二个致词，他认为海军急务有四，均需款办理，一为海军常年经费及推广学校，多派留学生，每年约需320余万元；二为新旧各船操演费，每年约需200余万元；三为已定内外各厂巡船、炮船、鱼雷船尚需我付价款1000万元；四为养船费每年130万元。
陆军总长段祺瑞致词时说：政府统一后，应筹军民分治之计划，一为精简军队以恢复地方秩序，由于武昌起义后各省自行招募，军队林立，较原有增多几达一倍，必须解散；二为拟制定军官为终身职；三为培植陆军人才，调查军官资格，分别其条件以派往东洋或西洋；四为制定征兵制度；五为设立兵工制造厂；六为设立被服厂；七为改良马政。
农林总长宋教仁致词说：农林政策应循渐进政策，十年树木正是这个意思。农业纯为生产事业，当以增加生产力为要着，增加土地之生产力有三途：一为垦荒地；二为修林政；三为兴水利。此外则设立农业金融、教育机关，以助长生产力。
司法总长王宠惠致词时说：整顿司法有五项步骤，一为实行司法独立，免除行政干涉；二为培养司法人才，遍处设置裁判传习所，以训练独立的司法官；三为励行辩护制度，既可牵制法官，且可代人民诉讼；四为采取陪审制度以昭公平；五为改良监狱。
教育总长蔡元培致词，他首先提出教育方针，分普通教育在于养成国民健全人格，和专门教育在于培养专门人才；二为教育设施亦为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三为划定中央教育行政权限；四为教育经费之规定；五为分析京师教育现状；六为对海外留学生的计划。
交通总长施肇基致词时说：交通情况因兵事影响，组织多未完全，损失极为重大。当兹民国初建，所有路、电、邮、航四政，急应通盘筹划，现拟分为三个步骤，一是恢复秩序，二是改革弊政，三是统一进行。
代理工商总长王正廷致词，他说工商是全国的命脉，振兴工商办法：一驱除工商的障碍；二保护现有的工商。
民国成立后的政府主要的问题在于财政，所以财政总长熊希龄在参议院的致词是一篇重要资料。他分析当时的财政情况，同时说明如何整顿财政的办法。
他说：清朝末年的财政已濒临破产，民国成立，因各省宣告独立，致财政更形分裂。当前财政的特色，是只有支出全无收入，而支出的费用则全赖举借外债，实在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关于财政亏竭情形，可分为两端：
（甲）民国纪元以前的财政：（一）岁入不敷5400余万两；（二）追加筹备经费银2400万两；（三）新外债息款银1000余万两。以上三项合共不敷8800万两。
（乙）民国纪元以后的财政：（一）临时筹办经费约银11 000余万两（内分外债2080万两，南北补发军饷1920万两，恩恤6000万两，建设1000万两）。（二）常年不敷经费，约银17 052万两（内分岁入减收5000万两，军费增加3000万两，内债息款252万两，旧额不敷8800万两）。以上两项合共不敷28 052万两。
由于整个情况如此，使得在财政上度支奇绌，在经济上则金融窘迫，因此财政部只好审度时势缓急轻重，以决定办法的先后，共定八策：一为减军费。由于民国成立前各省独立，支出均以军费为大宗，所以应解中央款项均为截留，故首务在节减军费；二为成立国家银行，以期金融复活，工商振兴；三为开铸通用银元，废去生银习惯；四为改良税则以均国民负担，尤应先改田赋及印花所得税，但需假以时日，契税及酒税则可速办；五为筹划盐烟专卖；六为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七为制定会计法规，以期出纳之确当；八为整理公债以保盐民之信用。
从熊希龄在参议院的报告，可以看出民国成立初期财政的困难和严重情形。世界上没有这么奇怪的政府，要全靠举外债来应付支出的。
5月3日袁世凯批准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建议，将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大学堂总监改为大学校长，任命严复为首任北京大学校长。京师大学堂的前身是官书局，官书局的前身是京师强学会。
5月6日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把已濒停业的交通银行增资复业。交行本为梁所创办，后来被盛宣怀所排挤而脱离，现在梁是袁的大红人，所以收回交行，自任总理。5月27日改组大清银行（光绪三十三年成立，官商股各一半）为中国银行，并定为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任命吴鼎昌为中国银行监督。
5月7日袁任命魏宸组为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为铨叙局局长，冯自由为临时稽勋局局长。
5月18日袁令改大理院正卿为大理院院长，任命许世英担任。
第36章 袁唐分手
唐绍仪虽然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但他受到北洋系军人的排挤，前面已经提到过。自唐正式就任内阁总理后，很有意依照《约法》规定，成为责任内阁，这一来更给反唐的人一个借口，乃愈发在袁面前攻击唐，说唐挟革命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唐也听到了这种闲言闲语，但以为袁大约不会被这种没有见识的人所蒙蔽。可是有一天唐在袁面前说出自己一些对政策的看法时，袁忽然很不耐烦地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这突如其来的话，使得唐大吃一惊，才明白袁的确已对他有了芥蒂。
唐想实践责任内阁的愿望，首先便被内务总长赵秉钧所破坏。赵从来不出席国务院会议，他凡遇重大问题都直接向袁表示，根本不把总理放在眼内，而内务部也像不属于内阁而直接承总统命令的一个部了。除了内务部外，财政总长熊希龄也遇事掣肘唐绍仪。
这要从财政困难说起，民国成立时最艰苦的，莫过于财政问题，仅北京一地，每月需款就达350万元。每月25日发饷时，当局中人一个个如热锅蚂蚁。在那350万元支出中，收入只有长芦每月解款10万，北方数省每月各解二三十万，合共不到80万元。至于全面支出方面：外交部217 958元，内务部308 950.162元，财政部5 105 954.732元，教育部112 710.618元，陆军部4 534 350.92元，海军部232 538.82元，司法部66 250元，农林部46 070元，工商部13 700元，交通部41 379.59元，合共需10 679 862.842元。加上每月积欠，以及拖欠应还未还外债，这个刚刚呱呱落地的中华民国，被债务已压得气也喘不过来了。
清朝末年列强曾组成了一个四国银团，统一和垄断了中国的借款，这个银团是英美德法四国组成的，其后日俄两国也参加。中国有识之士一直想打破这个财团的独占性，唐绍仪组阁时就决心要冲破这个“蛛网”，于是他径行向比国财团签约借1000万镑（南京临时参议院只核准借500万镑）。这个借款合同签订后，四国银团大哗，一方面施外交压力对袁政府，一方面用种种手段胁迫比国，使这个借款合同流产。脆弱的北京政府怎经得起这种国际压力，因此唐绍仪面对银行团的抗议，一方面表示歉意，一方面应承取消向比国借款合同。同时在民国元年5月3日与英美德法日五国银团会议借款，银团方面提出两项约束，就是所有借款的支付需由银团监督：（一）每月预算先列表，经外国顾问官核准才能给付；（二）所有军队遣散，须在北京设一陆军协会，由外国武官会同商定办法，在武昌、南京各重要处所执行遣散，并由外国武官会同监督。每一兵缴械后即发支票一纸，自往银行取款。唐绍仪认为这两项办法有损中国主权，当场拒绝，结果借款会议遂不欢而散。唐于会后召集国务院会议，报告经过，主张放弃借外债，自行强迫公债，找1000个中国富翁各买1万元公债，如此一举便有1000万元了。蔡元培则认为革命士兵可以晓以大义，不必付款即可解散。宋教仁则认为当前情势非借款不可，只好委曲求全。其他国务员多同意宋主张，于是商定一个转圜办法，由财政总长熊希龄自行担负从头磋商的责任，并由袁世凯先约银行团作为给银行团面子，然后才由熊出面。唐对此颇抱悲观，熊认为不妨一试，同时计划整顿盐政，预计每年可以增加8000万两，以此应付外债，足有余裕，甚至可由洋人派一盐政顾问以资监督。
熊希龄独任借款的交涉后，中国借款问题便先后在伦敦和巴黎先由银行团谈原则，最后获得结果是六国银团对中国大借款，条件如下：（一）大借款总额为六万万两；（二）六万万两分五年陆续支出；（三）大借款以汇丰（英）、德华（德）、道胜（俄）、汇理（法）、正金（日本）、花旗（美）六家银行为代表；（四）借款用途之监督以五银行之权限行之；（五）对于作抵之盐税，当以现在之关税制度整理盐政，并代为征收盐税。
当中国和六国银团正在洽商大借款时，中国政府于6月20日函银行团，希望先垫付300万作为紧急支付。六国银行本不欲先处理枝节问题，但中国方面坚持要先解决小额垫款，于是由英美德法四国承允垫借300万，不过这300万两垫款开支时，须照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办理。其章程是：（一）在财政部附近设立核计处，用核计员二人，一人由银行团任用给薪，一人由中国政府任用给薪。（二）凡向银行团提款拨款之一切支票，须经该核计员签押。（三）中国财政部应将各项支付用途，预具说帖，送交银行团核允，此项说帖先须经由参议院核准之后，同时刊登官报。每次开支时财政部备具应有详细清单说帖等类送交核计员，以资查核。该核计员查对无误，应即照章签字支单，不得再问。（四）每次开支款项，均须具详细领款凭单，按照新式簿记法办理。此项凭单财政部须编订存留，以备核计员在核计处稽核。（五）关于各省发给军饷及遣散军队费用，须由该地方军政府备三联清单，由中央政府委派高等军官，及该地方关税司会同签押，并须予该军官、税司以调查应需之便利。此项签押之四联清单，一份存该省都督府，一份存陆军部，其余一份与领款凭单一同送交北京财政部，再由该部送交核计处稽核。（六）预备支付之款应由税务司存储，为节省汇费起见，由中央政府令地方税务司得由海关收入项下拨款，但须该核计员等由暂时垫款项下，照所拨关税数目支出，汇存上海总税司存款项下。（七）如在北京及其附近发放军饷，或遣散部队，由中央政府派一高等军官会同该核计员，将三联领饷清单查核签押，并予该军官核计员统以监察应需之便利。垫款处银行团方面的核计员是德人蓝朴（Lamp），他曾于庚子八国联军入京时，在天津都统衙门充任财政处长，对北中国财务情况很熟悉。中国方面的核计员是徐恩元，曾在欧洲留学，自担任这个工作，常和洋人怄气，不久且吐血。代理徐的是李方，曾在前邮传部和大理院做过事，英语比普通英国人还讲得好，中文则甚差。
黄兴和熊希龄都是湖南老乡，两人本来感情很好。黄担任南京留守，熊任财政总长，黄这个职务处处需要钱，要钱当然是向财政部要，熊也尽力帮黄的忙，这是熊在主持借外债以前的事。待熊主持和银行团借款时，熊和唐绍仪已发生了许多不愉快，而黄也正式宣布反对借款。熊认为借款主要为了裁军，裁军工作大部分在黄手上，等于是为黄奔走，却得不到黄的支持与同情，相反地黄竟力加反对，于是二人便在电报上往复攻讦，恶言相向。黄与熊来往的几则重要电讯如下：
黄致唐、熊索款救急电：
此间经济已告罄……奇窘之状几于不敢告人，不但各军积欠饷项无从发给，即目前伙食已无术支持……似此情形，一两日内必有绝大险象……请立拨百万元以救眉急……
再电告急：
……此间军队伙食已数日不能发给，今日有数处竟日仅一粥，每日索饷者门为之塞，危险情形日逼一日，哗溃之势已渐发端，二日内倘再无款救宁，大乱立至，危在旦夕，用敢密陈，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黄反对借款公开电：
蒋次长来宁，闻悉十七日银行团与熊总长所订垫款已经签字之合同，及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不胜骇异……此种章程匪独监督财政，并直接监督军队。军队为国防之命脉，今竟允外人干涉至此，无异束手待毙。二十年来海内各志士赴汤蹈火，粉身碎骨，所辛苦缔造之民国，竟一旦断送于区区四百万之垫款，吾辈一息尚存，心犹未死，誓不承认。熊希龄身负重任，竟敢违法专断，先行签约，悍然不顾，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闻章程已提交参议院核议，祈痛加驳斥，责令毁约……即本留守直辖各军队欠饷已久，危迫万状，均不甘受此亡国灭种之借款，为饮鸩止渴之图……此举关系存亡，即乞贵处速电抗拒，责令毁约，无任企祷。
黄再电中央及各省：
……现在借款一事愈出愈奇，名为磋商，实甘愚弄，财政、军政均受监督，国权丧尽，生命随之，故睹此次垫款合同及监视开支章程而不痛心疾首者，非人也。……
黄兴除了反对向外借款，主张立即毁约而外，同时发动筹募国民捐，并将军队欠饷酌换公债票，由各省自行集合人民资本，以组织国民银行，并由国民银行协力组成一个国民银行公司。此外云南都督蔡锷提议举办爱国公债，且在云南首先开办。南方各省则纷纷附和黄兴、蔡锷主张，风云景从，响应热烈。
黄致熊电：
公对银行团要求既甚愤懑，又云取消极易，应请立即取消。总之此次约由公订，必由公毁，毁约非借约比，与参议院无关，公前电曾以此自任……所谓拨归南方一百五十万，只为财政部收回军用钞票，实无一钱及宁，继以空言搪塞，不知全国命脉握公一手，若再犹豫，祸且立至，兴交代在即，责任属公，能担负否？……
黄再致熊电：
现在大局危迫，间不容发，吾辈均以国家为前提，于个人关系绝不稍存意气，而于国家生死关头，尤当审慎，岂得因一事办理骤难得手，遽萌退志。此次借款，公固然费苦心，但条件损失主权甚巨，又岂公所愿意？……倘因借款失败，国人反对，即绝对不谋及善后办法，仅欲以辞职卸责，千载而下，其谓公何？兴与公本系友好，责公劝公固皆为国，亦即所以为公，惟熟思而审处之。不胜盼祷。
熊复黄电：
承责大义，敢不自勉，无如才智薄弱，实不能胜此重寄。当前在南京时，与公所筹办法，不料到京后全局皆变，外人见我愈急，要挟愈坚，我之窘状危险，均在此数日之中，绝无丝毫后援以壮胆力。各军索饷之电，一日数至，不应则哗溃之变，咎固在龄；应之则条约之损，咎亦在龄。近日反对风潮日烈一日，各省责备之言无虑数千，而接济之饷不见涓滴，湖南允助三十万金，然只供南北两方二日之用，山穷水尽，龄何能为？……至于借款函约，一经停借，即可取消，并无难处，龄亦可谢天下。公手造民国，南方责任之重较龄万倍，近闻亦有去志，殆亦鉴于时局人心之难为也，敢乞以己度人，见谅微忱，无任感祷。
熊致各省公开电：
借款事外人要求监督财政，人心激愤，各报所载，集矢于龄，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不敢为个人名誉，稍有辩护，惟此中艰难曲折，有不得不详陈于左右者。希龄前以国民委托，深知财政困难，未敢担负，五辞不获，乃就斯职。接代后南京库储仅余三万，北京倍之，不及六万。东张西罗，寅食卯粮，危险之状不敢告人。到京时正值银行团与唐总理谈判激烈……当与银行团抗争时，屡欲决裂，而南北两方军饷甚迫，南方来电兵已食粥，北方各军衣尚着棉，黄留守告急之电一日数至……现在南北两京数日之内即须巨饷，乞公等速派专员来部，查看情形，切实担负，以救危局。希龄智力薄弱，值此财政极紊，饷需奇急之时，责备之加，固不敢辩，而大局所关，不敢不广征众议。诸公爱国热忱，世所钦仰，如有嘉谋良策，堪以救此眉急者，务望迅速电示，如龄力所能逮，无不切实奉行。临颖无任翘企盼望之至。除将各处催饷电文另密电呈览外，特此奉告。
李书城自武昌起义一直跟随黄兴，黄在武汉指挥作战部队时，他担任参谋长，此后黄无论任何职务，他都是黄的参谋长，黄任南京留守，他亦是留守府总参谋。黄和熊希龄为了借款问题互相函电攻讦，最后恶言相向，李乃以黄的参谋长身份给熊一电，历数过去恩怨和今日是非。全电略云：
熊总长鉴：闻蒸日致克公（指黄兴）电，不胜怪叹。克公因触电扇伤指，卧病未起，未便遽行转达，书城忝参机要，凡此间内情，知之甚详，敢代为一一答复。……又谓克公于政治少所经验，第一次主张建都南京而北方兵变；第二次主张国务员拥兵北上，而苏州又兵变，今责克公于政治少经验，是公俨然以大政治家自命矣。夫克公之政治经验如何，鄙人不能尽知，至公自命为政治上富有经验者，观公自任财政总长以来，未闻有所建白，第轰轰烈烈之事，当即为此次所订垫款合同七条，可以骄人耳。大政治家所订合同可即作为铁案，一字不能增减，何以经未有经验之克公反对，而公即允毁约？吾知此七条经改正后必较公所订原约损失国权处稍轻，当即公所承认，如此则公之自命为有政治经验者所订之约，反为少经验者之所反对，而得修改稍善。……又谓将来国家必亡于克公之手，譬之医生用刀割治病人而不为封口，听其腐烂致死，此语尤为狂谬……吾书至此，气已不能再忍，敢正告公曰：公订此合同，将来国家必亡于公之手，而国家或不至亡者，则克公反对之功也。盖克公此次反对，在垫款合同七条耳，并非反对借款也。如因反对之影响而使合同可以修改，不至如公所订损失国权之甚，则国家可以获借款之利，不受借款之祸，试问孰功孰罪，不待智者可以知之。公负亡国之罪，而责有功之人，非丧心病狂，亦何至此？……又谓目前受辱，未始不可报复于将来，此真小人无赖之言，非堂堂总长应出口。政见虽各有不同，皆为国家大计起见，并非克公有私怨于公，何险狠一至于此？……且书城自武汉战争时，即相随克公至今，知克公与公之交谊亦最悉。当南京成立时，克公推荐公为财政次长，以各省代表反对而止。北京政府成立时，参议院激进派人多谓公为前清猾吏，拟反对公为财政总长，赖克公多方劝慰，始得通过。可见克公事事皆呵护公，于公绝无私怨隐恨，凡此皆误认公为有才所致。公若尚有一息之天良，清夜自思，何以为人？……来电不敢转达克公，望公明白见示，以便于克公前代公解释，全公与克公之交谊。临电惶惑，立盼电复。
直接成为唐内阁催命符的是“直隶都督”问题。早在唐南下接收政府时，顺直议会（包括顺天府在内的直隶议会）根据革命时期各省都督由咨议局推选的惯例，推举直隶人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唐绍仪应允由政府加以任命。在唐回北京时，就向袁报告，袁也点头表示同意。岂知在袁内心则完全不同意，因为他有一个旧观念，认为直隶都督就是北洋大臣，而王芝祥是一个亲同盟会的军人，在南京留守府当军事顾问，把这样一个人放在心腹之地，袁是不放心的。同时袁认为任免军政大员是总统的职权，决不可再让给民意机构。在唐来说，不相信袁会出尔反尔，所以电召王来北京。就在这时，忽然有直隶五路军人通电反对王做直隶都督，袁遂以此为根据撤回他的同意，并且与唐商量，打算派王为南方军的宣慰使。唐大受刺激，认为这不仅是个人面子问题，也与内阁职权和政府威信有关，袁可以失信于唐，唐却不可失信于顺直议会和同盟会，因此唐表示无法接受袁的改变。6月15日袁把没有经唐内阁副署的“任命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公布，这显示总统与内阁已经正面开火。根据《临时约法》，没有内阁副署的人事命令是不生效的。唐绍仪对于袁不经内阁总理副署而发表人事命令感到非常痛苦，同时又使他失信于顺直议会，人无信不立，何况他是内阁总理。这天他乘坐马车由办公室回家，忽然迎面来了两个开道的士兵，手中挥舞着鞭子，唐总理的御者几乎挨了他们一鞭。唐急忙吩咐把马车让到路旁，注意一看，一辆漂亮的马车里，坐的不是别人，正是总统府拱卫军统领段芝贵。待到这辆车子过去了，总理的马车才缓缓前驶，他事后对人说：“好大的威风，只有前清摄政王才够得上这样威风呢。”由于双重的刺激，使他顿萌退意。6月15日他悄悄留下一张假单：“国务总理唐绍仪为呈请事：绍仪现因感受风热，牵动旧疾，恳请给假五日，赴津调治。惟总理职务关系重要，不容一日旷废，并乞大总统于国务员中简派一员暂行代理。”然后乘了一辆人力车至火车站，搭头等火车赴天津。
唐走后，北洋系的人们拊掌称快，认为去了眼中之钉。袁世凯接到唐的请假条，对于唐的不辞而别，心中亦颇不舒服，但究竟袁、唐两人共事交友数十年，不能太贸然决裂，所以仍派秘书长梁士诒专程前往天津慰留。唐绍仪和梁士诒两人私交本笃，而且意气相投，梁来津晤唐后，除传递袁意外，复谈及袁、唐两人的交谊。唐、梁抵足通宵，唐把自朝鲜和袁订交经过，两人在北洋共事凡20余年种种，娓娓向梁详述，至于为何演变到如此地步，唐曾感慨地说：“我和项城的交谊，君最深知，公谊私情我本不该挂冠，甚至不辞而别。可是观察今天国家局势，欲求统一中国，非项城不可，欲求治理中国，则非项城诚心和革命党合作不可。三个月来，我首当冲要，处理这个问题，仔细深入来看，觉得项城和革命党的合作，中间阻碍甚多，此点君必有同感。既然我的理想无法达到，则不如早作退路，免得将来焦头烂额。因此，我与项城今日的分手，是公义。”唐言下不胜唏嘘。
第二天一早，梁士诒返北京复命。接着唐的辞呈亦送达。袁知唐意已不可挽回，遂由总统发布准许唐辞职的命令。唐于民国元年3月13日由袁世凯任为国务总理，至6月28日辞职获准，前后不过一百零几天。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届内阁，竟如此短命，显示出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特色是多难的。
唐绍仪在天津小住数日，即乘轮赴上海，以远离北方是非之地。他上船后遇见了一个神气十足的汉子，大声地斥骂他不该弃职逃走，越说越生气，后来竟拿出盒子炮来，像是要施放的样子。唐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以为是袁的特务来追踪他，因唐早知袁有特务组织会杀人，于是便赔着笑脸解释自己不能不辞职的苦衷。这汉子才回嗔作喜，和他拉手，并且说出自己的来历。原来他不是袁的特务，而是一个相当出名，自称“游侠”，可是举动冒失的荒唐鬼——黄祯祥。
唐绍仪的辞职，显露了《临时约法》已被破坏，因为总统不经内阁总理副署而发布人事命令，是违反《约法》的。可是当时大家都不在《约法》上争论，而在人事上争论，这当然是因为对于法治和民主还不熟练的缘故。
当唐宣布辞职后，造成了一连串的纠纷，这些纠纷可以从当时往来的文件中看出。
唐绍仪的辞呈：
为病难速痊，呈请解职医治事。窃绍仪因病请假，赴津就医，荷蒙大总统允准在案。连日延医诊视，旧病转剧。回思去年迭遭家难，闭户养疴，乃已无志于宦途，自分沉埋而没世。嗣奉派充议和代表，痛时局之阽危，哀民生之荡析，不敢自逸，力疾驰驱。数月之间，寝食失常，忧劳过甚，精力愈惫，犹幸战祸已息，国事聿新，冀可葆素休神，从容调摄。讵意百废待举之余，忽受总揽政纲之命，自揣病躯，敢膺重寄，徒以南北初合，政府未成，勉竭愚庸，罔辞劳怨。视事以来，夜不成寐，日必发寒，竭蹶以从，未敢言疾。然而蒲柳之质，非可御疾风，驽骀之材，不足致千里，驰至今日，惧膏肓之渐入，捐顶踵而何裨？惟有恳请大总统俯鉴愚忱，准免国务总理本官，迅简贤能接任，以维大局，俾获乞灵药石，退处清闲，冀得痼疾之稍疗，长享共和之幸福。
袁批复：
……该总理于共和宣布以前，南北奔驰，为民国效劳备至。及就任总理，经营擘划，错节盘根，困苦艰难，非可言喻。民国举创，正赖长才，岂容听其退休，失其臂助。特以情词恳挚，出于至诚，不得不谅其苦衷，遂厥初志，应即准允请免国务总理本官，任为政府高级顾问……
同时袁为唐辞职事，向黎元洪及各省做一交代：
前据国务总理唐绍仪呈称，因病请假，赴津调治，当经本大总统给假五日，并任命外交总长陆徵祥暂行代理国务总理事务，一面派员络绎赴津，慰留再四，竟难转圜。兹据该总理呈称：连日延医诊视，旧病转剧，惧膏肓之渐入，捐顶踵而何裨？恳请准免国务总理本职，迅简贤能以维大局等语。该总理情词恳切，势难挽回，爱惜国家与爱惜人才之心，二者交战于中，难求两全之道。为唐君个人计，只可暂令养疴，以资将息。为国家全部计，总理一席万难久悬。自民国肇兴，百端待举，边方有骚动之情形，友邦无正式之承认，必须富有经验中外翕服之人始堪继唐君之任……
唐绍仪辞职后，属于同盟会的蔡元培（教育）、王宠惠（司法）、宋教仁（农林）、王正廷（工商）四阁员联袂请辞。袁在总统府召见他们，会面时，袁用低沉的语调，做出一副极诚挚的态度对蔡等说：“我代表四万万国民慰留你们。”蔡也很郑重地说：“我代表四万万国民，请总统准许我们辞职。”
蔡等离开总统府后，即分别提出辞呈。
教育总长蔡元培辞呈是：
元培迂愚无状，猥蒙任命，承乏国务院，两月于兹矣。以大总统之英明，唐总理之同志，谬谓追随其间，当能竭千虑之一得，以贡献于民国。不图理想与事实积不相容，受事以来，旅进旅退，毫不能有所裨益，始信国务重大，诚非迂愚如元培者，所能胜任……今值总理辞职，国务院当然解散。元培窃愿还我初服，自审所能，在社会一方面，尽国民一分子之责任，以赎二月来负职之罪……
司法总长王宠惠辞呈：
宠惠前奉任命为司法总长，自知学识褊浅，不足膺兹重任，只因时局艰难，政府急待成立，是以不辞滥竽之讥，勉力就任。视事五旬以来，时形竭蹶……用敢披沥愚忱，恳请辞职，以避贤路……
农林总长宋教仁辞呈：
……今者国务总理唐绍仪已辞职，国务院亦有改组之势，教仁窃幸得告退之机会，谨披沥下情，恳请准予解职。抑教仁更有不能已于言者，教仁少孤，长避地东瀛，历十余年，未尝一归觐也。迩来祖母、长兄相继去世，惟母氏抚媳课孙，撑持门户，近且七旬矣，思子情切，门闾倚遍，每手示促归，谓教仁知有国而不知有家，知有亲爱同胞，而不知有生身之母。教仁捧书涕泣，悔恨者久之，终于迫以旧政府禁忌，欲束装而不能，然当阴雨晦暝，长夜不寐，时一念及鞠育之恩，未尝不抚膺长叹，冀早毕吾事，而因得稍伸其孝养之诚。今共和告成，国基底定，正教仁退休故园，定省温情之日也。傥犹迟迟恋栈，上何以慰慈帏之望，下何以问人子之心，即向之海外羁迟，亦将无以自解，人孰无情，教仁独忍出此耶？伏维大总统鉴此愚忱，准解农林总长之职，俾得归省慈帏，遂乌私之养，作太平之民……
署理工商总长王正廷辞呈：
窃正廷以樗栎之材，辱承大总统委任工商次长……乃总长迟滞未至，而组织部务，委任部员又不遑暇待，大总统计出权宜，委署总长，正廷俯念时艰，大义所在，不敢谬持私见冒昧受职。数旬以来，夙夜兢兢，时虞陨越。今幸部务粗定，可以重申前请，以践初志。务乞大总统鉴其愚忱，准其开去署工商总长及次长之职，俾可从民国之后，改良社会，辅助盛明，实如全愿……
唐绍仪的辞职，导引了南北双方又启争执。唐绍仪至少是袁系中亲革命党的，他的辞职毫无问题是被迫，因此，南方对唐辞职便表露了极大的关心与同情。
工商总长陈其美因唐的去职曾电袁“有逼退总理”之句。袁乃复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