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电悉。唐总理奔走国事，积劳成疾，匆促赴津调治，连日三派员慰问，劝其回京，信使往来，不绝于道。来电谓有逼退总理之恶耗，殊堪骇诧。参议院为各省代表机关，聚集都下，众目昭彰，讵能听人逼退，即鄙人亦何能坐视，此必幸灾乐祸之徒，造作谣言，挑拨恶感，败坏大局。人心至此，恐中国不亡于前清时代，而亡于此等簧鼓是非者之手。陈总长素明大局，乃竟误听浮言，殊出意外。鄙人受国民付托之重，一日未经卸责，一日不能为壁上观，苟更举有人，得轻负荷，为个人计，乐莫大焉！副总统与各都督俱以爱国为前提，决不为浮言所惑，幸各加剖析，以释群疑，是所厚望。
陈电：
临时政府甫告成立，忽传有逼退总理之恶耗，丁兹时艰，奚堪演此恶剧。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而有益，即更举总理可也，何若是？不然，宁毋躁。鄙见止此，窃愿与各界君子亟起图之。……前电呈词，迫切简直，欲挽唐公之行，免其挫折，其与尊谓信使往还数四挽留之意正同一辙，不知起人惊疑者何在？美纵不文，审诸词意，并无不通。讵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南北人士观念有所不同欤？……
还有广东都督胡汉民和袁的往来电：
胡电：
统一党电，对于唐总理，诬以监守自盗，避责潜逃；对于同盟会宋、蔡诸公，诬以结党把持，意图构乱。信口雌黄，任情丑诋，放纵卑劣，莫此为甚。夫唐总理是否监守自盗之人，宋、蔡诸公有无构乱之事，应在大总统洞鉴之中，果有其事，请大总统布告天下，明正其罪；果无其事，请大总统严究廿五日之电所由来，还治以虚诬之罪，以为挟私败公者戒。汉民对于唐、宋、蔡诸公绝非有所阿私，第以民国初立，群言淆乱，正贤者难进易退之秋，若复任此辈舞词播弄，贤才将更裹足，大局益复何赖？且唐总理由总统善任，诬总理无异亦诬总统。此可忍，孰不可忍。务请彻底惩治，以彰公道。政党之分立，固不能不有政见之争，仍必以国利民福为归宿，若怀挟私见，捏造事实，是法律之罪人，岂复有政党之价值，当亦大总统所深恶痛绝也。
袁复电：
近来会党名目，记不胜记，电文攻讦，百怪千奇，甚至以列名露面为荣，一予推求，便增价值，即鄙人亦常受各报界之丑诋。只以民气方兴，不欲压制，然村妇骂詈，自诩其能，此等放纵之恶风，势同传染，长此不戢，民德何存？应彻究由来，以为挟私败公者戒。已交内务部查明严禁矣。
关于唐绍仪的去职，同盟会曾有下面两个重要电报，可以参考：
（一）北京中国同盟会本部6月23日致各支分部电：
唐总理于（六月）十五日微行至津，此间人士不识真相，谣诼繁兴，人心颇为摇动。实则唐自就职后，因所抱政策多不能行，郁郁不得志，屡欲求去。其最近原因则因为王芝祥都督一事。王被举时，唐在南方力荐于总统，请加任命，总统允其请，招王来京。王至而总统又以他故派王赴宁整理军队。唐以王既被公举，又系南产，任为直督可借以融洽南北感情，消除统一之障碍。且在南方与本党要约在先，更难失信，坚拒不肯副署。适王君（六月）十四日出京，唐见事不可挽回遂浩然有去志。唐之此举不徒拥护共和，尊重信义，服从党见之点为晚近政客所难能，而就法律、政治上观之，尤有莫大之关系。民国《约法》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主体，总统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主张此项权力必待国务院之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其实权握于国务员之手。总统之地位至巩固至尊严，除非常之事件外，对于参议院不负责任，惟国务员则常立于被指斥弹劾之地位。《约法》既予以重大之责任，则其所以监督之者不可不严也。副署之权若可放弃，则国务院不过总统之器械，责任内阁之大义湮矣。唐以主张《约法》上之特权之故，不惜以国务员之地位为保障之代价。吾人闻之当如何崇仰效法。至其始则委曲求全，继见事不可为，内断于衷，决然舍去，断绝葛藤，态度之严正果决，方之东西大政治家实无愧色。或以其身为总理，不告而行，似嫌手续有关，不知唐之行在星期六，已将一切事务部署就绪，次日为星期，例得休息。总理虽为国民公仆非比囚徒，不能夺其行动之自由。星期一为国务例会，恐不能到会有碍政务，即电公府呈请病假，于手续并无不合。反对党吹毛求疵，百计中伤，倘吾党不察从而和之，适堕奸计，不得不详为报告。
（二）同盟会本部7月1日为揭出唐总理野游原因致驻沪机关部电：
唐总理自上礼拜六出京后，礼拜一由津来电，请假五日，不知者辄以为过，且谣诼纷兴，迄未能已。考此次实因唐总理以种种之障碍，莫能实行其所抱之政策，而又不欲悻悻然以去就决绝，故不得已循各国大臣野游通例。于十五、十六出游天津，借请假以为平和之退去，所处得体，无可訾者。今将种种原因揭出，以释当世之疑。唐总理自身任媾和以来，首以南北统一不分畛城为目的，次以整理现今之财政为最要策，故其结果南军着着退让，而孙总统之解职，参议院之北移，黄留守之撤兵销职，盖无一不出于开诚布公，而所约以柏文蔚督山东，王芝祥督直隶者，亦为调和之苦衷。袁总统皆临时异议，谓南军曾北伐，不可与相近，乃别思位置，欲强唐总理副署，唐数言之终不之听，竟将失《约法》上之副权，唐为保持民国计，为保持《约法》计，不能不退者此其原因一。财政总长熊希龄罔识外交，喜弄骗计，骄谩不才，稽核条件八款，几陷民国危亡之地，独断独行，目无总理，致唐之政策非特不得实行，而反受连带之累，此其原因二。此次内阁本非政党，政见既不无猜疑嫌忌，难以和衷共济，而奸狡者且肆其倾轧排挤，此种弊端实非民国幸福，责任内阁遂致徒托空言，此其原因三。外间不察，助以反对者之巧诋，致令是非颠倒，黑白不详，且有捏造外人书函以诬蔑唐者，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如此行为非污唐氏一人，直辱及民国全体，吾党爱中华民国，只求不愧对国民，至于无价值者可不必多与较量也。
第37章 内阁性质争议
唐绍仪是民国首届内阁总理，这时北京的民国政府，一半是承继前清的旧政府；另一半是自南京移来的临时政府，所以一切零乱无章。其各机关情况大致是：
外交部新人较少，仅加了四个人。陆军部参谋处容纳新军人最多，湖北一省就来了300多人。财政部仅设筹备处，一律用的旧人，要待南方人来后才分司。内务部一直闭锁，不过内务部自前清末年一直掌握在赵秉钧手中，而内务部实际所管，只有内外城巡警，巡警有巡警厅，人员均照常，所以一切无变化。教育部新旧杂用，分司办事，最有规模，成立才一个多月，就合并法律、政治、财政三校为法政学堂，调换大学校（前清的北京大学堂）校长，以严复为校长兼文科学长，王世澂为法科学长，洪铸为工科学长。司法部总长王宠惠曾出通告，谓南北一视同仁，无分彼此，其派出的接收人员，南四北五，同时订立规章，荐任由总长自行征辟，委任一律考试，但报考者仅九人，因旧日观念，司法系冷衙门也。最热闹的是交通部，因施肇基一到任便裁了500多人，而只留40人，被裁的人吵闹得很厉害。施肇基本是办洋务的，洋文甚佳，曾随前清醇亲王到过德国，后入外务部任丞参，专管中俄交涉。唐绍仪组阁时本内定施为财政次长，后因唐兼交通，乃举施自代。施发表外务部同事曾述棨为秘书长，对曾极为信任。一切公事俱送秘书长批，次长反而无所事事。施到任第一日，即革去门房及茶房多人，随即把大堂油漆一新。出席参议院宣布政纲时，先命路、电、邮、航四司各拟说帖，携带前往报告，其报告中述及参议员发电报须由议长盖印，言至此便向议长行一礼，议场为之哗然。农林部因系新设，故无短长。工商部是采新旧并用。海军部总长刘冠雄本是海军旧人，资格很高，与袁世凯极有交谊。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曾邀刘，刘说我是赞成革命的，不过将来若北伐，则将和袁项城兵戎相见，我于私谊，势所不忍，于是聘刘为海军顾问。南京之海军部有72贤和83万人马，后者是指掌权的83位烟台海军毕业生。刘任总长后一方面大量淘汰北京旧人，一方面将南京部员未毕业者，勒令继续学业，南京人员大哗，以海军协会名义函刘，骂他用人不当，若不改辙，将以手枪炸弹对付。刘甚窘，乃改为留职人员一律考试，其中有海军大学出身的，资格较刘更老，认为考试定去留迹近侮辱，这样闹来闹去，使海军部亦无法办公。
唐绍仪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时，曾发过一批委任状，同时还面允安置的也很多，待唐北返后，一切事与愿违，自己也是风前烛瓦上霜，于是闭门谢客，连面都不敢见南来客了。可怜许多北上攀龙的人们，只落得敝车羸马，萧条万状。
在唐内阁时，国务院的主要人物有五位，即：总理唐绍仪，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国务会议是每逢二、五、八召开，会议中多数是商量借款事，其次则是讨论各部章程。因政府还在草创期间，各部总长亦无官邸，蔡元培、宋教仁、刘冠雄、王正廷都是住在国务院内，好些秘书亦住院中，因此开会甚为方便。赵秉钧不大参加开会，前面已说过，他认为他这个部是直接听命于总统的，不过他不出席国务会议，向袁世凯说的理由是：国务会议中，关系内务部的事甚少，而目前维持秩序事大，所以不赴会。
这时，国务院中已设有记者招待所，规定中外记者于每天下午2时至4时可以前往采访，由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负责接待。魏有外交才，长于应付，能避重就轻，雄辩滔滔。
袁、唐的亲密关系，前面已有交代，他们自朝鲜共事订交起，20余年互相呼应，如手使臂，但自唐任北方代表赴南方谈和起，两人便常传出不和的消息，甚至可从往来电报上获得证明。迨唐返北京后，两人所表现的，又是鱼水之欢，极为融洽。袁世凯首次至参议院发表的咨文，大家认为是一篇“教书”，这文稿据说是梁士诒的大作，其中甚多由唐改窜。袁的原稿最后一段是：“本总统与唐总理廿年深交，生死一意，望诸君竭力辅助。”这显示袁强调和唐的亲密关系，不过这文件至发表时则已经唐改为：“此次特任国务总理唐君与各部总长，皆一时济变之才，世凯正资倚任，共支大局，愿国民深信之，赞助之。”唐认为后者大方，不言私交而强调公谊。由此可见两人还是很合拍。而后来的龃龉，正是作者前章所报道的，是北洋系人在袁面前挑拨所致。唐在内阁中和蔡元培、宋教仁很接近，有事都和他们商量，这一来当然更激起北洋系的怒气了。唐内阁中，实际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财政总长熊希龄，他主持财政，国家一无收入，和六国银团借款，先和唐绍仪有了意见，后则和同乡黄兴大打笔墨官司。唐辞职后，熊的组阁呼声最高，因为他不是袁系，但也不是同盟会。唐阁另一重要人物赵秉钧是袁的死党，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为人外圆内工心计，有一套笼络人的方法，故深得部下拥戴。自清朝开办警务，他就参与，故形成一支力量，地盘最固。他控制步军和巡警，与冯国璋控制禁卫军同为袁两大支柱。他公开表示不和唐合作，唐对之莫可如何。
唐在内阁中和蔡元培、宋教仁接近是事实，不过这亦有其背景。唐自主持和议起，即愿见中国共和统一实现，其私心深愿孙中山能和袁世凯彻底合作，他自信既和袁有多年共事之雅，又和孙同乡，自任国务总理后，深愿形成责任内阁以化除袁和各方面的冲突。可是这方面完全不为袁系的人所谅解，且认为唐加入了同盟会，有出卖袁系的嫌疑，因此内阁中袁系的赵秉钧、段祺瑞等都歧视唐。熊希龄亦非同盟会，且为袁所垂青，自亦不理唐，唐乃不得不和蔡、宋相接近。到了借款问题发生后，唐、熊益成水火，袁更利用参议院中共和党及统一共和党联合攻击唐，所以不待直督问题，袁、唐已非分手不可了。
唐组阁时，原是以混合各党派的内阁相号召，结果闹得如此纷歧，于是大家认为混合多党派的内阁不是好办法，应该组织政党内阁，如英国式。
6月21日，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三党党员乃举行联合会，以交换唐去后对新阁组织的意见。同盟会坚持要求组织一个政党内阁，共和党则主张超党派的超然内阁，统一共和党赞成超然内阁却反对共和党所提“国务总理必举总统信任者”。这个联合会意见完全不能一致。
同盟会乃推派代表晋谒袁世凯，申述对新阁意见，建议组织政党内阁，绝不参加混合内阁，袁答复说：
日前（唐）总理出京后，余派梁秘书长、段总长、梁孟亭君前后赴津挽留速来。日前唐递请假呈，现在假期尚未满，如唐仍肯回任，自无问题发生，如必要辞职则总理改派自不容缓。诸君所说超然内阁及政党内阁余均不能赞成。余意现吾国情形两种内阁均不适用，第一人才缺乏，如今专取共和党、同盟会或超然无党之人组织内阁，无论何方面均不能得许多人才。故余之意见非连合数党及无党之人共同组织，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诸君以为组织内阁系从政党上着眼，余则纯从人才上着眼，如宋遁初（教仁）天姿才调逸越侪辈；蔡鹤卿（元培）学问道德一时敬服；王亮畴（宠惠）法学专家当世寡俦；刘子英（冠雄）于海军学有专门，才具亦可佩服。余荐举此数人为国务员并非以其为某党之关系，乃以为当世人才而荐举之也。我国现今党派虽多，而于一党之中求其人才与国务员地位相当者一时恐难求全。故余不注意党派，而专注重人才，其人为余深服者，无论甲党、乙党或并无党，但热心国事，余必引为辅助。
诸君深知吾国今日政党方始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才辈出，彼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今余意实不能赞同诸君之说，余主意在得人才，但问其才与不才，不问其党与不党。吾国今日国势危急，举国共知，而政党幼稚亦吾人所不能讳，余提此主意亦属不得已之故。
余尝与二三国务员谈及，余前此退居林下，何等安闲；此次出山冒兹艰险，担兹重任，实为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尽之义务。余宗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热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否则余亦不能强人所难。至此次总理及二三国务员或有辞职之意，余以为全非党派关系，不过因个人意见未能十分浃洽，故如唐决计辞职，则第二次内阁，余以为可一切仍旧，惟总理及一二国务员必不肯留者略为更动可耳。
此外余尚有一言：今人多谓民国成立矣，南北统一矣。自余观之，半年以来外则各国尚未承认，内则各省秩序尚未恢复，再论眼前，一切制度毫无头绪，如此之民国，但能谓有其名耳，何得谓之完全成立？譬之建屋，地址虽定，而图式未成，栋梁未树，以云落成，相去尚远。不宁惟是，数月以来，我国改造共和，一举一动，系人观听，如内部自行纷乱，人将谓我何？故余以为此次内阁在形式上断不能为全部之更动也。
总之，余奉告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断不可沾沾于一党关系，亦不能硬以平和时代政党更迭消长成例适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为国务员者以热心任事为主，须有自信力，万不可轻听局外褒贬，以为进退；为议员、为国民者当体当局者之苦衷，力与维持，不宜以党派意见拘束而牵制之，使其无发展之余地，如是则中华民国庶有完全之日乎？
此外尚有为诸君告者：须知组织内阁大非易事，《约法》上定明大总统任免国务员，须得参议员同意，然一经参议院不同意，则名誉丧失，人亦苦轻于尝试。前次余约梁如浩为交通总长，南京参议院不同意。梁之为人舆论如何，余姑不问，自余观之，则外交极为熟悉，办事亦至周密。其后余虽以个人名义请其到京辅助，而梁均不肯，后经余数次电催，始于日前到京，然对余宣言，万不能再任国务。当世贤才，然标怵于危局无惜，或又均以梁氏为戒，不任国务；或并北京亦视为畏途。故予深愿参议院诸君能知此中为难情形，断不可使人人短气也。
《临时约法》特设总理，大总统不负责任，然以予观之，不负责任者亦有大小区别。譬之商店，国民如东家，大总统如领东，国务员如掌柜，商业之计划布置，银钱货物之经理出入，固掌柜责任，然苟掌柜不得其人，驯至商业失败，濒于破产，则领东不能不负责，东家亦不能为领东宽。现在国务员当行政之冲要，一国政务罔不赖其筹划，政务得失自属国务员之责成。然苟国务员失职，驯至国随以亡，或虽不亡，而至于不可救药，则大总统究能不负责任否？国民能不责备大总统否？
袁的谈话显示他反对政党内阁，同时这时他已决定由陆徵祥为国务总理了。
6月28日，同盟会举行职员会讨论组织内阁问题。蔡元培提议：同盟会各国务员应全行退职，以示本会主张纯粹政党内阁之意见。刘揆一首表反对，以为本会在北京已属势力薄弱，若国务员退出则将来内阁消息亦难闻问，前途殊多滞碍。宋教仁则很坚决，他说：“此次国务院改组，本人向主张纯粹政党内阁；至他党组织，本会各员退出，本人早已发表，刻即他人不欲退出，本人一人亦决辞职；即本会同志必不赞成，则余即出党亦可，决不使自己主张之宗旨致相矛盾也。”经热烈讨论后，赞同宋的提议，决定同意陆徵祥出任国务总理，惟同盟会会员加入内阁者即开除党籍。宋的这个态度，被人误会，以为他除了当国务总理外，连同盟会的同志参加内阁都反对。
第38章 陆徵祥超然内阁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于民国元年6月15日离京出亡，27日辞职获准，袁世凯于6月29日发表外交总长陆徵祥出组新阁。袁想强调这个新阁是一个“超然内阁”，既不属于袁系，也不是同盟会或君主立宪派。陆徵祥字子兴或者为子欣，1871年（同治十年）6月12日生，江苏上海人，毕业于广方言馆和同文馆，攻读英、法、德、俄文，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翻译，此后即一直在外交界服务，民国成立前，已升任驻俄公使。他在国内政治上是个超然的、无色彩的外交家，又对国内政情不十分熟悉，因此是一个最好利用的人物。
陆徵祥的内阁，有四个部的总长获得连任，就是外交陆徵祥兼，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由于这四名阁员连任，所以不提交参议院征求同意。另外六个新阁员名单是：财政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孙毓筠、农林总长王人文、交通总长胡惟德、工商总长沈秉堃。决定这份名单以前，袁预定邀请同盟会会员的名单中，除了孙毓筠和沈秉堃外，还曾属意于胡瑛，曾派熊希龄及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分别去和孙、沈、胡接触。袁认为这三个人和周自齐都曾任过都督，于内政皆有经验，如能入阁，对于军民分治和内政统一均有帮助。至于内定交通总长胡惟德，是陆徵祥所主张，由于陆徵祥回国未久，对于本国政界情形多不熟习，所以要找一个和他关系较深的朋友来配合，胡和陆共事多年，服务外交，洞悉条约，交通部所掌事业多和交涉条约有关，故要胡惟德主交通。
胡瑛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所派的山东都督，他循海路赴烟台，由杜潜率闽军三千乘海筹等五舰护送抵烟，成立都督府，委张学济为秘书长，连绍先为鲁军司令。但山东方面已有袁派的张广建自称山东都督，所以大家只好称胡瑛为烟台都督。他电邀在天津办报的胡鄂公来烟台，想请这位本家做鲁军总司令。胡鄂公问他：“你有多少枪？多少兵？”胡都督答：“尚待调查。”又问：“张广建有多大力量？”胡瑛亦摇头说：“不大清楚。”胡鄂公说：“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这战争如何打？”不久，胡瑛、张广建两败俱伤，袁乃派周自齐以度支部首领调任山东都督，另任胡瑛为陕甘经略使，其后再改为新疆、青海屯垦使。当胡、张互争都督时，在武昌的黎元洪，为了调停山东争督事，曾发出通电：“胡都督贤劳国事，奔走拘囚，自武汉起义，赞助外交，东南半壁倚为长城，元洪饮水思源，尤所深感，乃因蕲求统一，竟请取消重任，归隐故园，视富贵若浮云，爱共和若性命，此等人格，直当铸金事之。……至张都督内清伏莽，外固边防，而人地似不相宜，再四思维，惟有恳袁大总统将胡都督准予离职，张都督调离东任。”云云。
陆是于元年6月29日受任国务总理，7月18日经参议院以74票通过其出任总理。即日以总理身份赴参议院报告施政方针。由于陆颇有国际声誉，所以议员们认为必有高见，怎知陆演讲说：
徵祥今日第一次到贵院与诸君子相见，亦第一次与诸君子直接办事，徵祥非常欣幸。徵祥二十年来，一向在外，此次回来，又是一番新气象。当在外洋之时，虽则有二十年，然企望本国之心，一日不忘。公使三年一任之制，尚未规定，所以二十年中，回国难逢机会。然每遇中国人之在外洋者，或是贵客，或是商家，或是学生，或是劳力之苦民，无不与之周旋。因为徵祥极喜欢本国人。此次回来，本国朋友非常之少，尚望诸君子以徵祥在外洋时周旋本国人来对待徵祥，则徵祥非常荣幸。二十年间，第一次回国仅三个月，在京不过两星期。第二次返国，还是在前年，在本国有十一月左右。回来之时，与各界之人往来颇少，而各界人目徵祥为一奇怪之人物。徵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还有亲戚亦不接洽，谓徵祥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所以交际场中，极为冷淡。此次以不愿恭维官场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之人，居然叫他来办极大之事体，徵祥清夜自思，今日实生平最欣乐之一日。在外国时不知有生日，因老母故世颇早，此回实可谓徵祥再生之日。以上所说之话，不在公事之内。
议员们听了陆这篇演说为之大哗。第二天参议院投票表决陆所提的阁员同意案时，遂主张以不信任总理而悉数予以否决。不过也有主张让陆一试，其理由为：（一）陆在参议院的演说，系说明提出阁员的理由，并非发表政见；（二）当前局势有政府总比无政府好，陆组阁还未成，未经考验，无从分别其好坏；（三）陆叙其生平不赌博不做生日，正见其人不矫饰不欺人；（四）袁事后对人表示，即使不擅长演说，亦不见得不足以担任总理。俾斯麦一到议会便面红耳赤，然俾斯麦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五）陆徵祥在参议院获得74张同意票，今若因一席谈话便推翻其总理，则当日之74张同意票岂非盲举。
尽管袁和部分参议员有上述主张，可是参议院仍然予陆以极大的难堪，在不给陆总理面子的原则下，一口气把陆所提的六位阁员名单全部否决。陆徵祥还未过了国务总理的瘾便先尝到当总理的苦头，吓得只好称病住进医院，其实也是无脸见人。他住进医院后，抵死也不肯出来。
自参议院否决了陆内阁新阁员名单后，同盟会的议员们认为袁世凯的“超然内阁”路线走不通，于是大家又唱出“政党责任内阁”。拥宋派主张由宋教仁组阁，亦有主张由黎元洪组阁，其下由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联合参加。这个酝酿并且见诸行动，是在什刹海的集贤堂公开讨论，由唐内阁秘书长魏宸组提出，宋教仁极力赞成。还有一派主张由蔡锷组阁，因蔡是统一共和党人，而其主张又和共和党接近。同盟会对蔡亦引为同志，蔡锷出来组阁，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都会全力支持，共和党亦无从反对。
当组阁问题正在酝酿时，国际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日俄同盟条约》签订，过去日俄对立，在侵略中国行动上互相监视，于中国是有利的，这是李鸿章外交上的大原则。日俄同盟，联成一气，可以同心协力瓜分中国，于中国是大不利。另一事是英国宣布在西藏有绝对自由行动的权利。由于这两个外交事件的刺激，使陆徵祥组阁化险为夷，因陆长于外交，正符现实需要。
同时参议院中部分议员亦认为应该委曲求全，其他如孙毓筠则认为总统可以解散参议院，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北京各报亦赞成孙的提议。
对议会的反感可由章炳麟、张绍曾、孙毓筠、王赓等致武昌一则电报表露无遗，电云：
武昌黎副总统鉴：借款不决，东使西行，处分支那，已在商议，往返四月，势即瓜分。原其借口，在中国政府之无能力，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谋，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财政部制议二月而不成，陆总长名单以众妒而反对，裁兵之案延宕逾时，省制之文磋磨累月，以致政务停顿，人才淹滞，名曰议员，实为奸府。时不待人，他族入主，当是时，议员各鸟兽散矣，尚能为国民负责任耶？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迩来南北智士，佥谓改定《约法》，尚待来年，急在燃眉，岂可坐俟？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此存亡危急之顷，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附，宜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为议员者亦当重国家，暂舍高权，总己以听，此盖众心所同而未敢冒死以争者也。某等辁材绵力，人微言轻，以公首倡大义，勋业格天，一言之重，逾于九鼎，为此冒死直陈，不避斧钺，敢请昌言建议，并与各都督协商，速振纪纲以救灭亡，不胜惶悚待命之至。
另有武昌军界首领前鄂军第四镇统制邓玉麟、军务部长阎鸿飞、军政府军咨官方兴等，联名致函参议员，全函略云：
参议院诸君惠鉴：诸君非代表全国，自负为忧时爱国者乎？亦曾思廿世纪为何时代？中国所处地位为何地位乎？自第一期内阁推翻，新内阁组织月余，尚未完全，列强对于远东政策为之大变。外交团借债决裂，日皇亲临议会，西藏风云日形紧急，库伦之兵进攻科布多，瓜分惨祸悬诸眉睫。其所以迟迟未发者，盖一二野心国欲肆鲸吞独占优胜，均势之局尚未协议妥洽耳。今则桂太郎业已首途西游矣，日俄同盟业已腾播世界矣。当此万钧一发之时，诸君即协力同心，消融一切，孜孜焉讨论大计，力图补救尚虞不济……竟于日昨政府提出之新国务员六名，概以不同意否决之，似此视国事如儿戏，觍然糜月薪二百元，真全无心肝，不知人世何者为耻辱！无论该六员中若沈、王、周之久历封疆，夙著成效，即胡、孙、章，亦为近今人才。诸君于其中二三人不能满意，尚属情理，今概以否决了之……玉麟辈嫉恶如仇，不知忌讳，今与诸君约，苟能痛改前非，以国家为前提，则宽其既往，予以自新，以观后效；如仍怙过不悛，则玉麟辈一介武夫，为国家起见，惟知以武力判断，虽受破坏立法机关之痛骂，亦所不计。……良言止此，听则国民之福，不听则努力自爱，各行其是，逆耳之言，惟希亮察！
这批军人的公开指责，毫无问题是袁指使的，袁透过一批武昌将领出而挑衅，比由北洋军人出面高明得多了。
由于参议院否决了陆内阁的六名新阁员，爆发了国会和政府的大危机，各方对参议院的行动多有微词，袁世凯也用尽方法对参议院施加压力，军警会议发表公开电就是袁的法宝。袁同时招待全体议员，宣布国际间的危机，以及无政府的危险。这时出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通电和传单，有谓要杀议长吴景濂及谷钟秀，有谓要用炸弹对付议员，有匿名电话给议院说军警要暴动，这都是初期民主政治的怪现象。由于这千奇百怪的威胁，许多寄居财政学堂的参议员竟偷偷地搬了出去，同时不敢出席参议院。
军警会议公所除了发表公开电而外，还召开特别会议，中级以上的军警官佐都出席，会场中情绪甚为激烈，认为参议院误国，应用武力解决之，最后决议：（一）请大总统再规劝参议院；（二）公推代表往谒陆总理，请其打消辞意；（三）如参议院仍顽固不化，仍不投同意票，则请大总统解散参议院。最后还发表一项声明，说是明知军警不应干涉政治，但为了国家前途不得不出此。第二天军警代表四十余人趋赴国务院谒陆。陆徵祥着燕尾服，一副外交家派头和来宾握手、问姓名、寒暄。军警代表余大鸿首先致词说：当前外交危急，非总理维持不可，外间虽有阻力，但请总理千万不可求去，这是我们军警界全体的意思。本来我们军警界并不想干预政治，不过我们亦是国民一分子，国家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本于国民天职，不能不有此一来，何况南北之能达到统一，就是由于南北军人以国家为前提，不忍兵戎相见，使国家纷乱，同胞受苦。今天如果总理一去，国事瓦解，外患相侵，战祸必不能免，所以我们才来见总理，请你打消辞意云云。
陆徵祥答词说：我自十多岁做学生起，原想牺牲一身为国家尽力，数十年如一日，直至今天，此志不变，所以在唐内阁时代虽曾屡次辞职，仍奉命留职至于今日，即是由这种思想演变而成。现在承各位的好意，我是非常感谢的。我在外国多年，还没有见到军人对国务员有如此的诚恳和善意，使我不仅感激，而且十二分感动。今后无论如何必将尽全力服务，即使牺牲名誉，牺牲地位，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请各位把我的意思转达全体军警界的同人，我非常谢谢云云。
这一幕演得很动人，据一位代表事后追忆说，这位通洋务的总理，态度倒是非常诚恳，不过他的讲话实在不敢恭维，怪不得参议院有反感，他的话不脱上海土音，声音又低，而其文法又是外国语文组织，因此如果不仔细静听，则无法洞悉其全部意思。
在参议院第二次投票同意陆阁阁员前，北洋军系的四位巨头：毅军统帅姜桂题、直隶提督马金叙、执法处长陆建章、拱卫军司令官段芝贵，约请同盟会会员陈策，假安庆会馆宴请参议员、新闻记者和政界人士。其中还邀了一位女领袖，是革命军女子北伐队队长沈佩贞女士。首由陈策致词，他说：“今天主人有军界的四巨公，由于鄙人和各位先生较熟，所以邀鄙人同列为主人，以资介绍。现在想请孙少侯先生为临时主席。”孙少侯即是孙毓筠，他起立致词，谢主人的盛情款待，同时希望这类联络感情的聚会应该多举行，既可沟通各方意见，又可免除许多不必要的误会。接着便由主人之一的陆建章演说。陆很会说话，说得很动人，他说：
民国成立以来，大家都忙，因此各方很少能共聚一堂，交换意见，敦睦感情；由于缺少这种联系，所以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误会。我们很久以来便希望邀请各界联欢，借得机会请教一切，今日之会就是这个目的。不过因主人都是军界人士，可能外面又会生出两种误会：一是以为今日之会在调和党见。各位先生各有其党，各持自己的党见，这是民主，用不着调和，更不需要军人调和；二是认为我们干涉政治。这就更严重了，身为军人而干涉政治，我们虽然愚顽，还不会出此下策，亦没有胆子敢如此做。然而我们既不调和，又不干涉，则有何打算呢？要知道，我们军界人士亦有国家观念，当今外患日迫，财政愈危，我们希望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而就急，今日内阁人员所致力的急务是外患和财政，如果长期没有政府，亡国的责任应在何人身上？近日外间有个传说，说是军人将干涉参议院，我们四位主人各有统率的军队，我们敢向各位保证，绝对没有其事，我们愿意请各位查一下，如果有证据证明军人真有此动机，我们甘愿受国法制裁，希望各位参议先生勿听谣言，以国家为重。今天在座还有新闻记者先生，我们知道，这次推翻满清，成立共和，新闻记者最有大功，因为报纸上每天的报导都说南军如何精强、如何凶猛、如何众多，铺张扬厉，皆系为了鼓吹共和，这不能算是造谣。如今民国告成，各位记者先生何妨用这种生花妙笔为国家鼓吹，如：今日财政虽十分困难，诸位记者先生何妨在报上说还能支持应付；当前党见虽有异同，各位何妨在报上强调并无党见；国内形势虽然还不十分统一，诸君何妨说已臻统一了。新闻记者是时代的领导，你们说在前面，大家就会跟你们说了。
陆建章的话，颇使听者为之动容，与会人士偷偷说：如果国务总理的那个姓陆的（指陆徵祥）有这个姓陆的口才，则参议院绝对不会印象如此恶劣，也不会发生这次政府危机的。
民国元年7月26日，袁世凯再以咨文给参议院，略谓：时局阽危，朝不保暮，阁员悬旷，百务废弛，中外共瞻，险状何可思议。前次提出六员，既经贵院否决，兹特重行遴选，拟任周学熙为财政总长，许世英为司法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陈振先为农林总长，蒋作宾为工商总长，朱启钤为交通总长，依照《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咨请贵院同意云云。这个咨文事先很秘密，提交参议院时，各方预料可能仍有一半或过半不能通过，结果出乎意外，只有工商总长蒋作宾未获通过，改由刘揆一递补，获得参议院同意。这一天出席参议院的议员91人，会场秩序甚为静穆，投票进行时，有一位议员拈了一张条子给隔邻的议员。旁观席上的记者用望远镜透视会场情形，看见这张条子上写着四个字，是：“议员无骨”。
自6月27日唐绍仪辞卸国务总理后，僵持了整整一个月的无政府状态乃告结束。
在政府真空状态中，袁世凯发表了各省都督名单：黎元洪兼领湖北都督，谭延闿为湖南都督，孙道仁为福建都督，朱瑞为浙江都督，李烈钧为江西都督，尹昌衡为四川都督，张凤翙为陕西都督，胡汉民为广东都督，陆荣廷为广西都督，冯国璋为直隶都督，赵尔巽为奉天都督，陈昭常为吉林都督，宋小濂为黑龙江都督，程德全为江苏都督，柏文蔚为安徽都督，周自齐为山东都督，张镇芳为河南都督，阎锡山为山西都督，赵惟熙为甘肃都督，杨增新为新疆都督，蔡锷为云南都督，唐继尧为贵州都督。
同时在总统府内设立财政会议，每星期一开会一次，由袁世凯亲自主持，出席会议的人几乎全部和借款事有关联，计为：梁士诒、叶恭绰、梁如浩、胡惟德、施愚、熊希龄、周学熙、赵秉钧。
中国银行则于元年8月1日正式营业。前面已提到，中国银行的前身是大清银行（光绪三十四年成立）资本1000万两，官商股各半。辛亥起义后，营业停止，损失甚巨。其后改为中国银行，被官定为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由吴鼎昌任监督，旧大清银行的商存各款1000万两，及商股500万两，均改为中国银行的存款，由银行分笔摊还。
中国银行成立后，发行兑换券一元、五元、十元三种，由财政部分咨内务部、交通部及各省都督指令商民及邮电、路、轮、税、厘各公司机关一体适用，不得留难折扣。
陆内阁难产，但终于呱呱坠地。这位被各方尊为外交长才的陆徵祥，在外交紧张空气中登台，不料他上台后首先碰到的，不是外交问题而是内政问题。
第39章 张振武被杀
在辛亥武昌首义时，有三位年轻人都是策动武昌起义的重要角色，对于创建民国厥功极伟，那就是名闻全国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
孙武是清朝末年革命党在华中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的负责人之一。武昌首义前一天，他在汉口宝善里22号的楼房中搬移炸弹，部署起事，不料用力过猛，把一个玻璃管子撞破，药水滴在炸弹里面，“轰隆”一声炸弹爆炸，把他的面部烧得稀烂。幸而同志们用一块毛巾盖在孙武脸上，装扮成病人，坐了一辆人力车送往同仁医院就医。由于这一爆炸，惊动了印度巡捕，发现这个革命机关，通知清朝总督衙门，逮捕了许多志士。这些志士慷慨成仁，第二天激起了武昌起义，而孙武因为养病没有参加起义壮举。他本是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因为他不在，群龙无首，方推举与革命党毫无关系的黎元洪。但孙武的大名，仍是武昌起义初期响当当的人物。当时大家都知道革命党的领袖是孙文，以为孙武是孙文的兄弟，这对当时革命士气，有很大帮助。后来他任军政府的军务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都是副部长。
蒋翊武是湖南澧州人，少倜傥有大志，在鄂军中组织群治学社，又改为振武学社，又改为文学社，是武昌起义的原动机关。孙武在汉口出事后，蒋的革命机关被侦破，遂和刘尧澂、彭楚藩、邢伯谦等被捕。蒋装成乡愚状，所穿衣服亦像一个乡愚，且垂辫子，清吏遂将之开释，乃避赴武昌城外。黎元洪任都督后，蒋担任军事顾问。袁任总统后，蒋奉召入京，任上将衔军事顾问。
张振武是湖北罗田人，原名尧鑫，字春山，更名竹山，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法律政治，且入体育会练习战阵攻守诸法，后由湖南人刘彦介绍入同盟会联络部，担任组织湖北革命机关之责。武昌首义时，众军拟拥黎元洪为都督，黎再三推辞，张振武对吴兆麟（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说：“这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正好现在尚未公开，不如将黎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使一班忠于异族的清臣为之胆落，岂不是好。”这一番话后来当然传到黎元洪耳内，因此，张对黎固然意存轻视，而黎对张亦颇有戒心，彼此嫌怨日深，未能化除。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邀武汉首义诸豪杰入京，黎亦希望调虎离山，除去这些眼中之钉。于是张被袁邀入京，受隆重款待。
辛亥“三武”都是非常瞧不起黎元洪的，张振武在北京惨遭杀害，种因便起于此。
黎和“三武”中，比较与孙武亲近。张振武则和黎最先闹翻。他在汉阳之战后，便到上海去负责购买枪支、弹药和服装，这期间两人即极不愉快，主因是张振武所购的军用品，多数不合用，这可以从他们往来的电报中见其端倪。
民国元年1月27日，张振武自上海电黎：“现到机关枪七生点五日本速射炮弹均全，商请邵保拨款，渠不承认，请速另汇八万五千两，找价免延认罚。哈喇呢雨衣已订万套，价五万两，十日内两交，亦祈汇款。”29日黎复张电：“所购到鄂之枪，已经试验，均系废枪，不能适用，尚须速向该厂严重交涉退换。又据来电，所购枪炮子弹均已到沪，须汇款五万元，但不知所购之炮弹、机关枪及该枪子弹为若干？已付银若干？分别电复，即将所购之枪炮子弹全数运鄂，试验后，如能合用，再行交款，庶免受欺。”2月5日张自上海电黎：“枪炮验讫，因找价未清，致不能就江裕轮运上。此后沪船又须一律运兵往浦口、烟台各处，未便借用。查快利在鄂，请速饬来沪制造局接运。”同日黎复张：“所购之机关枪果能适用，须迳运鄂，照价给款，无须通融借给。前所购之枪业已试验，内有坏枪三分之一，缺刺刀者三分之二，子弹因年久药性失效，不能用者三分之一，似此虚糜公款，咎将谁归？须将经手各事清理完结，迅速返鄂为要。”2月6日张振武、陈宏诰联合电黎：“洋商固执不允运鄂找价，并将货物搬至岸上不交，立望电汇五万两，庶可早归。否则迁延枉费，不堪设想。至前购之枪，系丁复亲验无讹，缺失之处，应询丁君。此次枪弹由武验看，确系全新，运鄂如有不符，武负完全责任。”2月7日黎电张：“电悉，足下购办军械，经手甚巨，仅据清册，恐难明晰，现正派员来沪接洽，务将所购军械，全数交清后再行北上为盼。”2月9日张复电：“电悉。武所购枪械、军衣、银照、杂件造具清册，并交陈宏诰等解回。枪械因所欠余款由谭人凤君交出，已分一半，作为救烟（烟台）扫北（北方）之用。现两方面物件均已下船启行，可毋庸派员来申。”11日陈宏诰电黎：“沪上购取衣物器械及清册，振武已交宏诰运回，今日开轮，途中因两次停轮，约七日方能到鄂。青电拟派员来，请免。振武订明日起程。”12日黎复上海陈宏诰电：“电悉，现南北联合，烟台已无战事，张振武所购衣物器械，望全数运鄂为要。”
从上面这些零碎的往来电报中，可以看出张振武是个桀骜不听命令的人。他经手买的军火是否真如黎电报中所说的那样不合用，还没有证据，不过他敢于随便把所购军火分一半自己要去救烟台扫北方，则太任性了。
张振武应召入京后，袁世凯派他为蒙古调查员，他未置可否，便再回到武汉。黎元洪对张本有疑忌，好容易调虎离山，把他送到北京，他竟又折返，可见他对武汉是有野心的，因此，更加猜嫌。这时，全国各地由于欠饷和裁兵，游勇无归，所在谋变，此起彼伏，如驻宁的赣军、苏州的先锋营、滦州的淮军马队、洛阳的清军、芜湖的庐军，及通县、滁州、浦口、景德镇各地的驻军，以及奉天、山东、安徽各省会的防兵，均陆续哗变，幸立即剿抚，才告平定。湖北为革命首义之地，喜动恶静，辛亥革命有功官兵，部分恃功而骄，甚难节制。如襄阳府司令张国基不服编遣，擅杀调查专员。祝制六、江光国、滕亚纲以改革政治为号召，企图推翻湖北军政府。武昌起义著名的楚望台军械所守兵亦发生兵变，在这次兵变中，据说黎元洪查到主谋人是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
当张振武由北京折返武汉时，黎元洪怕他真的在武汉有所行动，又不愿明目张胆对付他，乃邀请湖北籍的参议员刘成禺和郑万瞻由北京返鄂，表面的理由是调停孙武和张振武的嫌怨。孙武因为亲黎，所以和张水火。刘成禺等返鄂后，杯酒言欢，孙、张遂重归于好。这时袁世凯聘张为总统府顾问。黎元洪劝张入京就职，张亦慨然允诺，束装启程，于民国元年8月8日抵达北京。同行有武昌将校方维等13人，及随从仆役30余人。刘成禺、郑万瞻、罗虔等亦于第二天由鄂抵京。8月11日孙武也抵京，鄂省要人于是冠盖京华。在张振武来说，似已决心结束鄂省野心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大祸已在眉睫。
就在8月13日黎元洪自武昌给袁世凯一封密电：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颇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谟，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昼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弭患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回籍者，请就近酌发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至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上，阘茸尸位，抚驭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临颖悲痛，不尽欲言。
8月13日晚上，袁世凯收到黎元洪密电时，即亲取保险柜锁匙找密电本，当时不知密电内容关于何事。不巧这天开保险柜锁匙老开不开，这个保险柜只有袁本人和梁士诒有锁匙可以开启，袁乃请梁帮助开柜，取到密电码本，自行译校。校毕神色紧张，立命梁通知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四人来府，秘密商量对黎电如何处理，对张振武是否下手。梁士诒主张再去一电询黎，是否确属黎本人意思。15日得武昌复电，据称13日电确属黎本人主意，于是袁世凯才决定逮捕张、方两人，立予正法。其命令云：“查张振武既经立功于前，自应始终策励，以成全之。乃披阅黎副总统电陈各节，竟渝初心，反对建设，破坏共和，以及方维同恶相济，本大总统一再思维，诚如副总统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容忍，何以慰烈士之英魂？不得已即着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处长遵照办理。”在此令中末句“遵照办理”，办理何事？就是黎所请求将张、方二人正法。袁这一句伏笔，表示杀张、方二人只是应黎之请也。
所有这些暗中活动，张振武当然做梦也想不到，他于8月14日还在北京德昌饭店请客，大宴同盟会和共和党的要角，在酒筵中还发表演说，调和党见。
8月15日晚6时，王天纵宴集北方军人及湖北来京将校，张振武赴宴后，更在当晚8时偕湖北将校自作主人，宴请北洋重要将领于六国饭店，姜桂题、段芝贵等均在座。这时候段已奉到处决张的密令，一席未终，段称有事先行告辞，其余客人也纷纷退席，主人则不知已大祸临头。
北京的六国饭店，位于东交民巷，由东交民巷至前门之西，正在翻修马路，所以改道由大清门绕棋盘街作为临时便道。张振武离开六国饭店约在当晚10时左右，当时代步还没有汽车，完全是用的马车，由六国饭店出来，共三辆马车，张的老表前江西协统冯君马车在前，张的马车居中，湖北参议员时功玖的马车殿后。冯等马车驰至大清门栅栏，两旁已埋伏了绊马索缠住马蹄，于是伏兵四起，首先把冯缚了。冯问为什么事？有一军人问：“你是不是姓张。”冯说：“我不姓张，我姓冯。”军官乃连说错了错了，即令士兵解冯之绳，而冯已受微伤。原来冯与张均长身中瘦，有点相似。接着张振武马车亦抵栅栏门前，栅门已闭，一阵喧哗，有指挥刀斫马车玻璃声，于是张被拖下了车，五花大绑，随从和车夫亦被拘拿。张被捕后即用大车解送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这时前门以东至小沙土园一带均戒严，押解行列共大车三辆，马步军数十名持枪露刀，军队先将行人驱散，其后则有民装数十人，两人一排，尾随其后，沿路铺户皆熄灯灭火，如临大敌。
张振武在前门大栅栏处被捕是晚上10时，而方维的被捕则比张早一小时。方维系在其住所金台旅馆被捕，约有百余名游缉队将金台旅馆包围，附近戒严，方就逮后，所有随张由湖北来的人均被暂时看管，不准出入。
张被押至玉皇阁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亲自出见，解缚对语，彼此先还说一两句寒暄语。张很生气，见自己的马车夫亦被缚，乃对陆说：我不知我为何被捕，我的马车夫与我毫无关系，应该先释放。陆立即命副官释放。然后张向陆要纸笔，写了一封短柬给前鄂军第四镇统制当时在北京与袁颇接近的邓玉麟，函中略云：弟忽被大总统之军队所缚，不知是死是活，请兄为我分明，身边未有分文，请兄为我设法。末并请邓照顾其随从人员及家属。信写好请陆派人送，陆也立即交人送至十二条胡同邓寓。张其后发觉一部分家人也被缚，乃告陆说：我的家人请开释。陆也应允，立将其家人释放。这些被释的人都由车子送到很远的地方才释放。
这时张振武乃问陆建章说：“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你根据什么法律逮捕我们？”陆微笑着把黎元洪的来电给张看，张看了气得脸都红了，大声地说：胡说！胡说！陆又把袁世凯的命令给张看，张看了愤慨地说：“死吧！看你们能横行多久。”这时已子夜1时，陆挥手示意，执刑的人乃上前，张不许捆绑，乃常服受枪，张振武中二枪，一枪中腹肚，一枪中肩，一代英豪，开国元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另一方面，张的老表冯君和时功玖在大清门遇事后，立即赶至石桥别业的共和党总部，遍告大众，大众均骇然，时功玖又赶赴东城邀集孙武、邓玉麟等同往玉皇阁军政执法处，这时已午夜3点钟了，处长陆建章已入睡。孙、邓、时等力促传达请陆出见，陆满脸睡容出见，孙、邓、时等均向陆责问：张犯了何罪？为何采取这种手段对付开国元勋？邓玉麟则表示先把张、方两人保释，有罪的话可循法律途径找解决。陆建章把他的话打断说：“各位不必白忙了，张、方两君已经伏刑了。”说着便从身上取出袁世凯的处决令，同时说：“这个命令是由段翼长交来，还有陆军部的部员前来监视行刑，我只是奉命行事，各位的责备，我无话好讲，请原谅。”孙武、邓玉麟、时功玖听到这个噩耗几乎跳了起来，眼泪夺眶而出，大家哀痛而愤懑。陆建章请他们用茶，请他们休息，他们完全不理，带着愤怒和眼泪冲出了玉皇阁。时功玖恨恨地说：“这是冤狱，我们要替振武报仇，要报仇！”
张振武被杀事件，使湖北旅京人士大为激动。张伏刑的当天清早8时，孙武、邓玉麟、刘成禺、张伯烈、张大昕、哈汉章、时功玖等同赴总统府质问。袁世凯亲自出见，他说：这件事我很抱歉，但经过情形诸君当已明了，我是根据黎副总统的来电办理，我明知道对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会骂我，但我无法救他的命。袁的语气把这事完全推到黎身上，孙武等也知道这是黎的主意，所以只好愤愤退出总统府，前往长椿寺。原来张、方两人伏刑后，陆建章即命人将二人尸首送至长椿寺停灵，且为他们买了上好的棺木。孙武等抵达长椿寺，抚棺大恸，痛悼逾恒，祭毕复往金台旅馆抚慰张的家属，商量丧事办法，然后至哈汉章家会议，当场决定三项步骤：（一）致电黎元洪质问；（二）以军令中有陆军总长段祺瑞署名，故拟弹劾段；（三）湖北同乡提出质问书，公开质问张案。
湖龙将校随张振武来京的有：吴兆麟、黎天才、唐牺支、何锡藩、冯嗣鸿、马祖全、刘绳五、熊秉坤、张厚德、童序鹏10位，他们于16日清晨乘快车返鄂，故启程时不知张振武已遭惨祸。还有未离京的随从人员，则由邓玉麟、孙武等妥为安插。袁世凯在16日宣布以大将的军礼葬张振武，并以3000元为赙仪。
同日北京陆军部电复黎元洪：
奉大总统令：真电悉。张振武起义有功，固当曲予优容，宽其小眚，乃复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言不轨，实属扰乱大局，为民国之公敌。踌躇再四，未便加以宽典，留此元憝，贻害地方，已饬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将张振武并同恶共济之方维查拿，即按军法惩办。此外随行诸人，已饬酌给川资，俾归乡里，以免株连。副总统为保全治安起见，自有万不得已之苦衷，杜渐防微，为民除害，足以昭示天下，所请处分，应勿庸议。等因，相应奉达。
张有一位如夫人随同来京，张死的第二天，张的好友黄祯祥陪张太太赶至长椿寺哭灵。黄坚欲开棺验视，守卫兵丁不许，黄和张太太俱大哭大叫，黄且拔刀欲斫。士兵无奈只好开棺，黄乃驰出雇请骡马市大街三义泰照相店来拍张振武的遗照。
孙武因为和张有旧怨，此次张来京即被杀，外间人颇疑孙参与其事。而刘成禺、郑万瞻、罗虔等本系应黎邀请返鄂调和张、孙交恶事，且是劝张来京者，张案发后，刘等怕背卖友之名，所以尤其愤慨。至于同盟会对于这一件政治血案自不能熟视无睹，因此由黄兴放了第一炮，通电谴责政府用不正当的手段擅杀有功人员。接着是孙武和蒋翊武跑去见袁，要求给他们“免死券”，同时呈请辞去总统府顾问职。19日参议院开会，议员提出质问，要求政府把张、方二人的谋反证据拿出来。刘成禺首先要求说明，议长制止，认为质问不必说明，刘则认为今日之事不比寻常质问，于是痛快淋漓地来一篇激烈的演说。张伯烈更继之以号啕大哭，全院震动，议院内外方知张案的严重，非旦夕可了。这一天的质问，做了一个结论，就是通知陆军总长段祺瑞，应于第二天（8月20日）前来出席报告张案的经过。
陆徵祥当总理时受到参议院的轻视，几经艰难才勉强同意其内阁名单，不料就任不到一个月，就发生杀张振武案，搞得满天雷雨。陆在杀张时恰巧因病入驻法国医院，而杀张振武是袁世凯用的军令，这又发生一个新问题，《临时约法》上没有言明，大总统的军令要不要国务总理副署，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就是因为袁世凯发布人事命令不交唐副署而辞职，那是袁世凯违反《约法》，可是这次袁世凯是用军令，交由陆军总长段祺瑞执行，究竟算不算违反《约法》呢？参议院既然大吵大闹，国务总理总不能装聋装哑，陆徵祥在参议院不同意其内阁名单时，就要求辞职，经袁一再慰留。张案发生后，陆在法国医院中便正式呈请辞职，第一个是请假单，拟请病假五日，第二个是辞呈，要求在五日假满后请准予辞职。结果陆的秘书长只替他递请假单，没有替他递辞呈，袁世凯也表示不许陆辞职。
8月20日参议院再开会讨论张案，袁的政府发表第一次答辩，很含糊地说：此事关系重大，系根据黎副总统密电处理，其所牵涉的人和所牵涉的事都极重大，非仅关系湖北治乱，而且关系全国的安危，还有军事秘密云云。在这件答辩书上，袁是强调黎所报张的叛变罪行重大，可是又拟就第二次答辩书，大致谓：前咨商令黎副总统择其可发表者发表之，今黎电未到，所以无详细资料发表，纵令国务员列席报告，其所能发表者，亦只如前次答辩书一样。本大总统为尊重立法机关，不敢敷衍搪塞，故仍请贵院俟黎副总统复电到达后再行答复。
参议院对政府的第一份答辩极为不满，其愤慨程度比先一天尤甚，最后由议会做一决定，催促陆军总长于8月21日出席参议院报告张案经过。21日早，段祺瑞到总统府向袁世凯请示，自己出不出席的问题，袁没有意见，要段决定，段口里说：我去，我不怕。后又左思右想，决定不去。袁世凯乃改派法制局长施愚持第二次答辩书到参议院。施一登台，立刻被轰，刘成禺站起来痛骂施。刘说你是法制局长，你说说看，杀张是根据什么法律？你们简直是强盗！施被骂后只好把答辩书交出后即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