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项、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

　　第二项、内蒙古东三省路矿、添置商埠问题；

　　第三项、日本将来把德国青岛租地，仍归还中国，惟在山东德国取得的权益，及胶济铁路等，应由日本继承；

　　第四项、南满及内蒙须建设铁路，吉奉两省应准日本人内地杂居，及福建省不能让与第三国，汉冶萍铁矿铁厂中日合办，并开发相连的铁矿，建浙闽铁路；

　　第五项（注：希望条件）、一、聘用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二、合办兵工厂，中日两国用同一之军械。三、聘日本人为主要省市警察教官。四、中国小学校雇用日本教员。五、日本僧人许在中国内地传教（大旨如此，条目字句次序容有错误）。

　　总统逐条用朱笔批示，极其详细，并嘱开议时，应逐项逐条议商，不可笼统并商。现只能记其大意如下：

　　对第一条批：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

　　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

　　对于合办矿业批：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

　　对于建造铁路批：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对于开商埠批：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对汉冶萍铁矿厂批：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对浙闽铁路批：须查卷，似与英国有关。

　　对福建让与批：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对内地杂居批：治外法权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

　　至第五项则批：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

　　越两日，高尾通译官电话问我，何时开议？余答以贵公使没有将觉书交与我总长，何能开议？盖讽其直递总统，有轶外交常规也。次日，日置公使来见孙总长（外长孙宝琦），面递觉书。讵孙总长接了觉书，稍一展阅即大发议论，并将各条一一指摘，加以评论。日使笑谓：“贵总长于觉书内容已如此明了，将来商谈自更容易。”言时视我而笑，盖讥我电话说，未交外长，从何开议之言，分明是谎言也。孙总长与日使会谈笔记（此是外部惯例向来与各使会见都有笔记）呈阅总统，总统阅后大不为然，谓：“我已嘱咐不要笼统商议，慕韩（孙字）何以如此糊涂，初次见面即逐条指摘，发议论，以后何能继续商议。慕韩荒唐，太粗率，不能当此任。”当晚即嘱杨杏城（政事堂左丞）征得陆子兴同意（时陆任高等顾问），翌日即令陆徵祥任外交总长，孙调税务处督办。外人称其敏捷，日本则有后言。

　　到一月下旬，在外交部大楼开议，出席者，我方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方公使日置益、一等书记官小幡酉吉、通译官高尾亨。我国陆总长以此次会议关系重大，聚精会神，从事讨论。首次会议，日本公使先致词，大旨谓此次所提条件，为两国永久彼此亲善起见，希望从速议定等语。陆总长亦致词，答以中日两国真似唇齿相依，自应互相亲善，本席一向主张两国亲善，并引前在总理任内，财政聘阪谷芳郎男爵为顾问，交通聘平井博士为顾问，法律聘有贺博士为顾问为证。日使说，久仰贵总长历办外交，誉满欧美，今日得与贵总长商谈，深为荣幸。这次敝国对此事极愿速结，故拟每星期开会五次，每次从下午二时开始。陆总长答以每周五次，我身体素弱，且部中每周须接见公使团一次，改为每周三次如何？日使即表同意。陆又谓，会议记录不必互相签字，日使亦照允，并声明会议没有发表以前，不能对外泄露。陆亦应允，并云会议应照原条件循序进行，议决一条，再议一条，日本亦同意。遂开议第一条，日使说此系既定事实，惟日本接收时年限已过大半，故请照原约年限，重新更定。陆答当东三省会议时，那时年限已过，贵国全权已允继承俄国未满的年限，何以现在又要重定？日使谓重定年限于原则并无变更，希望照允。略加辩论，即予同意通过，日使笑谓：“贵总长真是明白痛快，希望其余各条，都能这样的痛快商定。”

　　第二次会议，即议第二项，日使谓胶澳租借地德国所得权益，日本致德国最后通牒时，已声明无条件让与日本。俟德让与后，为尊重贵国主权，应请中国承认。至该项租借地（指青岛），俟日本向德取得后，完全交还中国。陆氏答以日本与德国宣战时，声明取得德国租借之胶澳全境交还中国，并没有提到其他权益。日使谓日本攻占青岛，一为协助协约国，一为尊重中国主权领土，故特声明取得后交还中国。其中权益，自应由日本继续一并取得，将来开和会时，自有商定适当之处置，故不必先向贵国声明。现要请贵国承认者，即是和会商定之办法，与当时日本得了俄国的权益，请中国承认同一意义。陆氏答以既要将来和会商定，现在不必先行承认，俟和会开时再看情形，何必先行声明。日使则谓日本取得德国权益，可谓既定事实，现在商定大旨，可免将来再费口舌。陆又答以攻占青岛还有英国参加，不单是日本方面的事。日使谓英虽参加，但日本出力最多，牺牲最大，如何商定，英国决无异议。我方始终不允先行声明，日使谓，请先商一范围，只限于青岛有关连之事，决不越出范围。彼此辩论很久，直到散会，没有解决。

　　次会日使提议，先议东北路矿问题。我方答以东三省会议录，有不能再设并行线之约，此条有违前议。日使谓此次商议者，系南满与内蒙之交通，与前会议是两事。该处地壤相接，商业日繁，仅是古老运输工具，不合实用，非敷设铁路不能发展商业，此举与地方大有裨益，并非为日本设想。我方以蒙人风气未开，恐遭反对为词。日使笑谓，现在内蒙人民与东省人民无异，他们亦愿意修造铁路，便利交通，决不反对。磋商结果，只记得先允一路，以后再看情形，路线记不清了。

　　继议开矿。日使谓中国向称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若任它藏在地下不事开采，岂不可惜，故应彼此先行调查，再商开采。此事可由中日合办，使两国同沾利益，且于地方人民亦大有好处。我方同意先行调查，择优良先办，惟合办方法须照中国矿业条例，中国即以矿产矿权为合办之资本，须派监理。如有盈余，应合理分配。日使谓合办公司，是商业性质，中国既是股东，自能同等选出董事、监察人，政府不必再派监理，利益当然均沾。遂允以先调查两三处，地名也记不清了。

　　继议东三省增开商埠问题。日使谓东三省发展迅速，比前不同，中日商业与时俱进，原开的商埠不足以应付现实，故须添开商埠，仍照贵国自开商埠成例，更可增进双方贸易。我方答以东三省商埠，前在东三省善后会议时已开设甚多，照目前情形，似无增开之必要。日使谓中国自开商埠，一切管理警察行政权，仍归中国办理，不过便于各国通商，不但发达中日两国商务，于各国均有利益。后允斟酌地方实际情形，仍照自开商埠办法，允增开三四处。

　　日使继提内地杂居问题。日使谓日本地狭人稠，东省却地广人稀，若使日本移民到东省不受限制，正是互相调剂，各得其益。陆氏答以东省商埠已多，现又允许增添，都是为解决贵国人居住问题，不单是为经商。内地风气未开，教育又未普及，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现在杂居易生误会。将来民智日开，教育普及，自然可以开放杂居，现在为时尚早。且贵国气候温和，东省寒冷，前我在俄国，见俄人只有往南迁居，没有见南方人往北来者，即是此故。我又补充说，中国山东人往东省者，都是春往冬还，亦是为此。日使笑对我说，君曾在日本，应知北海道寒冷程度，与东三省不相上下，但我国人往北海道去的亦不在少数。陆外长则说，目前治外法权尚未收回。贵国治外法权未收回以前，亦不许外人内地杂居。彼此辩论几次，我方坚持，不得解决。日使提议，此案彼此研究再议，前议山东问题，尚无结果，续议山东问题如何？我方同意（我方又修改答案）。

　　适日使坠马受伤，会议停了三次。小幡来部告我，公使伤未愈，腿涂石膏，不能下床，但急于会议，拟请陆总长与您枉驾使馆会议。余告陆总长同意，遂移至日本使馆会议。日使不能下床，就在床前设桌会议。日使先说抱歉之意，又说内地杂居，难于解决，我们先议山东开埠及合办矿业问题。我方同意。陆氏先说，查山东沿海，都已开为商埠，此次贵方提出各处，近于内地，不通海道，轮船不能进出，不合开埠条件。讨论后，日使允先撤回，调查后再议。先议开矿问题，日使谓山东煤矿、铁矿都有，久藏于地，不使开采，殊为可惜，若中日合办开采，彼此有利。我方答以本席亦同有此意，但贵方所提各矿，均已由人民领得开矿执照者，未便取消。日使谓，听说贵国商民，往往领得执照，取得利权，永不开采，此种利权应即取消，另给他人。陆氏答，我国商民请领执照，亦定有限期，若逾限不勘测，亦予以撤销。余又补充说，亦有斟酌情形，在限期未满即行撤销者，惟中国商民集资不易，政府为体恤民艰，定限较长，不能若贵国商民之踊跃投资可比。陆又云，贵方所提各处，都没有逾限，故不便撤销。日使请主管部再行详查，如有逾限不事勘测，或确知其无力集资开采者，应依法撤销，此是各国通例，并非优于日本也。后由商部清查撤销一处，允与日本合办，惟声明须按照中国矿业条例。

　　越数日，日使能支拐杖而行，会议仍迁回外部官邸，然答案已改了三次矣。每件议案，总须磋商两三次，故屡改答案，请示总统而行。在移回外部会议时，日使即说，上次会议关于胶澳租借地内权益问题，尚未解决，今日先将这问题解决如何？陆氏坚持不允先议。日使问为何理由？陆氏答以总要有了相对事实，才能决定承认与否，本席对于青岛之德国权益，不甚明了，何能先予以笼统承认？且事或许有变化，目前先行承认，将来岂非为难？日使谓，日本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这是既成事实，不会变化。陆谓凡事变化，岂能预知？日使追问，贵总长所谓变更，到底所指何事，本席不能明白，请明白指示。陆氏谓，贵国占领青岛，将来仍还我国，这自决无变化。至其他权益，我尚未调查明白，即在将来开和会时，我国对于德国取得之权益，何去何从，尚未由政府决定，现在何能先议。日使谓德国在青岛之权益，自应由日本继承，这是天经地义，将来开和会，各国决无异议。彼此争论两日，陆氏坚持不肯先议。日使强调日本决不以未经中国承认之事强中国承认，贵总长既然不肯先议，且看将来和会开议，决不会有与今日不同之处，只先作存案可也。

　　后又议及闽浙铁路问题，我方告以此案因与英国有关系，须要知会英国后再议。日使即说，既与英国有关，我方自可撤回。这是第一次痛快撤回，可知日本对英国联盟之重视。

　　日使继提福建不能让租与他国问题。陆氏正色道，福建为我国行省，何能与他国有让与行为？贵国提出此案，深为遗憾。日使笑谓，因贵国有例在先，故请注意。陆谓前政府有此糊涂行为，本政府决无此事。日使仍一再要求，须请声明，不用换文，亦不向日本声明。后改由中国自行声明，中国领土，永远自保完整，无论何省，决不与他国有让与行为，福建亦不例外，将此声明抄送日本。我觉得这办法，等于自骗自，不很妥当，然陆氏既已如此做，不必再说。

　　对于汉冶萍合办问题，我方答以此系民间商营公司，政府不能越俎代谋，应与该公司自行商议。日使请为介绍亦未允。越日又议内地杂居问题，日使坚持甚力。会议多次，各执一词，终未获解决。

　　每当会议不能解决之时，总统常命余与日使或小幡交换意见，为侧面之商谈，探听对方真意所在，有时因此而获解决之途径。此次总统又命余为侧面之商谈，这种商谈，仅是个人行为，不负正式会议之责任。我去见日使，告以我国对日本人内地杂居为难情形。日使说中国不允日本人内地杂居，不过仍有排外之心而已。我答以中国并非有排外心，实在是日本人优越感太甚，致使彼此发生不愉快事情。中国人对外国人向来一视同仁，很有礼貌，而日本人对我国人往往轻蔑，甚至欺侮，因之使中国人受不了时，激起不快之事，反与国交有碍。所以不允内地杂居，在都市尚且如此，何况内地？日使谓，东省地面辽远，人烟稀少，多些日人有何关系？我答以奉吉两省内地，亦有人烟稠密之处，且东省人习惯，喜欢聚族而居，往往一乡即是一族，他们与别族同住尚不愿意，何况与外人杂居？东省商埠如此之多，又有南满广大的附属地，难道日本人尚不够居住？日使谓，商埠与附属地，一为经商，一为护路。日本人长于农事，你是知道的，若今日人杂居内地，即可从事耕种垦荒，不出十年，东省荒地，变成熟地，多产粮食，于两国都有益处，岂非两利？我记得他在会议时，没有提过农事垦荒的话，我即说此确是与两国均有益处，但恐日人不惯寒冷耳。日使笑谓，这是他们自己之事。我又说，中国租地耕种，各省都有老习惯，各处不尽相同，日人能照地方习惯否？日使谓，当然要照当地习惯。遂辞出，归告陆总长，并报告总统，日使所言，意在垦荒耕种，若照此意，与杂居不同。总统说，虽然如此，日本借垦荒为名，行其侵略阴谋，亦不可不防，你们姑拟一方案，就耕种方面，谋解决之法亦是一法。遂拟方案如下：

　　“吉奉两省，不论官有民有地亩，允许日人订立契约租借耕种（如系官荒，向地方管辖官吏商订租约），定明垧数（东省一垧约合内地十亩），期限二十年，满期后应无条件交还原业主。日本租地人应照纳课税，并服从中国地方法令，听警察指导，及不违背地方上租地耕种之习惯。”

　　呈阅总统，亦以为然，遂又续商杂居问题。陆氏说，杂居问题本席尊重贵方意见，再三研究，拟成新方案，与杂居之意不但不违背，且取杂居精意，希望贵使容纳，解决此案。日使阅后谓，此案容研究，下次再议。及下次会议时，日使谓此案对于年限交还业主，及不背地方习惯各点，都有商量余地，惟服从中国法令，听中国警察指导，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无服从中国法令及听中国警察指导之义务。若照贵方所拟，不啻剥夺条约上应享之权利，须知贵国尚未收回裁判权也。虽经余等再三说明解释，仍不得同意而散。

　　我又去使馆见小幡书记官，我说我方所拟方案与杂居已颇相近，日置公使不同意，且误解方案之意，甚为可惜。小幡问所谓法令，系指何项法令？如何性质？请为说明。我谓不过违警令之类，并非法律。若不听警察指导，设有两人互斗，没有警察劝解，岂不有酿成人命之虞。至课税更是轻到无可再轻，这是地方收入，请加调查，即可明白。此事不要看得太严重，须在事实上着想，不在法律观点上着想，才是解决此案之办法。从前贵国明治初年，外国人只居留在长崎，不准自由往来他处。我国商人居留于长崎者，都遵照日本法律而行，今日中国情形与日本明治初年情形相仿，然中国待外国人比日本宽得多了。反复辩论甚久，小幡始允转达公使而别。

　　我方将方案二十年改为“三十年”，满期交还后又添“如双方同意，可再展期，但不得过十年”。服从中国地方法令，听警察指导改为“服从中国警察法令”。此案已会议五次，侧面商谈多次，答案又改了三次，争到舌敝唇焦，对于“服从中国警察法令”争论最烈，我方始终认为维持秩序为不可少之条，与条约绝无关系，坚持不让，终于就范。

　　至此，应商之案，都已商结，计第一条列为条约，此外议定者八件（或九件），均作为换文。陆总长起立致词谓：“此次贵国所提条件，我方始终努力尊重贵方意见，均已议定解决，亦是贵公使开诚布公，得以有此结果，实为两国前途之幸，谨代表政府向贵公使深致谢意。”日使亦答言：“贵总长深知两国关系之切，前途非和平亲善不足以增加友谊，顾全大局，至为感佩。尚有第五项各条，亦希望开诚商议，则两国亲善友谊益臻巩固，不但为两国前途庆，实为维持东亚和平庆，务请贵总长谅解此意。”陆外长答谓：“此次会议，本席已尽最大之努力以酬贵国之愿望。至第五项，贵国本为希望条件，本政府亦以贵国提出此项条件，有损两国友谊，本席绝对不能应命商议，务请原谅。”日使请交换意见亦不允。日使再三要求，陆外长遂正色说：“此等条件不应对于对等友邦提出，本席无论如何，不能商议，应请贵公使撤回。”言颇激烈。日使亦谓：“为两国谋永久和平合作，本国政府才提出条件，贵总长谓有碍两国友谊，实深遗憾。”遂于不欢中散会（原注：以上记述，因年代久远，手头又无资料，只凭记忆，头绪纷繁，大略如此，难免有错误之处，深抱不安）。休会至一星期，余亦不去见日使，彼此僵持，濒于决裂。

　　当日本提出廿一条向我国交涉以前，以盟邦关系，曾通知英政府，但不提第五项。后闻我国因不肯商议第五项，濒于决裂，英报提到第五项，日政府从没有向英政府提过，这种重要条件，不先告友邦，有欠诚意。西报又谓，日本想独占东三省，与美国开放门户，利益均沾，实有违背之意。日本曾来责问中国事前泄露，有违预先声明，我方自然极力否认。其实当时英国名记者莫理逊，美国记者端赖均在北京，与参事顾少川（维钧）、伍梯云（朝枢）等时有往来，会议情形知之甚详。日使因无凭证，只口头抗议亦无他法。

　　余以会议僵持已久，终须设法打开，遂向总统建议，请密遣公府顾问有贺长雄博士，回国向日本元老疏通。总统问，此着有效否？余答，有贺博士在日本不但学者地位很高，他在明治初年设元老院时即是元老院的干事，与陆奥宗光（编者按：甲午中日之战后与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时之日本外相）同事，故于元老方面，颇有渊源。日本政府对于元老很为尊重，元老都是持重有远见之人，若告以第五项条件不但于两国不利，且易引起人民仇日之心。我曾与有贺谈过此次交涉情形，他亦很以为然。请总统召见有贺，假以辞色，恳切相托，他必肯效力。总统遂特召有贺进府，告以此次日本提出的觉书，由外交部总、次长尽最大之努力，以副日本之愿望。今日置公使又要求商议日本希望条件之第五项，实在令我为难，请回国向元老详细说明，请其谅解，顾全两国之友谊。君必能谅解我意，及政府为难情形，务请善为说辞。有贺果然自告奋勇，愿回国尽力向元老报告，力说利害。

　　时日本元老以松方正义侯最关心中国情形，有贺见松方侯陈说此次中国政府已尽力商结日本觉书之各条，日置公使又要商议希望条件之第五项，未免逼人太甚，难怪中国政府为难不肯商议。松方侯听到第五项，似未知道，又听有贺报告第五项内容，面现诧异之色，随即召加藤外相，诘问他觉书中有第五项，何以没有报告？加藤说，这是希望条件。松方即说，既然只是希望条件，对方不愿开议，即不应强逼开议，设若交涉决裂，你将何以处置？加藤答，不惜使用武力，不出三个月中国可完全征服。松方笑说，莫要把中国看得太轻，若用武力，恐三年未必成功，遑说三月，应速自行善处（日本对善处之语，意颇严重）。加藤知是有贺进言，遂令监视有贺，不许行动，幸有贺已完全报告矣。

　　加藤外受盟邦猜疑，内招元老之诘责，进退两难，图穷而匕首见，竟决下最后通牒，以强迫我国；一面又将第五项在最后通牒内谓“暂时脱离，容后再议”。这种措词等于自行撤回，对外尚剑拔弩张，对内已色厉内荏矣。陆公使（宗舆）亦探得内容，密电报告。最后通牒电达北京日使馆，一面将副本送达中国驻日陆公使，陆公使即电告外交部。而北京日使馆方面接到通牒，不即送交我外部，由小幡来见我说，政府即预备下最后通牒，不惜一战，若将第五项酌议几条，即可免此危险。我答以贵国已将最后通牒副本送达我国驻日公使，已来电报告，公使为政府代表，送交公使，即无异送交我政府，既下最后通牒，有何再商之可言？小幡语塞而去。日本外交官总想得寸进尺以邀功也。

　　翌晨，日使即将最后通牒亲到外交部送交陆总长，态度严重，不发一言。陆总长只说了“可惜”一语，他即告辞。日方一面关外调动军队，渤海军舰游弋，迨下通牒后，训令日侨预备撤退，下戒严令，尽其恫吓之能事。

　　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膳，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陆闰生公使（宗舆）又以日本内情时常电告。陆总长确能恪遵总统批示，决不越出批示范围。正式会议之外，又有侧面商谈，卒以说动日本元老挽此危机。日本所提之廿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

　　揣日本此次所提廿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世人不察，浑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尤异者，我虽列席会议，而此约之签字者是外交总长陆徵祥，我是次长何能签约？世人都误以为此约由我签字，张冠李戴，反未提及陆氏，亦是不可思议之事。

　　总统召集各机关首长、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开全体大会，讨论日本最后通牒，应否接受。外交总长陆子兴尚未到，以电话催请，云与英使朱尔典会晤，等候三十分钟后，陆氏才到，报告与朱使特别会晤情形：朱使云，今日大会，关系重大，我因关心，特于会前来见。日本因各国忙于欧战，不遑东顾，提出最后通牒，意在挑衅，测非恫吓，袁总统明白内外情势，不至中他诡计。闻陆军段总长（祺瑞）主张强硬对待；我知他已秘密动员，晚间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这明明是在备战，设若开衅，不堪设想。我与袁总统是三十年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之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今日之会，重在外交，贵总长应负起责任力争，不可听陆军总长轻率之行动。我这次与贵总长会晤，不比寻常会晤，贵总长若不与我以确实答复，我不告辞，言时声泪俱下。我答以今日之会，由总统亲自主持，必能慎重将事。朱使又重申前言，相持很久。我见他坚定诚恳，遂答称，我必以贵使之忠告，报告总统与大会，若不照贵使之忠告，我必以去就力争。朱使方辞去，故到会已迟，请大家原谅。

　　总统听了陆外长报告，遂慎重发言，谓朱使之言亦为中国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之觉书，附了第五项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部历时四月，开会卅余次，尽了最大之力，避重就轻，廿一条中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项，外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其责任，使日本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项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后通牒之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君之意见。

　　段总长即表示反对，谓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总统说，段总长之说自是正办，然亦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项不撤回，我亦与段总长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

　　段总长犹持异议，谓民国肇兴，即承认此案，倘各国效尤，如何应付？总统又就大势剖析说明，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亦无言，遂宣告散会。

　　散会后，我回外部，与参事顾少川（维钧）商拟复日使照会稿。我们以为虽然接受通牒，然我方应驳之处，仍应声明，仔细斟酌，三易草稿，请少川以英文译述，亦觉妥当。脱稿时已逾深夜四时，假眠片刻，黎明后，余即携稿入府，总统已在办公厅，状甚兴奋，似未睡眠。正在阅稿时，日使馆即来电话，请余接话。余接话时，知系高尾，他说今日已到限期，贵方复文何时发出？我答必在期内发出。他又说最后通牒复文，只有诺否两字已足，若杂以他语，彼此辩论，过了期限，反恐误事，务望注意。我答知道了，即将电话挂断回报总统。可知我方举动，彼均留意侦悉，总统听了，叹了一口气，即命内史长阮斗瞻（忠枢）重拟一稿，将我原稿交阅，且说将辩论之处，一概删去，只要简单，惟于末尾称“除第五项外余照允”等语。

　　后高尾又来部云，奉公使命，请先阅复文稿，以免临时有误限时，反为不便。余以干涉太甚，不允交阅。彼再三要求，且说你如不允，请见总长。余乃请示总长，总长说时间局促，免生枝节，即先给他阅看吧。岂知阅后又生问题，他说“除第五项外”这句，不是通牒原文，须照原文更正。余说这是事实，并无不合。他说原文是“暂时脱离容后再说”，非照原文改正不可。秘书往还磋商，易稿数次，终不同意。直至黄昏，时限将到，仍未商妥，陆总长乃谓此事由我负责，即照原文，以后再议与否，要看那时情形，不必在此时文字上争执。遂定稿缮正，由陆总长及余并方秘书，亲送至日使馆，交与日使置益，已在午夜，时为五月九日十一时也。是时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归途与总长同车，他说前随节俄馆，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与杨钦差磋商不洽，后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令杨钦使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其情形比这次凶狠得多，余为传译，犹觉心悸。杨使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余以商租事属创举，地方官恐不能明了，特召集吉奉两省特派交涉员及警察长官来京，告以此次交涉之困难情形。日本提出内地杂居条件，本部以治外法权尚未收回，外人内地杂居，此例一开，各国效尤，永无收回治外法权之望，再三磋商，不得已而定商租耕地办法。商租不是卖绝，又不同典租，必须定明年限，如何分利，均应照各地习惯，订立租契。租契应由官制，发交各处应用，以期划一。应贴印花收契张费等可由各省自定。至“服从中国警察法令”这八个字，争了几次，才得照允。此与主权有关，本部甚为重视，执行时不必节外生枝，亦不可随便通融。至警察条例两省谅均有规定，最好两省大旨相同，以便执行时免生枝节。惟须切实执行，一次通融，即成惯例，务请诸位格外注意等语而散。

　　后来两省照行，在张作霖时代，未闻发生问题，后张学良继承父业，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论。日本总领事以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定之协议，提出抗议，学良亦不理。适有日人在万宝山，以商租田亩邻近地上，商租一条地为开沟引水种稻田，地主自然不敢租与，日本竟派警察保护，开始挖沟。中国亦派警察阻止，彼此冲突。日本改派军队，我方亦改派军队，双方就此开火，越闹越大，寻至酿成九一八事变之原因。故九一八事变，实起因于万宝山事件也。

　　总统以屈于最后通牒，变为国耻，发表告诫百僚书后，一时曾力图振作，督促各部，于兴利除弊应行建设之事，指示周详，以期百废俱举，于国务会议时，时时警惕，愤懑之情，现于辞色。每次会议，必有新案提出讨论，且令各部按照新案，克期拟成计划，付之实行。尤其对于军事，格外注意，谓当欧战之时，不能有外力援助，只有自己努力进行，筹建炼钢厂，添设巩县兵工厂，整顿各兵工厂、福建造船厂，又练模范团三混成旅。对于整理财政，发行国内公债，改革币制（废两为元），整顿税收，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专办学校，有已施行，有在筹备。各部亦振作精神，努力从事，一时颇有朝气。嗣以日本议院抨击政府对华政策之失当，西报亦有夸奖袁总统以弱国外交，得此结果，总算胜利等语，遂渐生自满之心。加以左右逢承，以为日本伎俩不过如此，只要用心对付，不足为虑。且忽作奇想，以为环顾世界，除美国外，君主国多，日本与中国同处亚洲，种族相同，我改共和，与日本政体不同，易生隔阂，帝制自为之思想，从此酝酿于胸。加以张勋、倪嗣冲之流，常言地方民情与共和制度格格不入，杨晳子（度）等又以中国行共和制度尚早，引美顾问古德诺之话为证。项城受此浸润之言，政事激生懈怠。曾几何时，朝气又成暮气矣，真是可惜。

第67章 冯段离心离德

　　北洋系的基础，建立在小站练兵时期，那时，袁把全部心力都用在建军工作上，他躬亲部署一切，如：军队的编制和调遣，将领的选拔和补充等。其后政治上袁的地位日高，北洋军的发展也日大，袁自然不能兼顾北洋军，于是冯段诸将的权力因之逐渐提高。袁当总统后，精力分散到外交、财政、政党方面，军事就付托给北洋系的大将手中。这时，“北洋三杰”的情况是：冯国璋外调南京，主持长江一带的军事；段祺瑞在中央统理全国军事；王士珍却退隐正定。段以陆军总长身份，不但对北洋军系独揽大权，即对于全国军事亦有统筹之权。段倚赖徐树铮，徐有才气，可是和北洋系的渊源不深。北洋军的新生力量，多数是由段所培养和提拔，不过袁对军事并不放松，所以便在总统府内设立军事处以控制全国军事。

　　段有段的个性，民国以后，袁段之间总有点心事，北洋系里相传有这么一段故事：

　　袁称帝以前，小站旧人早已恢复了跪拜礼，段祺瑞独不肯，他对于其他问题倒无所谓，就反对在民国时代还要屈膝。冯国璋劝他说：“芝泉，你别任性吧，皇帝和终身总统有何区别？跪拜礼和脱帽鞠躬礼又何尝不是一样？”冯拉了段一齐到袁那儿去拜年，自己先跪下去，段见冯下跪，没有办法，只得依样画葫芦了。袁见了这两员大将跪在自己面前，倒有点不好意思，慌忙站起身来，哈着腰说：“不敢当，不敢当！”

　　冯、段坐了一会，再至袁克定处，也行跪拜大礼，心中当然是十二万分委曲，怎知这位大少爷却端坐不动，受之泰然。段一肚子怨气，怒冲冲地跑出来，埋怨冯说：“你看，老头子倒还谦逊不遑，大少爷却架子十足，哪里拿我们当人！我们做了上一辈子的狗，还要做下一辈子的狗！”冯亦连连摇头说：“芝泉，莫说你发怒，我亦忍耐不住，今后我跟着你走，我们不能再当一辈子狗了！”冯、段的不满，后来有人传给克定，埋怨他不该摆架子激怒了北洋的两大将，怎知克定却淡淡地说：“这正是我的安排，这两个人都是老头子养大的，现在他们都有点尾大不掉，我若不折折他们的骄气，将来他们更不得了，难免不爬到我的头上呢！”北洋军人那一年都向袁行跪拜礼，袁在接受他们大礼时，总是喊着自己儿子的名字说：“你们快来还礼呀！”袁克定从不答应，俨然以未来储君自任。

　　这是小过节，却使北洋系的将领对袁离心；不过这还不是致命伤，最致命的，是他们逐渐感觉到袁不肯向他们说真话，又想解除他们的兵柄，他们觉得：“鸟还未尽而弓已藏，狡兔未死而走狗将烹！”既然老头子已不把我们当作人了，我们又何必对他忠心呢！

　　在“北洋三杰”中，王士珍最随和，没有个性，因此袁对王特别放心。民国成立后，王士珍就回到正定原籍，不问民国政治。由于袁对段的倔强深感不满，有意要排斥段，因此便有借重王的必要。民国3年春天，袁派长子克定乘专车到正定去迎王进京，王表示无意于再参加政治活动，袁克定说：“参不参加政治是一件事，父亲邀请你去京谈谈又是一件事，如果你一天不启程，我也只好留在正定促驾，无颜面回北京了。”王被大公子这么一逼，终于情不可却地随同袁克定来到民国时代的北京。袁立刻颁授王为陆军上将，并且派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坐办。

　　统率办事处是民国3年5月9日成立的，由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参谋总长及大元帅特派的高级将领组织之。陆、海、参三部总长是当然办事员，第一批所派的办事员，只有荫昌、王士珍、萨镇冰三人，其后加了蔡锷等。这是袁把全国兵权从陆军部抓回自己手里的一项具体措施。自从统率办事处成立以来，总统府的军事处也就取消了，段祺瑞退为办事员之一，而陆军部的重要职权都移转到办事处，陆军部就成为一个名存实亡的机关了。

　　袁在宣统初奉“旨”养疴时，曾把价值30万元的府学胡同私宅慷慨地赠给段祺瑞，段从那时起便住在这所房子内，在该宅辟一个侧门以与陆军部军需司的走廊相通，经常由这门出入。自统率办事处成立后，段就不大到部议公，一切部务都交由他所宠爱的门生——陆军次长徐树铮代拆代行。徐树铮是段最亲信的人，可是却是袁所最讨厌的人。一次袁表示要把徐树铮调职，段觉得这简直是成心在找他的麻烦，因此沉不住气大声地说：“很好，请总统先免我的职，总统要怎么办，便怎么办！”

　　民国4年5月，正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陆军部上了一道请求增加职员薪金的呈文，袁亲笔批了如下的：“稍有人心，当不出此！”八个大字。由于段不到部办公，自然对陆军部公事也不看，有次袁问段某件公事，段说不知道，袁马上正颜厉色地质问段：“怎么，刚刚我才看到陆军部送来的公文，你是总长却不知道？”二十一条签署后，袁克定公开向人表示：所以要向日屈服，只是因为中国不能抗日；为何不能抗日？因为陆军不能作战，陆军部务无人负责，因此袁政府不能孤注一掷，冒险去抗日。在这种情况下，段终不得不向袁呈请辞职，并且不俟批准赴西山养疴。袁有意拉拢蔡锷，准备让入京不久的蔡锷接任陆军总长；后来还是决定仍给北洋的嫡系，于是陆军总长一职便落在王士珍身上。

　　段祺瑞的请辞，当然是被迫的，但是他亦一直在病中，所以他请辞后即赴西山养疴，而袁则一再挽留，只准段请假，一再给予延期，同时派王士珍代理，王因为不肯卖友，所以一再表示不肯就任陆军总长。

　　民国4年5月31日袁才派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并发表明令给段祺瑞，给假两月，颁人参四两，医药费5000元。原令如下：

　　前据陆军总长段祺瑞呈称：自去冬患病，饮食顿减，夜不成寐，迄至今春，遂致咯血，多方诊治，时轻时重。医言血亏气郁，脾弱肺热，亟当静养，服药方能有效，迄今四月有余，方值国家多故，未敢言病。现大局稍就平定，拟请开去差缺，俾得安心调理，冀获速痊等情。当传谕少给假期调养。兹据续请开去各项差缺，俾得安心调养，庶获就痊等语。查自辛亥改革以来，该总长勋劳卓著，艰险备尝。民国初建，忧患迭乘，数年经营，多资臂助，因而积勤致血衰气弱，形容羸削，迭于会议之时面谕该总长酌于一星期抽两三日赴西山等处清静地方调养休息，以期气体复强，而该总长以国事为重，仍不肯稍就暇逸，尽瘁国事，殊堪嘉敬。兹据呈请开缺，情词肫挚，本大总统为国家爱惜人才，未便听其过劳，致增病势，特着给假两个月，并颁给人参四两，医药费五千元，以资摄卫。该总长务以时局多艰为念，善自珍重，并慎延名医，详察病源，多方施治，切望早日就痊，立即销假。其在假期内如有军务重要事件，仍着随时入内会议，以抒嘉谟而裨国计。此令！

　　段正式解除陆军总长职务是这年的8月29日，与这命令同时公布的，是由王士珍接受段的陆军总长遗缺。段离职后，袁又指使肃政厅弹劾徐树铮订购外国军火浮报40万元，并于6月26日免去他陆军次长职，以田中玉继任。袁段之间由于段的病假，袁的明令给假种种而惹起满天风雨，争传袁段正式决裂，因为所有迹象都显现两人之间有问题，袁越做作，越启人疑窦。8月3日段发表通电辟谣：

　　廿年前大总统在小站练兵时，祺瑞以一武备学生充下级武秩，与大总统素无关系，乃承采及虚声，立委为炮队统带，升任统制，不数年由千总微秩，擢道员、总兵、副都统各职。及大总统东山再起，祺瑞复见任湖广总督、陆军总长各职，以大总统知祺瑞之深，信祺瑞之坚，遇祺瑞之厚，殆无可加。是以感恩知己，数十年如一日，分虽部下，情逾骨肉。近数年来，祺瑞因吐血失眠，吁恳息肩，乃包藏祸心之某国报纸，以挑拨离间之诡计，直欲诬祺瑞为忘恩负义之徒，甚至伪造被人行刺之谣，更属毫无影响，不得不略表心迹以息讹言。

　　中国官场向来是谣言越辟越真，段所谓行刺及某国报纸，原来是这样的：陆军部曾发生茶役偷置炸弹案，日本报纸指为是袁欲谋杀段的政治阴谋。

　　北洋军人都认定袁、段分家的导火线是袁克定编练“模范团”触发的。自袁小站练兵起，他即积极抓紧军队，不过自他当总统后，已没有更多时间全神贯注于军队，北洋军人多是段的学生和部属，下级军官几乎全是段所培植，因此，段在北洋系中的势力便渐渐抬头。加以冯国璋调往南京后，中央全国军事完全由段统率，在北洋系中冯段可说是势均力敌，现在段却超过了冯，冯心中自然很不高兴。因此袁克定主张把兵权拿在自己手中，同时另创一支生力军，冯是从旁极力推动的。

　　在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未成立时，袁克定便经常和德国的丁克满少校、法国的白礼苏中校讨论军事学和训练新军的问题。为了成立一支更新的新军（20年前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即是为了建立新军；新军经过20年，已变成了旧军了），袁克定向袁建议，在统率办事处下面成立一个模范军，由大元帅兼模范军军长，这个计划和清末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集中兵权于皇室中央，组织禁卫军而自为统帅一样。模范军预定先成立两个模范师，中级军官尽量用留学生，下级军官则用军官生和速成生。

　　原来北洋军的军官来源，多是天津武备学堂和北洋各军事学堂的毕业生，这些学堂一直是段祺瑞负责。袁克定筹编新军计划中，军官来源改用保定军官学校和陆军速成学校的毕业生。保定军官学校和天津武备学堂一样，都是在清末创立的，袁不愿段多树力量，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总是亲袁派，一次他未经和段商量，便派蒋方震为校长，因此保定军官学校的经费种种，多受到陆军部的留难。蒋方震不胜其烦，竟在校长任内自杀，幸被抢救但坚决求去。袁乃改派蒋为总统府军事参议，段这时还兼总统府军事处长，余恚犹在，竟拒发委任状，蒋遂不能到差。

　　袁不愿太刺激段和一般北洋旧人，因此把模范军缩小为模范团，模范团的性质与规模都和模范军不同，它好像是一个军官训练班的扩大，派王士珍为模范团筹备处处长，直隶于统率办事处。用北方人又是北洋宿将来筹备，是袁避免引起北洋旧人的反感。

　　民国3年10月23日正式成立模范团，团址设在西城旃檀寺，袁世凯自兼团长，以曾任赤峰镇守使的陈光远为团副，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为办事员，团本部设在北海。模范团的成立最使段祺瑞不愉快，最明显的是袁家父子不放心段在北洋军中的坚固力量，因此另立新军以代替北洋军。可是，袁以北洋军为本钱起家，如今天下还未完全底定，即欲取消北洋军，这是袁一生最失策之处。

　　因为很明显地，模范军的成立，是袁家班“大圈圈中的小圈圈”。

　　模范团成立后，士兵由北洋军各师下级军官中抽调，驻在上海的第四师就被抽调了490人，又由荫昌自保定军官毕业生中抽调直、豫、吉、奉各省籍贯280人为中下士，以北洋军各师中的上级军官为该团下级军官。袁预定模范团分作五期训练，每期训练半年，每期可产生四旅的新军军官，暂以训练十师的模范军官为目标。第一期训练成熟后，袁特设“新建陆军督练处”，成立拱卫军步兵四旅、炮兵一团、骑兵一团、机关枪营一营、辎重营一营。模范团的军火都是购自德国的最精良武器弹药。

　　第二期以袁克定为团长，陆锦为团副。克定自作聪明，特挑选一批中学以上学生与各师下级军官配合训练，毕业后因程度不够，仅能成立两旅。第一期成立者在后来编为第十一、十二两师，以李奎元、陈光远为师长（袁死后拱卫军名义取消，编入正式陆军内）。第二期成立者后来仅编为第九师一师，以陆锦为师长。

　　民国3年10月27日，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袁世凯派陆军上将、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为代表，前往该校颁发毕业证书，每人颁赠军刀一把，毕业文凭用的是大总统的名义。

　　袁每星期必乘马至模范团观操一次，观操时必召集军官训话，各级军官升级时一定要到总统府向袁叩头谢恩，凡是在模范团受训的官兵一定要举行效忠宣誓。誓词共有八条，誓文是：“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性命，言行信实，习勤耐劳，不入党会。誓愿八条，甘心遵守，违反其一，天诛法谴。”民国4年1月13日，第一期全体团员均到关岳庙宣誓，袁特派荫昌监誓，由模范团团副陈光远宣读誓词，每读一句，全体团员则随声朗诵。

　　模范团到拱卫军的筹组，是袁父子决心自己掌握军队的重要措施，过去袁只过问北洋军的上级干部，而下级军官则是段所负责部署，段既被冷搁一边，袁父子便进一步控制模范团的下级军官，因此模范团中无论头目升排长，或排长升连长，均必须谒袁叩头，袁亦必谆谆教诲如何忠于职守，效忠长官，这是袁不仅要拆段的台，并且要切实掌握下级军官的办法。这是不是聪明的办法呢？从前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在帝业已成之后，而袁竟不待天下真正一统便仓促行之，这不仅使段寒心，亦让整个北洋各师高级军官都有兔死狐悲的同感。

　　袁待部下能抓人心，却不信人，还疑忌人，他的特务工作有所谓三套头：就是派甲（心腹）去监视乙（政敌），另以丙去尾随甲之后以监视甲的行动。袁连对最心腹的两员大将冯国璋和段祺瑞都无时不用心机的。

　　袁有一位家庭女教师——宜兴女子周砥（号道如），是天津女师附设女子高小的教师，年近40尚云英未嫁，在袁家甚得人和，袁对周印象甚佳，相处颇洽。第二次革命后，袁忽然想到把周道如许配冯国璋，以示笼络。原来冯不久前元配夫人去世，正要续弦，一经说合，冯当然愿意，可是周却要冯迎亲，冯一口答应。民国3年1月，袁派三姨太送周女士南下，到南京时，冯待以最隆重的礼仪，鸣炮21响以示欢迎，下榻交涉署。1月19日冯周联婚，为了实践“亲迎”的诺言，便把女家从交涉署迁到都督府西花园，与都督上房毗连，门首标了“周公馆”字样，新婚佳日，冯穿了上将制服行亲迎礼，花车由碑亭巷绕花牌楼入督府，沿途军警禁止行人，莲舆入府，在大堂停下，鸣炮奏乐，由女傧相四人穿大红吉服陪伴新娘，后有女童二人各执鲜花篮扶新人下舆进府，前导为马队，继为乐队，新娘穿元色绣花外套、大红裙，由江苏省长韩国钧代表袁大总统为证婚人。这场婚礼，在现在看来不算特殊，可是在当时这种婚礼就叫作“文明结婚”。

　　袁要蜕变，由总统而皇帝，因为二十一条的关系羁迟了一年。在中日问题发生前，袁把老友又是著名的遗老徐世昌搬出做国务卿，以及种种复古的举动，都不是简单的，有人认为袁搬徐是一种暗示，透露给大家，这是借尸还魂的手法。

　　袁的帝制自为，有一行动是很特殊的，他完全不靠他的嫡系北洋军。前面已说过，北洋军人已经暮气沉沉，又恃功而骄，不仅袁克定认为难于驾驭，老袁自己对之也感头痛。因此他开始要削弱北洋军对他个人的重要性，所以他请老友和一群遗老出山，在政治上形成另一力量；派儿子袁克定组织模范团新军，以取代北洋军；有意拉拢蔡锷和重用陈宧，以显示给海内外，不是光用北洋系。所以在他酝酿帝制活动时，也就不让北洋系当他的主角。

　　有这么一段故事可以说明袁对北洋系的敷衍：

　　正当袁要做皇帝的谣言满天飞时，冯国璋由南京到了北京，他一连谒袁三次，北洋军人都希望袁冯这次会晤，可以使冯获知袁的动向，因为这时袁段之间已经很冷漠，大家搞得很僵，彼此不会讲真话，冯则刚和袁的女教师结婚，可能获知袁的真意。

　　冯一连三次谒袁，每次都在袁处共进午餐，有一次午餐谈话中冯提到外间传说大总统要做皇帝的谣言，袁夹了一口菜正慢慢要放到口中，忽然很严肃地把筷子搁下来，菜也掉到桌上，袁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明了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不是无所本的，在国民党把持时期，曾经有人说过共和不适国情，我在口头上曾表示退位或者还政清室，我本人则决不愿做皇帝。最近由于新约法中有一条规定总统可以颁爵位，于是外间便附会这是变更国体的一种步骤。其实我认为这毫不相干，只是满蒙回藏四族人民都可以封王封公，汉人却没有这种权利，太不公平，所以我要这颁爵权是为了使汉人也可封王封公的。”

　　冯听了袁这番话，正想插嘴，但袁又接着说：“华甫，我的心事已经对你说过，今天总统的权力和责任，跟皇帝有什么两样？一个人想当皇帝，无非为了子孙，因为总统不能世袭，而皇帝却可传子传孙。拿我来说，老大有残疾，老二是以名士自居，三儿子不达时务，其余都很幼小，岂能付以国事？历史上帝王之家的下场总没好结果，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冯抓住这机会插了一句话：“总统说的肺腑之言，可是到了天与人归，黄袍加身时，就推不掉了。”袁好像很生气地说：“不，我决不会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我已叫他在那儿置了点产业，如果再有人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再不问国事了。”冯听了袁这番表示，当然是相信的，他辞出后顺道访政事堂机要局长张一麐，把袁适才讲的话对张复述一遍，问张对此看法。张是苏州才子，自小站练兵时便当袁的文案，参与机密最久，又和冯私交也最深，他听了冯的叙述，想了一会说：“老头子的话是信得过的，事情的确如此，有人想做开国元勋，但老头子不会傻到这个地步。”

第68章 张作霖和陈宧

　　袁对冯、段各有一套应付的手法，已如前述，对于冯、段以下的北洋系军阀们，袁所采取的手段则略有不同，一方面同样不让他们参与帝制机密，一方面则多方设法窥探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态度。

　　民国4年夏天，他本拟召集全国各省将军来京，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讨论划分军区和废省改道两个问题。当时有人建议袁不要仓促进行，以免各省军政首长离心离德；加以中日甫签二十一条约，此时此刻召开大规模军事会议，很容易招致日人疑心和误会。袁深以为是，乃改变方式，轮流电召各省将军入京述职，专就帝制问题向他们试探。

　　4年7月起，应召来京的，先后有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山西将军阎锡山、奉天将军张锡銮、湖北将军段芝贵和驻防奉天的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驻防湖北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等。这些显赫人物中，只有段芝贵是唯一参与帝制机密的。

　　袁接见这些封疆大吏时，总是先问这么一句：“咱们办共和办得怎样？”“共和”而加“办”字，实在是一个绝妙的好形容词，因为办得不好，当然可以不办，何况“办”字便寓有试办的意思。这些诸侯们都知道袁的意思，所以答复的话都是千篇一律：“共和不容易办得好，还望大总统多负责任，以救国家。”

　　奉天将军张锡銮是袁的老把兄，此时已经70多岁了，在袁眼中，这位老将黄忠已无余勇可贾，耳既不聪，目又不明，而所说的话，更不中听，他认为外交告紧，边防空虚，对政治问题应该多加考虑，以免引起强邻干涉。袁听了很不高兴，因而有意要把他打入冷宫。

　　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的地位自不能和各省将军比，但他是奉天的实力派，所以破格召见他。他于4年7月25日入京，由军警执法处长雷震春陪同入觐，袁在居仁堂召见他。这位初见世面的师长，颇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飘飘然，左顾右盼，对于清宫中一件古瓷、一幅名画，无不啧啧称赞。他依例向袁行跪拜大礼，恰巧袁这时从口袋中掏出表来看时间，张正好叩头完毕站起来，便目不转睛地望着这只挂表，袁微微一笑，顺手把表送给他：“你拿去做个纪念吧！”他接了过来连声说谢谢。

　　袁和颜悦色地问他和雷震春的关系，他直率地回答说：“禀大总统，雷处长是作霖的老总统。”雷赶忙接着说：“那时东三省左翼总统是张勋；右翼总统是震春。”一边回转头来轻声却带有训斥的口气对张说：“现在的总统不是从前的总统，现在的总统和皇帝一样，你懂吗？”张连声说是，袁又大笑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