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寿田字午诒，湖南湘潭人，和杨度是同乡又是同学，为王湘绮的弟子，少有才名，倚马万言。光绪二十四年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曾为端方的幕僚。后随袁世凯，深获器重。2年10月袁就大总统，夏为文官次长，3年5月国务院撤销，设政事堂于总统府，总统府秘书长为内史长，夏为内史。袁死后，夏名列帝制祸首，匿居天津租界，后去上海，做了犹太财阀哈同义子的食客。晚年信佛，在福州鼓山受戒。

　　朱启钤字桂莘，贵州紫江人，光绪三十一年，清廷设立巡警部，朱任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民元先后任陆徵祥和赵秉钧内阁的交通总长。赵秉钧因刺宋教仁案受株连辞职，朱曾兼代国务总理两天。熊希龄组阁时任内务总长，3年2月并兼交通总长。4年9月洪宪帝制筹备期间，以朱兼任“大典筹备处”处长。列名帝制祸首后，直到7年始被取消通缉令。后来朱一度在徐世昌总统任内南北和议时受任为北方总代表。从此退出政坛，卜居天津，著有《李仲明营造法式》和《存素堂丝绣录》。

　　周自齐字子廙，山东单县人。北京同文馆出身，后赴美留学。清末曾继伍廷芳以参赞名义代理驻美公使。曾向美国交涉退还庚子赔款1200万美元。民元3月任山东都督，2年8月出任中国银行总裁，9月任熊希龄内阁的交通总长。3年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4年4月继张謇为农商总长，5年5月复任财政总长。是袁时代财政方面的红人，也因为这样列名帝制祸首。

　　薛大可字子奇，湖南益阳人，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曾因革命在上海被捕。民国成立后在北京为新闻记者，民国2年春被选为众议院议员。筹安会事起，结识了杨度，杨度叫他办一张《亚细亚报》，专门鼓吹帝制。袁世凯称帝前后，袁克定和杨度伪造《顺天时报》，刊登各地拥戴的消息送给袁过目，据说就是薛从中做的手脚，因为《顺天时报》用的是日本字模，别的印刷所模仿不来，可是薛子奇的《亚细亚报》设在后孙公园，《顺天时报》设在新华门大街，相距咫尺，所以薛每天可以花钱向《顺天时报》买铅字，在《亚细亚报》排印，印成一张假的《顺天时报》，每天专供袁阅览。袁每天从这张假报上看到尽是假消息，因此薛亦可以说是洪宪帝制运动中的一个要角。据说诱胁当时的名记者黄远生和刘少少也是薛负责的，《亚细亚报》曾在袁登极前两个月在上海设分馆，对外声言已请黄远生为主笔，刘少少为编辑，黄远生为此曾登报否认，随后即逃往国外，怎知他到美国后，却被爱国华侨把他当作帝制余孽炸死了；刘少少也从未加入亚报。这个《亚细亚报》的上海分社在出报的第二天就遭爱国人士投掷炸弹，吓得职员们不敢去上班，报纸不久也寿终正寝。薛子奇之与洪宪帝制，不过如此，比起那些洪宪帝制的重要军政人物，就只能算小巫了。

　　薛子奇名列祸首后，仍一直寄居北京，到了张作霖入关，雄踞故都为大元帅时，薛曾一度活跃，其后又销声匿迹。薛、顾名列帝制祸首后，有好事者把“顾鳌薛大可”两人名字连在一起征求对联，某名士对以“潘驴邓小闲”，含意讽刺，令人叫绝。

第98章 黎元洪继任总统

　　袁断气时，除了接受顾命的四位大臣外，其他在北京的袁系要人虽都闻讯赶至，却未参加讨论继承人会议。金匮石屋名单揭晓后，四位顾命大臣就讨论继承人问题，一致请徐表示意见。

　　徐东海是著名的水晶狐狸，他说：“现在南方独立，收拾时局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依我的愚见，根据《约法》，应推副总统继任。”他和袁临终前口气一样，没有划分《约法》的新旧，然而这不是他神志不清，而是他高明之处。金匮石屋的第一名是黎，根据新《约法》，黎也是第一名；如果依照旧《约法》，副总统升补总统也是黎，所以《约法》不论新旧，黎都有资格继承总统，这是法理方面。至于形势上，袁死前一团糟的局面，袁死后如何善其后呢？拥黎来过渡，护国军方面会同意的，也避免使北洋派居于炉火之上，黎有声望却没有实力，又是北洋派的政治俘虏，利用他为北洋派服务，对北洋派来说，是个最好的打算。

　　徐虽是北洋系的重臣，可是在北京，北洋实权都是抓在段祺瑞手中，徐又怕段有总统自为之意，怕自己的主张堵塞了段想做总统的出路，因此徐望了段一眼，补充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究竟怎么办，还是取决于总理吧！”大家不约而同地望着段，等他开口，然而他却沉默不则声，屋子里一片寂静，只听见后院的哭泣声。这样挨了一刻钟，才听到段极其简单地说了一句话：“很好，我和相国的意见一致。”这话说完，局面才算定了。

　　袁停尸在居仁堂前的春藕斋，徐、段等下令分别通知各部总长和袁有特殊关系的人，不多时，到了20多人，曹汝霖提议先向灵前祭奠一下，于是设了香烛祭品，各人向袁的遗体先行三鞠躬礼。在行礼的人群中，段看见了张国淦，马上抓了他的手说：“乾若，随我来，我们去看副总统去。”张国淦字乾若，湖北人，他是袁系中代表袁和黎联系的人。段拉住张上了自己的汽车，只对司机说了一句话：“东厂胡同。”由春藕斋到黎寓居的东厂胡同途中，段一言不发，脸部表情凝重，使张如坠五里雾中，他未参加刚才的四巨头会议，也不知道袁断气前所说“约法”两字，更不知道金匮石屋的名单，所以他摸不清楚段拖了他去看黎元洪的真意何在？

　　段的心情很复杂，所以他像哑巴一样不开口。平心而论，他最瞧不起黎。在逊清末年，他的官爵比黎高得多了，在北洋系中他也是袁以下数一数二的人物，如今袁死后却要他举北洋系拥护黎为总统，内心实在太想不通，然而形势比人还强，当前形势，又非拥黎不可，所以他表情非常凝重。

　　段祺瑞和张国淦的车子驰抵东厂胡同黎寓的门口，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又喘着气说：“总统过去了。”

　　黎已知袁逝世，这时听说段来了，便赶着跑了出来，两人在黎客厅中的一幕，非常戏剧性，客厅内摆着长方形的楠木桌子，黎走入客厅像个木偶似的坐在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这幕哑巴戏做了40分钟，段站起身来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来送客。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跨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6日下午袁的遗令公布的同时，国务院发表了一则公报：

　　袁大总统于本日上午十时四十分以尿毒病薨逝，停柩居仁堂，业经遗令遵依《约法》第廿九条宣告以副总统代行中华民国之职权。

　　6月6日这一天在北京城内是紧张而混乱的。这天午夜，黎的湖北同乡陆军次长蒋作宾来了一个电话给黎：“外边情形很不好。”黎听到没了主意，不知外边出了什么岔子。老实说北洋军人究竟会怎样变，谁也难预料，这时最重要的问题是继承人问题，黎想来想去非常不安，他把张国淦找来，要他打一个电话问段一下。张拨通了段的电话，那边接电话的是段的副官，他说：“总理没有工夫听电话。”黎站在电话机旁很焦躁，催张说：“你说有要紧的事。”张如此说了，副官跑去报告段，等了一忽儿，那边回答说：“如果是要紧事，总理说请你当面来谈谈。”黎赶快对张说：“去，去，你快点去告诉他，我不要做总统。”张驱车到了国务院，径奔总理办公室，这时虽已午夜，国务院却灯火辉煌，尤其是总理办公室挤满了人，都是些戴鸡毛帚、穿军服的高级武人。段忙得喘不过气来，一眼看见了张，就撇开包围他的人，把张拉到另外一间小屋子里。张说：“副总统要我过来问问这边情形。”段面色坚定而傲慢地说：“我姓段的主张姓黎的干，我说了就不改变，不管有什么天大事情，我姓段的可以一力承担，与姓黎的不相干。”张想多知道一点情况，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见段捏着拳头在桌子上一击，狠狠地说：“他要管，就让他管。”他是谁呢？张为之茫然。段说完这句话，又匆匆忙忙地回到那个挤得水泄不通的总理办公室去了。

　　张国淦由国务院赶回东厂胡同黎寓，黎正急得像热锅蚂蚁一样，张把段很坚决地支持黎做总统的话讲了出来，却没有讲后半段。黎仍觉得这局面不佳，他对张说：“乾若，这情形不妙，我们姑且在沙发上躺一夜吧！”这时，黎身边只有一个副官唐冰如。

　　第二天一早，黎又促张到国务院，这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原来那些帽子上有鸡毛帚子和身穿军服的北洋系高级军官一齐包围了段，他们要举徐世昌或段祺瑞为总统，他们坚决反对北洋系以外的人，尤其是南方人为总统。幸而段的态度很坚定，才把一天风云吹散。

　　段见到张后，就把已经拟好的通电给张看，张看见电稿上这样写着：“黎公优柔寡断，群小包围。东海（指徐世昌）颇孚人望，但《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应由副总统继任。”段这个电报当然是安抚北洋系的，然而张国淦对段说：“这何苦来呢！做人情就索性做到底，总统都奉送了，何必让受人情的人不痛快呢。”段想了一会，乃提起笔删去这一段难听的话。

　　张国淦在袁、段一方面看来，是联黎的一条线索，而在黎看起来，却又是联袁或段的一条线索，他屡有求去之意，双方都苦苦留他。他曾经批评冯国璋“不左不右”，而他周旋于黎与北洋派领袖之间，却是左右做人难。

　　6月7日，黎在东厂胡同私宅举行就职典礼。黎就职当天颁下三令：

　　第一令云：“元洪于本月七日就大总统任，自维德薄，良用兢兢。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造成法治之国。官吏士庶，尚其共体兹意，协力同心，匡所不逮，有厚望焉！”

　　第二令云：“现在时局颠危，本大总统骤膺重任，凡百政务，端资佐理，所有京外文武官吏，应仍旧供职，共济时艰，勿得稍存诿卸。此令！”

　　第三令云：“民国肇兴，由于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划，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本大总统患难周旋，尤深痛怆。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章，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副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

　　黎元洪虽然做了总统，可是他没有实际力量，既非北洋系，又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在北洋诸帅看来，黎不值得受他们拥戴；在国民党人看来，黎在二次革命后背叛国民党，投靠袁以自保，不是真正革命党人。可是也有他的优良条件，他与人无争，出名的好好先生，做人方面他占了这个便宜，同时他又是现任副总统，继任总统近水楼台，水到渠成。

　　黎就职后，又恢复辛亥年被选为鄂军大都督一样，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决定权力，只在公文上签字盖章，成为段与北洋系一个政治傀儡。

　　黎虽然就了职，一个问题却引起了争论，便是《约法》有两个，是新《约法》呢？还是旧《约法》？旧《约法》是民国元年的，新《约法》是民国3年的。

　　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于6月10日通电提出四大条件：

　　（一）请黎大总统即日宣言恢复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

　　（二）请召集民国二年解散之国会，依法补选副总统，及要求同意任命国务员，组织正式国务院；

　　（三）请惩办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十三人；

　　（四）请下令召集军事特别会议，由各省都督或将军各派代表在上海开会，议决一切善后军事问题。

　　西南军务院副抚军长岑春煊亦宣称这四个条件是护国军方面一致主张，如北京方面同意接受，抚军院当立即撤销。唐、岑的通电发出后，在上海的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则联名通电呼应。国会议员谷钟秀、孙洪伊等则在上海登报召集议员自行集会，以拥护法统，维持新《约法》为奋斗的目标。

　　段祺瑞不赞成恢复旧《约法》，6月22日他通电各省，内云：

　　黄陂继任，元首得人。半月以来，举国上下所龂龂致辩争者，《约法》而已。然就《约法》而论，多人主张遵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但此项办法，多愿命令宣布，以期迅捷，政府则期期以为未可。盖命令变更法律，为各派法理所不容，贸然行之，后患不可胜言；是以迟徊审顾，未敢附和也。

　　或谓三年《约法》，不得以法律论，虽以命令废之，而无足议，此不可也！三年《约法》，履行已久，历经依据，以为行政之准，一语抹杀，则中国一切法令，皆将因而动摇，不惟国际条约关系自重，不容不再三审慎，而内国公债以及法庭判决，将无不可一翻前案，加之何其可也？

　　或又谓三年《约法》出自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出自政治会议，与议人士皆政府命令所派，与民议不同，故此时以命令复行元年《约法》，只为命令变更命令，不得以变更法律论，此又不可也。三年《约法》，所以不餍人望者，谓其起法之本，根于命令耳！而何以元年《约法》，独不嫌以命令复之乎？且三年《约法》之为世诟病，佥以其创法之始，不合法理，邻于纵恣自为耳！然尚经几许咨诹，几许转折，然后始议修改。而今兹所望于政府者，奈何欲其毅然一令，以复修改以前之法律乎？此事既一误于前，今又何可再误于后？知其不可而尤而效之，诚不知其可也。如谓法律不妨以命令复也，则亦不妨以命令废矣！今日命令复之，明日命令废之，将等法律为何物？且甲氏命令复之，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废之？可施之于约法者，又何不可施之于宪法？如是则元首每有更代，法律随为转移，人民将何所遵循乎？

　　或谓国人之于元年《约法》，愿见之诚，几不终日，故以命令宣布为速。抑知法律争良否，不争迟速，法而良也，稍迟何害？法不良也，则愈速恐愈无以系天下之心，天下将蜂起而议其后矣！纵令人切望治，退无后言，犹不能不虑后世争乱之源，或且舞法为奸，授我以资为先例，是千秋万世，犹为国史增一污痕，决非政府所敢出也。总之，复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所审度者，复行之办法耳！诸君子有何良策，尚祈无吝教言，俾资考镜。

　　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则致电驳复，词意坚决，略谓：

　　如此次我大总统依法继任，政府对内对外，迭经声明，所依何法？非根据元年《约法》规定程序所衍生之《大总统选举法》耶？使三年《约法》而为法也，一法不容二存，则被该法所废止之《大总统选举法》，定当非法，云何能依？果尔，则何不于六月九日，开所谓石室金匮以别求元首？夫我总统正位，而国内外共仰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又如我公今所长之机关为国务院，国务院者，元年《约法》上之机关，三年《约法》所未尝有也。三年《约法》若为法，元年《约法》定非法，公所长之院何由成立？今发布院令而中外共许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揆诸法理如彼，征诸事实如此，则三年《约法》之非法，确成铁案。

　　北洋系方面既然不愿恢复旧《约法》，所以拟议仿照约法会议，来修订一个新约法，议会纷纭，莫衷一是。

　　6月25日，上海海军突宣布独立，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发表联合宣言，因拥护旧《约法》而宣告独立，电曰：

　　自辛亥举义，海上将士，拥护共和，天下共见。癸丑之役，以民国初基，不堪动摇，遂决定拥护中央。然保守共和之至诚，仍后先一辙，想亦天下所共谅。洎乎帝制发生，滇南首义，筹安黑幕，一朝揭破，天下咸晓，然于所谓民意者，皆由伪造，所谓推戴者，皆由势迫。人心愤激，全国俶扰，南北相持，解决无日。战祸迫于眉睫，国家濒于危亡。海上诸将士，佥以丁此奇变，不宜拘守常法，徒博服从美名，无补于大局，当与护国军军务院联络一致行动，冀挽危局。正在进行，袁氏已殒。今黎大总统虽已就职，北京政府仍根据袁氏擅改之《约法》，以遗令宣布，又岂能取信天下，餍服人心？其为帝党从中挟持，不问可知，我大总统陷于孤立，不克自由发表意见，即此可以类推。是则大难未已，后患方殷。今率海军将士于六月二十五日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断不承受。誓为一劳永逸之图，勿贻姑息养奸之祸，庶几海内一家，相接以诚，相守以法，共循正轨而臻治安矣。

　　上海海军的独立，使段感到事态严重和自身陷于孤立。当时中国海军共有三个舰队，第一舰队是海军的主力。这次公然独立，不仅严重地威胁北洋系势力下沿海各省区，同时还可以帮助护国军运兵北上。

　　段祺瑞这才了解问题严重，乃不再坚持要行新《约法》，同时由于林长民、张国淦的奔走，乃于6月29日由黎元洪正式申令，仍遵行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申令如下：

　　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

　　又申令：“依据《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续行召集国会，定本年八月一日起，继续开会。所有关于袁氏时期之立法院、国民会议各法令，应即撤销，并裁撤参政院，特任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及各部总长。”于是争议不决的法统问题，遂告一段落。

　　7月14日，黎元洪下令惩治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等八人，余悉从宽免。西南军务院以所提条件，大致均孚愿望，遂于同日由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吕公望、蔡锷、李烈钧、戴戡、刘存厚、罗佩金、李鼎新等联合通电撤销，声明国家一切政务，静听元首、政府和国会主持。

　　洪宪垮台，袁世凯去世，梁启超和蔡锷这师生二人便成为当时人望。黎元洪做了光杆总统后，极望能拉拢护国方面的力量，倚为支援，于是有人向黎建议，礼聘梁启超为总统府秘书长，如梁北上，以梁当时的人望和西南护国军方面的实力，足以牵制段祺瑞。黎颇以为然，遂于7月1日致电梁启超，电云：

　　屡承来训，虑远思深，谋国之心，家居弥笃。泰山北斗，景仰为劳。亦每知读礼之时，不敢以阁员相浼，然万端待理，棼如乱丝，辱以庸才，丁兹危局，设使旧鼎覆，沦胥以灭，既负人民望治之心，亦违先生救时之愿，窃不自揣，欲以本府秘书长相屈，既无嫌乎夺情，且可资乎论道。先生模楷人伦，万流仰镜，倘肯垂念邦国，当不忍金玉尔音。敢布寸心，拥籧俟命。

　　梁启超是聪明人，何尝不知道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所以婉辞复谢。黎元洪随后复数次致书遣人邀梁入京，赞襄一切，并命公府收支处自7月份起月赠津贴2000元，其致梁函略云：

　　自违尘教，裘葛载更。岭树江云，迢迢千里，虽鳞鸿多便，邮电常通，而仰企之怀，未足罄其万一也。徐君佛苏到京，询悉素履安和，旅祺清适，欣慰不可言喻。国家多故，祸变相寻，赖执事奔走提倡之功，与夫调护斡旋之力，幸得由剥而复，转危为安。元洪不才，亦获随诸君子后，共荷钜艰，凡百措施，均资指导，嘉猷伟略，薄海同钦，此固民国无疆之休，非仅私幸已也！现在国会将开，人心粗定，而茫茫前途，来日大难，一切建设问题，非得宏才卓识如执事者，从容坐论，随事谘商，长夜冥行，其何能淑？前曾奉上一电，敬迓高轩，适执事俨然在忧服之中，哀毁已甚，未便固请，然引伫足音，寸阴若岁，自夏徂秋，虚席以待者，亦既三阅月矣！屈指读礼之期，行满百日，为国夺情，万民所望，睹此危局，宁忍恝然。伏乞台从北来，克日命驾，慰我饥渴，示我周行，九顿以请，幸毋遐弃，鉴此微忱。

　　民国5年双十节，黎元洪以共和重建，特发表大批授勋令，以为酬庸之典。首授孙中山大勋位；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梁启超、黄兴、岑春煊6人以勋一位；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3人以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这些勋章，颁赠得太多，如西南首义反帝制派之将领及北洋帝制派之拥有兵权者，甚至逊清皇室之世续、载涛、绍英等，亦均获得。遂使鱼龙混杂，有勋章如雨之势。

第99章 段祺瑞大权独揽

　　袁死黎继，北京政府的大权便在段祺瑞掌握中，一切大政均是段的决定。6月10日裁撤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这是袁以总统的身份抓军权的机构，袁在世之日和段闹得最不愉快的，就是这个机构，黎当总统，段自然不能再让这个机构存在，所以首先废除了它。13日令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令王式通为国务院参议。徐树铮是段的智囊，倚为腹心，却又是袁所最憎恨的人。段出任国务总理时，就为了要派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而和袁闹得极不愉快，现在是段的天下了，徐树铮当然要先掌大权的。这正合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话。19日下令裁撤京畿军政执法处，这是袁的特务机构，也是被各方最痛恨的机构，段为了收揽人心，所以先裁撤了它。29日废国务卿名义，仍恢复国务总理，裁撤参政院和平政院所属的肃政厅。

　　30日政府人事大改组，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辞职照准。以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段祺瑞自兼陆军总长。唐绍仪未到任以前陈锦涛暂兼外交总长，张耀曾未到任前，以张国淦兼司法总长。7月12日再局部改组，以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8月1日改派谷钟秀为农商总长，张国淦转任总统府秘书长。

　　7月6日对于各省军政首长的名称加以修改，在官制未定以前，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官改称省长。令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孟恩远吉林督军，张怀芝山东督军，赵倜河南督军，阎锡山山西督军，冯国璋江苏督军，张勋安徽督军，李纯江西督军，李厚基福建督军，吕公望浙江督军，王占元湖北督军，陈宧湖南督军，陈树藩陕西督军，蔡锷四川督军，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唐继尧云南督军，刘显世贵州督军。令朱家宝为直隶省长，郭宗熙吉林省长，毕桂芳黑龙江省长，田文烈河南省长，沈铭昌山西省长，齐耀琳江苏省长，倪嗣冲安徽省长，戚扬江西省长，范守佑湖北省长，张广建甘肃省长，杨增新新疆省长，朱庆澜广东省长，罗佩金广西省长，任可澄云南省长，戴戡贵州省长，胡瑞霖署福建省长，孙发绪署山东省长，张作霖兼署奉天省长，吕公望兼署浙江省长，陈宧兼署湖南省长，陈树藩兼署陕西省长，蔡锷兼署四川省长。令朱家宝兼署直隶督军，毕桂芳兼署黑龙江督军，张广建兼署甘肃督军，杨增新兼署新疆督军。令湖南督军陈宧迅速赴任，未到任前以陆荣廷暂署，广东督军陆荣廷未到任前以龙济光暂署。令授李烈钧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段祺瑞发表的各省军政首长名单，是煞费苦心的，一方面要促进南北统一，一方面要巩固北洋势力，求全而不全，换汤没有换药。举例言之，袁颁布的将军名义和护国军方面的都督名义同时取消，代之为督军，只是在都督和将军两个衔头中各抽出一个字合创督军的新名词而已；其次是委曲求全方面，这次人事安排，无论帝制与反袁派，在台上或新被逐（如陈宧）者，都给予一定的位置安排，人人各得其所，在安排上总算尽了最大努力。段的本意想在各省达到军民分治，所以只有少数省份是以督军而兼署省长的，署是临时性质。以省长而兼署督军的，只有四个省。这些省都是以小军阀或者以文人而权充军事长官，这当然是临时性质。至于段在四川、湖南、广东、广西四省的权力分配，简直是播下了战争种子，制造了纷乱的根源。尤其是对湖南，湖南是南北用兵必争之地，较之四川还要重要，因为在北洋军来说，取湖南比取四川容易得多。

　　为什么段不维持汤芗铭的湖南督军而改派他为广东查办使呢？原来就在段发表各省督军名单的前两天，湖南出了事，汤芗铭逃之夭夭。湖南独立时，北洋军第六师在湘西，安武军倪毓棻部在岳州，汤直接指挥的，是北洋军一个混成旅，由旅长车震率领，驻扎在长沙附近。这时候，广西军已有一部分到达衡阳和宝庆。陆荣廷以护国军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身份，于6月初由广东开到湖南，进驻衡州。在湖南内部，赵恒惕等已组成了湘军两师，湘西一部分民军也开到长沙附近成立了一个师。这是个剑拔弩张的局面，袁军与护国军无法和平相处，随时可能发生冲突。汤芗铭的处境，和陈宧在成都有点相同，既不能指挥驻扎在湘西、湘北的袁军，又不能指挥湖南的民军和桂、粤的客军。最糟的是湖南人恨透了这个杀人如麻的汤屠户，因此各路民军围攻长沙，以及国民党人要用手枪和炸弹对付汤的风声传遍了长沙城。7月4日深夜汤芗铭在四面楚歌中离开了长沙。

　　汤芗铭走后，湘军已成立了三个师，师长是陈复初、赵恒惕、陈忠洵。曾继梧以湘军第一军长暂代湖南都督，龙璋暂代湖南民政长。随后程潜以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名义由云南到了湖南，他的部队也改为湘军第四师。汤芗铭的离去，并未减轻湖南的火药味，而7月6日北京政府又发表陈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陈宧未到任前，派陆荣廷署理督军和省长。这个命令使湖南更加复杂了。

　　段祺瑞对陈宧印象恶劣极了，那么段又为什么派陈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呢？这是由于黎元洪坚决主张必须给陈一个督军职务。当汤芗铭逃离湖南后，段打算迅速派遣一支北洋军进驻湖南，又苦于无兵可调，恰好这时陈宧由四川撤出时，手上还有两旅兵力，派他就近入湘，既可敷衍黎，又给陈一个戴罪图功的机会。

　　这道命令立刻引起了湖南人民的激烈反对，湖南人赶走了一个北洋军阀，断不容又来一个北洋军阀，因此湖南各界推举年已七旬的刘人熙为湖南都督。为什么推刘呢？因为刘人熙以前做过广西藩台，与桂军陆荣廷颇有渊源，想通过刘的关系取得桂军协助以拒北洋军。

　　陆荣廷支持湖南人民这个行动，因为桂军也不希望北洋军大举进驻湖南。北军入湘问题引起了湖南人民和滇军、桂军的反对，其他党派人士如熊希龄、范源濂等则希望调蔡锷回到湖南，国民党人士则希望以甫由美返国的黄兴担任。可是蔡、黄两人均无意于湘督。黄兴推荐谭延闿以自代。谭在各方都有很好的人缘，不过和北洋系的关系不够深。

　　这时，穷途末路的陈宧知道自己不适宜于督湘，因此自动表示辞去湘督，而段祺瑞也了解，如果硬性派北军入湘，必会引起战争，段觉得这个用兵时间尚未成熟。因此他于7月16日改派刘人熙为湖南督军，并下令把第六师由湘西调回江西，第七师由四川调往洛阳，第三师也由四川调回岳州。

　　段祺瑞本来预定的计划是派第三师师长曹锟继陈宧以后的湖南督军，可是，段自己觉得他在北京的基础尚未稳定，必须靠一个可靠的北洋大将在自己身边，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因此选中了曹锟。曹一直给人印象是“老实人”，所以段调曹为直系督军。同时把7月间开回岳州的第三师分批调回北方。

　　这并不等于段完全放弃湖南，因为他又安了一个棋子在湖南，他派他的内亲吴光新率领北军第三旅接防岳州。这当然是埋伏吴作为将来湘督的打算。天下事如要人莫知，除非己莫为。段内定吴为湘督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湖南，当然又引起湖南全省激烈的反对，甚至公开宣称为了抗阻北军，不惜一战。

　　段这才了解湖南的强硬，于是在8月3日下令改派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所谓的“署”是暂代的意思，段这命令中，派谭为省长暂代督军，即表示将来还要派一个督军，所以段这期间给谭的电报都是称谭为省长。

　　谭延闿是反袁的，他在湖南很得人望。癸丑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承当一切湖南的责任，袁调他和赵恒惕赴京。赵被囚，他亦形同软禁，有这段经过，更使他在湖南受人爱戴。

　　湖南人对于湘督一职很敏感，这是因为汤芗铭杀戮太甚所招致，而湖南人甚至西南护国军方面，反对北洋军再入湖南的态度，则尤其坚决，不过北洋军留在岳州已是既成事实，所以当时等于有一个默契，只要北军不越过洞庭湖，似乎双方就能和平共存下去。

　　谭延闿8月20日就任湘督。

　　北京政府任命各省督军命令颁布后，首先发生了冯国璋和张勋互争地盘的纠纷。冯、张两人都是袁时代的“上将军”，不过冯在北洋派中的资望远在张勋之上。张勋的地盘在安徽，他的总部则在徐州，并将陇海线徐州以东的广大地区据为己有，这些地区是属于江苏的，冯国璋对此久已不能忍受。袁世凯末期，袁正想利用冯、张两人的利害矛盾以便从中操纵，冯鉴于袁的态度，所以只得隐忍。袁死后，督军命令又发表，冯认为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因此电请张勋移驻安庆以符定制。哪知张勋却告诉冯，他除了安徽督军一职外，还兼长江巡阅使，江苏是在长江流域内，长江巡阅使驻防徐州怎能说不符定制。冯接了这个电报，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竟气得向北京政府辞职。

　　冯辞职当然是一种姿态，是敦促北京下令张勋让徐州，然而北京政府这时又哪儿有力量贯彻这种行动，只能委婉地劝张自动让防，张勋根本不理。8月29日，冯再电北京政府，历数辫子军在徐海一带横行不法种种，使人民痛苦不堪，冯身为江苏督军，不能坐视不理，加以张对政府命令置之不理，政府应该处理。于是北京政府再度劝告张勋移驻安庆，哪知张勋也来一个辞职手段要挟，他电告北京政府宁可辞去安徽督军，也不会让徐州。冯、张的纠纷只好不了了之了。

　　这是很妙的现象，安徽省督军的驻地，不在安徽而在江苏，省长的驻地也不在省会安庆而在蚌埠，安庆只设有督军和省长的驻省办事处。安徽的民政、财政、教育等庶政当然是在省会安庆，于是省政诸事每天要用函电向蚌埠请示处理。安徽省长倪嗣冲，也是一个骄横不法的军阀，他怎么说也不肯离开蚌埠。北京政府虽然一再敦促他把省长公署迁至安庆，他也来个相应不理。

　　6月6日袁去世，6月7日陕西陈树藩宣布取消独立，6月8日四川陈宧宣布取消独立，6月9日广东龙济光也宣布取消独立。段祺瑞对这三个取消独立的地方首长采取各别不同的办法，他的目的只是达到北洋派专政和分化护国军力量。

　　本来龙济光的独立就很勉强，他是在广西护国军和广东各地民军四面包围下被迫宣布独立的。在宣布独立时，他取得了袁世凯的秘密指示和谅解。所以他虽然独立了，却仍然和袁有密电往来，请袁飞调北洋军由海道开至广东以解救他的危机，袁死后，他又与继承袁的段祺瑞取得了密切联系。

　　当军务院在肇庆成立时，代理抚军长岑春煊和广西都督陆荣廷都曾电请云南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取道广西和广东向江西进兵。于是李烈钧便率领张开儒、方声涛两个梯团，于5月12日开到肇庆。这时袁世凯还未死，龙济光当然内心里极不愿意出兵北伐，又拒绝滇军通过广州，他所持的理由是害怕引起误会，主客两军自相冲突。陆荣廷也害怕在广东境内引起这种冲突，因而主张对龙妥协，和龙商定滇军假道广东的路线，由肇庆经三水到琶江口，转乘火车到韶关，避免经过广州。但是6月7日张开儒梯团到达韶关时，袁已去世，龙借此理由，电令韶关镇守使朱福全闭门不纳，迫使滇军露宿城外，龙军又在城上架炮轰击，因此爆发了北江战争。

　　6月9日龙不和军务院联络便擅自宣告取消独立，龙这一着是想摆脱军务院的干涉，因为他内心一直认为自己是北洋系，所以心甘情愿倒向北京政府，他认为北洋军系是全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依赖北洋系做靠山，他就不怕滇军和桂军，他认为必须要把滇军和桂军驱逐出广东，他才能在广东安枕，所以他在取消独立的同时，秘密电请段内阁要求段三路出兵“援粤”，除由海道运输北洋军来粤外，并令江西、福建两省的北洋军由陆路开进广东，帮他夹击滇军，先击败滇军再驱逐桂军。龙济光的愿望是不让滇、桂军假道广东北伐，这和段祺瑞的内心打算相同，段当然不愿见西南护国军扩大力量，所以在龙济光取消独立后，北京政府发表命令对龙的行动大加赞扬，认为他“具有世界之眼光”。6月21日，北京政府又派龙济光兼任广东巡按使。段内阁的三路援粤计划也在加紧部署中。

　　当军务院还未撤销前，龙济光就故态复萌了，他指使驻在龙州的嫡系部队济军以敌对态度对付护国军，用坚壁清野的方法对待李烈钧所率假道北伐的滇军，且在城楼上开炮轰击，同时密电请求段祺瑞迅速调派北军三路入粤援助。不料这个电报却被军务院截获，由代理抚军长岑春煊通电揭晓，龙无法抵赖，只好伪造军务院不肯撤销和岑春煊、李烈钧两人密谋攻占广东的往还电以资抵消。

　　段祺瑞当然不欢喜护国军继续北进，所以接受了龙的乞援电，并电令江西督军李纯就近调遣北洋军第六师全部开往赣南；福建督军李厚基率军开往闽南；并派萨镇冰率海军以保护外侨为名开往广州，伺机消灭滇军，以保全广东为北洋势力范围。李纯已有江西，李厚基已有福建，既然有自己的地盘，对于广东就不太感兴趣，所以对段的命令阳奉阴违，只是象征性地派兵，其目的是防堵滇军侵入赣、闽。

　　李烈钧率领的滇军在韶州遭遇龙济光的济军攻击，全军极为愤慨，乃发动猛烈攻击，于5年6月7日攻入韶州。龙派军增援，7月3日又被滇军在源潭予以痛击，济军大败，桂军莫荣新乘机由西路攻入三水，龙被迫放弃一切，集中兵力困守广州。

　　由于广东形势的变化，段内阁乃于7月6日发表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命令时，借机对广东问题做一大调动，将李烈钧调到北京“另有任用”，以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同时又任命陆荣廷暂署湖南督军，陆未到广东前，仍由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

　　在这个人事命令中，包含了很多阴谋，第一调李烈钧入京是调虎离山，移开了广东北洋派正面的敌人；第二桂军虽然也和龙济光为敌，可是态度不似李烈钧那么顽强，所以发表陆荣廷为广东督军，就可以软化桂军；第三又派陆荣廷署理湖南督军，是阻止陆到广东接任督军，使龙济光可以继续留在广东督军位子上，以待北洋军的来援。这是一石两鸟的妙计，对滇军是调虎离山，桂军是缓兵之计。

　　就段来说，对广东问题已是煞费苦心了。

　　段祺瑞对广东的安排引起广东人士激烈的反对，以唐绍仪、梁启超、王宠惠为首的各党各派代表，纷纷电请北京政府罢免这个广东人民的公敌龙济光。于是段乃借口“粤事真相不明”，加派刚由湖南逃出来的汤芗铭为广东查办使，并派海军上将萨镇冰为粤闽巡阅使，借海军来向敌对方面镇压。

　　汤芗铭和黎元洪、段祺瑞都有相当关系。由于他是湖北人，和黎元洪是同乡，又同为海军学生出身。袁世凯未死前，冯国璋召集南京会议，汤芗铭和冯国璋都是主张袁退位的，冯这样主张，是为了自己想借南方支持登上总统宝座，汤则是自始至终主张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因为这个缘故，黎内心对汤极有好感。段祺瑞对汤也不坏，虽然袁死前汤和陈宧是最后迫袁致死的“倒戈”人物，可是陈宧早已通款于蔡锷，对袁和北洋系都不忠，而汤则是在重大压力下被迫宣布独立的。段知道汤这个人不会投靠国民党，所以也对汤有好感，加以段这时正要借重汤芗铭的哥哥、进步党领袖汤化龙在国会内相助，所以拉拢汤芗铭，也是拉拢汤化龙。

　　黎本想邀汤芗铭赴北京为海军总长，段却派了他为广东查办使。段这个安排是师袁的，袁世凯在癸丑二次革命时，曾派汤为湖南查办使，率领一部分军舰开到洞庭湖，随后即发表他为湖南都督。广东人士深怕段也来这一手，则赶走了一个杀人魔王，又来了一个杀人魔王，因此也坚决反对汤到广东。

　　陆荣廷如何呢？他的桂军本是向广东和湖南两方面发展的，他在广东，不像滇军那样和济军尖锐化，他利用滇军和济军为敌，就带领了一部分桂军开进湖南，把湖南控制在他的手里。

　　拿湖南和广东相比，湖南地当要冲，内部情况复杂，财源不及广东富饶，两者相较，鱼与熊掌不可得而兼，当然舍湖南而取广东，因此，7月10日陆荣廷不理睬北京命令他暂署湖南督军的命令，由衡州班师回桂，集中主力准备开赴广东。

　　段祺瑞在北京听说陆荣廷由湘班师回桂，正准备入粤的消息后，大为不安，这与他的安排恰恰相反，他本是一套假戏，而陆则是认了真要假戏真做。于是他在7月29日以国务院名义秘密发出艳电，征求各省北洋军阀对处理广东问题表示意见。这又是师法袁世凯的，利用北洋军阀，引起他们对南方各省有兴趣。

　　段祺瑞就是在处理广东问题时，引起了阁潮，他既然以袁世凯的继承人自居，当然最痛恨李烈钧，认为李是北洋系的死敌，他调李入京是勉强装出客气的样子，李不受调，他就想借机翻脸。他的秘书长徐树铮了解他的私心，乃把未经阁议讨论和通过，催促赣、闽两省出兵“讨伐”李烈钧的通电发出。因此导致内务总长孙洪伊和徐树铮正面冲突。

　　这时，在徐州的张勋也于7月31日发出通电痛斥李烈钧，主张赣、闽两省出兵“援粤”，接着倪嗣冲电请北京政府下令“讨伐”李烈钧。北方各省立即随声附和，张怀芝、赵倜、孟恩远、杨善德、阎锡山、冯国璋、王占元、毕桂芳、陈树藩（依发电先后为序）纷纷通电“致讨”，对李烈钧极尽攻击。

　　8月11日，北京政府发表处理广东问题的命令说：

　　龙济光未交卸以前，责任守土，自应约束将士，保卫治安。李烈钧统率士卒，责有攸归。着即均勒所部，即日停兵。此后如有抗令开衅情事，自当严行声讨以肃国纪。

　　这真是一个强词夺理、颠倒是非的命令，把龙济光说成守土有责、维持治安的疆吏；而李烈钧则是抗令开衅、违反国纪的罪魁祸首。事实是怎样呢？李烈钧只是北洋系所深恶痛绝的人，他是反对帝制最烈，而在云南倡义的三巨头之一。至于龙济光却是袁所亲爱的功狗，因效忠“洪宪皇帝”而被封王爵。

　　段以为用中央的威信向李烈钧摊牌，他有北洋军阀为后盾，如果李烈钧不听命令，就是反抗政府，背叛国家，他便可以号召全国，鸣鼓而攻。可是时间上不帮助段，这时陆荣廷已迅速带兵到了肇庆，龙济光在滇、桂军双重压力下，乃被迫提出卸职条件：（一）济军2万人（虚报）以上，应编为两师；（二）请拨付军饷和移防经费300万；（三）督办两广矿务，应选择两广扼要地点屯驻济军，在济军驻防区内，其他各军须撤出；（四）督办两广矿务公署应照督军公署的规模，直隶中央，本省长官无权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