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死后北京政府特派曹汝霖、周自齐、袁乃宽为大丧典礼承办员，丧礼条目凡十三条，奠祭事项八条。

　　丧礼议定条目：（一）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出殡日下半旗一日，灵榇驻在所亦下半旗，至出殡日为止。（二）文武官吏停止宴会二十七日。（三）民间辍乐七日，及国民追悼日，各辍乐一日。（四）文官左臂缠黑纱二十七日。（五）武官及兵士于左臂及刀柄上缠黑纱二十七日。（六）官署公文封面、纸面用黑边，宽约五分，亦二十七日。（七）官署公文书盖用黑色印泥二十七日。（八）官报封面亦用黑边二十七日。（九）自殡奠之后一日起，至释服日止，在京文武各机关，除公祭外，按日轮班前往行礼，京外大员有来京者，即以到日随本日轮班机关前往行礼。（十）各省及特别行政区域，与驻外使馆，自接电日起，择公共处所，由长官率同僚属，设案望祭凡七日。（十一）出殡之日，鸣炮一百零八响，官署、民间均辍乐一日。京师学校均于是日辍课。（十二）新华公府置黑边素纸签名簿二本，一备外交团签名用，一备中外官绅签名用。（十三）军队分班至新华门举枪致敬。

　　大丧典礼奠祭事项：（一）每日谒奠礼节，均着大礼服，不佩勋章，左臂缠黑纱，脱帽三鞠躬。（二）祭品用蔬果酒馔，按日于上午十时前陈设。（三）在京文武各机关，及附属各机关，每日各派四员，由各该长官率领，于上午九时三十分，齐集公府景福门外，十时敬诣灵筵前分班行礼。（四）单内未列各机关，有愿加入者，可随时赴府知照，亦于每日分班行礼。（五）外省来京大员，暨京外员绅谒奠者，可随时赴府签名，于每日各机关行礼时，另班行礼。（六）外宾及蒙、藏、回王公等谒奠者，即由外交部蒙藏院不拘时日，先期赴府知照，届时仍由外交部蒙藏院派员接待，导至灵筵前行礼。（七）清室派员吊祭时，应由特派接待员接待。（八）除各机关每日谒奠外，其各机关中如另有公祭者，先期一日赴府知照，另班上祭。

　　另定移灵办法，并发通告：为通告事。本月二十八日举行前大总统殡礼，所有执绋及在指定地点恭送人员，业经分别规定办法，合亟通告，俾便周知。

　　计开

　　（甲）赴彰德人员。（一）大总统特派承祭官一员。（二）文武各机关长官及上级军官佐。（三）文武各机关派员。（四）其他送殡人员。

　　（乙）送至中华门内人员。（一）外交团。（二）清皇室代表。

　　（丙）送至车站人员。（一）国务卿、国务员暨其他文武各机关长官。（二）文武各机关各派简任以下人员四员。

　　（丁）在中华门内恭送人员。文武各机关人员，及绅商学各界。（不拘人数，在中华门内指定地点恭送。）

　　附服式：凡执绋官员，均服制服，无制服者，准服燕尾服，均用黑领结、黑手套。有勋章大绶者，均佩勋章、带绶。左臂暨刀剑柄，均缠黑纱。其余各文武及绅商，准用甲种大礼服，及军常服，或乙种礼服，学生制服，均缠黑纱于左臂。

　　6月7日，袁遗体大殓，这位有史以来身兼皇帝和总统的袁世凯，头戴平天冠，身穿祭天礼服，完全一副“大行皇帝”模样。这一天，国务院通令全国上下下半旗志哀，学校停课一天，全国人民停止娱乐一天，文武官停止宴会27天。政府致送袁家属赙仪100万元。

　　正是这一天，西南各省悬旗志庆，云南、贵州都放鞭炮，全国人民皆大欢喜。这正是南北两地对袁的去世一个尖锐的对比。

　　6月23日举行政府公祭，由段祺瑞代表黎总统主祭。

　　6月28日出殡，由居仁堂移灵，舁柩的人由32人增加到80人。举柩时北京城内外各庙宇撞钟101下。黎元洪在新华门向袁柩行了一鞠躬礼。执绋人员是：内阁全体阁员、清室代表和各国顾问，自新华门送到东安门；各国公使由东安门送到中华门。所有的执绋人员，武官着制服，文官着大礼服。沿途军警严密戒备，交通断绝，送柩专车由前门外车站出发时，放礼炮101响。袁柩由前门外车站上车，径赴彰德。

　　袁的家属在袁的灵柩移出居仁堂时，也搬出了居仁堂。他们搬出时，把所有在居仁堂内可以搬动的东西都搬走了，据统计，光是大箱就有好几口，均由拱卫军兵士押解到彰德去。所以居仁堂变成了空空如也。

　　袁的灵柩也运返彰德，运柩车沿站都停车接受官员祭奠，所以车行甚慢，直到6月29日才到彰德火车站。

　　袁死之前，武昌传来一则神话，5月1日大风，东乡招贤镇有龙坠入湖中，粗如巨臂，长达数丈，乌鳞紫甲，怒目强爪。第二天则杳无所见，惟湖水呈深黑色。

　　薛子奇论袁的失败是由于：

　　用杨度而天下之政客走开，用夏午诒而天下之幕府走开，用段芝贵而天下之军人走开，用梁士诒而天下之理财家走开。

　　章太炎论袁的失败是由于：

　　袁之败由于三人反对三人：梁启超反对杨度，张一麐反对夏寿田，雷震春反对蔡锷。

　　袁死后，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有《吊袁世凯警告中华民国》一文，大隈是有名的日本侵华野心家，不过这篇文章却颇有可以警惕之语，其中吊袁世凯一段节抄如下：

　　袁氏为中华民国之大总统，蔑视《约法》，自制宪法，伪造民意，帝制自为，冀得遂其非分之望。及云南一呼，全国响应，卒于惊怖忧愤以死。迹其致败之由，盖不外耽于逸乐及修饰文字之二事。然此固中国数千年之习惯使然，袁氏不悟其非，转欲借此以求侥幸，遂致一败而不可收拾。今者袁氏死矣。虽然，袁氏之死，非仅袁氏一人死生之问题，实中国全国国运兴亡之大问题也，中华民国可不知所自省哉？

第96章 川、陕、粤取消独立

　　袁生前由于洪宪称帝而和他所培植的北洋军阀发生严重的矛盾，特别是袁、段之间的矛盾，几乎达到了快要破裂的程度。可是袁一死，段近水楼台继承了北洋军系的领导地位，他对袁的怨恨也立刻化为乌有。不只没有了怨恨，他还极力地对袁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因为段要以北洋军系正统的继承人自居，他就必须要保全封建的传统，他对陈树藩的优予安排也是基于这个理由。

　　段的这套手法，就像袁对逊清王朝一样。段一切都师承袁，所不同的是：袁采取了总统制，集大权于一身，以后还想当皇帝；段则采取袁当年所反对的责任内阁制，段以内阁总理而集中事权。他捧黎当总统虽说时势所迫，也是一种很好的手法，因为黎不是北洋派，黎当了总统，北洋派的人都要防他，为了防黎，自然而然只有团结拥段了。

　　袁世凯之死，只是死了一个北洋派的老祖宗，他的得意门生和化身，却是无数个袁世凯活在世上。

　　段取代袁而为北洋派领袖后，北洋派便不像袁在世之日那么完整，以后的日子是北洋派逐渐走向分裂的局面，首先是直系和皖系，以后是南北战争，北与北战争。这一幕历史很像东汉末年董卓死后，他的凉州军阀们纷争的局面，它留给人们是无比的恶劣印象。倘若民国初年没有这一幕，而是蓬勃建设，中国怎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呢！

　　袁世凯死后第二天，陕西都督陈树藩就宣布取消独立，他发表通电如此说：

　　袁大总统既已薨逝，陕西独立应即取消。树藩仅举陕西全境奉还中央，一切悉听中央处分。维持秩序，自是树藩专责，断不敢稍存诿卸，贻政府西顾之忧。抑树藩更有请者，独立虽共九省，而袁大总统之薨逝，实在未退位以前，依其职权，究属中华共戴之尊，溯其勋劳，尤为民国不祧之祖。所以饰终典礼，拟请格外从丰，并议定优待家属条件，以表我国民未尽之思。此外关于大局一应善后事宜，恳请随时安示遵行，至深感祷。

　　他的这个行动，段很满意，认为值得鼓励，于是在6月10日发表命令，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从此陈树藩便成为北洋附属军人了。

　　陈的取消独立电受到北洋派以外全国各阶层的憎恶，国民党领袖之一的于右任打电报质问陈：

　　阅公阳电，使人发指。陕西独立，取名护国，自当与西南首义诸省取一致行动。今袁氏朝死，暮即取消独立，且殷殷推袁为共戴之尊，不祧之祖，是则陕西何必独立，独立岂非叛祖？尤异者，请对袁氏饰终典礼从丰而外，又请定优待家属条件，试问袁氏遗产岂少，何待越俎代谋？军兴以来，战地人民死者不下数百万，此等家属，更谁恤之而谁怜之？

　　第二个取消独立的，是四川都督陈宧，他是于6月8日宣布，并有电给北京国务院，电云：

　　川省前因退位问题，与项城宣告断绝关系，现在钧座既经就职，宧谨遵照独立时宣言，应即日取消独立，嗣后川省一切事宜，谨服从中央命令。除通告各省外，伏乞训示祗遵！

　　他之出此也有出的理由，因为他接到黎元洪的策士蒋作宾、金永炎、哈汉章三人发来的密电，以乡谊来劝诱他，现在大总统是湖北人，湖北人应该捧湖北人，如果四川能为西南各省倡导，对当前局势是有贡献的。这些话很能打动陈，何况陈和黎还有一段共事之谊，便是陈未出京前，担任参谋次长，黎则是挂名的参谋总长，黎、陈因为有同乡之私，所以相处甚洽，由于既是同乡又曾同事，陈也觉得应该捧黎的场，所以他未和蔡锷和护国军方面联系，便通电取消独立。

　　陈这一着却错了。他讨好黎，却不知黎是个无权无实的光杆总统，有实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对陈宧却极不谅解，这是为了陈宧宣布独立时的通电中，亲笔加了一句“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一句话。陈当时卖弄聪明，认为袁垮台已属必然，和袁个人断绝关系并不是和北洋系断绝关系，可是这句话在段看来则完全不可宽恕，段很重视道义的，他对“公”、“私”两字的界限划分得非常清楚。段认为凡是受过袁私恩的人，在公的立场上反对帝制则可，在私的方面叛袁则不可，叛袁是忘恩负义，是北洋系的叛徒，段正以北洋系正统领袖自居，他觉得昨天你可以和袁断绝一切关系，明天何尝不可以和我断绝关系？这种人还可以用吗？这是段觉得陈不可用的第一点。其次是陈之取消独立，不是因为段的促成，而是响应黎元洪左右策士（段认为这些人都是小人）的指使，表示对黎的忠诚，这是叛离了北洋系，更是和段利害冲突的。第三是在交往方面，陈宧过去和段相交甚浅，自陈宧督川后，陈一直是和冯国璋相呼应，冯正是和段争夺北洋系领袖的两大对头。四川未独立前，陈宧和冯国璋亦步亦趋，曾派代表到南京联络，而陈下面的旅长冯玉祥也曾派代表向蔡锷建议，在袁下台后拥冯国璋为总统，蔡对此未表示意见，但曾把这个建议转给西南护国军参考。而陈也秘密向蔡建议，在袁下台后实行联邦制，推冯国璋为联邦总统。陈的这些意见段当然也知道，所以段对陈非常不满。

　　由于有以上因素，所以陈宧宣布四川取消独立后段对待陈宧并不像对待陈树藩一样，并不派他为四川将军和督理军务，这一来陈的处境就非常狼狈，他因取消独立，自然不能再称四川都督，而北京政府又不给他督理军务，他于是两头落了空。

　　早在陈宧宣布独立时，袁世凯就在四川放了一把火，他提升川军第一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令他率军进驻成都，驱逐陈宧。

　　袁死后，段继续这个计划，他授意北洋军驻川统帅曹锟暗中支援周骏，叫他继续进兵成都，夺取四川西部。周骏有了后台撑腰，勇气百倍，他派兵进占永川、隆昌、内江。并派旅长王陵基率兵五营进抵资中，截断成都叙府之间的联系。同时周骏喊出“川人不打川人”的口号，以博取护国军方面的川籍将领刘存厚、熊克武等的同情。

　　当陈宧在宣布独立时，曾取得蔡锷的保证，护国军方面承认维持陈的都督地位，必要时派兵支持陈，以应付复杂的四川局势。所以在周骏进兵成都时，陈宧便接二连三地向蔡告急。由于陈宧已取消独立，护国军和蔡锷都没有一定要援助陈的义务，不过周骏在四川停战时接受袁的重武将军任命，等于是执行袁的任务，护国军是反对的。同时周骏口口声声川军要联合对付滇军，挑拨川、滇军的感情，蔡锷在责任上自不能不制止。

　　然而蔡锷的实际处境是如何呢？他的喉结核症已非常严重，几乎讲话都讲不出来，他又是一个遇事躬亲的人。过去半年他不仅忙于指挥军事，还要自己处理文书，他手中这支护国军只是一支又疲又困、饷械两缺的孤军。他责任心很强，这时袁虽作古，可是四川问题依然严重，他深觉自己不能撒手不理，但如果要管，就需要增强军力，所以他电请唐继尧补充兵源和武器。就在这时候，陈宧求援的电报接二连三地到达，他在万难中只好非常勉强地抽调刘云峰一个梯团，经由叙州开到自流井，等候兵力集结后，再向内江和资中出击。

　　陈宧自己统率的北洋军共有三个混成旅，一个是李炳之，这时在重庆已被曹锟扣留。一个是伍祥祯，一个是冯玉祥，伍、冯两人都在成都，却不肯替陈宧卖力。陈一再哀恳，冯玉祥才勉强地派新编杨志澄一旅到简阳外围布置防线，遇到对方王陵基的部队，未经战斗就溃了下来，王陵基经龙泉驿直逼成都。陈宧被迫向周骏乞和，约定一个星期内交出成都，周骏则限陈三天内缴械投降，否则用大炮轰城。

　　这时唐继尧派来的增援军已兼程赶到了四川。6月25日蔡锷派罗佩金率领新到的顾品珍梯团增援成都，一面电请北京政府制止周骏攻城。可是一切都太晚了，陈宧让成都的限期已到，他于26日凄然离开了成都，变成了逃亡将军。

　　第三个取消独立的是广东。广东都督龙济光于13日电达中央，内称粤东独立已于6月9日取消，其文云：

　　北京国务院段相国钧鉴：我公总秉国钧，再造共和，旋乾转坤，重光日月。济光已于青日率属开会庆祝，上下胪欢，军民一致，即日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命令，惟粤省党派纷歧，诸多困难，俟部署周妥，再电驰陈。龙济光叩。

　　段复电优奖龙济光，说他：具有世界眼光，急谋统一，热诚爱国，深堪嘉慰。该省善后事宜，统由该上将悉心筹划，妥为办理。

第97章 洪宪余波

　　袁世凯时代，政治上的流行名词特别多，如北洋三杰、嵩山四友、四大将军、四凶、六君子、七小人、西山十戾、十三太保等。

　　北洋三杰前面已介绍过，就是龙、虎、狗。王龙、段虎、冯狗。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故曰龙，其实他在北洋三杰中官位不及冯的代总统和段的执政，也未抓过实权，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尊他为龙，因为中国士大夫传统风格以让为德；段祺瑞善怒而有威，故曰虎；冯国璋好说话，滔滔不绝，故呼之为狗。

　　嵩山四友前面亦已提过，就是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

　　四大将军是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荫昌。

　　四凶是赵秉钧、陈宧、朱启钤、梁士诒。

　　六君子本书前面已提及，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七小人是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

　　西山十戾本书开头时曾提到，是附会整个清王朝的重要人物，即：多尔衮（熊）、洪承畴（獾）、吴三桂（鹗）、和珅（狼）、海兰察（驴）、年羹尧（猪）、曾国藩（蟒）、张之洞（猴）、西太后（狐）、袁世凯（癞蛤蟆）。

　　十三太保就是“六君子”加上“七小人”的总称。

　　“六君子”本来是代表人物的名词，史书上我们曾看到好多次：

　　第一批是唐玄宗时的陈宜中等六君子；

　　第二批是宋宁宗时太学生周端朝等六君子；

　　第三批是明僖宗时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

　　第四批也是明僖宗时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等六君子；

　　第五批是光绪朝戊戌维新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这六君子因帮助光绪变法，被慈禧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最后的六君子是民国4年发起筹安会的这六位先生。

　　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六君子，都和袁世凯有关，戊戌年袁世凯出卖新党，以六君子的头颅换得他的富贵，使他得以获得慈禧的宠信，掌握清末的军政大权，最后取得天下；到了民国4年，却因洪宪六君子而促成帝制，最后因称帝而众叛亲离，83天皇帝梦，把生命也赔了进去。后人论袁说他以“六君子”起家，以“六君子”亡身。

　　最妙的是：袁世凯一生与湖南人特别有关系，戊戌六君子的核心是谭嗣同，因为谭嗣同传达光绪的密诏，要袁兵谏结束慈禧和她周围的守旧派势力，袁据此向慈禧和荣禄密告，而导致戊戌政变。谭是湖南浏阳人。洪宪六君子的主角是杨度，杨度是湖南湘潭人。最妙的是打倒洪宪皇帝的蔡锷，也是湖南宝庆人。

　　外国报纸称洪宪六君子为“君媒”。其实这六个君媒真正主角是杨度，助唱是孙毓筠，其余四人都只是“边务大臣”。这六君子如细分一下，其中有三个湖南人，有四支鸦片烟枪，一个纵横之士，一个失意军人，两个国民党人，两个书呆子。杨度是创办人又是包办人，其他五位都是他所物色而来的，其中只有李燮和是因穷困投奔老朋友找碗饭吃，碰上了这个“大好机会”。筹安会成立时杨发表谈话称：“我素为主张君宪之一人。辛亥年组织国事共济会时，曾建议由国民公决政体，其时因国会未产生，只得从总统之后，成立共和政体。现与同志数人研究共和、君主孰宜于中国，与共济之宗旨正同。我以为立宪非君主不可，君主又非立宪不可，这四字不能增减一个。”

　　袁的局面在垂危时，帝制已撤销，首倡帝制的杨度当然成为众矢之的。早在袁尚未生病时，4月12日，杨度即呈辞参政职，他的辞职呈文如下：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微忱，究无补于大局。世情翻覆，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俾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所有辞职缘由，理合呈请大总统钧鉴！

　　后来有好事之徒把这呈文戏改数字，刊于报上：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狐能，究无补于帝制。燃犀镜澈，毕竟公道昭然，拍马技穷，自悔天良丧尽。无俾士麦之霸才，羡日耳曼之宰辅，即令有心献媚，终于无福封公。流言恐惧，窃难免于狗烹，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兔脱。所有悔罪辞职缘由，理合奏请大皇帝圣鉴！

　　平情而论，杨的政治主张是不合潮流的，可是他却不是一个翻云覆雨、投机取巧的政客。他自清末民初，一贯主张君宪，他在政治节操上比梁启超和章太炎有原则。若说筹安会是逢君之恶的乱阶，杨度也不过是奉袁家父子之命行事，袁如没有帝制自为之心，杨度又岂能把皇冠勉强加诸袁的头上！

　　自帝制取消后，过去陷害国民党的特务们，忽然负起了监视帝制祸首的新任务。惩办筹安会六君子以谢天下之说大炽。达官要人均大难来时各自奔，纷纷出京避难。报载杨度畏罪先逃，这是小看了杨，他一直端坐在丰盛胡同私寓，在一片索债声中，过着苦难日子，国史馆员向他索薪，泰来洋行向他讨修房子的工款。

　　5月1日京津《泰晤士报》记者访问杨度，杨仍纵谈大势，一如平常。记者形容杨态度安闲，词意坚决。杨说：

　　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救乱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我则始终守着本位。但我们友谊未变。……国体问题，我应负全责，既不委过于他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

　　惩办帝制祸首是在7月14日以黎元洪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命令。祸首名单只有8人，就是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原来这个名单也是几经修改补充的，护国军方面提出祸首名单是13名，后来人称这13名为“十三太保”，那是“洪宪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加上“洪宪七凶”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老实说，参加帝制活动的，怎么会才止这13人，不过护国军方面认为袁是罪魁祸首，巨头已死，不必牵连过广，只要象征式地惩办一下，以对全国人民有所交代就行了。

　　虽然只是象征式，可是北洋方面因为帝制祸首和他们是有血肉关系的，所以名单的决定就很困难。

　　照理，所谓罪魁祸首，应该是变更国体，制造内乱的国事犯，然而当北京政府研究祸首名单时，首先是袁克定从彰德打来急电，替雷震春、张镇芳乞情，于是这两个名字便从名单上剔出了；接着冯国璋自南京来电替段芝贵求情，而李经羲则力保严复和刘师培，强调这两人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名单中又少了这三位；又有人向段祺瑞建议，李燮和和胡瑛曾是同盟会会员，为了对国民党表示好感，通缉名单中不必列国民党方面的人，因此又少了两名；最后为了袁乃宽是袁世凯的族侄，所以也被取消，这样一来，“六君子”只剩杨度和孙毓筠，“七凶”只剩朱启钤、周自齐和梁士诒三个交通系的领袖。而原来所谓十三太保的名单变成了“五太保”了。在决定五名祸首名单时，也有人替梁士诒求情，说：“加入此人，则金融界将起莫大之恐慌。不如留下他将来替政府筹款。”黎元洪大不谓然，他生气地说：“那么，我们不如干脆不下惩办祸首的命令吧！”

　　由于名单上祸首名字越来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觉交代不过去，才很勉强地加进了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名非首要分子。老实说罪魁祸首随手拈来不计其数，如果顾鳌等三人都算数，这张名单可以达五百人了。所以惩办祸首，在北京政府方面只是敷衍塞责，通缉令也是通而不缉。通缉令颁布前，杨度和孙毓筠避往天津，刘师培由西华门外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后来知道自己榜上无名，才和严复同至黎元洪寓申谢。杨度在天津，卜居天津清鸣台八号。当时有人曾以“一羊驱三午”相讥，羊指杨度，三午是魏午庄、端午桥、夏午诒。杨在天津屡欲赴京自首，被家人环阻。

　　两位变节的国民党人，一位是孙毓筠，一位是胡瑛。孙、胡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或死或逃，他们感觉到国民党已无复苏之望，乃有自寻生路的企图。筹安会成立后，孙自谓“大病不死，大难不死”，于是皈依佛法，延请谛闲、显珠二大法师讲经，并拟开办佛教大学一所，且介绍谛闲至团城和袁克定见面。袁克定说：“因为多病，病中看佛经颇有心得。”谛闲告以：“公子将来大贵，请爱惜此身留为世用。人世法与出世法本自圆融。”袁说：“将来若有那一天，必为佛门尽力。”当国体投票前，孙著《反对世袭总统议》，是六君子的第三篇劝进大文。惩办祸首的通缉令下后，孙已赴天津，外传孙在天津二十七路自杀未遂。

　　胡瑛是宋教仁的同乡，湖南桃源人，长沙经正学堂出身。辛亥革命前，他是个视死如归的革命斗士，与吴樾同谋炸五大臣的有他；乙巳同盟会成立时首先加入的是他；化装在京汉线跟踪铁良，欲伺机行刺的，也是他。他说话口音像桃源话又不像桃源话，像湖北话又不像湖北话，像四川话又不像四川话。至于他的身份，有时是革命党，有时是军人，有时却又是政客。他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坐牢也要革命，反动也反到极端，甘为帝制祸首。帝制失败后，他最怕别人用手指向他做“六”字，横一个“六”指他是六君子之一，竖一个“六”把大拇指放在嘴唇边是讥笑他抽大烟。他在北京住在石驸马大街。他的不幸是：做革命党要亡命，加入筹安会也要亡命，尤其不幸的，是如今亡命偏遇着对头——京师警察厅长吴炳湘，吴正想找一个弱者开刀，所以派侦探一直监视他。

　　六君子中的著名学者严复，参加筹安会是糊里糊涂的，只由杨度一片说词，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他的大名，赫然在筹安会发起人中。不过以后筹安会的通知单一次两次地送上门来，他既不移步到会，亦不否认列名，只来个不理不睬。当梁启超发表那篇轰动一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袁想借重他做一篇煌煌大文，乃派夏午诒登门以巨金为寿，可是这次却摸错了严的脾气，他淡然答说：“我老了，不怕什么了，文章也不能做了，你们另请高明吧！”

　　他的老朋友林纾见他列名筹安会，乃气喘吁吁地跑来，问他：“又陵，你怎么干出这样事来，无论袁家成败，你都不值得啊！”严却淡然说：“不相干，让他们去闹！”林说：“你应该否认吧！”严以漫不经意的态度说：“不否认也罢！”后来帝制取消了，袁也死了，杨度也走了，通缉祸首令也下了，林又气喘面白地跑来说：“又陵，你要离京啊！”严仍淡然说：“不离也罢。”林急得搓手跌足说：“不离京也许要坐牢，老朋友要救也无能为力。”严说：“是祸就不能逃，我老了，已不怕什么，文章我没有做，都是他们做的，是非终可大白，最好听之任之。”

　　严有十足的中国读书人怪脾气，老而倔强，贤于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后生小子。当别人恭维康、梁是先知先觉，严则说：“误清室者乃此二人，误苍生者，亦此二人。慈禧垂暮之年，倘康、梁不采取急进态度，则光绪终可畅行变法，乃康热中过甚，卒演成卖君、卖友惨剧。康最后只身远窜，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云无耻之尤，梁则出风头之念太甚，救国之心不足，不惜以昨我与今我宣战。”袁死后，有人问严说：“黎黄陂扶正，可以天下太平了。”严说：“不行不行，黄陂德有余而才不足。”他的怪癖是欢喜唱反腔，人之所好恶之，人之所恶好之！

　　六君子中另一位著名的学人是刘师培。刘师培字中牧，江苏仪征人，出身书香之家，博览群书，经史百家无所不通，旁及释道诸经典，不剽窃前人余绪，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刘好为大言。其实他是有真才实学。早年他和章炳麟办《国粹学报》鼓吹革命，又和章创光复会，其后亡命日本，也算是一个气度觥觥的革命志士。他的太太是扬州何家辂的胞妹何班（后改名何震），是一位风流跌宕的交际人物。两夫妇亡命日本时，刘与章炳麟、陶成章稍有意见，何因不惯流亡的苦日子，便怂恿丈夫不如归去。刘是个书呆子，慑于娇妻的阃威，又不胜浸润之谮，因此一天比一天和革命党人疏远，于是大家异口同声说：刘光汉是老婆俘虏，做了清朝走狗了。彼此既有意见，章炳麟等亦时对刘指谪，刘乃放弃党人，束装回国。返国后入了两江总督端方幕府，章炳麟曾贻书责刘，刘因内疚于心，不加答辩。迨端方卸任，刘惘然无依，遂赴四川任国学院讲师。辛亥革命后，端方奉命率兵入川，在资州被杀，川中革命党人认为刘师培是端方故旧，欲置之于死。章炳麟闻讯，急电谢天星等营救，词意恳切。章电云：

　　……昔姚少师语成祖曰：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孺，杀孝孺，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替，诗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刘获章营救后，乃远走山西，后因蔡元培之照顾，得执教于北京大学。民国4年受袁世凯委为总统府咨议、教育部编审、参事、参政、上大夫。他列名筹安会后，曾发表《国情论》鼓吹君主。可是他也真是一个苦命人，他的第一座靠山（端方）倒了，第二座靠山（袁世凯）也倒了，他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做了场黄粱梦，由西华门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幸亏李经羲一言，才把他从“帝制祸首”名单中剔了出来，于是他去邀了严复同至东厂胡同黎宅谢恩，黎没接见。

　　刘畏妻如虎，堪称惧内泰斗，尤其是张继（溥泉）形容起来，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张继寓居北京时，某夜刘仓皇掩入，喘息未定，忽有叩门声甚急，刘凄然告张：必是我太太来了，我怎么办？我一定要躲一下。一边说一边爬入床下，蜷伏不敢动。张出启门，乃是另一位客人。为之大笑，急返卧室拖刘出，刘再三不敢，以为张诳己，既出，手足战栗不已，谈话亦不终而告辞。

　　刘的《左衅诗文集》中，曾有《书杨雄传后》五古一首云：“荀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杨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典坟，头白勤著书……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阳作纲目，笔削而口诛，惟据美新文，遂加莽大夫。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疏？宋儒作苟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杨子书，思访杨子居，斯人今则亡，即吊空踌躇。”这首诗是替杨雄辩诬，也是替自己辩诬，集中虽说是游川旧作，但人们都说是帝制失败后解嘲之作。

　　刘在死前，曾有悔恨之语，说“我一生当论学不该问政……”。事实上，他所著的《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庵文集》五卷、《读左札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等书，均系确然可传的。到了民国8年初冬，他一病不起了，死前，着人请黄季刚来到榻前，授以一本手抄的《音韵学》，哽咽地说道：“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此学非公莫传，算是我临终的一点自赎的心愿吧！”

　　这些临终遗言，使得黄季刚大为感动，也不再拘于年龄班辈，竟连忙跪下磕头，行了隆重的拜师礼，两人生前同在北大执教，临终却成为师生，一时传为儒林佳话。

　　六君子之中以李燮和为最消沉。筹安会宣言发表后，忽有龚先曜其人谓系光复军宿将，控李冒领军饷尽入私囊，又有“李百端恐吓，谓吾为筹安会理事，何求不得，若再哓哓不已，即交军政执法处、步军统领置之死地”等语。李正在“头痛医头”之际，又要“脚痛医脚”，原来报载颁他四等嘉禾章，前湖南省议会议员《湖南公报》经理李诲乃燮和之弟，忽有大义灭亲之举，请诛六君子以谢天下。那时李诲与不避斧钺之诛的贺振雄齐名，舆论均谓首先发起帝制的是湖南人，首先反对帝制的也是湖南人，且将汤化龙、汤芗铭兄弟与李诲、李燮和兄弟并列，以其同为兄弟，而路线不同之故。

　　六君子中名列帝制祸首的只有杨度、孙毓筠两人。另外六名，是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

　　顾鳌字巨六，四川人，光绪三十一年赴日本留学，在明治大学攻政治经济，回国后服务法界。汪兆铭和黄复生在北京谋刺摄政王失手被捕后，顾鳌和章家祥承办此案，暗中多予维护。民国成立后在北京担任律师，2年政治会议成立，顾任秘书长。洪宪帝制筹备时期，袁派顾为法典组主任。洪宪法典多是顾所起草，因此顾遂得以列名帝制祸首中。此后若干年都抬不起头来，北伐后顾随杨度投奔上海杜月笙门下为食客，在陶尔菲斯路寓所挂牌做律师。生意不好，最后乃改营古董掮客生意，不再在政治圈内活动。

　　梁士诒是袁世凯时代红得发紫的北洋派要角，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中，他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论重要性或地位，比北洋三杰的王、段、冯高出很多，即是袁的老友徐世昌亦不能望其项背。民元袁任大总统，梁即为总统府秘书长，掌握外交、财政、交通大权。由于交通部和交通银行在梁手中控制，遂有交通系的组织，为民初北洋政府中一重要政团。洪宪帝制筹备时，梁发起“全国请愿会”为劝进的行动组织，一举而取代了筹安会。不过有人说梁并不赞成帝制，系被迫参加，任人摆布，梁被宣布为帝制祸首，亦从不声辩。不管梁士诒在何种情况下参加洪宪，他对袁世凯的事业和毁誉，总要负极大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