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备军建立后，王士珍任第一协协统。其后又成立了第二协。当时袁世凯有个新规定，是“用人唯才”，因此新军所有高级将领必须经过考试，成绩最佳的出任高职。第二协成立后，举行了一次考试，考得最高的是冯国璋，因此便由冯出任第二协协统。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他的三个重要干部是：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号称北洋三杰，王是龙，段是虎，冯是狗。袁对这三杰一视同仁，不分轩轾，这是袁的统御术，要他的三个重要干部平衡发展，以便互相牵制，便于控制。常备军的协统由考试选拔时，王士珍和冯国璋都当了协统。因此袁对段祺瑞感到非常遗憾。在第三个协成立时，袁怕这位成绩不佳的段祺瑞，仍考不上，乃在考试前把试题偷偷告诉了段，这才使段考上了协统。由于这件事使段毕生为之感动，常常对知交说他受袁宫保的私恩太重。
常备军的成立，是袁以方面大任组织中国正式陆军，这就是后来北洋军的源始。
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前，北洋军已经成立了一二三镇，由王英楷、吴长纯、段祺瑞分任统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成立了四五六镇。第六镇是由“巡警营北段”扩充编制组成的。段祺瑞由第三镇统制调为第四镇统制，张怀芝、冯国璋分任第五、第六两镇统制。不久袁又将第三镇和第六镇两镇的番号互相调换，段祺瑞又被调为变更了番号的第三镇统制。这个新的第三镇本是第六镇，它的前身就是“巡警营北段”，所以其中将领都是北洋各镇的骨干，可以算作北洋各军中的核心部队。这第三镇驻防娘子关时，有一个士兵曾打了洋教官一个耳光，惹出了外交麻烦，袁乃派段芝贵接任该镇统制，直到几个月后事态平息，才叫段祺瑞复职。
在北洋军不断扩充过程中，各镇统制经常调来调去，如段祺瑞就先后担任过第三、第四、第六镇的统制，这显示袁对干部的使用，决不让他们自己形成一个力量，只把他们当作一张牌在打。
袁世凯虽然使用一切手段来敷衍、笼络皇室亲贵，可是随着他的权位和势力膨胀，皇室贵族对袁的疑忌也是日益增大。早在小站练兵时，就有满族大臣说过袁的坏话，并且指使御史参劾袁。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中满族排挤汉族的风潮发展到顶点，袁的处境也遭遇到空前的艰难。
这一年秋天，清廷举行了一次著名的彰德大操，指定大操地点在安阳、汤阴、淇县之间一个地方举行南北新军大演习。参加会操的，北军是第三镇统制段祺瑞部，南军为第八镇统制张彪部。这所谓的南军和北军，是以驻防地点来区分的。第三镇驻防石家庄和娘子关一带，所以称为北军；第八镇驻防湖北，所以称为南军。这次会操时间定为一个星期。清政府派兵部大臣铁良、直隶总督袁世凯为阅兵大臣，王士珍为总参议兼中央审判长，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各省派来的观操大员，一律被派为审判员。这种安排显示出清廷是有深意的，阅兵大臣满汉各一员，南军审判长是汉人，北军审判长是满人。这时满人中排汉最激烈的是铁良。铁良爬得很快，由道员不几年就做了兵部大臣，其特点就是排汉，受到满族大臣的拥戴。铁良的重要干部之一是良弼。良弼在满族中也是很优秀的一个后进，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不久就表现得不同寻常。袁惯于用私恩收买别人作他的工具，见到良弼是满族中的人才，遂邀请他担任第六镇的标统。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一下子就做到标统，在当时是很稀有的事情，可是良弼竟薄标统而不为。
袁世凯最特出的长处就是机警，他看出满族贵胄少壮派对他极不满意，而他这时也没有力量可以抗衡清政府，因此，他在彰德会操后就向清政府奏请调整军事指挥权，建议把第一镇、第三镇、第五镇、第六镇四镇的兵权改归兵部大臣直接统辖，只留下驻扎直隶省境以内的第二镇和第四镇以尚须训练为理由，请仍由直隶总督统辖。
袁这个建议或许是恰合时机，因为建议立刻被接纳，并且立刻派满族将军凤山接替袁的京畿督练新军处会办，同时接替袁所交出的北洋四镇指挥权。有一个传说是：袁这时如果不交出兵权，他很可能要遭遇到严重打击。可是就在紧要关头，他自动交出了大半数以上的兵力，使得一般反袁的人无话可说，同时慈禧仍很信任他，奕劻也全力支持他。而且他手中还握了两镇兵权。为了安慰袁，清廷补授袁长子克定为农工部参议。
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日本士官系占了极重要的地位，日本士官系并不属于北洋派，但日本士官系的学生在北洋时代亦曾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必须在此做一个交代。
原来清朝政府的建军工作，是以甲午战败为其开始。日本政府为了迎接中国的建军潮流，特在“成武学校”以外，加设“振武学校”，这两个学校都是初级军事学校。振武学校的主要学生，都是由中国前往日本投考军事学校的青年。日本的军事教育规则，初级军事学校毕业生，必须先送入联队（相当于现代军队的团），进行下等兵至下士的实习，入伍期由半年至一年不等。这种实习在日本人称呼为“士官候补生”。实习期满，便以下士资格派入士官学校肄业，肄业期一年到一年半。士官学校是日本的中级军事学校。士官毕业后仍须派回联队为士以上的实习，实习期由四个月到六个月，期满后以少尉资格录用。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籍学生全体提前入伍，故士官班停办一年。这时中国学生曾推汤尔和、钮永建为代表，由日返国，向北洋大臣袁世凯请愿，要求清朝政府不得允许外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作战。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士官学校步科第三期毕业班、中国籍学生蒋方震以第一名毕业。依照日本规定，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生等于是武状元，应由日本天皇接见，并亲赐刀，这是一桩极大的荣誉。可是这一年的光荣却落在中国学生身上，因此，小气的日本人以后便规定有些课程不许中国学生上课。
日本士官的第一、第二两期，中国学生甚少，从第三期起中国学生人数大增，后来为人所知的有：蒋方震、蒋尊簋、李烈钧、蔡锷、张孝准、许崇智、良弼等。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回国后和同学张孝准、陈调元同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延揽，后来做过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蔡锷字松坡，湖南宝庆人，回国后被云南总督李经羲延揽，后来领导护国军讨袁。良弼回国后则成为清廷皇族军——禁卫军的高级军官。留日士官学生的出路都是很特殊的，不仅所获的职位高，而且晋级也快，大多在短期内做到了标统（团长）或协统（旅长），也有做到统制（师长）的，这是由于当时清廷缺乏中上级军事干部，因此留日士官生便受到了重视。可是日本士官系的中国学生都具有反满革命思想，大多数后来都参加了辛亥革命。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袁世凯的北洋军中很少选用留日士官生，所以士官生多数是在南中国活动。后来袁在民国时代做了洪宪皇帝，领导和组织反袁的人物竟多是这些留日士官系。
庚子之变后，清朝政府的建军工作是全国性的，袁世凯北洋练兵只是建军工作中的主要部分，其他各省也都在练兵，不过后来未能自成一系，所以没有历史意义。在当时全国各省练兵中，东三省是比较特殊的，东北系军人后来加入了北洋系，在民国初年的军阀纷争局面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清朝末年东北又是对日俄两国的国防前线，所以清廷对东北是非常重视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盛京将军赵尔巽（驻节奉天，是清朝在东北的最高军政长官），成立了两个军事领导机构：一个是督练公所，主持新军训练工作，赵尔巽兼任总办，实际负责人是士官武状元蒋方震，以总参议名义主持练兵工作；另一个是主持整顿旧军的军务处，由行伍出身的老将张锡銮为总办。张锡銮字金坡，浙江杭县人，他父亲是驻防四川的一个旧军官。他早年随军习武，骑术和枪法都很精绝，20岁在武昌投军，一步一步往上爬。他和袁世凯私交甚笃，是袁的老把兄。他绰号“快马张”，那时候横行关外的绿林马贼是著名的红胡子，快马张曾招抚了两个著名的红胡子头目，一个是后来名震全国的张作霖，另一个是冯德麟。当时规定，凡受抚的人都必须觅具殷实保人，保证日后不反，张作霖的保人是南澳镇总兵段有恒，就是段芝贵的父亲。
这时候，关外还有一支旧军，就是在“古北口”护驾有功，由北洋巡防军统领升任淮军翼长的张勋。
旧军看新军，一切都不顺眼，尤其对那个初出茅庐的蒋方震，他那时才26岁，公然就主持新军一切训练事宜。旧军当然知道，如果新军练成，首先蒙受淘汰命运的就是旧军，因此蒋方震的练军工作才开始了三个月，旧军将领就推举张作霖领头向蒋攻击。张作霖为人侠义，敢作敢为，他能在东北系内崛起就是因为他有胆识，这时他领头反对新军，公然宣称要找蒋方震拼命。赵尔巽左右为难，一方面想保全新军干部，一方面又不愿太压制旧军，乃想出一个折中办法，就是派蒋方震到德国深造，专研陆军，以缓和旧军不满的情绪。
张勋、张作霖后来都被划入北洋派，这是广义的说法，如果照狭义的说法，北洋派应该是指袁世凯在北洋大臣任内编练的新军，并不包括其他各省区所编练的新军或旧军在内。
两广也是比较特殊的地区，旧系军人很占优势。在广西省的是陆荣廷。陆字干卿，广西武鸣县人，也是绿林豪杰出身，受广西提督苏元春的招抚，后来他自己亦做到了广西提督，和张勋是同一时期在苏元春下面做管带，彼此曾义结金兰。这两个把兄弟随后分道扬镳，张勋向北方发展，而陆荣廷则始终留在广西，成为地方势力。
与陆荣廷齐名的还有一个龙济光。龙济光是云南蒙自人，他的哥哥龙觐光是云南蒙自的世袭土司，被云南总督岑毓英提拔离开蒙自去做外县知县，土司职务遂由龙济光继任。过了几年龙济光也离开蒙自，外出做官，慢慢地竟爬到广西右江道。就在这个期间，龙和陆荣廷不但结成朋友，而且还结为儿女亲家。这时候的广西藩司是张鸣岐，也和龙济光很有交情，待张鸣岐升到两广总督时，龙济光也得张的援引做到广东提督。张鸣岐用龙济光的原因是要龙来抵制跋扈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就由于这一调动，使龙济光获得在广东扩展势力的机会。
陆荣廷和龙济光分别在广西和广东建立他们的势力和军事力量以后，他们都和袁世凯发生了关系，龙济光被列为北洋派的南方健将，和张勋、张作霖被列为北洋派的北方健将一样。
在狭义的北洋派中，除了北洋三杰外，当时已崭露头角的人物，还有：
王怀庆字懋宜，直隶宁晋县人，在武备学堂毕业，他是小站旧人。卢永祥字子嘉，山东济阳县人，是早期北洋军第三镇第五协协统。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县人，也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此人是冯玉祥舅父。姜桂题字翰卿，安徽亳县人，行伍出身，曾充任僧格林沁的卫队军官，后来率领淮军随左宗棠到新疆，甲午中日战争，他曾在旅顺参战不利，战后被派往小站统率新建陆军的左翼，他是北洋军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宿将。和姜桂题一样是行伍出身的还有前面所提到的张勋，也是起自兵间。倪嗣冲字丹忱，安徽阜阳人，秀才出身，也属于小站练兵时的杂牌将领之一。段芝贵字香岩，安徽合肥人，北洋武备学堂出身，曾拜袁为义父，有“干殿下”之称。王占元字子春，山东冠县人，马弁出身，被挑选入武备学堂。曹锟则是布贩出身。上述诸人虽然出身不同，但大多数都在武备学堂受过军事教育，只有行伍出身的张勋和姜桂题以及倪嗣冲始终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张勋字绍轩，江西奉新人，幼年在河道总督许仙屏家中做书童，因偷东西被逐，乃投奔广西提督苏元春处做厨师，为人善于谄媚，一步一步升到管带。八国联军时护驾有功，升淮军翼长、云南和甘肃提督。
清朝末年编练新军时，其步骤是一面练新军，一面裁汰旧军，并且逐步以新军代替旧军。由于这个决定，对于旧军来说，是非常不满的，任何人无论自己如何愚笨，总不愿自甘受淘汰，所以面临这种命运，他们内心的愤激是可以想象的。
当旧军尚没有完全裁汰以前，清朝政府按照新旧军不同的性质和任务，分别编为中央军和地方军。中央军有一定的番号，但无一定的防地，编制比较正规，军器比较精良，军饷也比较优厚；地方军则仍旧沿袭绿营、巡防营、毅军、殿军等等名号，驻防地区是固定的，可是无论军饷、军械、编制都远远不及中央军。由于这种待遇上的差别，便引起了新旧军的极大矛盾，从矛盾的扩大而相互敌对。东北奉天新旧军的互相敌对，就是一个明证。后来清室动摇，新军除了北洋军外都倾向革命，而旧军将领则仍拥护清室。所以终清一朝，旧军竟没有被裁汰，便是因为旧军是忠于清室的。
各省练新军，按照清廷规定，凡已练成协（就是后来的旅）以上者，就可以在省城设立督练公所，下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由督抚为总办。
全国陆军成立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期编练。其分配和次序为：近畿四镇，直隶两镇，山东一镇，江苏两镇，江北一镇，安徽一镇，江西一镇，河南一镇，湖南一镇，湖北两镇，浙江一镇，福建一镇，广东两镇，广西一镇，云南两镇，贵州一镇，四川三镇，山西一镇，陕西一镇，甘肃两镇，新疆一镇，热河一镇，奉天一镇，吉林一镇，黑龙江一镇，合共三十六镇。这就是清廷编练新军以之成为正式国防军的全貌。三十六镇番号原定自近畿第一镇起，完全依照各省省份大小和省区远近挨次编列，后因各省新军的编组成立迟早不一，所以又改为每镇组成的先后为各镇的次序。每镇下辖两协，所以三十六镇就成为七十二协，其番号亦按次序，如第一镇就是第一协、第二协，第十镇就是第十九协、第二十协，第三十六镇就是第七十一协、第七十二协，以此类推。
新军的服制和旧军不同，陆军的军常服以军帽和肩章分为三等九级，军帽正中以龄蟠珠为征，珠的颜色则和文官顶戴分别一样，帽墙缀金辫，以宽窄金辫之多寡为阶级高下之分，肩章则以金辫一、二、三条，金星一、二、三颗表示三等九级，上等一级是金辫三道，金星三颗，中等三级是金辫二道，金星一颗，由此可以类推，领章则以颜色分兵种。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北洋的六镇已很完整，其他的三十镇则仍在编组中。北洋六镇情况如下：
第一镇是原京畿第一镇，即京畿常备军，驻地在北京，统制是铁良。
第二镇是原北洋常备军第一镇，驻地在迁安、永安一带，统制是王英楷。
第三镇是原北洋常备军第三镇，驻地在保定，统制是段祺瑞，后易曹锟。
第四镇是原北洋常备军第二镇，驻地在小站马厂，统制是吴凤岭。
第五镇是原驻山东的北洋常备军第五镇，驻地在山东潍县一带，统制是吴长纯。
第六镇是原北洋常备军第四镇，驻地在南苑，统制是段祺瑞。
前面曾说过，袁看到清廷满族亲贵对新军眼红，所以把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镇的兵权交出。可是不久他又出了一个新花样，他建议把东三省的官制改成和各省一样，把盛京军务名义取消，改为东三省总督，同时向慈禧保荐民政尚书徐世昌出任第一任的东三省总督。袁的另一位老朋友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袁系的朱家宝出任吉林巡抚，有袁干儿子之称的段芝贵出任黑龙江巡抚。这一来袁系的大将彻底地掌握了东北，而徐世昌借口国防重要，要求调第三镇出关，驻防于长春南岭和黑嘴子一带。第三镇是当时北洋军中最精锐的一镇，当时第三镇的统制段祺瑞已转任第六镇统制，而第三镇统制则由曾经做过布贩子的曹锟升任。
这时东北旧军张作霖和冯德麟也已经由管带升任为巡防营前后两路统领，驻防新民屯一带。
徐世昌在宣统三年（1911年）内调邮传部尚书，遗缺由云贵总督锡良（蒙古人）继任。他携带了军事幕僚陈宧赴任，同时自北洋诸镇中各调一部合编为第二十镇，统制就是陈宧。陈宧是湖北人，以苦学出身，和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号称为关外的湖北三杰。
锡良只做了几个月的东三省总督，因病辞职，遗缺由四川总督赵尔巽回任。这时陈宧被派到德国考察军事，第二十镇统制由士官生张绍曾接长。赵尔巽又把从德国研习军事归来的蒋方震找回担任总参议。这时在东北士官学生很得意，有蒋方震、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新军羽翼甚丰，蒋方震亦不怕张作霖来找他算账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袁世凯已经做了五年零九个月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了，他虽然用尽心思去应付满族亲贵的猜忌，可是排汉的满人对他仍不放心，尤其对他握有兵权的职务不放心，因此他便被解除了直隶总督职务，有旨补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个命令发表的同时，湖南总督张之洞也被任为军机大臣。清末的军机大臣就是枢臣地位，张之洞、袁世凯是当时汉族的两大名臣，同日拜命入阁，也是一件大事。可是对袁世凯来说，这种调升实在是解除他的兵权，是一种削权的举措。
袁的兵权始于小站练兵，获得信任于戊戌政变，壮大于义和团之变，而完成于直隶总督任内。如今他羽翼已成，袁党各据要津，都抓住了精锐的部队，在此时来削弱他的力量是很难的。
袁奉命入阁时，坚请辞职，清廷当然不准，只好入京就职。这时首席军机大臣是庆亲王奕劻，奕劻对袁还好，加上慈禧对袁的宠信不衰，所以袁还能站得住，只是他和张之洞相处不很融洽，两人个性和政见都有极大的距离，时常在公事房中闹得很僵。
袁在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任内才一年半的时光。这一年半中，袁依违其间，无所建白，所办各项交涉，多有丧失权利者。在他一生中，这一段时间最没有成就。
第19章 预备立宪的远期支票
清廷为了敷衍求变的潮流，乃同意君主立宪，先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搜集资料。五大臣出国考察分为两途：一是由载泽、李盛铎、尚其亨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考察；一是由戴鸿慈、端方前往美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考察。可怜这些大臣们并不懂国际知识，也不懂各国宪法，因此随五大臣出国的参赞衔江苏候补道熊希龄便出了一个主意，是考察归考察，而报告则请人捉刀。他的妙计是：我们匆匆忙忙到外国，来去仓促，不易搜集各国资料，同时各国国情亦不尽和我国相同，整理起来一定很杂乱，还不如延请一个对宪政有深切研究的人，叫他写出整个轮廓，我们回国时就以之为蓝本，加以润色和整理，然后奏陈。熊这意见马上被五大臣所采纳，熊于是推荐杨度，五大臣也全同意，乃派熊先到东京，请杨负责撰写立宪的文章。当时中国人中有资格写宪法文章的，第一个是梁启超，可是梁是著名的维新派；第二是杨度，熊推荐杨度是很适当的。
熊希龄也是北洋时代的重要人物，他是湖南凤凰县人，字秉三，早年曾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所创立的南学会，戊戌政变时以新党嫌疑被清政府“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但是常德知府朱其懿认为熊是一个人才，不但把自己妹妹朱其慧许配给熊，同时还聘他在西路师范传习所担任体操教员。湖南巡抚赵尔巽也很赏识他，以“兴学有功”奏请开复他的功名，因此清廷便派他为江苏候补道。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时，他以参赞名义随行。
熊在法国巴黎曾闹了一次笑话，原来他们考察团是住在大旅馆中，有一天熊从外面回旅馆，匆匆忙忙回到自己卧房，推门一看，房间中睡了一个赤裸裸一丝不挂的金发美女。熊以为是做梦，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确是一个安琪儿，使他一时没了主意。他遐想到西方的文明，美女竟裸体奉献，这当儿床上的美女仍在海棠春睡，他乃轻轻走近床前，用手碰了一下美女的身体，想把她叫醒，并且细声地说：“女士，这是下官的房间，您为何跑了进来？若被外人见了，恐不方便。”这时女郎已悠然醒来，见到床前一位扁鼻黄脸，还有一条辫子的中国人，也大吃一惊，一面拉了一条毡子盖着自己裸体，一面嚷了起来，叫他滚出去。熊这时仍很礼貌地解释这是自己房间，两人言语不通，女郎叫了起来，全楼旅客都跑了来看，旅客中有一位是五大臣的随员梁鼎甫，一手把熊拉出房间，并向女郎叽里咕噜地讲了几句洋文，大家才哄然笑了起来。熊仍莫名其妙。梁一面埋怨他，一面解释说：“您走错了一层楼了。这种大旅馆，每层楼的房间都是一样，每间房间里面的陈设也是一样，今天这个笑话闹得太大了。”原来熊住的是六楼，而他跑到了五楼，就进了同一样的一间房间。
杨度是湖南湘潭人，字晳子，有个叔父杨瑞生曾任朝阳总兵，北洋三杰中的“龙”王士珍曾做过杨瑞生的马弁。杨度曾应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闰五月的经济特科初试。这次是光绪在保和殿御试，梁士诒（广东三水人）考中一等第一名，杨度考中一等第二名，这两人后来都是北洋时代兴风作浪的人物。这次发榜后，慈禧照例要打听一下状元的来历，当时的军机大臣瞿鸿禨（湖南善化人）是个糊涂蛋，他顺口奏称：“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兄弟，孙文的同县人，又和康祖诒（康有为的原名）名字末一字相同，梁头而康尾，定非善良之辈。”慈禧最忌的是维新派，一听之下，不分青红皂白，就取消了这次考试结果，还撤换了阅卷大臣。杨度因此逃往日本流亡，和范源濂（湖南湘阴人）被推为东京留学生会正副会长，并暗中拉拢张之洞。由于杨生性爱好政治活动，同时还有点钱，于是他的饭田町寓所便变成“留日学生俱乐部”和“湖南会馆”。当时和他过从最密的，有黄厪午（黄兴的原名）、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和杨笃生等。后来吴樾谋刺五大臣的炸弹便是杨笃生所手制的。就当时旅居日本的中国人物而论，杨的才智和声势都很高，所以孙中山先生很想拉杨参加革命，曾与程家柽同访杨寓，杨却认为革命的破坏性太大，主张君主立宪。大家谈得并不投机，可是杨度这时却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先生，孙黄两大革命领袖的结合，谁会想得到竟是洪宪鼓吹者杨度介绍的呢！
当五大臣周游列国考察宪政后，把梁启超和杨度代笔写的考察报告呈给清政府。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清廷召集御前会议，同意了这份报告，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书。就慈禧来说，她是宁死也不愿见宪政这两个字，所以她只肯勉强地同意了“预备立宪”。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把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五大臣推荐杨度“才堪大用”，于是清廷就派杨度为宪法编查馆的提调。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清廷根据宪政编查馆编就的宪法大纲，公布预备立宪期为九年。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是和君主立宪派结下了血海深仇，他后来的地位也可说是戊戌六君子的血换来的。如今立宪成为潮流所趋，甚至极端仇视新政的慈禧也不能正面反对，袁是个最会见风使舵的人，大势所趋他也不能不改弦易辙，因此他拉拢了宪政红人杨度做入幕之宾，自己也表现了热心推进宪政的姿态，加上他手中有一封张謇的长函，劝他倡行宪政，所以他也俨然成了推动宪政的领导人物。
这时满族亲贵是极反对行宪的，袁世凯乃请庆亲王奕劻向慈禧提出建议：行宪是清王朝万世一系的可靠保证，同时借此可以和缓革命危机，转移全国视线，因此最好由清廷延揽几个精通宪法的专家，在颐和园向满族亲贵开讲宪法可以救国的专题，让他们懂得这个道理，才不会反对立宪。慈禧接受了这个提议，袁乃推荐杨度做讲师，在颐和园开讲立宪可以救国。据说颐和园中讨论宪政和救国的大道理时，有位福建才子郑孝胥发出一个惊人的议论，他说：“我认为立宪救国，不如借款救国有效。”别人问他：“借款救国是什么道理？”他说：“这还不简单，我们向外国借款，他们穷了，我们富了，这不是救国了吗？”
满族贵族始终认为推行宪政就会削弱君主的特权，同时又是给汉族揽权的机会，所以固执地反对。杨度虽鼓起了如簧巧舌也说不动他们。
两位汉族的军机大臣张之洞和袁世凯对于宪政的意见也不一致。张之洞是一个考据家，他要一套宪政大纲是能符合中国历朝制度，同时有历史根据的宪政大纲；袁则主张要能富国强兵，吸收东西各国优点的宪政大纲。这样一来，满汉大臣已不能协调，两位汉大臣意见也不一致，因此立宪声浪虽大，却找不出可行之路来。
宣统元年（1909年）载沣当国执政后最难应付的，便是全国要求“立宪”了。这种要求已不似在慈禧时代可以用敷衍和推托便可了事，必须先把实行宪政的日期确定出来，因此清廷乃宣布在这年九月一日设立各省咨议局，以使立宪活动可以从地方开始，然后在九年内立宪。各省咨议局有点像今天省议会一样，不过议员都不由选举产生的，无论议员也好，议长也好，都是由地方的名流和绅士担任，如江苏咨议局议长是名重一时的南通状元张謇，湖北议长是汤化龙，湖南议长是谭延闿，山东议长是丁世铎，四川议长是蒲殿俊。
咨议局的出现，使一般君主立宪派或者比较头脑进步的知识分子得到一种鼓励，认为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不必通过革命的激烈手段，只要迫使清廷认真实行虚君实宪，把政权交给责任内阁，中国就有救了，东邻日本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因此他们联合各省咨议局，组成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要求清廷在首都所在地早日召开国会，他们用提前召开国会的办法，来抵消清廷九年行宪的拖延战术。
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勉强地接纳全国召开国会的要求，成立一个中央的咨询机构——资政院。资政院的议员一部分由皇帝敕任，一部分由各省咨议局推选。由各省推选出来的资政院议员，后来在北京组成了一个“宪友会”，同时在各省咨议局设立“宪友会支部”，自此君主立宪派自己有了活动的团体，由中央到地方可以自成一系了。由于君主立宪运动成为当时一股激烈的潮流，大家都觉得只有早日行宪才能救国，因此宣统二年（1910年）冬天，中央资政院和各省督抚也纷纷催请清廷早日召开国会，颁布宪法，组织责任内阁。
于是清廷乃宣布缩短立宪预备期为五年，由宣统元年（1909年）算起，到宣统五年（1913年）正式召开国会。这样让步仍不能缓和愈来愈烈的行宪要求，因此在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宣布先设置内阁，派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作为是立宪的形式。内阁有13名阁员，其中满族占九名，掌握军事、民政、财政大政；而汉族只占了四名，掌握些不相干的部曹。奕劻在满汉大臣中地位虽很崇高，可是他却是出名的“贪官”，他有“庆记公司”之名，公然接受贿赂，不以为耻。
换汤不换药，清廷只是想用假“立宪”来敷衍求变的广大要求。
第20章 死里逃生，洹上归隐
慈禧高龄当国，风烛残年，当时两宫不和，光绪所期待的，就是慈禧迟早总要寿终正寝，所以唯一对抗慈禧的方法就是“等待”。不幸，正当慈禧病危时，光绪却抢在她之先驾崩。光绪先慈禧而死，这件公案是清王朝最后岁月中一大秘密，有人说慈禧垂危时叫人先谋害了光绪，又有人说是袁世凯的阴谋。所有的传说只是传说，谁也无法证实真相是怎么一回事。
袁世凯当然恐惧光绪重新执政，他死命地掌握着北洋军，巩固自己的力量，就是以防万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皇帝和太后都在病中，清廷计划为光绪立嗣以备万一，袁极力支持立庆亲王的长孙为嗣，可是他的计划却不被慈禧所接受。慈禧虽然不喜欢光绪，但是她和醇亲王一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的亲妹妹便是嫁给醇亲王奕。奕的儿子中，一个是光绪，一个是载沣。载沣继承了醇亲王的王位，娶的太太又是慈禧亲信荣禄的女儿。所以慈禧为了这种私情，宁愿把天下交给载沣所生的，才三岁又好哭的溥仪，并命载沣以监国摄政王名义抱了他的儿皇帝统治大清江山。
另有一个传说是当病中的光绪听到自己亲兄弟要做摄政王，也不禁流露了笑容，于是他秘密地写了一个字条给载沣，上面只有四个字，是“杀袁世凯”。
袁世凯在醇亲王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以后，也曾做了一番努力，他以国家需立长君为由，建议载沣自己做皇帝，他希望以拥立载沣自己做皇帝，来求取载沣的谅解。可是他这个建议不仅未被载沣接受，反而却招来一顿很严厉的申斥。他乃称病请假到天津小住。
载沣当国后，真的在筹划要替皇兄报仇，诛杀袁世凯。康有为有一封“上摄政王”书，这封信强调光绪之死是袁所杀，请“杀贼臣袁世凯”。康函摘要如下：
罪臣康有为稽颡上书监国摄政王爷殿下：十月二十一日惊闻大行皇帝上宾，天地晦冥，山川崩竭，薄海号痛，泣于昊天，鼎湖攀髯，呼号莫及。呜呼痛哉！岂谓御宇三十四年舍身爱民之圣主，而弃我臣民如此其速，且如此其酷也。
有为僻居海外，逖听所得，佥谓逆臣袁世凯蓄谋篡弑，已历岁年，今次大丧，又适与大行太皇太后之丧后先衔接；稽诸前史，从所未闻，举国汹汹，杯弓蛇影之痛，怀莫能释，自推原祸首，莫不集矢于逆臣袁世凯之一身。有为痛急之余，不揣冒昧，曾僭电殿下，请讨贼臣以安社稷，未审九阍深邃能达典签否也？
自顷日读宫抄，见大丧之礼无异常，岂先帝之丧实由天祸，而非有如外间所拟议者耶？抑有深哀隐痛，为臣子所不复忍言，而为先帝讳之者耶？海外孤孽，固不敢妄为臆测。虽然逆臣袁世凯为先帝之罪人，固已昭昭然天下所共见，苟有弑逆之事，其恶固擢发难容，即无弑逆之迹，其罪亦难从末减。有为躬受先帝厚恩，而先帝之知世凯，实由有为，今有为若不揭其恶而正其罪，则将何面目以见先帝于地下，故敢沥述前事，为殿下陈之。
夫使先帝之丧而有可疑，则逆谋必出自世凯，固无论矣。即日无可疑，然试思先帝方以鼎盛之春秋，曷为而弃我臣民，岂非戊戌以后，十年忧伤，抑郁之所致乎？而孰使先帝积十年之忧郁而卒赍志以殂落者，则皆逆臣世凯一人为之也。先帝之事大行太皇太后，仁孝恭谨，四十年如一日，天下之所共闻也。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圣意所在，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今使如世凯言而果有事也，则将谓先帝为此事耶？抑谓全由罪臣有为主谋，而先帝受罪臣之蒙蔽耶？
夫以先帝之仁孝，肯为此悖逆之举？若世凯谓先帝为与闻，是诬先帝以不孝也。罪臣受先帝特达之知，稍有人心，固不忍行其蒙蔽，且以先帝之英明，又岂罪臣所能蒙蔽者！若世凯谓先帝为罪臣所蒙蔽，是诬先帝以不明也。推原世凯所以造出此无根浮言之故，全由世凯受先帝不次之擢，其事颇为廷臣所瞩目，而盈廷汹汹，方与新政为难，世凯忽生自危之心，乃幻出此至狠极毒之恶谋，如俗谚所谓苦肉计者以求自解免，此戊戌冤狱之所由起也。
（中略）
罪臣当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二日恭承先帝手颁朱谕，命以爱惜身体，善自调摄，期他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十年以来，每一忆诵，血与泪俱。今先帝大业已矣，罪臣不敢惜身，惟大仇未报，无以见先帝于地下，且举国皆畏世凯无耻忘仇，然则先帝之冤非罪臣发之而谁发之？
夫图治之序固有先后，以中国之大，致强犹反掌耳。但有贼不讨，大伦已，大法全废，更何道以治国乎？先帝丧苟有可疑，袁世凯固贼也；既无可疑，袁世凯亦贼也。许子不尝药，《春秋》犹书为弑君。夫世凯之所陷先帝者，又岂此尝药之比哉？昔齐陈恒弑君，孔子鲁人，犹请讨之。况罪臣曾受先帝生死骨肉之恩者耶！自念获罪，不敢冒犯，待之弥月，不能隐忍，敢冒斧钺之诛，谨以上闻，不胜悲痛哀愤之至，伏惟睿鉴。有为泣血谨上。
宣统（溥仪）临朝，摄政王载沣曾召见满汉军机大臣宣示先帝遗诏，这时老臣张之洞却跪在地上连连叩头，以“国有大丧，不宜诛戮大臣”为由反对，庆亲王奕劻也表示反对。当天载沣还密电征询北方几个北洋系的汉族军事首长意见，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的答复都是：“请勿诛袁，如必诛袁，则先解除臣等职务，以免兵士有变，致辜天恩。”
大臣的反对，和可能发生兵变，就使袁世凯逃脱了“诛戮”的命运。下面抄录一段宣统废帝溥仪关于这一幕的回忆——
对我父亲摄政王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最后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赏给他祖父奕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上方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的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
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奕劻和载泽。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度支部尚书载泽最为愤愤不平的。载泽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劻的短。西太后既搬不倒奕劻，摄政王又怎能搬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劻相对立的态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和庆王间的争吵，失败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费一次力气。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
诛袁计划既然难行，载沣乃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以皇帝名义明降上谕：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蒙先朝擢用，朕登极之后，复与殊赏，正以其才可用，使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朝廷体恤之意。
袁世凯在天津奉到“回籍养疴”的诏旨，这时他还和他的一位外国朋友取得联络，这位洋朋友是英国驻清公使朱尔典，他们早已建立了极亲密的关系。据说朱尔典拍了胸膛愿意担保袁的生命安全，于是袁世凯才怀着沉重的心情由天津遄返北京，向皇帝谢恩和辞行。
权势煊赫的袁宫保，竟在几天之内变成了丧家之犬，仓皇地告别了北京城，临行前他把在北京价值30万元新购置的府学胡同私宅赠给了段祺瑞。这时北洋六镇统制名单是：第一镇统制何宗莲，第二镇统制马龙标，第三镇统制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张怀芝，第六镇统制段祺瑞。
袁离北京时，只有严复和杨度两人送行。
袁从北京回到项城，先已在项城的卫辉城外购屋数十楹，故留居于此。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移居彰德府北门外的洹上村。洹上村有天津何氏的别墅，袁予以购置添修，题名养寿园，自号洹上钓叟，一副闲云野鹤的姿态，每天饮酒赋诗，游山玩水，借以消除清廷满人对他的注意。其实京中动静，朝廷消息，他了若指掌，北洋派大将冯国璋、段祺瑞和其他将领都经常轻车简从来彰德，向袁报告情况，请示做法，袁则用非常亲密的态度接待这些干部，临别时还要赠送丰厚的路费。
在政治上，他的老友徐世昌红极一时，并未因袁失势而受影响，时而外放总督，时而内调尚书。袁归隐后，徐竟升任内阁协理大臣（就是副内阁总理的地位）；袁一手提拔的赵秉钧则任民政部侍郎，掌理全国警察和特务；袁的长子克定仍在邮传部任丞参，他们都负责京中联络工作。内阁总理大臣奕劻、陆军大臣荫昌也和袁保持密切关系；而各省督抚大员中，袁仍有不少的亲戚和故旧。因此，袁虽然在洹上隐居，可是却拥有极大的政治潜势力。
这时随袁在洹上的有两大智囊，两人都是姓杨的，一个是杨度，他原任宪政编查馆的提调，后来投入袁的门下满以为可以成为立宪的风云人物，怎知袁被逐，他亦只好随袁出走，失去腾达机会。他常叹息地说：“伊藤博文的命太好，我的命太苦！”一个是沉默寡言的杨士琦。杨是安徽泗州人，直隶总督杨士骧的兄弟，杨士骧亦是袁党。
袁在归隐期间，曾作了一首五言绝句，诗曰：“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袁的门下士一面作诗奉和，一面则贡以谀词：“宫保珠玉在前，我辈不敢献丑了。”这些趋附之辈又窃窃私议说：“诗虽不佳，可是气魄雄伟，大似开国帝王口吻。”
这年恰好是袁50岁，可是他的头发胡子早已斑白，他一共有7房太太，已生了15个儿子。他最宠爱的姨太太是五姨太，据说是段芝贵奉献的。
载沣当政后，一方面放逐袁世凯，一方面更进一步排斥汉族。首先是在军事方面，他把全国兵权总揽在皇室手里，要建立一个驾乎一切军队之上的皇室武力。就在他担任摄政和放逐袁世凯的同时，他宣布成立禁卫军，由他统率，同时设立贵胄学堂以培养满族的高级人才；又代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并成立陆海军联合参谋机构军咨处，派满族大臣毓朗、善耆、载泽、载涛、载洵等主持建军事务；派载洵赴欧美各国考察海军，载涛赴德国考察陆军，荫昌为陆军部大臣接统北洋各镇；宣布陆军武官任用制度，近畿各镇由陆军部直接统辖，裁撤京畿督练公所；成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后来军咨处扩大为军咨府。军咨府的性质等于参谋本部，以载涛、毓朗为军咨大臣。同时并宣布今后军队首长的任用计划，新军三十六镇的高级将领都由贵胄学堂毕业生担任；全国绿营和巡防营次第裁撤，以禁卫军拱卫京城，并控制全国新军。
海军大臣载洵、军咨大臣载涛都是载沣的亲兄弟，也是光绪的小弟弟，这两人是清末全国闻名的大贝勒。海军大臣载洵有一次被派到奉天去查案，他是坐火车前往的，到了奉天车站，满城文武官员都到火车站恭迎，可是钦差大臣却在车厢内发了脾气，怎么请也不肯下车。欢迎行列见钦差不下车，自然也不敢散走，其中有聪明的官儿们猜想钦差大臣大约是有什么需求，乃偷偷地向钦差的亲信随从打听。不打听还好，一打听可把人骇坏了，原来钦差大臣要地方官孝敬他3000套貂皮，如果不答应钦差就不下车。这可把地方官难倒了，因为关外虽然盛产貂皮，立刻要凑3000套则是办不到的，可是如果凑不齐，钦差大臣就不肯下车，这样地方官就要承担很大的干系，因此只好答应下来，立刻派人赴各地搜购，总算在钦差回京之前凑齐了。钦差虽然满载而归，可是搜刮的丑闻已传遍了关内外，从此载洵就被人称为“三千套”。载涛虽然没有这类笑话，但他却是一个出名的胆小鬼。至于摄政王载沣呢？他当国后很像模像样，每天坐朝听政，批阅公文，可惜他听政时，对群臣的报告，讷讷不能做指示，而批示则又别字连篇不知所云，常在朝堂上好像睡眠不足，呵欠连连。还有他是出名怕太太的。
禁卫军虽由载沣统率，实际责任却在载涛身上，而载涛也很少过问，又交给士官毕业生良弼负责。良弼本任禁卫军第一协协统，其后任禁卫军训练大臣，他是满族亲贵中敢作敢为的少壮派，吸收了一批士官生作为禁卫军的各级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