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革命事业风起云涌

　　当君主立宪派的康、梁流亡到东京后，他们的声势始终不比革命党弱，但是清廷不懂得运用这批保皇党来和革命党对抗，抵消革命党的力量，而把康、梁这群保皇党的人也视为大逆不道。

　　孙中山先生当时极希望能拉拢康、梁联合反对清廷。他曾和梁启超接触，梁依违不决，而康有为则仍以要拥戴他的“圣主”为目的，最后双方谈不拢。退而求其次，想拉杨度，杨却介绍同乡黄兴给孙中山先生，当时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名叫“兴中会”，黄兴则与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组织“华兴会”。孙、黄一见如故，政治立场也完全相同，于是合并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同盟会”，同时吸收章炳麟（号太炎）的“光复会”。这个光复会是上海教育界的反满秘密组织，光绪三十年（1904年）成立，参加的人有：蔡元培、陶成章、章炳麟、吴敬恒、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秋瑾等。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召开筹备会，参加的有：孙中山先生、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冯自由、居正、但焘、马君武、邓家彦、黄复生、朱执信、古应芬、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70余人，通过同盟会会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七月二十日（8月20日）下午，同盟会正式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坂本金弥邸开成立大会，总部组织，设总理一人，公举孙中山先生，下设三部，（一）执事部，（二）评议部，（三）司法部。执事部负责人黄兴，地位如协理。评议部评议长汪精卫。司法部判事长邓家彦。各省党务负责人是：直隶张继，山东徐镜心和丁惟汾，山西王荫藩、荣福桐，陕西谷思慎、康宝忠，安徽吴春阳、高荫藻、孙毓筠，江苏高剑公、陈剑虹、章梓，浙江秋瑾，湖北时功玖、张昉、陈镇藩，湖南黄兴、仇式匡、宋教仁，四川黄复生、董修武，云南吕天民，贵州于德坤、平刚，河南杜潜、朱炳麒，福建林时爽，江西张世膺、钟震川，广西刘崛、卢汝翼，广东胡毅生、何公博，南洋胡汉民，上海蔡元培，天津廖仲恺，香港冯自由、李自重、谢英伯。同盟会成立后，编订革命方略，策划全国各地起义，拟定了军政府宣言，军队编制，招降清军条件，攻城略地、囤粮安民各项办法和对外宣言等等。

　　同盟会成立的同时，同志们又在东京赤坂坂本金弥爵邸决议创立《民报》以宣扬革命理论，阐明三民主义为宗旨，借以对抗立宪党党魁梁启超在横滨所办《新民丛报》。梁启超的文章有迷人的魔力，他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新民丛报》鼓吹立宪，立场正和革命党思想相反。《民报》出版后使革命理论才有系统地为世人所明了。它于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三十日（1905年11月26日）出版于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撰稿者有：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宋教仁，由张继担任编辑，第六期起改由章炳麟主编。章在《民报》发刊时还在上海因苏报案入狱，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狱东渡，接办《民报》。

　　《民报》第一期出版后，恰值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当时留学生极为愤懑，罢课者八千余人，而留学生中分为两派：一派是留日学生联合会的秋瑾等，主张全体归国，是激烈派；一派是维持会的汪精卫，主张继续留学，是平和派。同时又传说日本外务省以6000元付孙中山先生，迫其离去横滨。这种种压迫，驱使一位卓越的革命党人陈天华亲书绝命书一篇，告留学生总会诸干事书一篇，然后投海殉职。陈天华的自杀，使《民报》第二期延期出版，可是因为这一风潮，遂使日本取缔留学生的规则胎死。

　　《民报》的发刊词是孙中山先生亲撰，发刊词的最后一段这么说：“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取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之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此外胡汉民在《民报》上宣布六大主义：（一）推翻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大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此六大主义，前三项是对内，后三项是对外。

　　《民报》出版后，和《新民丛报》对立得非常激烈，《民报》第三期还发行号外，刊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共为12条。因《新民丛报》认为保皇的立宪党是政治革命，而同盟会是种族革命，《民报》就此对《新民丛报》大打笔墨官司。

　　在这前后期间，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创办了很多刊物，如：江苏学生的《江苏》，浙江学生的《浙江潮》，湖北学生的《汉声》，湖南学生的《游学汇编》等。杨度也办了一个《新中国报》，鼓吹“金铁主义”，他的言论既不亲同盟会，也不亲君主立宪派，完全以“第三势力”面目出现。

　　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宣布预备行宪后，东京的君主立宪派认为是一大胜利，声势大振，于是又组织了一个“政闻社”作为外围组织，由蒋智由为社长，拥护梁启超。九月四日，政闻社社员在锦辉馆开大会鼓吹“立宪”，请梁启超主讲，政闻社社员200余人均参加，还邀请了日本政界名流如犬养毅等八九人参加，其他闻风而至的约有七八百人，合共与会人士不下1000人。同盟会的革命同志认为保皇党如此大肆活动，非加以打击不可，于是张继、平刚、陶成章等邀约了几十人前往参加开会。这天会场因人数过多，秩序很乱，政闻社社员都佩挂红布条做招待员。摇铃开会后，主席先报告开会宗旨，然后大声宣布：“请梁任公先生演讲。”梁启超应声而起，在掌声中上了讲坛，先讲君主立宪的大道理，又讲立宪的性质以及国会。他说立宪国家须有监督政府的机构，就是国会，政府好比小孩子不懂事，我们人民通过国会去监督他们的行为，使政府不可乱来云云。他演讲时，时有掌声。最后梁说：现在朝廷下诏定期立宪，我们大家应该欢喜踊跃才是。他的话才讲到这儿，突然在台下有一人站了起来，大叫一声：“马屁”，然后就叫打，这个人不是别人，却是革命党人张继。只见他卷了袖子，推开人丛往台前奔。梁启超一听见有人喊打，也顾不了演讲，就回头往后台跑。这时又有一只草鞋从讲坛左边飞了过来，正打中梁的左颊，扔草鞋的是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儿。梁挨了一下赶快从楼梯跳下讲坛。会场乱作一团，有喊打的，有喊革命党的，而张这时已抢上了讲坛，台下鼓掌欢呼，一霎时由立宪党的会变成了革命党的会。张继先讲了一番，随后宋教仁上台讲同盟会的宗旨，他说：“立宪党是保皇党的变相，他们是要皇帝，我们不要皇帝，人民就是国家主人。我们不容许文妖（指梁启超）讲君主立宪，我们的理想是中华民国。”下面大家热烈鼓掌。张继接着又讲：“我今天不是和政闻社捣乱，今天因为有点不痛快，想质问犬养毅先生，你在早稻田大学曾告诉中国学生说：中国应当尽速革命，但你今天为什么要附和保皇党。”犬养毅被诘，只好上台讲了一篇立宪的道理，但最后结论则赞成中国革命。犬养毅讲完后，大会就告结束。

　　有一件趣事，这天立宪党的人用日本音叫革命党为苛埋党，苛埋是日语“米”字，会场上的日本警察搞不清中国怎会有个“米党”。后来革命党人也把米字代表革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有一个湖南会党领袖马福益因革命活动被清吏端方所捕杀。马福益是湖南湘潭碧水湾人，是哥老会轮回山佛祖堂山长，有会党万余人，雄视长沙、衡州、永州三府，声势浩大，刘揆一曾奉黄兴命与马联系，争取马参加革命。黄兴且曾亲访马于湘潭茶园铺矿山岩洞中，黄兴、刘揆一、马福益三人席地而坐，杀鸡埋土坑中，盖以柴火，煨熟而食，纵谈痛饮至天晓。黄兴并仿日本军制，以同仇会会长兼任大将，刘揆一任中将，马福益任少将，并决定在光绪三十年十月十日（1904年11月16日）慈禧六十岁寿辰，在长沙起事，同时岳州、衡州、宝庆、浏阳、常德五路响应。起义军事，长沙方面以武备学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会党为辅；其他方面则以会党为主。黄兴归途中曾慷慨赋诗，有句：“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由于马福益参加革命队伍，哥老会相继加入的不下10万人。不幸九月间革命的消息泄漏，起义失败，黄兴得圣公会牧师黄吉亭之助，侥幸脱险，经鄂赴沪。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一日马福益在长沙被害。马被杀后革命党人曾在东京开追悼会，而两湖人士乃继续马福益的计划为正式起义行动，以湖南之浏阳醴陵和江西的萍乡为起义地方，纠结起义人士号三万人。当时中国中部饥荒，江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四川东南部和扬子江上游沿岸，皆陷于饥馑，工人因米贵减工而失业，萍乡矿工遂首先发难，四虎徒党起而响应。这次起义事件，并非奉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命令，迨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听到萍浏醴起事，才先后遣胡瑛、宁调元、孙毓筠、杨卓林、段书云等同志分赴苏、皖、赣、湘、鄂各省运动军界以图响应。但因配合不好，又因事机不秘，故均失败。

　　萍浏醴的起义，在萍乡起义者多为煤矿工人，在醴陵起义者多为防营兵勇，在浏阳起义者多为洪江会党。每股约万人，浏阳一股为主力，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二十二日发难于文家市、牛石岭、南街市、西乡、大光洞，和萍乡上栗市、案山关起义军相呼应，蔓延至醴陵、衡山、宜春诸地。苏、赣、湘、皖疆吏大为震动，出动新军和各省援兵共五万人分头进剿。

　　革命起义军的战略，本分为三路：一支据浏阳、醴陵，待机进攻湘垣；一支据萍乡的安源矿路为根据；一支由宜春、万载东出瑞昌、南昌以进取江南。可惜起义的军队，尤其是那些领袖，多数是会党魁首，毫无军事常识，所以发难时虽能击败清军，却不能占据县城，枪法虽工却没有军事学识。三路发动的日期也不一致，形成了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混乱现象。有自称是“中华帝国”，宣称“留出皇帝位子，以待大有为之人”，有的则挂起“中华民国”的招牌。

　　最可惜的是，清军徐绍桢所统的江南新军，其中颇多具有革命思想，如赵声、倪映典等，志愿暗中为革命军效力，可是革命军未经训练，散漫无组织，虽欲和革命军通声气，亦无门径可寻。革命起义之初，不数日就纠合了3万多人，蔓延若干县，声势不可谓不大，可是由于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人，起义之后只能株守萍、浏、醴三县不能进攻，而清廷则飞檄调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新兵、两江总督端方的精兵，由江西按察使秦炳直率领赣军节制各方兵马全力进剿，革命之火遂被清军扑灭。这次起义事件声势之大，是前所未有，而革命党人牺牲之惨重，也是从前所未有的。

　　萍浏醴起义的革命军失败于没有经验和没有组织，不懂得大战略，可是他们都有一套新战术，使他们在战场上很成功。他们不大打正规战，白天隐藏起来，然后在夜间活动，在树林中东插一支旗，西树一道幡，以引诱清军，等到清军来攻打的时候，革命军却从两翼包抄过来，杀得清军顾头顾不得尾。同时因为浏阳和醴陵两地都是出产大量爆竹，于是革命军发明一个新战术，就是把爆竹装在洋油箱内，月黑风高之夜把它燃着，小爆竹噼噼啪啪像步枪枪声，大爆竹轰轰隆隆像大炮声，这一来搞得满天神佛，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很得意地自诩这种战术是“迷阵”和“疑兵”。他们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这套新战术，却在后来护国讨袁时期为蔡锷所使用而获大胜。

　　革命军曾公布了两个“起义檄文”，一个是《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一个是《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是由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龚发布，文中痛责曾国藩、胡林翼是逆贼，这是湖南人骂湖南人。文中说：“……乃曾国藩、胡林翼等不明大义，罔识种界，认贼为父，呼贼作君，竭湘军全力，自戕同种，湘人之罪，涸洞庭之水不能洗其污，拟衡岳之崇不能比其恶。凡我湘人，实无以对天下。今者划清种界，特兴讨罪之师，率三湘子弟，为天下先，冀雪前耻，用效先驱。……故鞑虏一日不歼灭，即主权一日不收回，汉族一日不存活。今政府已立，大汉即兴，鞑虏罪恶贯盈，天所不佑。凡我汉族，宜各尽天职，各勉尔力，以速底鞑虏之命，而赞中华民国之成功……”至于称新中华大帝国的革命军却并未拥立出一个皇帝，在他们的檄文中说：“……昔宋祖黄袍加身，实当出征之际。大丈夫生逢乱世，攀龙鳞、附凤仪，图像凌烟阁上，列坐凯旋门前，亦云得时则驾，弃逆效顺而已矣。至豪迈公子，豁达少年，亦当知唐室龙飞晋阳，盖以太宗为嗣子。汉家崛起丰沛，毕有大造于太公，化家成国，达权即所以守经，因祸得福，致人不为人所致，勿自委于无寸尺柄。明祖亦徒步布衣，勿畏胡虏毒焰凶张，胡元实跨欧兼亚。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而非夷虏之中国也。今与我四万万同胞约：有能起兵恢复一邑者，来日即推为县公；恢复一府者，来日即推为郡主，至外而督抚，内而公卿。有能首倡大义志切同胞者，则我四万万同胞欢迎爱戴，如手足之卫腹心，来日不惜万世一系，神圣不侵，子子孙孙，世袭中华大皇帝之权利以为酬报。……”这个檄文如果用于向清廷汉吏进行统战则可，如用为号召则仅抱了民族主义而无经国大计，似乎是不够的。

　　萍浏醴起义后，南京的同盟会乃赶忙派同志到长江一带运动新军，派赴南京的是孙毓筠。他当时在同盟会中的地位仅次于孙、黄，孙中山先生还特地在牛込区寓所设宴送别。孙毓筠是安徽寿州大柳树人，他的叔祖是清末寿州相国孙家鼐。他中了秀才后，有一时期曾想做和尚，后来受了吴樾谋刺五大臣事件的激扬，乃决心参加革命，把他寿州办的学校付托给人，全家前往东京，加入同盟会。他为人挥金如土，当时同盟会经费困难，孙毓筠的家财大半都奉献了革命。这位后来变成洪宪六君子之一的孙毓筠，在革命初期是有相当贡献的。

　　当时南京新军将校多数同情革命，孙毓筠到了南京就想策动新军起义，不料事泄被捕，送进了死牢。两江总督端方一看这个革命党人的背景，知道他是孙相国的晚辈，马上拍电给孙家鼐，第二天得到孙相国复电是：“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这种语气分明是要端方“刀下留人”，同时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也来信请端方“爱惜名士”，于是端方乃派部下何运台去死牢中授予孙毓筠以“回生”之术，就是要孙毓筠只谈政治革命，勿谈种族革命。孙毓筠是个聪明人，根据这个原则，他的供词是：

　　革命有两个源流，一是政治革命，即不问政府是满人、还是汉人，只求改良政治，富国强兵；一是种族革命，由孙文和黄兴等领导。黄兴是条不怕死的角色，他们仇视午帅（端方字午桥）最力，一心要杀午帅。黄兴的党羽多数是湖南人，所以请午帅对湖南人要特别注意。……午帅如要杀我，我死得其所，不过为午帅计，党人诛不胜诛，株连太广不是消弭祸变之法。……我早就想做和尚，午帅如要保全我，我绝对做和尚到底，妻儿财产一无留恋，任何党派概不闻问。

　　由于他这篇“只谈政治革命，不唱种族革命”的口供，端方遂替孙毓筠开脱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仅仅判处五年的监禁，反而是从犯权道涵、段书方却都判终身监禁。端方给杨度的复电是：“孙生文理通顺，门第高华，当秉高谊，求入于轻。”

　　孙毓筠表面上虽被判了五年监禁，其实端方却把他从监牢中叫到花园读书，以优待这个故人子弟。同时端方知道他手下的新军多不可恃，乃实行整肃新军运动，撤换了大批有革命嫌疑的新军军官。

　　孙毓筠因为南京事件，愧对革命党，以后便投奔袁世凯，后半生由革命党人变成了拥护洪宪的六君子。

　　最令清吏震骇的是徐锡麟刺恩铭事件。

　　徐锡麟字伯荪，浙江山阴县人。12岁时曾至钱塘出家做和尚，后为家人劝归，幼年读书聪慧过人，有数学天才，于天文和舆地都无师自通。成年后赴日本留学，因陶成章的介绍，获识钮永建。钮向徐讲述国内大势和革命理论，锡麟极受感动，返国后参加蔡元培的光复会，往来各地纠结同志，为人任侠使气，行事极端。先在绍兴城创立大通师范学堂和体育会，朝夕讲武，欲以之为基础推翻清廷，后再赴日本，拟入振武学校，因近视眼被拒，返国后为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受安徽巡抚恩铭赏识，以道员衔负责安徽陆军小学堂和巡警学堂。恩铭对徐锡麟的能力才干很激赏，奏保徐为三品衔。萍浏醴起义后，波及浙东大通学堂。这时大通学堂已由秋瑾主持，秋瑾见事急，乃派陈伯平至安庆向徐锡麟告变，徐知革命行动已泄漏，乃仓促计划起事，拟定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二十八日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日，邀请全城官吏莅校观礼，然后一网打尽。不料恩铭改二十八日为二十六日，使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感到措手不及，但又无法延期，乃于二十六日巡警学堂毕业礼举义。上午九时恩铭至大礼堂点名，徐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这是暗号，恩铭愕然问：“徐会办从何处得此信？”言未毕，陈伯平即向恩铭扔手榴弹，不发，徐即从靴筒内拔出两支手枪，向恩铭施放。恩身中七弹，被左右强救出，其他文武官吏在乱枪中逃遁。徐锡麟先命门房关门，门房不听命，因此各官吏都得逃生。徐乃率陈、马两同志和巡警学生百余人进占军械局，令学生开库取枪弹，均未配合，无法使用，乃运出巨炮五门，亦无法使用。清兵大集，围之数重，安徽藩司冯昫出示，如拿获徐锡麟者，赏万金。最后清兵攻入军械局，在第三重室捉获徐和马宗汉，陈伯平则战死。两江总督端方电冯昫令杀徐、马。其时恩铭已死，恩家请剖徐心以祭恩铭。这一次事变，清吏死的有恩铭、顾松、陆永颐，清兵死者百余，革命党死的就只是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三人。清吏在徐寓邸搜出炸弹数枚，革命军大元帅印一颗，光复会军政府告示一张。徐锡麟的口供略称：

　　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做官本是假的……我蓄志排满有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再杀铁良、端方、良弼，为汉人复仇，乃竟于杀恩铭后，即被拿，实难满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杀学生，是我逼迫他们去的，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谨供。

　　鉴湖女侠秋瑾字璿卿，别号竞雄，浙江会稽人，家居绍兴府城南门，幼年随父游宦四方，年十八嫁湘南人王廷钧，随夫至北京，生有子女。秋瑾豪迈有丈夫气，故与王廷钧不合而分居，东渡日本，入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会，献身革命。当时海外各种秘密会社数十种，秋瑾几乎全部参加。日本取缔留学生规则颁布，秋瑾反对最激烈，欲组敢死队回国革命。迨秋瑾回国后，在上海曾出大力倡设中国公学，又创办一张《女报》。萍乡革命军兴，秋瑾以浙事自任，乃还绍兴，寄居大通学堂。其后大通学堂因办事乏人，乃公举秋瑾为督办。接事之日当地满汉官吏全来道贺，绍兴知府贵福并赠秋瑾一联，用她的别号竞雄二字，联曰：“竞争世界，雄冠地球”。自此，秋瑾遂更积极策划革命，借会党之声气以鼓舞军学界，复以军学界之名义鼓动会党，而以大通学堂为中枢；同时分光复会职员为16级，各职员均以金指环为记；编洪门部下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八军记号。其势力所及，上达处州之缙云，亘金华全府，下及绍兴的嵊县。金华府之金华、兰溪、武义、永康、浦江五县为中心。拟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响应，等杭州城清兵出援金华，即以绍兴革命军渡江以袭杭城，杭州军学界在内呼应，若攻杭州不下，则返军绍兴入金华出江西以通安庆。计划既定，定期五月二十六日举义，后又改为六月初十日。不料到了五月下旬，武义党案、金华党案相继发作，同时徐锡麟又在安庆起义，浙江全省乃大索革命党，绍兴大通学堂遂陷四面楚歌中。秋瑾见上海报纸始知徐锡麟事败就义，坐泣于室，无以为计。同志们劝她早日举事，先杀贵福，占领绍兴，秋瑾则坚持要待到六月十日，学生同志见事危急，纷纷散去。六月初四日清兵来援绍兴，然后前往大通学堂，在内舍捕到秋瑾，由山阴县令李宗岳审讯，第二天殉义于绍兴轩亭口，死时才三十有一岁。临刑时绝笔书是：“秋风秋雨愁杀人”。

　　浙江巡抚衙门为秋瑾案印发告示：

　　为晓谕事：照得此次绍兴女匪秋瑾，勾结会党，图谋起事，并欲先抢郡城绅富，扰乱治安。经本部院查知，派兵将秋瑾拿获，并起出悖逆证据及枪马匹多件，业将秋瑾正法云云。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六日两江总督端方致浙江巡抚张曾敭电：

　　急：杭州张抚台鉴：辰密。歌电悉。匪首乃系女犯，党羽多至万人，闻之深为骇异。此事经公烛照几先，于该匪等未起事前派兵拿办，已将匪首秋瑾擒获伏法。办理神速，佩甚。案情过重，似须摘要电奏。祈裁酌。此后拿办情形，及所讯犯供，并望随时电告，为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二十六日，革命军攻占了镇南关。

　　镇南关在广西西南部，是由广西到北越的重要关隘，孙中山先生曾亲自指挥这个战役。在部署这次战役前，先派黄明堂到北越太原府的左州去联络一位割据自雄的中国亡命好汉，这位好汉名叫疤梁。黄明堂得疤梁的掩护在太原府设立革命机关，吸收数百名同志，同时向疤梁借用武器械弹。初步准备妥当，孙中山先生乃派王和顺为都督，主持进攻镇南关事宜，一面电令黄明堂由左州拔队前往，俾与王和顺会师。怎知黄明堂如期而至，王和顺却不见下落，于是孙中山先生乃改派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冯祥为司令，李佑卿为副司令，何伍为支队长，纠集义勇乡团百余人，于十月二十六日夜绕镇南关之背而潜袭之。镇南关有三个炮台，革命军由断涧危崖以绳缒上第三炮台，呼啸而入，守兵以为从天而降，遂狼狈奔逃，革命兵衔尾追击，陆续攻克第二、第一炮台，掳获十六生大炮四门、七生大炮十门，步枪400余支，于是革命军旗帜遂飘扬镇南关上了。

　　孙中山先生偕黄兴、胡汉民、日人池亨吉、法国退役炮兵上尉某于第二天夜晚入驻镇南关要塞，大行犒赏。本拟集合防城之役退驻十万大山的部队会攻龙州，不料十万大山的部队因路远赶不及，结果只有黄明堂的百余志士，据守镇南关的三炮台，而广西清军由陆荣廷率领，不下七八百人向革命军作战。革命军有巨炮在手中，又有炮手法国炮兵上尉负责发炮，血战七昼夜，清军死伤数百人，革命军只死二人。陆荣廷见革命军声势甚壮，断定孙中山先生已由越南前来镇南关，乃以诈降方法刺探革命军虚实，亲函求降，函云：

　　仆等虽为清朝官兵，然非出于得已。屈志事仇，私心怏怏。今次君等起事，可疑者，实力不足。惟君等背后有大豪杰孙逸仙策划一切，比日来受猛烈炮击，知孙统领亲临战地，务望将仆陆荣廷之名投于君等肯收容之否耶？愿得确讯，俾决去就。明日冯祥方面有援兵五百，后日龙州方面有大兵二千，事急矣，愿君等自重。

　　孙中山先生接受陆之纳降，行踪遂为清廷察悉，清廷乃与法国交涉，逼令离越，而孙中山先生这时发觉镇南关方面之革命军兵饷械弹俱告缺乏，广西清兵愿意起义反清的，亦无犒赏，因此乃遄赴越北河内筹款。就在孙中山先生离去镇南关后，龙济光率清兵3000来援陆荣廷，革命军寡不敌众，遂于十一月九日退入越北，孙中山先生亦被法方逼令出境，转赴新加坡。镇南关起义亦告失败了。

　　徐锡麟和秋瑾之后，还有熊成基的殉难。

　　熊成基字味根，扬州甘泉县人，少有大志，性侠烈，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与柏文蔚等同学，其后加入皖省新军，任炮营队官。徐锡麟刺恩铭殉难后，熊不胜悲愤，欲为徐复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清廷拟调南洋各军于太湖举行秋操，派荫昌、端方为阅兵大臣。苏皖革命党人预谋狙击。安徽巡抚朱家宝为防范革命行动，令所有知识较新之将弁不许前赴操场，暗杀计划遂落空，于是熊乃计划向安徽省城突袭。因太湖秋操，皖垣空虚，拟以马炮两营先占省城，然后以一军塞集贤之隘，杜绝宁军归路；以一军渡江袭取石头城，因宁军均参加秋操，南京等于空城，而秋操之兵又无实弹，可以胁从。计划已定，恰逢西太后和光绪去世，乃定期十月二十六晚在炮营起事，并约队官薛哲等在安庆城内接应，熊成基制定作战密令13条。起事后熊会炮营、步营和马营人马千余人往攻安庆，皖抚朱家宝已闻讯赶返，以重利笼络城内外守军，革命军围攻一日夜不能得手，乃向集贤关退却，取道桐城直趋合肥。清提督姜桂题率马炮兵来追，熊率革命军且战且走，至合肥东乡时仅余三四十人，不得已只好解散。熊逃往同志常恒芳家，匿居月余，然后驰往日本。

　　熊在日本仍倾力从事革命，宣统元年（1909年）冒险赴东北住哈尔滨旅馆中。这年十二月十八日，清廷海军大臣载洵由西伯利亚抵哈尔滨，在车站停一小时即乘车南下。传说载洵未下火车系闻熊成基已到哈埠，谋刺载洵，于是当时官吏乃悬重赏严密搜查。熊在哈埠只与吉林臧冠三之子往来，臧子利图重赏，遂出卖熊。十二月二十日晚，清巡捕在哈尔滨秦家岗下坎俄国饭店拿获剪短发穿洋装青年一人，果然就是熊成基，二十一日移送长春。熊在狱中朗朗而谈安庆起义失败经过，并叙及事败后潜往日本东京，易名张建勋，此次来满，只系和俄国商人谈生意，绝无谋刺载洵贝勒之意。在警局摄影，并自题：“熊成基被捕后之肖像”。二十三日午后押赴吉林，拿获臧冠三，臧卖友求利，结果自己亦不能免罪。熊就义前曾慨然叹惜说：“事成亦死，不成亦死，安庆之役完全是我一人所为，并无他人预闻其事，后来听说皖抚滥杀，心殊不安。”由长春启程出巡警局时，很多路人围观，熊从容笑语路人说：“诸君珍重，我死犹生，我愿以一腔热血灌溉自由之花，我乃为民倡义不遂而死的革命首领，今生休矣，愿后继有人。”长春各界闻熊遗语，均为之叹息。殉难之日，先于晨六点在监狱优待室内进餐，且有洋酒，熊谈笑自若，然后引颈受戮，从容就义。

　　同一时间有丁怀瑾、周云祥在河口起义。

　　云南河口之役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此前六年云南已经爆发了一次轰轰烈烈的临安起义，那是由丁怀瑾（字石生晚号石僧）借法人兴筑滇越铁路在个旧运动矿工周云祥和会党起事，攻占云南临安府个旧、建水、石屏、阿迷（今蒙自）等县。历时数月，以待各地志士响应，俾达成云南全省独立，不幸功败垂成。云南总督丁振铎大为震怒，严令缉捕丁怀瑾。丁被捕后为同志劫狱，祸及家族，其原籍宾川县财产悉被充公，丁怀瑾则隐姓改名，经滇缅边境人迹罕到之区转赴日本，参加同盟会。

　　镇南关退兵后，孙中山先生乃电召在日本的云南同志吕志伊、丁怀瑾赴越南河内，策划云南起义。孙中山先生以云南地处边陲，清廷鞭长莫及，倘能先攻下接壤越南的河口，然后进取蒙自，则全滇必为震动，如此便可以云南为革命根据地，进而推及四川、贵州、广西、广东。于是命胡汉民在越南河内主持一切，军事方面则委黄玉堂、关仁甫、张德卿负责。先派丁怀瑾潜入滇南各地联络临安八属前起义失败之同志，伪装为苦力预伏滇越铁路两侧，同时运动河口督办公署的巡防营为内应；黄玉堂则率领镇南关之役失败后退入越南之志士为进攻主力。其时清河口督办王玉藩尚有巡防四营，但王所辖的守备熊通及管带黄元贞经丁怀瑾策反，宣誓投效革命。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二十九日午夜2时举事，熊通杀王玉藩起义，河口遂被革命军占领，悬青天白日旗于炮台上，得步枪千余子弹7万多发。于是派关仁甫、张德卿率兵北上，会攻蒙自，克南溪、霸西、新街、蛮耗，长驱直入，势若破竹，军威之盛，震动中外。这时丁怀瑾奔走于云南南部中部，各县闻风响应，有遍地烽烟之势。清廷闻变急调川、桂、黔各省清兵驰援，由道员方宏纶、提督白金柱等率兵10余营迎剿。革命军这时尚无主帅，孙中山先生急调黄兴前往指挥。黄抵河口督师，见革命军粮食子弹两俱缺乏，拟筹10万元，半为粮食，半为弹药，可是孙中山先生在南洋筹款失败，黄兴乃由河口遄赴越南河内，欲访胡汉民商榷一切。迨黄由河内折返时，法警疑黄为日本人，当时法人在越南最忌日人，既对黄怀疑，乃将黄扣留，递解出境，并在滇越边境戒严，致胡汉民购到弹药亦无法输送。云南总督锡良遣兵三路进攻革命军，同志英勇对抗，死伤遍野，弹尽援绝，河口苦守一月余终告退出，慷慨死难的志士达700余人。黄明堂率600余志士退入越南，后由法方遣送出境，运至新加坡，英人又不准登陆，几经交涉才获上岸。丁怀瑾、吕志伊则奉孙中山先生电令，假道越南仍返日本。

　　正当革命事业风起云涌，革命志士奔走四方的时候，一部分革命党人认为暗杀工作可以沮丧清廷大吏的锐气，也可以选择重要的几个头目作目标，所谓擒贼擒王，比较各地起义所牺牲的生命为少。

　　于是在北京有一次轰动的谋刺案，时间是宣统二年（1910年）。汪兆铭、黄树中、罗世勋在顺治门外大街江西会馆附近开设守真照相馆，计划暗杀工作，暗杀的对象是宣统父亲摄政王载沣。黄树中和罗世勋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器号定制铁罐，装置炸药。二月二十一日晚，黄、罗二人在载沣上朝必经之路——地安门外银锭桥下埋置炸弹。怎知事机败露，二人同时被捕，同谋的汪兆铭也在东北园住宅被捕。这三位革命党人被捕后，清廷大为震动，而摄政王也吓得魂飞天外。当时的法部尚书廷杰主张用重典治罪，立即判处三人死刑以儆效尤，但是民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反对，主张对革命党人应该采取怀柔政策，因此仅判汪兆铭和黄树中终身监禁，罗世勋有期徒刑10年。善耆且亲自探监，和汪兆铭有过恳谈。汪兆铭号精卫，一字季新，他的祖先是安徽婺源人，后来迁居浙江山阴县，父亲汪琡到广东做官，才改入广东番禺县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取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即官费生），就读一年半毕业，以自费生升入专科。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汪23岁，这年秋天他曾跑到横滨想投奔梁启超，加入保皇党，不料没有碰头，乃回到东京和朱执信一同加入同盟会，成为《民报》的执笔人之一，又为同盟会的评议员。汪倜傥有才气，自高自大，在《民报》经常和章炳麟闹别扭，这位国学大师经不住汪的斗气，一怒之下跑到南洋仍抬着光复会招牌乱闯。

　　汪这次在北京坐监，使他声名大震海内外，革命志士莫不知道汪兆铭三字，由于他年轻，笔下又快又好，能谈善讲，使得清廷大吏为之侧目。他在监中有一位丑女日日探监送饭，这位丑女便是后来南京伪政府时代权倾一时的汪夫人陈璧君。汪在狱中曾有诗，题名《被逮口占》，传诵一时，诗曰：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殁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等在北京监狱中只住了一年多，武昌革命爆发，法部尚书绍昌建议释放汪，奏稿有：“其供词无狂悖之语，而热忱苦志时流露于公庭对簿之间，似此旧学新知实属不可多得，其才可用，其志可悲。倘蒙天恩释放，加之驱策，当更感激圣慈，濯磨自效。”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6日）清廷下令释放汪、黄、罗三人，每人发给川资300两。黄树中后改名黄复生。

　　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事败被捕后，是得肃亲王善耆在朝反对判处汪等死刑，这位肃亲王善耆应该说起来是当时清皇室中比较有头脑，能够迎合时代的一个人。宣统元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时，曾有一信给他：一劝他敦促清廷让国，举族返东北，自立帝国；二请他参加革命党。这封信是由云南老同志丁怀瑾起草的，全函过长，摘要抄录于后：

　　肃亲王左右：仆向与都人士语，知营州贵胄首推贤王，中更多难，陷于凶人，天诱其衷，俾无陨越……故仆敢以二策为贤王陈之：一为清室计者，当旋轸东归，自立帝国，而以中国归我汉人。此非仆一介之私言也，何者？八旗口籍，不逾千万，其人才亦至乏矣，既欲羁制汉人，使就轨范，而又当分布于东三省，譬若千石之粟供百万军，其势固不能偏给，与其他人蚕食而有之，孰与满汉分而有之，若能去燕京复辽东之故国，外兼蒙古，得千四百万方里，其幅员等于中国本部，然后方置郡县，务农开矿，使朔漠不毛之地化为上腴。地小则人才不忧其乏，势分则民族不忧其讧，其贤于兼治中国万万也，文政既成，申其军实，南与中国东与日本为唇齿之同盟，谁复能睥睨东亚耶。……二为贤王计者，贤王于宗室中称为巨人长德，故与方域之见殊矣。革命之业，贤王亦何不可预。昔露西皇族有克鲁泡特金者，爵为上公，而作无政府党之首领，声势赫然，光于日月，以民而抗政府犹云为己，以皇族而抗政府，则明其为博爱大同之志也。吾党所持，革命以后惟建共和政府，二王三恪之号，虑不足以辱贤王，要使千载而下，睹其史书，瞻其铜像然后贵耳。迩者吾党声气骎骎日骤，湘粤之域小有折伤，要不足以损毫发，贤王于此其能入我同盟也。以上二策，唯所取携，要之，必以一身主动而后国家之事从之，王家庆邸（指庆亲王奕劻）既怯懦而无果断，陆军兵柄之争又令北洋阴怀异志，失今不图，而令发难在彼，贤王虽智力绝人，亦安所发舒耶？投会抵隙，今其时矣，书此达意，非敢以口舌取人，亦以结向德之好也，孙文启。

　　这封信投送给肃亲王后，善耆遣其幕客致意说：“不愿入盟，但愿相助。”其后数月，日本人加藤仡夫亦为革命党致书于肃亲王要求西藏，肃亲王即与清廷亲贵王公会商，不得结果，事虽不成，但革命党人对善耆始终保持高度的好感。善耆虽同情革命，可是民国成立后他却避居旅顺，不以有革命党人好感而留居，他曾赋诗明志，诗曰：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革命党人又把注意力集中于广东，这时广东的清廷官吏是：张鸣岐为两广总督，孚琦为驻防将军，李准为水师提督。革命党人死在李手中最多，因此在革命党人心目中，倘欲在广东大举，必先杀李准，李死则张、孚两人无能作为，所以议定先谋杀李准然后起义。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革命党人冯忆汉自庇能归，愿任刺客。黄兴见其热诚，教以布置之方和制弹之法，可是冯色厉内荏，一再推宕。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黄兴再度催促，冯口头答允，却潜返乡下过了一个月，才回来自称坠水染病。黄兴副手赵声怒责冯游疑，限冯二月二十四日以前行动，冯仍不敢实行，可是另一位由南洋归来的同志却独自沉默进行暗杀计划。这人名叫温生才，广东嘉应州丙村人，年42岁，在南洋学习工艺，参加革命，有血性甘愿牺牲，闻革命党人决心除却李准，于是每日暗藏自南洋所携回的手枪，计划在街路上伺候李准。三月初十日，广州燕塘举行一次飞机表演，在当时这是一新鲜玩意，由一位留学德国学习飞行的冯如表演驾驶飞机，广州百姓空城前往参观，广东省的清廷大吏也悉数前往。温生才大为高兴，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乃在广州东门外咨议局前茶馆中等候，这条路是燕塘进城必经之路。温坐候茶馆中，傍晚见有喝道而来，前后夹以军队卫护，势颇轩盛，温认为一定是李准，乃待官轿抬近时，突然拔出手枪，推开夹轿的军队，直向轿内轰击。军队发现刺客竟作鸟兽散，轿夫也弃轿而逃。温生才从从容容再向轿内连发三枪，怎知轿中人不是李准，却是驻防将军孚琦当场被击毙。温乃向东校场口积厚街遁去，守卫巡警郑家森尾随之，沿途邀集侦探队黄熙材、巡警陈金、周定祁等追捕，遂将温逮捕。初刑讯于番禺县署，继刑讯于营务处，最后由两广总督张鸣岐集大吏亲审，张问：“何故暗杀？”温答：“不是暗杀，是明杀。”张问：“何故明杀？”温答：“清廷无道，日招外侮，都是你们这些官吏无用，杀一孚琦虽然无济于事，但可为天下先。我和孚琦无私仇，完全为了救民族而为。”张问：“有无同谋？有无主事人？”温答：“完全是我一人。”三月十六日军机大臣电张鸣岐，奉旨将温生才正法，于是在三月十七日温生才遂被处斩于东门外咨议局前孚琦被刺的地方。

　　革命党人初意是要把李准杀死，因为大家都认为李准对革命党人压制最力，亦最狡诈，除去李准后，在广州起义比较容易，怎知暗杀计划一误于冯忆汉，迨温生才挺身独任其事，却又误杀孚琦。孚琦是驻防将军又是满人，杀了他也足以使清廷丧胆了。

　　温生才后来被葬在红花岗，是红花岗四烈士之一。

第22章 黄花岗之役和保路运动

　　宣统三年（1911年）春天，同盟会同志布置了一次最大最完备的起义，目标是广东。先半年孙中山先生在马来亚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三人前往妥善研商，规划一切，决定在香港设统筹部，由黄兴为部长，下设调度处由姚雨平为处长，负责运动新旧军界。储备课由胡毅生为课长，负责购买和运送械弹。交通课由赵声为课长，以交通江、浙、皖、鄂、湘、桂、闽、滇等处。秘书课由胡汉民为课长，掌理一切文件。编辑课由陈炯明为课长，草订一切规制。总务课由洪承点为课长，打理一切杂务。

　　攻占广州的计划，在策反方面，仍以新军为主，但兼及巡防营和警察。新军有枪无弹，因此起义时必须先有敢死义士数百人发难于城内，破坏其重要行政机关，夺占军械库，开城门迎起义新军入城。最初拟组成敢死队500人，后以进攻地区太多，恐力量不足，改为800人。在行动方面是：（一）占领总督衙门，攻杀张鸣岐由黄兴负责。（二）进击水师衙门，攻杀李准由赵声负责。（三）攻占督练公署由陈炯明负责。（四）攻破警署、广中协署，兼守大南门，由胡毅生负责。（五）占领飞来庙，破北门迎巡防营及新军入城，由姚雨平负责。以上五个部分各率敢死义士百余人，另由李文甫率50人攻石马槽，罗则军率50人破坏电信局。此外还有放火委员入旗界租屋九处同时放火，以扰乱清军军心。

　　敢死义士800人需准备600余支枪械，加上其他支付款项，需12万余港币，外预存准备金3万港币，全部费用约15万港币。经孙中山先生和各同志海外奔走，请爱国华侨捐助，大致相差不多，所以这次起义又比起以前各次，在经费上是有预算和准备的。

　　广州起义原定日期是三月十五日，后来改期三月二十九日，改期的原因是：一为美洲和荷属东印度捐款多数未到；二温生才事件发生，广州戒严；三是在日本购买的枪械大多数未到。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是一个伟大而动人的革命日子。这天下午5时30分，革命军举义广州，志士以白巾缠臂，吹螺角为号，足着黑面树胶鞋。黄兴所部是四川人和福建花县华侨，手执枪械和炸弹，司号者为林时爽、何克夫、刘梅卿等，由小东营进攻两广总督署，途遇警察皆枪杀之，疾行入督署，见卫队即曰：“我们都是中国人，要为中国人吐气，赞成的请举手。”卫队不应，革命军举枪轰击，号角大鸣，杀督署卫队管带金振邦。攻入督署，直冲二门，二门有兵八九，闻声走避，在两庑至大堂互相枪战，且战且进，卫队悉弃枪出降。黄兴、林时爽、朱执信等分头搜索，署内已杳无一人。总督张鸣岐的家眷先数天已迁居，张一人留驻督署，闻变由后园越入和督署相连之当铺，然后转往水师行台。黄兴等攻占督署后即举火，然后退出东辕门，在路上恰逢水师提督李准率领大队亲兵，林时爽上前喊话，欲招降其亲兵，不意对方突然攻击，林中枪身亡。黄兴右手中枪，断两指头，于是黄兴把他的部下分为三路，黄率10人出大南门，欲与巡防营接应，徐维扬以花县党人40人出小北门欲与新军接应，其他川闽及南洋同志则往攻督练公所。黄兴等在双门底遇巡防营，这支巡防营部队正是前来响应起义的，因拟偷入城内直入水师行台擒李准，所以不挂革命军的白巾，怎知迎面遇见黄兴。黄等事前不知对方计划，见巡防营部队未着相应的臂号，乃下令攻击，巡防营死七八人，一哄而散。党人自相攻击，转胜为败。黄兴鏖战中回顾不见一人，乃潜入一小店，换衣而出。其他各路亦未能照计划完成。喻云纪等攻督练公所，失手遇害。李文甫为清兵所捕，从容谈笑而死。朱执信平日文弱书生，攻督署时奋勇争先，其后亦潜入门生家易服出险。熊克武、严骥皆负伤而出。举义失败，革命志士纷纷潜入老百姓家中，李准大肆搜索，兼及港澳轮船和广九铁路。

　　林觉民烈士被执，张鸣岐、李准亲讯，林烈士侃侃谈论世界大势，中国前途，举座动容。张、李且命解去镣扣，延坐堂上，给以纸笔，林挥笔洋洋数千言，每书一纸，张、李即取阅。林写未竟，稍为停顿，状似呕吐，李准亲持唾盂近前，并奉以烟茶。供毕，又在法堂上演说，说到时局沉痛处，捶胸顿足，劝清吏洗心革面，献身为国，革除暴政，始能使国家富强。林烈士被系数日，弃市之时，俯仰自若，从容就义。

　　林烈士觉民字意洞，号抖飞，福州市人，14岁入福建高等学堂，后赴日本庆应大学学哲学，和革命党人林文、林尹民情同兄弟，被称为“革命三林”。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弃尸街头，没有人敢去收殓，前后五天，清吏才通知广仁、爱育、方便、广济四个善堂清扫遗骸，将其移置咨议局前旷地，分十余堆，折臂断脑，血肉模糊。清南海番禺两县知事拟将各烈士葬于狗头山，后又拟葬于东门外臭岗。臭岗是安置执行死刑的尸体，聚集于一个巨穴中，掩以浮土，暴骨扬秽，路人均掩鼻而过，故名臭岗。善堂董事徐树棠力持反对，他的理由是：“善堂收葬各骸，不能与死刑犯人同葬一所。”争议未决，有位潘达微挺身而出，奔走呼吁，终于在红花岗埋葬，岗上圹分四积直列，烈士们自死至葬，陈尸多日，继以夜雨，尸体霉涨，有小虫蠕蠕自发孔出。潘达微葬毕烈士，乃改红花岗为黄花岗。所埋尸体共72具，故后人便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相称，但七十二位烈士的姓名直到民国11年（1922年）春才完全查出，乃在黄花岗上勒石记名，下面是七十二位烈士的姓名籍贯：

　　方声洞福建人，林盛初广西人，徐佩旈广东人，韦树模广西人，徐礼明广东人，徐日培广东人，李柄辉广东人，李晚广东人，郭继枚广东人，徐广滔广东人，游寿广东人，徐临端广东人，李文楷广东人，周华广东人，陈春广东人，徐茂燎广东人，徐松根广东人，徐满凌广东人，庞雄广东人，冯超骧福建人，韦荣初广西人，江继复广东人，徐昭良广东人，徐培添广东人，陈更新福建人，秦炳四川人，徐应安广东人，劳培广东人，徐褶成广东人，杜凤书广东人，陈与燊福建人，余东雄广东人，徐保生广东人，徐廉辉广东人，陈文褒广东人，韦统钤广西人，李文甫广东人，韦统淮广西人，徐容九广东人，徐进炤广东人，程良安徽人，林觉民福建人，宋玉琳安徽人，马侣广东人，陈潮广东人，陈清畴福建人，罗乃琳福建人，李德山广西人，喻培伦四川人，罗仲霍广东人，卓秋元福建人，胡应升福建人，罗坤广东人，饶国梁四川人，林尹民福建人，黄鹤鸣广东人，黄忠炳福建人，王灿登福建人，林西惠福建人，饶辅廷广东人，李雁南广东人，陈可钧福建人，石德宽安徽人，陈发炎福建人，周增广东人，林文福建人，刘六符福建人，刘元栋福建人，林修明广东人，魏金龙福建人，张学铨广东人，林时爽福建人。

　　黄花岗之役以后，又爆发了保路运动。中国有铁路始于距今100年以前，就是同治五年（1866年），英商所修筑的吴淞上海之间的轻便铁路。这条铁路修筑了10年，于光绪二年（1876年）通车，不幸刚通车就压死了一名清军士兵，引起沿路人民的严重愤怒。光绪三年（1877年）由政府备价28.5万两赎回该路，把路轨和车厢都抛在打狗港中。至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则是于光绪七年（1881年）招商局所修筑的，专为运煤用的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如果说中国正式有铁路，应该从光绪七年（1881年）算起，比起世界上通车最早的铁路，落后了50年。在修路过程中，曾受守旧派的阻挠反对，使修筑一再停工。光绪十四年（1888年）这条路展延到天津，遂改称唐津铁路。

　　清政府把筑路当作一件祸事，一般老百姓也反对这个“稀奇的怪物”。由于海禁大开，列强都争着要求在中国修筑铁路，帝俄首先抢到了修筑南北满铁路特权；随后比利时得到芦汉铁路（就是京汉铁路的前身）；美国得到粤汉铁路；德国得到胶济铁路；法国得到滇越铁路；帝俄得到正太路；英国得到沪宁路和道清路；比利时得到陇海路的修路权，修路权包括借款、施工、路政的管理。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设立了南北铁路总公司，派盛宣怀为首任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被称为“中国铁路大王”，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的铁路。他敢做别人所不敢做的事，敢于大胆地向外国举债来修筑铁路，但因为欠了外债，使他兴筑铁路的功劳和他被人责骂居于同等地位。因为列强各国争夺路线，闹出很多麻烦，于是首先由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倡出筹款购路的热潮，这股热潮立刻蔓延全国，光绪三十年（1904年）全国成立民办铁路公司的，竟达到13省之多。

　　列强各国争夺铁路权和划分势力固然不是办法，而民办铁路由于民智不开和社会经济基础薄弱，因此也进行得不顺利，这种情形下产生了四国银行团，由美、英、德、法四国组成。四国银行团用投资和贷款方式修筑粤汉铁路，改革中国币制和振兴东三省实业。清廷因为有了国际银团的支持，于宣统三年（1911年）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凡以前经政府批准由人民自行筹款修筑铁路的定案，一律取消。铁路国有政策并不错，可是因为一个传闻，说四国银团的借款是有回扣给清廷的，于是激发了人民一股反抗的怒潮，这个怒潮开始时和革命并没有关联，可是演变下去却和革命洪流汇合起来了。

　　保路运动在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四省蔓延，他们提出：“诛盛宣怀以谢天下”和“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四省均分别成立“保路同志会”。四省中最激烈的是四川，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二十一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七月初一日，成都各界人民宣布罢课、罢工、罢市、抗捐。市面恐慌，人心惶惑。十五日川督赵尔丰设计诱捕了保路代表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阎一士、蒙功甫等，成都将军玉崑不主张对保路代表加以杀害。这时阴雨绵绵，民众闻代表被捕，遂聚集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清军统领田征葵助桀为虐，支持赵尔丰采取高压政策，请愿民众在督院内被击毙六人，民众仍不散去，直至获悉被捕代表并未处决，延至天明才逐渐散去。

　　因为请愿民众被屠杀，使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转变为武装起义。原来的保路运动，可以说是君主立宪派所指导和策划的，其组成分子以咨议局、民办铁路公司和地方士绅为主，可是赵尔丰采取了高压政策，用枪弹去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不理睬他们的愿望，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这样一来，保路运动很快便脱离了和平请愿而转向武装起义。四川各县民众都纷纷集合进攻省城，战斗不断在进行中，最后终于达成了四川省自治。

　　在这次事件中，充分暴露了清廷垂亡政治的弱点，在最上层中，摄政王载沣和总理大臣奕劻交哄不已。四国银行成立债权团，奕劻因为回扣分赃不匀，以及四川总督赵尔巽调东三省总督及江西巡抚出缺都不得与闻，因之请假不往视事。下台的直隶总督端方，久蛰思动。端方本是光绪末年的红官，曾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当他在湖广总督任内时，正值直隶总督袁世凯借丁忧假期来游汉口，两人结成了儿女亲家。光绪驾崩时，端方任直督，却于光绪移灵时在隆裕太后行宫摄影，犯了大不敬罪被革职。这时行贿数十万获派川粤汉铁路督办。两湖总督瑞澂恐端方欲挤其缺，乃托肃亲王善耆疏通隆裕太后，并党同端方奏参赵尔丰，俾端方有机会谋取四川总督。成都滥杀请愿民众后，端方和岑春煊先后奉命前往查办，端方乃由湖北抽调新军一协进驻资州（今资中）。他与赵尔丰积不相容，赵尔丰因内外煎迫，于是自狱中陆续释出被逮诸代表，并洽商四川省自治条款。双方妥协，签订优待赵尔丰条约，赵出告示将民政交咨议局议长蒲伯英，军事交四川新军第一镇统制朱庆澜，先定辛亥年十月初一宣布自治，继改为初二复改为初七日。赵如约交出印信后，又生悔心，十月十八日成都发生变乱，赵复任总督，结果被杀。端方亦在武昌起义成功后为他所统率的新军所杀，首级送武昌。

第23章 辛亥武昌起义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虽然发动多次革命起义未获成功，可是革命组织却像雨后春笋一样滋长于武汉。革命组织有的是属于同盟会的，如日知会；有的是和同盟会有联系，如共进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共和会等。

　　日知会的重要分子有：刘家道、朱子龙、刘静庵、王汉、陈栋、李亚东、胡瑛、梁钟汉、李良轩、张难先等。负责联络湘鄂会党，把他们介绍到湖北的新军，是由胡瑛担任。胡瑛原名宗琬，是湖南桃源人，长沙经正学堂出身，早年是个敢作敢为的革命志士，曾和吴樾同谋炸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后来在东京最早参加同盟会；又曾在京汉线跟踪铁良，想把他刺死。他说话时颇像念台词，如：“你从哪道而来”，“老夫自有道理”。口音像桃源话，又像湖北话，又像四川话。日知会的本部设在汉口圣公会，后来被清廷破获，重要会员全部被捕，仅李亚东、张难先越狱逃脱。胡瑛在狱中神通广大，竟能说服狱卒供他差遣，和革命党人继续联络，把革命工作报告在上海的黄兴和陈其美。

　　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创办人有张百祥、余晋域、焦达峰、刘公、刘英、孙武、居正、吴慈祥等。以两湖为革命活动中心，会费由刘公担任。辛亥起义时本应推刘公为鄂军都督，因找不到他，才临时抬出黎元洪。孙武因名字和孙文相近，大家讹传他是孙文之弟：“孙文的兄弟都来了，我们快点参加革命。”新军就是这样踊跃参加的。焦达峰是湖南光复后的第一任都督。

　　群治学社以新军和文化人为基干，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武昌小东门外金台茶馆成立，创办人为杨王鹏、唐牺支、潘康时、蔡大辅、李挹良、蒋翊武、刘尧澂、何海鸣、詹大悲、林兆栋、邓玉麟等，以汉口《商务报》为宣传机关，后来《商务报》因反对粤汉铁路借款被封，群治学社亦被破坏。

　　振武学社是群治学社蜕变的，社长为杨王鹏，吸收的干部多为湖北新军，其组织在各清军中颇有基础，如湖北新军二十九标、三十标、三十一标、三十二标、四十一标、四十二标、马队、炮队、工兵营、辎重营、陆军中学堂、陆军测绘学生均有参加。

　　文学社又是振武学社的后身，由蒋翊武任社长，詹大悲在汉口办《大江报》，胡瑛亦在狱中参加。武昌起义，文学社的贡献很大，功不可没。

　　共和会是湖北青年在北方的一个组织，原名断发会，后组成共和会，发起人是胡鄂公、熊得山、钱铁如、覃秉清、邱寿林等。胡鄂公后来回到武昌成立共和会武昌支部，然后再去京沪，待他第二次回武昌时，正是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那一天。

　　武汉起义在革命党人的策划下，本来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他们先组织各种革命团体，然后在各新军内发展组织，吸收干部，最后且制订起义时的军事部署，比起以前各次起义，算是最有安排了。怎知起义是功成了，但却完全没有按照事前的计划进行，也就是说一切预定的计划还未开始就被清地方当局全部破获。

　　原来革命党人初定辛亥年八月中秋发难，因黄兴、宋教仁、居正未能如期由上海赶来，乃改期八月十八日午夜12时，不料这天下午，孙武在汉口租界宝善里试验炸弹，爆炸负伤，被俄警入屋搜查，革命文告、名册、弹药、印信、旗帜、符号悉被搜出。晚间武昌小朝街革命机关张廷辅家亦被搜查，彭楚藩、杨宏胜、刘尧澂（复基）、蒋翊武等被捕。彭、杨、刘三烈士遇害，蒋翊武机警得以逃脱。武汉因之宣布特别戒严，党人纷纷走散，彼此消息不通，预定十八日起义遂不果。

　　天下事往往种了因就会结果，由于武汉新军内秘密参加革命组织的干部很多，自湖广总督瑞澂对革命党人大加整肃后，军心惶惶，极为不稳，流言传闻，草木皆兵。过了一天，到八月十九日，整个武汉的新军已接近爆炸的程度，这时候武昌城内共有步队三营，工程队一营，旗兵三营，督署教练队一营，巡防营数营，兵力不可谓薄弱，无如人心思汉，清运将终。当瑞澂接替张之洞为湖广总督时，一抵任所就问第八镇统制张彪：“老实说，你部队中究竟有多少革命党？”张彪也很老实地回答说：“不敢瞒大帅，大约有三分之一。”

　　八月十九日晚7时，工程第八营副班长金兆龙和兵士程定国正在擦枪装弹，工程营后队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忽然跑到金、程二人面前大声叱责说：“你们想造反吗？”金反唇说：“老子造反你要怎样？”陶大怒说：“你敢犯上，这还了得，来人把他们抓了。”于是二人互相扭作一团，程定国乃自陶背后用枪托向陶头上狠狠敲击一下，立时头破血流，程再向陶射了一枪，这一枪就是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的第一声枪声。陶负伤下楼逃走，由于这一枪使得全队动摇的军心火上加油，大家争说“起义了！”班长熊秉坤立即集合营中革命志士开始行动，工程营代理营长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拔刀阻止，程定国连发两枪，击毙了黄、张，阮亦被杀。众志士即将营内子弹搬取而空，一哄出营，径奔楚望台军械所。这一支首义部队不过三百人，到楚望台时已有志士在内响应，所以未发一弹就加以占领。这时群龙无主，没有领导的人，于是大家推举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为起义的革命总指挥。吴乃在楚望台西南凹地集合全体志士，确定军事行动。

　　辛亥武昌起义就是这样开始的！

　　工程第八营在武昌城内首义后，响应的仅炮队第八标，测绘学堂学生及步队二十九标一排，城外辎重工程两队，合计不过2000余人，其余清军俱未响应，如果湖广总督瑞澂和第八镇统制张彪能沉着应付，则武昌起义亦可能和以前各次起义一样失败。可是瑞澂是个胆小鬼，起义的炮队用大炮向督署轰击，瑞澂已心惊胆落，连声说：“炮弹没有眼睛，如落在面前可就不得了。”言犹未毕，一枚炮弹就在督署爆炸，时当深夜，爆炸声极为猛烈，瑞澂也顾不得自己是地方上最高首长，忙问左右：“往哪儿躲？”左右答：“往城外兵船上去。”瑞澂连财物家小也顾不了，同时不敢从督署大门出去，命差役把后墙打穿一个洞，带巡防卫兵一排出文昌门上楚豫兵船，还传谕守文昌门士兵不要说出总督的行踪。至于张彪呢？起义时他正在文昌门内豪华的公馆中，听说城外工兵辎重两队哗变，以为无关紧要，继闻城内工程第八营起义，这才心惊胆落，慌忙用电话传谕各营。不久又听说炮队全体响应，更是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加以身旁马弁和四姨太都绘声绘影地说革命党如何凶如何狠，哀求张暂避，把个张彪越发搞得头昏脑涨，他的部下赶来请示军情，也被疑是革命党而拒绝不见。到了午夜电话不通，张彪更如坐针毡，束手无策，又不敢外出，唯有紧闭大门。八月二十日清晨5时，革命军已占领总督衙门，署内守兵弃枪逃窜，守督署的骑兵队长朱明超，带了马兵20人逃至张彪公馆，报告“督署被占，请统制暂避”。张彪这时才知大势已去，乃将细软首饰存款折子装在一个大手袋内，准备和四姨太太一块出城，到汉口租界觅大仓公司经理菊三郎暂避，正准备时，又有平湖门外辎重第八营营长安禄华来报告说该营还没有革命党，张彪一听大喜，即命安禄华和朱明超率领马队送张的家眷出城改乘船至汉口，张本人则前往辎重第八营。到了营部，该营管带萧安国请示机宜，张彪却又拿不出办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做不出结论，只知瑞制台已上了楚豫兵船，可是楚豫轮开往何处也不知道，全武昌城没有领导人，革命军已占领全城，辎重一营恐怕不能抵抗革命军，加以军心也难控制，不知何人是友，何人是敌。大家在无办法中决定先把这一营带到汉口清静地方集合，免受革命“瘟疫”的传染，张彪认为很好，乃命辎重第八营开至汉口刘家庙集合，自己也弃城逃走。

　　革命军在八月二十日天明时，已占领武昌全城，以白布为旗，遍插城上，全城各营军士各机关学校均闻风响应，手缠白布，齐集楚望台宣布参加。

　　武昌城内既然全被革命军占领，革命志士马荣和杨启发遂往寻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他们到了黎宅后见到伙夫担了三件皮箱外出，盘问之下，才知黎协统已匿居黄土坡的刘文吉参谋家，于是带队前往刘家，先将其家前后包围然后闯门而入，其势汹汹，刘家人问来此何为？众人说来请黎协统，马、杨冲至卧室找到了黎。黎说：“我平日待你们不薄，今日为什么要和我为难？”马荣说：“我们是来请统领到楚望台的。”黎说：“革命党人才济济，要我何用？”马荣说：“无论如何请统领去一趟。”黎无奈，穿一件藕色呢长袍玄色呢马褂，随众到了楚望台，革命军特鸣枪整队致敬。黎见到吴兆麟时还说：“你们为什么这样胡闹，革命是要诛戮全家的，你学问很好，资格也深，万不该闹革命！”黎的话使革命志士很生气，原来黎和吴在参谋学校曾同学四年，黎很佩服吴的学问，但黎在清军地位高，故对吴讲话很随便。吴兆麟这时忙向大家解释说：“黎统领很爱护我们，刚才的话实在是关照我们，让我和统领谈谈。”

　　黎元洪在吴营中和起义的首领们会议，黎问：“现在督署虽攻下，可是瑞澂、张彪未获，你们何以善其后呢？”大家答：“请统领做主。”黎问：“你们恃何为援？钱粮有多少？”邓炳三伪称：“京山刘英已经组成了十万军队，二三日后可以抵达武汉。”熊秉坤说：“钱粮方面现存官钱局铜币局银币局和藩库的银币合共有三千万，立刻可以取用。”黎又问：“倘瑞澂、张彪增兵来攻，水陆并进，如何应付？我在海军多年，知道海军大炮的厉害，只需十弹就可以粉碎本城，到那时候，你们打算退向何处？”邓炳三答：“可以退湖南。”黎问：“退湖南又有什么把握？”邓答：“焦达峰已订下月起事。”黎闻言默然甚久，然后叹了一口气说：“我只有这条命，给你们玩掉罢！”正谈论间，刘静涛自外气喘而入，告诉大家说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请黎统领和革命代表于中午12时到咨议局会商组织政府，大伙乃在11时半稍后拥黎径赴咨议局，汤化龙和湖北士绅已在咨议局迎候。汤是湖北名流，进士出身，黎见这个非革命党人也同情革命，意思才活动起来。当即决议组织军政府，推黎元洪为鄂军都督。黎则力辞，这时有人拟就都督安民布告请黎签署，黎犹豫未决，其亲信王安澜亦拽衣劝黎勿就都督。这时守卫的测绘生李翊东、陈磊等愤欲举枪，黎这才低叹了一口气，徇众议钤印。黎是著名的稳健派，且相当有声誉，他出而领导革命，对内稳定了湖北人心，对外刺激了一般非革命党人，认为像黎元洪这样的人都参加了革命，可见反清革命确是时代需要。

　　黎元洪虽然就任鄂军都督，但他既不是革命党，对革命事业也没有信心，所以他脸上既无表情，又来个一问三不知，大家只好叫他“黎菩萨”。他在都督府组成后即要求回家一行，后来竟由家中转去他的混成协司令部，可是革命军方面对他护卫甚严，除派六名军士保护其眷属外，还有12名随黎左右。八月二十一日黎返咨议局后，即以局内前楼东端房间为都督居住，黎入居后其亲信王安澜向革命同志报告：“黎已两日不进饮食，亦不与人说话，好像做新娘一样。”革命同志闻之大为不满，认为黎如此反对革命，实在可恶。陈磊说：“我想黎是故意作状，如革命失败，他便可求清廷原谅；如革命成功，则坐享元勋地位。其实他如果真是忠于清室，十九日为何不死？”甘绩熙说：“黎这态度我真看不来，还不如给他一枪了事。”于是陈、甘二人竟持手枪向黎房走去，大众劝阻，甘说：“我不打死他，亦要他表示一个决心。”乃跑到黎处说：“黎宋卿先生，我们同志流血不少才换得今日成绩，举你为都督，你这几天的态度，太对不起我们同志。我对你说，今日之事，不成你是拿破仑，事成你便是华盛顿。成败对你都占便宜，你再不下决心，我就和你拼了。”黎元洪说：“你年轻人不要说激烈话，我在此两日，并没有对不起你们。”陈磊说：“黎都督没有对不起我们，但是你的辫子尚未剪去，你身为都督该做一个模范，先去辫子以示决心，听说你自到咨议局茶饭不进，今有一言奉告，现在是民国了，你尽忠民国便是开国元勋，若尽忠满清，就该早点死节，二者必居其一，如今这么装模作样，实在令人不解。今天做都督的人很多，不一定非你不可，望三思之。”黎仍慢吞吞笑道：“你们不要再如此激烈，我决心和你们走一条路，你们说要去辫子，我早就赞成，你们明天叫个理发匠来把我的辫子剃去好了。”

　　在都督府中，大家的辫子都已经剪除了，除黎而外尚有三条辫子，一条是胡瑛，一条是郑江灏，一条是孙发绪。孙本来是皖抚朱家宝派到武汉的密探，被胡瑛捉到，倾谈之下甚为赏识，乃带至都督府，向黎介绍：“此人乃幕府才，请委为秘书。”孙就任秘书后，替黎写了一封信给海军提督萨镇冰。萨是黎的老师，孙替黎写的信有云：“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吾师素知洪最谨厚，何敢仓促间出此？……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耶？”此信为大家激赏，黎乃对孙刮目相看。由于孙有文名，他的辫子遂得保留，可是后来鄂省选派参议员时，孙本在名单内，因不剪辫而剔出，后来以黎都督私人代表名义北上活动，一会做省长，一会又做县长。郑江灏不剪辫子是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革命同志们威胁说：“如要留辫子，就要砍下脑袋。”他的辫子也就只好剪了。胡瑛则因为是革命老同志，拖到最后才剪掉。

　　为了提高都督的威望，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黎明，鄂军都督在阅马厅举行祭告黄帝和誓师典礼，由同盟会元老谭人凤授剑授旗。谭字石屏，湖南新化县人，在同盟会内年龄最大，须发皆白，因此又被称为“白谭”，他到湖北来是总理所派遣的。誓师典礼进行时，黎站在礼台上念了几句演说词，礼成。黎以安详的步子走下礼台，骑了鄂军中最大的一匹马绕场一周，很像个样子。随后邀请各界在教育会会议，讨论军政府组织条例，由汤化龙和居正起草，宣称是孙中山先生亲自拟定的，因此条文还没有念完，大家就一致举手通过。根据这个条例，都督为一省最高文武长官，下设军政、民政两大部，军政部设总司令由都督兼任，下设参谋部部长杨开甲、副部长吴兆麟，军令部部长杜锡钧，军务部部长孙武、副部长蒋翊武（未返武昌）、张振武、蔡绍忠。民政长汤化龙下辖政务司司长汤化龙兼、副司长张知本，外交司司长胡瑛、副司长王正廷，财政司司长胡瑞麟。胡瑞麟只就职几天，就被赶走。至于胡瑛是由牢狱中出来的，一脚跨进都督府后就自立为外交司长。当时人人想当部长，一方面骂别人不是革命党，另一方面又骂别人无经验无资格，由于有排挤和倾轧，很多参加军政府的人心灰意懒，只有胡瑛的外交部长最起劲，别人灰心他热心，别人无法他有办法，他一字洋文不懂，可是既是革命老同志，又坐过监，所以别人碰不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