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说:“就是这样,制约科学上限的,往往就是数学。”
蔡元培若有所思:“如此说来,新式学堂重视数学倒是走对了路。”
林白水不太甘心,当天还真自己扔了近两万次针,虽然结果只到了3.14151左右,最后一位误差挺大。不过也算是“小有成就”,能够达到小数点后四位的结果。
林白水第二天就兴致勃勃投给了报纸。
当然啦,关于理论的解释还得李谕操刀。
这种生活中简单的模型蕴含数学原理的东西比较受欢迎,借着李谕的名气让读者好好又了解了一把祖冲之。
于是乎此后关于祖冲之等中国古代科学家生平的考据让不少史学工作者忙乎了好一阵子。
大家也算是通过他找回了一点自信:是啊,曾经我们能做到领先欧洲,为什么现在又不行了?
蔡元培见大家这么感兴趣,再次力荐李谕写一篇关于中国为什么科学落后,又该如何破局的文章。
既然是此后的校长本人约稿,李谕当然不能拒绝。
而且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当下来说,非常值得探讨。
李谕虽然文采不好,但多少还是会讲故事的,而且知道如何切入,他如此写道:
“我想大家都听说过一个杞人忧天的故事,它出自战国时期道家经典著作《列子》中的一则寓言。
大家一定也知道,这则寓言嘲笑的是那种整天怀着毫无必要的担心和无穷无尽的忧愁,既自扰又扰人的庸人。
但我却想说,真正的庸人其实是嘲笑杞人的所有人!
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故事:
杞国有个人,他担忧天会塌、地会陷,自身没有安全居住的地方,愁得睡不好觉、吃不下饭。
有个人就去劝慰他,说:‘天不过是积聚的气体罢了,没有哪个地方没有空气的。你一举一动,一呼一吸,整天都在天里活动,怎么还担心天会塌下来呢?’
杞人说:‘天当真是气体积聚的,那日月星辰不会掉下来吗?’
劝慰他的人说:‘日月星辰,也是气体积聚的,只不过是气体中发光的东西,即使掉下来,也不会对人有所伤害。’
杞人又说:‘那地塌陷下去怎么办?’
劝慰他的人说:‘地不过是堆积的土块罢了,填满了四面八方的空虚之处,没有什么地方是没有土块的。你行走跳跃,整天都在地上活动,怎么还担心会陷下去呢?’
载明这则寓言的《列子》是两千多年前的典籍,这么多年过去,有多少中国古贤人,为何就没有去认真思考,天为何掉不下来?地为何塌不下去?
其实我想杞人本来就是个爱思考的人,他思考的都是科学问题:大气科学问题、地球科学问题、力学问题、天文学问题等等。咱们的贤人如果仔细研究,近代科学甚至都可以从这里研究出来,那样或许就没有欧洲近代科学的崛起了。
所以,杞人并不庸,庸的反而是过往的我们。
这是一个两千多年令人可以回味的故事,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渐渐从科学领先于西洋列强,到如今处处挨打的局面。
我们沾沾自喜认为得到了真理,其实就是在欺骗自己而已。
我们的祖先没有刨根问底追问这些问题,既然没有塌下来,就没有必要担心和深究。
更让人悲哀的是,竟然把这个词语定位为负面成语,教化世人几千年!用于嘲讽那些为本来不用担忧的事而去担忧发愁的人,劝导人没有必要过度地担心未知的东西,无需自寻烦恼。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就是传统的基因,这就是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缩影。西方的圣贤碰到问题,在深究为什么;咱们的圣贤碰到问题,只关注有没有用。
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刨根问底,而不是关注有没有用。
我还要再给大家阐明一下,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科学在于发现未知和创造新知识,要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
而技术在于对未知和已有知识的应用,要回答“做什么”和“怎么做”。
可以说,有科学必然有技术,但是有技术却未必有科学。
科学发现是技术发明的理论基础;科学提出发展的可能,技术变“可能”为“现实”。
但是,技术发明并一定需要科学理论支撑,依靠经验也可以。
我们在历史上,几乎大部分时间都领先于全球,但很可惜,这种领先局限于技术。
也就是,我们的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或者更加严格准确说,咱们古代有科学,但是非常地初级和薄弱。
就算是我们古代最著名的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等,严格说都是技术发明,不是科学发现。
因为我们注重的实用性,可以看得出来,这四大发明都是在实用上有巨大价值的。
不过西方的科学精神却并非如此。
如果各位能够研究一下古希腊就会发现,西方的科学先贤们曾经研究过许多压根没有任何用的东西。
就比如圆锥曲线,当时并没有任何用处,一直上千年后,当西方的科学家开普勒、牛顿等人在研究天体运行时才知道,原来要用到这个数学知识。
而这才是科学的一种精神。
当然,我也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要去做所谓无用的事。因为科学不仅有科学的精神,还有另外两个要素,也就是科学有三要素:科学的目的,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
目的好解释,就是想要发现自然界或者社会中蕴藏的规律,注意,并非单纯为了实用。只要是规律,就是目的。
而科学的精神,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要对任何事情有质疑的精神,对质疑有刨根问底的精神。
至于科学的方法,一是逻辑化,就像两千年去希腊先贤就写出的《几何原本》一样,条理清晰,演绎合理;二是实证化,也就是有实验验证。
这才是科学的本质。
我们正是缺少了这种科学的素养,才会渐渐落后于列强!”
李谕虽然对于写革命党与立宪派之间的政论并不懂,不过说到科学,他真的是太熟了,洋洋洒洒写出来,有理有据。
这个问题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也就是中国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提出的那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文化和技术上都领先的古代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关于这个问题,爱因斯坦曾经也回答过:欧洲的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发展起来,是因为两件事情,一个是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形式逻辑,代表人物就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是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实验科学,代表人物就是伽利略。中国古代的先贤们,既不懂形式逻辑,也不懂实验科学,因此,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一点都不奇怪。
第二百二十二章 乌龟咬王八
在此后还有个比较有迷惑性的,就是关于周易之类的学说。
即便到了后世,很多人还一直鼓吹周易中蕴含了所有宇宙真理,但越是这么说的,往往越是连周易都没看过的。
粗浅地以为冯·诺依曼等人提到周易中蕴含阴阳暗示了计算机中的1和0,就以为周易真的能解释万物。
最怕的就是这种不懂装懂的,看似在抬高周易,其实作用则是在贬低周易。
可以说这种人非蠢即坏。
要么是真傻,要么是明明知道怎么回事,故意高级黑周易。
让周易莫名其妙“承受了不该承受之重。”
这篇名为《杞人忧天新解》,副标题《中国为什么科学落后》的文章发出来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
别人写这种文章肯定没人信,但李谕现在科学一道上的成就太响亮了,关键还有英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美国天文学会会员的名头,不得不让人用心审视。
话说,仔细想想挺悲哀的:只有靠其他国家,比如英国皇家学会的名头,才能让大家相信自己。
好在李谕不是腐儒,怎么都是现代社会尤其是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圆滑的道理还是懂得。这种身份如果有用,不用白不用!
很快,几乎所有国内参与新式学堂创立的人都看到了李谕所写的内容,各种讨论也是层出不穷。
拥护旧学的如辜鸿铭为代表的一大票科举团体,疯狂攻击李谕,李谕文章的后面部分压根也不需要看,因为他们的本领就是抠字眼,毕竟是经过八股取士的荼毒成长起来的。
他们抨击李谕的点很简单:古人怎么可能会错?先贤怎么会错?!你竟然反对春秋战国孔夫子所在时代的经典,简直是大逆不道,对,就是大逆不道!
辜鸿铭在报上直接骂道:“小儿李谕,一个经学成绩不及格的人,怎么可能懂《列子》?却在这信口开河,大言不惭,不知羞耻!还什么杞人忧天新解,你嘲弄我们抠字眼,你不也在抠字眼吗?”
辜鸿铭是个诡辩高手,几个点提出来真的是不太好对付,李谕的确不懂经学,《列子》也不可能真的读过,只是在上学阶段学到有限的文言文内容。
而且辜鸿铭深知李谕经学弱这个堪称“小辫子”的把柄。
李谕说很多经学家是抠字眼,辜鸿铭立刻借此也说李谕是抠字眼。
这两招在诡辩上,都是高招。
也难怪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大佬们很多时候明知辜鸿铭是在诡辩,也在暗中承认他才气难掩。
只可惜聪明才智有那么一点点用错了地方。
当然了,时代的进步正是在这种思想的碰撞中发展起来,少了辜鸿铭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人,还真少了许多滋味,一道菜炒出来,就少了一点好色泽。
除了辜鸿铭,还有很多人在激烈反驳李谕,尤其是各大书院的秀才、举人们,虽然科举在两年后就要废除,不过现在不还没废除哪,所以大部分读书人还是把科举当做出人头地的最大机会。
而科举考的就是经典古籍,李谕这么骂他们的看家学说,当然不能接受。
这下可好,李谕本来是想要用一个最经典的例子来阐述道理。
但道理是阐述明白了,人家压根不看你的道理啊!
根本不跟你讲道理,反正说先贤错就是不对,就是犯禁。
李谕明白最关键的人物还得是辜鸿铭,擒贼先擒王,只有按下他才行,否则自己真能被上万秀才举人们给疯狂“网暴”。
不过既然是反驳,就可以利用一些西方的人物,现在提出这些人来才是最好使的。
《申报》记者史量才急匆匆找到李谕:“先生,您快点想想办法吧,现在我的报馆都要炸锅了。”
李谕问道:“怎么回事?”
史量才说:“大家都拿着《列子》,要你解释里面的注释,否则就要你登报道歉。”
还好杞人忧天的故事出自《列子》,这本古籍算是道家的经典,如果是出自儒家,怕是这些人要提着棒子找李谕了。
李谕不慌不忙说:“不用紧张。”
史量才是站在李谕这边的,此时却急道:“你这次算是闯祸了,就算是你想警醒世人,也不该得罪读书人!你以前写东西也不这样,什么时候这么喜欢引经据典了?”
李谕笑道:“我知道的经学典故可不多。况且,他们是读书人,我也是读书人啊。”
史量才说:“你?”
李谕说:“对啊,难道只有读四书五经的才叫读书人,研究科学就不是读书人了?”
史量才叹了口气:“恐怕在他们眼里,还真不是。”
这种观念一时半会真的转不过来,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才会好一些,因为那些一心求功名的人彻底没了出路。
当然了,这又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不过大势所趋,已经没办法了。
李谕说:“你告诉他们,我也是读书人,起码我能背几首唐诗宋词,商女不知亡国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