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笑道:“欢迎,当然欢迎。”
黎元洪说:“我买下了你所住府邸旁的两处宅子,合二为一。”
李谕对东厂胡同很熟悉:“这样一来咱们两家几乎占了大半个东厂胡同。”
黎元洪说:“一南一北,非常合适。”
黎元洪的大宅算起来也有数百间,是他以“大德堂”的名义花了两万银圆购置的家产。
李谕绝对想不到,自己当年无意间选的东厂胡同,一年后会成为全国焦点。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黎元洪被推举为新任总统,就任地点便是东厂胡同自家住宅。
因为那时袁世凯刚死,袁家正在大总统府治丧。
届时,这条往日里寻常的小胡同就会突然升起五色旗,众多朝政大员聚集在此。
黎元洪又琢磨着说:“就是‘东厂胡同’的名号不好听,这些年在朱市长牵头下,整治全京城三千多条胡同名字,那些重名的或者乱七八糟的都要改,不知道东厂胡同会不会改。”
这件事民国初年一直在推进,主要就是把胡同名从“粗俗”改得文雅一些。比如“臭水坑”变成了“翠花湾”;“狗尾巴”变成了“高义伯”;“猪尾巴”变成了“知义伯”;“锅腔”变成了“国强”;“豆腐”变成了“多福”;“驴市”变成了“礼士”等等。
比较有意思的是段祺瑞后来当权,住进了鸡爪胡同,他嫌名字不好听,改成了吉兆胡同。
但似乎并没有带来多少吉兆,而且没多久段祺瑞政府就制造了三一八惨案。
鲁迅曾经在一篇文中讽刺:“一旦发迹,家谱也修了,雅号也有了,那么当然不甘心居址言不雅训。”
李谕说:“东厂没什么不好听的,就当一种警醒。”
黎元洪点点头:“疏才说得有道理,东厂虽然行为可恶,但监察这项制度不能少。”
两天后,黎元洪新家完全安排妥当,邀请李谕去做客。
一同来的还有北京市市长朱启钤。
严格点说其实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市市长应该叫做京都市政公所主任。
北京城由于地位特殊,民国之前一直有三个管理机构:
城墙以内的京师地区;
大兴、宛平两个京县;
还有两个京县之上的顺天府。
最主要的自然是城墙以内的京师地区,清代时期南城、北城分开治理,又各自分成五个区,分别有五个巡城御史管辖,另外还有步军统领衙门(九门提督)。
反正挺乱的。
民国后干脆直接就改成了京都市政公所+京师警察厅进行管理。
大家互相认识,落座后,黎元洪说:“昨天与朱总长聊天,提到两年前就要开展的电车业务。当时已与法国的实业银行签订借款合同,要在京城修建有轨电车,但没想到欧洲人自己打了起来,此事只能搁置。”
历史上北京有轨电车从1913年一直拖到1921年才立项成立电车公司,三年后开通了第一条线路。
朱启钤说:“上海、天津都有电车,京城却没有,着实不合时宜。去年上海实业家虞洽卿曾想组建北京华商电车公司,没有成功。我研究后,认为个人实力根本不足以承担如此重大的工程,所以想以政府出面,出一半钱,然后民间筹集一半钱的方式推行。”
李谕说:“朱市长的方案很可行。”
朱启钤继续说:“启动资金需要400万元,民间筹资200万。如今整个北方只有盐业银行一家私营银行,需要借助盐业银行发行股票。”
李谕说:“电车是块超级肥肉,资金募集应该不困难,趁此机会成立完全脱离洋人运营的电车公司是个好时机,我赞成。”
朱启钤又强调说:“另外,股票发行时,一定提前告知于我。”
“好……吧。”
李谕有些不情愿。
这属于典型的顶级内幕消息,一定会有大商人、企业家、官员提前准备资金抢购,普通的商户或者居民基本没机会。
当年,这些股票按照规定要在半个月内公开售卖。但售卖当天就突然暂停,因为已经被那些有钱有势之人通过各种渠道提前买完。
经过几次交易,又大部分落在了盐业银行与金城银行手中,两家银行成了电车公司大股东。
京师总商会对此非常气愤,因为按照公司规定,电车公司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北京市民的意见,并且北京市民应当持有一半股份,但实际几乎为零。
他们抗争了几次,没有什么效果。
李谕很难改变贪腐问题,只能听之任之,把电车公司先早点开起来再说。
第五百九十九章 城市
不出所料,北京电车公司的股票作为典型的优质股,非常好卖。
朱启钤和黎元洪清高一把,没有购买,但架不住还有那么多官员、军阀、大商人。即便李谕提前在报纸发了新闻,普通股民占比仍旧没超过10%,但也比历史上好了一些。
至于承建过程,仍需国外公司参与,欧洲在打仗,只有美国还有实力搞一搞。今后机车、电缆等部件要从美国定做,然后运过来,整个修建过程差不多要两到三年。
民国时期,有轨电车的地位几乎相当于后世的地铁(虽然有几个欧美城市已经有了地铁,但实在太少),有轨电车不仅能大大改善城市交通,还是城市实力的最有力代表。
黎元洪在北洋政府里挂着的副总统名号是个闲职,没啥实权,但以他的性格,乐得轻松自在。
最近他经常找朱启钤研究研究市政建设的事情,也会把好邻居李谕叫过来喝茶聊天。
李谕提着一盒巧克力到了黎元洪家,“从美国运过来的,副总统尝一尝。”
“甜食嘛?孩子更喜欢,”黎元洪招呼过来二女儿黎绍芳,“院士叔叔带来的巧克力。”
巧克力在国内还属于稀罕货,对八岁的小姑娘来说犹如大杀器,黎绍芳吃了一口就停不下来。
“爹爹,这种好吃的你以后天天买给我好不好?”黎绍芳仰头问。
她还处于随便一哭就能得到任何东西的年纪,黎元洪溺爱道:“好好好,我每天都买。”
李谕笑道:“甜食不能肆无忌惮吃,会掉牙的。”
“我的牙好着哪,你看!”黎绍芳不服气,朝李谕龇了龇牙。
“好了,护好你的巧克力,找你娘吧,”黎元洪说,小姑娘刚要转身走,又拉住她小声道,“再劝劝你娘,别生气了。”
看着女儿离开客厅,他叹道:“几个月前,总统一定要与我联姻,数了数只有二女合适,袁家则是九子。夫人不同意这门婚事,可我有什么办法?只能摆了订婚宴。”
袁世凯的孩子有不少都进行了政治联姻,黎元洪肯定是重点拉拢的对象。
不过这桩婚姻挺悲剧。
由于两家的孩子太小,只是订了娃娃亲,要等成年完婚,不过袁家很快就倒台。
按照民国传统,上流社会的定亲要在报纸上白纸黑字登出。
后来黎绍芳进入南开大学,成了新女性,坚持自由恋爱;并且她讨厌袁家,反对这门亲事。
黎元洪那时候却又认为在袁家倒台后悔婚就是落井下石,会落人口舌,所以要求两人必须完婚。
其实同一时间袁世凯还让十子与徐世昌的女儿订了娃娃亲。
十多年后,徐世昌就悔了婚,给的理由是自己的女儿精神失常。
所以黎绍芳也说自己有精神问题,想让袁家放弃。
没想到袁世凯的九子袁克玖突然来了一句:“我就喜欢精神病!”
这就没辙了,两人只能完婚。
但黎绍芳却因为痛苦过度,真的得了精神病,婚后一年就住进精神病院,不到四十岁便郁郁而终。
旧社会的悲剧总是在各个地方上演。
此时的黎元洪预见不到后来的事情,绝大部分人还是认为以袁世凯的手段和能耐,只要不是太出格,袁家很难倒台。
黎元洪起身对李谕说:“疏才随我来,我让朱启钤弄了个好东西。”
来到另一进院落,在西厢房中摆着一个大大的简易京城烫样模型。
李谕讶道:“样式雷的手笔?”
朱启钤得意道:“院士先生说对了,黎公花了300大洋,雷献彩就愿意动手制作。往常年月,没有一千两银子,雷家根本不会出手。”
民国成立后,作为皇家御用设计师的样式雷陷入无门无路的尴尬境地,能挣钱就不错。
黎元洪说:“自从在朱总长家有幸见到一次烫样,我就爱不释手,今天得到真东西,简直喜欢死!”
没有哪个男人能抗拒模型的魅力。
要是黎副总统年轻个二十岁,而且生在二十一世纪,说不定是个狂热的手办爱好者。
李谕看着也喜欢,准备改天找样式雷做几个好玩的烫样模型。
朱启钤指着模型说:“我仔细思考了思考,京城可以规划十条左右的有轨电车线路,最主要的几条是从天桥到西直门,从天桥到北新桥……”
他边比画边说,非常形象。
黎元洪说:“在规划上看,有轨电车也是以正阳门火车站为辐射中心,入城的三条轨道将会跨过城墙。”
朱启钤说:“再凿几个洞就是,这几年由于火车轨道的缘故,京城的几个瓮城已经全被拆除,不会对线路有影响。今年交通部还规划了一条环绕京城,连接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和正阳门,于东便门接入京奉线的铁路,一年内投入使用。为了这条线路,整个京城的瓮城要么被推倒,要么就要凿洞。”
李谕觉得挺可惜:“与箭楼的连接处不就也随之被破坏?”
朱启钤说:“破坏就破坏了。交通是个大问题,瓮城的设计完全不符合交通理念。瓮城是为了迟缓进京的交通而设计,可现在要求的是方便快捷。”
李谕知道朱启钤说的没毛病,于是说:“好吧,可我觉得挺威武的,下火车的人看到那么高的城门楼子肯定喜欢,给进京的人留下第一个好印象。”
朱启钤说:“作为交通象征暂时可以留着。”
但瓮城绝对保不住,因为大部分车站都会设在城门外,人流只要一多起来,瓮城属实碍事。
早在晚清时,京奉铁路从沈阳进入到北京,崇文门东西两侧的瓮城就为了给火车让路而拆除,车站建在了东便门。
到了30年代,为了修直京汉铁路,宣武门瓮城也被推倒。
至此,最负盛名的“前三门”: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都不复完整。
北京城的城门比起后来还存在的西安城门要威武很多,绝对能代表帝制时代的皇权威严。
封建时代,普通人单是站在城楼下就能感到一种强大的威压感。
然而铁轨和机车的到来却使规划者舍弃了这积淀了几百年的骄傲与辉煌。铁路永远地撼动了城墙,使它仿佛成了一个过时年代所遗留下的累赘,它们的实际功用和象征意义都不复存在。
就像长城失去了御寇功能。
七座城门被先后打开,内城所有城门的瓮城不是被拆除就是被洞穿,一座箭楼(崇文门箭楼)被推倒,两座角楼(位于内城城墙东北和东南角)和五座箭楼“孤悬城外”,十五座西式车站紧邻着四面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