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小朝廷和徐世昌后续的来往进展,就很尴尬了。
溥仪的帝师陈宝琛曾以鄙夷的神色说:“徐世昌还想当议政王,未免过分。一个“公”也就够了!”
又有一次说:“当年主张以汉大臣之女为皇后,是何居心?以清太傅而出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
反正徐世昌肯定没有履行与世续的承诺。没多久,紫禁城里对徐世昌就渐渐失望,重归平静。
胡适很不爽:“徐大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提到要“偃武修文”,偃武这方面,正好吴佩孚不打了,大总统可以下令前线停火,转入南北和谈;而修文就有点不对路了,竟再次宣布将孔子的诞辰作为全国节日!”
这一点毫无疑问触了胡适等新文化运动者的逆鳞。
对孔子的态度一向可看做测验民国政权的“晴雨表”:保守时,孔子会成为拥戴的大旗;激进时,孔子则变成攻击的标靶。
徐世昌显然属于保守的一派,他同时宣布要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并举行郊天祀礼,胡适等新文化人士当然看不惯。
钱玄同不爽的程度一点都不低,他说:“民国已立七年,教育推行如此缓慢,难道他们看不出教育是救国之本,而教育的重中之重又是民主、科学等西方之文明!还在这畅谈孔孟?不如去做春秋大梦!”
胡适语气激昂地说:“孔子依旧是权威,只有权威倒了,理性之光才有空间,个人才能独立。洋人的权威是上帝,中国的权威就是孔子。对孔子进行充分质疑,孔子的权威动摇了,文化保守性也就松动了,中国人才能从腐朽僵化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才能谈得上实事求是,才能谈得上创造性思维。”
钱玄同大加称赞:“说得好!咱们最终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烧掉。”
胡适点头说:“不把孔家店砸个稀巴烂,新的思想就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再造文明”终究是句空话。”
他们两个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激进的了。
“砸个稀巴烂也不至于,都砸烂了,我们的根不就没了着落,”蔡元培稍稍压了压两人的劲头,然后对李谕说,“疏才是现在的科学领袖,你对此如何看待?”
李谕知道势头不可阻挡,也没必要阻挡,矫枉有时候稍微过正没什么大不了,于是说:“新的文化肯定要推行,这一点毫毋庸置疑。”
胡适高兴道:“我就知道院士先生会支持我们。”
“支持必然是支持,”李谕笑道,“不过最好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没必要否定汉赋、唐诗、宋词在内的全部古代文学。有人研究整理国故,也没必要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复辟派,加以攻击。其中说不定就有保护传统文化的,两位说对不对?”
钱玄同相比胡适更加激进,说道:“白话文是新文化的第一步,国故都是文言文,当然要打倒。”
好在他现在还没想废除汉字。
李谕说:“中国的文化从来没有过断层,靠的正是那些国故,要是全废掉,说不定就会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层。西方文化是应该引进,但我希望两位能晓得,如果只提倡从全局上引进西方文化,而忽视了对西方文化进行必要的消化,未能来得及符合中国的国情,会造成消化不良。”
胡适说:“院士先生竟然如此看重国故?”
李谕说:“我虽然不懂经典古籍,但一直认为它们不可或缺。我相信,用不了多少年必将兴起一个国学研究的高潮。这种研究不再是推崇儒家的统治思想,而是真正对国学的研究,那时候,国故就不是国故,而是国学。”
钱玄同说:“我明白了,院士先生的意思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完全正确的。”
李谕头上三道黑线,这理解能力让自己有点猝不及防。
胡适说:“我们倡导科学,院士先生对国学能有这种认知,更显高瞻远瞩!科学必将代替孔教,为所有人瞻仰并学习,那便是新文化的重要目标。”
好吧,虽然新文化运动有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比如对科学的讨论还是太肤浅,属于泛科学讨论,不仅不太严谨,也有些忽视对人生信仰、价值的讨论,但这都是一百年后的人才能看明白的。
李谕对此没法多说什么,想了想后对蔡元培说:“蔡校长,您在北大的学科建设进行得怎么样?”
蔡元培心领神会,马上明白李谕想说什么,回道:“我决定大刀阔斧改变旧有的分科制度,将来文理不能分得过于清晰。”
李谕深以为意,顺着说:“文科中的历史学就离不开科学帮助研究,哲学更是基于自然科学。同样的,理科的专业也与哲学息息相关。所以学科本来就应该交叉,根本不能简单以文理划分。”
对当下来说,如此观点没毛病。
这同样是蔡元培要做的,他说:“如果文理分得过于清晰,文科生将因为与理科隔绝之故,视自然科学为无用,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学生则会因为与文科隔绝之故,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
蔡元培的看法相当深刻、富于远见。
李谕说:“几十年前,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就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想想还挺有道理的。“中学”侧重于世界观、修身、做人,可以称之为“道”;西学的用,注重的就是“术”,具体就是各种科技和政法上的创新。二者都很重要,一个人也应该同时具备。”
“院士先生所言极是,”蔡元培说,“其中过程我深有感触,“中国羡慕外人,第一次是见到他们的枪炮,就知道他的枪炮比咱们的好。”
“以后又见外国人的器物,知道他的工艺也好。”
“又看外国医生能治病,知道他的医术也好。”
“有人说,外国技术虽好,但是政治上只有霸道,不及中国仁政。后来才知道外国的宪法、行政法等,都比中国进步。”
“于是学他们的法学、政治学,但还是怀疑他们道学很差,以后详细考查,又知道他们的哲学,亦很有研究的价值。”
“他们的好处都知道了,于是派出留洋学生,积年累月,各种学术都有人研究。”
“但是留学生中,专门为了回国后占据高位谋金钱的很多。只从狭义去做,不问深的理由。”
胡适问:“深的理由是什么?”
蔡元培看向李谕:“疏才,你来说。”
李谕说:“中国固然要有留过洋的工程师、医生、法官、律师,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工程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经营,不是依样画葫芦的留学生做得到的。而且要是只知道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技术也是无源之水,发展终属有限。”
“学习西方,应该不仅学习西方的“术”,还应学习西方的“道”,也就是发达科学背后的人文思想。”
胡适听明白了:“文艺复兴……复兴!”
李谕吃了口什锦冰碗儿:“所以西方也没有完全放弃他们自己的“道”,我们要是放弃了,恐怕会非常不好。”
“太不好了!”蔡元培笑道,“我计划中一半的学科会被废掉。”
第六百三十四章 最后的黄昏
李谕等人吃饭比较快,准备离开时,恰好遇见出来透透气的徐世昌。
“院士先生。”徐世昌说。
李谕也同他打招呼:“总统阁下。”
徐世昌说:“因为就任大总统的缘故,我不能再给皇上教书,刚才世续大人提到要找一位帝师进入毓庆宫教授皇上,要求学通中外,我想……”
李谕立刻说:“我有个好的人选,叫做庄士敦。”
“中国人?”徐世昌问。
“他是个英国人,”李谕顿了顿,“最好加上苏格兰。”
徐世昌说:“学问怎么样?”
李谕说:“不错,关键他的中文说得很好,起码比现在溥……宣统皇帝的两位帝师口音纯正得多。”
溥仪的帝师陈宝琛是福建人,没有推广普通话的年代多少带点口音。
徐世昌问:“他能教什么?”
李谕说:“得看皇上要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
徐世昌看了眼屋里,然后声音小了一点:“只需达到欧洲中学的水平就够。”
“那庄先生太没问题了,”李谕肯定地说,“他现在是威海卫的官员,对我们国家的文化异常崇拜,只要紫禁城写个聘书,庄先生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对我们的文化异常崇拜?”徐世昌显然对这一点最满意,立刻也不多问了,招呼过来世续,“世续大人,院士李谕为我推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帝师人选,是一名英国人。”
世续问:“英国人?”
徐世昌说:“对的,他的中文非常流利,而且没有英国人那种令人讨厌的高傲,反而对我们的文化崇拜至极。”
世续显然也很看重这一点:“崇拜我们文化的英国人,很不错!希望院士先生修书一封,提前告知,问好这位英国老师方便与否,然后我们便可写出聘书。”
李谕心想,果然现在的小朝廷相当没面子,生怕自己写了聘书被对方拒绝,要让别人先问好才行。
“好吧,”李谕既然主动提到了庄士敦,只能担下这个活儿,只要不让自己去紫禁城就好,“庄先生对皇室非常尊敬,知道紫禁城要聘请他为帝师,一定非常高兴。”
世续说:“果然还是英国人像绅士,他们之所以如此优雅,就是因为有个国王。”
其他几位前清王公纷纷点头称是。
李谕冷冷一笑,不愿意搭话,也没必要和这些遗老争论。
徐世昌问:“院士先生一起来喝一杯?”
李谕马上拒绝:“我和蔡校长以及几位教授要一起离开了,告辞。”
——
走出会贤堂饭庄,胡适说:“紫禁城请老师,我们不如也请个美国教授过来。此前我与杜威教授通信,他明确表示愿意来趟中国。”
蔡元培说:“很好,现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对西洋文化热忱很高,请个美国教授有益处。我对杜威教授有所耳闻,他正好从事哲学与教育,还是许多留美学生的老师,我十分欢迎。”
李谕也感觉杜威比较合适,此时请来密立根、普朗克等人的效果真不如一个专门搞教育和哲学的,毕竟国内的科学教育还没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
相对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大众更容易听懂他的话。
而且杜威对中国很了解,搞哲学的人又喜欢批判,反正学哲学的都擅长辩论和吵架,学生们现在势头正盛,在五四之前,弄弄哲学见效比较快。
胡适怕自己威望不够,说道:“蔡校长,院士先生,咱们一起联名吧?”
李谕轻松道:“可以。”
“我也没意见,”蔡元培说,然后又对李谕发出邀请,“我在北大成立了一个进德会,疏才有兴趣加入吗?”
“进德会?”李谕问。
蔡元培说:“这是一个强调德行的会员制组织,我分成了三种会员,甲种会员要做到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另加不做官、不做议员。疏才完全能达到乙种会员的资格。”
李谕随口问:“第三种会员是什么?”
蔡元培说:“丙种会员则于前五戒外再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李谕直接惊呆了:“算起来正好八戒!”
蔡元培说:“能做到八戒的人可不多。”
对李谕这种现代人来说,蔡元培的八戒很难想象,因为蔡元培的八戒基本都针对私德,而李谕穿越前的时代,更强调公德,对个人私德很少会在社会面上提及,除非公众人物。
不过转念一想,自己此时此刻就是个公众人物啊。
李谕说:“除了最后两项不喝酒、不吃肉,其他的我都能接受。”
“无妨,我知道疏才是性情中人,”蔡元培不强求,“能做到第一项的又能有几个?”
李谕好奇问道:“现在有谁加入了?”
蔡元培说:“胡适、钱玄同两位,还有李大钊、陈仲甫、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马寅初、章士钊等等。”
都是文化界名流。
李谕笑道:“还好我私德不错,不然都入不了会。”
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色,一直非常注重一个人的私德,西方则更强调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