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不是天灾，是天谴！

第六百八十六章 争鸣

　　李谕和李四光在北京的地质学会组织了一场关于地震等级的演讲，主讲人是李四光。

　　对此，不少国外地质学家破天荒跑来中国参加，其中还包括英国的皇家地理学会。

　　大家都很想知道地震的成因，不过显然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会场中，李谕见到了两个英国人，马洛里和欧文。

　　“精彩的结论。”马洛里称赞道。

　　李谕说：“将来李四光先生还会在英国的皇家地理学会演讲。”

　　“非常期待！”马洛里说，“等我从珠峰返回英国时，不知道可不可以赶上。”

　　“你们要攀登珠峰？”李谕讶道。

　　马洛里说：“对，这是我们第三次尝试。”

　　李谕想起来了，眼前的马洛里，就是20年代著名的两个珠峰探险家。

　　马洛里几个月前途经美国时，还说了一句登山界的至理名言。

　　当时记者问他：“why did you want to climb mount everest？（为什么你要攀登珠峰）”

　　马洛里给出了那个传奇性的答案：“ because its there.（因为它就在那里）”

　　李谕说：“你们现在中国，莫非要从中国境内的北坡攀登？”

　　马洛里点头说：“我们自然想爬相对简单的南坡，但它在尼泊尔境内，尼泊尔不知为何拒绝了任何攀登申请，我们只能选择北坡。”

　　“等明年不就好了？”李谕说。

　　马洛里摇了摇头：“这是我最后一次尝试登顶世界第三极的机会，我没时间了。”

　　所谓地球三极，就是南极、北极和珠峰。

　　南极和北极已经相继被人类踏足，只剩下地理最高峰珠峰。

　　李谕说：“虽然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不过以当下的条件，珠峰遥不可攀。因为从地理的角度看，高海拔的低压、缺氧、高寒每一条都足以致命，而现在还没有那么好的供氧设备、御寒衣物。”

　　李谕说的都是实打实的客观因素，羽绒服还没发明，御寒真的很困难；最关键的是，供氧设备难以维持那么久。

　　在1920年代，攀登珠峰绝对比去南极困难得多。

　　马洛里却已经铁了心：“珠穆在藏语中是女神的意思，这个女神在我心中魂牵梦绕太多年，不再尝试一次，我会后悔一辈子。而且登上第三极，将可以再次向世界证明人类的伟大。”

　　“其实……有时候没必要被声名所累。”李谕还想劝一下。

　　“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马洛里说，“但这至少是我的毕生梦想。”

　　李谕只能祝福一句：“保重！”

　　马洛里今年的这次尝试还是失败了，他的遗体后来被发现，但无法运下去，永远留在了珠峰上。

　　人们检查他的遗物时，发现少了他随身携带的妻子的照片。马洛里曾经说过，如果他攀上珠峰，就把妻子的照片放在那里。

　　可惜的是，另一个队员欧文的尸体没有找到，而他带着照相设备。

　　——

　　此后的几天，李四光继续精进了理论模型，并且亲自改良了一台美国产地震仪后，准备前往北大继续进行演讲。

　　李谕自然随同。

　　而就在这时候，从国外传回消息，汤飞凡与加拿大的班廷、麦克劳德一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自然又是一次举国同庆。

　　李谕舒了一口气，终于有了第一个除自己以外的诺奖。

　　历史上，这一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本来只有班廷和麦克劳德，李谕的插手，让汤飞凡搭上了车。

　　汤飞凡领完奖后，就想立刻回国，进入协和或者湘雅医院，但李谕却发了电报，让他在美国多待几年，最好能够再修个美国的医学博士学位。

　　反正有这么大的奖项在身上，任何一个美国大学都不会拒绝他。

　　汤飞凡深知自己的功劳有一半要系在李谕身上，对他的意见极为尊重，于是按照李谕的说法，选择暂时留在美国进修，等三四年后，再次拿到博士学位乃至院士身份后，再回国。

　　而李谕已经获得胰岛素的生产权，在上海开辟了实验室，主任位置给他留着就是。

　　现在一战打完，李谕甚至又有点动了青霉素主意。

　　不过这件事要谨慎点，要是以后能把实验室直接弄到昆明之类的地方感觉更安全。

　　——

　　在北大的几天，王国维还专门来找李谕道谢：“多亏先生保住了一批古籍！”

　　“什么古籍？”李谕纳闷道。

　　王国维解释说：“皇上被小人蒙骗，竟然想把价值连城的宋书宋画送给日本人，好在先生出手阻止。”

　　“原来是这件事，”李谕笑道，“应该的。”

　　王国维今年被溥仪召进宫，做了“南书房行走”。在清宫旧制里，担任南书房行走的基本都是饱学之士，起码得是进士、翰林。王国维以布衣之身进入南书房，非常高兴，也有机会看到了紫禁城里收藏的大量古籍。

　　王国维推了推眼镜说：“皇上捐出了40万元，还额外拨出2万元给我们几位南书房行走整理国故。说起来，这件事也要感谢帝师。”

　　李谕心中嘀咕，自己明明给了小皇帝接近60万，其中五十多万是他想捐款用的，原来只捐了40万……

　　李谕说：“能帮助静安（王国维字）兄做学问再好不过，毕竟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之前北大的教务长胡适之先生还说，现今中国的学术界里，旧式学者凋零得没几个，称得上学问家的也就是静安兄、太炎先生还有罗振玉先生。而半新半旧的学者，也只剩梁启超、钱玄同几人。太炎先生如今忙于政坛之事，在做学问方面，静安兄是最有希望的。”

　　王国维讶道：“胡博士竟然会对我有这样高的评语。”

　　——其实胡适也批评了不少次王国维，感觉他的思想还是太旧了。

　　王国维又说：“难得见到院士先生，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毕竟您曾去过多次国外。大家都知道，西方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的限度，会不会导致破坏毁灭？”

　　李谕说：“先生看来也受到了此前“西方文明重物质，东方文明重精神”的学说影响，其实大可不必这么认为。首先，东方人也重物质，谁不想过得好点，丰衣足食？其次，西方文明精神文明也不差，如今刚出了个大哲学家，叫做维特根斯坦，之前还有尼采等人，洋人又不是人人都学理工科。”

　　王国维说：“您的意思是西洋文明与东方文明都有自我调整与制约的能力？”

　　李谕说：“对的，但总体上看，就算西洋文明有种种悲观前景，我们也不得不跟着这条路走下去。”

　　“也对！说不定以后我们学通洋人的学问后，再加上自己的文化，就能在洋人之上。”王国维说，他对东方文化有挺深的自信。

　　李谕点点头：“可以这样认为。”

　　王国维接着问道：“我在报纸上还看到，美国好莱坞有很多电影公司，为了拍一部电影，动辄花费几百万美元，用地也达上千亩！这样奢靡的做法有什么道理？能维持下去吗？”

　　这个问题竟然从王国维嘴里问出来，感觉还挺新潮前卫的。

　　李谕想了想说：“美国人拍一部电影耗费大量资金、人力、精力，不就像先生考据一个字，有时也要花去几个月的时间、精力、工夫，翻阅无数典籍一样？”

　　王国维张了张嘴，顿了几秒钟后称赞道：“不愧是帝师，您的这个解释让我彻底想明白了。”

　　李谕笑道：“其实里面还涉及很多经济学的问题，或许再过一段时间，中国人对此就会习以为常。”

　　王国维说：“那更是难以想象。”

　　——

　　王国维按照胡适的分类，属于旧文化人，不过学问确实很高，明年就会进入清华刚刚成立的国学院，位列四大导师之一。

　　四大导师中还有梁启超。而最近，李谕就收到了梁启超的讲学社发来的消息：泰戈尔到中国了。

　　泰戈尔首先抵达的是上海港，负责迎接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两人也是此后泰戈尔的翻译。

　　不过泰戈尔的访华，显然没有此前杜威、罗素，以及李谕请来的爱因斯坦、普朗克、居里夫人影响大，甚至早在他还没抵达港口时，很多国内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反对了。

　　比如年轻的茅盾，提前发表文章，警告那些涌向码头的崇拜者，不要被泰戈尔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辞所迷惑。茅盾写道：“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下，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等泰戈尔抵达码头后，就进行了一番演讲，令大家非常惊讶的是，泰戈尔不仅吹捧“东方文明最为健全”的传统观点，竟然公开批评起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指责“亚洲的一部分青年，正在抹杀抛弃亚洲古来之文明”。

　　这就把几乎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后起之秀给得罪了。

　　尤其是一枝独秀陈仲甫先生反差最大。

　　仲甫先生曾经在1915年翻译发表过泰戈尔的诗作，介绍泰戈尔是——“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金，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

　　而这一次，仲甫先生就不客气了，发表了《泰戈尔与东方文化》等多篇文章，评价道：“泰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其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并且奉劝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啊”！

　　吴稚晖指责得同样很犀利：“泰戈尔先生心知帝国主义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是叫嚣处于旧石器文明的人们抱无抵抗主义，等候使用铁器的帝国主义自己恶贯满盈。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

　　胡适本来也挺喜欢泰戈尔的，听了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话，态度立马转变，不过胡适的反对之语说得很委婉，只是认为泰戈尔的思想不太适合当下的中国。

　　泰戈尔之所以受到“有点难堪”的批评，是因为他在一个错误的季节带着一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世福音”，又置身于一群不理解他的中国文化思想者（包括欢迎者和反对者）中间造成的。胡适觉得泰戈尔访华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

　　说起来，这个情况与此前轰轰烈烈的科玄之争有点类似。

　　玄学的一些观点说不上错，只是不适合当下的中国；又或者说次序错了，毕竟有了经济基础，才有上层建筑，玄学那些观点还有泰戈尔的一些观点就属于上层建筑，最少你得等中国和印度都变成美国英国那么强以后再说吧。

　　真到那时候，还有谁敢反对……

　　除了胡适、陈仲甫、吴稚晖，包括鲁迅在内的绝大多数知识界人士也不赞同泰戈尔的思想。

　　貌似只有徐志摩、林徽因、冰心等少数文艺青年对他顶礼膜拜。

　　泰戈尔来到清华时，便住在了漂亮的清华园里，同时再次发表了一场正式演讲。内容无非还是那一套，即精神文明永远高于物质文明的所谓“东方主义”立场（印度根本代表不了东方，得加个引号）；还有就是大肆宣扬西洋文化随着欧战已经破产等等。

　　这些说法倒是和请他来的梁启超不谋而合。

　　李谕当然也不会赞同，一战对欧洲影响确实很大，但并不致命，以后中国还要继续追赶很多年才大大拉近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这其间的苦只有中国人能体会到。

　　李谕绝不会容许有人眼高手低，吹嘘精神高于物质，那不就是否定中国人几十年的辛苦努力嘛。

　　这天正好还是梁启超的生日，他邀请了包括泰戈尔在内的许多文化界名流一同赴宴。

　　李谕带着礼物登门祝贺。

　　梁启超高兴道：“东方获得诺贝尔奖的没有几位，今天竟有两人到了我家，一句蓬荜生辉不过如此！”

　　泰戈尔说：“巧的是，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李谕先生也第二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时李谕就和泰戈尔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