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用了四个小时才把现场清理完毕，接下来展峰还要对所提物证进行分类检验。在确定嫌疑人之前，吕瀚海这位实力派影帝也只能先回贼帮等待消息了。
二十九
本案目前已经处在半公开的阶段，市局抽调不少精兵强将，好协助展峰完成物证检验工作。
案件碰头会在24小时后就开始了，除了914专案组成员，展峰没有邀请任何人参加。展峰习惯先听取他人意见，而第一个发言的大多是嬴亮。
“我在屋内找到了吴培根的身份证，到期时间为2008年，也就是说，在他作案期间，该身份证仍在有效期范围。查询关于此证的所有轨迹，并没有发现他曾跟谁结伴住过酒店或乘坐过火车。如果他真和串子结伙作案，为什么两人无一点交集？”
司徒蓝嫣本对此也有疑问，既然嬴亮开了个头，她就顺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观察了吴培根的日常家居摆设。厨房落满油污，只有一人的碗筷；室内物品摆放凌乱；杂物间墙根下，堆砌有近百个白酒瓶；尤其是卧室床头前，还有半箱未打开的瓶装白酒。种种细节可以看出，他是长期处在一个靠酒精麻痹自己的颓废状态。颓废是一种意志消沉、精神萎靡的内心反映。形成条件因人而异。心理学上做过一项调查，男性颓废的根源多来自婚姻家庭和生存压力。前者暂且不说，我们重点来分析后者。
“常见的生存压力多表现为生理疾病压力、经济压力、精神状态压力。在面对压力时，能够自我控制，有条不紊，即所谓的因势利导，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到，绝大多数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并不能做到合理调整心态。
“我看了吴培根的资料，他只有小学文化，应聘到县医院当保安，因为跟窃贼殊死搏斗，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所以才被医院评为明星保安。在众人的关注下，他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而在认知上会本能地给自己套上一层光环效应。他内心情感也会因为这个达到一个顶点。为了使光环永远保持亮度，那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抓贼。
“在没有正确引导的情况下，他其实是进入了一个急功近利的阶段。不巧的是，悲剧突然发生，他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两年。因为抓贼这同一件事，走了两个极端，这种心理落差是造成他颓废、逃避现实的主要原因。吴培根刑满释放后，好友翟国庆慷慨解囊，他找到了一丝慰藉，这也是他不管多晚收工，都要去医院找翟国庆喝两杯的缘由。
“事实上他内心的主导情绪还是悲观跟落寞。离开翟国庆回到家中，他还是只能靠酒精才能睡着。友情作为调和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起到了安抚作用。但随后发生的医院坠楼事件，是他情绪突然爆发的诱因。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极大的心理刺激，以至于他可以放弃友情，去药房偷乙醚。
“在翟国庆发现乙醚失窃后，两人因为这个闹僵，悲观情绪唯一的调和剂也荡然无存。在心理暗示逐渐加重后，他把所有的消极情绪全部施加在了窃贼身上，以致发展到需要杀死对方才可以解恨的程度。从以上心理活动看，吴培根有充足的作案动机和作案条件。那么我们再接着分析下本案的作案人到底有几个。串子是贼，而吴培根的杀人动机，是源于对贼的恨！两人水火不容，我看他俩不可能在一起合作。”
嬴亮假设说：“如果串子隐瞒自己的身份呢？”
司徒蓝嫣道：“任何合作都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如果吴培根对串子不了解，他怎么敢跟对方联合起来干杀人的勾当？串子是江湖中人，必定会保留一些江湖人的作风，接触时间长了，吴培根不会发现不了猫腻。我认为这是一个矛盾命题，假设并不成立。另外，吴培根的作案诱因就是心理落差跟负面情绪无法宣泄，如果他有一个能要好到‘一起杀人’的朋友，那么他作案的可能性反而会大大降低。所以我认为，本案是吴培根一人作案，串子并没有参与。”
展峰连连点头。“凶手驾车随机等候目标，然后用乙醚迷晕，在车厢内把对方杀死，最后抛尸。整个过程一人足以完成。另外，我在杂物间内发现了一把铁锹，锹面附着大量泥土，锹把残留血痕。吴培根作完案后，应该是把尸体掩埋在了某个地方。这种处理方式，需要大量体力，要是有帮手他不可能一人完成。所以，我也认为本案没有第二人参与。”
嬴亮为难地说：“本以为串子和狗五是一起案子，没想到到头来，还八竿子打不到一边！”
展峰却说：“也不能就这么肯定。”
嬴亮有些好奇，“哦？难道真有关系？”
“暂时还不清楚，但我始终感觉事有蹊跷。”
“什么蹊跷，展队你快说说看。”嬴亮急不可耐地问。
展峰把铁锹的照片打到投影上：“这是一把专门用来挖坑的尖头铁锹，锹柄加锹面总长155厘米，比地鳖虫的厢体还要长12厘米；为了不让铁锹露出，在携带时，只能把铁锹沿长方体对角线斜放，车厢要处于空厢状态。也就是说，凶手在把目标迷晕后，会先回趟家，带走挖坑工具，然后再进行埋尸。既然要回家，那在院中杀人要比在室外稳妥，因为这个，再次重建作案过程就是：等候目标——迷晕——带回家中杀死——取铁锹埋尸。从院子中留下的物证不难看出，他是在做完最后一起案子后，仓皇而逃。问题可能是出在了埋尸环节。”
司徒蓝嫣秀眉一挑：“难道说，凶手埋尸时被发现了？”
“对！而且发现尸体的并不是警察，否则他会直接弃车逃逸。他敢把车骑回家，说明他清楚，就算被发现，仍有一段缓冲时间。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2003年以来，本市无一起命案积案，也就是说，那个人并没有报案。
“还有，在检验铁锹上的泥土样本时，我发现了大量草木灰成分。巧合的是，最后一案发生在2003年4月8日，是清明节过后的第三天。清明祭祖焚烧的黄纸，是草木灰主要的来源方式。我怀疑，凶手把尸体埋在了墓地附近。
“2003年，本市墓地还没什么规划，只要是个山头，都能葬人。但考虑到地鳖虫的最大行驶公里数，主城区范围内牛家山是凶手的唯一选择。牛家山位于塔山区的正南方，处在两市的交界处，距吴培根住处直线距离约50公里。地鳖虫满速前进四十分钟才能到达。墓地白天都看不见几个人影，到了晚上更是人迹罕至。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凶手在夜晚埋尸的时候，会被什么样的人发现？退一万步说，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就算是凶手被发现，他的反应也未免太强烈了些，不是吗？”
司徒蓝嫣表示赞同，“展队说得没错。凶手杀人时戴了口罩，那他在埋尸时不会不戴。就算被发现，对方也不可能看清凶手的长相。另外，他驾驶的地鳖虫并没有特殊标记，属于扎进人堆就无法辨认的那种。他应该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会暴露。凶手仓皇逃离的恐惧并不是源于警方，否则他首先要做的是清理作案工具，逃避打击。如果把警方排除，那么能威胁他生命的，就只剩下贼帮了！”
三十
随着专案会的深入，本案的细节也逐渐清晰起来。
展峰又陆续出示了几份DNA报告。经比对，在吴培根家中提取的生物样本，跟贼帮最后一名被害人癞麻完全吻合。这至少证明了狗五等六人的失踪，跟他绝对脱不了干系。有了实质性的证据，抓捕吴培根就显得迫在眉睫。可让嬴亮头疼的是，吴培根这人已销声匿迹十六年，要想找到下落何其困难。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打破僵局的却是会上一直没有开口的隗国安。在现场勘查时，就他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出于好奇，他从里屋跑到外屋来回看了看，这让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堂屋里，有一张长约一米五的长条桌紧靠北墙。本来这种摆设并没有什么稀奇，可是受吕瀚海影响，每当遇到老式家具，隗国安都习惯近距离观察观察，倒不是为了查案，纯粹就是看看是不是红木或黄花梨。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研究木料材质的过程中，他竟无意间发现桌面上有星星点点火烧痕迹，痕迹附近散落有一小撮稻米。再往白墙上看，又能发现泛黄的烟痕。痕迹呈大写的V字形，中间有大片留白。从留白的面积可以判断，这里明显曾悬挂过一个相框。按照当地风俗，只有拜祭有养育之恩的长辈才会在香炉中放入稻米。凶手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还不忘带走香炉和遗照，那么这个人到底和凶手是什么关系？
为了搞清这一点，展峰找到了吴培根曾经的好友，那位弄丢乙醚的药房老板翟国庆。据他的说法，吴培根很少提及他的家世，从认识他那天起他就一个人。吴培根的住处他曾去过几次，也留意到了堂屋的香炉。他只能回忆起照片上是位老妇，但他并没有询问吴培根跟逝者的关系。他隐约记得，有一次在上香时，吴培根喃喃自语，称逝者为“陶奶”。
“他在逃跑时，没有带走身份证，说明证件对他的用处不大。虽说那时候火车、汽车还没有实名制，但外出务工，必须出示证件。既然不带，表明他有一个可以给他提供生活来源的地方。”司徒蓝嫣说道。
“20世纪初，跑路的人有两种选择：要么去大城市，要么就选择偏远农村。吴培根自知大城市贼帮活跃，选择前者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农村多为同姓宗族关系，外人很难长住，除非有亲戚投靠。”隗国安也补充了自己的看法。
为了溯源，专案组干脆把吴培根的户籍档案全部找了出来，在翻阅纸质档案时，司徒蓝嫣发现了一张手写的火化证。该证是吴培根迁户时提供的，内容为证实原户主已死亡，无法到派出所办理分户手续。火化证上的逝者信息，终于让专案组发现了端倪。
死者名叫陶华芝，1929年8月1日生，病逝，火化日期为1993年3月6日，享年65岁，在落款的位置，隐约可以看到一行小字：大桥县殡仪馆。
…………
TS市九区三县，这个面积较小的大桥县最为偏僻，被一条柳平河隔绝，早年县里的居民进趟城，要摆渡四十分钟，时至今日，那里车辆通行还要依靠渡船运载过河。因为出行不就，为了方便居民，县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医院、学校、火葬场等公共基础设施十分完善。
1993年陶华芝去世时，计算机还没普及，对于早年销户的居民，户籍系统查不到任何信息。好在大桥县殡仪馆每年火化的逝者并不多，档案室内保存着建馆以来的所有资料，专案组从这里得到了一个模糊的地址——大桥县陶圩村。
一波三折后，该村的老村长陶士德总算给专案组提供了些线索。
陶士德说：“陶华芝和我平辈，比我大10岁。她丈夫死得早，两人一直没有孩子。当年有人劝她改嫁，可她就是不肯，守了大半辈子寡。培根是从十里开外的吴家庄讨来的。据说，孩子生父从外地拐了个女子当媳妇，女子给她生下一子后，卷了家里所有的钱跑了。孩子生父因为这个犯了神经，把孩子一丢也跑了。那个年代没有计划生育，家家户户都五六个，负担都不轻。这个孩子只能先寄住在村长家里。当年，我去乡里开会时，村长见人就问有没有合适的人家，好给孩子讨条生路。我回村后就找了陶华芝，她满口答应要养这个孩子。抱回来时孩子已上了户口，所以名字这些年就没有改，一直叫吴培根。”
展峰问道：“陶华芝去世后，吴培根有没有回过村子？尤其是在2003年前后。”
陶士德想了想，说：“回来过，还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再没见过。”
嬴亮问：“去哪里了知不知道？”
“不是很清楚。”
“他外地还有没有亲戚可以投奔？”
“他哪儿来的亲戚……哦，对了，我想起一件事。”
嬴亮忙问：“什么事？”
陶士德回忆说：“俺们村有一位跟培根差不多年纪的小伙，出车祸去世了，户口一直没注销。他们家跟陶华芝是亲戚，按辈分培根跟小伙还是表兄弟，培根临走时，说他准备外出打工，可他的身份证弄丢了，补办需要很长时间，就拿走了小伙的身份证。我是听人闲聊时说的，我当时还怀疑培根会不会犯事了。”
嬴亮心中一紧，“小伙叫什么？”
“陶鑫，他父亲叫陶启运，按辈分还得管我叫叔。”
结束问话，嬴亮迅速核实了陶鑫的身份信息，不出他们所料，直到上个月，这个“已死之人”竟然还能查到相关物流信息。
“这下可算找到你了。”嬴亮一乐——地址俱在，这家伙就是瓮中之鳖。
三十一
冒用身份的吴培根在睡梦中被带回了刑警支队。他生于1975年，虽说只有四十多岁，但看上去比药房老板翟国庆还苍老许多。据说这些年，他全靠在建筑工地出苦力谋生。因为酗酒的恶习，他有钱就买酒，无钱才出工，过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日子。当民警冲进他的住所，把他抓获时，他还在醉生梦死，稍微清醒后才恍然若失起来，明显知道警察找他是为了什么事。
这桩案子的线索明面上是由反扒大队挖出，实际却是914专案组掌握的。跟刑警支队办理好交接手续之后，第一次审讯由专案组进行。这些年展峰可谓阅人无数，对吴培根这种作案手法并不高明的嫌疑人，根本不用大费周章，只需要开门见山就可攻破他的心理防线。
在出示了相关物证后，吴培根基本默认了这事。
展峰看着低头不语的吴培根道：“跑了这么多年，你也算是够本了，那就说说吧。”
吴培根挺了挺佝偻的身子，冷笑道：“没想到啊没想到，这帮贼这么没出息，折腾了十多年，到头来居然选择了报警。”
“果然是你，”展峰道，“你当年仓皇逃回老家，是不是因为贼帮的人发现了你？”
“我怀疑是，但也不敢确定。”
“为什么是怀疑？”
“因为那人见着面生。”
“你对贼帮的了解有多少？”
吴培根呵呵一笑：“自从陶奶的救命钱被偷后，我这辈子就跟贼杠上了，这些年他们折了这么多人在我手里，你说呢？”
“好好回答，你说的救命钱的事情，到底发生在哪一年？”
吴培根想都没想便答：“1993年3月。”
说完他就面露恨色，显然对他来说，这件事的发生，在他的人生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展峰让他缓了口气，这才问：“仔细说说具体情况。”
回忆起当年，吴培根仍有些无法压抑哀伤：“你们去找过村长，从他那里应该了解到了我的身世。我从小就是没人要的野孩子，要不是陶奶收养我，说不定我根本就活不到现在。
“陶奶为人和善，从不跟人争执，可是这年头好人没好报啊。陶奶五十多岁时，就隐约感觉身体不舒服，可那时我还小，带着我这个拖油瓶，她只能吃点廉价的药片死撑。每回陶奶捂着肚子疼得死去活来时，我都会请乡里的赤脚医生，可医生问起她的病情时，她老是敷衍了事。最后一次给陶奶医治时，医生丢下一句话，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医生说，有病不瞒医，瞒医害自己。医生早就看出了陶奶病情在加重，可她自己又何尝不知。她要是在医院住下，我这张嘴要去哪儿吃饭？
“1993年2月底，我刚满18岁，当天我正在喂猪，陶奶的老毛病又犯了，我见她这回有些不对劲，就坚持带她去县医院。她怕花钱执意不去，可那时我长大了，她拗不过我，就只好去了。那天，冰天雪地，河面结了厚冰，没有渡船，我推着架子车从河上硬是蹚了过去。经华强县医院诊断，陶奶患的是慢性胰腺炎，不过因为久拖不治病情加重，必须抓紧凑钱做手术，没有钱就只能保守治疗，那就是等死。
“我从小和陶奶相依为命，粮食只够糊口，在我16岁时，我们祖孙俩才咬着牙，用多年的存款买了两头猪崽。陶奶还盼着猪生猪、崽生崽，等我到了娶妻的年纪把它们给卖了，给我成个家。陶奶在病床上疼得快说不出话，我临走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我说，她救不过来就不救了，让我一定不要把猪崽卖了。
“陶奶对我有养育之恩，做人要知恩图报，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罪，我嘴上答应了她，回村里，就把猪全卖给了邻村的屠夫。因为等钱救命，几头猪才卖了1500元，刚够手术费。
“得了钱后，我就急忙往医院跑，可紧赶慢赶还是晚上才到。我是直奔收费窗口，收费处的人告诉我，需要医生开单据才可以收费。于是我又掉头去找医生。跑到医务室，医生又告诉我值班主任正在上手术，让我等一等。就这样，我从上到下把医院跑了个遍，后来实在跑不动了，我干脆就坐在手术室门前硬等。
“这时，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走到我跟前问这问那，我本就是个热心肠，没怎么多考虑，就帮她一一解答。可能是我说话太投入，等我回过神来，一位跟她年纪相仿的男孩，从我身边走了过去。这男孩刚走不久，跟我搭话的女孩也借故离开了。
“起先我并没想那么多，就盼着医生从手术室里赶快出来，可后来一琢磨有些不对劲。手术室在三楼，一楼大厅就有坐班医生，这个女孩为什么要在手术室门口问这问那？想到这儿，我突然感觉全身的寒毛都奓开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一摸口袋，果不其然，装钱的信封没了。那可是陶奶的救命钱，我跟疯子似的满大楼找那一男一女，可嗓子喊哑了眼泪哭干了，也没见到对方的人影。没钱手术，陶奶被我接回家保守治疗，半个多月她就咽了气。
“把陶奶安葬后，我心里实在过不去这个坎，于是那段时间我跟着了魔一样，天天在华强县医院门口守着，我心里暗自发誓，只要让我发现那两个小偷，我一定要把他俩碎尸万段。蹲了有个把星期，医院里有位年纪大的领导注意到了我，就上前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在抓小偷。那人觉得新鲜，就问了我缘故，我一个农村娃没经历过社会，那人问什么我就说什么。聊完后，他问我愿不愿意留在医院当保安，包吃住，一个月100。这样就能天天留在医院里抓贼。我起先以为他在开玩笑，后来那人告诉我，他是医院里的领导，注意我很长时间了，只要我愿意就能留下来。
“那时我已做好跟小偷死磕的准备，就算不给钱我也愿意干，何况还有工资。就这样，我成了县医院的一名保安。医院里算上我，只有三名保安，我年纪最小，其他两人都已五十多岁，他俩平时只负责巡巡逻，抓贼的事，就基本落在了我头上。在医院上班不到一个月，我抓了五个小偷，到后来发展到只要我当班，就没有小偷敢在医院行窃的地步。”
展峰听完这些，又问：“你和翟国庆是怎么认识的？”
吴培根抬起的头有些颤抖，明显是长期酗酒引起的中毒症状：“我在医院当保安时，他也在医院上班，我当年还救过他的命。”
展峰讶异道：“救过他的命？”
吴培根肯定地说：“对！这事也跟一个小偷有关。我记得那时他刚分到县医院不久，他母亲来医院看病，钱被扒手给扒了，他发现了那个扒手，紧跟着就追了出去。翟国庆年轻气盛，把小偷逼进了一个死胡同。就在这时，对方掏出了一把刀要跟翟国庆死磕，还好我及时赶到，否则他可能就性命不保了。
“我们当时手无寸铁，虽然占了上风，我也只能先放对方一马，在小偷跑出巷子后，我从路边抓了一块砖头，又追了上去。对方体力不支，没跑几步就停了下来。我告诉他只要把钱留下，我不会为难他，可他死活不同意，拿刀就朝我捅了过来。
“既然对方要跟我玩命，我当然不能心软了，我就把手里的砖头扔了过去，正好砸中了他的脑前门。看他踉踉跄跄还没倒，我又搬了块更大的石头。我从小干农活，手劲本身就大，那个小偷就被我当场砸死了。附近的围观群众看见杀人，就报了警，警察经调查，判我是正当防卫，没有追究我的责任。医院知道这事后奖励了我1000元。事情传开来，我还上了报纸。从那以后，我和翟国庆就成了铁哥们儿。”吴培根说到这里，似乎有些向往当时的春风得意，咧嘴露出了笑容。
“后来你因为故意伤害罪入狱，又是怎么回事？”
“唉！”吴培根闻言长叹一声，“因为那次受关注后，我有些膨胀，抓起贼来更不要命。那天，我在医院值班，看见有个人在大楼里鬼鬼祟祟。此人我很面熟，他绝对来过不止一次。我一眼就判定，他是个扒手。于是在他准备下手时，我喝止住了他。他见到我拔腿就跑，我跟在后面追，跑出医院后，对方被我逼得停了下来。我让他把东西交出来，他却矢口否认，说自己没有行窃。我觉得他在我值班时偷东西是完全不给我面子，一拳就抡了过去。对方毫无防备，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拳，两颗门牙被我打掉了。那小偷疼得在地上打滚，我也没管这么多，上去搜了身，确实也没搜到东西。见他那样，我就又给了他一拳，好让他长长记性。可我没料到，晚上辖区派出所的刘所长就让我去配合调查。
“因为抓贼的事，我跟刘所长有些交情，到了所里我才知道那小偷把我给告了，说我是故意伤害。捉贼捉赃，我抓他时他还没有下手，从法律上讲不构成犯罪。倒霉的是我打他时，有不少人在场。所长说牙齿打掉构成轻伤害。要是对方不同意调解，我只能进去吃牢饭。
“我是华强县的反扒之星，就算让我牢底坐穿，我也不会跟一个贼和解。刘所长苦口婆心劝我半天，他甚至都说到要自掏腰包赔给对方去解决这事了，我还是油盐不进，死活不同意调解。再说了，对方的态度也很坚决，不管给多少钱这事都没完，除非我进去吃牢饭。我起初觉得，小毛贼还挺有骨气，后来刘所长告诉我，这可能就是扒手专门给我下的套。我仔细一琢磨也后悔了，要不是太冲动，也不会这样被人揪住把柄。刘所长对我是仁至义尽了，他也得按法律程序办事，我不怪他。后来那小偷被鉴定为轻伤二级，我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
“在监狱服刑期间，我遇到了好几个扒手，他们都是被我亲手送进来的。好不容易逮到个机会，他们怎么可能放过我，我在牢里的日子可不好过啊！出狱后这帮人还扬言要报复我，说实话，我不进号子还不知道，我们市的扒手远比我想得多太多，而且他们组织严密，就凭我一个人，抓到老死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出狱后，我是真怕了这帮贼人对我打击报复，所以我也就不敢在华强县再待下去了。走投无路，我只能去投奔翟国庆，他当时调到了塔山区第二人民医院，他的姐夫还是那个医院的院长。我想着能不能托他的关系，在医院当一名保安。可塔山二院是公立医院，我有犯罪前科不符合规定。实在没有办法，翟国庆借给我些钱，改了个地鳖虫在市区载客。
“虽说华强县跟塔山区有近百公里的距离，但我也不敢保证，那边的贼和这边的贼不是属于同一个团伙。于是不管是白天黑夜，我都戴着口罩，生怕被那些贼认出来。在监狱那两年，贼帮的人合伙折磨我，不让我睡觉，只要狱警不在就对我拳脚相加，确实把我给搞怕了，甚至都有了心理阴影。我为什么爱喝酒？一到了晚上不喝醉根本睡不着。好在每天晚上收车后，我都能和翟国庆喝几盅、聊两句，否则我感觉撑不了多久就会崩溃的。
“这样的日子约莫过了一年。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去找翟国庆喝酒，喝酒时，我看到有几位警察提着箱子在医院大楼里上上下下。我问翟国庆发生了什么事，他告诉我，白天有一名病人，因为救命钱被扒手给扒了去，想不开从楼上跳下来摔死了。死的是个女人，膝下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据说这笔钱也是东拼西凑才借到的，现在钱没了，她也不想再拖累家人，就选择了轻生。
“听翟国庆说完，我就像是发了疯一样。陶奶的遭遇、那两年在监狱受过的虐待，还有出狱后饱受的折磨，一股脑地都涌了上来。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无论翟国庆怎么劝我都听不进去，回家后我只有一个念头，与其这么苟且偷生，倒不如跟这群贼鱼死网破算了。杀念挥之不去，我琢磨过很多杀贼的方法，我还知道药房中存有乙醚。后来我趁翟国庆酒醉时把乙醚全给偷了去。我清楚这样做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可我没有回头路。后来听说，翟国庆因为这事被单位开除，我也很自责，但我只能把这份愧疚转化为我杀贼的力量。
“在塔山区的这段时间，我在各种场合见过不少扒手，凭我暗中观察，他们行窃有一定的规律。夏天只要到晚上8点，扒手们就会收工，冬天提前一个小时。摸清门道，我就开着车守株待兔，只要有扒手上钩我就先用乙醚把他们迷晕，然后回家里用锤子砸死他们，最后拿着铁锹去牛家山山沟里埋尸。
“杀第一个人时，我还很紧张，之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下手。我也在观察这帮贼会不会报案。可前后等了大半年，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连杀了五个贼，可就在处理最后一具尸体时，我被发现了。那天夜里我把人敲死后，像往常一样把尸体运到牛家山，刚把土封上时，我突然听到树林里有动静。动静虽小，但我100%可以确定那是人的脚步声。”
展峰有些好奇，“你是依据什么判断的？”
吴培根说：“还不是在监狱服刑时，被那帮贼给逼出来的毛病，要想不被打，耳朵就要灵光。尤其是脚步声，我分得最清楚。”
吴培根又说：“我当时假装没听见，悄悄地在树林里躲了起来。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看见一个男人扛着锹在挖尸体。我被吓得毛骨悚然，那么黑的天我连他的长相都看不清，他却能准确地找到埋尸位置，这人绝对在暗中观察了我很久。我憋着气不敢发出动静，直到那人把尸体扛走后，我慌忙用锹挖开了另外五处埋尸点，这不挖不要紧，一挖我的心瞬间掉进了冰窟窿，之前我埋的所有尸体都不翼而飞了。事情败露，我知道塔山区不能再待了，在不确定对方是不是跟踪我的前提下，我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家，取了些钱先逃回老家避难。我还以为贼帮这么多年没找我，这事就算过去了，没想到这帮孙子居然会报警抓人。”
吴培根说到这里，抬起脸目光炯炯地看向展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