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2月9日，段内阁阁议通过，中国政府向德国致送通牒，要求德国取消潜艇政策，否则中国将和德国绝交。同时，伍廷芳又用外交部名义答复美国公使2月4日的照会，声明中国将和美国采取一致行动。段祺瑞并派汪大燮到日本公使馆，陆徵祥到英、俄两国公使馆分别联系。2月10日，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说明中国政府向德国提出抗议的情形，并向日本表示“友谊”。日本外相本野的答复是感谢，不过在语气中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在决定前先和日本磋商，稍有遗憾。同时并催促中国政府应当进一步采取对德绝交和参战的准备。日本所谓的遗憾是因为中国没有亦步亦趋跟随日本，反而受美国影响较大。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曾由伍廷芳陪同谒见黎元洪，商讨中国和美国采取一致的行动后，义务与权利问题，由总统府秘书郭泰祺担任翻译，芮恩施代表美国政府希望中国至少应派陆军三个师兵力到欧洲参战。关于中国要求停付各国庚子赔款、增加关税、撤销领事裁判权、撤退各国驻兵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途径解决。

　　日本对于中国参战问题和美国立场不一致，日本暗示段祺瑞，认为中国出兵欧洲尚无必要，应该派遣华工到法国。同时愿意派遣教官训练中国军队，帮助军火装备中国军队。2月11日，段密电章宗祥，要章正式访问日本外务省，听取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对德绝交问题的具体意见。

　　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引起了一场舌战，李肇甫赞成绝交，马君武最为反对，大呼放狗屁，又以手杖向李挥击，口呼“打狗打狗！”

　　冯国璋由反对变为赞成，据说是由张国淦的敦促。张是国务院秘书长，不断打电报给冯强调对德绝交之有利，他于2月20日由南京动身北上，这时他是以副总统身份北上，又是北洋派中的直系领袖，不过他抵京后，态度又模棱了。

　　冯北上途中，在津浦路上分别会见了倪嗣冲、张勋和张怀芝。倪嗣冲陪同冯过徐州访问，辫帅张勋亲至车站欢迎，随即在长江巡阅使署举行一次会谈。冯在徐州表示他的政见是中国应在对德问题上严守中立，这主张是和张勋、倪嗣冲主张完全相同。冯的火车过山东济南时，张怀芝上车迎候，并陪同到德州，然后才折返济南。22日冯到了天津，朱家宝也上车陪送到黄村，当晚抵达北京。

　　北京政府给这位新当选的副总统以盛大的欢迎，黎元洪请冯下榻总统府，冯为了避免与黎过分接近而引起段的误会，所以执意下榻禁卫军司令部，当晚黎就亲赴禁卫军司令部答拜。

　　冯之入京，黎、段双方都认为自己方面多了一个帮手：黎认为冯在对德问题上两人意见一致，冯是副总统，正、副总统的立场该是一致的；段则认为冯是北洋袍泽，究竟还是一家人，不应该反对自家人去支持老黎这个外人。冯入京后态度确有转变，由极端反对而逐渐转变为赞成对德绝交，可是他于25日在五条胡同徐世昌私邸和北洋巨头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三人会谈后，发现黎、段两个的外交意见处于两个极端，于是他就不再表示他的意见，只说他是为了疏通府、院意见与研究对德问题而来的。

　　德国驻华公使辛慈这时拼命在中国活动，希望中国不要和德绝交，他知道冯反对和德国绝交，所以非常想拉拢冯，特在公使馆内备有盛宴款待冯，冯避嫌不肯赴宴。

　　段没有得到冯为帮手，却得到梁启超的支持，梁也和段一样是个“亲德派”。他变成反德派后，自我解嘲说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他曾写好了一部左袒德国的书，就因为这一情势的转变而不能刊行，因此还招致他的老师康有为的一封切责函。

　　朝中议论不定，且以私愤介入国家政策上，这是民国初年最不幸的现象。

　　2月28日，段命陆徵祥以总理代表的名义与驻京协约国公使商谈中国参战后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关于权利方面，段内阁所提出者：（一）逐步提高关税，中国方面改订货价表后，关税由原有的值百抽5增为值百抽7.5，裁撤厘金后，再增为值百抽12.5；（二）缓付庚子赔款，除德国赔款永远撤销外，协约国赔款缓付十年，在此时间内不加利息；（三）废止《辛丑条约》关于军事的部分，即废止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中国不得在大沽口修建炮台，各国得在使馆区域及京奉路马家堡至山海关之段驻兵等条款。关于义务方面，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中国不派兵到欧洲，而只担任以原料及劳工供给协约国。

　　英、俄、法、日、比、意、葡七国公使对中国方面所提的条件进行了会谈，公推法、比两国公使为代表，向陆徵祥回答说，各国对以上各条原则上赞成，具体办法应当另行研究，并且催促中国政府先行采取对德宣战的步骤。

　　同时，日本政府派有非正式代表到中国，首先与中国在野人士徐世昌、梁启超等进行会谈，竭力鼓动中国对德绝交宣战，并且代达本野外相的意见，中国政府应毅然宣布对德绝交，事前不必向协约国提出讨价还价的条件。日本政府派遣非正式代表到中国来进行活动，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其中有一个大大有名的寺内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则是到中国来秘密协商“经济援助”的。同时，英、俄、法各国公使也纷纷访问梁启超，进行同样活动。

　　3月1日，段祺瑞率领全体阁员到总统府举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对德绝交问题。黎表示这个问题应该先交国会讨论。这当然是很中肯的意见，就黎来说也是避免和段闹僵的一个回旋。

　　3月2日，段以国务总理身份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和国会中各政党领袖举行座谈，说明对德绝交的必要，列席者都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这一天协约国的七公使公推法国公使康悌向北京政府陈述他们敦促中国加入协约国的意见。3月3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并草拟一个致日本政府的节略，交由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提出，请日本政府切实赞助中国政府所希望的，在对德参战后取得的四项权利。节略末段说：“深信日本政府对中国之诚意。”这个电稿送到总统府后，黎元洪把它搁了下来。

　　3月4日段又偕同全体阁员（只有外长伍廷芳没有参加，因伍廷芳已提出辞呈了）到总统府，请黎在政府向国会提出对德绝交案的咨文上盖印，同时请黎把留中的给驻日公使电报发出去。黎却很认真地说：“这是一个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不可草率将事，因此要多加考虑。”接着黎并强调：“各省军人都反对对德宣战，对德绝交就是宣战的先声，应当先统一全国军人的意见，然后才能决定。”

　　段气得脸都变了色，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协约国方面不止一次地催促我们对德绝交。”

　　黎也激动地说：“如果我们听从协约国的命令，我们就不是一个有自主权的独立国了。根据《约法》，大总统有宣战媾和的特权，我今天既然是总统，就该对一切负责任。”

　　教育总长范源濂是支持段的，他抢着发言，言词非常激烈，他说：“总统虽有特权，责任则在内阁。总统既不对国会负责，又可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这样的总统，简直像专制皇帝一样了。”范说到此，竟不顾体制，情不自禁地把手在台子上重重一拍，并且说：“总统简直优柔误国！”这话一出顿时使空气非常紧张，黎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幸而张国淦赶快缓和局势，他劝范对总统不可失去礼貌，更不可感情用事，应当心平气和地讨论国是。

　　那一边段也按捺不住，他盛气凌人地说：“总统既然不信任我，事事和我作梗，国会又处处找我麻烦，和我背道而驰，这样的国务总理我是没法干下去了。”于是段站了起来，一声不响，向黎半鞠躬，然后退出，全体阁员自然也跟着总理一块退了出来。黎则像一个木头人，既不开口，且一动也不动地僵坐在总统位上，眼望着段和全体阁员退席。

　　这天（3月4日）的晚上，段没有通知任何人，即挂专车由京赴津，冯国璋正在出席陆军军官的欢迎会，得知这个消息，便匆忙地赶到东车站来劝段，请他以大局为重，不要负气出走。段说：“这个人（指黎）太不好共事了，他口口声声说宣战和媾和是大总统的特权，殊不知今天是责任内阁制，总统既然有特权，内阁还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何必还要尸位素餐呢？”他不顾冯的劝告，悻悻然跨上了火车前往天津，抵天津后下榻意租界段芝贵私邸。这是民国成立以来，国务总理因和总统政见不和拂袖出京的第二个，在段以前，则是唐绍仪在民国元年因不满袁的独断独行而赴天津。

　　总统府方面听说段祺瑞负气出走，却是正中下怀。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已换了夏寿康，此人很会做官，从不多问一事，府内要务多由黎元洪身边的军事幕僚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等做主。哈等想借外交问题推翻段，因此在此对德绝交和宣战问题上就专和段过不去。黎本人当然也希望换一个比较能合作的总理，不过他怕撤换段以后，会引起北洋军系的反感，因此他便促请徐世昌或王士珍来继任内阁总理。

　　早在5年10月间，府、院为了孙洪伊和徐树铮发生第一次冲突下不了台时，黎请王士珍到卫辉迎接徐世昌来京，徐在赴京前提出了“拥护元首（指黎）”、“维持合肥（指段）”、“不入政界（指自己）”三个条件，黎答应了他才赴京。5年11月16日抵京，当天并不到公府谒黎，17日黎亲自先到五条胡同拜访他，他对黎说了一些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话，使黎非常扫兴。黎的秘书长丁世峄劝黎不要灰心，徐是个老狐狸，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只要段走错一步棋时，就可以抬徐代段。

　　黎和他的左右都知道，徐如果出山，张勋等督军团实力派是会支持徐的。可是徐是个老狐狸，在这时他怎会接受黎的邀请而得罪段，他当然敬谢不敏。黎转过头来找王士珍，王士珍也不肯跳火坑。

　　3月4、5两日，协约国公使向北京政府表示对段出走一事的深切关怀。黎命陆徵祥到各国公使馆说明中国对外政策不会有什么改变，请协约国方面不必担忧。另一方面德国驻华公使辛慈获知黎、段这次闹翻是因为黎拒绝在对德绝交的公文上盖印，非常欣慰，因此便要求晋见总统，黎以为这时不是接见外国公使的时候，应该避嫌才是。

　　5日，黎召见全体阁员，面谕他们照常供职，教育总长范源濂因为曾面诋黎，所以不能继续留任，乃单独提出辞呈，黎不予接受。黎主要是考虑如何处理段出走的问题。

　　由于黎想请徐世昌或王士珍代段之策行不通，乃退而求其次，打算在阁员中选择一个人代理国务总理。黎完全不想请段回任，希望借段负气出走而将错就错，不让段回京。冯国璋则劝黎对这个问题要多加考虑，不可走极端，同时自告奋勇愿到天津去劝段回京。黎不好拒绝冯的劝告，但不赞成由冯出马，认为这样一来，段便占了上风，所以黎只同意派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赴天津劝段回京。

　　这一天，在天津的直隶省长朱家宝向冯国璋告密，说段已拟就了辞职出京的通电，请各省军民长官一评曲直。这是把总统和总理的政争摊开来给北洋军人评是非，也是向黎威胁的一种手段。可是，段的电报还未发出，各省军阀已有通电到北京，要求挽留段。

　　5日晚间黎再度邀冯国璋、徐世昌、王士珍入府讨论政局。冯国璋把朱家宝的告密电闪烁其词地讲了出来。这一来，黎的勇气就顿时消失了，他转而请冯亲自到天津先劝段返京。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外交问题就让芝泉（段的号）主持，我完全没有意见，不过总以服从多数为宜。”

　　冯国璋到天津找到了段，向段说：“只要国会能通过对德绝交案，总统当会依法执行，决不会加以干涉。”

　　6日，冯偕段一同回到北京，冯到总统府向黎报告任务达成，段则回府学胡同私邸。

　　7日段到国务院办公，第一件公事就是把致章宗祥的电报发出。下午冯陪同段到总统府谒黎，段向黎一鞠躬，坐下来严肃地谈了一套对德绝交有利于中国的理由，如对德绝交后协约国方面承认缓付庚子赔款，修正《辛丑条约》及提高关税等。黎也严肃地听着，但没有开口谈话。

　　8日，驻日公使章宗祥复电报告和日本政府接触的经过，日本政府催促中国政府应先行对德绝交，关于绝交后的权利、义务问题，协约国自可协商解决，中国不必事先提出条件。

　　9日段在迎宾馆招待国会议员，把政府的外交政策做了一个说明。

　　10日段出席众议院，提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信任案，众议员以331票对87票表决通过。11日参议院议员以158票对35票表决通过。

　　冯国璋这次以副总统的身份北上，不料赶上了黎、段剧烈政争的一幕，弄得非常扫兴，也很头痛。所以当段回京后，国会又顺利投了信任票，他感到北京城实在是个是非窝，还是远避为宜。于是遂在11日离京南返。

第108章 张勋的三次徐州会议

　　袁垂危的时候，北洋系虽已四分五裂，可是段祺瑞和冯国璋却都各有千秋，要取袁而代之。段祺瑞在北京成立责任内阁，把握了政治的主流，可是在北京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行动要受到许多牵制；冯国璋在南京行动就可以自由得多，但也有坏处，坏处是距离北京的政治中心远了一点。

　　袁死前，冯国璋正在南京召开“南京会议”，冯召集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想在袁和反袁派中间，造成第三力量，以便挟袁以对付西南的护国军，又挟护国军以对付袁。这时袁对冯已不放心，所以他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派张勋督理安徽军务，仍然驻守徐州，袁的死党倪嗣冲为安徽省长，袁并且暗示张勋如果能驱逐冯，就派张督苏。这一来，张、倪联合起来捣乱南京会议，使南京会议变成无结果而散的局面。

　　袁死后，张勋把参加南京会议的各省军阀代表邀往徐州开会，参加的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安徽七省代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山东五省代表则因旨趣不同而没有参加，福建代表则没有及时赶到。

　　这是5年6月7日，也就是袁死后的第二天，张勋发表了“保境卫民”的通电，并在招待各省代表洗尘的宴会上，向各省代表高谈阔论地谈到“大清朝的深仁厚泽”。6月9日，徐州会议正式开始，张勋派参谋长万绳栻宣布《会议纲要》十条，以“固结团体，巩卫中央”作为烟幕，骨子里却是想组织北洋军阀的各省军事攻守同盟，用以挟制北京政府对抗西南护国军，保全他们的权力地位。不要看张勋是个老粗，他却把握了一个最好的时机，让自己成为当时的政治宠儿。原来袁死后，北洋军阀们正感前路茫茫，后顾惶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是，他们在袁最后时期都是各为自己利益，四分五裂，怎知袁一死，他们却感到如果不团结，北洋系便会解体，因此求生的要求就是要团结。恰好在这个时机张勋召集了徐州会议，正符合了当时的需要。

　　张勋代表北洋系中最顽固和守旧的一派，他和他的部下都留了辫子，这便表示他仍向往清王朝，所以他驻节徐州时，清朝的复辟派人物纷纷投奔他，把他当作了希望。袁的帝制失败后，洪宪帝制派的人物也求张庇佑，倚靠他的保护。因此，他竟际会风云，成为北洋系各路诸侯的“大盟主”。

　　段祺瑞得知张勋召集徐州会议，马上派段芝贵秘密到徐州活动。段既然以北洋系正统自居，当然看不起北洋系中的杂牌如张勋之流，可是他既然继承北洋系领袖，对北洋系所属的各种杂牌军也有拉拢的必要，所以他赶快对张勋暗送秋波，认为张勋在徐州的行动，可以牵制冯国璋。因为冯国璋才是段的对手，所以拉拢张勋便是打击冯国璋。至于张勋呢？他本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老粗，他对袁尚且不买账，当然更不会把段祺瑞放在眼中了，可是张勋和冯国璋不和，为了利害，拉拢段可以抵制冯，所以也乐得和段祺瑞联络。

　　徐州会议议决了十条，是：

　　一、尊重清室优待条件；二、保全袁大总统家属生命财产及其身后一切荣誉；三、要求政府依据正当选举手续，速行组织国会，施行完全宪政；四、电劝独立八省取消独立，否则准备以武力对待；五、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指国民党员）参预政权；六、严整兵卫，保全地方；七、抱定正当宗旨，维持国家秩序，设有用兵之处，所需军械饷项，仍当通力合筹；八、拟俟国事稍定，联名电请政府罢除苛佃杂捐，以苏民困；九、嗣后中央设有弊政足为民害者，务当合力电争，以尽忠告之义；十、中央实行减政，固结团体，遇事筹商，对于国家前途，务取同一态度。

　　这十条决议案，其实都不是各省代表的意见，也未讨论或引起争论，完全根据张勋的《会议纲要》照写下来的。

　　徐州会议结束后，张勋以大盟主自居，公然发出哿电（6月20日），反对惩办帝制祸首。电报说：

　　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近日南方各省坚执前言，操之弥急，如果相持不下，则南北势成冰炭，仇衅相寻，责难无已，万一战端再起，外人从而干涉，窃恐瓜分之祸，不在帝制发生之日，而在共和再造之时，律以误国之愆，必有尸其咎者，匪特公论自在人心，即勋一人断不承认。而报纸讹传，竟谓勋曾电政府亦以惩办祸首为请，实系妄相揣测，不知勋素持公道，屡有宣言，定不随声附和，自相矛盾。且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

　　这真是千古绝唱，张勋把包庇帝制祸首说成是：“公论”、“公道”；把南方反对帝制说成是“南北之争”，更且用瓜分和误国等名词来威胁人。

　　在这次徐州会议召开时，外间盛传是讨论复辟，因此全国大哗，张勋乃于6月10日给北京陆军部次长田中玉、巡警总监吴炳湘公开否认是讨论复辟，原电云：

　　勋在前清受恩深重，而袁大总统二十年知遇之感，尤非恒泛，故居常每对人言，君恩不可忘，知遇之感不可负，第此纯系私感。至大势所趋，则勋素以国家为重，万不肯以一毫私见属于其间，今者国家多故，变出无常，适勋邀集各省代表在徐集会，并有谣传谓勋主张复辟，实无其事。勋。蒸。印。

　　参加徐州会议的原来只有奉、吉、黑、直、豫、晋、皖七省代表，会议后张勋继续吸收各省北洋军阀参加，因之九省同盟及十三省区大同盟的传说盛行一时。加入同盟的军阀，尽管抱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利用这个同盟来保障个人的权利和地位。除了参加的军阀而外，还有帝制派和政治阴谋家在幕后兴风作浪。他们也各有目的，有的企图推翻共和制度，以便恢复个人自由，有的则是利用军人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除徐州而外，天津也是一个策动政治阴谋的大本营，其中有推举段祺瑞为副总统、以徐世昌为内阁总理以及驱逐黎元洪、拥戴溥仪复位的各种不同主张。天津、徐州之间经常有秘密人物往来，传说徐世昌也曾秘密到过徐州。

　　8月间，众议院议员赵炳麟提出军人不得干涉议会案，张勋就联合多人通电予以痛斥。9月间，众议员陈允中等质问督军同盟的问题，张勋等又有第二次排斥国会的通电发表。

　　8月5日，司法总长张耀曾由云南到上海，下榻孟渊旅馆。正当其时，上海海关在轮船中查获大宗烟土，据说张的随员孙世奇有重大嫌疑，可是张否认随员中有孙世奇其人。张是属于国民党右翼的阁员之一，国民党参加内阁本来是段所不喜的。8月13日，北京政府忽然发表一道重申烟禁的命令，命令指出：“不法之徒，巧假护符，暗中贩卖。”这道命令显然是影射西南人物而借以打击他们的。不久查明，上海烟土案牵涉到唐继尧的兄弟唐继禹，而与张耀曾无关。张于8月25日到达北京。上海烟土案发生后，张勋不管与张耀曾有关无关，就发表冬电（9月2日）说：

　　张耀曾贩土营私，丧权辱国。国务院为一国最高行政机关，岂容有此败类厕足其间。……勋敢代表大多数之国民曰，此等阁员，此等议院，我辈国民断难承认。

　　这时国会已经通过了内阁总理同意案，并且通过了全体阁员名单，因此段不能不出面来替国会讲几句话。他劝告张勋勿再干涉国会。张勋回答说，他不是干涉国会而是“监督国会”。9月中旬，黎也派张勋的老朋友阮忠枢到徐州来疏通。不料通过劝告和疏通，张勋反而更加猖狂，公然联合北洋军阀多人发表元电（9月13日），用更大的火力攻击张耀曾说：

　　……政府隐忍而不言，国会盲从而通过。……国会为立法之地，总长为执法之人。法若不行，何以服众。自兹以后，勋等何能再以禁烟法律强令国民，惟有任其自种自运自吸，不过问而已。勋等料各省法庭引为奇耻，忍无可忍，必有与法部断绝关系之一日。……张于此案为嫌犯之一，无论有罪无罪，均应停职付诸法庭。……如以勋等所言为是，请即日罢斥司法总长张耀曾，即交法庭公开审判，以谢天下。如以张耀曾所行为是，即请立罢勋等之职，以谢张耀曾。倘政府仍有为难，即请将勋等与张耀曾一律罢斥，以平其气。……坐衣冠于涂炭，勋等所不屑为，甘缄默以终身，勋等所不忍出。敢援匹夫有责之义，不辞武人干政之嫌。期在必行，伫候明训。

　　列名这个电报的有倪嗣冲、姜桂题、张作霖、冯德麟、孟恩远、毕桂芳、许兰洲、王占元、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基、田中玉、杨善德等。

　　张耀曾愤愤不平地向北京政府辞职。在辞呈中说他“无罪可言，无责可负”，并建议：“张勋目无中央，威逼政府，请严加惩治以安国本。”他说张勋既为“原告”，应当到法庭来和他对质，如果是诬告，应当加以反坐。黎安慰他“不必计较”。段也只说了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9月21日张勋公然召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徐州会议，并将七省攻守同盟扩大为“十三省区联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山东督军张怀芝、第五师长张树元、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江苏督军冯国璋、河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直隶督军曹锟、直隶省长朱家宝、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第七师长张敬尧、兖州镇守使施从滨、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北京步军统领江朝宗等所派的代表。当这些军阀代表到徐州时，张勋派绿呢大轿前往车站迎接，并包订徐州四大旅馆为招待所。会议在巡阅使署大客厅举行，门禁森严，代表入场亦须通过人身检查。会议决定：推举张勋为十三省区的大盟主，并制定《省区联合会章程》十二项如下：

　　一、本团体以联络国防、巩固势力、拥护中央为宗旨；二、本团体为防止暴动分子私揽政权而设，国会开幕后，如有借故扰乱与各省区为难者，本团体得开会集议为一致之行动，联合公讨之；三、本团体为维护国家安宁起见，如不得已用兵时，关于联合区域作战事宜，得公推领袖一人总指挥之；四、本团体对于所公推之领袖，认为盟主，凡事经开会公决后，即由领袖通告遵行；五、本团体推张上将军为领袖，遇有重要事体发生，应行主持争执，其不及往返电商者，经由张上将军代为列名，但事后应将原电事由电告；六、本团体如有必须集议之事，应由各省区各派代表到会与议，其集议地点临时决定之；七、本团体联合以后，各方面如有妨害国家统一之行为及对于政治有非理之要求，为公论所不容者，本团体即以公敌视之；八、本团体以外各省区如有反抗中央、破坏大局者，本团体即辅助中央以制服之；九、本团体为主持公道起见，凡有挟持私忿、假借它项名义倾陷报复者，本团体应仗义执言，加以保护；十、各方面对于本团体如有存心破坏及谋削弱本团体之势力者，本团体当协力抵制之；十一、本团体应需经费，由各省区酌量担任；十二、本节略仅具纲要，所有一切未尽事宜，均由众议随时规定。

　　这些条款说明：徐州会议的目的不仅在于组织一个对抗国会、国民党和西南各省的军事同盟，而且也在于防止北京政府的中央集权，为各省军阀割据打下更有力的基础。这也就是说，无论任何方面，包括北京政府在内，凡有损害他们的权力地位的，都认为是共同敌人而以武力对付。

　　9月22日，安徽省长倪嗣冲由蚌埠赶到徐州来，亲自参加会议。在倪的建议下，当天的会议改为紧急会议。他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认为仅仅制定章程而不采取行动是不够的，因此建议解散国会，废止旧《约法》，罢免西南派唐绍仪、孙洪伊、谷钟秀、陈锦涛、张耀曾五总长，并将此项决议通告北京政府，限于三日内答复。这些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华民国一脚踢翻，改为中华军国，并向西南各省采取战斗姿态，因此引起了各省代表的顾虑，认为没有取得本省督军的授权，不能擅自同意。倪退一步地想把“解散国会”改为“除去国会中暴乱分子”，但是大家仍然做不得主，因此当天的会议没有结果就散了。

　　24日，国务院秘书曾毓隽从北京带来一个电稿，因此会议以讨论这个电稿为主题，张勋、倪嗣冲都竭力主张照原稿通过。25日，便用张勋、冯国璋、王占元、李纯、倪嗣冲、张作霖、孟恩远、郭宗熙、毕桂芳、许兰洲、曹锟、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基、张广建、田中玉、杨善德、卢永祥、陈光远、李进才、李长泰、张敬尧、范国璋、蔡成勋、张永成、张树元、王金镜、鲍贵卿、唐天喜、施从滨、徐占凤、陆锦、杨以德共34人的名义，照北京带来的原稿发出通电说：

　　唐绍仪学识凡庸，材智猥下，素行不检，秽德彰闻。……唐绍仪曾借比款，以六百万元之巨款，竟与少数人朋比分肥。及其任内阁总理，国会以比款用途相诘，唐恧颜结舌，无可为词，竟至弃职潜逃。唐之此来，实将要结外援，阴图不轨。……务请大总统勿令就职，倘竟不察，使长外交，必至佥壬误国，华夏蒙羞。勋等于唐署名签押之件，一律不敢预闻。除公举代表与唐清算比款外，合词电呈。

　　这个电报比起攻击张耀曾的电报来，火力更加猛烈。列名者由15人增至34人，除山西、陕西、新疆三省督军未列名外，几乎是用北洋派的全体名义与一个手无寸铁的北洋老官僚作战。列名者有督军、省长、师长、都统、护军使、镇守使，最后一名是直隶警务处处长，堪称角色齐全。攻击张耀曾的事实虽不正确，但还有些牵连，这个电报列举的事实却都是凭空捏造的，例如比款是用以解散南方的民军，唐绍仪辞内阁总理是由于受到袁世凯的压迫，而“要结外援，阴图不轨”也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攻击张耀曾的电报，仅仅假设到各省司法机关将与“私运烟土”的司法总长脱离关系，而这个电报却明显地指出列名各省都要与“凡庸猥下”的外交总长脱离关系。以前海军独立，宣言“不接受北京海军部的命令”，这次列名各省准备与北京外交脱离关系，也就是对北京政府的变相独立，他们还怕电报吓不退唐绍仪，准备采取派人到天津查账的实际行动，威胁他不敢到京就职。实际上，这个电报是由张勋、倪嗣冲两个人包办的，各省军阀代表有些是随声附和，有些表示了不同意的态度。江苏、江西、湖北三省代表表示要向本省长官请示后才能决定签名与否，倪嗣冲就站起来大声地说：“你们不能代表，就让我来代表吧”，即提笔代为签名。因此，冯国璋、李纯、王占元都通电否认同意列名，并且撤回了他们的代表。冯国璋派代表到北京声明此电未经本人同意。这是长江三督在北洋派中另树一帜的一个开始。

　　9月25日，唐绍仪通电辞去外交总长。他在电文中痛斥张勋说：

　　张勋盘踞徐州，形同割据，弁髦中央命令，官吏由其任免，赋税由其征收。近且搜集逋逃，号召徒党，以悖谬不法之言论，干犯国会尊严，以无稽之谈，肆诋司法总长，勒令解职。

　　电文附带指责北京政府对广东问题处理不公：

　　龙济光督粤三年，纵兵殃民，奸淫抢掠，甚于盗贼，以为政府曾奖以有世界眼光，故虽奉明令解官，而延不交代，肆为无理之要求。近虽交印，而仍占据孤山，勒索巨款，以备独霸琼岛之需……。李烈钧以肇造共和、矢忠民国之人，滇南起义，投袂而兴，间关万里，转战名城，乃其结果不及一残暴冤酷之龙济光，烈士灰心，端人解体。

　　唐绍仪的辞职电发表后，黎派府秘书长丁世峄到天津加以挽留。唐本来无意于到北京参加段内阁，其外交总长一职，是由黎提名，他由上海动身到天津来，也是受黎的邀请。他一到天津，就知道北方的空气对他十分不利。段认为：黎坚决邀请唐入阁，只是为了夺取内阁总理，因此不惜采取种种手段，阻止唐到北京来就职。

　　段利用徐州会议打击了政敌唐绍仪，但是这个武器反过来又伤了自己。在督军团猛烈攻击唐绍仪的同时，徐州会议还讨论到内阁问题，张勋主张推举徐世昌组织内阁，段应退为徐内阁中的陆军总长。张勋排斥段内阁具有两种用意：第一是与段争夺北洋派领袖的地位，第二是要利用徐世昌为清室复辟开辟道路。因此，徐州会议在北洋派内部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张勋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

　　徐州会议还存在张勋与冯国璋之间的矛盾，这两个人的关系从来就是不好的。冯派代表参加徐州会议，并不是甘心充当张勋的助手，而是利用徐州会议酝酿政变，企图夺取总统的地位。但张勋自为盟主而把他看作是一个摇旗呐喊的小卒，没有取得他的同意，冒名签发电报，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与自己一系的李纯、王占元等都撤回了代表，表示了长江三督和徐州之间的不合作的态度。

　　张勋与其他各省军阀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由于张勋妄自尊大和独断独行，各省军阀敢怒而不敢言。张勋每发表一次意见，各省军阀只能随声附和。一次，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同意电报来迟了一步，他就大骂李破坏北洋团体，影响盟主威信，吓得李来电谢罪，并且诿过于秘书办稿太迟。后来北京选举副总统，张勋命令各省盟员通电为徐世昌捧场。李很快地就有回电说：“与其推戴东海（徐），毋宁推戴我帅。”

　　这时候各省北洋军阀纷纷仿照前清督抚的成例，称为“某帅”，只有张勋一个人称为“大帅”。由于大盟主的威风越来越大，除了退盟的长江三督而外，各省盟员逐步地下降为他的应声虫。其中有些恬不知耻地建议以后不必召集会议征求同意，一切问题经由盟主决定，大家无不乐于服从。但是，甘心做奴才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盟员对盟主的反对是越来越深了。

　　“大帅”驻节的徐州，有时成为政治避难所和各种各色政治野心家进行阴谋活动的“市场”。被北京政府明令通缉的帝制犯顾鳌、薛大可都被“大帅”聘为机要秘书。张勋还有电报邀请杨度、孙毓筠等全部被通缉的帝制犯都到徐州来，北洋派有关的下台军人政客如陆建章、阮忠枢、龙觐光等都被“大帅”礼聘为高等顾问。暗杀宋教仁的主犯洪述祖也在徐州做了“大帅”的座上客。9月27日，号称“文圣”的保皇党魁康有为应“大帅”的邀请，也到徐州来进行活动。

　　徐州由“中华军国”向前更迈进了一步，成为复活“大清帝国”的半公开活动场所了。因此，全国人民对徐州会议一致表示愤慨，南方五省督军也有通电加以斥责，黎一再促请段内阁制止督军团目无法纪的行为。

　　9月29日，北京政府才下了一道禁止军人开会干政的命令。命令说：

　　近有少数之人，每囿一隅之见，或组众集议，凌轶范围，或隐逋逃亡，托言自固。甚至排斥官吏，树植党援，假爱国之名，实召亡国之渐。……若仍不顾大局，一意孤行，国法具在，公论胥存，本大总统为捍卫国家计，亦不能不筹所以善后也！

　　这是北京政府敢于公开谴责各省军阀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但是同一天，北京政府下令解除了唐绍仪的外交总长，这就说明北京政府对制止军人干政是外强中干的。

　　同一天，段以内阁名义发表艳电（29日）说：

　　近阅迭次通电，热诚所激，间有过情，道路传闻，并有约期集议之举。嗣后国家大计，诸公有所献替，幸其各抒所见，剀切直陈；其或关系重要，亦可专员来京申意。苟利于国，敢不拜嘉。至于逾轨之行，举非国家统一所利，诸公躬膺重寄，务乞以身率属，共济艰虞。

　　这个电报把他们干涉国会、排斥阁员、威胁政府、图谋不轨种种不法行为说成是“热诚所激”，把公开举行的徐州会议说成是“道路传闻”，并且委婉其词地教导他们，只要干政不表面化而采取较为隐蔽的形式，仍是可以容许的。这个电报发表，就使制止军人干政的命令成为空文。

　　第二天，段另有卅电（30日）分致各师、旅长说：

　　各师、旅长以治军为专责，于国家用人行政，自不应越权参预。近阅上大总统有电，竟有该师长等联名其中，殊背军人之义。各该师、旅长于整顿军队计划有所建言，尽可到部或派员陈述。至于私约会议，有淆听闻，甚非国家之利，宜切戒之。

　　9月30日，段在国务会议上声明他并未预闻徐州会议。他说：

　　当项城（袁）病情险恶的时候，张勋要带五千兵到北京来，我打电报警告他说，你如果敢于带兵到北京，我就派兵打你。同时我还电约华甫（冯），如果张勋敢于调兵北上，请他派兵和我的军队两面夹攻。

　　北京政府对禁止军人干政发表命令后，那些“唯大帅之马首是瞻”的各省军阀纷纷电呈不再参加会议，并且撤回了他们派往徐州的代表。冠盖往来的徐州顿然呈现了人去楼空的冷落场面。张勋电问段，艳电是否出自总理本人的意志？回电说：“吾辈私交虽厚，公谊难容。”因此，张勋牢骚满腹地通电有关各省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党难！”尽管张勋的气焰被压低，徐州会议不能继续召开，但是帝制派、政治阴谋家和投机政客仍然十分重视张勋的军事实力，段的策士徐树铮仍然与他密电往来，梁启超也曾到过徐州。因此，张勋还敢于以个人名义继续发出攻击财政总长陈锦涛的电报。当国会提出关于徐州会议的质问案时，他还敢去电恫吓国会说：“部下健儿阅报后，群情愤激，拟入京面较曲直，然后待罪阙廷。”

　　民国6年1月4日，倪嗣冲和北方各省军阀代表到南京来向冯国璋祝寿。这一时期，北洋军阀常借各种酬应方法接触，祝寿便是其一。到南京祝寿的名单中，有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丁士源等。

　　此后王占元的52岁寿诞、倪嗣冲的50整寿，都是他们交换意见的机会。而北洋军阀们自冯国璋领衔的规劝电发出后，纷纷大做文章，什么“拥设论”、“国会不良论”、“责任内阁制论”。这一期间的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军阀们的“高见”。

　　6年1月7日倪嗣冲邀请到南京祝寿的代表们到徐州举行会议，这就是第三次徐州会议。国务院听说徐州又在开会，乃发出了三个电报，一致冯国璋，请他就近劝告各省代表取消这个会议；一致各省军阀，请撤回他们所派的代表；一致靳云鹏，劝其勿出席徐州会议并应迅速回京。其实，这次会议，段是暗中鼓励的，因段系要人都参加这个会议，同时因为一般空气都支持段，而段自己不愿意蒙受驱黎或者压迫国会的恶名，所以段希望借刀杀人，假手于一个老粗张勋。

　　1月9日徐州会议开幕第三天，决定了五点：一、请总统罢斥“佞人”；二、取缔国会；三、拥护总理；四、淘汰阁员；五、促成宪法。

　　这次会议是段的胜利，因为所有的决定都有利于段。而在这个期间，研究系领袖梁启超于1月5日抵北京，解散国会之说甚嚣尘上。研究系是个温和妥协派，现在他又和北洋实力派携手，正如民国2年进步党支持袁世凯一样，梁这次入京，对府院问题主张调和，他且以调人自居。黎对梁说：“政治上总统立于高拱无为的地位，我是可以做得到的；《约法》上陆海军大元帅之权，我是不能放弃的。”黎的意思是他可以不反对内阁制，而各省督军在《约法》上应受大总统的管辖，不应受内阁总理的指挥而为攻击总统的工具。

　　梁启超劝段在礼貌上对总统让步，有话尽好商量。段说：“我生平就是不会说话，不会敷衍人，不会应酬人。前天公府召宴蒙古王公的时候，我进府向总统一鞠躬，退出时又一鞠躬，筵席中我实在无话可说，这是多年生性。”

　　梁启超做调人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段的个性既不肯敷衍，又在实权上一点不放松，面子也不给黎，黎、段之间如何能够化戾气为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