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杜中宵沉默一会，理了理思绪。以前学来的，经常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那么其他生产关系会不会发生危机？当然同样会发生，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形式难道就每次都一样了？很多问题以为不会在资本主义下发生，只是那种制度还不够久，又不断换面目，出新说法，想当然的以为不同了而已。以前学的知识，不管哪种理论，哪种主义，哪种思想，哪一种制度，都是由欧洲的历史伴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不断整理而成。是不是真理？当然不是。如果是由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工业化，当然就是不同的面目，很多思想、主义等等都不会出现。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前世所没有出现的许多思想、理论，会自然而然地出来。拿着那些当作真理，到这个时代指导发展，当然会格格不入，成为笑谈。但是，那个时代发展太快，许多原理更通，倒是可以拨开迷雾。

　　资本主义危机，是社会大生产跟私人财产所有制之下的矛盾。除了资本主义，有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存在？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社会化大生产当然会存在，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会促进这一进程。危机不仅仅是生产相对过剩，不相对过剩就能长久繁荣？死在相对紧缺的朝代不知道有多少。

　　主掌一路经济数年之久，杜中宵再想当然地用以前学的理论，来分析和解释这个时代，这几年就白干了。那些理论不但指导不了一千年前，连那个时代都指导不了。结论不可靠，原理和分析方法，却是值得借鉴的。用那时的方法分析现在，用原理指导现实，才是真正有用的。

　　喝了几杯酒，理清思绪，杜中宵对韩绛和王安石道：“当政最要紧的，一是要想办法，让百姓手中的积蓄保值。储蓄所是办法，让存在储蓄所里的钱，能够相对保值，就是常平司要做的。常平之所以称为常平，不只是粮价稳定，更是要让社会财富稳定。至于什么办法，以后会找到很多，最简单的就是，一边让百姓存钱，一边用更高的利息把钱贷出去，用息差补贴，保证货币稳定。今天那些不说，只说基本的。”

　　“百姓手中有了钱，除了存到储蓄所，还有许多选择。以农民论，钱攒到一定数目，没有需求去花的时候，可以买地。买地的好处，是地里出产粮食，不管以后如何，农具更好，新种产的更多，自己的地跟着也会如此。换句话说，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天然保值。”

　　王安石道：“土地虽然保值，但世间能够不断买土地的，有多少人？百姓日子宽裕，还是大多人没有田地，富者和势力人家多占，是也不是？能够保值，他们就更不会卖了，还要多买。”

　　杜中宵点头：“介甫说的对。越是保值的，越是难平均。哪怕是平分田地，也会很快兼并，没有其他手段，此事难以阻止。什么手段？把积蓄收上去，再配以土地禁买卖，不然此事无法解决。”

　　说到这里，杜中宵看着两人道：“保值的资产最麻烦，长期保值的麻烦无比。社会上的钱多了，便会向这些地方集中，把价格慢慢一直推上去。而且这一种涨价，朝廷不介入，可能会没有上限。为什么没有上限？把地买到手里，收的租子是自己所有。只要地价没什么变化，以后卖出去，并不会亏本钱。不管地价涨到什么程度，只要保证地价不跌，地里出产多少不重要，随时可以变成钱。此时的田地，并不是用来出产粮食的，而是富者用来保存自己财产的。只要他们能够联成一体，地价可以无限上涨。”

　　地价如此，其实房价也如此，这就是房住不炒的矛盾之处。并不需要炒，只需要保证价格不跌，就能保证房价不会转头掉下来。换句话说，地价和房价有了金融功能，直到土地产多少粮食，房子用不用来住无关紧要。只要再加上一条可以方便交易，就完成转身，换了本来面目。而没有的人，最终只能是买不起。在农业社会租土地种，在工业社会租房子住，慢慢成为常态。

第241章 保值

　　“有识之士，常说世间之大害，无过于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没有土地，耕种者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尤饿死。人人皆知土地兼并有大害，天下难为，可就是无法抑止兼并。唐时初立，天下均田，又如何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兼并之害越演越烈。本朝立国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不足百年，兼并之祸也难避免。由此可见，均田不均田，对兼并用处没那么大，得到好处的也不过一两代间。初立国时稳定下天下有大用，想长治久安，怕是难为。”

　　说到这里，杜中宵摇了摇头。农业社会的土地天然保值，越到王朝的后期，开垦土地越难，已有的土地价值越是稳定，土地就会向一部分人集中，大部分人成为雇农。到了工业社会，只要让房子具有土地的性质，一样可以做到这样。那时租地，后来租房，雇农变成了租客而已。把土地性质，比如数量基本稳定，有稀缺性，对需求者农民来说有必要性，可以方便交易，换成房子，地主就完成了华丽转身，最典型的如香港。有多余房子的人是地主，地产商是大地主，少数几处的是小地主，住的房子自己所有的就是自耕农，租别人房子住的是雇农，合租的是下层雇农，租不起只能住宿舍不然就露宿街头的是贫农。社会的根本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换了面目，大家依然生活在从前。

　　地价高了自然就会跌下来？那是还不够高。只要高到绝大多数人买不起，只有少数地主能买，自然就不会跌了。大部分的地主形成共识，这就是用来保值的，占有土地多少代表财富，有人卖总是有许多人去买，随时可以交易，高昂的地价就可以维持下去。房子也是一样，没有其他金融手段参与，没有政权的强力干预，价格可以一直涨下去。一定会跌？只要绝大多数人买不起就可以了。认为房价必定会跌的，是因为金融特性，受到其他金融手段的影响，毕竟占有许多房产的人，也是金融市场上的玩家。

　　如果一个结论，是由繁杂无比的过程推导出来，世上绝大多数的人，看了不知所云，这结论不必理会也罢。世上的事本来很简单，过程复杂，结论还是要简单，而且可以检验，如自然科学的知识。如果结论不可检验，过程还复杂得让人看不懂，大多是为一部分人服务的。哪怕本来不是，也会被权贵们改成是。

　　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很多知识和结论就是如此，普通人不理也罢。说的头头是道，处理方式其实简单直接。对应土地兼并就是营田务，对应房子兼并就是公租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想到这里，杜中宵自嘲地笑笑，对两人道：“莫嫌话多，喝酒，喝酒。”

　　当初自己到京西路，想的就是安排多余的厢军，开垦闲田，其余的实在是做了才知道。

　　王安石和韩绛知道杜中宵即将带兵离开，今天讲这番话，是把这几年的知识和感想倾囊相授，哪里还会嫌杜中宵话多。若不是推心置腹，谁会跟别人说这些。

　　用了一会酒菜，杜中宵道：“说来说去，对于其他人不论，对于我们理政的人来说，这之间的核心还在于积蓄。只要民间积蓄处理不好，时间长了，必出大乱子。官夺民财，会出乱子。官予民财，还是会出乱子。官不理民财，就是兼并，愈演愈烈，最终天下大乱。此为治乱之本，为政者不得不察。”

　　“民间百姓除非是一无所有，不然手中有钱，就面临两件事。一是保值，自己手中的钱不亏。几千年来历朝铸了多少铜钱？市面上的钱却总不够用。好钱见不到，劣钱、铁钱倒是用得欢，很多地方甚至只收粮食布帛。本朝年年铸钱数百万贯，连本钱加上运费，现在实际上是亏钱的。造钱会亏本，这种事情哪里肯信？可实实在在就有。要想不亏本，办法你们都看到了，发行钱引。朝廷手中只要积足够的铜，矿山出铜入朝廷即可，连铸也免了。此时让百姓把积攒的钱存到储蓄所，由朝廷保管，只要保值，一个大问题就化解了。百姓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传承下去，自己的钱要到子孙手里。此事只要朝廷不贪墨，依现钱论，储蓄所里的钱让子女继际即可。”

　　王安石皱着眉头道：“既然如此，储蓄所和常平司的钱引，已经让积蓄保值，还有什么问题？”

　　杜中宵道：“另一个问题，就是不均。只是论土地抑并、田地不均，是远远不够的，那只是因为土地最保值而已。只要换一种保值的东西，比如货币，就可以减缓。”

　　说到这里，杜中宵自己都笑了。货币能够保值，民间大部分储蓄就会集中到货币上，毕竟这种办法简单直接。房子是财富标志，嫁人先问你有没有房，有几套房，在哪里，是不是学区房。换成货币，那就是有多少存款，简单多了。再进一步，劳动力才保值的时候，就问你家有几口人，几个壮劳力。知识是财富？也曾经是过。嫁人问什么学历，是不是大学生，什么学校的大学生。

　　这些讲起来觉得好笑，其实都曾经发生过，现实生活总是这样幽默。

　　“不过呢，货币用来保值有个麻烦，就是影响因素太多了。朝廷要想让货币保值，实在太累，受到的限制太多，很多事情不能做，总是要换一种手段的。哪怕愿意一时受累，换了人来，时间长了总是会放弃。因为货币上做手脚，对于朝廷实在太容易，诱惑太大。”

　　韩绛笑道：“那是自然。只要印几张纸，就可以买到一切，哪个能够忍得住！”

　　杜中宵也笑。王安石不笑，那是因为在他看来，忍不住不是多难的事情。非常人有非常想法。

　　杜中宵道：“货币保值如此之难，土地用来保值又会引起兼并，导致天下不稳，那么用什么来保值比较好呢？我想来想去，只有另一样，那就是债。”

　　王安石皱眉：“债？什么人发债？”

　　杜中宵道：“当然是朝廷了。国家可以发国债，常平司可以路债，州可以发州债。只要这些债务可以还本付息，就能保值，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可以代替田地。有了别的保值手段，田地的价格就与每年的出产和税赋挂钩，涨总有个界限。而只要朝廷调整土地的税赋，就可以干预土地的价格，抑制兼并。地价上不去，受雇人价钱限制，地多也没有益处。如果世间还有其他的地方雇人，可以想活一家老小，客户有了其他去处，谁肯受那些大户人家的气？这就是枣阳县发生的故事。”

　　韩绛问道：“发了债务，借了钱怎么花？若是没有收益，岂不成了朝廷补贴百姓？用朝廷的钱让百姓保值用，这是无底深渊，多少钱都不够。”

　　“对，发了债，借来钱，总是要有地方去投，不然朝廷白付利钱，可是不行。就是刚才讲的，如营田务、修桥铺路、建设铁监这样的工厂，等等。朝廷治理天下，如果债务整体上赔钱，理政者难道还有话说？只要整体上赚钱，债就可以长期保值，代替田地，抑制兼并。不过，借来的钱，不是让朝廷补钱粮不足的，必须有具体去处，将来见到益处的。如若不然，那就真成无底深渊了。”

　　王安石摇头：“发债与印钱又有何区别？最后终究一样，无法继续下去。”

　　“当然不一样。印钱难管，发债却简单得多，容易从上到下管住。说到底，还是理政者要自己心中明白，要有担当，不然一切终究是空。只不过政事复杂，想个简单的办法罢了。如惹不然，直接用钱保值岂不是一样？无非是太难，牵扯的精力太多。”

　　官府债务可以作用简单，就是用作民间保值，以官府的发展信用代替土地和房子，一切等等。王安石说的当然没错，发债和印钱一样简单，不是为了民间保值而且管理简单，完全没有必要。如果不是为了保值，政权的债务就成为毒药，是另一回事了。作死怎么都是作死，与手段无关。

　　官方的资产，用来投向基础设施保值增值，为社会发展开拓更多领域，有两个来源。一是财政的盈余，再一个就是为了保值的债务。如果用债务作他用，不管是寅吃卯粮，还是为了解决危机，都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关。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根本上是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决定了认识。这也是关心农村的人，为什么要么觉得要农场化，让农民转变成农业工人。要么就坐到了地主的立场，提倡乡贤，就是不想一想农民和即将离开农民身份的人，到底要的是什么。

第242章 百炼钢化绕指柔（上）

　　“钱者，泉也，积少成多，如江河流布天下。小溪和大江都是河流，却有根本不同，小溪潺潺，大江而奔流汹湧。对于当政者，理财与一家一户大有不同。小民只盼钱多，日用之余，还有积蓄。而对于当政者来说，不管是量入为出，还是量出为入，根本都是要把钱花光。如果花不光，这钱存起来没有半点用处。如果不够花，小民则借贷，当政者怎么可以借贷呢？一时遇到难处，可以开源节流，可以加税，可以多印钱，总之钱从民间来。是以朝廷发行债务，不是为了借贷，而是别有目的。这一点要清楚，国债之类的官方债务，从来不是朝廷缺钱，向别人借贷之用。”

　　说到这里，杜中宵仰头喝了一杯酒，看着窗外流淌万年的汉水。这条河流，是汉朝名字的来源，也是后来汉人名字的来源。古人不知其从哪里来，不知哪里去，称其为天汉。自己到这附近为官，经过了很多事，做出了些成绩，但官场和生活都一片平静。在这平静当中，学到了很多，也认识了很多事情。

　　这一两个月，自己确定要调职离开，重新整理，有了很多想法。这几年自己的施政，有的有意，有的无意，整理时想到很多事情。天下间纷纷扰扰，许多事情都是为一个利字。朝政错综复杂，很多事情都是为了一个钱字。执政者只要理清了钱政，很多事情就应刃而解了。

　　沉默了一会，杜中宵道：“今天与两位说这么多，其实是我这些日子在思索，对于朝廷来说，怎么能够长治久安？对于天下，如何能太平无事？对于百姓来说，如何能安居乐业？”

　　王安石听了就笑：“我们少读圣贤书，登第为官，有人不想如此？”

　　杜中宵道：“是啊，人人想，但却没几个人做到，更加没有几个人能想出办法来。”

　　韩绛道：“听待晓的话，你想出办法来了？难得今日，我们洗耳恭听。”

　　杜中宵笑了笑，道：“未必就对，做的事情多了，难免有些想法。自古以来施政，上古三代之事不得其详，商周史料尚存，可以大略知道一二。商与周都是分封建国，是为封建。天子为天下共主，分封各姓于各地，世有其地。天子之下有诸候，诸候之下有大夫，大夫之下有士，父传子，子传孙，寄望于子子孙孙发传万世。始皇奋六世余烈，扫八荒而制六合，归天下于一统。自此之后，一千余年间虽有反复，分封天下不得人心，大一统为天下共识。至于今日，天下郡县，除羁靡蕃部，再无封建。我们现在议论治国的办法，应该向前看，推进天下之大一统，而破除封建。破除了封建，很多事情就不存在了。”

　　韩绛笑着摇摇头：“本朝治下，皆为郡县，官是流官，吏为属吏，岂有封建？”

　　杜中宵道：“

　　本朝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此事人人皆知，难道是随便说说的？寻常百姓接触到的人物，就是差役小吏，又何谈没有封建？若没有差役小吏听令，百姓眼里，官又是个什么东西？”

　　这话听着有些刺耳，一时几个人都没有说话。话虽然难听，道理却是这么个道理。没有手下的差役公吏听令办事，就凭几个官员，在地方上能办成什么事情？没有公吏差役捧着，百姓眼里官是什么？

　　杜中宵又道：“官员在地方，理政为治民，淳风俗为教化，最重无过于此两事。都是官员用各种办法做好这两件事，至于百姓们怎么想，安乐不安乐，其实是不怎么在乎的。秦用法家之术，一统天下后二世而亡，人人皆知其害处。汉承秦制，其实岂止是汉，百代皆行秦政治，方法变了，本质没变。什么是秦政治？就是自上而下，一根棍子从朝堂捅到地方。朝廷力有不逮，才有公吏差役，帮着做事，同时把朝廷下来的官员捧起来。吏有封建，就是朝廷还没有办法，把最后的地方封建破掉。这只是个方法问题，只要朝廷的实力强了，最后的封建也可以破掉。秦时一切以上意为尊，小吏同样可以不封建，役同样可以远处征发。只要不在自己的地盘，他们就是朝廷的一部分，并不妨碍大一统。”

　　韩绛皱眉：“如此说来，封建是为了省钱？秦二世而亡，亡时强军犹在，财宝堆积如山。”

　　杜中宵摇了摇头：“说省钱也不对，而是为了省事。天下封建，只要与朝廷比起来，如星月与日光争辉，便不足以威胁到朝廷。哪怕是周，各封国如果没有互相兼并，只是小邦，如何能威胁周室？把封建推到县下面，甚至推到地方势力人家，天下不乱，他们还能翻了天不成？只要稳住他们，朝廷捅下来的这根棍子，就太平无事。这样说，是行秦政治，治理天下是从上而下，而又参用周法，不完全大一统，地方上还有封建在。大户可以传承数百年，把持地方，而又无力对抗朝廷。现在天下内忧外患，这两年好一些了，前几年糜耗钱粮，处处缺钱，搜刮得狠了，乱子不少。外有强敌契丹，党项又乱，再添外患。有识之士各凭智慧，各抒己见，改良朝政的办法。现在看来，大多不靠谱。”

　　“根本上不变，什么好办法，都无用处。纵救得一时，时间久了，又会成一害。其间核心，无非是两个字。第一个字是钱，第二个字是权，权和钱结合起来，就是封建。为什么这么讲呢？朝廷大一统，如果有朝廷之外的人，既有权又有钱，那就自成一体，朝廷管不到，就成封建了。吏有封建就是如此，地方上的大户有钱，做吏了又有权，虽然被朝廷派来的官员管着，还是封建一方。”

　　说一个人作风封建，思想封建，是杜中宵所熟悉的。可那时说的封建不是这个词的本意，本质是一个外来词，意思是守旧，家长制一言堂，其实都跟汉语本意的封建关系不大。把社会分层级，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认识是外来的，不管意识形态，都是把欧洲的历史，当作了惟一的历史认识。其实世界大部分地区，都不是那个样子，进行一定改造，大多地方可以勉强套进去而已。但大一统传统悠久的中国，套到这个模板里就会处处不适应，看历史别扭，认识现实也会觉得别扭。提出历史唯物的人，当时也说得明白，这是欧洲的历史，遥远的东方是不是如此他不知道。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实事求是，不能扭曲历史，不然得出来的认识跟现实天差地远。

　　封建地主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在大一统后，秦失其政，后来的朝代都退了一步，保留了地方的封建。当然有个过程，从地方豪强，发展到世家贵族，也用了几百年。唐后世家贵族不存，小地主兴起，慢慢再发展成封建一方，也有几百年的时间。宋朝是个转变的时候，小地主的封建刚有苗头，并没有真的成形，以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分历史阶段，用来指导社会现实会非常可笑。杜中宵学的大部分的政治和历史知识，对于这个时代的改革，本就没有多大用处。但其中的分析方法，特别是以生产资料为核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此这些，是非常有用的。其中的不同，是自己身份的转变。不再以人类和历史的大救星，天然的未来代表者这种救世主的眼光，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看世界自然就不一样了。

　　欧洲的文化，天然带有宗教色彩，无神论同样如此。科学不进步信奉神明，信奉救世主，科学进步了信奉科学教，是他们一贯的传统。这种文化发展出的社会制度，从上而下，必须要不断封圣，圣人不断才能稳定。如若不然，宗教的基础就会崩塌。不管什么主义，欧洲而来的文化都是如此。大一统的制度需要不断出现圣人，要么就教会分散，各地自治，从下到上反过来。

　　所以欧洲人殖民外地，先考虑的是面对的土著人，是不是人。而不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更加不会和睦相处。他们把发现的地方称为新大陆，上面的土著不是人，而是可以任意砍伐、驱赶的人外的自然之物。最终发现要跟他们不一样的人，共同生存了，首先困惑的是什么是人，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脱离了欧洲人主导的民界，一个中国人，不会产生那样的困惑。再用那样的眼光，认识世界尚且难以做到，何谈改造世界。杜中宵用了很长的时间，慢慢一步一步从以前定好的封建社会走出来，再来重新认识自己所面对的，理解以前的知识。

第243章 百炼钢化绕指柔（下）

　　欧洲人的文化如此，对文明的认识也是如此。挖出了人类遗址，先要定义几个标志，有了就是出现文明，没有就不是。凭什么？还是以一种我比以强，我比以富，我说了算的自认救世主的潜意识。他们把接触到的国家分个类，这是文明国家，那是野蛮国家，几千年来没变过。

　　野蛮国家可以鄙视，野蛮人可以征服，还有连野蛮人都不算的，可以任意屠杀、贩卖、奴役，这是他们的传统。这样一种文化意识里，奴隶社会是当然，从上而下只能封建也是当然。与这种传统不一样的文明，就是他们眼里的另类，是所谓的野蛮国家。比如那只冰天雪地的大毛熊，沾上了蒙古人带来的大一统的传统，是个怪物。看起来再一样，那也不是跟他们一样的文明人。

　　以这样的眼光看世界，怎么可能被这个时代的人接受？此时的宋朝，汉人曾经被北方游牧民族占据半壁江山，曾经被打得很狼狈，甚至曾经被统治过，但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地方，是文明之地。哪怕打不过的契丹、党项，除了一时另类的，上层纷纷主动汉化。杜中宵学的知识，是汉人国家两次被打掉，又被一大群国家轮番上来踩踏，不但是政权，而就连经济、文化都彻底被打服了之后，强行把自己的传统要么扔提，要么改掉，完全以一种新面目来教的。跟这个时代的人谈，当然会被当成怪物。

　　看王安石和韩绛两人有些迷惑的眼神，杜中宵笑道：“我们读书人，当然要读史，不读史就不知天下。数千年来，无非是三代，商周，和秦汉以降。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分？当然就是从朝廷理天下分不分封来看。郡县制是大一统，但是吏有封建，就是完全的大一统。吏有封建有没有害处？两位一样，都是做过许多年官的，自然知道其中害处。你们有手段，能够管住治下吏人，那是你们本事，不能说就没有害处了。所以理政的核心，一切都从封建上来。怎么破除封建，而又能稳住天下。”

　　“刚才讲过，核心就在两个字，一个权字一个钱字。权现在好说，朝廷有办法。办实业，靠自己的产业赚钱。印钱，靠合理的货币制度赚钱。发债，靠债赚来的钱赚钱。再想一想，办法还有很多，并不只需要依靠钱粮税赋。为什么这样说？对于朝廷来说，开支越是依靠征税，就越是容易被左右。比如前几年变动数次的茶法。每一变，先要顾虑贩茶的商人，他们亏了本钱，以后没人贩茶怎么办？反而开山种茶的人，虽有官员提起，但真变茶法的时候，并不会考虑他们。所以朝廷支出，越是不依靠税赋，施政时就越不被势力人家所左右。这是根本，没有这一根本，很多事情就无法做了。有了这一根本，朝廷就收了天下财权。财权在手，施政就能从心所欲。把地方上的钱粮收到三司，利用税赋调节天下的财源，那只是跟天下的势力人家分财权，而没有真正掌控财权。”

　　前世常讲的做蛋糕分蛋糕，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完全没道理。政权分什么蛋糕？得自己进去分一块蛋糕才能吃饱了，还能有多少调节的能力？人多了，不管是公司还是企业，还是学校机关，都知道自己办食堂，政权怎么就不知道了？自己有食堂，并不靠外面分一块吃。

　　“但税赋一定要有，免了不行。为什么？这就是财权。手握天下财权，要让天下人皆知，税赋就是让他们知道财权在哪里。让天下百姓知道，哪些是朝廷照顾的，哪些是朝廷压制的，哪些是放任的。”

　　韩绛道：“这不就是钱吗？说到底，钱与权还是一回事。”

　　王安石摇了摇头：“不，这是权，不是钱。税赋是朝廷用手中的权，收天下的钱，不一定是钱，也可以是粮食，是差役，迁移屯边，许许多多。汉武移大户实关中，终究还是权。”

　　杜中宵道：“不错，这是权，财权只是钱的一部分。有了财权，钱治理起来就不难了。这世间，钱终究是斗不过权的。所以没有权傍身，财主就终究是财主，而成不了权贵。有钱人贵不贵？他们当然也是贵人。终日究吃好的，喝好的，出行有车，居住有院，过得比普通百姓不知好多少。人生在世，俱是父母所生养，父母有的，终空自己的。换过一句说，谁不想娶妻生了，有个后人？有了后人传承香火，还想着自己有的子女也要有，有钱人当然想着子孙后代永远有钱。但只要没有权力傍身，随他们传去。子孙后代争气，无话可说，不争气，钱换不来权，为非作歹也保住富贵。所以破封建，首先要破势力人家的钱可以换来权，地方一定不能有要向势力人家求钱的时候。做到了这一点，其余就无大碍了。”

　　“朝廷治理地方，有官，有僚，有吏，有差。各有职责，分任其事。官僚朝廷所派，其间升迁任免可以转换。吏和差是地方的，吏分官权，而且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吏有封建在所难免。他们是靠着自己一身本事做到那个位置，有其所专精，我称其为专业人员。差是跑腿办事的，真正做事的人，其实是这些当差的。吏要想专权，架空官员，必须能控制差役。如若不然，官员那里糊弄不了。所以当差的，应该是由地方轮差。最好不只是那些跑腿做杂事，能够人人认字，连一般抄写文书之类也用差役。轮差之法，其实就是用差监吏。吏要以权谋私，只能是害一些人，从而自己得好处。害了人，总有一天被害的人会来轮差办事，其奸私就难隐藏了。所以吏应雇募，凭本事吃饭，

　　要让人家吃得饱穿得暖。役不能雇，纵然朝廷钱粮宽松，可以发些补助贴补，轮差的原则一定不能变。”

　　常说官僚主义，是个官府的人，都是官员。其实政权的治理人员有许多分工，官、僚、吏、役各自不同，有自己的权力范围，也有自己的职权，混在一起就说不清了。朝廷的掌控力增强，能管住官僚就非常不容易，任用流官，各有任期，回避制度，能够解决掉大部分问题。回避法严了，很多以权谋私的事情就无从谈起。如这个时代，必须在离家几百里外任官，治下不能有亲戚资产，不能在治下娶妻纳妾，诸如此类。就是要求官员与其所治理的地方，不能有利益纠葛。只要一有利益纠葛，就开了口子，这个口子会越来越大。针眼大的洞，都会进来斗大的风。

　　权力封建，已经用流官制、任期制和科举制，进行了很大限制。恩荫不是封建，而是对官员的一种赏赐，时机到了之后变现，也未尝不可。把财权收上来，制度上办法就多了。

　　说到这里，杜中宵笑着道：“我们是官员，想到这里还容易，我觉得挺轻松的。说到底，刚才讲的一些，无非是把天下的权收到朝廷手里，还要掌控天下财权，官员权力大了。权力大了之后怎么样？当然就是监察了吗。御史如谏，地方监司，不就是干这些事情的吗？不过，这样够不够？”

　　说到这里，杜中宵看了看王安石，喝了一杯酒。历史上王安石变法，台谏官员被反对派占据，最终他把台谏人事权收到宰相手里。这一改变意义极其重大，是后来宋朝大量出现权相的基础。

　　把杯子放下，杜中宵道：“刚才讲，秦虽二世而亡，而百代皆行秦政治。秦政治是自上而下，如果台谏只是如此，不还是秦政治吗？无非是朝廷以前没有，现在有了一根铁棍子，可以一插到底，有能力有手段管住天下的人。我们读书人除了读史，还要诸子百家无所不读。这就是另一件事，世间事一阴一阳冲抱合一而为道。朝廷用官治民，当然也要用民监官，互为表里才能圆满。孟子言天听即民听，台谏当以民心而监官，而不只是从上而下来监官。我把这叫作百炼官化柔指柔，一根铁棍子，变成一个圆环。”

　　“台谏的风闻奏事，不能真空穴来说，而应该真地从制度上把心收集上来，以监官。能做到这一点比做个好官更难，做得了好官，才能做好这差事。如果有一天我若为台谏，能把这件事做了，自觉可以胜过在京西路。”

　　说到这里，杜中宵看看窗外，道：“秋风起了，天气凉了，过些日子我要带兵出征。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跟几年前一样的事。出征之前，恰巧二位相聚，说的话多了些，见谅。我们份属同年，做官有了些心得，自当分享。听进去就听着，听不进去只当作一阵风，不要嫌我罗嗦就好。”

第244章 紧急进京

　　今年的冬天比往年都要冷些，杜中宵坐在书房里，看些闲书。忙了近一个月，终于把常平司的事情交待清楚，交给判官卢革。南方狄青进展顺利，进军桂州，正在集结军队。侬智高的主力一路劫掠，退回了邕州。被攻破过的州县已被叛贼放弃，官军逐次收复。

　　突然石全彬急匆匆进来，对杜中宵道：“提举，有旨意，你我急速进京！”

　　说完，招手让外面的小黄门进来，对杜中宵道：“这是传旨的中官，与我熟识。提举先与我商量一番，一会出去接了旨，我们略作收拾便立即赶到樊城坐车！”

　　杜中宵吃了一惊，站起身道：“什么事情？如此紧急？”

　　石全彬挥手让小黄门离开，前去准备，对杜中宵道：“如此紧急当然不是小事，提举坐下说。”

　　旨意下来，是有程序的。杜中宵作为主管官员，要带领属下接旨，确认过内容后，朝旨又收藏到笔架库里。这些事情繁琐，石全彬先让其他官员和小黄门准备。

　　两人落座，石全彬道：“提举，此次朝廷有意要我们出兵，进京商议！”

　　杜中宵愣了一下，才道：“这几日我看邸报，狄太尉大军进展顺利，杨钤辖也收复了几处——”

　　“不是南边，是北边！”石全彬打断杜中宵的话，“侬智高之乱大局已定，只看狄太尉什么时候进兵邕州，我们去与不去已经无关大局。”

　　杜中宵看着石全彬，愣了好一会才道：“北边？北边发生了什么大事？要两国交战？”